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少校

总部：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希姆莱的野战司令部会议因这位党卫军首脑受希特勒召见而中断了。不过会议已经讨论了议程中的部分问题。鉴于俄军攻势而准备将东普鲁士的党的首领们转入地下的问题，将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会议研究了几座斯拉夫文化中心城市的命运问题。现将发言记录摘抄如下：

希姆莱：我坚信，我们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对斯拉夫人过于宽容。解决斯拉夫人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照搬──当然也有某些变更──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可惜，我的论点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而罗森堡的观点反而占了上风。

卡尔登勃鲁纳：我坚信，好主意迟早都要变为现实。

希姆莱：地狱之路是用善念铺成的。假如两年前我们就着手解决斯拉夫人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必转入地下了。我们看事情还是清醒点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协同一致，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解决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卡尔登勃鲁纳：我认为，我们关于摧毁斯拉夫历史发源地──克拉科夫、布拉格、华沙等中心城市的建议，对这个民族可能的复兴（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将打上一定的烙印。从本性讲，斯拉夫人不单单愚蠢，而且多愁善感。一片灰烬的景象将以相应的方式去塑造未来的几代斯拉夫人。历史文化发源地的毁灭是民族精神毁灭的形式之一。

希姆莱：军方是不会按照你的方案去立即摧毁所有这些中心城市的。军队不能在荒漠中作战。为了保持协调一致，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要么在我军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么在我军从上述城市撤退前夕，消灭斯拉夫文化中心的计划才能加以实现。

布罗伊蒂加姆：有必要考虑一下撤出部分珍贵文物的问题。

卡尔登勃鲁纳：布罗伊蒂加姆，你的话委实好笑。你尽管是个外交家，可说的尽是胡话。

希姆莱：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这个问题留待下星期再讨论。

卡尔登勃鲁纳，你跟凯特尔或约德尔联系一下，还是跟约德尔联系吧，他更聪明些。你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细节。你们可以选择几个最大的城市。我同意你提出的这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布拉格、索菲亚、布拉迪斯拉发－－

卡尔登勃鲁纳：布拉迪斯拉发是个好地方，在它的郊野可以打山羊。

希姆莱：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卡尔登勃鲁纳，这是一种非常粗野的作风。

卡尔登勃鲁纳：布拉迪斯拉发毕竟是我们友邦斯洛伐克的首府呀。

希姆莱：我有时简直不知道对你的论调作何反应：是一笑了之，还是臭骂一顿。什么时间对我有利，我就会立即撕毁与斯洛伐克签署的一纸协议。你是否认为，同斯拉夫人，同他们的任何一种国家形式签订的条约可能是认真的？

卡尔登勃鲁纳：如此说来，我必须得到军方的原则同意，才能采取消灭这些文化中心的行动？

希姆莱：一点不错。不然的话，他们会在大本营兴风作浪的。无谓的勾心斗角已经把我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了。回头见，朋友们－－

布罗伊蒂加姆：再见，首脑。

卡尔登勃鲁纳：再见，首脑。您的笔忘在这里了。

希姆莱：谢谢，我用惯了这支笔。瑞士的笔非常出色。瑞士人真是好样的！蒙布兰──这是一家出类拨萃的公司－－

据我所知，卡而登勃鲁纳已就消灭最大的斯拉夫文化中心城市问题同约德尔商定采取联合行动（由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军方参加）。

                                                                                         尤斯塔斯

这份密电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从柏林发到总部的。总部当天就派专差送至前线各司令员手中。同时又通过埃尔文和凯特的渠道向柏林发出一份密电：

尤斯塔斯：找机会亲自去克拉科夫一趟。

                                                                                         总部。


一个月之后，苏联红军前线司令部情报处拟定了下面几个文件：

组成三人军事侦察组。旋风任组长，科利亚任副组长，阿尼亚任电报员。该组由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派出执行特别任务。他们已就总督管辖区以及克拉科夫市的护照问题做好了准备；假履历，密码，电信联络的时间和地点已检验完毕。

该组的任务是：查明德寇准备摧毁克拉科夫城的方法、时间和执行者。

完成任务的方法已与总部特务处领导人博罗金谈妥。

工作部属：空投着陆后立即集中。以手电闪光确定彼此位置。阿尼娅为集合中心。如有人受伤，则应缩短手电闪光的间隔时间──不是按规定每隔三分钟闪一次，而是每隔一分钟闪一次。电光的区别是：电报员为白光，组长为红光，副组长为绿光。

着陆后随即将降落伞埋掉，然后向北转移三公里。在那里可以稍事休息，然后换装，同博罗金建立联系。随后将电台埋掉，两人留在林中电台附近，副组长前往雷布内镇，查明那里是否有德国哨兵。如林中没有德军和哨兵，旋风就去兹洛布努夫的格鲁索夫大街１０７号，找西吉兹蒙德．帕列克，向他转达他的儿子——波军上校伊格纳泽的问候。西吉蒙兹德．帕列克通过自己人帮助旋风，同一个暗号叫”苍蝇”的电报员接上头。苍蝇受旋风领导。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三人着陆后未能集中，或帕列克的家已经被德国人占据，则可将雷布内镇的教堂作为接头地点，时间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由苍蝇主动走到组长身旁。苍蝇是个青年，身着旧德军制服，不戴肩章。旋风应穿蓝色西服，右手持鸭舌帽，左手用手帕从右往左迅速擦脑门。口令：”请问，你在这儿是否看到一个拿着两个袋子的老太婆？”答话：”是的，她刚才搭乘一辆过路车走了。”

旋风小组的装备如下：
敌占区马克：一万
德国马克：二千
金表：八块
西服：四套（两套波士顿呢的，两套素色绒的，都是在利沃夫定做的）
皮鞋：四双
马靴：两双
毛线袜：两双
现袜：三双
手帕：四条
自动手枪：三支
子弹：六夹
手榴弹：八枚
冲锋枪：三支
电台：一个
食品：两份

上述物品由维科索夫斯基大尉转交（签名）

旋风少校已收到上述物品（签名）

在”旋风行动”的材料中，还附有下述鉴定材料：

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多罗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一七年生于坦波夫，未婚，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三五年考入师范学院哲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沙波瓦洛夫村当教员。参加过反对芬兰白匪军的战斗。负伤后复员，回到坦波夫，担任市委指导员。卫国战争爆发后，自愿奔赴前线。后被派往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特种学校学习。 结业后被派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领导那里的谍报组织。在秘密状况下生活一年，后以译员身分在托塔组织４５／２２工程中公开活动三个月。因出色完成上级各项任务，被授予红旗勋章和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各一枚。未受过审讯。坚定，可靠，无限忠于党的事业。

伊萨耶夫，亚历山大．马克西莫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二三年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未婚，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四Ｏ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一九四一年六月自愿奔赴前线，参加卫国战争。因在格扎茨克战役中英勇作战，被授予勇敢奖章一枚。后被派往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特种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三次派往敌后方执行特殊任务。获红星勋章和然级卫国战争勋章各一枚。坚定，可靠。无限忠于党的事业。

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俄罗斯族，一九二三年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泰舍特市，共青团员，未婚。一九四Ｏ年中学毕业。在南西伯利亚铁路分局勘测管理处担任收集员。一九四一年向区兵役局申请入伍。被派往列宁格勒防空部队服役。在军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无线电机务学校学习。曾被派往敌后方执行任务。获红星勋章一枚。未受过审讯，坚定，可靠，忠于党的事业。

这里还保存着几份为深入敌占区，取得合法身分而特制的假履历材料：

我姓波普科，基里尔．阿克先季耶维奇，乌克兰族，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第聂波罗捷尔任斯克的一个教师家庭。母亲曾任区委常委，一九三七年被内务部枪决。我曾在斯大林铁路局第七工务段克里沃依罗格车站当装卸工。

曾在驻守在白教堂区的基辅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一步兵团服役。在基辅战役中被俘。在５６／Ａ接受审查后获释并被安排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面粉厂当车间副主任。我父亲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不久我便从面粉厂调入该校当总务主任。

在红军进攻该市时，父亲在一次空袭中丧生。我随德军撤退到利沃夫，在火车站机务段当调度员。因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我又从那里逃出。我的护照为７４１９号，是利沃夫市政府颁发的。

我叫格里尚奇科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俄罗斯族，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生于莫斯科。在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一九四一年九月被派往莫斯科城郊挖战壕，十月被俘。后被派往明斯克，起初当建筑工，后在位于乌戈尔街７号的叶列明斯基理发馆当理发师。随德军撤退。现去克拉科夫，因为在火车上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一个救援站，专门帮助从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下逃出的义士。护照为１２／２９９号，是一九四二年二十二日明斯克市政府颁发的。

我叫格鲁吉尼娅，伊丽莎白．罗季奥诺夫娜，俄罗斯族，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库尔斯克州维谢尔卡村。我的父母在一九二九年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流放到哈卡斯自治州的季夫诺耶夫定居。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念完九年级后，到库尔斯克的舅母家做客。舅母住在伏罗希洛夫大街４２号楼１７号住宅。这时战争爆发了。布尔什维克从该市撤走后，我在军官俱乐部当女招待。后在市医院当秘书兼打字员。后随舅母一家撤到基辅，在施丘梅尔副检查长家里当佣人。从基辅撤出时与舅母一家离散，来到乌日戈罗德，在那里遇到库尔斯克的老乡舍夫佐夫．格里戈里，他是俄罗斯解放军的军官。他说他从利沃夫撤出时看到过我的舅母，舅母打算途经克拉科夫前往德国。我的护照为７７７９号，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颁发的。

我叫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红军少校，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父母，地址是：阿斯特拉罕市阿布哈兹大街５６号，布尔拉科夫，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和布尔拉科娃，塔玛拉．米哈伊拉夫娜。

我叫伊萨耶夫，亚力山大．马克西莫维奇，红军上尉，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母亲，加夫里琳娜，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可按照我档案中的地址寄。

我叫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红军少尉，请将我的工资存入银行，因父母去世后我已没有亲人。附存折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文件：

今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在５７号地区投下三名伞兵。鉴于云层低，风速大，距预定地点可能稍有偏离。

                                                                                                罗季奥诺夫大尉

飞行员罗季奥诺夫说”云层低．风速大”是对的。不过他说的也不全对：不是稍有偏离，而是偏离甚大。三人小组是在偏离预定地点七十五公里处着陆的。大风把他们刮向不同方向。没有一个人对阿尼娅发出的手电白光信号作出回答。地面很冷，不象是夏天。水洼冒着雨泡。林中散发出秋天树叶的气息。远方传来阵阵狗吠声。 阿尼娅埋掉降落伞、工作服和电台，理了理头发，在水洼中洗了洗手，便朝北走去。

波普科

旋风在拂晓前来到公路上。乳白色的露水犹如秋天的初霜，洒落在柏油路面上。云向高处升去，已不象夜间那样被树冠撕成碎片。四周笼罩在黎明时刻的寂静中，黑夜试图与白昼争个高低。

旋风顺着公路旁的树从走去。湿漉漉的树枝柔和地触动着他的脸。他微笑着，不知怎地想起了父亲在屋旁一块空地上种树的情景。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搭棵美丽的、 叶子肥大的美洲核桃树苗。等那两棵树苗长大后，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停下来，就象对人似的和它们寒暄问好。要是被人看到了，父亲就假装是抚摸树叶，要是周围没人，他就小声地、温柔地、久久地与两棵树交谈。他把那棵长得比较矮的树当成女人，而把那棵长得比较细高并且朝一旁倾斜的树当成男人。旋风不止一次听到父亲 与那两棵树窃窃私语，问长问短，向它们抱怨自己的生活，并久久地倾听它们的回话──树叶的沙沙声。

对往事的回忆并没有影响旋风的思考。他会议起的那些情景是缓慢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的，是逐渐与那座房子和往事建立起某种可见的联系的。此刻他也在考虑眼前的情景，考虑这天夜里同伴们发生的事情。他在盘算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起初是最坏的情况，然后是最有利的情况。

“显然，风把我们吹散了。”旋风想道，”我不应听到枪声的，因为风是朝我刮来的，他们比我先跳下去，所以是在风袭来的那个方向着陆的。旋风，”他不禁苦笑了一下，”旋风袭来－－真是个愚蠢的代号，有点艾凡赫的味道，一点不假－－代号叫风就好了，起码不那么张狂。”

他猛地停下来，呆然不动了：在他前面，柏油路被两排铁丝网拦住了。铁丝网一直通到条状界木，一个德国哨兵正在一旁巡逻。林边有一个哨所，哨所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青烟。显然，炉子刚刚点着。

旋风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全身被一种沉重的、逐渐觉醒的紧张感攫住了。接着他慢慢地蹲了下来。他熟悉树林。他从小就懂得，在林中没有比急剧的动作更引人注目了。一头野兽从密林中跑过时，会被人看到，可是一停下来，就无影无踪了，直到它重新动起来暴露自己为止。

旋风伏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朝林中悄悄地爬去。他爬进一片密林，翻身躺在地上，点燃一支烟，久久地望着头上方那奇妙地盘在一起的树枝。

“看来，我是到了德波边界。否则哪儿来的界标？显然，我们是在克拉科夫西边很远的地方跳伞的。这里的哨兵一定很多。真糟！”

旋风拿出地图，铺在草地上，用夹着香烟的手撑住脑袋，然后用小指尖沿着地图上的公路线滑动着。有四条公路从克拉科夫通出：一条向东，一条通往扎科帕涅，一条通往西里西亚，一条通往华沙。

“对，这是通往西里西亚的公路。离这儿一公里就是第三帝国的版图了，真够玄乎的－－应该往回走。至少要走七十公里。”

旋风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懒洋洋地嚼着。接着从军用水壶里喝了几口凉水，便朝密林深处继续爬去，时而停下来倾听那清晨的寂静。

（旋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前面的确是边界。正如他所估计的，这里的哨兵也比其它地方多。然而他并不知道，昨天他们的飞机被定向仪测了出来。不仅如此，连飞机调头返航的地点也被准确地测了出来。因此，克拉科夫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指示三处处长对可能空投货物或红军伞兵的那片树林严密搜索。）

旋风沿着林间道路走去。这条路时而向上升到小山丘上，时而向下伸入幽暗阴冷的山谷。林中静悄悄的，这条路估计早已没人走了，可是特别好走，很瓷实，没有被 雨水冲坏。旋风估计，如果用这种速度穿过树林，明天一早就能靠近雷布内镇和兹洛布努夫。他决定不到村子里去，尽管他的波兰话说得很不错。

“不值得，”他想，”弄不好还会留下痕迹。这里的环境我不大熟。即便多走十来里路也没关系。指南针总会把我带到目的地的。”

他走到一片林中草地时，就象在边界线上一样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慢慢地蹲到地上，过一会儿才从草地上绕过去。有一次他在一小片桦树林的空地上站了很久，倾听着蜜蜂的嗡嗡声。他的嘴里甚至感到了初酿的蜂蜜的甜味。

傍晚时分，他感到非常疲劳。倒不是因为他走了四十多公里的路，而是因为他穿过森林时一直小心翼翼，沉默不语，每一根树干仿佛都是敌人，每一片空地仿佛都是埋伏，每一条河仿佛都是铁丝网。

“真够坏的，”他疲倦地想着这片静静地树林，”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战争跟它毫不相干。连树梢也没碰过炸弹。也没有被烧坏的树。燃烧的树林是可怜的。可这片寂静的树林却平安无事，我一点也不可怜它。”

天黑了，旋风从林中道路上走下来，踏着潮湿柔软的青苔朝低处发出哗哗流水声的一条小河走去。他决定在那里过夜。越往低处路越难走，因为下面是沼泽地。旋风想打亮手电朝四下照照，可是转念一想，不能这么做，在树林中很远就能看到亮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又开始往回走。他摔了一跤，两条腿全湿了。他很生气，因为打算明天到雷布内镇，可是穿着脏裤子进村是危险的，人们一下子就会发现你是从林中出来的。他从 德国猪皮夹子中取出手电，迅速照了一下自己摔倒的地方。青苔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碧绿色，就象驾驶舱里的磷光一样。

旋风来到路上，用白桦树叶把自己那双漂亮的宽头皮鞋擦了很长时间。这双皮鞋半新不旧，因为盖世太保对各种东西查看得非常仔细，他们在这方面很内行，新东西很容易引起怀疑。他又看了看地图，确定自己眼下的位置，然后顺着路的左方朝高处走去。夜晚的森林有一种特殊的、眼下很需要的寂静，这使他很高兴。陌生的、尤其是夜晚的森林是人人害怕的：无论是搜索者，还是在林中藏身的人。不过搜索者更害怕。

他没有点燃篝火。他在一棵给人带来暖意的大云杉树下坐下来，伸了个懒腰，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睡得很沉，做了一些又慢又长的梦。

他仿佛被什么东西撞醒了。他听见旁边那人出粗气。他甚至清醒地意识到，出粗气的那人患了伤风──每次出气鼻子里都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科利亚，也就是格里尚奇科夫

他在着陆地点一带绕了很长时间，一开始绕着小圈子，随后绕的圈子越来越大，但毫无结果。他没有发现同伴们的任何痕迹。

黎明时分科利亚来到一条村道上。在岔口处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在粉刷一新的白墙上钉着一副棕色的大十字架，上面钉着受难的耶酥。画家在耶酥的双手和双脚被钉 子穿过的地方精心地画上了点点血迹。在教堂入口处的上端挂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充满稚气的脸，大眼睛，纤细的手指紧贴在胸前，仿佛正在祈祷。

十字架下有个阁架，上面放着一个瓷杯，半截残烛正在杯中燃烧。烛光在黎明时刻的幽暗中摇曳闪烁，显得惊恐不安。

“这是外国！”科利亚突然想道。”我到了外国！当初瓦西卡跟父母从国外回来后，我们真是羡慕极了！他是一九三八年从波兰回来的。他瞎吹一气，我们信以为真，实在可笑。他说他在古塔胶海里游过泳，说不会游泳的人也能漂起来。‘海水能把人浮起来，’瓦西卡说，‘那是特别的美洲的海水。’我们从来没打过他，因为他到国外去过。”

科利亚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转过身，只见一个老大娘站在门旁，正用手遮住一支刚刚点着的大蜡烛。

“早安，大娘。”科利亚说道。

“早安，先生。”

老大娘把十字架下面那只小杯里的残烛拿出来扔掉，把新烛放进去插牢。一阵风吹来，烛光摇晃了两下，熄灭了。科利亚取出打火机，把蜡重新点上。

“谢谢，先生。”

“不用谢。”

“先生不是波兰人吧？”

“我是俄国人。”

“从你的口音可以听出来。你是从安乐窝集中营来的吧？”

“不是。那是个什么样的集中营？”

“那儿住的是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那里去。”

“听说那座集中营在雷布内镇－－”

“先生听错了。”

“你能不能指给我去那儿的路？”

“当然行。”老大娘答应了一句，便朝耶酥受难像跪了下去。她小声祈祷着，用嘴唇发出迅速而模糊的声音。她有时沉默下来，手扶地，磕起头来。
科利亚看着老大娘，不禁想起了外婆。外婆信神，科利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一次，她去买东西，把装钱的旧红皮包掉在了地上，从皮包里掉出一个刻着耶酥受难像的正方形铜十字架。科利亚一边笑，一边从地上捡起来，还把外婆取笑了一番。然后把十字架扔到了房角衣柜的下边。外婆哭了。这时谢苗舅舅刚洗过澡，穿着没扎皮带的制服走了进来。他照科利亚的脖子打了一下，打得不重，可是叫人感到委屈。舅舅沉下脸说：

“不象话！不准捉弄人，懂吗？”

“她信上帝！”孩子哭了。那时他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无论是母亲、舅舅，还是外婆，谁也没动过他一指头。”她信上帝！”他哭叫着，”是个教徒！可我是少先队员！她信上帝！”

“我也信上帝！”谢苗舅舅说，”我信我的上帝，她信她的上帝。”

又过了很长时间，舅舅给科利亚讲了一个故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他们弄了几只死猫，从窗口扔进寒冷的教堂里。一些老头、老太婆正在那里做祷告，祈求上帝把胜利赐给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们──红军战士。一只死猫落在一个老大娘身上，结果她得了心脏病死了，可她正照料着四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饿死了，父亲是布留赫尔手下的一名红军指挥员。

波兰老大娘站起来，说：

“走，我告诉你去安乐窝的路。”

科利亚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德国饼干：

“拿去吧，老妈妈。给孙子们吃。”

“谢谢，先生。”老大娘回答。”我们不吃德国人的－－”

科利亚和老大娘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去。在遥远的南方，重重叠叠的群山笼罩在一片淡紫色的晨雾中。科利亚和老大娘登上了一座小山岗，一幅宏大美丽 的画面展现在眼前：冈峦起伏的田野，一片片的翠林，一个个教堂的尖顶象玩具似的，从许多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因为空气就象早晨的溪流一样明净──仿佛河底的每一粒沙放在了显微镜下，清晰可见。只有当一阵风刮过来，搅动了溪水之后，那些沙粒才会消失，变为一片黄沙。过后又是一片寂静，风逝去了，于是颗颗沙粒又彼此分开。眼下也是如此：有时一阵风吹了过去，驱赶着灰色的飞云，那些教堂的尖顶便暂时隐藏了起来。一座座小屋的红色砖顶映现在眼前。炊烟袅袅，鸡鸣犬吠。清晨开始了。

“先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太可怕吧？”老大娘问。

“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她随父母一起走了。大家都走了，他们也跟着走了。”

老人抬眼看了看科利亚，说：

“先生，你穿的这件上衣背上破了，你知道吗？”

“知道，”科利亚答道，其实他并不知道。”大概是在树林中划破的。”

“德国人喜欢穿戴整齐的先生，”老人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科利亚。

“我也喜欢整齐，”他答道。”到了那里我再缝吧。”

一条小径从大路通向林边的一座小屋。

“我就到这儿，”老人说。”再见，先生。”

“再见。谢谢，大娘。你是专为教堂送蜡烛来的吧？”

“不是，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我的儿子关在那儿的牢房里。”

“为什么？”

“为各种各样的事，”老人答道。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干家务活，”科利亚说。”这儿离集中营不远了吧？”

“还有五里路。别操心，我有两个孙子，能对付得了。你记住把衣服缝好，德国人不喜欢穿戴不整齐的人。”

科利亚来到”安乐窝”后，受到一个身穿皱军衣的年老的德国军官的盘问，折腾了四个来小时。接着那人让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拿走了他的护照，把他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锁上门，熄了灯，便走了。

科利亚了解这种集中营。这里集聚着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这种集中营是三、四个月前开始建立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德国式的严密和准确灌输进来。这里人员流动量很大，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也不十分内行，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些效忠法西斯的人：伪警察，旧职员，商人。审查带有表面性质：德国人连公开的敌人都来不及认真对付，哪里还顾得上喽罗和走卒呢。

科利亚认为，凭借自己的各种证件是能够混过审查的。他指望得到一份劳动派遣证，这样就可以以公开身份潜入敌占区。这对于一个情报员来说是最要紧的。他从总参谋部的材料中知道，经过这种集中营审查的人大多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平时没有卫兵押送，还可以自由地住在平民家里。

“当然，这么做有点冒险，”科利亚暗自想到，一边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双膝，”不过还是值得的。起码比站在雷布内镇的教堂广场上或在林中过夜更值得。这固然是孤注一掷，但我有我的王牌，我了解我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这座集中营大大门无人把守。守卫的只是两个伤兵。只有一个临时营房，住着十五、六个新兵，进行例行的审查。”

在黑暗中很难估准时间。时间似乎走得很慢，如同一匹衰老的驽马。在漆黑之中，一开始还想活动活动，可是到了后来，一种缓慢的呆滞会不由自主地控制住你，使你感到疲倦，昏昏欲睡，但又睡不着，于是便在枯燥的昏沉中挣扎。你的一切都裸露在外，你会听到一种簌簌声，幻听开始了，接着便会看到一些光束，你以为光线射进了门缝，其实这是黑暗在你眼中呼叫；是的，漆黑加上沉寂是会呼叫的。

“也许，应该去教堂附近接头？”科利亚心想。”可是那么做太没把握。我的波兰话说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一带溜达两天岂不愚蠢。而待在树林里， 无异于浪费时间。我这么做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应该属于我。一切都对我有利。没有必要紧张。这是黑暗造成的。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能使情报员毁灭的不是冒险，不是险情，也不是背叛。只有一种东西能使情报员毁灭，那就是──恐惧。”

他觉得自己在黑屋中被关了至少十个小时。其实不然，他在那里待了五个小时。审问过他的那个老德国军官对他说：

“现在你到营房去。我们要检查你的证件。没法子，战争嘛！”

“我早有准备，”科利亚答道。”不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对我就象对付敌人一样。我在小黑屋里待得眼都疼了。”

“没事，没事－－到营房去吧，明天就能定下来了－－喂，哨兵，把这位先生带到营区去。”

哨兵把科利亚带到铁丝网跟前，就放他一个人进去了。

科利亚穿过黑暗的院子，朝门口上面亮着一盏蓝色灯泡的营房走去，这时有人从另一间营房走了出来。科利亚在门廊前那盏灯的旁边停下来，想点一支烟抽。这当儿，他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十分熟悉的声音：

“桑卡！”

科利亚一步跨进门廊，把打火机放到口袋里，连头也没回就朝营房走去。

“桑卡！”黑暗中那人又低声重复了一声。”你这是怎么了，桑卡！”说话间那个人走到了科利亚跟前。这是个年轻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科利亚不在意地瞅了他一眼，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在莫斯科的朋友，３７号住宅的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此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失踪了。这是他父亲说的。

“你认错人了，”科利亚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我不是桑卡，我叫安德烈。晚安－－”

“等等，”波格丹诺夫一边说，一边抓住科利亚的衣袖。”别发疯，懂吗？别发疯！”

阿尼亚

阿尼亚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雷布内镇。她把自己的毛衣弄得满是尘土，往脸上抹了一层脏，象个疯人似地佝偻着腰，流着口水，慢慢地走过这座小镇。她知道德国人是不会来纠缠傻瓜的。她先从镇边的小路绕着走，然后穿过中心，从教堂、镇公所的两层石头房子、一座大商店和插在广场上的几个路标旁边走了过去。蓝色箭头标明了到克拉科夫和扎科帕涅去的里程。

阿尼亚从雷布内镇出来，穿过一片小松林，朝东南方向喀尔巴阡山脉走去。她决定在离雷布内不远的树林中过夜，以便后天到教堂前的广场上去找旋风，或亲自去和苍蝇接头。因为总部正期待着她的发报。

她从大路走下来，穿过收割过的棕黄色田野，来到一片林边空地上。这是一片美丽的树林，在白桦树中还生长着松树。树叶被风吹得籁籁作响，布谷鸟在僻静的丛林中数着什么人的年龄，一条从灌木丛下流过的小溪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阿尼亚离开林边空地，深入林中约半公里，准备在这里过夜，可是后来又往前走了一段，因为从路上可以看到篝火，而在密林深处可以点更大的篝火，整个夜晚都可以取暖，用德制小锅烧水，溶化浓缩食品，做匈牙利红烧牛肉块。阿尼亚过去吃过这种牛肉块，里边还放有胡萝卜干，黑胡椒，腊肉块，味道很象她父亲在原始森林中煮的那种肉汤。不过父亲把腊肉切成大块，并且往锅里放几个干胡萝卜，而不是象匈牙利浓缩食品中那样放一、二十片胡萝卜干。

维索科夫斯基大尉曾经两次请阿尼亚吃这种匈牙利牛肉块，还劝她喝点酒精，可是阿尼亚不肯喝，因为她在森林中和那些地址工作者一起喝过几次。至今一提起酒精，她的嘴里就有一种干涩的铁锈味。

“要是酒我倒想喝点，”阿尼亚对长着一双安详的蓝黑色眼睛的大尉说，”酒还有点甜味，可酒精难喝死了。”

“我的小爪子！”大尉一边喝酒精，一边笑着说道，”胜利后你丈夫会给你喝甜酒的。可酒精是私情的媒介。当然是友好的私情……”

阿尼亚是在原始森林中，在强健、善良的男子汉们中间长大的，学会了一下子就能识别人的本领。在那种地方也只有如此方能生存。在那里，必须当机立断：能不能跟这个人一起穿过冬天的原始森林，到十公里以外的阿尔捷莫夫矿场去看电影？人人都喜爱大森林，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它的考验，哪怕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当长着一双安详眼睛的漂亮大尉用古怪的、意味深长的词句跟阿尼亚讲话时，她感到很开心。她明白大尉想干什么。对于大尉这种狡猾的、由远及近的围攻手法，她也觉得好笑。她十七岁时，勘察队里一个来自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地质工作者曾偷偷地爬到她的身边。她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遇到这种情况。当时她也觉得很好笑。当那人搂抱她的时候，她一开始还咯咯直笑，后来便厌烦了，把那人一把推开，绰起炉边的一块劈柴，说：

“看我把你扎死！”

她的一些女伴爱上了小伙子后，却不让他们吻自己，她觉得很奇怪，心想：

“为什么要这样呢？既然爱上了，就不能再扭捏作态了。只有对那些你不爱的人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才会扭捏作态呢。”

有一次上级派她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取试剂。试剂没有了。阿尼亚来到理发店，让理发师把她的两条辫子盘了起来，然后去找设备供应处副处长。他给她批了试剂，可是整整两个小时不放她走，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她，磨磨蹭蹭，嘴里还唉声叹气的。

阿尼亚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态度很稳重，就象一个好士兵对待武器一般：心里有底，但不滥用，一旦需要，立即动用。

她在列宁格勒爱上了她所在营的教导员。她等着他叫自己去他的掩蔽所。她会毫不犹豫地应声而去。可教导员迟迟不叫她，只是在见面时拍拍她的脸蛋，送给她一块面包皮。阿尼亚想自己去找他，对他说她爱他，想跟他待在一起，可是没来得及：教导员饿死了——在从电车站到前线去的路上冻僵了。

篝火一下子就点着了。它把那咝咝响的白光射向天空，接着便怒吼起来，红色的火焰噼啪作响，过后便安静下来，扑闪着黄色的火苗，把暖气送到阿尼亚身上。 她按照林区人的方式取暖：先把左侧转向篝火，接着是背，然后是右侧，最后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保护眼睛），把脸转向篝火。

“也许，多神教徒对火的崇拜是对的，”阿尼亚想道。”他们真不该屈从于基督教教徒。他们总算有所信仰：点起一堆篝火，就可以祷告了。可是我怎样进行祈祷呢？我向森林祈祷，也向苍天祈祷，向河流祈祷……”

阿尼亚捡了一堆干树枝，抱到篝火旁，给自己做了个垫子，然后躺下去，伸了伸腰，把身子向篝火移近些，顿时觉得困顿不堪，想要入睡。她强使自己睁开眼，看看篝火能不能燃烧一个夜晚。她堆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篝火：找到一棵倒在地上的云杉树，用斧子砍了一捆树枝，又捡来一堆白桦树皮，最后把一棵枯树点着了。 只须每三小时醒来一次，把云杉树向前移移，让它均匀地燃烧，而不是让整个树干一起冒烟起火。

阿尼亚把云杉树朝前移了移，四周闪起了火花，火焰一瞬间凝然不动了，接着又熊熊燃烧起来。阿尼亚用维索科夫斯基大尉在规定份额之外发给她的一件薄大衣裹住身子，立刻就睡着了。

仅仅是开始

“愚蠢的梦，”旋风想道，仍然没有睁开眼。一个人深夜待在陌生的、受到敌视的森林中，要活下去并取得胜利，就必须象一头野兽那样——开始靠本能生存， 然后才靠理智生存。对旋风来说，眼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是睁开眼，还是不相信这种呼哧声，或是象在睡眠中那样转一下身子，让右手总能够摸到放手手榴弹和 手枪的皮包——都靠本能去决定。他总是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右侧，因为在睡眠中很难从揉在一起的衣袋里取出武器，等你从里面往外掏的时候，就会失去化险为夷的 宝贵时机。他象在睡梦中那样吧嗒了一下嘴唇，翻了个身。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吧嗒嘴唇，这是一种自发的动作，是他近三年来的生活的产物。

尽管旋风在转身时把右手向前伸出很远，还是没有摸到皮包。

他更清楚地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呼哧声。

“大概是只山羊，”旋风暗自说道，眼睛还是没有睁开。”这只羊为了到路那边的小河去喝水，先站在这里听听动静，有一点风声便会全身发抖。”

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心里很明白，这是自欺欺人。这时理智已经占了上风，因为理智善于编造。本能更喜欢讲真话——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诚实的真话。

“这小伙子做了个好梦呢，”——他听到有人在自己脑袋上方讲了一句德国话。

旋风睁开了眼。只见三个盖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还有几个德国士兵站得稍远点，其中一个双手抱着他的黄色皮包。
　　
“你是什么人？”这天中午旋风被带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后，一个穿便衣的人问他。

窗子上拦着沉重的、编得很漂亮的铁栅。窗户玻璃擦得油光瓦亮。窗外阳光灿烂、静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树林中一样。

旋风懂德语，知道问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只是微微地一笑，困惑地耸了耸肩。这时，旁边一个瘦高个子，也就是他在树林中被捕时抱着他的皮包的那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旋风跟前，用俄语问道：

“你需要翻译吗？”

“我不懂德语，”旋风说，”也可以说懂，不过很差。”

“处长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旋风又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里克•阿克先季耶维奇。”

瘦高个子把他的话译成了德语。处长问：

“讲讲你的情况。”

“处长要你讲讲自己的情况。”

“讲就讲吧……我可以讲。我叫基里尔•波普科，是乌克兰人……请给支烟抽，我的烟给搜走了……”

“请。”

“谢谢。好烟。你哪儿来的土耳其烟？”

“偷的，”瘦高个子微微一笑。”往下讲！”

“我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人。父亲传播理智和永恒，母亲是区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枪决了。”

”停一下，”瘦高个子说，然后把旋风的话翻译给处长听。

旋风发现，瘦高个子对他的话译得准确、流畅，一口气译完。

”往下讲。”

”我当装卸工，因为没能上大学，这你们清楚。后来到军队服役。基辅战役中被俘。在你们的５６／Ａ集中营接受过审查。后来在面粉厂干活儿。随德军撤到利沃夫。现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铁路部门干点事。”

”停一下，”瘦高个子又说，然后把他的话译给处长听。

处长一边听，一边用嘴角微微笑着。他的嘴棱角分明，显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极了，”他说。”让他把自己的履历再讲一遍，但要详细点。”

”我一九一七年生与第聂伯罗夫斯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肃反委员会枪决，父亲当教员，一九四三年被飞机炸死。我当装卸工。后在基辅军区服役。在白教堂区被俘。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面粉厂当磨粉车间副主任。随部队撤到利沃夫。”

处长听完后，朝瘦高个子摆了一下指头，意思是说用不着翻译了，然后问道：

”好，把你的悲惨历史再重复一遍。你现在手脚还没有放开，还在重复你背下来的课文。”

瘦高个子把处长的话翻译出来，其实不用翻译旋风也能听懂。他利用翻译花费的几秒钟时间，紧张地思索，如何回答还没有向他提出，但肯定会提出的要害问题：他皮包中的手枪和手榴弹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瘦高个子译完后，旋风问道。

”你相信自己吗？你自己相信自己吗？”瘦高个子反问道。

”我不懂……”旋风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似的。我的护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工作鉴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为对方会立即提出皮包内装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他想错了。

”好，好，”处长说，”我们听你讲。再重复一遍你的履历。你的履历很有趣。”

”我准备重复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会按照我的心意变成另一种样子。你们以为我再向你们讲一遍我无辜遇难的母亲，讲一遍你们的审查集中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吧？说实话，待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并不那么好受。也许你们以为讲讲我父亲的死，讲讲和你们的军队一起忍饥挨饿，冒着飞机的轰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轻松的事吧？”

”我非常可怜真波普科，”处长说。”护照是真的，我们检查了。波普科的履历也是真的。可是我要问：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么关系？波普科？真波普科现在住在布雷斯劳市莫扎特大街２４号，乐器厂工人宿舍里。”

”这家伙的手段够粗暴的，”旋风想道，”波普科现在被关在我们那边。”

”要么是跟我同名，”旋风说，”要么是你们搞错了。我准备当面对质。”

”噢！”

”是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在你们面前我是清白的。我对于新政权向来是奉公守法的。”

”你听着，”处长说，”我看得出，你正紧张地等我向你提出有关手枪和手榴弹的问题。你已经准备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枪是撤退时捡到的，手榴弹也是。你大概会说，这些武器对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伞和你在上面留下的指印。”

”处长先生，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懊丧的错误。”

”算了吧，你是夜里跳伞的，你在离我们营房两公里的地方埋掉了降落伞。我们的士兵正在那片树林里伐木材。这是一种巧合，对此我没有异议，但对你来说，这种巧合就在劫难逃了。”

”走，”瘦高个子说，”我们带你去辨认一下降落伞。”

”我没什么要辨认的……”

”算了吧……你把它埋在两棵松树下面，难道不是吗？你还把一个蚂蚁窝踩毁了——一个很大的蚂蚁窝。你大概是在黑暗中摔倒了：正好倒在蚂蚁窝里。”

旋风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开始发木了：他确实是倒在了蚂蚁窝里。

”走吧……”

他们经过几个穿廊的房间，来到一间大厅。在大厅的打蜡地板上放着他的降落伞。旋风耸了耸肩，强迫自己微微一笑。

”难道不是你的吗？”盖世太保分子问。

”当然不是。”

”清楚了。”

他们回到处长办公室。处长一边绕着桌子走动，一边用肩膀把电话筒贴在耳朵上打电话。长长的电话线拖在他的身后。他朝带有指印的几页纸的方向对旋风点了点头。他显然是给一个女人打电话，因为他时而微笑，时而耸动眉毛。旋风看了看那几页带有指印的纸，对瘦高个子说：

”我压根儿不懂这玩意儿。”

”也用不着你懂。只是让你看看：这是我们鉴定师的结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了。”

”这种玩笑话真叫人不寒而栗……”

”我们顾不上开什么玩笑。”

处长挂上电话，点了一支烟，坐到旋风对面的转椅上，说：

”你仔细听着：现在不是战争的第一年，而是第四年。时间加快了速度，我们不可能把你关在牢房里进行仔细审查。我们确切无疑地知道，你是被派到这里来的。要不是我们意外地发现了降落伞，你关于波普科的故事倒提供了一个谈话的题目。请你认真往下听：我用不着任何证据就可以赏给你一颗子弹，单凭你是个斯拉夫人就够了。现在我更有理由了：你不单是个斯拉夫人，还是个俄国伞兵。我打算做做你的工作：用两天时间对你进行拷问，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了，然后要么你屈服，要么被我们干掉。我对你讲的全是真话。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的时间很少，事情却很多。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你可以选择：要么死，要么跟我们合 作。你如果对我们讲出实情，你的生命将会得到充分保障。一般说来，你要是顽抗下去是很愚蠢的：赌博已经输掉了，不管多难受，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旋风把手指捏得嘎巴一响，说：

”请给支烟抽……”

”请，请，”瘦高个子说，”的确是好烟。”

”谢谢。”

瘦高个子帮旋风取出打火机，帮旋风点上烟，然后走到窗前，坐到窗台上，把窗户打开。一阵风吹入室内，把桌上的纸吹起来，转了个圈，又落在原地。白色窗帘飘动起来，挂在墙上的地图发出吱吱的响声。

瘦高个子说：

”情况的确少见：一切都清清楚楚，用不着什么证据了。”

”好吧，”旋风说，”好吧。既然输了，只好自认倒霉。对，我的确不是波普科，我是红军少校，来自军事侦察局……”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关于准备保卫帝国的命令

　　　　　　　　　　绝密

　　　　　　　　　　武装部队统帅部参谋长
　　　　　　　　　　武装部队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

　　　　　　　　　问题：准备保卫帝国

  　　　　　　　……在与准备措施有关的活动中，各级武装部队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它们的职权范围仅限于纯军事问题，而在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上动员一切力量的任务，以及人员培训，特别是与撤退德国平民有关的各项措施，则完全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

　　　　　　　　　　　　　　　　　　　　　　　　１

　　　　　　　　从属关系

　　　　　　　　１、保卫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的准备工作属于陆军装备司令和后备军团司令部的职权范围……
　　　　　　　　２、有关准备保卫国土的原则命令由武装部队作战部颁发……
　　　　　　　　４、下列命令依然有效：
　　　　　　　　１）在德国领土上同敌人伞兵和空降部队作斗争；
　　　　　　　　２）同分散的伞兵作斗争；
　　　　　　　　３）在德国水运干线同飞机布雷和水雷作斗争；
　　　　　　　　４）保卫军事的，以及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设施……
　　　　　　　　６、保卫成为战区的国土要依靠个阶层居民的战备，在各州由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统辖……

　　　　　　　　　　　　　　　　　　　　　　　　２

　　　　　　　　　任务

　　　　　　　　　为了落实与保卫德国领土有关的各项准备措施，党军区司令应将驻守在该区领土上的各级指挥部门、国防军和党卫军的部队、机关和组织，以及由党卫军和警察局领导人提供给他们指挥的补充力量，统统调动起来……
　　　　　　　　　准备保卫国土的任务主要是：
　　　　　　　　　１、监督作战力量的部署、数量、运输手段和武装。
　　　　　　　　　２、统筹这些力量的集结问题……
　　　　　　　　　３、规划从居民中吸收和组建预备役队伍的工作，这些预备役队伍是为了完成保卫国土的任务，根据各州党部领导人的指示提供给国防军指挥的。
　　　　　　　　　４、与有关州的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协商，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免于服兵役。
　　　　　　　　　５、为各项军事设施配备劳力。
　　　　　　　　　６、１）与国防专员互相配合，准备疏散战俘。
　　　　　　　　　　　２）通报由党卫军军事首脑执行的疏散外籍工人的措施。
　　　　　　　　　　　３）通报属于地方长官职权范围的有关德国居民疏散的准备措施。
　　　　　　　　　７、１）对设施进行分散、撤离和弃毁，以及在战区进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
　　　　　　　　　　　２）根据国防专员的要求并与其协调一致，参与制定关于分散、撤离、弃毁或消除未被战争波及地区的设施的计划，并对国防专员在实施上述措施中给予支持……
　
　　　　　　　　　　　　　　　　　　　　　　　　　　　　　　　　　　　凯特尔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和他的儿子

特龙普琴律师在雷布内镇外有一座小小的林中庄园，每逢星期三，照例有几位客人来到这里相聚。一位是原《克拉科夫生活报》出版商罗加尔斯基先生，另一位 是德国作家特劳布，他是驻守在瓦维尔城堡的‘Ａ’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随军记者，还是凯特尔的老朋友，从凯特尔受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青睐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相识了。第三位叫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是个混血儿（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俄国人），一个很有名气的演员和歌手，这次是来部队巡回演出的。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在自己的庄园里接待这些来客。在这里，客人碰上什么吃什么，喝的是主人用纸和鹅毛笔换来的家酿白酒，饭后大家就坐下玩牌。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儿子尤素福专管煮咖啡，要是父亲去厨房准备酒菜，他就坐到铺着绿呢面的牌桌前替换父亲。

律师家里养了十三只母鸡。这被公认为一大笔财富。他为客人煎美味可口的鸡蛋饼。他做的鸡蛋饼不仅在克拉科夫很有名气，而且战前在华沙和巴黎也为人所称道，那时他曾代表一些公司的利益，常到那里去参加各种商务会议和贸易谈判。

”先生们，”特龙普琴斯基律师一面发牌一面说道，”我昨天读了西塞罗的杰作。真是一种享受。我读了一个小小的片断。”他扫了一眼自己的牌，耸了耸肩， 简短地说道：”帕司。就这样，请出牌……”他半合上眼，凭记忆开始背诵：”‘假如帝王和统治者的英勇精神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个样子的话，那么人的关系就会具有平稳和牢固的性质，也就不会看到一些政府推翻另一些政府的现象，也不会看到改变和摧毁一切的革命风暴。因为一个政权在维护它当初赖以创立的那些原则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站稳脚跟。但是，一旦在社会中以懒散代替勤劳，以放任和傲慢代替坚忍和公正，那么生活的外部环境就会随着习俗一起发生根本变化…… ’”

尤素福皱了皱眉头，他不喜欢父亲卖弄他那律师的职业记忆力。

作家特劳布嘟哝道：

”一派胡言。西塞罗不象个历史人物，倒象个当代人。我读他的这种宏论，就象读《黑色合唱》的社论一般。尤利乌斯•施特劳赫在定期呼吁反对讨厌的美国佬和血腥的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喜欢这种古典式的插叙。”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他喜欢争论，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高雅的论据去击溃对手。

”我的朋友，”他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西塞罗断言：成功甚至对智者也会产生腐化作用。”

”有什么成功？”特劳布吃惊地问。”到处挨打，你倒说什么成功。”

大家立即缄口不语了。只有德国人才能谈论德国人的失败。别人对此只能听而不闻。

”我起了一副次牌，”罗卡尔斯基说，搓了搓他那双长满雀斑的手，”一副地道的次牌，先生们，你们可以不必互相使颜色了。”

”可我要打九张黑桃，”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说。

”这样我就不补牌了。”

特劳布冷笑一声说：

”斯拉夫人自相残杀，雅利安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你怎么看，尤素福？”

”我看雅利安人会完全落空的，”尤素福答道。

”你总是发脾气，总是发脾气，”特劳布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这个愚蠢的德国作家到了老年才明白，对艺术来讲，唯一有害的药剂就是民族主义。”

”先生们，”罗加尔斯基说，”你们的政治已经叫我头疼欲裂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畏避政治，因为我害怕用以确立政治的那种手段。”

”盖世太保的录音带已经不那么灵验了，”特劳布说，”再说这里也没有电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去告密，上面也会相信我，而不会相信你们。我说得对吗，尤素福？”

”你更了解盖世太保，作家先生。”

”你这是怎么啦——正在出牙吗？”特劳布问。”想咬人吗？”他把自己的牌扔到桌上。”演员先生和出版商先生对阵吧？”他问道。”我真喜欢看书生打架。 打架——总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当社会民主党人扭着屁股同共产党人打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当书生们打架的时候，秘密警察机器也就巩固了。”

”尤素福，”特龙普琴斯基说，”劳驾，你来替我打几圈儿，我得去看看鸡蛋和牛奶。先生们，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煎鸡蛋了。”

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与罗加尔斯基对阵。特劳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墙上望去。那里挂着两幅特龙普琴斯基祖先们的古老图画。

”你怎么看，尤素福，未来属于谁？”特劳布问道。

”属于真理。”

”又瞎说了。我是向你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也是严肃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请不要再称呼我作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不下百次了。我可没有把你称为没有听众的钢琴家，或无兵之将……”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这样称呼。”

”无兵之将——可真够光荣的！你们波兰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愿的疯子。”

”我们并不是这种疯子，”罗加尔斯基插嘴说，”这是一种误解。”

”是疯子，是疯子，”特劳布重复说，”但不是一般的疯子，而是心甘情愿的疯子。我这是恭维你们。而我们则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货。我的是德国人。是说我自己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德国母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伟大的。假如它借助于集中营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对伟大的承认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这就象选举，就象在我们这个由伟大元首统帅的最幸福的国家中进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选举一样。”

”特劳布先生，这对于被战胜者来说是不公正的，”罗加尔斯基说。”的确是不公正的。你们仅仅挨一顿骂，可我们却被绞死。”

”我说什么了？”特劳布吃惊地问。”我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领导下的最伟大的国家。”

”重要的是语气，”罗加尔斯基说。

”得了吧……眼下还没有因为语气而被关进监狱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个白痴手中的不幸国家，那么我会第一个举手赞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说得是恰恰相反的话。”

”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谀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表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烈的？”

”安德烈？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

”不是。他穿的是灰色西服。”

”灰衬衣，红领带？”

”好象是……对，是这样？”

”原来如此……”

”出什么事了？”

”五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他走进军事情报处。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从那儿出来了。”

”不可能……他是红军派来的……他是俄国情报员。”

”半夜一点前他在德国军官俱乐部与军事情报处的贝格上校一起喝过酒。”

”我怎么办——是不是该进入树林了？”

”你曾两次把钱转交给他吗？”

”是的。”

”你没告诉他，你是什么人吧？”

”没有。我说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你们家来说，我与其说是个钟表匠，不如说是个酿酒商。你没跟他谈过任何事情吧？”

”从来没有。”

”我恐怕得改换住的地方了……你是局外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把酒钱交给我的人——这很有说服力。唉，事情有点不妙……”

”你与红军联系过吗？”

”林中电台的能源用完了。你进去吧，输点钱给德国人。明天上午我来找你，也许事情会弄清楚。一定要记住：你是把酒钱交给了我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我再留给你一封信，上面写着请你把余下的债款交给安德烈先生。”

”好吧。”

谢多伊同尤素福握了握手，就朝路旁走去。他每次告别时，总是紧紧地握住尤素福的手，并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就象一个斗士在开始搏斗前那样。

尤素福站在台阶上，一直等到摩托车在下面的路上传来嗒嗒的声音：这表明谢多伊走了。尤素福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在发抖。

可是无论尤素福，还是谢多伊都不知道三个月前派到这儿来的‘红军侦察员’安德烈的代号叫‘苍蝇’，旋风侦察组准备与之接头的也正是他。

一九四四年历险记

“我从亚琛附近的集中营逃跑过上百次，”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把后脑勺贴在营房的木板墙上，慢吞吞地说。科利亚闭着眼听他讲话，心里总摆脱不掉憎恶的感情。 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不相信斯捷潘。他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在这里，在波兰的相遇太突然，太蹊跷了，他必须提防任何偶然的巧合。”我一次次地跑到料车跟前，”斯捷潘继续慢吞吞地说道，”直挺挺地俯在煤上，爬到铁轨跟前，等待探照灯发出该死的白光，然后攀到料车上，开始用煤把自己的身子埋起来。我逃跑了上百次──在自己的想象中。而这一次我却要真的逃跑了。我在怀里藏了一块胶合板，准备用它往自己身上铲煤。是成功？还是被击毙？”

“站队！”卫兵喊道。”快！”

在矿井下一直干了十个小时的活儿之后，要迅速站好队是很困难的，所以卫兵们凶狠而单调地吼叫着。一般来说，德国人总是单调地吼叫着──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德国人的规矩。

“到前面去！跑步！快！”

木制足枷的轧轧声响成一片。人们喘着粗气。卫兵们有说有笑。我跑上来看了看他们。有两个卫兵。队伍跑动着，而他们在我们的右边，在一条专为他们修的小道上 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们用不着跑──队伍很长，他们从侧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的左面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因此卫兵只须看管右面──煤和料车。再往右去，在三堆煤的后面，也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我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装满煤的料车，然后在上面沿着铁轨行驶一百米，其间要通过铁丝网和卫兵，来到运煤车跟前，然后在距运煤车三米高的料车里，随煤一起被倒进运煤车。

此刻我已经顾不上去考虑那随着煤块一起飞行的三米高度了。此刻我一边跑一边盯着那两个德国人。他们照例会停下来，把脸凑在一起，点上一支香烟。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瞬间。他们点着了火柴或是打火机──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看不见周围的情况。要是你先朝亮灯看一眼，再去看傍晚的树林，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树林就象一堵黑黝黝的墙。人也是这样。我曾专门点上火柴，然后再朝四下看，结果上面也看不见，眼前只是漆黑一团。我曾计算过，这种漆黑一团的景象到底能延续多长时间，结果足够跑到最近的那座煤堆，然后一动不动地紧贴着煤堆，等待队伍和卫兵过去。之后还要等探照灯的白光从这一带地方扫过去，因为队伍过去后，探照灯对这一带的搜索特别仔细。

两个卫兵站住了。我看到他们的脸凑到了一块。火柴点着了。它的光芒在风中闪动。我猛地跳到右边，向前跑了十步。在跑出第四步时，我的足枷掉落了。

“快！快！”德国卫兵吼道。

这说明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才喊得这么凶。他们眼前的黑圈马上就会消失，他们马上就会看见周围的一切，当然也能看到我。可我还需要再跑八步。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在这里跑过上百次，已经计算好了。我又跑了八步后，发现我还需要再跑同样的距离。

完了，全完了。我把距离算错了，但我对火柴光的计算却不会错。他们眼前的黑圈消逝了，他们肯定要回过头朝四下张望。他们一回头就会看到我。

“喂！”队伍中有人喊道。”喂，伙计们，枷锁掉了！停下来！”

“快！”德国卫兵喊道。”蠢猪！快！”

他们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战俘才学会了这几个俄语单词的。”枷锁掉了！”有人喊道。

我听到人们在我身后打起了群架。这是同伴们在掩护我。但愿卫兵们别朝他们开枪！没开枪。只是吼叫。没什么，他们总是吼叫的。

我倒下来，紧紧贴在地上。喊声蓦然中断了，卫兵也安静下来。只有枷锁在砰砰作响。接着是一片沉寂，象在树林中一样。

又过了五分钟，探照灯朝我待的地段扫过来。它先扫过那条小路，然后便慢慢地朝我移动，迅速滑过煤堆，又回到小路上，象个瞎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每块地方。

我的足枷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就象在电影中似的，显得非常清晰。我不由得浑身打起颤来。”这下完了。让狗东西发现了，马上就会进行搜捕。”我暗暗想道。

探照灯的灯光在我的足枷上停的时间比应该停的时间要长。我眯起了眼睛──我似乎觉得足枷是一块煤炭。

“也许他们也是这么感觉的？因为他们离得更远。”

探照灯远去了，然后又回来了。我的足枷又一次落入探照灯的光线之中。灯光变得非常明亮，不象白色，更象蓝色，接着便渐渐消逝了。周围又黑又静。我站起来，一个箭步来到刚才探照灯的蓝光扫过的地方，抓起我的足枷，跑回到煤堆旁边。然后一个箭步来到料车跟前，翻身躺在一辆车上，开始用胶合板往身上铲煤。不到一分钟我的身子就埋在煤下了。现在要等第二班上煤，把料车驶向运煤车。

－－人们常说：”唉，多讨厌的炎热！”难道我也这么说过？这不可能！我从来也没这么说过。就算说过吧，以后再也不会说了。我将永远这么说：”多么舒适，多么美好的炎热呀！”
我这么想是因为正在下雨，更象下湿雪。那是十一月。也该下雪了。可我赤脚躺在煤里。身上的衣服由于出汗已经变得象铁皮一样硬了。

不应该想到冷。但也不应该去想热。在集中营是禁止谈论和想到吃饭的。我也应该禁止自己去想热。但也应该尽量不去想冷。”尽量不去想”──似乎作用不大；”应该不去想”──这样更确切些。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个捷克人，是个电工。他是因为女儿才被判处七年监禁的。他的女儿才八岁。女儿的年龄和捷克人的刑期是个有趣的吻合。他们的城市遭到盟军的轰炸。炸死很多人，因为只在德国人居住区才有设备良好的防空洞。没有一个德国人受伤。于是这位捷克人的小女儿提出了一个建议：

“应该攻占德国人的防空洞，用土把它们填上，这么一来就会停战了，因为德国人离了防空洞也怕得要命－－”

捷克人是在排队买甜菜的时候对别人谈到自己女儿的建议的。有人告密了。他后来知道，告密的是住在相邻楼房里的一个矮个子，那家伙不声不响地到处走动，对所有的人都笑嘻嘻的，主动帮助每一个人。事实上他并不拿盖世太保的钱。他告密是出于恐惧。

捷克人大概看出了我准备逃跑。他把自己的一副手套送给了我。因此我的手还是挺暖和的。在逃跑中手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手指冻僵了，事情就难办了。哪有时间把它们暖过来呀！手是随时都可能要用的，我的手随时都做好了准备。手是我的武器。我把手保护地很好。真得感谢那个捷克人！

当一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他会比实际上早一点看到和听到他所等待的东西。我还什么也没觉察到──既没有觉察到推撞，也没有觉察到拉紧绳索，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无论是马达的加速声，还是调度员的笛声，但我已经确切地知道，再过一秒钟，最多两秒钟，料车就会启动，慢慢驶向运煤车。

料车真的启动了，缓慢地，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向运煤车爬去。一个与我要好的比利时马达工告诉我，料车开到运煤车要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开始数数。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数六十个数，以便知道什么时候到十分钟。因为到了十分钟，就得在空中飞出三米远，落入运煤车。那时需要缩成一团，侧身摔下去，让手和脚的肌肉落地，承受打击，但一定要保护住肋骨、肩和股骨。当然还有头部。我从小就对太阳穴特别担心。我记得我们同院的一个小女孩，由于顽皮，妈妈用小勺照她的太阳穴打了一下，她就死了。那一下打得并不重，可小女孩还是死了──睡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隆隆声越来越近了。这是料车在翻身把煤倒入运煤车。我听见在备用线路上开动的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声。又听到另一辆火车头在一边呼哧喘气──显然是在抽水。我有时还能听到德国人的说话声。这意味着我自由了，因为德国人没有吼叫，没有骂人。在自由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旦走进铁丝网的那边，走进我们集中营，他们就变成了野兽。

我听到车厢缓冲器的碰撞声，在我的身下，在整个车站，响起了一阵连续的欢快的叮当声。

在集中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响声，没有听到过火车头的汽笛声，也没有听到过不是吼叫和咒骂的谈话声，以及缓冲器的丁当声──所有这些声音现在对我来讲都是自由的象征。

我朝运煤车飞去。我尽量缩成一团，侧身朝下，使身子富有弹性并变得小一些，但是没来得及完全做到。在最后的一瞬间我看到了由于星光的照射而变成蓝色的钢轨，接着便感到后脑勺受到沉重的一击，往下就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了，只有妈妈在唱歌，在摇晃我－－

我睁开眼，想动动身子，可是我的手脚一点也动不得。我被煤块挤压得紧紧的。我被活活地埋掉了。我绷紧全身的肌肉。我感到压在我身上的煤块活动了，我蜷曲着身子，喊叫着，眼珠差点要憋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迫使自己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我没能立刻做到这一点。等我终于平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时，我开始明白：不是母亲在摇晃我，也不是母亲在说话，只不过是运煤车正在轨道上行驶，我被煤压在了下面，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失去理智，不把力气消耗在无益的动作上。应该把身子翻过来，把煤从身上 弄开。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被埋在土下，而是躺在把我带往自由的运煤车中。

当我从煤堆里爬出路后，全身都汗湿了。我看到星辰密布的天空。我久久地坐在煤堆上，尽量使自己恢复常态，平静下来。我喘了口气，接着开始唱起了歌。

天亮了，车停了。我重新把身子埋在煤堆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撞醒的。我浑身发冷。我摸了摸额头。我的手指冰冷，额头却象烤炉一般发烫，随后我看到周围的煤全是白色的。

“发高烧了，”我心想。”糟糕。”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煤上落了一层雪，一层松软的、颗粒很大的雪。

深夜，在一个小站，我从运煤车上爬下来，走进一片树林。

我感到我是朝正东方向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走得很快，身上也越来越冷。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停下来，不能放慢我深入树林后就保持的行速。

“夜里我要点上篝火，”我想道，”一定要用杉树枝点上一个大篝火，好好暖和一下。先烤背，再烤胸和腰。那时就不会感到冷了，一切就会正常了。”

起初我没想到没带火柴，没想到没有火柴什么篝火也别想点。但是越往前走，我心里也就越明白，篝火是点不成了。于是我开始说服自己，可以用摩擦的办法取火。

“我要找一块干桦树皮，用力摩擦它，一直磨到冒烟。一开始是青烟，然后慢慢变成灰色的、浅蓝色的、白色的烟，最后烟消失了，变成了火。”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急速地朝东走去。”一定要不停地走，一分钟也不能停。”

傍晚十分我来到一条公路旁。一辆辆汽车在宽阔的混凝土公路上飞驰而过。我听到汽车转弯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我躺到一片灌木从中，等待天黑下来。一躺下就昏然入睡了。

我在树从中约莫躺了两个小时，因为我睁开眼后，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浑身发抖。两排牙齿咬得很紧，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我觉得，要是现在不赶快站起来，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开始在地上滚动，想止住讨厌而虚弱的颤抖，并使身子稍稍暖和些。我站了起来，但浑身依旧发抖，嘴也张不开，两排牙齿就象长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整体。

我已经不大清楚我正往什么地方走。只是等我看到周围一幢幢漂亮的单层房子时，我才明白走进了一座村落。我没有害怕。由于饥饿，由于浑身发抖，也由于肚皮瘪得快要贴上后背，我已经不会感到害怕了。突然间我的前胸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看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身穿夹克衫，脚蹬皮鞋，头戴插着羽毛的猎人帽。在他的脚旁象金字塔似的摆放着一盒盒的罐头，在他脑袋上方的一条绳子上挂着火腿、香肠和一串串的小灌肠。

“是座商店。”我平静而清醒地想道。我明白，打破橱窗就意味着毁掉自己。不过我真想打破橱窗，把这个不知寒冷的瓷人的衣服扒光。

我开始摸门，找锁。我记得，在商店门上应该用的是大挂锁。可是门上没有。很清楚，这是德国人的店铺。这个善于发明的民族，让它见鬼去吧！门是用暗锁锁上 的。似乎是两把暗锁。我在戏剧学院学过分析戏剧家的创作，学过舞台行星的体现和音乐理论，可偏偏没有学过橇锁的本领。只好自学了。

把门橇了一阵子之后，我明白自己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收获。于是我在这座房子的四周绕了一圈。商店还有一个门，与门并排有一个窗户，上面挡着一块象飞机机身一样的皱褶锌板。只是后来我才想起这种挡板叫百叶窗。百叶窗上锁着一把小锁，就象邮筒上常用的那种。

我的两腿发软了。我蹲到地上。我坐在柏油路上，望着这把小锁。

云在上空飘过。它们仿佛是黑色的，因为天空晴朗，布满了星斗。星星好象在彼此眨眼睛，月亮射出惨白的冷光。

小锁一下子就橇开了。我把百叶窗往上一推，橇开窗户，便钻进了商店。久已忘记的香味差点使我窒息。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吃掉了一串甜熏肠。我的肚子胀得疼了起来。我觉得可恶的熏肠在肚子里翻滚抓挠！

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我先在箱子里找到一件毛衣。我找了很长时间，因为白色的月光投到对面墙上，那里放的是食品。我只好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找，最后才找到 这件毛衣。接着，又找到一双很厚的毛袜子。我把这些童话般的东西穿到身上，顿时感到暖和起来了。然后我穿上西服和大衣，戴上帽子，又找到一双大皮鞋，接着往口袋里塞满了香肠、奶酪和沙糖，拿起原来穿的衣服，又从窗口爬了出去。

我一走进树林，便埋掉了原来穿的衣服。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钻进一片树丛，往地上一躺就昏然入睡了。

－－父亲曾对我讲：”你进了剧院，到国外演出时，给我带一件猎服回来。德国人做的猎服最好。还能祛病消灾呢。我准备用它宽大的裤腿做副手套－－”

我醒来后，立刻想起父亲的这些话。我躺在地上，想弄明白为什么我偏想起了这些话？我想的不是他本人，一位没有腿的白发老人，也不是他那有点沙哑和带点嘲笑味道的声音，而是他的这几句话。

接着我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一个小男孩用德语在唱歌。我转过身，推开灌木从，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林间小道上骑自行车。就是他在唱歌。

我现在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太好了。我的穿戴很正常，跟德国人一样，如果有辆自行车，可以很快离开这地方。可是我为自己这种念头感到羞愧：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抢自行车呢？孩子们并没有参加我们的”游戏”，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让这些穿短裤的孩子们去骑车唱歌吧，我自己可以徒步离开这里。

路象橡胶一样松软。树叶落在小路上，路面富有弹性。走在这种路上是很舒服的。腿不觉得累，身上很暖和，甚至有点热。

“怪不得我早晨想起父亲说的猎服了，”我恍然大悟。”它又轻便又暖和，所以才会这么热－－”

四周很静，秋天的太阳照耀在晴朗的天空上。可以听到树叶掉落的声音。这时很忧伤的，大概是因为幼年时落叶是同我们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吧。

我甚至对这种想法笑了起来。但马上吓得闭上了嘴。我从小路上钻到一片密林中，在那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看看有没有动静。

我在河边停下来休息。从口袋里拿出香肠吃了。口渴极了，我多次爬到河边喝水。河水清澈冰冷。

人吃饱了就会变得无忧无虑。我吃饱了香肠，喝足了凉水，往灌木从里一钻，便躺下睡觉了。

－－黄昏时分。寒冷的空气中依然静悄悄的。树叶已经不再飞落，因为没有一丝风。

我从地上站起来，又吃起了香肠。我突然感到一阵长时间的剧痛，仿佛肚子要被割破似的。我蜷缩着，侧身躺到地上。

我在河边的树丛中躺了三天，因为我走不了路。我感到颧骨上的肉皮拉得越来越紧。痢疾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东西。我不停地发抖，肚子也疼如刀绞，还直恶心。我终于明白，我不能再吃香肠，也不能再喝河水了。可是那些可恶的肥香肠总是引诱着我。于是我闭上眼把香肠扔到了河里。接着骂了半天。我骂自己，骂香肠，骂天空和落 叶。不久便不省人事了－－

到第三天尽头我可以走了。我走起路来感到很轻松，甚至过分轻松，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我走路摇摇晃晃，有时还昏昏沉沉的，但是肚子不疼了，所以我不停地往前走。我应该走到一条公路上，根据路标确定一下我在什么地方，应该往什么地方走。

在一条混凝土路的交叉口，我借助月光看到了路标：”柏林──１９７公里。德累斯顿──２１９公里。”我在路边坐下来，用手指画了一幅德国地图。我明白自己正处于这个国家的中心。

我感到一阵恐惧。我第一次想到：”我走不到了－－”但是我立即制止了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绝望是懦弱的姐妹－－

波格丹诺夫沉默了。在远方的一座教堂上，大钟响了三下。

“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

“你想睡吗？”

“不想。”

“把你的火柴给我用用，我的潮了。咱们还是睡一会儿吧？那些恶棍一审讯起来就是六、七个钟头。”

绝密！ 国家重要文件！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１日 共印四份

瓦维尔

电报Ａ．７．佛罗拉０６０７

加急！ 第二份

发往克拉科夫市瓦维尔城堡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

首脑：

现将在霍伊布特上将那里召开的有关解决欧洲斯拉夫文化发源地问题的会议记录呈报给您。

霍伊布特：先生们，问题的实质显然是与会者们所熟悉的。因此我要使自己摆脱一个沉重的义务，那就是去论证──这是我们的官方宣传部门喜欢做的事情──计划采取的行动的必要性。请报告一下设想。

米勒：我把实际工作交给了多论费尔德和克劳赫去完成。

霍伊布特：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米勒：我已经将多伦费尔德和克劳赫召来了。他们可以提出报告。让他们进来吗？

霍伊布特：没有必要。你作为工程领导人，显然能向我们讲述全部细节。至于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可以留待会后解决。

米勒：我等待吩咐。

霍伊布特：请吧。

米勒：离市区九公里处的帕斯捷尔尼克要塞──请看地图，在这里──被我们作为完成这次行动的指挥部。这里将铺设电缆网络。旧城，要塞，教堂，旧市场，大学，以及一切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物都将铺设地雷。

霍伊布特：不行，不行，米勒。这样的表述准会被党卫军司令部否决的。问题关系到全部建筑物，是全部──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士兵，不是研究家，用不着我 们去确定历史文物的价值。只有摧毁全部，而不仅仅是挑选的建筑物，行动才是有效的。而且，如果只摧毁经过挑选的珍贵文物，那么后人将会指责我们毁灭文明。 彻底摧毁则可用战争的逻辑加以辩护。

比尔戈夫：将军阁下，为我们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是士兵所应考虑的问题。我们的本分就是执行命令。

霍伊布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你是十岁吧？

比尔戈夫：我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诚观点。

霍伊布特：是两个吧？也许更多，继续讲，米勒。

米勒：我们一定作出修正。全部建筑物都要布设地雷。设在帕斯捷尔尼克的总部，由党卫军负责守卫，总部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刻把克拉科夫市掀入空中。为了对主要电缆加以伪装，我们将挖几条壕沟，假装是在修理上下水管道。这可以帮助我们迷惑可能派遣来的红军间谍，以及当地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

霍伊布特：顺便插一句，比尔戈夫，我曾在卢浮宫兴奋地哭了起来。若不是我知道这个行动是一个必要的军事措施，我本会加以反对的。

比尔戈夫：你们打算使用什么样的地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正当我们的士兵熟睡的时候，克拉科夫飞上了天？波兰人是有可能去干这种残暴勾当的。

米勒：你认为波兰人会去干自我毁灭的事情？

比尔戈夫：你不大了解波兰人。

霍伊布特：战争毕竟是战争嘛。

米勒：如果波兰人真的发疯了，我们是无法保证各种意外情况的。

比尔戈夫：你忘记了我们国家有盖世太保这样的组织。

霍伊布特：还有军事情报局。

比尔戈夫：军事情报局是个没有定型的机构。

霍伊布特：你有点忘乎所以了，比尔戈夫。

比尔戈夫：对不起，将军，不过党教导我们讲真话。我对您，伟大的军事家，也不打算撒谎。

米勒：你反对这一行动由军事情报局领导吗？

比尔戈夫：我深信，这一行动应由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领导。

霍伊不特：盖世太保与工程局有工作联系吗？

米勒：有的，我们的秘密警察朋友每天都得到报告，并给我们以重要帮助。

霍伊布特：从市区到城堡将设置七条线路，其中五条是伪装，一条是通讯，一条用铁甲装备，是引爆线路。

霍伊布特：很聪明，不过也叫人难过：竟然要如此细致地加以保护，好象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倒象是在敌人后方。还有吗？

米勒：这是对这一计划的图解：表格，地图，数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计算：为了恢复克拉科夫城──假如真有人试图恢复这一片灰烬的话──将需要十亿以上美元。

比尔戈夫：奇怪，为什么要用美元计算呢。好象德国马克不是货币似的。

霍伊布特：比尔戈夫，你在与会者中间尽力把自己装扮成德国最忠实的儿子，这未免可笑，也不够聪明。谦虚、幽默和稳重才能给一个人增添光彩。请听取一个老兵的忠告吧。把多伦费尔和克劳赫叫来吧，我想祝愿他们成功。

（此件与原本无误）

                                                                                    党卫军大队长 比尔戈夫

希姆莱收到这封密信（施伦堡收到的是副本）的那一天，施蒂利茨正好奉命飞往马德里。因此，霍伊布特召开的会议记录以及在克拉科夫布雷的计划和图案，没有经过他的手便立刻转送到希姆莱个人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去了。

苍蝇现形

“同你一起来的人在什么地方？”

“我是被派来执行专门任务的。”

“请你详细谈谈你担负的任务。”

“我对你们的审讯方式感到吃惊，”旋风说道，伸手去取装在一个扁平盒子里的香烟。”要么是你们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要么是你们不想认真听我说话。我已经告诉你们，从元月十五日起，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六我都应该到集市去，在专卖鸽子饲料的商贩们周围转悠。我应该在喷水池和集市拐角处那座教堂之间走动。 星期天从一点到三点，在火车站售票处－－”

“去把集市的照片拿来，”沉默很长时间之后，盖世太保头子对自己的助手说。

瘦高个子回来后，象一个牌场老手似的，把几张大幅照片摆在旋风面前：教堂，广场，卖鸽子饲料的商贩，喷水池。

“请看吧，”处长说，”这是集市广场，把你的路线指给我们看看。”

旋风工工整整地把照片摆放在自己面前，久久地审视每一张照片，然后吃惊地扬起眉，说道：

“要么是你们的相机有毛病，要么是你们想哄孩子。这不是克拉科夫。”

“怎么，你先前已经来过了。”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克拉科夫？”

“因为我对这次行动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你们拿给我看的是假玩意儿。”

“汞泰，”处长问道，”你是不是搞错了？”

瘦高个子开始看照片。他仔细查看每张照片背面的编号。

“荒唐－－”他说，”这大概是布拉迪斯拉发市的圣保罗广场。我马上去拿克拉科夫的照片。”
“用不着，”旋风说。”我倒可以给你们画一张图，你们再去验证一下。”

“很好，很好，”处长说，随手拿出一根小牙签。”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进行不过我想请你讲慢点，不然的话，我的同行很难翻译，你的话已经叫他听累了。”

“我应该从元月十五日起，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六在卖鸽子饲料的商贩中间溜达，问每一个穿绒布夹克和灰裤子的年轻男人：‘有没有上等火鸡饲料。’我们的人应该回答：‘现在火鸡饲料非常贵，你大概是喂火鸡蛋雏吧－－’如果是在车站售票处附近接头，就会有人问我：‘你在这儿见过一个带狗的伤兵吗？’我回答：‘这儿有过一个不带狗的瞎子。’那人答道：‘不对，那人不是瞎子，那人背着一个背包，是个没有腿的小伙子。’那人就会告诉我接头的暗号、联络方法和无线电报务员。”

“联络人的代号呢？”

“联络人没有代号，应凭接头暗语和回答来确定。”

“等一等，你难道不知道他的代号讲话苍蝇吗？”

“什么？什么？”

“你本来可以脸色发白的，”瘦高个子说道。”尽管有的人会面红耳赤。重要的不是脸色，而是反应。”

“我不知道什么苍蝇。”

“真不知道？”

“不知道。”

“那好吧－－这不难查清。半个小时后苍蝇就会到这里来了。”

“我做的是对的，”当旋风被关到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阴凉囚房后，他细细地想道：”我没有别的出路。瓦夏就是在敌人卫兵跟随下去基辅集市同联络人接头时逃脱的。警察一星期一次，有时数次在那里进行搜捕。在车站也一样。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在集市上进行搜捕的，这是他们的条令。德国人是靠条令过日子 的，条令就象他们的亲娘。显然，盖世太保决不会同警察局联系取消集市和车站的搜捕。它们是不同的机关，各有自己的法规，自己的命令──这也是我的一个有利 条件。可是苍蝇－－要是他垮掉了，整个事情就会出问题。三天前我跟他进行过无线电联系，他向总部，向博罗金报告过情报。如果说他在那次发报后立即被捕了， 难道三天时间他就垮掉了？他的代号只有博罗金和我知道。也许是密电码出了问题？盖世太保未必能破译我们的电码，这种可能应该排除，或几乎可以排除，这样说 更准确。苍蝇没有见过我。等等！他只知道应该有一个人身穿蓝色西服，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拿着手帕的人和他接头。我穿的是蓝色西服。手帕他们大概会在 我的手提包里找到。帽子－－帽子呢？他们把我带来时我没有戴帽子。手提包里也没有。我躺下睡觉时，是不是把帽子放在脑袋下面了？没有。我脑袋下面枕的是雨 衣。好好想想吧，”旋风命令自己，”要一分钟一分钟地回忆夜里的情景。我从路上走下来，打算在一个低处过夜。我陷到一个水洼里，接着是沼泽地。我爬起来， 又往回走，决定往大路的另一边去，那里地势高，干燥，可以比较舒服的过夜。照我看，我来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后来被德国人抓住我的那个地方时，帽子已经没有 了。显然，在我陷进一个水洼，又从那里爬出路时，我把帽子掉了。帽子我戴着有点大，所以没发现它掉了。是这样吧？看来是这样。我习惯戴军帽，它紧贴在脑门 上随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候是冬天，戴了一顶皮帽子，到了春天就把那顶帽子扔到了一边，戴上了德国船形帽。显然，我没有 发现帽子从头上掉了下去。这是幸运－－如果他们领来的那个人真的是苍蝇，我该怎么对付他呢？当然，如果他们没见过真正的苍蝇，他们不可能挑选一个相似的角色。我记得照片上的
样子，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黑脸膛，高颧骨，两道浓眉一直伸到鼻梁上－－”

旋风没来得及把全部情况想好，因为不是象德国人说的过半小时，而是过了十五分钟就又把他叫去复审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处长用眼睛指了指苍蝇，问道。

旋风一下子就清楚了，坐在他面前的正是苍蝇。高颧骨，高个子，两道浓眉，穿一身时兴的西服──镶边衣袋，人字花纹呢，高高的垫肩，扣带，在翻岭旁边的小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呢。”处长问苍蝇。

“没见过面，”苍蝇迟疑片刻说。”照我看，我在那边没见过他。”

“什么样的人应该和你接头？在什么地方？”处长问苍蝇。

“在雷布内镇的教堂附近。”

“全明白了，”旋风平静地想道。”这个恶棍叛变了－－”

“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谁？”

“博罗金派来的那个人。”

“全清楚了，”旋风又想道。”他既然把博罗金也供了出来，说明他彻底叛变了。这个恶棍，叛徒，卖身投靠的畜生－－也许他过去就投敌了？”

“穿一身蓝色西服，戴一顶鸭舌帽，左手拿着白手帕。”

处长朝旋风丢了个眼色，说：

“全部吻合，对吧？蓝色西服，手提包里有一块干净手帕－－”

旋风冷笑道：

“我跳伞时还有一顶帽子呢。褐色的，镶着红色条纹。顺便问一句，找你接头的人穿什么颜色的鞋？”

“鞋的颜色没通知我。”

“什么？”

“没通知我。”

“你是什么军衔？”旋风问。

他问得很快，苍蝇回答得也很快。

瘦高个子翻译时勉强能跟上。

“我没有军衔。”

“没有军衔？”

“我被派来，是因为我与利沃夫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完成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你在耍滑头吧，”旋风说，”我干间谍不是一天了，但据我所知，指挥部是不会把一个没有军衔的平民派往敌后的，这是一。第二，我不相信你说的什么蓝色西 服、手帕和帽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在描述一个间谍的外表时是相当详细的。就拿我说吧，我知道跟我接头的人应该穿黑绒夹克，灰裤，裤腿扎在德国士兵穿 的喇叭口形的充革布高筒靴里－－”

处长打断他说：

“你上次可没说高筒靴这个细节。”

“我认为，我决不会跟一个反间谍机关的预备生打交道－－”

瘦高个子和处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过－－”处长说，”你的接头人认识你吗？”

“大概认识。”

“你为什么这么看？既然苍蝇不认识自己的上司，难道‘绒布夹克’就该认识你？”

“因为‘绒布夹克’是红军军官，领导完全信任他。”

旋风尽量对这两个盖世太保分子散布对苍蝇的不信任感。他表演得很准确，尽管他并不了解在这场急速的、眼下唯一可行的角逐中给他以帮助的全部潜因：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秘密警察局由来已久的怨仇正在起作用。苍蝇恰恰落进了这盘磨石：军事情报局的贝格上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苍蝇进行工作，而苍蝇 却不了解军事情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由来已久的怨仇，认为德国人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国家机构，因而在与贝格接头之余也向盖世太保尽忠效劳。 他与贝格见面时，后者从来不穿军服，而且俄国话说得向俄国人一样地道，这是因为他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盖世太保当然知道贝格对苍蝇所做的工 作，因而千方百计败坏这位军事情报局上校的名声是盖世太保的一项远景计划：再过一段时间，选择适当机会，给贝格使个绊儿──就说他跟一个显然是伪造情报的 人打交道，此人要么是出于被迫而伪造情报，要么是毫无油水可捞（从军事行动观点看）。

“领导也很信任我！”苍蝇委屈地说。”是博罗金亲自为我送行的。”

“博罗金叫什么？”旋风问。

“还能叫什么？当然叫博罗金。”

处长和瘦高个子又对视了一下。旋风放声大笑。

“亲爱的，”他说，”一个间谍不可能只有一个名字。”

“博罗金上校的真名叫什么？”处长问。

六天前，在一次空袭中，博罗金的副手瓦列耶夫牺牲了。他掌握的全部线索也因他的死而中断了，不过他没有领导过任何间谍组织，而只是负责培训和派遣任务。随便说一个名字是不行的。谁敢担保盖世太保没有掌握几个我方总部工作人员的确切姓名呢？把敌人看成笨蛋，势必导致自身的失败。

“博罗金叫瓦列耶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上校，总参军事学院毕业。”

“你先去接待室等一会儿，”处长他苍蝇说。

苍蝇出去了。处长把香烟和打字机推到旋风跟前。

“这几天应该让苍蝇和我在一起，”旋风想道，”要是他在教堂附近溜达可就糟了。科利亚和阿尼娅会找他接头的－－”

“最好让你们的苍蝇和我一道去集市和车站。”

“谁告诉你要去那两个地方？”处长问。

“你们对穿绒布夹克的接头人很感兴趣呀－－”

“有理。不过你为什么以为我们离了你就不能抓住他呢？”

“你去过集市吗？”旋风问。

“去过。”

“那就请你再去一次，数数那里有多少人穿黑绒夹克、灰色裤子和喇叭口形的德国士兵高筒靴？我希望，你把你的人派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不至于把他们打扮得象鹦鹉，而是让他们的传戴跟周围的人差不多。不对吗？”

“你为什么跟我们如此开诚布公？”

“因为我输了。”

“你们的人输了以后总是喊叫，咒骂，啐唾沫。”

“你是想用这个问题贬低我，还是想把我推走了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处长说，然后要求瘦高个子：”他想说什么？让他讲详细点。”

“事情很简单，”旋风说，”如果我闭口不语，我就会被拷打至死。如果我说话，就可能不经拷打而死去。如果我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接头方法和地点的人，我对你们和你们的反间谍活动就是有用的。这就是原因所在。我需要苍蝇仅仅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说不定他已经跟那个穿绒布夹克的人接过头了。谁知道呢？”

“苍蝇有他自己的任务，”处长说，”他正在等他自己的客人。”

“这么说，他正在教堂附近溜达，等我们的人，”旋风明白了。”一切全看运气了。有人说不存在什么运气。这未免太蠢了。我眼下的唯一指望就是运气。当然，我 指望运气也包含着我对他们心理的了解，但是要使我这种了解为我所用，只有靠运气了。显然，他们会放我到集市去。我们的人被他们策反是很少见的事，对他们来 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件。他无意中对我讲出了苍蝇有自己的任务，这是他内心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明证。他会马上跟我玩一场游戏的。而我已经赢了一着，现在只须 做得明智些就行了。”

“现在咱们谈点别的吧，”处长说，”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从一九四一年起与你有关的一切情况，我都想知道。”

旋风掩埋过自己许多朋友和战友的尸体。他了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里沃伊罗格的地下活动，记得死于盖世太保之手的一些人的名字。因而，只要这个盖世太保的头目查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验证他的话。旋风有许多从事前线侦察工作的战友牺牲了，但他们的代号和假履历却保存下来了。旋风决定求助于这些死去的朋友。 朋友，即使已经死了，也应该挽救活着的人。

“悉听尊遍，”旋风答道。”我可以讲，不过写下来不是更好吗？”

“那就写吧，”处长说，”这将是一份对红军进行反宣传广播的好材料。”

“你这么做可就毁了我，而我可能充当你们的间谍。你这么做也会毁了我的亲人。”

“关于你的亲人──他们的地址、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我们稍后再谈。这是纸和笔。我的同行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你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可惜我们的速记员不懂俄语，无法减轻你的劳动。晚上见。”

保安局局长 国家绝密文件

收件人印章 共十三份

克拉科夫区保安局局长 第四份

外事局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东方战区党卫军和保安局最高领导人发布了下述命令。

总督管辖区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必须使用最坚决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对非德意志民族的谋杀者和怠工者加以惩处，征得总督同意，我命令：凡对德国人进行或企图进行谋杀者，凡破坏重要建筑物的凶犯，不仅被抓获者本人要被枪决，而且其全部男性亲属也要被绞死，而女性亲属──妇女和十六周岁以上女子──则被送往 集中营。男性亲属包括：父亲，儿子，（满十六周岁者），兄弟，夫兄弟，内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和舅父。女性亲属照此统计。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体男人和妇女，即肇事者所有亲属的集体责任感。这样，政治犯在其中活动的那部分人将受到特别明显的触动。一九三九年期间，这项措施在新设置的东部各省，尤其在瓦尔塔省，产生了巨大效果。经验表明，一旦此项新的惩罚措施为异族居民所了解（可以通过口头宣传），抵抗运动参加者或匪徒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部分亲属中的妇女，就会起到防范作用。

我将上述内容通知你们，并建议在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及原有规定），尽快确定住址，立即逮捕相应的家庭成员。

                                                                                                                                                  克吕格尔

历险续篇

“十天后我来到距柏林三十公里的地方，”斯捷潘受过例行的审讯回来后，对科利亚讲道。”我现在只有晚上到天亮这段时间走路，其余时间就躲在湖边的灌木丛睡 觉。我睡在湖边是为了防狗。尽管集中营的难友们说水并不能防狗，因为法西斯分子通常从两边岸上同时放出警犬，能够迅速测定你从水中走出的方位，但我还是在湖边树从中睡觉──这样似乎更踏实些。”

他沉默片刻，仿佛要审视一下自己。

“后来呢？”科利亚催他往下讲。

在十天内我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这是个好成绩，因为我不象运动员那样可以吃巧克力，而是靠啃土豆和大头菜充饥。我知道离波兰已经不太远了。那里有游击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人。

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暖和。散发出阳光和夏天的气味。我睡得很香，有好几个月没这么睡过。我醒过几次，听到雨水枯燥而平静地敲打着瓦顶的声音，又重新入睡了。

在家的时候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能在电车上睡觉。他带我去农展馆附近姑妈家作客时，总是坐在电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大衣领翻起来，把拐杖杵在地上，然后用隔壁 肘往拐杖上一支，便离开睡着了。起初我对他这么做很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我那时是个孩子，觉得他在电车上睡觉会遭人耻笑，心里很生气。我的态度一准使他 很难受吧。后来我参军了，才懂得了这一点，更确切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进入集中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只是到了集中营我才懂得，父亲 为什么星期天也会在电车上睡觉。由于多年的劳累，一个人要么总想睡觉，要么忍受失眠之苦。

“舞台上的雨倒比这种真正的雨显得更真实。”我一变望着天花板一边想。”今天这场绵绵秋雨显得太柔和了。连风也那么平静和温顺，真会叫人忘掉世上的一切。再加上肚不疼，衣袋里装着土豆。”

生土豆只是刚下口时才难以下咽。习惯以后，那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掏出一块土豆，用大衣袖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啃起来。我一边啃土豆一边拼命回忆，是哪一位科学家断言，说土豆皮是卡路里的代用品。这个论断完全对，只是乍一听有点可笑。

我发现，吃剥了皮的土豆容易饿，要是连皮吃下去，那么一个土豆就能顶一顿早点。起码从热量上是这样。

脑子里即便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瞌睡了。我暗暗骂自己对土豆和土豆皮的热量这么关心。应该在啃掉一个土豆之后继续睡觉。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是巴甫落夫吧，他说午夜前睡一个小时等于午夜后睡两个小时。苏沃洛夫每天八点睡觉，半夜三点起床，然后坐下来工作。我要是能同他作伴就好了。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头母牛的沉重的走动声，水桶的碰撞声，女人的脚步声，轻柔的说话声。只听那女人拍了拍奶牛的臀部，然后一边柔声细语地说话，一边挤奶。可以听到一股股热奶射在桶里的丁丁声。

看来，我说的什么土豆皮的热量，什么白天、早晨和晚上睡眠的效益，全是自欺欺人罢了。我一听到热呼呼的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全身一下子就瘫了──由于饿，由于胃痛，也由于虚弱引起的躁怒，我大概呻吟了两声，因为这时牛奶的丁丁声中断了，女人惊恐地问道：

“弗里茨？！”

“肥头大耳的弗里茨马上就会冲进来，”我想，”我得跟波兰永别了！”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在逃跑这段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屏住气，一动不动！曾多少次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很小很小，叫谁也看不见！这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唉，妈妈！”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很远，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如果这孩子就是弗里茨，那么事情还不象我刚才想象的那么糟。我听到有人朝板棚跑来。然后是孩子的喘气声、笑声和我听不懂的问话声。女人回答了些什么，孩子 便跑了。我又听到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女人温存的低语声。在集中营时有个兽医和我一起干活儿。他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仪器，用电动挤奶器挤奶，电唱机会自动播放音乐或女人温柔的低语。这么一来，奶牛就不紧张了，让电动仪为自己挤奶。德国人真是个聪明民族，连奶牛的感情都考虑到了。

女人走了。奶牛在下边嚓嚓地吃干草，并象人似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又开始困了──巴甫洛夫万岁！苏沃洛夫也不例外－－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她长得很美，尽管已经不年轻了。我在集中营很少梦见女人。别的囚犯也是如此：饿肚子的人是很少梦见女人的。做梦做得最多的是吃饭，不过我们在梦中也得尽量克制自己。我们强迫自己只做爱国主义的梦。否则就会支持不住，非垮掉不可。

我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想用手挥去眼前的幻想。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人的肩膀：一个女人正跪在我的面前──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怎么回事？！”我问。

女人哭了。

“亲爱的，你是咱们的人吧？”她低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女人说话了。男人们在集中营是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在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里也不会有我刚才听到的这种善良、惊恐和欣喜。

“小声点！”我请求道。

“他们都睡了。”

“他们是谁？”

“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叫我来的。”

“来干什么？”

“来顶棚拿干草。”

“没说谎吧？”

她没有回答。她俯在我的身旁，闭上眼，向我贴近。她身上披的军上衣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的肉体。我开始浑身打颤，仿佛冻僵了。她很快地说着什么，紧紧抱住我，越来越用力地把我往她身上拉。我看不见她那眯得很紧的眼睛，我只感到她的整个肉体贴在我的身上。

女人！也许，在集中营里男人想女人就象渴求自由一样强烈。只有那些家里有孩子的男人才更多地想孩子。我们集中营有个大尉，夜里总是泣不成声哭诉道：”我的小儿子萨申卡－－你离了我怎么过呀？我的小儿子萨申卡－－”

一年前娜佳从布良斯克被赶到了德国。她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丈夫科利亚留在了俄国。丈夫在部队当兵。

她的呼吸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微笑着听她说话。后来我怕她生气，便把头稍微移开了点。可是她跟我贴得更近了，她的呼吸又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禁不住又笑了起来。

“我们家很干净，房子用主墙隔成了两间，”娜佳低语道。”窗外种着天竺葵，还有两棵榕树。我们还种了一棵柠檬树，可是叫弟弟碰断了。他夜里去穿堂喝水，不小心把它碰断了。我们又换了一只桶栽下去，可还是枯死了。”

“大概伤着树根了。”我说。

“当然是伤着树根了，”娜佳高兴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想再买棵新树苗，可是战争爆发了。”

“打完仗再买吧。”

娜佳立刻哭了起来。

“别哭，”我央求道，”不应该哭。你在这儿受气吗？”

她摇摇头。

“不受气，”她说，”这个德国女人心还挺好。也不打人。只是她那个男孩有时往我身上扔石块。不过也没什么。别人家更糟。咱们别说他们了，”她不哭了，求我道：”你讲讲咱们人的情况吧。”

“好吧。”

“讲讲家里的事。”

“好吧。”

“你家也有花吧？”

“有。龙舌兰。”

娜佳笑了：”那是什么样的花？”

“带刺的。能医百病呢。”

“真的？”

“真的。”

“我信。你成家了吗？”

“没有。”

“把未婚妻丢下了？”

“没有。”

“我的科利亚很漂亮。一头淡褐色的鬈发，柔软极了。他心地好，所以头发才这么柔软。”

－－天亮前我又上路了。为了让我能够判定方向，她指给我一条通向岔道口的近路。她吻了吻我，含着泪笑了笑。

“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我问。

“怎么会不知道！叫娜佳，我对你说过。”

“不对，”我抚摸着她的头、肩和粗糙、劳累的手。”不对，你不叫娜佳，你叫娜杰日达。懂吗，娜杰日达。”

从这里到波兰边境还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至多一百公里。我顺着河边走。这是一条大河。我已经在河边走了一整天。我想找个渡口。

认真的德国人不象我们俄国人，没有在岸边留下渡船。他们绰起撑杆，把船一撑就走了。船是跑不了的──第二天就会有人把船又划回来了。船的主人嘟哝着，奇怪自己的船不见了，可是过后又喜出望外：真是一件奇遇。我们也喜欢奇遇，但是一定得有个好的结局。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中发现一座桥。在河的对岸有一座小城。

“我得等到天亮，先在树林里睡一觉，夜里再到对岸去，”我一边想一边机械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土豆。衣袋空空的。我自己的干粮吃完了。娜佳给了我几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些香肠皮。我尽情享用了两天，没有象过去那样噎得动弹不得，因为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响。

“也许现在就过去？”我继续想。”也许他们这时候，也就是天亮前睡得最死？”

我朝桥头又走近了几步，看到一座小屋。这是卫兵的房子。我爬到小屋跟前。紧贴墙是一片灌木从。我决定躺在树从下把情况了解清楚。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接着是脚步声。我看到一个背着卡宾枪的老人的身影。他慢吞吞地朝桥头走去，然后消失在越来越浓的灰雾之中。一刻钟后老头儿回来了，走进了小屋。接着就是锁门的声音。

我往一边爬了爬，然后站起来，弯着腰朝桥头走去。我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小跑。前方可以看清十五米以内的东西。雾这么浓，真是求之不得。眼看就要到对岸了，那时我就胜利了。喂，睡吧，德国佬！睡得再死点！这对你们又算得了什么？！

我现在不是跑，而是悄悄地走。假如河对岸也是这么个老兵在把守，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屏住呼吸，继续往前走。

停！在这里，在离桥头两米远的栏杆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兵。他正往河里看。在他身边，靠栏杆放着一支步枪。我屏住气，开始朝后退。

“喂！”卫兵对我喊了一声，声音不太大。

我一声不吭地走着，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跑了？不行，这反而会惊动他，他会发出警报的。可是往后退显然也不是个好主意。我扭身就跑。

“站住！”

我飞奔着。身后响起了枪声，第二声－－我朝对岸走了那么长时间，可一转眼又回到了原来的可诅咒的岸上，这里离波兰，离游击队，离我的祖国更远了！

我朝小屋跑去。只见那个老兵挥动着卡宾枪迎着我跑上来。我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只有一步之隔。我使足劲照他的鼻梁打去。老头儿摔倒了，卡宾枪砰的一声掉在柏油路上。

身后枪声四起。我该朝哪儿跑？是朝我来的方向，还是相反？我决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根据判断，那里有一片沼泽地，不怕警犬追捕，可以在那里等待警报的解除。

几分钟后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前面不是什么沼泽地，而是一座座房子。只见各家窗户内的灯亮了，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德国人惊醒了，他们马上就会对我进行搜捕。

我扭头往回跑。我站住了：一个穿短裤和夹克衫的小男孩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手里晃动着一支手枪，嘴里嘟哝着什么，用枪瞄准了我的脸。

“走开，小坏蛋！”我绝望地喊道。”放我走！”

“举起手！”他终于说道。

他已经学会了。这种事他们学得倒很快。我朝一旁跳了一步，小男孩连续射了两枪。射偏了。这是从两边又跑来几个人，把我围上了。小男孩发出一阵狂笑，兴奋地向围住我的人讲着什么，接着又举枪朝我头部射击了两次。

－－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周围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我，因为小男孩拿的是一支玩具手枪，可我却由于他对准我脸部开枪而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个老头没有笑。他满头白发，眼窝塌陷，喉结尖凸。他递给我一支香烟。

“这个老恶棍也会想出点花招取笑我的。捉弄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暗暗思忖，朝老头摇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持枪的干瘦老兵走进房间。他用枪托照我肩上杵了一下，说：

“喂，随我走－－”

他把我带进一座楼，锁在一间黑屋中，过了约莫十个小时，门开了。他手持一张盖着印的公文走进来。

“上火车去，”他极力说得能叫我听懂。”呜－呜－呜，”他 起嘴唇学火车头的鸣笛声。

押送我的卫兵走在我后边，不停地出长气。我能听到他那嘶哑的呼吸。他走累了，便碰碰我的手臂，说：

“喂，站住－－”

我停下来，卫兵也停下来。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院街上，喘着粗气，互相对视着。有几个小孩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里嘻笑，从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正在互相追逐，也许在捉迷藏。当”领头人”找到了其他人躲藏的秘密地点后，大家齐声尖叫起来。捉迷藏是一项有益的游戏。我在逃跑过程中很有体会。它能培养对意外情境的适应能力。

德国卫兵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尽管他手里拿着枪，周围院子里也住着跟他一样的德国人，可他照样惊恐地看着我。我们两人在变成蓝灰色的街道上站了很久。他望 着我，我望着他。他神色惊恐，我却无所谓，因为此时我没有考虑逃跑，在市内也不可能逃脱。人们要逃跑的时候，总是用仇恨的目光望着押送他们的卫兵。在别的时间，尤其是在卫兵不打人，不朝落在后面的人开枪的时候，是没有人仇视他们的。

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是惊恐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喂－－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他用刺刀碰了碰我的肩，动作很小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听见这个德国人在后面移动着脚步，想尽量跟上我的步点。他一跳一跳地走着，但还是 跟不上，因为他的左脚只能勉强地拖动着。我走得很快，他在我后面跳动着，怎么也无法跟我保持一个步点。我又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不停地大声咳嗽。他咳得越来越厉害，简直叫人害怕。我停了下来。他抱住肚子站在那里，两眼通红，泪汪汪的。他咳了好半天，后来喘了口气，说：”谢谢－－”

他又用刺刀碰碰我，叫我继续走。

在一个火车站，他把我带到战地宪兵队，他自己出去办理到柏林的通行证。他半个小时后回来了，带来一杯啤酒，两片夹肉面包，往我身边一坐就吃了起来。每一片面包他都嚼很长时间才咽下去。他喝啤酒时，每一口都象流进了一个空洞。我把头扭到一边，不想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可还是能听到他嚼东西的声音，我的脑袋也随之一阵阵发晕。

我扭着头坐了很久，最后终于忍不住，转身对他说：

“社会民主党人！轻点吃！”

这位德国人呛了一下，迅速地朝四周望了望。一个年老的宪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高声打电话。我看出，押送我的卫兵被”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吓坏了。我想起来，在我呆的那个集中营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关进去的。

“喂！”我大声说。”你这个社会－－”

卫兵从凳子上跳起来。一块夹肉面包掉在地上。我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嚼。德国人等我吃完后，带我去上火车。

分给我们一间小包厢。德国人插上门，命令我坐到窗前，他自己在门边占了个位子。他把枪放到膝盖上。火车启动了，我看见他扳起了扳机。

我知道，我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我也知道怎么去做。等天一黑下来，我就扑到这个德国人身上，把他掐死，然后换上他的制服，在一个小站跳出车厢。

我计划好了时间。等天上的星星一出来就动手。

“要是今天没有星星呢？”我想道。”这也无关大局。当然最好在星夜逃跑，尽管别人容易发现我，可我也同样容易发现别人。假如今天看不到星星，那就等过了路旁的树木后动手。”
我想起了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那是黑海的一个车站。那里几乎没有去度假的人，只有农夫和渔民。我是和父亲一块去的。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外地来的疗养者。我一想起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就会立即听到惊恐而欢快的蝉鸣。老天爷，那儿的蝉可真多！至今我也想象不出蝉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蟋蟀。我一直想在狄更斯的 <<炉边蟋蟀>>中扮演一个角色。可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蟋蟀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知道它们象潮虫和螳螂，那就太扫兴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可以不相信。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你讨厌的东西。

天上出现了星星。包厢里的绿灯顿时亮了。灯光昏暗，亮度不足。

“喂！”卫兵把一张照片递给我，说，”瞧，这是我的孩子。”

我接过照片，上面有五个女孩，一个男孩。大女儿不足十六岁，小男孩约莫一岁。

“喂！”卫兵又说，同时递过来另一张照片。”我妻子。”

我看到一个女人躺在棺木中。一旁站着几个孩子和这个身穿破西服的卫兵。

我把照片还给了他，他放回皮夹里，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指头摸摸胸脯，说：”痨病－－”

现在他已经不是用惊恐的眼神，而是用忧伤和平静的眼神看着我了。他显然以为我对他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因为火车的驶速很快，包厢的门插上了，步枪的扳机也扳了起来。

你这个德国佬，真是个傻瓜！火车开得快没什么了不起。任何门都能打开。我可以扑到你身上，用头照你脸部猛撞过去。这就是全部学问。

“大女儿很像他，”我暗自想道，”也是这么瘦。小男孩是个胖子。所有的婴儿都很胖，只是断奶后才变瘦。”

“喂，”德国人把一支烟递给我，把手指贴到唇上说：”社会民主党人──嘘！”

“你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我心平气和地想。”你是一堆臭狗屎，算不上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你是个胆小鬼和痞子，不过你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没有母亲。”

我可想逃，就得干掉他。要想逃跑成功，就得干掉他。我只想打昏他，以免他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成为父母双亡的孤儿。我知道没有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我无法想象他们再失去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失去这个有一双瘦削的大手和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痨病父亲－－

“该动手了，”我对自己说，”马上动手。”

我鼓足勇气，收拢双腿准备起跳，我已经可以动手了－－

“有人说胖孩子是被很多线系着的，”我回忆着，”所以他们的小脚和小手上才有那么多皱褶。瘦孩子身上的线很快就会消失，幼儿也就变得象老头。小孩子不会说话。即便他是德国女人生的，也能教他学会说俄语，或者法语。这都无所谓。可千万别学说德语。要是一个人讲德语，那就太糟了。”

我感到自己对这个患有肺痨的德国人还没有恨到非杀死不可的程度，因为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六个孩子。我对自己毫无办法。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干掉他。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我困了，”我边说边闭上眼睛。

“唉，”德国人说，”那就睡吧。”

火车在奔驰。我正向死亡奔驰。他却躲开了死亡。

“德国人，”我暗自想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法西斯。我恨，恨你们所有的人。”

“接下去呢？”科利亚问。”后来呢？”

“后来更坏。盖世太保把我关了三天。负责审查我的家伙叫舒尔茨，一个肥头大耳、红脸膛的家伙。他们在我偷来的那件西服上卡住了。那件衣服是德国工厂做的， 但衣料是‘女布尔什维克纺织厂’生产的。战前我们根据贸易协定向他们出口这种衣料。他们开始审讯我，硬说我是契卡分子，是被派来接头的。舒尔茨没完没了地 折磨我，非要我在一件诉讼案中作为苏联军官和情报员出庭作证－－后来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后他们把我押到东普鲁士，交到弗拉索夫匪徒手里－－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普通战俘，是从集中营跑出来的。我也不能把我的真实姓名说出来，因为我在马利亚煤矿干活的时候，背上被刻上了惩戒标记－－就这样，我被押到了弗拉索夫的反间谍组织－”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科利亚沉默半晌后问道。

“我会讲的－－别急－－可你来到这里干什么？你有证件－－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一个人要是能编出这样的谎话，那也真该吃枪子儿了。”科利亚暗暗想道。”一个人不可能卑鄙到这种地步。根据莫斯科的那段交往，我是了解他的。我认识他起码十年了－－”

“我是糊里糊涂来到这里的，”科利亚谎称道。

他不能对斯捷潘讲真话。他有一种不受他本人支配的责任感。不过他又想：”这也许不是什么责任感，我也许是作贱和出卖自己，因为假如你谁也不相信，连朋友也不相信，那就没有必要干自己这一行了。”

“要是你不帮我的忙，我担心他们会逼我－－”

“这话怎么讲？”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你认识罗季翁．马特维耶维奇．托罗波夫－－”

“在证件上你叫罗季翁．托罗波夫？”

“对。”

“如果证件是假的呢？”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那样一来我会连累你。我不生你的气，”斯捷潘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我喊你时你没回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说得对，”科利亚说，接着深深地吐了口气，这口气一直憋在他的心头。”你说得完全对，罗季卡－－在他的证件上还写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写。是基辅发的护照──就这些。”

“这样吧－－你就说你是从基辅到明斯克的－－他们还一次也没审问过你吗？”

“一次也没有－－那个德国人拘禁你的时候，我正在洗澡堂的脱衣间。后来德国人去睡觉了，你被送到兵营来，我也是被送到这儿来的。”

“好吧，试试看。”

科利亚明白自己正在犯罪。但他不能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么做，因为他无权用自己的手去判决一个朋友死刑，他们曾在同一个院子长大，在同一个广场居住，在同一个班级学习。

“你住在明斯克希特勒大街４号，后来搬到乌戈尔大街４号楼。那座楼有一家叶列明斯基理发店。不过你不要把这些情况一下子全说出来。他们自己会问你的，因为 他们的材料中有我的地址，懂吗？他们大概会让你跟我对质的。我不认识你──让我理发的主顾多得很！你就说我是理发师，紧靠一扇大窗户干活儿，窗户上面挂着 ‘叶列明斯基理发店’的招牌，招牌上画着一个嘴叼香烟的男人和头发梳得象绵羊的女人。我将对你的这些供词加以证实。明白了吗？”

“我大概是个恶棍，”斯捷潘说，”我也许没有权利请你帮忙。”

“应该说我没有权利答应帮助你，”科利亚说。

“等一等，你现在的名字叫什么？”

“这不重要－－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起码对他们来说是这样。过分详细倒容易引起怀疑，就象在黑暗中乱撞一样。”

“要是我演不好这场戏呢？”斯捷潘问。”要是演不好呢？－－”

相会

天气晴朗。长长的白云更衬托出天空的蔚蓝。黑燕划破白云，在空中飞舞。缓慢的、断断续续的钟声飘向无际的太空。

“完全是另一种声音，”阿尼娅倾听着钟声，暗自想道。”象玩具发出的声音，不象真正的钟声，跟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很象八音盒的声音。人和我们那里一样，长得差不多，只是戴着帽子，女人们穿着编织的袜子和宽大的褶裙，可是这里的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时，钉着锈金属簧舌的教堂大门微微打开了，把人们放了进去，同时传来响亮而庄严的管风琴的乐曲声。

“多好听的音乐，”当管风琴的乐曲声传到阿尼娅耳中时，她想道。”等打完了仗，我一定去音乐厅听管风琴演奏。据说莫斯科有一架最大的管风琴。可我过去竟嘲 笑说：‘这种 长的声音有什么好听的？！’真蠢！只有在你经历过某种巨大的、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尤其是痛苦或幸福之后，你才能听懂音乐。只有那时你才能理解严肃的音乐， 而不是什么‘疲倦的太阳和大海温柔地告别－－’在你心情愉快的时候，需要听爵士乐，比如乌乔索夫乐队的演奏，如果你感到恐惧，缺乏力量，那就要听管风琴。 你会变得很小很小，你的恐惧也会变得很小很小，就象你本人一样。”

阿尼娅站在一家店铺的遮阳下边。在这种状如帽舌的长长的遮阳下，她既可以躲避阳光，也可以观察广场上的动静。从这里她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一切，而别人却几乎看不到她。

她是在九点钟，也就是在约定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的。阿尼娅知道应该提前来到接头地点：在这一小时内，可以熟悉环境，发现可疑的动静，从容地做好准备。 等约定时刻一到，她将走到一个身穿不戴肩膀章的旧德军制服的年轻人跟前，问他：”请问，你在这儿见过一个拎着两只口袋的老大娘吗？”

阿尼娅决定，如果她发现有两三个人在广场外围溜达或是坐在教堂前面的大车上，她就不去见那个穿军服的人。她知道得很清楚，盖世太保分子可能躲在教堂或广场 四周的房子里，也可能躲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只要她和苍蝇一接头，便会根据暗号把他俩一起抓住，阿尼娅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她觉得，自己应尽一切可能， 凭借现有的一点经验来保护自己。她压根儿没想到，苍蝇会叛变投敌，会一个人来跟她接头，会把她带到一套很好的住宅，并帮她取回电台──而这一切并不是苍蝇 的主意，而是军事情报处贝格上校的安排。

差一刻十点时，阿尼娅看到一个身穿敞口皮夹克的小伙子在广场上溜达。小伙子歪戴一顶鸭舌帽，手持一束野花，脚登漂亮的高筒靴，露出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阿 尼娅想起，当初国防航空化学促进会流动俱乐部的教练连卡．杜比宁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曾穿过这种高筒靴，那是他去列宁格勒参加促进会代表会议时在一家委托行 买到的。

小伙子走得很慢，懒洋洋地朝四下张望着。他没走到广场中间便折进了一条小街道，也就是阿尼娅来雷布内镇时经过的那条街道。

“那里有一家理发店，一家咖啡馆和两家小商店，”阿尼娅回想道，”那么没有地方停汽车，因为路当中有一个大水洼，而到公路去要经过一条村道，进入村道的出口非常陡。不过，我何必这么神经紧张呢？等我看到两个或三个人在广场上溜达时，再考虑也不晚－－”

那个小伙子又出现了。他几次离开广场，又回到广场，接着在教堂门口一转身，钻到一条胡同里去了。阿尼娅等到十点钟，便从遮阳下走了出来，不慌不忙地跟在小 小伙子后面拐进了小胡同。小伙子在理发店旁边站了一会，然后转身迎着阿尼娅朝广场方向走去。理发店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穿不戴肩章的旧德军制服的男 人。小伙子仿佛用后脑勺看到这个男人似的，停了下来，开始系紧高筒靴，一直等到穿德军制服的男人从他身旁走过去，到了广场上。

“有人盯他的梢，”阿尼娅断定。”如果他就是苍蝇，那么有人盯他的梢。怎么办？要是我走近他，我们两人就会被捕。”

又过了五分钟，只见一个穿短裤背心的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来到小伙子跟前。互相问好后，小男孩从车上下来，穿高筒靴的小伙子让他坐在后架上，然后登起车把他从广场带走了。

“我准是发疯了，”阿尼娅暗自想道，”准是发疯了！”她没有注意到一个年轻姑娘从刚才小伙子骑车拐进去的那条街道走了出来。

这当儿，苍蝇来到了教堂前面。她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

“请问，”阿尼娅问道。她感到嗓子发干，便咳嗽了一下，”你在这里见过一个拎着两只口袋的老大娘吗？”

“什么？”苍蝇惊问道。”我没见过什么老大娘－－”

阿尼娅朝他的眼睛望了一两秒钟，紧接着便转身穿过广场朝教堂走去。

“他决定不跟我接头。他等的是穿蓝西服的情报员，为什么要跟我接头呢？怎么办？对他解释一下？万一不是他呢？是他。肯定是他。他是用俄语回答我的。真蠢！既然不想暴露身份，那又为什么用俄语回答我？是不自觉吗？难道能这么做吗？”

“小姐！”那人突然在她身后喊道。”站住，小姐！”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她跟前。他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有如鳞状，就象小男孩在第一次结冰后吸吮冰柱时的样子。

“照我看，她刚才搭顺路车走了，”苍蝇说。”老大娘走了。搭顺路车走了－－”

他们迅速朝前走去──苍蝇在前面半步远，不住地侧身看阿尼娅的脸；他死死盯住他的脸，而她急匆匆地跟在他的后面。她觉得，苍蝇之所以如此贪婪地看她，是因 为她是从大后方来的。她对他微微一笑。其实，苍蝇之所以如此贪婪地看她，是因为她非常漂亮。苍蝇极力想象着，等她被带到那个地方后，她的这张脸蛋会变成什么模样。

阿尼娅勉强避开他那通红灼热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年轻姑娘在走路。阿尼娅对她没有在意。（她不可能想到，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内，她的性命就系在这个年轻姑娘的身上。）

苍蝇把她带到雷布内镇头的一所房子里。这里有两个房间，一间的窗户临街，住着一个耳聋的老太婆，另一间有三个窗户，窗上爬着常春藤和野葡萄，房间收拾过，显得空荡荡的，仿佛刚死过人似的。

“你就住在这里，”苍蝇说。”这张床怎么样？带弹簧的。你睡在上面就象睡在家里一样。你是先休息呢，还是先谈谈？别的人呢？”

阿尼娅坐在床沿上，说：

“我先躺半个小时吧。我等你等累了。”

她脱去鞋，把枕头拉到头下边。她的身体变得非常沉重，仿佛属于别人似的。阿尼娅朝自己身上看了看，突然无缘无故地怜悯起自己来了。

“没什么，”她想到。”这是女人的软弱，是可以摆脱的。第一次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主要的是，我和他接上了头，现在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了，一切都很顺利。”

她想到这里就睡着了。苍蝇坐在窗前，望着沉睡的姑娘，她那强健有力的双腿，美丽平静的面容，从短大衣开襟中露出的酥胸；他一边望着这个被他一手断送的姑 娘，一边掰动着手指──一根手指一跟手指地掰，先掰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再掰第二个关节，然后两个关节一起掰。那声音好象有人吃花生似的。

苍蝇象座石礅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要一直坐到姑娘醒来，告诉他电台和密码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一块去把电台和密码带到这里来，他将向她提供假情报，由她 发给总部的博罗击金。还要找到与她一起被派来的侦察组组长，并且在当场抓获他时立即安排他和贝格上校见面。至于以后的事，苍蝇就无须操心了。他们会把他送 到后方，送到德国，远离战争，远离恐怖和流血。他已经受够罪了。他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失眠、恐怖、无法实现的希望──全都见鬼去吧！在那边他一无所有 ──除了公共宿舍的那点东西外。在这里，他将拥有一个小小的汽车修配站，一所独家住宅，再也不用闻煤油炉和青草汤的味道，还会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别的东西他再也不需要了。什么也不需要了。自从他被派到这里来那一刻起，他就感到有人盯着他的后脑勺。他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了。这一切都是贝格向他提出的。东西虽不算多，但毕竟是他自己的。于是他同意了。他只能同意，没有别的路可走：神经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已经受够了，够了！

克鲁格致德意志国家元首（亲启）

元首：
昨天莫德尔元帅将您作出的关于解除我西部战场和”Ｂ”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的决定转告了我。其理由显然是，坦克不对未能突破阿夫郎什，以致未能弥补一直延续到海湾的缺口。因此，我作为指挥官的”过失”是显而易见的。

元首：请允许我怀着对您的深厚敬意陈述一下我的观点。当您收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通过狄特里希司令将此信转交给您－－我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指责的重负，即：是我采取了错误战略，铸成了西部战场的失败。

然而，我没有可能对自己作出辩解。因此，我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心甘情愿地前往我的数千名战友已经前往的那个地方。我从未怕过死。生命对我已失去任何意义，况且我已经包括在应受审判的战犯名单之中。

－－我坚持认为，成功地进行战役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相反，命令所规定的进攻行动会导致集团军群整体态势的决定性恶化。事情的结局正是这样。这是东方战 场绝望形势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坦克而反坦克装备的迅速减少，正规师迫击炮的供应不足，导致了目前的形势，而由于在所谓大包围中的损失，使这种态势更为 复杂化了。

元首：我认为自己有权申明：为了控制战局，我已竭尽全力。在我呈给您的附有隆美尔大将备忘录的一封信中，我已陈述了关于局势将如何发展的意见。无论是隆美 尔，无论是我，抑或是在与物资方面占优势的英美联军作战中具有战斗经验的西部战区全体指挥官们，都预见到了目前出现的这种局势。然而，我们的意见却无人听 取。我们的观点不是建立在悲观情绪之上，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我不知道，经受过全面考验的莫德尔元帅还能否控制住局势。假如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期待已久的您的新式武器也不能带来成功（首先是就空军而言），那么您，元首，就应该作出停战的决断。德国人民已经饱尝了难以描述的痛苦，到了结束这种痛苦的时候了。

结束战争，并阻止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的途径和手段是存在的－－

请您显示出您的伟大，在必要的时候停止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吧。

永别了，元首，在我执行自己的职守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的心和您是贴近的，显然比您所理解的更贴近。

第一个周末

具有惊人的中世纪美的旧集市位于克拉科夫市中心。这里有两个教堂，一座砌着石板的广场，几排支着篷帐的货摊，还有一个铺着灰色石板的广场，四周是一幢幢两三层的尖顶小楼。战前这些小楼漆成了各种颜色──黄的、红的、灰的，但现在油漆已经退色，有的地方剥蚀了，因此这里已经不是往昔那种小巧玲珑的中世纪广 场，倒象是从远古迁移到这里来的。

旧集市广场从一大早就人声鼎沸。这里有最大的旧货市场：人们在这里用衣服换食油，用马泰科的画换鸡蛋，用钻石换烧酒，用占领区马克换战前的金币，用高筒靴换烟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商贩的叫卖，投机商的窃窃私语，被丢失的孩子的哭喊，当有人从衣袋里掏出购油食品证时人群中爆发出的狂叫──所有这些声音汇成了一片喧嚣声，如果闭上眼 睛，你就仿佛来到了市立公园的狂欢晚会上。在这单调的嘈杂声中，只有卖圣像和鸽饲料的小贩们默默无言，安静平和。他们不前后走动，不向任何人兜售商品。他 们悄没声地从早晨站到傍晚，直到买卖做完了，或传来了警笛声为止。这时，市场就象横扫一切的大海浪，把人群吞没掉，在灰色的石板上留下报纸的碎片、一直烧 到指头的烟蒂、蛋壳、渍苹果的残渣，以及人们逃避搜捕时丢下的胶皮套鞋和皮靴。

这个周末与别的日子毫无二致。也是人山人海，纷扰和闷热。也是每隔半个小时，教堂的号手从五十米高的小窗口探出脑袋，用嘴对着一把长长的中世纪银号，吹奏出一声声的警歌。他吹到一半便骤然中断了银号那纯正的旋律。这已经延续许多世纪了。据传说，号手从他的小窗口发现鞑靼人正悄悄地象潮水一般向城市进发。他立即吹响了警号，但还未来得及把歌吹完，就被箭射穿了胸膛。自那时起，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号手都要在高昂的、如泣如诉的音节上中断自己的警歌。

天气炎热不堪，旋风从人群中挤过时发现，一个用女鞋换面包的光脚小伙子在滚烫的广场石板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他收缩着脚趾，尽量用不那么怕烫的后跟多坚持一会儿。

旋风走得很慢，端详着汇集在这里的人群。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一个装扮成瞎子的盖世太保分子──穿一身黑衣服，长满雀斑的翘鼻子上架一副蓝色眼镜。

旋风在来旧集市之前，在囚室内曾朝这位秘密警察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好笑起来。”蠢货！”他想，”瞎子不可能有这么端正的鼻子。双目失明总要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悲惨的印记。可这家伙却脑满肠肥。蠢货！”

另一个盖世太保分子走在右面，稍隔一段距离。他打扮成一个农夫。第三个走在前面，不时地回头张望，好象在人群中找人似的。另外五名暗探占据了集市周围的关 键阵地──各交叉路口。他们彼此能够看见，一旦这个俄国人企图从直接跟随者的监视下逃跑，就可以立即逮捕。在离开盖世太保之前，自然不会有人对旋风提起这五个人来，但他已经估计到集市将被封锁的情况。

卖鸽饲料的大多是些老太婆。她们用弯曲发黄的手指捏着一些用旧报纸叠成的小纸张包。

鸽子在集市上空飞翔。过去，在战前，也只有这些卖鸽饲料的老太婆站在广场上，人们从她们那里买几包鸽饲料，顺手拿来喂鸽子。经过训练的鸽子落在人们的肩上、头上和手上，一边舒服地、神秘地咕咕叫着，一边从人们手里啄食蒸软的米粒。如今鸽子已经无处可落了，因为广场变成了集市，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只是到了傍晚时分，鸽子才落到广场上，此时的广场便呈现出一片蔚蓝色的、虚幻的、童话般的景象。

几乎没有人买饲料，也没有人买圣像。这些老头儿老太婆们之所以依然站在广场上，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卖了一辈子饲料和圣像。一旦夺走了他们的这种营生，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德国军官们才偶尔买几包饲料。他们是来教堂拍照的。他们微笑着瞄准镜头，在他们四周集着饿得发抖的鸽群。

偶尔也有天主教的教士们（不过次数极少）来买点饲料，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散发给孩子们，让他们做完祈祷之后去喂这些圣鸟。

可是圣像就没人买了：每家都有自己的圣像。偶尔有那么一个寡妇，在忧伤的圣母或善良的耶稣前停下来，擦掉眼上的泪花，在胸前划个十字，微微一鞠躬，便又急匆匆地走了，为的是用手帕去给自己的孩子换点奶渣。

旋风贪婪地听着人们的谈话。听人们谈话而又不必回答，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在秘密警察局里，每一个回答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回答必须迅速、自然，还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以便在审查时可以作出双重辩解。审讯之后，夜里是无法入眠的，因为必须在脑子里重新演一遍自己导演的”电影”。这是每一个谍报人员的命定之事。他需要回忆盖世太保头目的每句子话的语气，回忆他们以什么样的顺序向他提问，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在何处保持停顿，哪些回答在他们狡诈的分析后有可 能成为新问题的口实。旋风没有为第二天的审讯做好准备。

他懂得，假如他提前做好准备，而他们却按另一个路数进行审讯，那么他将很难临时修改自己的构想。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准备第二天的审讯的。他先回忆前几次审讯 的情景，看看还有哪一类问题没有涉及，设想一下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从而对盖世太保可能感兴趣的每一类问题想好大致的回答。

曾经有一个来自奥尔良的老头为德国人充当密探，在知识分子中从事活动。有一次他对旋风和另外两个审讯他的契卡人员说：”哦，饥饿的、歇斯底里的、充斥着谎言和希望的战争市场！人们在和平时期对这种悲惨的市场景象是太容易遗忘了！制止战争的唯一保障就是人的记忆。可是它，人的记忆，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记忆，而且照例是很差的记忆。假如用另一种感情，比如妒忌，来取代记忆，那么战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记忆就象天气，随着人的情绪而变化。一个人高兴时，就 回忆好事，或是含笑谈论坏事，说这种坏事已经过去，对他已没有威胁了。要是这个人处境不好，那就要看性格了：他要么把罪过推给别人，要么把坏事变成好事， 要么借酒浇愁，要么鄙视一切，要么寻短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一般是很少回忆往事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所以才要打仗－－”

“一个老恶魔！”旋风想起这个老头儿的话，不禁有点吃惊。”他关于市场的惨象讲得很对。我就从来不去想一九二九年的饥馑，其实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妒忌和其它问题，倒是可以争论的。争论有如探索真理的磨刀石。”

“瞎子”朝旋风身上推了一下。

旋风从容转过身来。”瞎子”朝一个身穿黑绒夹克、裤腿扎在高筒靴里的年轻人摇摇脑袋。那个年轻人的手里拿着几包鸽饲料。

对质

穿军服的老头儿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穿灰色便服的家伙。科利亚清楚此人是盖世太保派来的。他没有想错。老头儿说：

“这位是外国劳力调配处的显示，他想跟你谈谈。”

“我知道所谓外国劳动力是什么意思，”科利亚在心里冷冷一笑。

“非常荣幸，”科利亚说，”我在这里待得已有点心神不安了。”

“心神不安是有害的，”便衣说，”对你这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是有害。”

“我心神不安是不由自主的，”科利亚微微一笑说。

“那么说倒是由我们作主了？”便衣原微微一笑。

“反正是不由自主。”

“那好吧－－不谈那些。你想在哪儿工作？想在我们这个人民国家的哪个经济部门工作？”

“我最近三年干过很多行业。我已经都讲过了。”

“对，我知道。你是物理系快要毕业呢，还是中途辍学？”

“中途辍学。正好学了一半。”

“你语言学得怎么样？”

“与其说好，不如说坏。我在中学时的德语成绩也不好。”

“是吗？”

“如今后悔了。不过我们那里教得也不好。”

“一点不错。听人说，你们的中学根本不教发音。要知道我们有柏林音、巴伐利亚音、北方音、瑞士音、奥地利音。”

“问题就在这儿。可自学是很困难的：没时间，首先想的是填饱肚皮，要是不挣点外快，就得喝西北风。”

“喝西北风？什么意思？”

“就是挨饿。”

“你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你叫－－”

“安德烈－－”

“安德烈，”德国人重复了一遍。”父称呢？”

“雅科夫列维奇。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雅科夫列维奇，”德国人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很象犹太人的名字。”

“雅科夫？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们自己也有不少人叫雅科夫的。我就有一个德国朋友叫雅科夫．罗恩，是个上士。”

“这个罗恩是哪儿的人？”

“大概是柏林人。”

“你父亲的父称又叫什么？”

“伊万诺维奇。雅科夫．伊万诺维奇。”

“你的籍贯？”

“祖祖辈辈都是莫斯科人。”

“居住地呢？”

“我的？”

“你父亲的。”

“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你已经写过了。我想知道，在你们搬到你们的住宅之前，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记得了－－住在帕利哈一带，具体不记得了，没问过。”

“你说，”盖世太保分子拖长声音说，”你在明斯克干过什么工作？”

“在理发店工作。”

“那里有很多家理发店。是在哪家？”

“叶列明斯基理发店。”

“详谈一下这家理发店的室内装饰。”

“好吧－－一间很长的屋子，里面有椅子，就这些－－”

“你们那儿有几把理发椅？”

“他们审问过斯捷潘，现在想从我这儿验证一下。可是审问斯捷潘的只有一个老头儿，为什么又来了这个便衣？斯捷潘大概是坐在一间黑屋里，他们对他进行神经战。但是为什么来了个盖世太保分子？难道斯捷潘出问题了？也许是我出问题了？不可能！他不会出卖我，不会！”

“我们有三把理发椅。”

“三把，”盖世太保分子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三把，这很好－－正好是三把理发椅，这太好了－－”

他打开一本封面用德文写着”明斯克”的文件夹，开始心不在焉地翻阅着。

“我们那边是不搞这种表演的，”科利亚暗暗想道。”这只能吓唬小孩子－－”

“你们那儿有三把理发椅，好极了，”盖世太保分子又重复了一遍。”你是用哪一把理发椅干活儿的？”

“那要看情况－－”

“你没有自己固定的理发椅吗？”

“我主要是在一扇大玻璃窗前干活儿。那里可以看到大街上的情景－－你知道，那是很有趣的－－”

“可以看到姑娘，小腿，裙子－－”

“一点不错。”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我们是周工资，老板每个周末付钱。这是市长的命令，你难道没听说过？”

盖世太保分子微微一笑，科利亚知道自己做对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套他的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从远处入手，通过各种细节。

“你再讲讲，”盖世太保分子依然拖长声音说道，”你们理发店的墙上有什么画没有？”

“有两张画，”科利亚干巴巴地答道。”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证件？”

“是什么样的画？”

“跟所有理发店一样。男人和女人，梳着各种发型。”

“好－－你用的是什么工具？俄国的，还是德国的？”

“先是俄国的，后来弄到一副德国的，是索林根的钢。”

“哪一副好用？”

“当然是德国的。”

“为什么‘当然’？”

“因为名气大。”

盖时太保分子打开自己的黑提包，取出剪刀、梳子和推子。

“你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技术吧，”盖世太保分子说：”同意吗？”

没等科利亚回答，他就生硬地下令道：

“把托罗波夫叫来。”

“这就去，”舒尔茨先生，”年老的军官答道，走出了房间。

舒尔茨！科利亚仿佛当头挨了一拳。起初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就想起了斯捷潘讲的关于盖世太保分子舒尔茨的故事──一个红脸膛和膀大腰圆的家伙，曾劝斯捷潘作为契卡的接头人出庭作证。

电台在哪儿？

一个小时后阿尼娅醒了。她觉得只闭了一会儿眼。她一看到头上那陌生的天花板，顿时感到一阵晕眩，全身也紧张起来。不过她一看见苍蝇坐在窗前，也就定下心来。苍蝇的姿势和一小时前一模一样：一只胳臂支在白漆窗台上。

他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就象战前一样，一点不紧张，好象不是在德国人的后方，倒象是完成任务后坐在司令部的小屋里，那么悠然自得，无忧无虑。

“啊，”他微笑了一下，”睡醒了？”

“睡得不错。”

“我一直在看你：你真美，为什么要派这么美的来？可以派丑点的－－”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丑点的被捕了也不可惜。”

“每个人都是人－－再说，问题不在于长相如何。”

“你就不用谈灵魂问题了，没有必要，”苍蝇说，”我们在学校都学过了。电台在哪儿？应该去找我们的人，林中游击队的电源已经用完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哑巴。”

“应该去取电台。”

“你藏的地方可靠吗？”

“我埋起来了。”

苍蝇吹了一声唿哨说：”那就别想再找到了。”

阿尼娅笑笑说：”能找到。明天去找。咱们两人去找吗？”

“不，三个人。我再带上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小伙子－－是我小组的。”

“他不是咱们的人？”

“既然帮我工作，也就是咱们的人了。”

“这个不错。我是问：他是派来的，还是当地人？”

“当地人。是我发展的。”

“我该怎么叫你？‘苍蝇’似乎不大好出口。”

“我叫安德烈。你呢？”

“阿尼娅。”

“真名呢？”

“我可没问你的真名－－”

“我的真名叫安德里，区别不大。”

阿尼娅朝苍蝇瞥了一眼，暗暗想道：”他这是怎么，发疯了？竟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她没说话，坐到小桌前，拿出镜子梳头。

“你怎么不烫发？如今时兴电烫。”

“对我不合适。”

“你穿得还可以，”苍蝇接着说，”还象回事－－别的人呢？穿的是战利品还是订做的？”

“各人不一样。”

“头头是穿蓝色西服跳伞的吧？”

“不，是工作服。”

“他穿的鞋是什么样子？不记得了？是什么颜色？”

“不记得了－－”

“你在地图上标明了藏电台的地点吗？”

“我把地图也埋了。”

“埋在哪儿？”

“离这里不远。”

“去把地图取来。”

“最好晚上去。别担心。即使夜里我也能找到，我在林中留有标记。”

“什么样的标记？”

“也就是记号－－我把树皮切了一道缝，从小径画出一条线，扔了许多干树枝－－这是西伯利亚人的办法，我也会。”

“你是西伯利亚人？”

“差不多是。”

“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苍蝇微笑了一下，”总是拐弯抹角的。阿尼娅，第二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万一头头失踪了，我总得知道吧－－”

“也穿的工作服，”阿尼娅答道。”你可以根据暗语接头。”

“怎么，你不相信我？”

“为什么？”阿尼娅惊问道。”我怎么能不相信你？”

“我一个人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我建立了小组。我拍发情报，给你们打好了基础，不睡觉，不吃饭。唉！有什么好说的！”

“别生气，安德留沙，你这是怎么啦？要是你心神不安，就不要去接头了。现在我可以去。我认识他们－－”

“好吧，到时候再说－－请原谅，我是脱口而出：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限。不过你还是应该现在就去取地图。”

“为什么现在？晚上更安全。还是晚上吧，嗯？”

晚上苍蝇约好要和贝格见面。他说：

“不，阿尼娅，晚上不行：到处是巡逻兵，说不定会碰上，太危险。”

他必须把地图交给贝格上校，这是命令。他还想把地图拿给盖世太保分子们看看。他觉得和那个情报员当面对质后自己失宠了，他们明显地不相信他。让他们看看地图就会相信了。

“好吧，”阿尼娅说，”如果你认为应该现在去，那就走吧。我什么时候都行。”

“等等，”苍蝇说，”我给准备了一些吃的。”

“谢谢，”阿尼娅微笑了一下，”我饿得象只狼呢？”

苍蝇从前室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煮土豆、黄盐粒、刚从地里摘来的嫩葱。

“哦，太谢谢啦，”阿尼娅说，”真漂亮！－－”

“等等，”苍蝇说，”我还给你弄来一罐酸奶呢。”

“谢谢，安德留沙，我不吃酸奶。”

“这是为什么？酸奶最好吃不过了。”

“我不吃。小时候妈妈把我吓怕了。她说人们把青蛙放到酸奶里去──为了凉。打那时起我就情愿挨饿也不吃酸奶了。”

“真是女人！”苍蝇说道。”还要去打仗呢－－那你就吃饭吧。明天我给你弄鲜奶来。他们这里的牛奶很浓，挺不错－－”

十分钟后他走出了家门。

“阿尼娅，”苍蝇问，”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任务？”

“知道，”阿尼娅答道。”一项极为重要的特殊任务。具体细节由旋风告诉你。你别生气，好吗？我并没问你的联系暗号和接头地点。等旋风来了，你们一起研究吧。”

“我并没生气，看你说的－－旋风个子很高吧？浅蓝色眼睛，对吧？”

阿尼娅回头看了看。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们后面。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人了。阿尼娅又回头看了看，她觉得那辆自行车很面熟──和去广场找穿高筒靴的小伙子的那个小男孩骑得一模一样。

“这里自行车很多吧？”阿尼娅问。

“每家都有。那又怎样？”

“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们朝树林方向拐去。

旧集市

“冒充的，”旋风想道，”这是冒充的，他们想骗我。这是他们的人。他们想再检验我一次，看我是朝这人喊‘快跑！’还是走到他跟前。蠢货！他们这么做倒帮了 我的忙，是自己使自己相信我对他们的忠诚。慢！假如只是偶然的巧合呢？那就毁了这个小伙子，平白无故地毁了他。未必－－这不是什么巧合。这不可能是什么巧 合──一切都表演得十分精确。”

他不慌不忙地跟在小伙子身后。小伙子在别的商贩旁边来回走动──往前走五步，又往回走五步。

“你有喂火鸡的上等饲料吗？”旋风靠近穿绒布夹克的人，问道。

那人立即回过身，迅速打量了一下旋风和站在他身后的”瞎子”，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答道：

“现在的火鸡饲料太贵了－－你大概指的是雏鸡吧？”

那人首先向旋风伸过手来。旋风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

“真是愚不可及。看来，他会把我带到他们的接头地点去。从路上跑掉吗？不行。如果在集市上进行搜捕，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逃脱。如果现在跑，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如果再也没有别的机会了呢？如果不进行搜捕呢？如果－－上千个如果－－上千个可诅咒的如果－－”

这一切在他的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他立即回头对”瞎子”说：

“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朋友。”

随后他们来到圣安珍大学街，朝一所大学拐去，然后来到普梁塔公园（这是一片自古以来环绕旧城的杨树林），顺着有轨电线车向河边走去。

那里人很少。几个女人带着孩子坐在长条椅上。孩子们面呈菜色，眼角的皮肤象老人一样皱巴巴的。战争年代的孩子。他们没有互相追逐，没有喊叫，没有拿着小铲在草坪上挖土玩。他们静悄悄地坐在女人们身旁，小手放在膝盖上，而膝盖是那样肥肿，两条小腿却细如干柴。

“这里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在这里逮捕我，”旋风想道。”太不值得了。白白送死总是非常简单的事。”

“请你走路稍微颠一点，”当”绒布夹克”侧过身去时，旋风对”瞎子”说。

“瞎子”点点头，可是依旧跟明眼人一样，迈着士兵的步伐，雄纠纠地向前走去。

“绒布夹克”走到与华沙旅馆相邻的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看了看标有住宅号码的牌子，微微一点头，打开了门。旋风和”瞎子”紧跟着也走了进去。

“现在可以往回跑！”旋风想道。”不行。那边有他们的人。那边肯定有尾巴。我会全盘输掉的。现在不能跑。”

他们在三层五号门前停了下来。”绒布夹克”把耳朵贴在锁洞上听了半天，然后麻利地一转钥匙，打开了门。

他们来到一个显得很空空荡荡的大房间。这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有一张宽大的、皱巴巴的无靠背沙发。在一面巨大的，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的意大利式窗户旁边，盖世太保三处处长正站在那里微笑。

“请原谅，干我们这一行有时不得不演几场戏。”

旋风早有准备；他装出一副惊愕万分的样子，使得盖世太保分子们──起初是处长，接着是把眼镜放进了眼镜盒的”瞎子”，随后是”绒布夹克”──放声狂笑起来。

烧酒的味道

原来舒尔茨只是同名而已。等波格丹诺夫被带进来之后，科利亚便明白了这一点。斯捷潘的表演完全合格，与他们在营房中排练的一样。科利亚熟练地为他理了发。他在波格丹诺夫的头上嚓嚓地舞弄着剪刀，嘴里不住地问道：

“合适吗？满意吗？怎么样？”

晚上德国人发给他们每人五百马克：凡随德军逃离红军的人，在正式安排工作之前都发放一份津贴。

科利亚领到了去军官理发店工作的派遣证，斯捷潘被派往距克拉科夫七公里的坦克兵汽车修配厂做工。

领到钱后，两人来到士兵分配站。他们在那里凭借老军官的条子买了一盒猪肉罐头、一个白面包、一百克人造黄油和一瓶烧酒。他们把这些东西用报纸裹好，便到一 座小树林去了。他们在林中点了一堆篝火，开始吃喝起来。斯捷潘喝了一杯烧酒就有点醉了，竟然哭了起来。他泣不成声，泪水顺着他蜡黄的两颊往下流，他也不去 擦，直到泪水流到嘴里，他才用手抹抹嘴唇，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可怕吗？”他说道。”最可怕的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不能战胜我们自身的仇恨？能不能排除与绝望和勇敢共存于我们身上的恐惧？能不能抛弃对讲德语的人的仇恨？”

他贪婪地喝了一口烧酒，闻了闻面包皮，然后把身体移近篝火，说：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员叫帕尔．帕雷奇。他是个弗拉索夫分子，一个无耻之徒和恶棍。秃头、衰老，多病。我看出他有病，因为他嘴角不停地冒泡，脸又黄又瘦。”

“喂，把嘴张开，”帕尔．帕雷奇说。

“什么？”

“张开你的嘴！懂吗？！”

我张开嘴。他看了看我的牙，气呼呼地说：

“怎么，黄玩意儿已经叫德国人弄走了？”

我莫名其妙。

“我是说牙套叫德国人取走了？唉，就是金牙，还不懂？”

“现在懂了。我没有镶过金牙。”

“日子过得很节省吧？”

“没什么东西可节省的。”

“布尔什维克一点油水也不给吧？尽呵叱你们吧？”

“呵叱？”

“就是虐待！”帕尔．帕雷奇吼叫道。”你是有毛病还是怎么啦？！”

“我身体很好－－”

帕尔．帕雷奇绕过桌子，照我脸上打了一下。

“你蛮机灵的，”他笑着说道。”爱开玩笑。你是有话直说呢，还是－－打算兜圈子？”

“我没那玩意儿。我只剩一把骨头了。”

“要可怜你吗？”

“狼也可怜过母马－－”

“你算什么母马？我情愿可怜小母马。马有一颗很大的心脏，一双善良的眼睛。可你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野兽。要么我吃掉你，要么你吃掉我。喂，囚徒，你穿几号鞋？”

“四十二号。”

“衣服呢？”

“你指偷来的那件吗？”

“你别耍贫嘴！偷来的－－你在家穿多大号的衣服？”

“不知道。”

“为什么？”

“我只有一件衣服，还是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

“好呀，好呀，你这个契卡分子！‘父亲送的！’你别糊弄我，我们知道他们大把大把地给你们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挤出的血汗－－喂，靠墙站好！”

“想开枪吗？”

“少罗唆！－－这种事用不着我们去干。”

我走到墙根前。他用尺子量我的身材，量得很内行，象个商人。

“跟我想的一样：五十公分，三号。”

“你做过买卖吧？”

“对。做过买卖。”他小声答道。”你还挺有眼力呢。”

“卖什么东西？”

“瓶装的泪水。俄国人喜欢眼泪。也喜欢忏悔。不干坏事是不会忏悔的──所以我们才有罪。”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说道：

“哈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好！五十公分，三号。四十二号。嗯，嗯。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听到了，听到了－－是个大嗓门。”帕尔．帕雷奇招呼我到他跟前去。他把电话递给我，小声说：”你听，你的朋友正开音乐会呢。”

我从电话中听到绝望的、非人的嚎叫，还有醉鬼的狂笑和叫喊。帕尔．帕雷奇紧盯住我的脸，问：

“可怕吧，囚徒？”

“可怕。”

“我也害怕。”

“你害怕的原因很清楚。你是个胆小鬼。”

“你说什么？”帕尔．帕雷奇吃惊地说。”我胆子很大。我知道我会受到惩罚。可我还是要走我的独木桥。你以为我夜里就睡得那么安稳？我喝白兰地，不喝就睡不着，就胆战心惊。可是天一亮就怎么样呢？天一亮我就走上战斗岗位，就是一名战士了。”

“你算什么战士？你是刽子手。”

“我？胡说！我算什么刽子手？难道我砍断了你的手指？砍断了你的腿？我对你是战士对战士──正大光明，我就是这种人。我没有折磨你，你何必冤枉我？”

“你会砍断我的腿，也会砍断我的手指的。”

“害怕了？啊？我不会的。不过对别人我就不敢担保了，我们不是马群，各人有各人的自由。”

这时有人送来一件弗拉索夫匪徒的军服。帕尔．帕雷奇接过弗伦奇式军上衣，用商人的熟练方式往胳臂肘上一搭，递给我说：

“五十公分，三号的。拿去吧。”

“不行。”

“想尝尝疼的味道吗？囚徒！等嗓子喊破了，你就会同意了。在盖世太保那里你不过挨了顿打，那算不了什么。德国人是一板一眼的人，叫人恶心。打一顿──有什 么可怕的？我们比德国人吃的苦头多，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气。德国人打人是完成职守，我们打人则是出俄国人的怨气，是寻求真理。区别就在这里，小心点！”

“好吧，我小心点。”

帕尔．帕雷奇说：

“你朝窗外看看。别害怕，别害怕，看看吧，那里是栏杆，没办法。看到那幢一层的小房了吗？那是囚室，而在栏杆外边就是我们的特别集中营，关的都是象你这种 认死理、好抬杠的人。你知道特别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吗？它是这样一种地方：德国人是些化学家，他们发明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先在犹太人身上试验。可是犹太人 都是滑头，你没法知道德国人的药剂在普通人身上会产生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就把我们集中营里的犯人跟犹太人进行比较。什么时候德国人提出要求，我们就从做工 的人中挑一两个送到试验室里去。”

“是实验室，不是试验室－－”

“好样的。你是想用粗鲁掩饰你的恐惧吧？好样的，没得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想尝尝疼的滋味呢，还是答应下来？”

“不答应。”

“傻瓜。你还是听听我的忠告：老老实实穿上军服和靴子上前线去，到了前线再找机会跑到自己人那里。你就说是帕尔．帕雷奇让你这么干的。”

“帕尔．帕雷奇姓什么？”

“阿布拉姆松！阿布拉姆松，叶夫列伊．伊万诺维奇！喂，把军服穿上，死鬼！”

“不行，帕尔．帕雷奇。不行。”

帕尔．帕雷奇拨了电话号码，边笑容边对着话筒说：

“瓦夏，你好，亲爱的！又是巴卡诺夫打扰你。我这儿有个性格活泼的囚徒。你来一趟，咱们聊聊天。你也许能说服他，那样就能当场拍板了，免得在这儿磨时间。亲爱的，我等你。你的那位怎么样？懂了。没事，没事，上帝会原谅你的－－”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停地吃薄荷水果糖，嘴里散发出一股甜食店的气味。他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裤兜里，活象个在集市上逛荡的小偷。两道浓眉毛绒绒的，一直长到鼻梁上。前额高平，没有一条皱纹。

“就是这个人？”他问帕尔．帕雷奇。

“是。”

“你在照片上显得更漂亮，”维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我说，接着对帕尔．帕雷奇说：”你可以坐下。”

帕尔．帕雷奇靠椅子边坐了下来，用崇拜的目光望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用火柴棒仔细地剔了半天指甲盖，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导起我来：

“你这个怪人要记住：能一直活到老死的人才是胜利者。对于老人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的，而且时间是一位良医。记住我的话吧。十年后谁是德国人最好的朋 友呢？俄国人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等元首平静下来了，他就会明白，离了我们他将一事无成。这是辩证法，谁也躲不掉。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老弟－－我们将把 帕尔．帕雷奇派到知识界，他能滔滔不绝地背诵陀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他在科雷马集中营跟阿维尔．巴赫学的。我本人倒认为，文化素养是个年龄问题，而不是遗 传哈教育问题。老实说，你对我们有什么用？屁用也没有。可是盖世太保看上了你。照我看，他们制定了一项审判他们自己的共党分子的计划，想把他们打成间谍， 你正好把牌送到了他们手中。是学问把你弄到了这一步。你说话刻板认真，这对于出庭作证最合适不过了。懂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可是这个乱摊子却让我们收拾， 而盖世太保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不管怎么说吧，德国人把彻底整治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要是完不成，我们就得大口大口咯血了。所以说你还是认真想想吧。我们 可以不把你送到蜂房去受那份罪。我们的蜂房可不是闹着玩的。到了那地方，你准会发疯，什么都会承认下来，揽到自己身上──不过那时你的身体也就全垮了。想 想吧。”

我摇摇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再剔指甲，把手往裤兜里掖得更深了，接着对我说：

“把手伸过来，我会看相。别怕，别怕，不会吃掉你的，怪人。”

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

“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肉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 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 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操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 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 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 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交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 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在这 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

“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

“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 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 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 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 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 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 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 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 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 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 “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 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

“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帕尔．帕雷奇从门坎那边朝我喊道。

“完了，”我平静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们从矿区收到了我的材料。这意味着，两天后就会把我绞死。也许不是两天，而是三天，因为马利亚矿区在亚琛，把我押送到那里需要三天。”

“你受了多少罪呀，”走进来的帕尔．帕雷奇继续说道。”值得吗？”

“值得，值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替我答道。”他这么做良心上平静点，在自己面前可以显得很英俊，就象马戏演员站在排练场的圆屋顶下一样。喂，怎么样， 到了现在还想继续捉迷藏吗？又不张嘴了？交通费我们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马上把你送走。你张嘴也好，不张嘴也好，到了那里会马上把你认出来的。”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做什么，是干什么。还是个演员，是个文化人呢，连话都说不地道。”

我仿佛被人用脸盆照头上砸了一下──脑袋嗡嗡响了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演员呢？连集中营和马利亚矿区的档案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别把眼睛瞪那么圆，”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全都清楚，囚徒。”

“好啦，别再充好汉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结道，”现在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要是想活，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活够了，就别开口。你已经引不起我们 的兴趣，我们对你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你要是想活，就得用盖世太保给你起的名字，到麦克风前去讲契卡的内幕，并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讲述你为什么一脱掉契卡的 法衣，换上弗拉索夫中将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军服。听懂了吗？”

“不全懂。”

“我可以讲具体点。你将扮演一个向我方投诚的契卡分子的角色，将为你编一套假履历──非常动人的假履历。你要为他们的诉讼案提供证词，他们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是这些。”

“不行。”

“会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你的背叛行为去糟蹋你的父亲。乌萨切夫卡，７号楼，波格丹诺夫．斯捷潘，国内战争的无腿残废军人和红军英雄。”

我一下子醒悟了──副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他！不会是别人！一双小小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翘眉毛，一副高尚而忧伤的样子──除了他，还有谁？！ 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些情况！我太傻了！听到几句家乡话就控制不住了！我恨德国人吗？那又该怎样对待俄国人呢？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是德国人， 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你好好舒口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认真地劝导我，”不要冒火。赌输了冒火最危险。好，你来翻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款通俗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付 背叛祖国者，即投诚者的家属。我们有你的照片，再往上画顶军帽，描几道伤痕，附上一篇文章：‘亲爱的父亲！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你正在莫斯科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咱家的住宅里──一个被红军抛弃的、失去一条腿的国内战争残废军人。在这里，在俄罗斯解放军的队伍中，我正与奴役我们祖国的共党分子和犹太人进行斗争！士 兵朋友们！到我们队伍中来吧！’等等，等等。我不负责写文章，我们有专人干这种事，写的就象爱伦堡的散文一样漂亮：你可以不相信，可是要掉泪。”

“让我考虑考虑，”我沉默很长时间后才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回到营房去，扼死副教授。他是个叛徒，他不该活下去。

“你就在这里考虑吧，囚徒，”帕尔．帕雷奇说道。

“不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在这里没法考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小声地、谨慎地笑了起来。

“不行，”他边笑边说道，”不行，斯捷潘，你的花招骗不了人－－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受委屈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

“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 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 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 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 ──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 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 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

时间停止不动了。天空颜色的变幻全是胡说和蠢话。时间不复存在。天快亮了。他们将把我带走，他们将重新开始小声谈笑，剔指甲，摸肚子，强迫我出卖父亲，使 他蒙受一个叛徒的家庭成员的耻辱，而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是一定要这么干的。他们是一群野兽。只有子弹和绞索才能救自己，从而拜托这群野兽。”

“当一种不相干的声音传入囚室后，时间才又回到了我的身旁。那是一种尖细的声音，象蚊子哼哼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哦，已经不是蚊子叫了，已经是飞机的声音了。飞机多极了──我是根据他们那单调的、不断增强的吼声来判断的。”

“小时候我喜欢用蜡泥做各种颜色的飞机。我为它们装备了长长的蜡泥炸弹，同时我又用圆形的蜡泥炮弹轰击飞机场，防止它们去轰炸萨什卡用火柴盒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纸板为我拼成的城市。”

“现在，透过小小的窗洞，我在白色的夜空上看到了十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它们显得很小，比我的蜡泥飞机还小。它们就象识字课本上的句点。可是句点开始变 成墨污，墨污变成甲虫，甲虫变成飞鸟，飞鸟变成吼叫的轰炸机，接着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而在它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掀起了一堆白色的烟雾。飞机到哪儿去了？也 许它们没来得及退出俯冲，就用它们白色的头部扎进了土里－－”

“我被这无色的、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尘土的爆炸弄得耳聋目眩。这一切只占了一秒钟的时间，但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际。起初是无色的爆炸。当囚室的一面墙 倒塌时，便成了黄色、红色、黑色和尘土。待尘土落下之后，我看到了远方绿色的林带、田野。其它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头上又有轰炸机向下俯冲，当它们已经很 低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个黑点从机翼斜坠下来。黑点变成了一支支平落下来的铅笔，随后便消失了，接着我被掀到半空中，摔在墙上，一股刺鼻的焦味朝我袭来。然 后我就被周围响起的隆隆声震得耳聋目眩了。”

“应该离开这地方，”我突然平静而清晰地想了起来。”它们现在对我毫无办法，它们正躲在防空洞里。”

“我从一堆堆滚烫的碎砖上面跳过去，在不远的地方看到正在燃烧的兵营以及距炸毁的监狱二十步远正在喊叫的黑黝黝的集中营。耸立在夜色中的几座炮楼上看不到 一个人。我脱掉条状囚衣，弯腰朝一片树林跑去。我们被他们变成了野兽：立刻朝树林跑去，这已经成了本能，就象狼一样。”

“我踩到躺在林边的一具尸体上。我跪下来，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我一边幸福地哭着，一边扒掉死者身上的衣服，穿到了自己身上（靴子太小，帽子也戴不上），然 后低低地弯下身，向林中飞跑过去。在我的身后是大火、轰鸣，在一阵阵爆炸声的间歇中，从集中营传来兴奋的喊叫声，仿佛邻居正在举行婚礼一般－－我走了整整 十天才来到这里－－这就是我的故事，萨尼亚－－”

他们回到安置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科利亚背着睡着了的斯捷潘。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唱着弗拉索夫匪帮的军歌，声音不大，但可以让由弗拉索夫匪帮组成的卫队听到。一个卫兵回过头问：

“喝醉了？”

“有点。”

“别在营房里吵闹，叫德国人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

“我们不出声了，老兄，”科利亚许诺道。”我们睡到明天就开路。”

何谓波兰人

傍晚时分，当奇美的红色晚霞燃尽之后，特劳布来到了特龙普钦斯基律师家里。主人不在家。儿子尤素夫正坐在黑 的房间里弹奏肖邦的乐曲。他的面容被摇曳的烛光从黑暗中勾勒出来，犹如黑白相间的漆布雕花中的人物。

“你只喜欢肖邦吗？你好象从来不弹别人的作品，”特劳布说。

“比起别的作家我更喜欢肖邦。”

“你想一此表现你的爱国之情吗？”

“这表现不出爱国之情－－”

“艺术，要么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要么是它最凶恶的敌人－－”

“什么意思？”

“艺术家要么歌颂他为之效劳的那个国家政体，要么与之抗衡──用沉默，选题，逃亡。”

“你认为第二类的艺术家不是爱国者？照我看，他比赞美自己国家政体的艺术家更是爱国者。我当然是指你们的国家－－”

“尤素夫，你为什么敢跟一个德国人这样讲话？”

“因为你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可我是德国人。”

“对，一个有知识的德国人。”

“可是，有知识的德国人向盖世太保告密的还少吗？”

“有知识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会成为告密者。”

“你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陈旧了。”

“概念是不会陈旧的。”

“你是个有趣的人物。我记录过你的一些言行。你决不可能成为创造家，因为你受逻辑的支配。创造的最凶恶敌人就是逻辑和暴政。不过一般说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逻辑与暴政是水火不相容的。”

“逻辑本身就是蛮横的，因为它选中某一点之后，就要排斥其它各点。”

“但并不加以消灭。这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从逻辑出发，那么就要摈弃──这就意味着消灭。”

“这不是逻辑，而是诡辩。你怎么这样衣帽不整呀，我亲爱的敌军记者！”

“很显眼吗？”

“是的。”

“我有时由于对世态的仇视快要变聋了，可是后来由于自己的胆怯又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把我们这些人全变成了胆小鬼，可鄙的胆小鬼！”

“算了吧，特劳布。如果一个人不是胆小鬼，就不可能把他变成胆小鬼。”

“住嘴吧，我不喜欢预言家。我们哪里已经够多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让别人对自己为所欲为。他比猴子更容易驯服。”

“出什么事了，特劳布？”

“你有一次曾求我搞一个证件－－”

“结果呢？”

“我不作任何许诺。我仇视许诺──它意味着受人支配。一句话，如果我有了什么结果，我会尽力帮助你－－喏，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份在柏林印刷的传单放到尤素夫面前。

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局局长命令：凡是波兰族的男女工人，必须在每件衣服右胸显著位置佩带绸标。绸标必须牢固地缝在衣服上。

我们生活在为我们的人民国家的未来而斗争的年代，我们意识到，将有大量异族分子生活在我们的生存空间。此外，由于波兰的农业和工厂工人大量进入帝国，在整 个帝国国土上民族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每一个德国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意识到民族利益，并独立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人民国家才能永世长存。法律只能 保持对生存的调节。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持重而有信心的行为。全民必须认识到与其他民族的人共同生活所带来的危险。

因此，必须在每一个适当场合开展解释工作，必须经常指出波兰人对生活在波兰的德国人所施加的暴行，并号召对波兰工人提高警觉。

德意志人民！千万不能忘记，波兰人的暴行曾迫使元首采用武力保卫我们在波兰的同胞！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们有五十八万同胞死于波兰！男人、女人和儿童，没 有自卫能力的老人的病人，在羁押解送期间惨遭折磨。在波兰监狱中，德国人被迫忍受的苦难，只有兽性发作的野蛮人才能发明出来。长时间不让吃饭，用棍棒毒 打，用枪托撞击，无故枪杀，挖眼，强奸──种种暴力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少年被浇上汽油，放在烤炉中烧死；一辆机车向运送移民的货车全速撞击。不久前在一个 湖中，正在游泳的儿童发现了十七具尸体。此类例子成千上万，举不胜举。

现在这个民族的一些人作为农业和工厂工人以及战俘来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缺乏人力。凡是被迫同他们在职务上打交道的人应该明白，今天波兰人的仇恨比任何时 候都要强烈，波兰人在民族斗争中具有比我们更多的经验，波兰人依然希望借助我们敌国的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更大的波兰。

波兰人对德国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奴颜卑膝是一种阴谋。他们笑里藏刀。必须处处提高警惕，避免促成波兰人的联合和可能的间谍活动。

首先，波兰人和德国人毫无共同之处。德国人！请保持你的骄傲，不要忘记波兰人给你造成的危害！假如有人找到你并对你说，他哪里的波兰人是正派人，那你就回答他：”今天每个人都有正派的波兰人，正如过去每个人都有正派的犹太人！”

有人在谈论我们人民的一致性！首先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建立联系。我们的农民不熟悉民族斗争，把那些经常对他们说”光荣属于基督！”的 波兰人当城正派人，并回答他们：”永生，阿门！”那些只穿很少一点衣服的波兰人来了以后，从他们的农民主人那里得到了内衣和外衣。他们随后就把这些衣服卖 给相邻的波兰人，并用得到的钱去买烟草。一些波兰群体在公路上被经常驱散之后，又在附近路口重新集结。请留意，波兰人是否往家里写长信。作为回复，从波兰 寄来了食品，从而可以想见，波兰人往家里写了些什么。不要把钱交到他们手里！在一户农民家里，一个农妇就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可是家里除了一个波兰姑娘外再 没有别的帮手。要在类似情况下安排好邻里之间的互助！

德国人！波兰人决不应成为你的朋友！他比你庄园里或工厂里任何一个德国同胞都要低贱。你身为德国人，要永远公正，但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作为主宰者的民族的一员！

德意志武装力量正在欧洲为我们赢得和平。我们对新的大德意志国土上的和平负有责任。同异族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将会不止一次地考验我们人民的力量，你作为一名德国人，应该经受住这种考验。

国外德意志人民协会


尤素夫小心地把传单还给了特劳布。

“怎么样？”记者问”可怕吧？”

尤素夫答道：

“不，不可怕，只是非常－－”

“令人厌恶？”

“不，不是－－非常难过。为德国人难过。你答应过，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力帮助我，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想听吗，我给你弹只曲子？”

“很想听。”

尤素夫坐到钢琴前，弹起巴赫的一支曲子。

一束甘菊花

阿尼娅和苍蝇穿行在树林之中。他们走得很慢，因为阿尼娅还要仔细察看树干以及只有她一个人懂得的标记。她有时突然停下来，闭上眼，久久地倾听着树林，一边温柔地微笑着。

开始的时候，苍蝇一边望着她，一边不信任地摇着头，心想她肯定找不到埋电台的地方。后来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当阿尼娅象条小狗似的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琢 磨着朝哪个地方继续走的时候，他开始采集花朵。他采集了一大束花，在阿尼娅找路的时候，他把脸藏在花束中并透过花束仔细地端详她。他挑剔地打量着她，就象 一位家庭主妇仔细观看客人还没有动过的节日盛宴一样。

“她本该去玩‘女儿──妈妈’之类的游戏，”他盯着姑娘的身材，想道。”可她正在走向屠宰场。她的身材很漂亮。我真该摸摸：那么匀称！不行，太危险，会把她吓坏，引起麻烦的。女人都是些蠢货。”

“在这儿，”阿尼娅说，”在这棵赤杨树边。”

“别瞎说了－－”

“你真怪，”阿尼娅说，”我对你说，就是在这儿。”

她跪在地上，伸开五指拿起一堆草，就象拎着一只猫的后脖似的。当这堆均匀的、用刀削过的正方形草皮被拿起之后，苍蝇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阿尼娅把这白色的、其实是用毛巾裹着的东西取了出来，然后解开毛巾，便露出了地图、手枪和手榴弹。

“你是赤手空拳来找我的吗？”

“哪里呀，”阿尼娅答道，并拍了拍自己的衣袋，”这儿有一支勃郎宁手枪和一枚柠檬型手榴弹。对付四个人足够了。”

“把武器给我，”苍蝇说，”你长得漂亮，他们会调戏你的，你发起火来就坏了。”

阿尼娅把勃郎宁手枪递给了他。

“手榴弹也给我。”

“不过它很小－－”

“给我，给我，阿尼娅，别犯傻。”

他把手榴弹藏了起来，接着打开地图，说：

“你指一下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维什尼茨附近。”

苍蝇打了个唿哨，说：

“你疯了？还有一百公里远！”

“那又怎么样？”

“你是从边界走过来的？”

“什么边界？”

“德国和波兰管辖区－－”

“我从铁丝网下面钻过来的，可我没想到那是国界。”

“两天走了一百里？”

“那有什么？”

“难以置信。”

“你还不信我能找到地图呢。”

“好样的，”苍蝇说，”要是这样，那可真是好样的。那里的巡逻很多，你怎么从他们中级溜过来的？密码在什么地方？也在那里？”

“当然。”

“你给我讲一讲那个地方的情况吧。”

“你一个人是找不到的。”

“能找到。”

“找不到，安德留沙。那里是一片干芦苇，只有我能找到。”

“好吧，咱们往回走吧。我得考虑弄两匹马来。当然最好乘汽车去：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边界。可是怎么拿出来呢？既然那里是芦苇，肯定是沼泽地。我们怎么从那里出来呢？”

“按照我走的脚印就行。我带路，安德留沙，按照西伯利亚人的办法带路，一定能带好。”

他们回雷布内镇时是按照太阳的方向走，走的是直路。走了一个小时后，眼前突然闪起一片刺目的白光。阿尼娅微微笑了笑，可是苍蝇却吓得一动不动了。

“那是水。可能是湖，你看，光线是静止的－－”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湖边。湖岸长满了灌木从和幼松，显得非常寂静。从近处看湖水是黑色的，而不象从远处看那样明亮。

“安德留沙，你从左边走，我要在这儿洗个澡，好吗？”

“还是回家洗吧？这里的澡堂不错，可以洗蒸汽浴。”

“我想游一会儿泳，”阿尼娅说，”很快就完。你去一边等我。”

苍蝇在一片温暖的、高大的、散发着香味的青草上坐下来，开始端详起那一束黄白相间的甘菊花。过了一会儿他看到阿尼娅游到了湖中心。她游得很快，象男人一样，把手向前甩得很远。苍蝇浑身打了个哆嗦──他看出阿尼娅是光着身子游泳的。

“真见鬼！”他感到血液骤然向脸部涌去。”试试并不吃亏。”

苍蝇起身朝他离开阿尼娅时的那个地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把花束贴在自己胸前。他刚走到那地方，恰好姑娘正从水里出来。她走到放在一片黄色细沙上面的衣服 跟前。这时苍蝇从灌木从中钻了出来。他向姑娘跨进一步，把花束往脚下一扔，就抱住了阿尼娅。他拼命地、粗野地抱住她，一只手把她往自己身上贴，一只手抓住 她的胸脯，然后把她压倒在草地上。

“我孤独一人，孤独一人，”他低语着，把她往地下压，”我一直孤独一人－－别折磨我，松开－－松开，别折磨我。”

“不要这样，安德留申卡，”阿尼娅低声而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你很苦，可是不能乱来。”

假如她喊起来，或是想挣脱，或是抓他的脸，那么他就会失去神智，控制不住自己。但是，她这种低弱平静的声音反而以一种缓慢的、绝望的、被遗忘了的痛苦深入到他的内心。他大声地喘了口气，转身躺在地上。

“把衣服穿上吧，”他说，”我扭过头去。”

当阿尼娅穿好衣服坐到他身旁后，苍蝇睁开眼，把花收到一起，递给姑娘说：

“拿着，这是礼物。只是别生我的气。”

他用嘴使劲吸气，好象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

等天色黑下来后，苍蝇对阿尼娅说，他要去克拉科夫找人弄马或汽车，第二天早晨回来。他相信，贝格会叫他立即返回，甚至象上次那样用自己的小车把他送回雷布 内镇，但是从苍蝇打算找妓女过夜，以便用一个不相识的、容易到手的女人来遏制在他眼前时而出现的幻觉──湖水那刺目的突如其来的闪光、太阳、散落在沙滩上 的花朵、他此生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

“我把你锁到屋里，”苍蝇临走前说道，”这样可以安静些。我把百也窗也关上。他们是不会闯进屋子的，他们只进生炉子的房子。”

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有人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百叶窗。阿尼娅在床上呆住了，她恐惧地想起苍蝇把她的所有武器都藏了起来。百叶窗吱地一声打开了。透过窗玻璃她看到一个白发的男人。他用一根指头招呼阿尼娅过去。他看到了她，因为凝滞的、缓慢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在床上。

阿尼娅从床上起来，披上短上衣，走到窗前。

“姑娘，”白头发说道，”是安德里派我来的。”

那人带有很浓的波兰口音。

“哪一个安德里？”

“请打开窗户，别害怕，我要是德国人的话，那就从门里进去了。”

阿尼娅打开窗。

“闺女，”那人说，”安德里叫我马上把你送到备用住宅。这里已经非常危险了，走吧。”

阿尼娅迅速穿好衣服，从窗台上跳了出去。

祝你成功

现在，在从集市上的人群中间穿过的时候，在没完没了的、折磨人的、深更半夜的审讯之后，旋风用自己的背、耳朵和后脑勺感觉到，”瞎子”已经不那么紧张，也 不紧紧抓住口袋里的枪柄了。旋风根据”友好谈话”进行的速度，根据已经不那么尖利、不那么变幻无常的提问感觉到，盖世太保在进行了那场”绒布夹克”考试之 后，对他似乎放心了。

现在，旋风穿过人群时感到，如果在搜捕时逃跑的话，在开始阶段要比昨天容易些，因为几个直接看守他的人在第一次来过集市之后，已经有点习惯和定心了。

旋风期待着搜捕。他知道，假如今天也不进行搜捕，假如今天他不能逃走，那么他就会陷入自己在审讯时所作的谨慎的半真半假的供词中而不能自拔。眼下他是用模 棱两可的手法去对付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制造一种”大回转障碍滑雪运动员的效果”──急速、喧闹、雪尘飞舞。然而这种雪尘眼看就会散落，盖世太保将仔细研 究前几次的审讯记录，分析各种细节，他们将对与我军有关的一切问题产生兴趣。旋风认为盖世太保是一个极端认真的反间谍组织；如果以为盖世太保不了解我方前 线侦察系统，不知道一些人的名字以及我方的基本兴趣和倾向，那是非常幼稚的。问题是，他们懂得用什么样的事实，用哪些名字和数字，在旋风不知不觉中揭露他 的伪装。

眼下旋风是靠已牺牲同志的名字、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地下组织的经历以及他曾经领导、现已过时的克里沃伊罗格市侦察工作的一些秘密来应付盖世太保的。他小心翼翼，摸索着往前走，但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差不多已经走到尽头，眼看游戏即将结束，叛变就要开始。

旋风在集市上慢慢走着，观察着周围的人群。他感到拖延时间就意味着死亡。因此他特别仔细地打量着周围人群的面孔，并尽力想象，假如他不等搜捕开始，就不顾一切地冲出人群，这些人将做出何种反应？

“枪声一响，这些人要么都趴到地上，要么向四处逃散，那时就会处于被火力控制的狭长走廊之中。不过，‘瞎子’会在我后面乱射一阵，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也 会这么做的。不过对付高个子比较容易：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我要是稍微弯下身子，他们就不会在人群中看到我，”旋风想道，”可是他们还 是要乱射一阵的，会打死很多人──真可怕－－”

在空中，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传来蚊子哼哼的声音。旋风立即屏住呼吸，继续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跟平常一样地走着，不过他开始踮起了脚尖，就象在林中打猎时 等待禽兽出现一样：看，就在这儿，就在脚下，一只黑琴鸟闪了过去，两只、三只，整整一窝，随着双筒枪的射击，只见一团黑的、白的、棕红色的东西落在地上， 猎狗嚎叫起来，四周散发出一阵火药味，一种幸福之情涌上心头。

“静点！”旋风险些冲熙熙攘攘的、拖着饥饿、疲惫的双脚走在广场灰色石板上的人群喊了起来。”静点！听，飞机！”

他很快就在天空看到了一个个黑点：一群飞机正由西向东飞去──它们是去轰炸我方的。旋风叹了口气，低下眼睛，看到走在前面的那个盖世太保分子正踮着脚，从 一些吵吵嚷嚷的老太婆的头上张望着什么。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正趴在地上捡散落在长条凳下面啃剩下的苹果和烟头。坐在凳子上的人在等火车。小男孩长着黑黑的皮 肤，长长的鼻子，头发象钢丝一样，十分平整。

“吉普赛孩子，”旋风明白了，”在德国人眼里，他们跟犹太人一样。这个高个子家伙就象条警犬──看到一个吉普赛孩子就不想放过。这家伙在打什么主意？活象一条警犬。畜生。”

高个子盖世太保分子转过身，从一排商贩中间穿过去，照一个戴宽檐帽的老头身上推了一把，用胳臂肘推开一个德国士兵，接着，好象是无意地用靴尖照吉普赛孩子 的腰上踹了一脚。吉普赛孩子仰起长着一双大眼睛的脸，一看见高个子，便立刻意识到了危险，赶紧朝一边爬去，然站起来，钻进了一声不响的、散发着热气的、小 心翼翼的人群中间。在小男孩跑过去的那些地方，掀起一阵阵声浪。

“机会到了！”旋风突然想道。”到了！”

“哦－哦－哦！”他大叫一声，照”瞎子”的眼镜猛击一掌，拔腿朝与吉普赛孩子相反的方向跑去，把一些拎着包裹和箱子的人撞倒在地。集市喧腾起来，响起一阵 阵刺耳的警笛声。有人在他身后小心地、惊恐地喊了起来──周围一片混乱，传来马的嘶叫声，响起了枪声－－ 旋风跑的时候，弓着身，头朝前倾，边跑边脱去身上的蓝色上衣──一个最显眼的标志。他把上衣刚扔到地上，就看见有人伸手去捡，在同一瞬间又有一只大脚踩在 那人的手上，但已经听不到喊叫声了，因为周围已经乱成一片。

旋风朝右边看了一眼──在那里，一辆绿色敞篷卡车正在转身，一群身穿黑色警服的警察从车上拥下来。

眼前闪动的情景突然放慢速度，变成了幻景，就象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似的。在华沙旅店入口处稍前一些的地方，”理发店”三个大字浮现在他的眼前。

旋风在某种最后的、冰冷的、绝望的理智驱使下推了一下店门，门铃尖厉地叫了起来。一个理发师脸色苍白地朝他迎面跨了一步。

旋风在门坎上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我是从盖世太保那里跑出来的。外面正在搜捕我。”

在帕列克家里

谢多伊把阿尼娅带到一间旧澡堂里。这里散发出橡木桶、麻绳以及一种对阿尼娅来说既遥远又熟悉的特殊气味：不知是焦油味还是隔年的干鱼味。这种阿尼娅在大森林中闻惯的气味立刻使她安下心来：父亲冬天去猎捕松鼠时住的地方就常有这种气味。

“坐下吧，姑娘，”谢多伊说，然后拿出一块方格毛巾擦了擦脸。”坐下吧。”他又说了一遍，，并点着一截教堂用的细蜡烛头。阿尼娅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冷战：在墙根坐着一个女人、一个穿高筒靴的小伙子和昨天去树林时骑着自行车跟在她和苍蝇后面的那个姑娘。

“坐下吧，”谢多伊又重复一遍，”坐下歇歇吧。这里都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是带着电台跳伞的那个姑娘的话。”

“你说什么呀？”阿尼娅耸耸肩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吧？”

“就算是吧，”谢多伊说，”好吧。你不认识这些人，可他们认识你。”

“安德里在什么地方？”

“你的安德里在德国人那里。”

阿尼娅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把双手紧紧贴在胸前：”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谢多伊答道。

“他被捕了？”

“没有，他投靠了他们。”

阿尼娅冷笑一声：”我不懂你说些什么。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真的。我是来找舅妈的。我舅妈是从库尔斯克来的，懂吗？”

“别说了，我们不开玩笑，”谢多伊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一直在等你。安德里来了以后就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这是帕列克的家，是你的接头地点。我们是你的朋友，你要明白，是你的朋友。”

“你们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真的，”阿尼娅笑了起来，”我没地方住，我正在找舅妈，安德里便收留了我。”

“别瞎编了。你和你们组的其他成员应该到格鲁索夫大街的斯塔尼斯拉夫、帕列克家，并向他转达他的儿子、波军上校伊格纳茨的问候。”

“我就是他的儿子，”穿高筒靴的小伙子说。”伊格纳茨的儿子，斯塔尼斯拉夫的孙子。你现在就是在我们家里。”

阿尼娅环视了一下聚集在这间小小澡堂里的所有人。

“请不要再谈什么相面术了，”她想起了维索科夫斯基的这番话。”有时你审讯一个家伙──从相貌看简直是个天使，可你还是坚信，在你面前的是个敌人，这是心 灵在说话－－”阿尼娅当时笑了起来，对漂亮的上校问道：”你的心灵是在你们的眼睛对视之后开始说话的，不是吗？”上校答道：”不是，是看过材料之后。它们 比眼睛和心灵更确实。真正的社会历史要在许多年之后才能写出来，而这才是最准确的历史，因为那时将会公开我们的档案、关于天使和恶魔们的专案材料，以及为 它们（包括天使和恶魔）的汽车、住宅、医药所付的帐单。那时，人们将看着一张画或照片，将不再猜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将了解全部真相：既有关于长着圣 洁眼睛的恶棍的真相，也有关于相貌丑陋、口齿不清的天使的真相。”

“我不相信你们，”阿尼娅说，”你们了解全部情况，可是我不相信你们，他不可能是叛徒。”

“他本可以不是叛徒，”谢多伊说，”但他成了这种人。”

“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们的人！”

“那我们又是谁的人？”穿高筒靴的小伙子问道。”你认为我们是谁的人？”

谢多伊说：”必须立即和你们的总部取得联系：应如何处置安德里？是抓活的呢？还是就地干掉，趁他还没有干出更多的坏事。”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俄语说的不好我就不相信这些人，而相信苍蝇是我们的人吗？”阿尼娅一边不情愿地听着谢多伊和伊格纳茨上校的儿子、帕列克的孙子对她讲的 话，一边想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那就真该加入天使长米哈伊尔的同盟会了。苍蝇一直和博罗金保持着联系。总部信任他。总部是派我们来找他的。 可是，总部所以派我们来找他，是因为他通知总部他和波兰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我知道帕列克这个名字，他们说的是真话。知道帕列克的有苍蝇、旋风、科利亚和 我。可万一是无线点截听呢？万一眼下这一切都是盖世太保的喽罗们搞的鬼把戏呢？”

“记住，延误时间就意味着犯罪，”谢多伊最后说，”特别是现在。”

“我是在你们这里，”阿尼娅说，”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想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不相信你们！懂吗？就是不相信！”

傍晚与深夜

若不是贝格预先提醒过，苍蝇准会向盖世太保报告住在他家里的女发报员的情况。但是，在苍蝇被召去和旋风当面对质之后，贝格上校级要求苍蝇的一切活动只跟他一个人联系，还说根据上级指示，现在由他一人负责侦破与苍蝇接头的那个小组。

“我的盖世太保朋友们，”贝格说，”眼下正忙着别的事，因此我禁止你去打扰他们。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苍蝇答道，”不过他们会生气的－－”

“我们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争风吃醋的女人，”贝格说道，”我们是不会生气的；我们要清除妨碍我们的人，要提拨给我们以友善支持的人。至于生气嘛－－这不是间谍应干的事。”

“你们的人将把我的接头地点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吗？”苍蝇问。

“有这个必要吗？”贝格吃惊地问。”照我看，派来找你的人不会是一年纪的小学生，而是有经验的人。不管我们对监视的组织工作多么精密，有经验的人总会发现破绽的。也许你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你没对那个小妞说漏嘴吧？”

“哪里的话－－我跟她搞得很亲密。”

“她没什么怀疑吗？”

“怎么会呢？”

“那就谢天谢地了。等其他人跟你接上头之后，咱们两人一般情况下一个月碰一次头，可以在饭店人多的地方，装成一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个年老的波兰教员在谈话。”

贝格向苍蝇布置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明天上午九时，将有一辆载着几名乘客的汽车从教堂一旁通过雷布内镇的广场。苍蝇应该举起一只手。司机停下车，要求为两 个人付十个占领区马克。苍蝇讨价还价之后交付八马克。然后他们乘这辆汽车从公路来到阿尼娅跳伞着陆的地方。等他们挖出电台之后，傍晚将会有一辆汽车通过， 司机把他们带到雷布内镇去。

贝格赏给苍蝇一些钱，并给娱乐场所打电话，让他们放苍蝇进去。苍蝇喝了很多酒，但没有喝醉，他盯住妓女们看，当女招待用德语跟他谈话时，他谨慎地微笑着。

“见鬼去吧！”他脑子里不停地转着这句话。”全都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叫谁见鬼去。他不过是用”见鬼去吧”这句没完没了的、单一的醉话，去排除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的、挥之不去的感觉，尤其是在早晨微醉之后，或谢多伊给他送来肥肉让他享用之后，或阿尼娅指责他不应该胡来之后。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他跟一个浓涂艳抹的五十来岁的女人谈妥了。那女人正从餐桌上收拾啤酒杯，啤酒杯的底部泛着一层类似碎花边的泡沫。苍蝇向她预付了钱，并告诉她自己在拐角那座挂钟下面等她。

等她出来后，苍蝇使劲抓住她的手，把她猛地拉到自己身边。

“先生这么年轻，”女人说，”跟先生一块走我还有点胆怯呢。”

“闭上嘴，”苍蝇用俄语对她说，”只管走你的路，只是别开口。”

致党卫军首脑希姆莱

绝密

国家重要文件

首脑：

　　今天早晨工程兵司令施瓦采尔拜访了我。根据您的指示，我将克拉科夫行动计划的要点告诉了他。鉴于他带着同样的任务前去布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我觉得有必要建议他不要照搬我们工程人员的办法，因为布拉迪斯拉发的情况有别于克拉科夫。

显然，一个比较理智的做法是，把克劳赫派往布拉格（即使一个月也行），以便给施瓦尔采以实际帮助。我想，我能够说服军队相信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尽管我感到施瓦采尔不十分乐于接受我的建议，然而克劳赫的经验对我们大家具有重要价值，应该加以运用的研究。

现将情况汇报如下。根据克劳赫和多伦费尔德的计划，在我们取得战略成功的情况下（无论这种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战争威力，还是外界策略，抑或是在前线投入致命 的新式复仇武器），摧毁克拉科夫的行动就犹如庆贺我方胜利和斯拉夫主义失败的一项盛典，将作为一次普通战役由工兵加以实施。而在事态发生违背我方意愿和可 能性甚微的转折时，克拉科夫城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做好毁灭的准备。任何偶然性及过早的错误指令都可予以排除，因为将两派两名党卫军军官守卫在帕斯捷尔尼克要 塞一间有专门装备的仓室内。这将使我们直到最后时刻得以监视事态的发展，也将使我们可以放放敌军进入城内，然后再把克拉科夫连同全部敌军加以消灭。自然， 在确定人选时我们将求助于党的地方机构，并由他们加以确认。

　 现呈上一份入选者的名单，共二十人，即每个位置有十名人选。同时呈上我们最终确认的各项图表。

希特勒万岁！

                                                                                                                  您的比尔戈夫

－－苍蝇一早回到住处，只盼着一件事：用热水洗个脸，因为脑袋象散了架一样，心里也烦透了。他打开门，看见谢多伊在屋里。阿尼娅不见了。

“电报员呢？”苍蝇问。

“咱们走吧，她在我们那儿，”谢多伊说，”昨天夜里有搜捕，我们把她领走了，离这儿不远。一块走吧。”

谢多伊把苍蝇带进澡堂时，里面黑黝黝的。苍蝇说：”点上灯吧，从外面进来什么也看不见。”

“这就点。”

谢多伊划了根火柴，点着灯捻。油灯扑闪了一下，然后射出浑黄色的火焰。谢多伊拔了拔灯捻。苍蝇朝周围打量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就象昨夜和那个女人刚鬼混了几分钟之后那样。他还仿佛看到了黄色的沙土，黑色的湖水和散落在地面上的甘菊花。

阿尼娅就坐在他的面前，而与阿尼娅并排坐在一起的正是他在盖世太保那里与之对质的那个年轻人。

“大家都出去吧，”旋风说。

阿尼娅和谢多伊站在镇边小澡堂附近的花远里。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从澡堂里传来一声枪响。旋风走到门槛上，对谢多伊说：

“现在去把他的尸体埋掉吧，大家应该离开这里。他供出了帕列克的秘密接头地点，供出了你，阿尼娅，带他看过的那片树林。”

“哪片树林？”

“就是埋电台的地方。”

“现在该怎么办呢？”

“需要一辆汽车，谢多伊，”旋风说”你得想办法，朋友。”

“特龙普钦斯基有汽车。会搞到的。苍蝇没供出尤素福吧？”

“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出卖了你和阿尼娅。走，咱们去挖个坑。”

他们把苍蝇的尸体埋掉后，阿尼娅问道：

“你一直待在什么地方？我真是坐立不安－－”

旋风答道：

“我在另一个秘密接头点。”

“在什么人那里？”

“在我们的朋友那里。”

次日凌晨，阿尼娅与尤索福一起乘坐汽车把电台取回来之后，便同博罗金取得了联系，并电告旋风侦察组已开始行动。

一次座谈

在希特勒大本营召开的一次会议记录

出席者有：元首、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

希特勒：从原则上讲，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一个战败的民族应该绝种或者被同化，当然这种同化要有一定的范围并依据严格的比例，以免污染胜利者的血液。当有人 胡说什么混血人种比纯血人种有某种特殊而优越性时，这些饶舌家的近视实在叫我惊诧。有什么优越性？善于看风驶舵吗？善于找到退路吗？善于寻找能提供更多利 益的活动领域吗？在这些方面，混血人种无疑胜过纯血人种，他们倒更接近犹太人看风驶舵的本性。然而，难道善于看风驶舵或在充满英雄精神的生活中追求轻松的 途径是未来一代雅利安人的理想吗？我一向厌恶阴谋诡计。我对于民族是光明正大的！我对德意志人是赤胆忠心的。同化被征服者的问题是一项特殊研究课题。消灭 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思想，作为反对可能复兴的某种保障，是渊源于我们的学说的。然而，卡尔登勃鲁纳，我号召对对问题的经济内涵进行有理智的研究，而不是去 发表宣言。你向我呈交了一份精心制定的工作计划和精密的工程方案，我对你这种精细和忘我的工作表示赞赏。不过我想问问：这需要人民花费多少个百万的马克？ 制造这种地雷、炸药、铁甲导线需耗资多少？你们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卡尔登勃鲁纳：我们希望首先取得对我们这个思想的原则确认－－

希特勒：你们是否认为，我会为克拉科夫或布拉格的异端教堂去痛苦呻吟？领袖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心灵交给生育他、信赖他，并把悲剧性的和美好的国家权柄交给他 的那个民族。未来胜利的保证在于，我们的敌人是一些操着不同语言的国家机构的混合体，这些国家机构是建立在同样愚蠢，然而又互相矛盾的过时的民主制思想之 上的；与我们相抗衡的是一条诺亚方舟。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不需要，而时间是肯定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

希姆莱：这是毫无异议的，元首。

卡尔登勃鲁纳：有人提出了有必要同西方建立联系的看法，元首－－
希特勒：帝国无坚不摧的威力将使东方和西方都跪倒在它的脚下。请你记住：你不是个政治家，你是个警察。

希姆莱：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警察工作加以确认，只是一种神话。

希特勒：卡尔登勃鲁纳不需要你的辩护。他很了解我对他的态度。难道我和朋友们谈话也要打官腔吗？朋友之间应该谈论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带来荣誉和承认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主意需要我花多少钱呢？

卡尔登勃鲁纳：元首，我对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

希姆莱：我们需要用一、两天的时间和专家们一起进行计算和协商。

约德尔：元首，为了在克拉科夫、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实施这种行动，我们所需要的火药，将是帝国全部化学工业本年度所生成的全部产品。

希特勒：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希姆莱，你不这样认为吗？

约德尔：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敌人的头上。

希特勒：我鼓掌赞成，希姆莱！我为你们的纲领感到狂喜。政治上的幼稚与出卖民族利益相差无几！我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这些细节呢？！我为什么要为你们这种荒 诞计划绞尽脑汁呢？！一切都有个限度！我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宣布：在未来的帝国刑事法中，我将写进这样一个条款──对于幼稚罪可以判处预防性监禁。

（元首被叫去和凯特尔元帅通直线电话，遂离开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是否有必要在这里谈你的计算？

希姆莱：约德尔做得对，可你却使我狼狈不堪。自尊心就象内衣一样，还是应该有的，但不一定拿给别人看。

（希姆莱随元首走出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对不起，约德尔，不过大家的神经都紧张到极点了。

约德尔：咳，算不了什么－－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我能找到火药呢？

约德尔：你相信奇迹吗？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人人都相信奇迹的话。

约德尔：不过你还是把我从这个名单中勾掉吧。

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必要。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在维也纳监狱中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我清楚地看到了奇迹：一条狗蹲在我的床沿上。它嘴里叼着一块面包。它把面包给了我，我就吃了。不久一切就结束了，士兵们敞开了监狱的大门，用担架把我从牢房抬了出去，这时人们纷纷向我抛来玫瑰花。

（元首和希姆莱走进来。）

希特勒：我一向认为，在苍天用来包围我们的所有伟人中间，希姆莱的智慧是最合理和最精确不过的了！

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我们的美元基金储备情况怎样？

卡尔登勃鲁纳：是实际基金还是我们自己发行的钞票？

希特勒：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自己家里印制的美元。

卡尔登勃鲁纳：美元储备并不多。我存有大量英镑，并经过我们的人在伦敦银行鉴定过。

希特勒：你能用这些英镑为我买来炸药吗？

卡尔登勃鲁纳：在阿根廷还是巴西？

希特勒：这倒无所谓哪怕是从美国犹太人那里买也行。

卡尔登勃鲁纳：我担心和美国犹太人是不容易成交的。

希特勒：我一贯相信丧失了幽默感的人！

卡尔登勃鲁纳：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试探一下南美国家。

希姆莱：我们能否把炸药运到保加利亚？挂他们的旗帜。

卡尔登勃鲁纳：首脑，当初我谈到斯洛伐克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时，你曾经取笑过我。我斗胆再表示一次更严重的担心：南美不是斯洛伐克。假如那里发现了我的英镑，假如引发了一场丑闻，我们就会丧失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的一个基地。

希特勒：我们有戈培尔。他会象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一样，证明这一切都是扩张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阴谋诡计。你就不必为此操心了。让你的人去跟阿根廷或智利的人谈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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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酒

冯．施特龙别格获准离开后，叫来一辆值勤的小汽车，坐到将军通常坐的后座上，对司机问道：

“你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吗？”

“去散散心，少校先生。”

“亲爱的汉斯，你真聪明。你仅仅是个司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失败。你的位置应该在柏林。”

司机笑着说道：”我还不愿意呢。”

“为什么？”

“女人喜欢司机，而且不需要租房间：把座位一放就行了。”

“你说的当真？”

“只不过皮垫太凉。有的女人发牢骚。有一个女人──那是在罗兹──拒绝跟我再次见面：她患了坐骨神经痛。”

冯．施特龙别格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只好弯着腰走出汽车。他冲司机挥了挥手，答应司机可以把车开走。

“什么时候来接你？”

“不用了－－我就留在这里了。”

特劳布身穿粉红色长衬裤和齐腿的毛料衬衣，正躺在床上等冯．施特龙别格的来访。

“向战士致敬！”

“向作家致敬！”冯．施特龙别格回敬道。”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正期待着你去完成呢！”

“伟大的事业完蛋了。只剩下一堆粪土了。”

“我清醒的时候是没法跟你争论的。”

“抽屉里有威士忌。”

“你从哪里搞来的威士忌？”

“《洛桑报》的一个小伙子给我留下一箱。”

冯．施特龙别格从桌子里取出一冯酒，倒了一杯，掺了点水，一饮而尽。他怡然自得地眯缝起眼睛，说道：

“作家先生，这种饮料散发出真正的粮食味道，你感觉到了吗？至于烧酒我可没法喝，我看它不是用粮食，而是用尿素做的。化学迟早会把美食原理给毁掉的。人们将要去啃填满卡路里的圆珠笔。”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

“很快又要开战了吧？”

“你指的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女郎！我指的是什么时候又要逃跑？”

“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红军。”

特劳布苦笑了一下。

“可笑，”他说。”今天到哪儿去？”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很多人和好音乐。”

“那就是火葬场了。”

“作家先生，你是个凶狠而讨厌的人。”

“我们到娱乐场去吧，实在无处可去。”

“你一点新闻也没有吗？”

“你是指女人吗？”

“眼下我还不怀疑你搞同性恋。”

“没什么特别有趣的。”

“你这人心眼儿不错，可是把女人包得很严实。”

特劳布穿好衣服，把收音机开得稍响些，然后停在这台棕色的、体积很大的装置跟前。

“你听这个匣子时不觉得可怕吗？古戈。”

“为什么？相反，我为这个奇迹感到惊喜。”

“你是为人们能把世界塞到六个一碰就碎的小灯泡里而惊奇吧？是这样吧？”

“不错。”

“你这是出于野蛮。你是个野蛮人。野蛮人不懂什么叫害怕，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想象力。收音机使我感到恐惧，我怕它，古戈。你听，”特劳布转动键钮，红色 指针沿着刻度滑过一座座城市的名称：伦敦，马德里，莫斯科，纽约，开罗。”听到了吗？世界是由二十亿种意见组成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命运和真理。 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把纳粹主义的真理强加给几百万同胞。而谁又能判定，这几百万人在睡觉之前都说些什么呢？当然，这要在他们确信盖世太保的窃听器不会录下他们的话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对我们、对学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帝国中，谁了解这些情况？没有人了解。我们崩溃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的真理不是从几百万人通向个别人，相反，是从个别人通向几百万人。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看来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真理在封建时代可以归结为一种真理，而现在不同的真理是注定要互相消灭的，因为它们都是由科学家的智慧和工业化的威力加以支撑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谁睡觉？”

“我们是些胆小的鼠类，我们射击的方向不应该与士兵在前线射击的方向相同。”

“我可没听见你的话，我刚到浴室去了一下，”少校打了个呵欠说。

“我们全都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对正在逼近的失败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沉默不语，无所作为，回避现实，害怕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侵入关进集中营。看来叫醉醺醺的哥萨克把他们打死更好些。我们已经被搞得不敢思考了，我们已经不会幻想了，所以我们才害怕身边的盖世太保，却忘记了遥远的契卡。”

“汉堡来的那个金发女郎在什么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作家？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和绝望？”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火气──是一种概念，绝望－－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概念。有火气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绝望者不懂得什么叫火气。你是个 聪明人，可是跟戈培尔唱一个调子。‘有火气的悲观主义者’──他是这么讲的吧？既然对当前形势的清醒理解被称为有火气的悲观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上 层，他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和冲突的必然性。而在下层，凡是敢于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就要被关进集中营医治火气。我第二次出卖自己是在一九三九年。 我那时就明白了，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首先将寄希望于每一个单独的公民，然后再寄希望于全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应该从每一个德国人的个体解放出发，可是他们却搞起了群体奴役。我当时认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既有依靠共产国际的人，也有与伦敦保持联系的人。我本应听取他 们的观点。可我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尽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心里明白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哦，恐怖教育！它的功效来得多快！我们将长久地受到它的毒害！我们，德意志民族。”

“咳，作家先生，你太不够意思啦。”

“为什么？”

“很简单。咱俩既是朋友，何必非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我是个士兵。你是个作家，你享有充当现行制度反对派的特权，最多不过把你关进监狱。可我是要被砍头的。砍头可不是好受的。其次，我们大家都象痨病患者。而痨病患者一旦勇敢地认清了病情，就不会抱怨和痛楚地呻吟，而是要活下去，并且轰轰烈烈地活下去── 度过他剩余的时间。我的话完了，现在该去找女人了。”

“咱们走着去吧。这里的夜景很美。”

“强盗会开枪打死咱们的。”

“没关系。如果真的现在死了，那倒不错──可以享受光荣的葬礼，亲人也会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我真担心死于混乱之中，死于复仇的节日期间，那时将会血流成 河，既有正义者的血，也有非正义者的血。我真害怕无声无息地死于俄国哥萨克的长矛下，对他们来讲，你是个饱尝痛苦的文化人也好，是个纳粹党的官僚也好，都是一回事。”

他们来到安静的、夜色笼罩的的大街上。冯．施特龙别格沉思地说：

“作家先生，我向你提个忠告吧。你就躲在你身上这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这些军章的下面吧。军章──标志着对民族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首先是在自己面前。至于在战胜者面前，那就更不用害怕了。你是执行自己的义务。懂吗？你要象祈祷一样，每天早晨对自己重复下面几句话：‘我执行自己对 人民的义务。如果我不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那么讨厌的美国人和红色布尔什维克就会进入我的家乡。’你试试看，这是个很好的解数。”

他们来到旧集市广场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座尖顶的教堂，那排搭着棚子的货摊，那些与广场石板争地盘的房屋，宛如一副中世界版画。

“真美，”冯．施特龙别格说，”也很可怕。”

“为什么？相反，这给我以安慰，我感到自己加入了永恒的行列。”

“真可怕，这一切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

“不对。这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美是不会死亡的。炸弹永远也消灭不了它。”

“你不了解情况。已经收到希姆莱的命令──准备把斯拉夫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彻底摧毁。有一个人正在策划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绝密－－”

特劳布于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他们先是在游乐场里喝酒，后来党卫军坦克师的克莱茵上校把他们带到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自己家里，然后便找女人去了。来自防空部 门的是些年轻的胖女人，有一个女电报员，长得又高又黑又大，叫康斯特鲁克茨娅。特劳布就是跟她睡觉的。起初她玩得很高兴，喝很多酒，讲一些关于男人的淫 笑话，可是等他们躺下之后，她便浑身颤抖起来，小声告诉特劳布说，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劳布在暗中苦笑了一下：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说他是第一个男 人，或是第二个男人？只有苏台德的一个年轻女人告诉他，说他是第十三个。特劳布后来爱上了她，希望她嫁给他。他当时随部队住在利沃夫，她应该到那里去找 他。可是她乘坐的列车被炸了。特劳布一开始对这件事抱着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冷漠态度，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想起她的时候，他才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一 种无可奈何的、摆脱不掉的苦闷。

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中心将被摧毁。”

他蜷缩着身子，从一旁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绿军服的、头发斑白的高个子的人。在他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法庭那高大的建筑以及他自己穿着便服，没系领带，站在红色审判台前的情景。他仿佛听到坐在集中席的人们正在互相交谈。

特劳布拿起电话，拔了号码。

“特龙普钦斯基先生吗？”他问道。”你的儿子在哪儿？什么？好吧。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务必来一趟。”

晚上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把自己和特劳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谢多伊。谢多伊来到旋风的秘密接头处。他把上述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把卓夏太太搞到的文件交给了他。

“全都清楚了，”旋风说。”这说明全是真的，也说明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和谢多伊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确定开展工作的区域，提出负责行动的人员，军需库的状况和工兵部队的分布。

中午旋风来到阿尼娅住的帕列克家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阿尼娅与总部接通联系，向搏罗金作了首次详细汇报。

克雷霞

斯捷潘．波格丹诺夫知道，对于汽车场的机械师连茨来讲，最重要的是表面要光洁漂亮。这是德国人的心理：如果表面光洁漂亮，那么里面不用说也是顶呱呱的。连茨不能想象，一部外表光彩夺目的汽车在轴桥或发动机部位会有什么毛病。

斯捷潘在马利亚矿区时就懂得，只要把工具擦干净，涂上油，表面保持光洁，德国工头就发现不了怠工。显然，几十年的工业发展给整个民族打上了烙印。这是一种对工具和机器外表的刻板信任，对劳动中的一丝不苟的幼稚崇拜。

斯捷潘利用了这一点：在矿区时，他总是当着德国工头的面把自己的煤镐擦得锃亮，可是等他们一转身，他便把螺丝拧松，这样一来磨损度就会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对劳动工具的神圣态度是无法灌输给被驱赶到德国来的几百万人的。这些人是被赶来填补劳动中出现的窟窿的。在整个德国，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正在发展和扩大，起初表现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随后变为有意识的怠工。主持劳动战线的扎乌克尔向马丁．波尔曼提供的资料展现了一幅成功的画面：几百万人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被运送到了德国。可是如果拿一个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下比较，那么它至少相当于一百个，甚至一百五十个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德国人是为自己劳动，他劳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而劳动：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

“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 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

“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 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来自何处？这是很难完全说清楚的。这种令人叹赏的美质是两种对立品质的融合，这两种对立品质中的每一种都可同时被视为优点和缺点，而合在一起 则成为一种伟大的禀赋。完全可能，科利亚的这种天赋来自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而关于他的父亲，科利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尼 古拉耶夫娜．加夫里琳娜只知道他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而盖世太保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只知道他是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施蒂利茨。

科利亚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找那个德国人和克雷霞。

在总部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密码译员才结束了工作，把同旋风的第三次无线电联络的译文转交给博罗金上校。

“我们还有茶吗？”上校问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我冻坏了，想暖和暖和。”

“我这就把电炉打开，”博罗金说道，”也许，我这里还有点美陀克葡萄酒呢。”

“那太好了，”博罗金说道，开始抽起烟叶来。他曾跟布琼尼一起工作过几年，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卷烟纸卷烟叶抽。

维科索夫斯基到厨房去了。侦察处占用了离利沃夫不远处的一所独家小住宅。这所住宅舒适方便，有许多暗室和小贮藏室，并以战前的某种特别方式散发出反沙的果酱、晒干的蘑菇和橙子皮的气味：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食品百货的业主。

博罗金听见大尉在厨房里把锅弄得叮当作响。

“家里有许多餐具，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博罗金微微一笑，暗自想道。”这说明人丁兴旺，生活富足。有些人觉得，富足这个词是资产阶级的，对布尔什维克 来说是不体面的。其实，富足──这也是一种休养，如果明智地分析一下的话。一个人将会怀着极大的温情回忆起自己的家、窗外的椴树、手边常用的台灯和身边的 书架。战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应该用富足加以充实。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自己地维护河流、剧院、城市、朋友的家园、他人的儿女、自己的厨房这样一些概念的整 体。也必然会保护自己有许多餐具的厨房。”

博罗金捻灭了象雪茄似的自卷纸烟，打开旋风发来的无线电情报的第一页译文。

总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地区是德军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屯兵基地。

科利亚通过‘罗季翁’，即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苏联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莫斯科，乌萨切夫卡街７号楼，３７号住宅），对德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司机库尔特．阿 佩尔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吸收他为我方服务。阿佩尔请求帮助他与妻子克雷霞．日武尔斯卡娅一起留在波兰。科利亚答应了，但要求他查明有关工兵设备的全部情 况。科利亚以他必须搞到一批铁锹和十字镐出
售给需要编造资产清册的地主为由，提出了这请求。

阿佩尔报告说，他是一名非专用司机，不运送固定的军官。他经常开车到城外各工兵分队驻地去：部署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处半径上的第十二工兵独立团、配属给党卫军第十七坦克军第四师的第五营和第五独立工兵营。

请告知有关德国随军记者特劳布的现有资料，该人一九ＯＯ年出生，柏林人。

科利亚从逃出集中营，现躲在扎帕科涅地区森林里的战俘中组建了一支战斗队。有关他们的姓名和全部情况，我将在下次发报中告知。

科利亚在军需处理发馆工作。军需官很赏识他，因为他为他所有的朋友按摩。军需官叫科济茨基．约翰，中尉，现年四十三岁，科隆人，妻子叫马蒂尔达，娘家姓冯．萨谢尔。他帮助提供证件，持这种证件可以在克拉科夫畅通无阻。

旋风

博罗金皱了皱眉头，用红铅笔改正的电文中的语法错误，并在页边上写道：”该学会正确无误地译解电文了──这样下去是可耻的。”

接着，博罗金用蓝铅笔在旋风拍发的几个姓名下面画上着重线，把它们分别抄录在单张硬纸卡片上，放置在一边。

维科索夫斯基回来了，把一大碗茶和一盘椴树蜜摆在上校面前。

“谢谢，”博罗金漫不经心地答道，继续摘录。

“茶要凉了。”

“什么？”博罗金问道。

“茶凉了可不好。”

博罗金从保险柜里取出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电报，做了摘录，把密码电报放回保险柜，开始给旋风写复电。

－－从二十六日起，你或者科利亚必须连续三天在集市广场的天主教教堂里做晚祷，在第五排，左边第一个位子，然后到法兰西饭店的餐厅去。你或者你的副手应穿双排扣的蓝色西服，打黑领带。你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要戴上戒指：一个是订婚戒指，一个是宝石戒指。经过相等的时间间隔，要用手掌捂住左眼──好象受了震伤。将有一个人走到你跟前，问：”请问，这个位子空着吗？”你要回答他，”对不起，我在等一位太太。”在那人需要的时间内，你要受他指挥。

此致敬礼

                                                                           博罗金

可是，阿尼娅只来得及收到博罗金这份密码电报的一部分。当时她和旋风正坐在林中一个被遗弃的小棚子里，四周空无一人。棚子里散发出干草和枯花的气味，整个顶间都装满了新割的青草。当阿尼娅刚要收完博罗金的第一个句子时，有人咚咚地敲门了。

旋风一把抓起电文纸，攀着梯子向顶间的干草冲去。阿尼娅用斧子砸了一下发报机，开始迅速地嚼起剩下的纸。接着，她把通往顶间的梯子拉开，用干草盖上。这当儿，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必要的题外话

冯．施蒂利茨用安全带把自己扣在座椅背上。

“请您当心点，”奥托．楚．乌赫把脸转向他说，”您发现我是坐在十三号位子上吗？”

“对我来说，十三、星期一和星期五，以及闰年，都是吉祥的征兆。您愿意跟我换一下位子吗？”

“愿意。”

“您──疯了？”施蒂利茨认真地问道。

“大概是吧。”

“那就请坐吧。”

“您这样做是出于真心呢，还是闹着玩？”

“闹着玩，”施蒂利茨发牢骚道，”我很想玩一玩。”

奥托．楚．乌赫换到党卫军军官的位子上坐下来，把一块冰糖含在口里嗍起来。

“我不喜欢坐飞机，”他说道，”我讨厌飞行。我心里很清楚：公路比空中死的人更多，但我就是不喜欢坐飞机，毫无办法。”

“您是聪明人，”施蒂利茨说道，”您一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才害怕坐飞机。”

奥托．楚．乌赫是一位艺术博士。他是来查看一批可兑换外汇的珍贵文物的。希姆莱听取了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外交官终究是要比卡尔登勃鲁纳的眼光要远些。 施蒂利茨的任务是，与艺术博士一起挑选中世纪绘画大师最有价值的油画，仔细查阅大学图书馆，把所有中世纪的书籍选出来并运往瓦维尔的地下室。那是弗兰克总 督的住地。

飞机好象一名短跑运动员似的，鼓足了劲，在捷姆佩利霍夫的混凝土跑道上飞驰。铝制机身发出令人厌恶的抖动声。飞机摇晃了几下，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飞机开始在空中悬停飞行。它仿佛静止不动了，接着，机头向上扬起，飞机开始迅速爬高。

奥托．楚．乌赫紧贴窗户坐着。施蒂利茨发现他那抓住座椅扶手的纤细手指在颤抖。

“他确实害怕了，”施蒂利茨心想，”这样一个聪明人，突然之间成了胆小鬼。不过，他是搞艺术的，神经脆弱，耽于幻想，倒也可以理解。人们都羡慕这种人── 他们有金钱、别墅、荣誉。那些不幸的、贫穷和历尽磨难的人们。在艺术中正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不存在盲目的狂热者的。搞艺术的人眼光更开阔些，他们没有局限 性，他们有可能弄清事物的实质。连坏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也幻想描绘一下纯洁的爱情或象铁锈一样腐蚀他的腑脏的东西。而一个聪明和诚实的艺术家则会 生活得更加艰难。福伊希特万格侨居国外了，但又有多少象福伊希特万格一样思考的人留在了帝国呢？他们或者不得已做着违心的事，或者干脆出卖自己，而在这种 变节行为中， 育着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包括对自己。

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运送白卫军残部的船只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度过的者二十年当中，他的思想变得象剃刀一样锋利：用不着冥思苦想就能纵观各种 事件，推断出它们的发展前景。施蒂利茨在巴别尔斯堡的独家住宅里，收集了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宗教裁判所历史方面的丰富藏书。他有时对德国重演罗马 王们在追求功名利 的斗争中玩弄的那些权术惊讶不已。当个人权力代替了广泛的民主，当登上参议院讲台的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代表们发表演说，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了解、感受和遇 见民族的意向、希望和宿愿时，施蒂利茨完全平静地拿来同现代生活相比较，并且在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展望解决中从未失误过。

施蒂利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行为举止：暴君是害怕朋友的，但是，尽管暴君不大喜欢那些发牢骚、讲真话的人，却更相信这类人。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党龄，有时发表一些虽不完全与官方意见相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立的意见。这使他未能得到升迁，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从卡尔登勃鲁纳和舍论贝格，直到保安处的党内要员。他所选择的这种行为举 止有可能表现得如此真诚，以至偶然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破绽，从他以前的全部立场来看，都是有理由和可以谅解的。

一九四一年，他曾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在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里哈德．左尔格，把德国大本营制定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了他。里哈德．左尔格安 排他同苏联大使馆秘书见了面。秘书知道施蒂利茨已抵达东京。他给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年仅二十二岁，从照片上望着伊萨耶夫。这是亚历山大．伊萨耶 夫，他的儿子。施蒂利茨仿佛被震撼了，被击溃了。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觉得在这个对于他是异邦的世界里十分孤独。后来，他把一切都排除掉，眼前出现 了萨申卡．加夫里琳娜的面庞。这面庞是那样贴近、清晰和亲切，伊萨耶夫不由得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站了片刻。然后他问道：

“这孩子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她们的。”

“一九三九年，当时小伙子来办理身分证。”

“萨申卡现在做什么？”

“您看，”秘书说道，”这里是关于她们的情况。”

秘书把密密麻麻打满字的几页纸递给伊萨耶夫看。

“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她－－”

“这些年她一直单身一人。”

我亲爱的！谢谢你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谢谢你，世界上有了第二个‘我’──我们的儿子。谢谢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个世界 上，同一个底层和同一个夜晚。我什么都不能许诺你，除了一件东西──我的爱。我将一如既往，跟你在一起。假如我身边没有了你，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马克西姆

飞机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了。

“我们没有白白掉换位置，”奥托．楚．乌赫一口气说道。”我的十三号座位给您带来了幸运：我们没有出事就到达了。”

“空中一般是不会出事的，”施蒂利茨回答道，”要出事的话，即使持续事件再长，飞机只要一分钟就会坠落，接着您就会中风：所以说，心力衰竭才是避免空中出事的保障。”

晚上，驾驶施蒂利茨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到理发馆找科利亚。他用手势向科利亚说明，他想刮脸。科利亚的上衣袖子上有一个”东方”小标志。飞行员断定理发师不懂德语──他怎么会懂德语呢！──便拍了拍自己的面颊。科利亚微微一笑，说道：”要按摩吗？”

“噢，按摩。”飞行员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随机机械师紧跟着走进来，问道：

“你是来睡觉还是刮脸。”飞行员答道。”跟希姆莱的这些红人飞行一趟之后，神经彻底垮了。上帝保佑，飞机要是出事－－”

“你为什么断定施蒂利茨是首脑的红人呢？”

“因为政治侦察处处长舍伦贝格的助手为他送行。并且有一次我看见他跟舍伦贝格谈话──他们完全平等地进行交谈。”

驾驶员是位年轻人，喜欢探听一切消息，尤其是上边发生的事。富有经验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消息──必要的或偶然的──掩饰起来。而那些初出茅庐和刚刚接触到”大人物”生活的年轻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带着一点懒散和漫不经心的样子炫耀自己消息灵通。

“他是什么职衔？”

飞行员不知道他是什么职衔，但又因年轻好强而回答道：

“从战前开始他就是党卫军的要员了。”

“他到弗兰克那里去了吧？到要塞去了吧？”

“没有，他住在法兰西饭店了。冯．施蒂利茨非常喜欢巴赫──饭店对面的天主教教堂里有一架非常出色的管风琴。”

“他什么时候回去？”

“过一两天。命令我在这里等他。”

科利亚给随机机械师刮了脸，看见理发馆里这时挤满了人，便悄悄用剃刀割破自己的手指，向医疗所跑去。然后他飞快地跑到旋风那里，报告了从希姆莱处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旋风立即同谢多伊取得联系，请他通过在法兰西饭店的自己人了解有关冯．施蒂利茨的一切可能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旅行路线，什么人护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什么时候起床和在什么地方用餐。

工 作 方 式

由于苍蝇失踪，军事反间谍机关的贝格上校心里缩成了一团：在元首让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创始人，更确切地说，是大脑和心脏──退役以 后，军事情报局人员的任何挫折都被盖世太保当作证据，借以表明他们同军队进行的由来已久的斗争是正确的。贝格上校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还有什么最坏的 结果可等呢，既然你在柏林军事情报局中央专案文件馆工作七年之后当上了集团军反间谍机关的头目。中央专案文件馆搜集了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芭蕾舞 女演员、将军、精神病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总之，所有那些或者为第三帝国效过劳，或者现在正在效劳，或者能够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有报酬 无报酬地效劳的人的材料。

贝格在卡纳里斯手下工作时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远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海军上将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如此而已。贝格惊人的记忆力引起卡纳里斯的警惕。贝格用不着查阅十年前自己看过的专案文件，他几乎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才干平平的人才有卓越的记忆力，”卡纳里斯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指的是从事人文科学，而不是从事技术的那些人。对于了解问题实质的人来说，侦察作为政治 的第一要素是一门人文科学，而且是表现最鲜明的人文科学。当有人告诉我，在侦察中，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数学的精确计算时，我只好笑笑。数学对我们有害，因为 它是普洛克洛斯忒斯的智慧之床的化身。侦察诉诸最鄙俗的情欲和意向。它的最高智慧就在于此。”

海军上将爱说格言。他发现自己甚至在跟他的爱犬泽普利谈话时也在下意识地把话讲得幽雅动听。象军事情报局的多数同事（不是海军上将那些可以保持自己个性的 亲信，因为个性的不同是友谊的保证）一样，贝格处处模仿卡纳里斯。在说话方式上──面带微笑，善意待人，使交谈者对自己产生好感，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要 诙谐地打住话头；在穿着习惯方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既要随便点儿，又要力求雅致；在和同事们建立关系的方式上──既要随和，但又要带点傲慢，并且 要掌握分寸，不致得罪人，只要点出所处地位的区别就行。

当贝格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和生活时，他就对革命后俄国形成的人际关系感到十分惊讶：人民委员和工人穿一样的服装，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贝格开始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便试图模仿这种俄国方式，但是卡纳里斯显然知道贝格是从哪儿学来这这一套，有一次对他说：

“我的朋友，充当追随者很好，但充当模仿者是没有出息的。”

贝格一下子涨红了脸。他是很容易脸红的。从此，他处处仿效海军上将，连手势也不例外：跟同事谈话时，他把手搭在他们肩上──表示友好和信任，不过，这是一种宽容的，而不是真有好感的手势。

贝格的处境越糟糕，他同自己人谈话就越和气，就越经常地逗乐谈笑，长时间地待在反间谍工作人员那里，给他们讲可笑的故事和犹太人的笑料。

贝格等待着由于苍蝇的失踪而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风暴。他进行的调查表明，苍蝇是在把那个女电报员带到自己的秘密接头点之后失踪的。贝格在波兰居民中没有自己的密探，即使有贝格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们，因为每一个波兰人都可能成为两面派或伪装者。

只是当贝格施用狡计了解到盖世太保在俄国少校情报员身上彻底失败以后，他才放心了：盖世太保现在不会跟他算帐，因为他们把一个重要人物放跑了。贝格认为， 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这样一个联络关系：苍蝇──女电报员──俄国少校。于是，贝格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开始采取行动。盖世太保则根据自己通常的方式 行动起来：大搜捕，逮捕，截听电话，对有嫌疑的波兰人加紧查办。贝格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排除了市中心，集中在克拉科夫郊区搜索。五辆无线电测向汽车在克 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的半径上沿公路和乡间土道昼夜不停地来往行驶。十支小分队代着手提测向仪开始对诚实周围的森林和山脉进行有条不紊的搜查。贝格并不着 忙，他认为女电报员一定会跟总部建立联系。他也知道，俄国的电报员通常都播发很长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测定。

贝格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让一个斯洛伐克人充当间谍，并悄悄塞给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证明，有几个人在雷布内地区看见过苍蝇和一个外表看上 去象那个逃跑的俄国侦察员的人。打这以后，再没人见过苍蝇，却有人看见，那个根据特征象从盖世太保那里逃出来的人穿着湿漉漉的上衣，脸上有一道道青伤，夜 间从森林里出来过。贝格精心炮制了这份情报，并设法塞到那个间谍手中，使他的情报看起来完全可信。贝格没有给盖世太保打电话，但把苍蝇失踪的报告归了卷 ──一旦同克拉科夫安全局首脑发生磨擦时可以用。

贝格没有弄错：苍蝇失踪后不久，通过无线电截听，测定出位于克拉科夫西南大约三十公里处，通向扎科帕涅方向的一个新发报点。 日，贝格把十个小分队中的七个小分队和三辆汽车调集到那个地区。一个星期之后，再次测定出了发报地点。又过去一个月，阿尼娅被军事反间谍机关逮捕。旋风则 死里逃生：一个士兵穷凶极恶地对他藏身的那堆干草乱刺一阵，但并没有过细搜索。刺刀只划破了旋风的一条裤腿和擦伤了头皮。旋风料想到，搜查完之后，他们定 会放火烧掉棚子。因此，他手中紧握手榴弹，静静地躺着。他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旋风听到德国士兵殴打阿尼娅和一个军官声嘶力竭地吼叫：

“其余的人在哪儿？你这个赤色的放荡女人？！快说，其余的人在哪儿？！”

“就我一个人，”姑娘答道，”你大可不必这样吼叫，我听得很清楚。”

旋风心里一阵地发紧，全身缩成一团，他清楚地听见打耳光的声音，肩膀不由得一阵阵哆嗦。

“哼，你还是个欧洲人呢，”阿尼娅说道，”难道你们那里兴打女人吗？”

“你是坏透的淫妇，不是女人！”军官喊道，”脸朝下趴在地上！”

“我不会脸朝下趴在地上的，”阿尼娅回答道，”您尽管朝我脸上开枪好了。”

“别急，在开枪之前，我还要给你个颜色看看，娼妇！”军官说道。”我会叫你尝尝我的厉害的！可爱的祖国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都不会来帮助你！”

“祖国会帮助我的，”阿尼娅答道，”斯大林同志会帮助我的，而你们却已经走投无路，得不到任何帮助了！”

旋风又眯起了眼睛，因为他听见那个军官又在毒打姑娘。此刻，旋风的脑子里浮现出她的模样来：那么漂亮、温柔，同时又是个孩子──翘翘的鼻子，吊眼角的大眼睛，两个小酒窝。

“怎么办？”他暗自思忖，”我该出面了吧？”

侦察员的命运－－夜间小酒馆，舞女们在做爱的间歇抽着香烟，仰面躺在汗津津的部长身边，漫不经心地向他们询问总参谋部的机密；乘坐飞机，横越大西洋去参加 鸡尾酒会，以便同金融巨头们进行谈判；在神秘的，带有双层墙壁的单独住宅里的秘密联络点；勇敢地劫持外国军官；装满粗呢钱包的一叠叠新钞票；乳峰尖突、恬 静娴雅的金发女郎；在隆重的招待晚会和外交招待会上，浆得又挺又硬的胸衣 作响；一边喝咖啡，一边轻松地招募大使和部长－－天啊，这一切多么荒谬可笑，多么愚不可及，而且这种愚蠢也包含着对这个职业的人的严酷无情。

而眼下的情况却是躺着和听着敌人殴打小姑娘和逼她趴在地上，而你却躲在干草里，义务和情感、理智和冲动折磨着你──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 一个人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的眼睛，还要请他吃饭，然而你却知道，就在这顿午饭之后，当你们一起来到夜幕下的大街上时，你应该象打死敌人一样打死你 这位好朋友；而且你过去常到他家里，认识他的孩子们，也亲眼看见他怎样跟一岁的小女儿玩耍──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一个女人睡觉，假惺 惺地跟她做爱，而你心里所爱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审讯时只要说一个‘是’字就行了，然而需要回答‘不’， 而随着这声‘不’字而来的则是刑讯室、绝望、恐惧和死路，然后是长长的走廊、寒冷、石板地，最后一次看见天空，最后一次看见人们的目光，最后一次看见在最 后一瞬间突然变成的最最亲爱的人们，因为他们将是你在人世间看到的最后一批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汽车马达的隆隆声。制动器嘎吱响了一声，门砰的关上了，于是旋风听见有人用德语说：

“住手，笨蛋！打女人──这太野蛮了！”

然后那人温和地说：

“姑娘，我会这种不光彩的事向您致歉。请上车吧。”

德国人的话被译成了俄语。他一直等到把他的话向阿尼娅译完，才转向自己的部下说：

“我替你害臊，中尉。你这是屠夫作风，而不是德国军官的作风。”

“我的兄弟在俄国战线上牺牲了，”中尉低声回答。

“战争──不是掷环游戏！打仗就要杀人。而你的兄弟可能打死了她父亲。我真替你害臊。”

审讯第一天结束后，贝格明白了：假如遵循通常的问答规则，跟这个姑娘是谈不出任何结果的。她将会撒谎，而如果揭穿她，她就会沉默不语。贝格决定另辟 径──他在她被捕时，曾放了一个‘探测气球’。当着被捕人的面申斥逮捕者和拷打者，这对下一步工作会有好处的。贝格决定跟俄国姑娘玩一场游戏：他决定向她 投诚，然后通过她找到被派到这里来的俄国侦察组其他成员。他决定这么做之后，于深夜传讯了阿尼娅。这时，军事侦察处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各自回家了，整个大楼 只留下了五个人：四个卫兵和上校本人。

贝格让阿尼娅坐在圈椅上，打开电炉，坐上茶壶。然后他在她对面坐下来──坐得很近，彼此的膝盖都碰在一起了。他开始含笑而忧郁地端详着姑娘。白天他通过翻译进行了整整一天审问，丝毫没有暴露自己懂俄语。这也是一招。贝格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招儿上。他低声说道：

“说来话长，我的宝贝－－”

他是带着非常亲切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乡音说这句话的，以至阿尼娅粹然一惊，靠到了椅背上。

“用盖世太保的狂热去抗衡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信念是愚蠢的。这无异于拿镰刀往石头上碰，”贝格心里想道，考虑着头八个小时的审讯之后的下一次行动的一个个步 骤。”要另谋出路。镰刀应当去割青草。但这株被割的草一定很茂盛，镰刀一碰就会变钝，然后被缠住。同时又不可能把镰刀磨利，因为近处没有磨刀石。”

“你说话一定要小声，”贝格改用耳语道，”这里连墙壁也长着耳朵呢。”

他走到立柜跟前，打开柜门，取出一台美国制造的”哥伦比亚”牌自动电唱机，装上唱片，放起了音乐。他闭上眼睛，听着探戈舞曲，合着拍子点头。

“听我说，”他说道，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睑。”请你注意听我说。我不想知道你的真实名字，也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跟什么人有联系。我想尽力帮助你，但不是用背叛作代价，而是别的代价。不明白吗？”

这一切来得这样出乎意料，以致阿尼娅摇了摇头，也低声回答：”不明白。”

“我希望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贝格慢吞吞地说，”你是否认为，全体德国人都跟希特勒一条心？”

“不，”阿尼娅答道，”不是全体。”

“你觉得一副上校的肩章是否可能掩藏着一个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人呢？”

“这样的人会去当俘虏的。”

“说得对。在前线的人可以去当俘虏。可是这样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不是说自己，你可别这样想，我们进行的只是抽象的谈话──我是说，一个没有机会去当俘虏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应该开枪打死希特勒，这就是办法。”

“嗯，很好－－你的这个回答就算我没有听到。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证明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呢？”

“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阿尼娅问道。

“什么都不想，”贝格说道，”我们现在来喝茶──仅此而已。你喜欢喝浓茶还是淡茶？”

“浓茶。”

“喝浓茶不好。浓茶会使面色变得很难看。”

“我的面色已经变得难看了，”阿尼娅说道，用手摸了摸眼睛下边的青伤。

“你要谅解他。那位军官的兄弟在前线牺牲了，还非常年轻呢。”

“他没说非常年轻。他只说是他的兄弟。”

“小姐懂德语，”贝格暗自想道，但没露声色。

“总归是兄弟吧。是亲人嘛。”

“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首先开始的。”

“说得也对。我不是替他辩护，我只不过想给你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能够克制自己。”

“您大概还会说你们这里不进行拷问吧？”

“我们这里的确不拷问。我们执行枪决。盖世太保那里进行拷问，而我这里不是盖世太保，这里是军事情报处，隶属军事情报局。更确切地说，是原先的军事情报局。听说过吗？”

“没有。没听说过。”

“喏，这倒无关紧要。”贝格微微一笑，望了望姑娘的眼睛。”我不是故意套你，你可别这样想。”

“我本来就没这样想。”

“给你放多少糖？”

“越多越好。”

“四块，够吗？”

“五块也可以。”

“好吧，那就放五块。我是就着块糖喝茶。”

“你俄国话怎么讲得这样好？”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假若你知道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瓦斯维森茨瓦伊，维森达斯什瓦因。”

阿尼娅没有说话。

“懂吗？”贝格问道。

“不，不懂。”

“那你为什么不问呢？”

“如果需要，您自己会讲的。”

“说得的。这话的意思是：一件事有两个人知道，那连猪也会知道。”

“茶可够烫的－－没法喝。”

“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

“您要留我在这里很长时间吗？”

“随你方便。我已吩咐把被子给你送到囚室里去。”

“已经给我送来了，谢谢。”

“天啊，不用谢－－”

“我真不明白，您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都不要。”贝格温和地微微一笑。”我只是想幻想一下。请想象一下：有人准备给一个俄国女侦察员──不是给你，不是给你，是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提供逃跑的机会。怎么样？并且还要帮助她越过前线。或者帮她接上无线电联络。只是有一个条件：她要告诉情报局或总参谋部，就说在一个德国集团军，一个 最强大的集团军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跟俄国情报机关打交道。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会同意吗？”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知道，当然－－我可不是说你，我只是在幻想。你也可以幻想幻想嘛。你看，布尔什维克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吗？”

“从德国监狱里逃跑是不可能的。”

“当然，假如你落入盖世太保之手，逃跑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落到了军事情报处的手里。没有人能逃出盖世太保的掌心。只安排那些被策反的间谍从那里逃跑。就在不久前，盖世太保安排了一个被策反的间谍从克拉科夫集市逃走了。”

贝格瞥了姑娘一眼，想看看她的反应如何。假如她跟那个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的俄国人有联系，她不可能没有反应。可是，她依然那样泰然自若，毫无紧张之色，两只手也安详地放在膝盖上。

“这么说，她跟那个人没有联系，”贝格断定，”看来，这是另一个小组。我要通过她查明苍蝇的全部情况。根据他的描述，这无疑是她。”

（不用说，假如旋风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阿尼娅，她准会不寒而栗的。一个人被捕后，他就不再替自己担心，他担心的只是朋友们的安危。但是旋风没有对任何人谈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一旦讲出去，那么他所有的部下将会象躲避可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那样躲避他，因为无缘无故从盖世太保那里是逃不出来 的。他决定等任务完成后，再讲出实情。

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救了阿尼娅，但是，最近几天将要出现的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它们的影响之大，将会使许多不同程度地于”旋风”行动有联系的人惨遭厄运。）

“如何保证俄国女侦察员不会背部中弹呢？”阿尼娅问道。

“这就令人好笑了，”贝格说道，一边呷着茶。”第一个保证是，可能从正面给她一枪，而不是从背后。就象在这里，在监狱里对待俄国间谍一样，根本不经过审判。”

“怎么，你们这里许多人都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是吗？”

“我可没有象你提出直接的问题，我的宝贝。我是跟你一起在幻想，可你却要求我作出以脑袋为代价的回答。”

“好吧，”阿尼娅喝完了茶，说道，”我同意试试看。”

贝格也喝完了茶，把茶碗整齐地放在精美的萨克森小茶碟里，说道：

“如果某种原因使逃跑未能成功，你能保证我不至被你出卖吗？”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先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吗？”

“要提的。”

“提什么呢？”

“要求你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向你们参谋部的人播发几条假情报。”

“这办不到。”

“别急，别发火。你先播发两三条假情报，然后我安排你逃跑，你可以跟自己人取得联系，并向莫斯科报告，说什么样的消息是假情报。其次，在你把这种情况向自 己人报告之后，他们就可以假装相信了我们，从而愚弄我们，而实际上他们将会知道全部真情。这对莫斯科比对柏林更有利。听我说，我干情报这一行可不是新手 了。”

“为什么要为逃跑设置一条这样艰难的道理呢？”

“为的是能够从那里跑掉。发报中心不同于监狱。”

“我得考虑考虑。”

“那就考虑吧。”

“不，我不在这里考虑。”

“你想回囚室去吗？”

“是的。”

“那好。给你，吃吧，”贝格取出罐头，说道，”抹在面包上吃，这是猪肉。”

“谢谢。”

“有一件事要说清：在审讯中，我可能会对你大喊大叫和跺脚。这是必需的，明白吗？你可别见怪。”

“为什么您不跟我一起逃走呢？”

“为了到你们那里被枪决掉吗？我不想这么干。”

“我可以为您担保。”

“我亲爱的，”贝格微微一笑，”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担保。为此，我必须在这里向你的人传送某些情报，从而向你们的领导表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够立即同你们总部建立联系的联络员。”

“为什么您决定把这一切都跟我讲呢？”

“你以为我们每天都能抓到俄国间谍吗？况且，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良机，你是无线电报务员，我可以把你带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明白吗？而在这里，我是决不可能安排你逃跑的。”

“我想考虑考虑，”阿尼娅再次说道。

在囚室里，她脸冲下倒在铺板上，好象由于疼痛似地放声大哭起来。

“傻瓜，傻瓜，十足的傻瓜！”她思忖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傻瓜！妈妈，我该怎么办呀，好妈妈？！”

于是，她象孩提时代受到恶意欺侮那样哭了起来。

一切都很糟

卡尔．阿佩尔随几个军官到扎科涅帕方向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旋风和科利亚决定留在斯捷潘这里过夜：克雷霞家里是可靠的，因为在本地卫戊部队里，大家都知道女主人爱上了一名德国士兵。

克雷霞把一只大茶壶和一碗乳渣摆在桌子上，便自己睡觉去了。

“真没想到。”旋风说道，”真没想到，弟兄们－－”

“姑娘会被毁掉的，”科利亚说道，”她是个好人。”

“她会不会屈服呢？”斯捷潘问道。

“不会，她不会屈服的。”旋风答道。

“不会屈服的。”科利亚重复。

“我们现在失去联络了，”旋风说道，”事情很不妙。我想，不能到自己人那里去取无线电台。是啊，谢多伊答应想想办法，也许，我们能通过游击队发报。”

“是柳多夫的军队吗？”

“是的。一支农民队伍。依我看，他可以联络。不过，这件事我们考虑考虑再说。眼下嘛－－从博罗金那里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在天主教教堂里，然后在法兰西饭店里。’冯．施蒂利茨这几天正好在那里－－”

“那又怎么样呢？”科利亚问道。

旋风沉默良久。后来，他没有看波格丹诺夫，说道：

“斯捷潘，你最好到外屋去，也许有人偷听。”

波格丹诺夫微微一笑，离开了。

“怎么，你不相信他吗？”科利亚问道。

“为什么不相信呢－－相信－－如果不相信，我就不会来这里了。只是现在应当我们两人在一起考虑──这意味着什么。”

“你怎么看呢？”

“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为阿纽塔着急。最近一个星期，我住在她那里，在养蜂人沃捷赫家里。她就象一首歌──那么轻盈，快活，温柔。早晨起床，一双大眼睛 由于睡眠而有点儿发肿，脸上那个小酒窝就象婴儿的一样－－可以用疼痛折磨一个男人，当然，这是可怕的，但是，与肉体相连的一切还是可以经受住的。而他们现 在可能会用羞辱去折磨姑娘。我有时感到十分恐惧：人们生活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一个形象和模式造就的，而且活得时间也不长，可是你瞧──盖起了一座 座监狱，学会了刑讯拷打，互相残杀，使儿童遭受不幸－－为了事先天下大同，到底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真话呢？”

“首先应当绞死希特勒。”

“你要明白，每一个新的牺牲本身都会使更多的人蒙难。”

“你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反对绞死希特勒吗？”

“你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照我看，希特勒也不能算人。人可能犯错误，干蠢事，可能身不由己地成为各种不幸的制造者，但是人，这种能够自觉地思索和 事先其打算的两条腿脊椎动物，无权仅仅因为有的人语言不同，长着鹰钩鼻子或喜欢吉普赛人的生活而从肉体上去消灭自觉的同类。希特勒──这是一种不正常现 象。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要说的是，世界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属于这样一种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全部牺牲决不能成为感伤地回忆往事的理由，而是一种 精神上的震荡，它迫使人们去思考──今后怎么办？我们的阿尼娅此刻正在为之受苦的那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

“什么事使你的情绪如此阴郁呢？旋风。”

“有人说，痛苦会使人变成铁石心肠－－我不知道－－也许不完全是这样。痛苦会折磨人的精神。一九四二年，我在克里沃罗格枪毙了一个叛徒－－他是盖世太保的 奸细。他偶尔在小报上写点东西。什么伟大的乌克兰，该死的莫斯卡理，可恶的公社－－总之，应有尽有，大有正人君子的派头。要是他仅仅写点东西，那倒也没什 么，可是他却装出一副民族主义者和反希特勒分子的面孔。我们有几个人上了钩，死在监狱里。我去找他。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妻子在他身边细声细语地说着 话，又温柔又善良－－他约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的三个年轻大学生来见面，这三个学生曾在我们那里收听记录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就是说，我现在不把他打死，明 天我们的三个年轻人就会被吊死在刑讯室里。可怕的是，我当时连想也没想到那些已经被他出卖了的人。我考虑的是，他明天会出卖谁，但我看见了他妻子－－当我 和他走出来后，他跪倒在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一个劲地反复说：‘我有廖列奇卡，廖列奇卡会变成无依无靠的人，为了廖列奇卡，饶了我吧，我今后替你们干 －－廖列奇卡是无罪的，她丈夫是个懦夫－－’后来，我一连三夜没睡着觉，他那张面孔老是出现在我眼前。”

“你喜欢上她了，”科利亚低声说道，”我懂你的意思了，旋风。”

“你还没有孩子，这一点你是不会懂的。算了，让我们来考虑考虑施蒂利茨吧。谢多伊的人证实，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看来，应当把这个党卫军分子要么打死，要么劫持出来。绝不能把这种人放过。”

“不错，可是，劫持与干掉，这有很大差别。你对法兰西饭店熟悉吗？”

“熟悉。”

“非军人能够进去吗？”

“我能进去。”

“别吹牛，少夸口－－”

“我能进去，”科利亚执拗地道，”为这样的事我一定能进去。”

“那你就监视他一天。，还有，谢多伊跟监狱有关系。”

“需要钱吗？”

“是的，钱可能用得着。”

“我们会搞到的。”

“就谈到这里吧。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当面跟你谈谈。你跟军需官库尔特和战斗队有联系，再加上谢多伊的联络队。如果你倒下了──我们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波格丹诺夫应当去组织一次抢劫，如果确实需要的话。”

“他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你要从你的战斗队中抽出三个人跟他一起干。应当以银行或商店为目标。假如我们去抢劫一个仓库或药店──我们有可能暴露。军需官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提供了一些枯燥的情报──没有任何爆炸性消息。顺便说说，他要调到布拉格去了－－”

“什么时候？”

“确切时间我不知道。”

“这没什么。他在这里对我们还有用。”

“叫斯捷潘来吗？”

“好吧。”

科利亚来到外屋。斯捷潘坐在门后，紧张地倾听着令人惊慌的夜晚的沉寂。一条狗间或汪汪地吠叫几声，使人感到一阵恐惧和郁闷，然后又是沉寂，占领区特有的沉寂。这时，每一分钟都可能出现枪击、惨叫或死亡。

偶然与必然

谢多伊有一个兄弟战前住在华沙。他是华沙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他有个女儿叫玛丽娅。她父亲一九三九年逝世后，她便迁居到了克拉科夫。起初，她住在谢多伊家 里，而当谢多伊转入地下后，她便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套金币和几幅中世纪版画珍品，可以靠这些维持生活。玛丽亚在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但 是希特勒分子关闭了大学以后──按照他们的计划，波兰只能开设小学──她就在铁路枢纽站当了一名翻译。她在这里结识了工程师伊格纳齐．多姆布罗夫斯基。伊 格纳齐．多姆布罗夫斯基的妹妹伊莲娜姿色迷人，十分可爱。她在街上走路都有困难，因为所有的人，尤其是德国人，都回头看她。正是这样，有一次她下班回来 （她当上了护士），瓦茨拉夫．施米特──根据母系，他是斯洛伐克人，根据父系，他是德国人，职务是副监狱长──在街上跟她认识了。

他追了伊莲娜两年──终日神魂颠倒，唉声叹气，人也憔悴了。施米特的姑妈住在洛桑，她在那里开了一片鞋店。为了弄到到姑妈那里去的证件──德国人连同你们的监狱统统见鬼去吧──他需要三万马克。

“在这里不行，”伊莲娜对他说，”在你们这种禽兽生活中可能会有一切，但不可能有爱情。在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你要能把我带到没有枪杀，而只有山间湖泊的瑞士，我就做你的妻子。”

“我要是把你带去，你会在那里把我甩掉的。”

“波兰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伊莲娜回答道，”但决不食言。”

“那么钱呢？我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呢？”


阿尼娅被捕之后，谢多伊开始利用自己所有的人情关系活动起来：他需要利用各种办法到监狱里去。两天白白过去了。早晨，他碰见了侄女，她说：

“你要知道，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十分有把握地答应下来，不过，我会给你安排见面的。据我所知，监狱里有一个叫施米特的人，他为了自己和伊莲娜的幸福，需要一笔钱。也许，你跟他谈谈？”

当房间里只剩下施米特和谢多伊两人时，谢多伊说道：

“我知道你的事情。你要帮助我，我就帮助你。”

“你是什么人？”

“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一样。我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现在关在你们的监狱里。我需要这个女人跟我在一起，我们要到山里去，那里有我的父母，而你去瑞士，那里有你的姑妈。”

“你爱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谢多伊点上烟抽起来，朝天花板喷出一缕清烟，微微眯缝起眼睛，回答道：

“她叫俄国女电报员。”

“你疯了－－”

“我没有疯。”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生命对我是宝贵的。”

“你将不受任何牵连。”

“怎么会呢？”

“首先我需要得到你的原则同意。”

“这不可能－－”

“好吧。比如说，你接到了命令──在你值班时，传我的那个女人夜间受审。公文留在你这里，你只要执行命令就行了。”

“这不可能－－”

“你没有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我知道，你为了和伊莲娜到瑞士去，需要一笔钱，不是这样吗？”

“就算是吧－－”

“这笔钱我给你。我给你三万。你得把我的女人交给我。”

“不行－－这不可能－－”

这时伊莲娜走进房间──绿色的大眼睛，长长的披肩发，纤细的腰肢。她站在门口，说道：

“好了，瓦茨拉夫，不是‘不行’，而是‘行’。”

施米特紧靠在椅子上，露出高兴的神情，把手指拽得喀巴喀巴响。

“可怜的小伙子，”谢多伊思忖道，”他没一点主见，全听她的。”

“好吧，”施米特重复道，”可是我没有完全弄懂你的计划－－”

“这就另当别论了，”谢多伊回答道。”请尽快画一张监狱平面图和描述一下所有看管监狱的波兰人，以及你们的值班表。我要拟定一个精密的计划。”

“好吧，”施米特回答道，”你为自己的爱情而战斗，我为我的爱情而拼搏。我拟好你要的值班表后，你应交给我一万五千马克。其余那一万五──我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她是６２２号。”

“翘鼻子，有两个酒窝，对吗？”

“对。有两个酒窝。女电报员。”

“没有人打算欺骗你，施米特。”

“我也不打算欺骗－－”

站在门口的伊莲娜说道：

“他说得对，先生，他说得对。你为你自己的命运战斗，他为他自己的命运拼搏。在这件事上，我就不多说话了，否则他就不成其为男子汉了。”

第二天整整一天，是旋风同谢多伊和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一起度过的。他们开着律师那辆破车在克拉科夫大街上缓慢地行驶着。

“瞧，”尤素福说，”这家商店的老板叫伊格纳齐．叶里霍夫斯基。坏蛋，给纳粹分子舔屁股。把希特勒的像都挂出来了，够意思吧，啊？”

“那有什么？我的新秘密接头点的房东也把希特勒的像挂在房间里了，”谢多伊说道，”到处去喊‘我恨希特勒’──这倒不正常了。最好一边大喊你崇拜他，一边用锥子扎穿他们的汽车轮胎──这样更有好处。”

“可以在你的新秘密接头点安装发报机吗？”旋风问道。

“可以，只是没有意义。”

“为什么？”

“会被测定出来的。秘密接头点离公路不远。”

“蠢话。我和阿尼娅待在森林里，在那里我们也被非常容易地测定出来了。那里只有一所房子，他们把我们包围了。如果周围有十来所房子──就算十来所吧──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很清楚：所有这十来所房子统统被炸毁，居民们被枪杀，而你将和阿尼娅一起被关押在盖世太保那里，”特龙普钦斯基说道，”旋风，你瞧，看见那个大门了吗？”

“看见了。”

“那是地下室。那里有酒吧和妓女。我夜间到那里去过：非常卖座。老板坐在柜台后边，那里有他的保险柜。依我看，除了这些营生，他还做药品投机生意。他跟盖世太保勾搭已经有两年了－－他经常向盖世太保告密，全城都恨他，这个希特勒的走狗，法西斯分子和投机商。”

“夜里有危险，”旋风说道，”会被巡逻队抓住的。”

“是的，”谢多伊同意，”夜里我们就好比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等等，”旋风说道，”假如乘坐德国汽车呢？尤素福，你能参加这次行动吗？”

“老板认识我。城里许多人都认识我。”

“我可以参加，”谢多伊说道，”必要的话，我可以参加。”

“是呀，如果只有斯捷潘一个人带我们的小伙子去，他们会立刻暴露的，尽管科利亚通过军需官给他们弄到了证件。”

“对，”谢多伊说，”你们的人即使穿上晚会服装也会打老远被认出来的。他们的举止派头根本不象。”

“这是银行吧？”旋风问道。

“对。”

“没有比这地方更理想的了。”

“不过，所有的职员都会因为与匪徒同谋罪而被枪毙的。”谢多伊说道。

“那怎么办？”旋风问道，”那我们就以酒吧为目标吧？”

“我支持，”特龙普钦斯基说。

“我也支持，”谢多伊说。

第二天，从战俘营逃出来的、加入了科利亚战斗队的三个人来到斯捷潘的秘密接头点。大约十二点钟，他们按照约定的办法敲了几下窗户：一下，两下，停顿；一下，停顿；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旋风和谢多伊来了。

“我是诺维科夫．伊戈尔，”第一个人自我介绍道。

“我是穆拉维约夫．弗拉季斯拉夫。”

“我是尼古拉耶夫．叶夫根尼。”

“坐吧，同志们，”旋风说道，”我们来谈谈。”

半夜，科利亚取出了衣服，让小伙子们换装。谢多伊怀疑地摇摇头。

“诺维科夫也许还适合干这种事，”当小伙子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后，他对旋风说，”其他人都不行。他们的眼睛里充满杀气，会被人看出来的。在那里要会演戏， 为了等到所需要的那一分钟，得待上几个小时。他们会暴露自己的。这几个小伙子应该留下来干破坏活动，而这种抢劫行动不是他们干得了的。”

“好吧－－”旋风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你是对的。那就让我们三个人干吧，你，斯捷潘和我。我们可以乘阿佩尔的汽车溜掉。他有夜间通行证。”

“我今天就把这几个小伙子带回森林去，把他们从那里调到我们的游击队里，这样做是明智的。‘雄鹰’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我跟它有联系。”谢多伊说道。

“好吧，抢劫行动改在明天。”

以防万一

贝格不喜欢自己的笔体。他明白，他那美观工整的笔体，准确的粗笔道和异常优美的连笔证明了其享有者不可克服的文牍主义。起初，贝格既为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洋 洋得意，也为自己工整优美的笔体感到自豪。当卡纳里斯的评语传到他耳朵里后，他便憎恶起自己的笔体了。他试图改变笔体，结果一无所获：笔体就象语言缺陷一 样──生就的结巴，至死难改。于是贝格便从别的方面加以弥补：他跟妻子离了婚，开始沉湎于酒色。说来也怪，他的算计居然精确无误，一年过去后，人们不再把 他当做文牍主义者谈论了，开始把他看成一个走运的情场老手，一个在男人群中不可或缺的花花公子，如果有人在朋友们畅饮之后想快活快活的话，贝格那里随时都 有现成的忠实女伴的电话。

然而，元首迫使卡纳里斯光荣退役了，责成这位海军上将去领导经济战，把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合并了，而卡尔登勃鲁纳的干部处却不太信任那些道德 上不坚定的人。假如贝格依然是一个具有非凡记忆力的书法家，命运无疑会使他在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里扶摇直上。他本指望卡纳里斯的赏识，然而，卡尔登勃鲁纳 来了，于是贝格到了克拉科夫，只捞到一个‘Ａ’集团军群前线情报处军官的职务。

因此，他现在才如此精心地步步设防，以便在新的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下保障自己起码不会被革职查办。

他小心谨慎、不急不躁地对俄国女电报员进行工作。通过跟阿尼娅的五次交谈，他觉得姑娘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天天盼望她接受他的建议，到那时，他就能取得联络方法，而根据联络方法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入地下活动中去。

每次交谈之后，贝格都非常精确地记载下来俄国女电报员的每一句话，写满了许多张纸──这是他的证明文件。而且，当他感到姑娘眼看就要‘成熟’时，他便跟克 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进行联系。晚上，克吕格尔来到他这里，和他一起研究了这些被贝格归入所谓‘小云杉’案卷的材料。盖世太保头子赞扬了贝格进行的工作， 贝格也马上请他给Ａ－２处处长打电话，要求该处领导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交往中协助贝格进行这场战役。

盖世太保头子问贝格：

“您是否觉得，向赤色分子投诚，贝格上校是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人物？”

“听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十分高兴。”贝格微微一笑道。

克吕格尔说：

“喏，您要正确理解我的话。”

“我是正确理解了您的话，”贝格回答说，”我不过是利用跟懂得幽默的人谈话的机会开个玩笑罢了。唉，幽默是个难得的品质－－我觉得，如果我提出为他们效 劳，并且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的话，那么，比起一个小小的士官向他们提出效劳，我们就能接触到红军有关方面更高一层的人物。根据他们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 范围和问题，我们就能弄清楚他们的长远计划，而不是局部兴趣──一个团，最多是在前线某个地段与我顽抗的一个师。”

克吕格尔若有所思地坐着，不时地拨弄一把铅笔，咬着上嘴唇，眯缝起左眼。

贝格进逼道：

“如果我们这次行动进行顺利的话，我想，卡尔登勃鲁纳会对我们非常满意的。”

这是请对手一起跳舞：贝格预付了一张共同享受荣誉的支票。

克吕格尔把铅笔搁到桌子上，摘下话筒。

“奥托，”他对Ａ－２处处长说，”我和贝格打算做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下面是贝格的记录：

大约十点钟，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女电报员教我怎样沏茶。她坚持说，不能用电炉把茶煮沸，应当用热抹布把茶盖严。

我：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她：妈妈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西伯利亚都会沏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向我们家乡那样会喝茶。

我：你喜欢喝咖啡吗？

她：不太喜欢。它是苦的。

我：应当说‘他’才对。

她：这不符合语法规则。

我：你的俄语只能打二分。我准备搬出词典和教科书来证明我有理。

她：我投降。

我：我时刻铭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之，我非把你弄得理屈词穷不可。

她：我对我们的谈话考虑了许多。

我：结果呢？

她：我不能相信你们。有一次我们曾听信了你们的承诺。

我：这个我们是指谁？

她：就是苏联。

我：你们相信了谁的承诺？

她：一九三九年，我们相信了德国人的承诺。

（有些话贝格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谈话涉及到下列内容：

贝格：是德国人的承诺吗？

阿尼娅：还会是谁的呢－－

贝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们党的一个文件中，具体地说，在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曾说过：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会下台，但德国人们依然是德国人们－－不应该把一个人和全体人民混为一谈。）

后半部分的谈话，贝格全部记载下来了：

她：如果您现在能把消息寄给我的上级－－

我：怎么寄呢？在信封上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然后投到信箱里吗？

她：您是谍报人员，您就想办法寄吧。

我：那好，假定我让你们的一个俘虏送去。这有什么意义呢？

她：我将十二分地赞同。

我：相反。不会相信你的。

她：为什么？

我：因为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通过前线寄出一封建议合作的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她：有可能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和不通过前线发信。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我：也好－－有意思－－不过很危险。假如你们在这里失败了──你或者你在这里的领导──那么你多半会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在那里，你会被开了膛：盖世太保──这可不是军事情报处。

她：您错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向您提供任何保证。

我：我要你进一言：要学会分析。要让情感服从理智。一切都不象你现在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切都复杂得多。

她：您说得对。但是，把事情过于复杂化是与简单化同样危险的。与其说危险，不如说可笑。

我：我准备会见你们的人，把你提供的消息转给他。我可以──作为‘预支’──向他转告你感兴趣的文件，并把消息从你们这个人那里带回来，以此证明我是不是把文件交给了他。

她：您能够转交什么文件呢？

我：你瞧，随你选择：卫戌部队的部署、军队的调动计划。

她：这可能是您方的假情报。

我：当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总之，只当我们没有进行这次谈话。我可以救你一命，把你送到俘虏营去。那就让我们再也不要提我的建议吧。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顺便提一句，我可以把您的建议告诉您的上司。

我：你这样做不合适，原因有三：第一，不会相信你，第二，这将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我再也不可能对你们的斗争提供帮助了。

她：根本不可能让您同我们这里的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秘密接头点，并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我：你是想让我把你送过前线吧？

她：当然。

我：那么你同意到发报中心去了？

她：我首先想要看看，我要向我们的人播发什么样的假情报。

我：好吧。你明天就会看到这些材料。我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务员，说你原则上同意了吗？

她：首先要让我翻阅一下材料，并请您解释清楚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好吧。明天早晨我传你受审。

她：再见。

我：晚安。

次日，贝格通知盖世太保，说俄国女电报员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立刻跟维斯瓦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准备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假情报。

真正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英国驻奥斯陆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从固定在大门口墙壁上的蓝色大信箱里取走了信件。在分类整理信件时，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自制信 封。地址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发信人的姓名、邮戳、邮票或火漆印都没有。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拆开了信封。因为他不懂德语，他就只限于浏览写满各种数 字、平面图和对这些平面图简介的那几页纸。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大不列颠海军武官赫克托尔、博伊斯海军少将那里。赫克托尔．博伊斯叫来了自己的翻译，于是他 们两人开始研究这份文件。文件被译出之后，插着大使馆旗的象野兽似的‘罗斯－罗伊斯’直驱飞机场。机场上，一架马达启动的专机已经停在那里。当天晚上，文 件交到了英国侦察机关首脑的手里。第二天，责成丘吉尔的军事技术顾问、阿伯丁大学的弹道学和天文学教授列吉纳尔德、维克托、琼斯先生弄清楚来自奥斯陆的文 件。后来，阿尔图尔．乌．姆．埃利斯先生也参加了对这份文件的研究工作。

文件说，在佩内明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一个第三帝国制造”Ｖ．Ｚ．Ｂ．Ｖ”──”特种复仇武器”的中心。文件表明，在二十七岁的学者维尔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这里，在佩内明德正在进行制造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绝密工作。

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对帝国的秘密如此了解，实在令人惊异。但是，从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还不能算作情报，这也许是荒诞的呓语、假情报和臆测。在爱情或艺术中立 即采取行动也许是好的。在政治和侦察中这只能带来危害。一个侦察人员就好比一个政治家，他只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时间。

从奥斯陆得到的文件送到伦敦一年以后，从以安东尼．卡茨扬工程师为首的波兰抵抗小组传来报告：在佩内明德地区的乌泽多姆岛上，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秘密基地确实在工作，专事研究”特殊用途”的火箭技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法国地下小组进一步确定了来自波兰的材料。并且，通过法国波兰的情报来源了解到，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分子曾企图向英国发射五千多枚带炸弹的火箭。法国、比利时、荷兰的爱国者，以及英国侦察机关的小组在法国和荷兰北部沿岸一带发现了一百三十八个发射场。

大不列颠军事情报局得到了佩内明德地区的航空摄影资料：在一条条混凝土跑道上，停放着一架架机翼极短的飞机，从上面看上去就象蜜蜂；有些地方看得见体积庞大的垂直安装的火箭的影子。

现在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佩内明德不是狡猾的一步棋，不是盖世太保或卡纳里斯组织的可怕的”诱惑”演习。那里是一个绝密的军事中心。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对佩内明德进行了突然袭击。六百架”空中堡垒”轰炸了该岛。一百五十万公斤的炮弹投向了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目标。二分之一的实验室被摧毁，氧气厂和发电站被夷为平地，工程师之城化为一片灰烬。

八月十九日，埃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带着党卫军警卫队的随从人员抵达佩内明德。希姆莱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向维尔涅尔．冯．布劳恩提供了一个试验超功能的Ｖ－ ２火箭的靶场──海德拉格。靶场坐落在波兰总督管辖区的领土上，即克拉科夫以北的维斯瓦河、维斯瓦克河和维斯瓦卡河的河间地带。

这正是施蒂利茨飞抵克拉科夫的真正原因。对于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来说，来看文物古迹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为了得到这次出差机会，他花费了九个 月时间。他早已享有艺术珍品爱好者的盛名，但为了能够亲自得到这项任务，施蒂利茨不得不当着保安处的首领瓦尔特尔．舍伦贝格的面，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接待室 里，就法国复兴问题发表过几次意见。情报机关是记忆的汇聚之地。他的这几次谈话被希姆莱要求查明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运出什么东西的那个人想 了起来。

于是，施蒂利茨被定为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