都争着去！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当“外宾”感觉最好

倍可亲 京港台时间：07/23 向您播报 消息来源：翟华


都争着去！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当“外宾”感觉最好

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所在的国际机构，职员们有很多到世界各国出差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争着去，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有人缘呢？我在同事们中做了个随机调查。答案有很多，有人钟情古老的神州文化，有人青睐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人就是想品尝色香味俱全的中国佳肴。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在中国出差和到其他国家不一样，国内接待单位安排周到妥贴，事事不用操心，舒舒服服当个“外宾”的感觉真好。

　　算起来本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认识不少在国外的华人朋友。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学生很少被当作“留学生”得到特殊照顾，毕业了在学校当教师也没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外商”的优惠，在企业工作的更不算“外国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国民待遇，何曾体验到过“外宾”的感觉！也许您会说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入乡随俗，人家当然不会拿你当外宾看。但是，即使是我们到国外短期访问的代表团，对方接待单位也多半是公事公办，很少会像我们国内那样招待外国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游山玩水。当然，我们中国泱泱大国，又是礼仪之邦，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外国朋友热情招待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为本，把“外国人都说了……”当作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那就不免有失体统了。我有一位中国同事率团去国内出差，副手和团员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间，代表团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应邀对该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战略发表看法。录像之前，电视台方面向代表团提出，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团长接受采访，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发表对国内事情的看法对观众可能更有说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谙国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这个安排。但是他又不担心这位外国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写了发言提纲。采访时副团长先生照本宣科，再通过翻译翻成汉语，电视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错。

　　我曾有机会与几位同事出了一趟远程的“美差”，应邀先后到北欧三国（芬兰、瑞典和挪威）、美国和中国参加研讨会，向这几个国家的承包商和咨询公司介绍参与国际工程的商业机会以及竞标和采购的要诀。虽然说我们在三地五国的出差任务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国际金融组织专家，但所到之处受到的接待却大相径庭，一路走下来，感触颇多。

　　先说北欧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场研讨会星期二在赫尔辛基举行，然后紧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分别进行另外两场。我们看日程紧张，特意订了周六到芬兰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够的休息和准备时间，还可以抽空在赫尔辛基转转。不料，对方主办单位发来传真，询问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动，委婉建议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达。我们想接待人员很可能是不愿意耽误周末时间出来接机，而周一有别的安排，也没有时间陪同我们，那就客随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们乘斯堪地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赫尔辛基时，左顾右盼，并没有人来接机。等我们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办入住手续时，才看见一份传真，对我们顺利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并且详细说明第二天开会的时间地点。从星期二早上8点30分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全体会，下午是与各个公司代表的分别会晤，一直到4点半钟。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赴机场，转往下一个城市。这样在北欧三国，连续开了三天会，连晚饭都是在飞机上吃的。虽然没有安排时间观光，但是北欧人的组织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国我们的开会地点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抵机场时，我们已经料定没有人接机，所以直赴事先订好的希尔顿饭店。可是在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主办单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为难时，饭店前台小姐提醒我们去看大堂入口处的信息板。我们仔细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动中发现了我们的研讨会，原来会议地点就在这个饭店的会议厅。到了那个会议厅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布置会场，看来人家美国人还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第二天8点30分，参加会的人已经陆续到达了。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一位小姐负责报到登记，并且给每位参加者发一个事先准备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在最后，所以不费事一下就找到了。挂上胸卡刚要走，小姐说让我交30美元的会议费，其中包括一顿工作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解释说：“我，还有那边几位同事，是你们请来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会上讲话的专家）。是不是要交费，你去问一下。”结果，这会议费还真免了。在洛杉矶的会议安排与北欧差不多，紧张的一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早上收会议费的“失礼”作补偿，下午全部日程结束时，接待单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请我们去临街的“汉堡王”吃了一顿快餐。

　　虽然几位外国同事早就听我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但他们抵达中国以后的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那天，主人从机场用专车把我们接到饭店下榻，入住手续早已由接待单位事先办好，我们拿了钥匙直接就上楼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专门到我们饭店房间里为我们办理确认下一段飞往上海和深圳的机票。当晚，接待单位的领导出面为我们设宴接风，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二天开始的研讨会有国内几十个公司的代表参加，总共安排了两天。每天中午是会议安排的丰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则是参加会议的公司请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个遍。由于在北京没有排出旅游的时间，细心的主人在会议进行中间专门派车送已经发过言的专家去故宫参观。为了补偿在北京没有旅游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单位带我们去豫园、中华民俗园玩了个痛快，还特意留出购物的时间。当我们结束全部访问离开深圳的时候，主人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时我们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心里话：“我们这一路走了不少国家，听到‘欢迎再来’的次数不少，只有中国我真是想再来一趟呀！” 在中国当外宾的感觉真好。

听老外七嘴八舌说中国

　　今天NBA选秀，中国因素再度引起世人关注，我也来说说我的外国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国。先从最近参加的一个研究如何与记者打交道的培训班说起。美国专家拿出一张当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头版的新闻一条一条地看过去，全是负面新闻。专家说：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偏好，要么是暴力，要么是意外，类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预期增长百分之一”是决不可能上西方媒体的头条的。这时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息却时常上财经版的头条呢？专家说：very good question。这是因为，在西方读者的预期中，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消息实际上是某种“意外”，所以可以上头条。

　　听了这样的说辞，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实，不论西方主流媒体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样看待中国。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来自几十个国家，平日有意无意地也常常谈到中国和中国人。虽只是个人的闲聊杂侃，盲人摸象，不具统计学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人听来却饶有兴味。

　　前几年我和几个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机场，第一次到中国的喀麦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这不是曼哈顿吗？他扪心自问：“我们非洲人怎么没想着移民中国呢？光想去法国、美国，他们的签证百般刁难不说，其实他们那地方还没有这里好呢！”另外一个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则一口咬定：“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算是第三世界，不算发展中国家。”我再三解释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既有与发达国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贫穷地区。好说歹说，最后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结论：“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楼，你们中国在大楼的最上面一层，我们非洲在大楼的最底层。”

　　有的非洲人没有到过中国，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马拉维出差，和当地接待单位的总经理去当地中国餐馆吃饭。餐馆老板是中国人，跑堂的活计自然是马拉维人。总经理有感而发：“三年前，这位中国人刚来马拉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打工的伙计。三年过去了，勤俭的中国人成了老板，快乐的马拉维人还是伙计。这就是中国人与马拉维人的区别。”这位马拉维总经理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同事和我讲的另一段与中国人和餐馆有关的往事。说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楼下的餐馆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来自中国的几个人，可能是一个出差的团组。他们“把盘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数量、和往返的次数都给这位当时在场的埃塞俄比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过后提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能吃的人，真的没见过！”

　　其实，无论是马拉维人眼里中国人的勤俭，还是埃塞俄尼亚人眼里中国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条件下构成中国人的有机整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也表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毋庸讳言，外国人有的喜欢中国，有的不喜欢中国。我真见过不喜欢中国的人。上次与一位澳大利亚人在菲律宾南部出差，在一个餐馆吃饭时听到旁边一桌人大声喧哗，这位澳大利亚人马上说：“这一定是中国人吧！”更可气的是，在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居然说不限制少数民族生育数量，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贫穷。我在海外这些年早就听惯了对“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外批评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论老外们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感情色彩，他们都承认中国很奇特。访问过中国，或者念过几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的人都会感到某种自命不凡。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则：即使是那些最坚决的反华人士都把到过中国的经历引以为傲。如果有谁能够用轻松的语气说一句：“我刚从中国回来”，那么登时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会高大许多。我的法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当我发现人们对我不够尊重的时候，我就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在乎的语气说一句：‘当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就连一贯对中国人报有某种成见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弯弯绕方式告诉我： “我的太太非常钦佩中国人，承认每个中国人都很聪明。”我问：“何以见得呢？”他回答说：“她总是说，我们日本语中的汉字还不到一半就已经让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国语全是汉字，而且每个中国人都会写汉字，真是太不简单了！”

　　说到语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宾同事的担忧。谁都知道，菲律宾自然资源贫乏，却因为是英语国家，所以其人力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颇有竞争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见到我说，菲律宾坊间盛传到了2008年中国人人都会讲英语，届时菲律宾唯一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该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虽然说中国人现在学英语说英语的人与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聋哑英语，要达到菲律宾人的整体水平，不要说2008年，可能再过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说：“别担心，据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这位仁兄反问：“怎么不可能？只要中国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听说上海要建一座大桥，聘请外国咨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结果中国人自己干才两年大桥就竣工了。”

　　中国和中国人果真是战无不胜吗？对这个问题，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美国大众与传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印度就是少数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国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说——标准的英语句式：“谁也对付不了中国——除了中国人自己。”我听罢颇感诧异：“此话怎讲？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印度人说： “比如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印度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不要说其他国家，就是印度自己的产品也很难竞争。幸亏中国商人自己运进来一些劣质产品……”听老外说中国，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到底谁是谁非呢？有一次我干脆问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你作为专家到底怎么看中国？”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人欢喜还是有人愁，这些关于中国的议论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于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呢？你是欢喜的人还是发愁的人呢？”这次他一点都没有犹豫：

　　“我忙得这后半辈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满了。你说呢？”倍可亲 京港台时间：07/23 向您播报 消息来源：翟华


都争着去！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当“外宾”感觉最好

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所在的国际机构，职员们有很多到世界各国出差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争着去，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有人缘呢？我在同事们中做了个随机调查。答案有很多，有人钟情古老的神州文化，有人青睐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人就是想品尝色香味俱全的中国佳肴。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在中国出差和到其他国家不一样，国内接待单位安排周到妥贴，事事不用操心，舒舒服服当个“外宾”的感觉真好。

　　算起来本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认识不少在国外的华人朋友。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学生很少被当作“留学生”得到特殊照顾，毕业了在学校当教师也没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外商”的优惠，在企业工作的更不算“外国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国民待遇，何曾体验到过“外宾”的感觉！也许您会说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入乡随俗，人家当然不会拿你当外宾看。但是，即使是我们到国外短期访问的代表团，对方接待单位也多半是公事公办，很少会像我们国内那样招待外国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游山玩水。当然，我们中国泱泱大国，又是礼仪之邦，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外国朋友热情招待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为本，把“外国人都说了……”当作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那就不免有失体统了。我有一位中国同事率团去国内出差，副手和团员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间，代表团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应邀对该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战略发表看法。录像之前，电视台方面向代表团提出，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团长接受采访，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发表对国内事情的看法对观众可能更有说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谙国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这个安排。但是他又不担心这位外国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写了发言提纲。采访时副团长先生照本宣科，再通过翻译翻成汉语，电视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错。

　　我曾有机会与几位同事出了一趟远程的“美差”，应邀先后到北欧三国（芬兰、瑞典和挪威）、美国和中国参加研讨会，向这几个国家的承包商和咨询公司介绍参与国际工程的商业机会以及竞标和采购的要诀。虽然说我们在三地五国的出差任务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国际金融组织专家，但所到之处受到的接待却大相径庭，一路走下来，感触颇多。

　　先说北欧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场研讨会星期二在赫尔辛基举行，然后紧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分别进行另外两场。我们看日程紧张，特意订了周六到芬兰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够的休息和准备时间，还可以抽空在赫尔辛基转转。不料，对方主办单位发来传真，询问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动，委婉建议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达。我们想接待人员很可能是不愿意耽误周末时间出来接机，而周一有别的安排，也没有时间陪同我们，那就客随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们乘斯堪地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赫尔辛基时，左顾右盼，并没有人来接机。等我们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办入住手续时，才看见一份传真，对我们顺利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并且详细说明第二天开会的时间地点。从星期二早上8点30分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全体会，下午是与各个公司代表的分别会晤，一直到4点半钟。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赴机场，转往下一个城市。这样在北欧三国，连续开了三天会，连晚饭都是在飞机上吃的。虽然没有安排时间观光，但是北欧人的组织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国我们的开会地点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抵机场时，我们已经料定没有人接机，所以直赴事先订好的希尔顿饭店。可是在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主办单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为难时，饭店前台小姐提醒我们去看大堂入口处的信息板。我们仔细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动中发现了我们的研讨会，原来会议地点就在这个饭店的会议厅。到了那个会议厅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布置会场，看来人家美国人还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第二天8点30分，参加会的人已经陆续到达了。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一位小姐负责报到登记，并且给每位参加者发一个事先准备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在最后，所以不费事一下就找到了。挂上胸卡刚要走，小姐说让我交30美元的会议费，其中包括一顿工作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解释说：“我，还有那边几位同事，是你们请来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会上讲话的专家）。是不是要交费，你去问一下。”结果，这会议费还真免了。在洛杉矶的会议安排与北欧差不多，紧张的一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早上收会议费的“失礼”作补偿，下午全部日程结束时，接待单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请我们去临街的“汉堡王”吃了一顿快餐。

　　虽然几位外国同事早就听我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但他们抵达中国以后的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那天，主人从机场用专车把我们接到饭店下榻，入住手续早已由接待单位事先办好，我们拿了钥匙直接就上楼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专门到我们饭店房间里为我们办理确认下一段飞往上海和深圳的机票。当晚，接待单位的领导出面为我们设宴接风，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二天开始的研讨会有国内几十个公司的代表参加，总共安排了两天。每天中午是会议安排的丰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则是参加会议的公司请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个遍。由于在北京没有排出旅游的时间，细心的主人在会议进行中间专门派车送已经发过言的专家去故宫参观。为了补偿在北京没有旅游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单位带我们去豫园、中华民俗园玩了个痛快，还特意留出购物的时间。当我们结束全部访问离开深圳的时候，主人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时我们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心里话：“我们这一路走了不少国家，听到‘欢迎再来’的次数不少，只有中国我真是想再来一趟呀！” 在中国当外宾的感觉真好。

听老外七嘴八舌说中国

　　今天NBA选秀，中国因素再度引起世人关注，我也来说说我的外国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国。先从最近参加的一个研究如何与记者打交道的培训班说起。美国专家拿出一张当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头版的新闻一条一条地看过去，全是负面新闻。专家说：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偏好，要么是暴力，要么是意外，类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预期增长百分之一”是决不可能上西方媒体的头条的。这时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息却时常上财经版的头条呢？专家说：very good question。这是因为，在西方读者的预期中，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消息实际上是某种“意外”，所以可以上头条。

　　听了这样的说辞，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实，不论西方主流媒体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样看待中国。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来自几十个国家，平日有意无意地也常常谈到中国和中国人。虽只是个人的闲聊杂侃，盲人摸象，不具统计学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人听来却饶有兴味。

　　前几年我和几个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机场，第一次到中国的喀麦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这不是曼哈顿吗？他扪心自问：“我们非洲人怎么没想着移民中国呢？光想去法国、美国，他们的签证百般刁难不说，其实他们那地方还没有这里好呢！”另外一个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则一口咬定：“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算是第三世界，不算发展中国家。”我再三解释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既有与发达国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贫穷地区。好说歹说，最后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结论：“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楼，你们中国在大楼的最上面一层，我们非洲在大楼的最底层。”

　　有的非洲人没有到过中国，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马拉维出差，和当地接待单位的总经理去当地中国餐馆吃饭。餐馆老板是中国人，跑堂的活计自然是马拉维人。总经理有感而发：“三年前，这位中国人刚来马拉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打工的伙计。三年过去了，勤俭的中国人成了老板，快乐的马拉维人还是伙计。这就是中国人与马拉维人的区别。”这位马拉维总经理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同事和我讲的另一段与中国人和餐馆有关的往事。说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楼下的餐馆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来自中国的几个人，可能是一个出差的团组。他们“把盘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数量、和往返的次数都给这位当时在场的埃塞俄比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过后提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能吃的人，真的没见过！”

　　其实，无论是马拉维人眼里中国人的勤俭，还是埃塞俄尼亚人眼里中国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条件下构成中国人的有机整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也表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毋庸讳言，外国人有的喜欢中国，有的不喜欢中国。我真见过不喜欢中国的人。上次与一位澳大利亚人在菲律宾南部出差，在一个餐馆吃饭时听到旁边一桌人大声喧哗，这位澳大利亚人马上说：“这一定是中国人吧！”更可气的是，在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居然说不限制少数民族生育数量，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贫穷。我在海外这些年早就听惯了对“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外批评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论老外们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感情色彩，他们都承认中国很奇特。访问过中国，或者念过几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的人都会感到某种自命不凡。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则：即使是那些最坚决的反华人士都把到过中国的经历引以为傲。如果有谁能够用轻松的语气说一句：“我刚从中国回来”，那么登时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会高大许多。我的法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当我发现人们对我不够尊重的时候，我就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在乎的语气说一句：‘当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就连一贯对中国人报有某种成见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弯弯绕方式告诉我： “我的太太非常钦佩中国人，承认每个中国人都很聪明。”我问：“何以见得呢？”他回答说：“她总是说，我们日本语中的汉字还不到一半就已经让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国语全是汉字，而且每个中国人都会写汉字，真是太不简单了！”

　　说到语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宾同事的担忧。谁都知道，菲律宾自然资源贫乏，却因为是英语国家，所以其人力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颇有竞争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见到我说，菲律宾坊间盛传到了2008年中国人人都会讲英语，届时菲律宾唯一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该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虽然说中国人现在学英语说英语的人与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聋哑英语，要达到菲律宾人的整体水平，不要说2008年，可能再过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说：“别担心，据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这位仁兄反问：“怎么不可能？只要中国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听说上海要建一座大桥，聘请外国咨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结果中国人自己干才两年大桥就竣工了。”

　　中国和中国人果真是战无不胜吗？对这个问题，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美国大众与传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印度就是少数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国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说——标准的英语句式：“谁也对付不了中国——除了中国人自己。”我听罢颇感诧异：“此话怎讲？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印度人说： “比如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印度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不要说其他国家，就是印度自己的产品也很难竞争。幸亏中国商人自己运进来一些劣质产品……”听老外说中国，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到底谁是谁非呢？有一次我干脆问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你作为专家到底怎么看中国？”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人欢喜还是有人愁，这些关于中国的议论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于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呢？你是欢喜的人还是发愁的人呢？”这次他一点都没有犹豫：

　　“我忙得这后半辈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满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