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载】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2:34:36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联] 尤里安•谢苗诺夫
■内容提要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系前苏联独具风格的著名作家尤•谢苗诺夫写的惊险系列小说中的非常精彩的一部。该书为谢苗诺夫的代表作，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根据该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连续剧在1976年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奖。
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夕－－1945年的春天，希特勒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企图同美国讲和，进而共同抵御红军对柏林的攻击。潜伏在德国帝国保安局第6处20年之久的苏军侦察员施季里茨（化名什际尔列茨）突然接到总部指示，要他设法查清德国党卫军高级军官与美、英单独媾和的情况，并查清与西方谈判的神秘人物是谁。在联络电台遭破坏、报务员被炸身亡、无法与上级再次联系的情况下，施季里茨冒着被敌人怀疑、监视的危险，经过17天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终于得到了德国党卫军参谋长沃尔夫与美、英司令部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秘密谈和的情报，使苏联政府及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
作品把悬念丛生、迭宕起伏、惊险曲折的情节与对人物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对历史人物的真实再现以及对社会历史深入的分析结合起来，使故事十分引人入胜，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本片主人公的原型，是前苏联著名情报专家，号称“千面谍王”的鲁道夫•阿贝尔，他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惊人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当年看这部电视剧时最不解的就是，纳粹盖世太保都是天生的怀疑狂，施季尔里茨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的？后来才知道，在一次德国人阻拦一辆载有苏联情报人员的坦克的战斗中，还是一名小兵的施季尔里茨为了赢得敌人的信任进入纳粹核心机构，同时也为了防止情报落入德国人手中，装作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要炸掉坦克的样子，竟然冒着被自己人的炮火击中的危险接近并进入了坦克，销毁了已经牺牲了的苏联情报人员身上带的情报，而自己也负了重伤奄奄一息。从此德国人对他另眼相看，把他调入了情报部门。在二战结束前，他因为对祖国的杰出贡献和在敌人面前的出色“表现”，居然同时获得苏联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和第三帝国颁发的最高奖章—铁十字勋章。此事在间谍史上空前绝后！冷战时期，他任苏联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站长，不幸被叛徒出卖遭中央情报局逮捕，但在美国人的诱降面前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贞，最后作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飞机驾驶员的交换者回到了苏联，成为苏联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苏联作家谢苗诺夫（1931-）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他的小说所涉及内容均属苏联社会的禁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有组织的作案犯罪、希特勒的末日、斯大林与克格勃等。其作品的印数一般不低于10万册，出售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致使读者只好在图书馆提前填写借阅单耐心等待，或在黑市高价购买。
注：《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续集为《奉命活下去》、《扩张》（《奉命活下去》之续篇）•••••••••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联] 尤里安•谢苗诺夫
■内容提要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系前苏联独具风格的著名作家尤•谢苗诺夫写的惊险系列小说中的非常精彩的一部。该书为谢苗诺夫的代表作，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根据该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连续剧在1976年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奖。
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夕－－1945年的春天，希特勒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企图同美国讲和，进而共同抵御红军对柏林的攻击。潜伏在德国帝国保安局第6处20年之久的苏军侦察员施季里茨（化名什际尔列茨）突然接到总部指示，要他设法查清德国党卫军高级军官与美、英单独媾和的情况，并查清与西方谈判的神秘人物是谁。在联络电台遭破坏、报务员被炸身亡、无法与上级再次联系的情况下，施季里茨冒着被敌人怀疑、监视的危险，经过17天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终于得到了德国党卫军参谋长沃尔夫与美、英司令部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秘密谈和的情报，使苏联政府及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
作品把悬念丛生、迭宕起伏、惊险曲折的情节与对人物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对历史人物的真实再现以及对社会历史深入的分析结合起来，使故事十分引人入胜，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本片主人公的原型，是前苏联著名情报专家，号称“千面谍王”的鲁道夫•阿贝尔，他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惊人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当年看这部电视剧时最不解的就是，纳粹盖世太保都是天生的怀疑狂，施季尔里茨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的？后来才知道，在一次德国人阻拦一辆载有苏联情报人员的坦克的战斗中，还是一名小兵的施季尔里茨为了赢得敌人的信任进入纳粹核心机构，同时也为了防止情报落入德国人手中，装作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要炸掉坦克的样子，竟然冒着被自己人的炮火击中的危险接近并进入了坦克，销毁了已经牺牲了的苏联情报人员身上带的情报，而自己也负了重伤奄奄一息。从此德国人对他另眼相看，把他调入了情报部门。在二战结束前，他因为对祖国的杰出贡献和在敌人面前的出色“表现”，居然同时获得苏联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和第三帝国颁发的最高奖章—铁十字勋章。此事在间谍史上空前绝后！冷战时期，他任苏联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站长，不幸被叛徒出卖遭中央情报局逮捕，但在美国人的诱降面前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贞，最后作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飞机驾驶员的交换者回到了苏联，成为苏联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苏联作家谢苗诺夫（1931-）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他的小说所涉及内容均属苏联社会的禁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有组织的作案犯罪、希特勒的末日、斯大林与克格勃等。其作品的印数一般不低于10万册，出售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致使读者只好在图书馆提前填写借阅单耐心等待，或在黑市高价购买。
注：《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续集为《奉命活下去》、《扩张》（《奉命活下去》之续篇）•••••••••
第一章
一开始施蒂尔里茨真感到不可置信：花园里竟有夜莺在在啼鸣。尽管周围一切已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早春二月的色彩，但是空气仍然寒峭逼人，甚至带有几分淡蓝的冷色；地上的积雪还是那样厚实，雪面上还没有泛出预兆着一夜间要融化的淡淡的青蓝色。
那只鸟就在离橡树林不远的那片一直伸展到河边的樟树丛中歌唱。多年老树的树干又粗又壮，乌黑乌黑的；园子里散发着一股刚冰冻的鱼味。虽然白桦和橡树去年的腐技烂叶还没有随着春天的到来发出浓烈的气味，但是夜莺却在引吭高歌了——忽而歌喉婉转缭绕，忽而又啼声呖呖，清脆流畅，而在这黑洞洞、静悄悄的花园里它的歌声却显得有些无依无靠，孤孤单单。
忽然，施蒂尔里茨想起了祖父：老人家会和鸟儿谈话。他时常坐在树下，把一只山雀引到跟前，久久地看着小鸟儿，这时他的眼睛也变得像鸟儿的眼一样，宛如两颗转动灵活的黑宝珠；而小鸟儿一点也不怕他。
“啾啾•••叽瞅瞅•••”祖父吹了一阵口哨。
山雀也信任地报以愉快的啁啾。
日落了，黑黑的树干在白皑皑的雪上倒映出一排排紫色的影子。
“可怜的小鸟儿，要冻坏了，”施蒂尔里茨想道。他掩好军大衣的衣襟，回房里去了。“但是毫无办法，世上只有一种鸟儿不相信人，那就是夜莺。”
施蒂尔里茨看了看手表。
“克劳斯马上就要来了，”施蒂尔里茨心想。“他总是很准时的。我叫他下车后穿过林子到这里来，免得遇到什么人。没关系，我再等一等他。这儿是多么美呀••••••”
施蒂尔里茨总是在这所坐落在湖畔上最适于做秘密工作的小私邸里接见这个特务。他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劝说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波尔①拨款给他，让他从空袭时死去的“歌剧院”几个舞蹈演员的子女手中买下这幢雅致的小别墅。但是这些孩子索价太高，所以负责党卫军和保安处财政庶务工作的波尔断然拒绝了施蒂尔里茨的请求。他说：“您简直是发疯了，您还是租一所简朴一点的算了。怎么总是追求奢侈豪华呢？我们不能任意挥霍钱财。这样做对不起现在正背负战争重担的国家。”
◆ ①波尔是党卫军经济处处长——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只好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家保安局政治情报处主任请到这里来。三十四岁的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一看就立刻明白了：和一些重要的特工人员谈话，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通过一些假冒的中间人签订了购买房地产的契约。这样，一位姓博尔森的“罗伯特•莱伊大众化工厂”总工程师便享有这所别墅的使用权了。他又以优厚的薪金和口粮雇用了门卫。这位博尔森先生就是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在桌上摆好茶具，然后打开收音机。伦敦电台正在播放轻松的音乐：美国人格伦•米勒的乐队正在演奏影片《太阳谷小夜曲》中的插曲。希姆莱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在瑞典买了一部拷贝。于是从那时起，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地下室里时常放映这部影片，尤其是当夜间敌机轰炸，无法审讯囚犯的时候。
施蒂尔里茨打电话把门卫叫来，对他说：“朋友，今天你可以进城去看看孩子们。明天早晨六点前赶回来，如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门，请给我煮点浓咖啡，越浓越好••••••”
第一章
一开始施蒂尔里茨真感到不可置信：花园里竟有夜莺在在啼鸣。尽管周围一切已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早春二月的色彩，但是空气仍然寒峭逼人，甚至带有几分淡蓝的冷色；地上的积雪还是那样厚实，雪面上还没有泛出预兆着一夜间要融化的淡淡的青蓝色。
那只鸟就在离橡树林不远的那片一直伸展到河边的樟树丛中歌唱。多年老树的树干又粗又壮，乌黑乌黑的；园子里散发着一股刚冰冻的鱼味。虽然白桦和橡树去年的腐技烂叶还没有随着春天的到来发出浓烈的气味，但是夜莺却在引吭高歌了——忽而歌喉婉转缭绕，忽而又啼声呖呖，清脆流畅，而在这黑洞洞、静悄悄的花园里它的歌声却显得有些无依无靠，孤孤单单。
忽然，施蒂尔里茨想起了祖父：老人家会和鸟儿谈话。他时常坐在树下，把一只山雀引到跟前，久久地看着小鸟儿，这时他的眼睛也变得像鸟儿的眼一样，宛如两颗转动灵活的黑宝珠；而小鸟儿一点也不怕他。
“啾啾•••叽瞅瞅•••”祖父吹了一阵口哨。
山雀也信任地报以愉快的啁啾。
日落了，黑黑的树干在白皑皑的雪上倒映出一排排紫色的影子。
“可怜的小鸟儿，要冻坏了，”施蒂尔里茨想道。他掩好军大衣的衣襟，回房里去了。“但是毫无办法，世上只有一种鸟儿不相信人，那就是夜莺。”
施蒂尔里茨看了看手表。
“克劳斯马上就要来了，”施蒂尔里茨心想。“他总是很准时的。我叫他下车后穿过林子到这里来，免得遇到什么人。没关系，我再等一等他。这儿是多么美呀••••••”
施蒂尔里茨总是在这所坐落在湖畔上最适于做秘密工作的小私邸里接见这个特务。他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劝说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波尔①拨款给他，让他从空袭时死去的“歌剧院”几个舞蹈演员的子女手中买下这幢雅致的小别墅。但是这些孩子索价太高，所以负责党卫军和保安处财政庶务工作的波尔断然拒绝了施蒂尔里茨的请求。他说：“您简直是发疯了，您还是租一所简朴一点的算了。怎么总是追求奢侈豪华呢？我们不能任意挥霍钱财。这样做对不起现在正背负战争重担的国家。”
◆ ①波尔是党卫军经济处处长——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只好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家保安局政治情报处主任请到这里来。三十四岁的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一看就立刻明白了：和一些重要的特工人员谈话，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通过一些假冒的中间人签订了购买房地产的契约。这样，一位姓博尔森的“罗伯特•莱伊大众化工厂”总工程师便享有这所别墅的使用权了。他又以优厚的薪金和口粮雇用了门卫。这位博尔森先生就是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在桌上摆好茶具，然后打开收音机。伦敦电台正在播放轻松的音乐：美国人格伦•米勒的乐队正在演奏影片《太阳谷小夜曲》中的插曲。希姆莱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在瑞典买了一部拷贝。于是从那时起，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地下室里时常放映这部影片，尤其是当夜间敌机轰炸，无法审讯囚犯的时候。
施蒂尔里茨打电话把门卫叫来，对他说：“朋友，今天你可以进城去看看孩子们。明天早晨六点前赶回来，如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门，请给我煮点浓咖啡，越浓越好••••••”
第二章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２日１８时３８分
“牧师，您怎么看，人身上是人性多呢，还是兽性多？”
“我认为，人身上人性和兽性各占一半。”
“这不可能。”
“只能是这样。”
“不对。”
“否则，它们其中一方早就取胜了。”
“因为我们把精神看作是第二性的，您就指责我们是在为鄙俗大声疾呼。但是精神的确是第二性的。精神就象菌类植物一样，是靠培养基发育成长的。”
“那么，精神的培养基是什么呢？”
“那就是个人的雄心抱负；那就是你们所谓的‘情欲’，而我却把它叫做爱恋女人，和女人睡觉的健康欲望；那就是事事都想出人头地的健康的企望。没有这些志向和抱负，人类整个的发展就要停止。你们教会就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想阻挠人类的发展。您大概很清楚，我指的是教会的哪段历史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了解这段历史。我对这段历史十分清楚，但是我还知道些别的事情。我现在看不出你们对人的态度和元首宣传的那种态度有什么区别。”
“是吗？”
“是的。他把人看作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看作是身强力壮，渴望为自己夺取生存空间的家伙。”
“您还不明白，您说的根本不对。因为元首不仅仅把每个德国人看作是这样的家伙，而且还看作是长着浅色头发的①家伙。”
“而您却把每个人看作是一般概念的家伙了。”
“我在每个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始祖。人是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是动物。”
“在这个问题上您和我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您相信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可是您并没有见过那只变成了人的猴子，再说那只猴子也没有凑近您的耳边和您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呀。您并没有探索过这个问题，您也不可能做什么探索。然而您却对此深信无疑，这是因为这种信仰符合您的世界观。”
“难道上帝曾经悄悄地对您说过人是他造出来的吗？”
“当然，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而且我也无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是无法证明的，这只能去相信。您相信猴子，而我相信上帝。您相信猴子，因为这符合您的世界观，我相信上帝，因为这符合我的世界观。”
“您这就是有点故意歪曲了。我并不是相信猴子，我相信的是人。”
“您相信从猴子变来的人。您是相信人身上的猴子，而我却相信人身上的上帝。”
“怎么，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吗？”
“那当然了。”
“在元首身上有吗？戈林身上，希姆莱身上都有吗？’
◆ ①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浅色头发的人种是高等人种——译者注。
“您提的问题实在难于回答。我和您是在谈论人的天性嘛。当然，在这些坏蛋身上是可以找到一些堕落天使的痕迹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本性已经完全受残酷、专横、虚伪、卑鄙、暴虐的法则所支配，结果人性在他们身上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原则上我决不相信，一个人降生到世上，他必须要承受猴子出身这样的诅咒。”
“为什么说是猴子出身的诅咒呢？”
“我是用我自己的话这么说的。”
“这么说，应当接受消灭猴子的神学唆？”
“大概还不需要吧。”
“您总是很有礼貌地对那些使我感到苦恼的问题避而不答。您对问题总是不做‘是’或‘否’的回答，但是每个寻求信仰的人却喜欢听到具体的回答，他喜欢一个‘是’字，或者一个‘否’字。而从您口里听到的却总是‘不是吧’、‘不是吗’、‘大概不是吧’或者别的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正因为如此，使我极度感到反感的很可能倒不是您的这种答问的方式，而是您的所作所为。”
“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是没有好感的。这很清楚•••但是您却从集中营逃到我这里来了。这又怎么解释得通呢？”
“这正好再一次证明了在每个人身上，正如您所说的那样，都有上帝赐给的东西和猴子遗传下来的东西。倘若我身上只有上帝赐的东西，那我就不会来找您了。我也就不逃跑了，而宁愿死在党卫军刽子手的枪下，而且为了唤醒他们身上的人性，我会把另一面脸颊给他们，让他们再打一巴掌。倘若您落到了他们手里，我很想知道，您是把另一面脸颊给他们呢，还是想方设法避开那一巴掌呢？”
“送上第二个面颊，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在把象征性的寓言用在现实中的纳粹国家机器上了。寓言中讲的把脸颊送上去让别人打，这是一回事。我已经对您说过，这是一个讲人的良心的寓言。而落到那个并不管你是不是把另一面脸颊让他们去打的国家机器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落到那个在原则上、思想上完全丧失了良心的机器里－－自然喽，对待这样的机器，或者对待路旁的石头，或者对待您撞上的一堵墙，根本不需要像时待别的活物那样的态度。”
“牧师，我很抱歉，很可能我涉及到了您的什么隐私，不过•••您是不是也曾经进过盖世太保监狱？”
“我又能对您说什么呢？我是进过•••”
“我懂了。您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使您痛苦的问题。不过，牧师，您想没想过，战争结束之后，教徒们将对您失去信任？”
“坐过盖世太保监狱的人多了。”
“但是，倘若有人偷偷地告诉教徒们说。牧师您当过奸细，和您同在一个牢房里的囚犯都没有活着回来，而像您这样活着出来的人，几百万人里也只不过几个，教徒们都不大信任您了••••••到那时您能向谁去布道说教呢？”
“当然，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去整一个人，那么无论是谁都会被置于死地的。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我是丝毫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的。”
“到那时将会怎样呢？”
“到那时？我就反驳，辟谣。用尽全力去反驳，只要有人听我讲话，我就反驳。等到没有人听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就死亡了。”
“灵魂死亡了，那就是说，您将是行尸走肉了？”
“听凭上帝去评断吧。行尸走内就行尸走肉吧。”
“你们的宗教反对自杀吗？”
“正因为反对，所以我决不自杀轻生。”
“失去传教的可能之后您将做什么？”
“我就不传教，仍信教。”
“那为什么您不为自己寻一条别的出路呢？比如说，和大家一起劳动。”
“您说的‘劳动’是什么意思？”
“哪伯是为建筑科学殿堂搬石运砖也好呀。”
“如果一个在神学系毕业的人，社会只需要他去搬石运砖，那么我和您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那样，我可真是最好马上回集中营去，在火葬场火化算了•••”
“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个‘假如’的问题而已。我很想听一听您对今后的推测，就是所谓的您的思路发展情况。”
“您大概认为向教徒们传道的人都是些游手好闲，招摇撞骗的家伙吧？您真的不认为传道也是一种工作吗？您说的工作是搬石运砖，可我认为，说传经布道与别的劳动意义相同，这还不够，我认为宗教劳动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我本人是个记者，我写的通讯报道既遭到纳粹分子的压制，又受到正统教会的排斥。”
“您的作品受正统教会的指摘，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您对人的解释不正确。”
“我并没有对人做什么解释。我只是描写了住在不来梅和汉堡地下走廊里的窃贼和妓女的污浊世界。希特勒的国家说这是对高等种族的卑鄙诽谤，而教会说这是对人的诬蔑。”
“我们是不怕揭示现实生活真相的。”
“你们怕！我描写了这些人怎样想进人教堂，而教堂又怎样把他们拒之门外；当然那是教徒们把他们拒之门外的，而牧师又不能反对教徒们这样做。”
“当然不能反对。我没有因为您描写的那一现实而指责您。我所以指责您也不是因为您描写了现实。我和您是在对未来的人的推测上有分歧。”
“您不觉得您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像个牧师，倒像是一位政治家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您在我身上仅仅看到了您身上有的东西。您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政治外形，而它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就象是在计算尺上可以看到钉钉子用的物件一样。计算尺的确可以用来钉钉子，它有一定长度，也有几分重量。但是这种观察法是只能看到一个物件的第十种，第二十种功能，而实际上利用计算尺还可以进行计算，绝不仅仅是钉钉子。”
“牧师，我是在向您提问题，您不但避而不答，反而往我身上钉起钉子来了。您总是十分巧妙地把我由一个提问者变成答话人。我本是个在寻找信仰的人，但是您却一下子把我变成了异教徒。您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说，您是超然于这场搏斗之外呢？而实际上您不也是置身于搏斗之中吗？”
“一点不差，我是处在搏斗之中，我的确置身于战争之中，但我是在与战争作战。”
“您的争辩很有些唯物主义的味道。”
“我是在和一位唯物主义者争论嘛。”
“这么说，您可以和我一起用我的武器去战斗了？”
“我只能这样做。”
“那好，您听我说••••••为了您的教徒们的幸福，我需要您去和我的几个朋友联络。地址我会给您的。我对您十分信赖，可以把我的同志们的地址告诉您•••牧师，我相信您是不会出卖无辜的••••••”
施蒂尔里茨听完录音，很快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不想看到来客的目光。这位来客就是昨天请求牧师帮助的那个人，这会儿他正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一边得意扬扬地微笑着，喝着白兰地，贪婪地吸着烟。
“牧师那里没有烟抽吧？”施蒂尔里茨没有回头，向来人问道。
他站在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大窗前，看着雪地上的几只麻雀争着啄食面包，这里的门卫领双份口粮，而且他非常喜爱小鸟，所以常扔些面包给它们吃。门卫并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是党卫军保安处里的人，他坚信这所小住宅的主人或者是些搞同性恋的人，或者是些商业大亨，因为这儿从来没来过女人，而当男人们聚在一起时，也总是窃窃私语，这些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上等饮料，大半是美国产的。
“是的，在他那里没有烟抽，可真把我难受死了•••老头子又特别爱说。抽不到烟我真想上吊•••”
这个特务名叫克劳斯。是两年前吸收的。他是自愿应募的，原来是个校对员，很希望来点强烈的刺激。他工作很有办法，善于用他那坦诚的态度和明晰的见解使交谈对方无法争辩。只要工作有成效，进展快，什么话他都可以讲。通过对克劳斯不断深入的观察了解，施蒂尔里茨感到与克劳斯认识之后心中有一种恐怖感在逐日增强。
“他是不是有病？”有一天施蒂尔里茨忽然这样想。“一心想着背叛也是一种特殊的病呀。真是有趣得很。克劳斯完全打破了隆布罗索①的理论。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罪犯都可怕，但是你看他的仪表却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可爱可亲••••••”
◆
①隆布罗索•切萨音（1835—1909）是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犯罪侦查学家，资产阶级的刑法中人类学派的创始人。——原注。他提出一种反科学理论，认为有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某些生理特征（如鼻子扁平，胡须稀少、额头低等等）天生就有犯罪的禀性——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又回到小桌旁，坐在克劳斯的对面，向他微笑了一下。
“怎么样？”他问道。“这么说，您是深信老头子可以给您接上关系了？”
“是的，这不成问题了。我最喜欢和知识分子还有神甫们打交道。您可不知道，看着一个人正在走向死亡，那真是妙不可言。有时候我真想对他们说：‘站住！笨蛋！你这是往哪儿走？！’”
“唉，这可不应该。”施蒂尔里茨说。“这样说就不理智了。”
“您有没有鱼罐头吗？我馋鱼吃，馋得都要发疯了。磷，您知道吗？神经细胞需要磷•••”
“我给您准备好优质的鱼罐头。您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油煎的•••”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您喜欢哪国的？国产的，还是－－”
“我要那种‘还是’，”克劳斯笑了。“尽管这有些不爱国，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美国或法国生产的食品和饮料。”
“好，我给您准备一箱真正的法国沙丁鱼罐头。是橄榄油煎的，味道辛香浓厚－－含磷很多－－对了，昨天我看了有关您的专案材料•••”
“如果我能稍微看一眼，那么付出再高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
“这些材料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使人感兴趣•••您刚刚结束了一次惊险的行动，现在您在这里侃侃而谈，笑声爽朗，又诉说您的肝脏如何疼痛等等等等，这一切倒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是您那专案材料写得就太枯燥乏味了。全是些报告和告密材料。而您写的告密材料和揭发您的告密材料统统混在一起•••太枯燥无味了•••使人感兴趣的倒是一些别的东西：我统计了一下，根据您打的报告，由于您主动积极工作。已经有九十七人被逮捕•••而且他们都没有提到过您。九十七个人里没有一个例外。他们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整得可相当惨呀•••”
“您和我谈这些干什么？”
“不知道•••或许是我想分析分析•••请问，当那些向您提供栖身之所的人后来被抓走的时候，您是不是有时也感到痛心呢？”
“您以为如何？”
“我不知道。”
“只有鬼才晓得•••在和他们一对一的交锋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强者。我所感兴趣的是搏斗•••至于他们以后会怎么样，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又会怎样呢？所有的人都会怎样呢？”
“这话也对。”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
“我们死后，哪怕就是洪水灭世也不必管它。再看看咱们的人呢，一个个贪生怕死，卑鄙无耻，贪得无厌，叛卖告密••••••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生在奴隶中就不能做自由人－－这话很对。不过，能做一个奴隶中的最自由的人不是更好些吗？我本人这些年来就享受到了充分的精神自由••••••”
施蒂尔里茨问道：“我说，前天晚上有人去找过牧师吗？”
“没有••••••”
“九点钟左右••••••”
“您大概弄错了，”克劳斯回答说，“至少是没有您派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他那里。”
“可能是一个教民？我的人没看清那个人的脸。”
“您在监视他的住宅？”
“当然。一直在监视－－这么说，您深信老头子会为我们效力了？”
“一定会的。我向来就感到自己有当反对派、当宣传家、当领袖的天赋。人们在我的逼攻面前，在我的思维逻辑面前总是要屈服的•••”
“好了。克劳斯，您很能干。不过，可不要过分地自吹自擂了。现在我们谈一件正事•••您先在我们的一个住所里呆几天•••因为以后有一项重要工作要您去做，实际上这件工作并不是我负责范围内的•••”
施蒂尔里茨说的是真情。今天盖世太保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克劳斯一周的请求，因为在科伦抓到了两个俄国“钢琴家”。他们是正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被捕的。审讯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所以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安置在他们身边。克劳斯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施蒂尔里茨答应把克劳斯找来。
“请您在那个灰色公文夹里拿一张纸，”施蒂尔里茨说，“照我说的内容写一份申请；您就写：‘旗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但不能再这样干了。我很想休息•••”
“这是干什么？”克劳斯一边在信尾上签名，一边问道。
“我认为，您不妨到因斯布鲁克去住上一星期。”施蒂尔里茨回答说，顺手把一叠钞票递给了克劳斯。“那里的娱乐场、赌场还在营业，而且那些年轻的滑雪姑娘仍然在山上爬上滑下的。没有这封信我就无法为您争得这一个星期幸福的时间了。”
“谢谢，”克劳斯说，“不过，钱我倒是还有不少•••”
“钱是多多益善嘛，难道钱多了还碍事？”
“一般说来，还是越多越好。”克劳斯表示同意，把钱塞进了裤子后边的口袋。“听说，现在医治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在牧师家里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您？”
“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谁也没见到我•••”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人。”
“一般地说，如果您的人在监视这个老头子的住宅，他们是有可能看见我的。即使是这样，我看也未必••••••反正我是谁也没见到•••”
施蒂尔里茨回忆起了一星期前他所导演的押送囚犯路过牧师施拉格居住的村子的那场戏。演出前，他亲手给克劳斯穿上了苦役犯的囚衣。他想起了克劳斯当时的面部表情：目光炯炯，眼神既和善又勇敢。他完全进人了要扮演的角色。那时施蒂尔里茨和他谈话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汽车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个人的面容是那么慈祥可亲，声音是那么悲悲切切，说出的话语又是那么精确中肯，头头是道。
“这封信等我们一起去您的新居的途中再投出去。”施蒂尔里茨说．“现在您再简单地给牧师写封信，目的是打消他的怀疑。您自己先试写一下。我不打扰您，我去再煮些咖啡。”
当他回到房间时，克劳斯手里正拿着一页纸。
“‘诚实正直就意味着要行动’”克劳斯微笑着读了起来，“‘信心是建筑在斗争之上的。宣传诚实正直而又消极无为，那就是背叛，背叛教徒，背叛自己。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虚伪，但是却得不到后代的谅解。所以我不能宽恕自己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消极无为比背叛还要坏。我即将离去。请您好自为之，莫负众望，上帝会帮助您的。’您看，写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太好了。请问，您没有试着写点散文，或者写点诗吗？”
“没有。如果我能写作的话，那我何必要当－－”克劳斯突然住了嘴，又偷眼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继续说下去呀，怪家伙。我们可是在开诚布公地谈话。您是不是想说。假如您会写作的话，您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是吧？”
“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施蒂尔里茨修正了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
“好样的。您何必和我也扯谎呢？喝完了这杯威士忌咱们就动身，天已经黑了，美国人大概快要来轰炸了。”
“住所离这儿很远吗？”
“在林子里，十公里左右。那里很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他们已经上了车，施蒂尔里茨又问：
“他没有提到前首相布吕宁吗？”
“我和您说过，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闭口不谈了。我又不太敢逼问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有谈过瑞士的事吗？”
“守口如瓶。”
“好吧。那我们就从另一边悄悄地靠近他。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个共产党员了。牧师可真是个好样的！”
施蒂尔里茨对准克劳斯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湖岸上，这地方虽是个禁区，但警卫队的岗哨设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点施蒂尔里茨是了解得准确无误，再加上空袭已经开始，所以手枪射击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预料克劳斯会从那个以前人们钓鱼的混凝土小台上直接跌落到水里去。
果然，克劳斯一声没吭像个大草袋似的跌到水里去了。施蒂尔里茨把手枪扔到克劳斯落水的地方（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理由十分真实可信，两封信又都是克劳斯亲手寄出去的）。施蒂尔里茨脱下手套，穿过林子，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旅格拉牧师住的小村子离此处四十公里，施蒂尔里茨估计一小时后就可以到他那里，——事先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甚至考虑到了从时间上证明自己不在场的可能性。
第二章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２日１８时３８分
“牧师，您怎么看，人身上是人性多呢，还是兽性多？”
“我认为，人身上人性和兽性各占一半。”
“这不可能。”
“只能是这样。”
“不对。”
“否则，它们其中一方早就取胜了。”
“因为我们把精神看作是第二性的，您就指责我们是在为鄙俗大声疾呼。但是精神的确是第二性的。精神就象菌类植物一样，是靠培养基发育成长的。”
“那么，精神的培养基是什么呢？”
“那就是个人的雄心抱负；那就是你们所谓的‘情欲’，而我却把它叫做爱恋女人，和女人睡觉的健康欲望；那就是事事都想出人头地的健康的企望。没有这些志向和抱负，人类整个的发展就要停止。你们教会就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想阻挠人类的发展。您大概很清楚，我指的是教会的哪段历史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了解这段历史。我对这段历史十分清楚，但是我还知道些别的事情。我现在看不出你们对人的态度和元首宣传的那种态度有什么区别。”
“是吗？”
“是的。他把人看作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看作是身强力壮，渴望为自己夺取生存空间的家伙。”
“您还不明白，您说的根本不对。因为元首不仅仅把每个德国人看作是这样的家伙，而且还看作是长着浅色头发的①家伙。”
“而您却把每个人看作是一般概念的家伙了。”
“我在每个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始祖。人是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是动物。”
“在这个问题上您和我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您相信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可是您并没有见过那只变成了人的猴子，再说那只猴子也没有凑近您的耳边和您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呀。您并没有探索过这个问题，您也不可能做什么探索。然而您却对此深信无疑，这是因为这种信仰符合您的世界观。”
“难道上帝曾经悄悄地对您说过人是他造出来的吗？”
“当然，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而且我也无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是无法证明的，这只能去相信。您相信猴子，而我相信上帝。您相信猴子，因为这符合您的世界观，我相信上帝，因为这符合我的世界观。”
“您这就是有点故意歪曲了。我并不是相信猴子，我相信的是人。”
“您相信从猴子变来的人。您是相信人身上的猴子，而我却相信人身上的上帝。”
“怎么，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吗？”
“那当然了。”
“在元首身上有吗？戈林身上，希姆莱身上都有吗？’
◆ ①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浅色头发的人种是高等人种——译者注。
“您提的问题实在难于回答。我和您是在谈论人的天性嘛。当然，在这些坏蛋身上是可以找到一些堕落天使的痕迹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本性已经完全受残酷、专横、虚伪、卑鄙、暴虐的法则所支配，结果人性在他们身上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原则上我决不相信，一个人降生到世上，他必须要承受猴子出身这样的诅咒。”
“为什么说是猴子出身的诅咒呢？”
“我是用我自己的话这么说的。”
“这么说，应当接受消灭猴子的神学唆？”
“大概还不需要吧。”
“您总是很有礼貌地对那些使我感到苦恼的问题避而不答。您对问题总是不做‘是’或‘否’的回答，但是每个寻求信仰的人却喜欢听到具体的回答，他喜欢一个‘是’字，或者一个‘否’字。而从您口里听到的却总是‘不是吧’、‘不是吗’、‘大概不是吧’或者别的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正因为如此，使我极度感到反感的很可能倒不是您的这种答问的方式，而是您的所作所为。”
“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是没有好感的。这很清楚•••但是您却从集中营逃到我这里来了。这又怎么解释得通呢？”
“这正好再一次证明了在每个人身上，正如您所说的那样，都有上帝赐给的东西和猴子遗传下来的东西。倘若我身上只有上帝赐的东西，那我就不会来找您了。我也就不逃跑了，而宁愿死在党卫军刽子手的枪下，而且为了唤醒他们身上的人性，我会把另一面脸颊给他们，让他们再打一巴掌。倘若您落到了他们手里，我很想知道，您是把另一面脸颊给他们呢，还是想方设法避开那一巴掌呢？”
“送上第二个面颊，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在把象征性的寓言用在现实中的纳粹国家机器上了。寓言中讲的把脸颊送上去让别人打，这是一回事。我已经对您说过，这是一个讲人的良心的寓言。而落到那个并不管你是不是把另一面脸颊让他们去打的国家机器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落到那个在原则上、思想上完全丧失了良心的机器里－－自然喽，对待这样的机器，或者对待路旁的石头，或者对待您撞上的一堵墙，根本不需要像时待别的活物那样的态度。”
“牧师，我很抱歉，很可能我涉及到了您的什么隐私，不过•••您是不是也曾经进过盖世太保监狱？”
“我又能对您说什么呢？我是进过•••”
“我懂了。您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使您痛苦的问题。不过，牧师，您想没想过，战争结束之后，教徒们将对您失去信任？”
“坐过盖世太保监狱的人多了。”
“但是，倘若有人偷偷地告诉教徒们说。牧师您当过奸细，和您同在一个牢房里的囚犯都没有活着回来，而像您这样活着出来的人，几百万人里也只不过几个，教徒们都不大信任您了••••••到那时您能向谁去布道说教呢？”
“当然，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去整一个人，那么无论是谁都会被置于死地的。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我是丝毫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的。”
“到那时将会怎样呢？”
“到那时？我就反驳，辟谣。用尽全力去反驳，只要有人听我讲话，我就反驳。等到没有人听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就死亡了。”
“灵魂死亡了，那就是说，您将是行尸走肉了？”
“听凭上帝去评断吧。行尸走内就行尸走肉吧。”
“你们的宗教反对自杀吗？”
“正因为反对，所以我决不自杀轻生。”
“失去传教的可能之后您将做什么？”
“我就不传教，仍信教。”
“那为什么您不为自己寻一条别的出路呢？比如说，和大家一起劳动。”
“您说的‘劳动’是什么意思？”
“哪伯是为建筑科学殿堂搬石运砖也好呀。”
“如果一个在神学系毕业的人，社会只需要他去搬石运砖，那么我和您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那样，我可真是最好马上回集中营去，在火葬场火化算了•••”
“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个‘假如’的问题而已。我很想听一听您对今后的推测，就是所谓的您的思路发展情况。”
“您大概认为向教徒们传道的人都是些游手好闲，招摇撞骗的家伙吧？您真的不认为传道也是一种工作吗？您说的工作是搬石运砖，可我认为，说传经布道与别的劳动意义相同，这还不够，我认为宗教劳动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我本人是个记者，我写的通讯报道既遭到纳粹分子的压制，又受到正统教会的排斥。”
“您的作品受正统教会的指摘，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您对人的解释不正确。”
“我并没有对人做什么解释。我只是描写了住在不来梅和汉堡地下走廊里的窃贼和妓女的污浊世界。希特勒的国家说这是对高等种族的卑鄙诽谤，而教会说这是对人的诬蔑。”
“我们是不怕揭示现实生活真相的。”
“你们怕！我描写了这些人怎样想进人教堂，而教堂又怎样把他们拒之门外；当然那是教徒们把他们拒之门外的，而牧师又不能反对教徒们这样做。”
“当然不能反对。我没有因为您描写的那一现实而指责您。我所以指责您也不是因为您描写了现实。我和您是在对未来的人的推测上有分歧。”
“您不觉得您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像个牧师，倒像是一位政治家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您在我身上仅仅看到了您身上有的东西。您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政治外形，而它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就象是在计算尺上可以看到钉钉子用的物件一样。计算尺的确可以用来钉钉子，它有一定长度，也有几分重量。但是这种观察法是只能看到一个物件的第十种，第二十种功能，而实际上利用计算尺还可以进行计算，绝不仅仅是钉钉子。”
“牧师，我是在向您提问题，您不但避而不答，反而往我身上钉起钉子来了。您总是十分巧妙地把我由一个提问者变成答话人。我本是个在寻找信仰的人，但是您却一下子把我变成了异教徒。您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说，您是超然于这场搏斗之外呢？而实际上您不也是置身于搏斗之中吗？”
“一点不差，我是处在搏斗之中，我的确置身于战争之中，但我是在与战争作战。”
“您的争辩很有些唯物主义的味道。”
“我是在和一位唯物主义者争论嘛。”
“这么说，您可以和我一起用我的武器去战斗了？”
“我只能这样做。”
“那好，您听我说••••••为了您的教徒们的幸福，我需要您去和我的几个朋友联络。地址我会给您的。我对您十分信赖，可以把我的同志们的地址告诉您•••牧师，我相信您是不会出卖无辜的••••••”
施蒂尔里茨听完录音，很快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不想看到来客的目光。这位来客就是昨天请求牧师帮助的那个人，这会儿他正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一边得意扬扬地微笑着，喝着白兰地，贪婪地吸着烟。
“牧师那里没有烟抽吧？”施蒂尔里茨没有回头，向来人问道。
他站在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大窗前，看着雪地上的几只麻雀争着啄食面包，这里的门卫领双份口粮，而且他非常喜爱小鸟，所以常扔些面包给它们吃。门卫并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是党卫军保安处里的人，他坚信这所小住宅的主人或者是些搞同性恋的人，或者是些商业大亨，因为这儿从来没来过女人，而当男人们聚在一起时，也总是窃窃私语，这些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上等饮料，大半是美国产的。
“是的，在他那里没有烟抽，可真把我难受死了•••老头子又特别爱说。抽不到烟我真想上吊•••”
这个特务名叫克劳斯。是两年前吸收的。他是自愿应募的，原来是个校对员，很希望来点强烈的刺激。他工作很有办法，善于用他那坦诚的态度和明晰的见解使交谈对方无法争辩。只要工作有成效，进展快，什么话他都可以讲。通过对克劳斯不断深入的观察了解，施蒂尔里茨感到与克劳斯认识之后心中有一种恐怖感在逐日增强。
“他是不是有病？”有一天施蒂尔里茨忽然这样想。“一心想着背叛也是一种特殊的病呀。真是有趣得很。克劳斯完全打破了隆布罗索①的理论。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罪犯都可怕，但是你看他的仪表却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可爱可亲••••••”
◆
①隆布罗索•切萨音（1835—1909）是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犯罪侦查学家，资产阶级的刑法中人类学派的创始人。——原注。他提出一种反科学理论，认为有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某些生理特征（如鼻子扁平，胡须稀少、额头低等等）天生就有犯罪的禀性——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又回到小桌旁，坐在克劳斯的对面，向他微笑了一下。
“怎么样？”他问道。“这么说，您是深信老头子可以给您接上关系了？”
“是的，这不成问题了。我最喜欢和知识分子还有神甫们打交道。您可不知道，看着一个人正在走向死亡，那真是妙不可言。有时候我真想对他们说：‘站住！笨蛋！你这是往哪儿走？！’”
“唉，这可不应该。”施蒂尔里茨说。“这样说就不理智了。”
“您有没有鱼罐头吗？我馋鱼吃，馋得都要发疯了。磷，您知道吗？神经细胞需要磷•••”
“我给您准备好优质的鱼罐头。您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油煎的•••”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您喜欢哪国的？国产的，还是－－”
“我要那种‘还是’，”克劳斯笑了。“尽管这有些不爱国，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美国或法国生产的食品和饮料。”
“好，我给您准备一箱真正的法国沙丁鱼罐头。是橄榄油煎的，味道辛香浓厚－－含磷很多－－对了，昨天我看了有关您的专案材料•••”
“如果我能稍微看一眼，那么付出再高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
“这些材料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使人感兴趣•••您刚刚结束了一次惊险的行动，现在您在这里侃侃而谈，笑声爽朗，又诉说您的肝脏如何疼痛等等等等，这一切倒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是您那专案材料写得就太枯燥乏味了。全是些报告和告密材料。而您写的告密材料和揭发您的告密材料统统混在一起•••太枯燥无味了•••使人感兴趣的倒是一些别的东西：我统计了一下，根据您打的报告，由于您主动积极工作。已经有九十七人被逮捕•••而且他们都没有提到过您。九十七个人里没有一个例外。他们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整得可相当惨呀•••”
“您和我谈这些干什么？”
“不知道•••或许是我想分析分析•••请问，当那些向您提供栖身之所的人后来被抓走的时候，您是不是有时也感到痛心呢？”
“您以为如何？”
“我不知道。”
“只有鬼才晓得•••在和他们一对一的交锋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强者。我所感兴趣的是搏斗•••至于他们以后会怎么样，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又会怎样呢？所有的人都会怎样呢？”
“这话也对。”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
“我们死后，哪怕就是洪水灭世也不必管它。再看看咱们的人呢，一个个贪生怕死，卑鄙无耻，贪得无厌，叛卖告密••••••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生在奴隶中就不能做自由人－－这话很对。不过，能做一个奴隶中的最自由的人不是更好些吗？我本人这些年来就享受到了充分的精神自由••••••”
施蒂尔里茨问道：“我说，前天晚上有人去找过牧师吗？”
“没有••••••”
“九点钟左右••••••”
“您大概弄错了，”克劳斯回答说，“至少是没有您派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他那里。”
“可能是一个教民？我的人没看清那个人的脸。”
“您在监视他的住宅？”
“当然。一直在监视－－这么说，您深信老头子会为我们效力了？”
“一定会的。我向来就感到自己有当反对派、当宣传家、当领袖的天赋。人们在我的逼攻面前，在我的思维逻辑面前总是要屈服的•••”
“好了。克劳斯，您很能干。不过，可不要过分地自吹自擂了。现在我们谈一件正事•••您先在我们的一个住所里呆几天•••因为以后有一项重要工作要您去做，实际上这件工作并不是我负责范围内的•••”
施蒂尔里茨说的是真情。今天盖世太保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克劳斯一周的请求，因为在科伦抓到了两个俄国“钢琴家”。他们是正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被捕的。审讯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所以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安置在他们身边。克劳斯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施蒂尔里茨答应把克劳斯找来。
“请您在那个灰色公文夹里拿一张纸，”施蒂尔里茨说，“照我说的内容写一份申请；您就写：‘旗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但不能再这样干了。我很想休息•••”
“这是干什么？”克劳斯一边在信尾上签名，一边问道。
“我认为，您不妨到因斯布鲁克去住上一星期。”施蒂尔里茨回答说，顺手把一叠钞票递给了克劳斯。“那里的娱乐场、赌场还在营业，而且那些年轻的滑雪姑娘仍然在山上爬上滑下的。没有这封信我就无法为您争得这一个星期幸福的时间了。”
“谢谢，”克劳斯说，“不过，钱我倒是还有不少•••”
“钱是多多益善嘛，难道钱多了还碍事？”
“一般说来，还是越多越好。”克劳斯表示同意，把钱塞进了裤子后边的口袋。“听说，现在医治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在牧师家里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您？”
“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谁也没见到我•••”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人。”
“一般地说，如果您的人在监视这个老头子的住宅，他们是有可能看见我的。即使是这样，我看也未必••••••反正我是谁也没见到•••”
施蒂尔里茨回忆起了一星期前他所导演的押送囚犯路过牧师施拉格居住的村子的那场戏。演出前，他亲手给克劳斯穿上了苦役犯的囚衣。他想起了克劳斯当时的面部表情：目光炯炯，眼神既和善又勇敢。他完全进人了要扮演的角色。那时施蒂尔里茨和他谈话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汽车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个人的面容是那么慈祥可亲，声音是那么悲悲切切，说出的话语又是那么精确中肯，头头是道。
“这封信等我们一起去您的新居的途中再投出去。”施蒂尔里茨说．“现在您再简单地给牧师写封信，目的是打消他的怀疑。您自己先试写一下。我不打扰您，我去再煮些咖啡。”
当他回到房间时，克劳斯手里正拿着一页纸。
“‘诚实正直就意味着要行动’”克劳斯微笑着读了起来，“‘信心是建筑在斗争之上的。宣传诚实正直而又消极无为，那就是背叛，背叛教徒，背叛自己。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虚伪，但是却得不到后代的谅解。所以我不能宽恕自己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消极无为比背叛还要坏。我即将离去。请您好自为之，莫负众望，上帝会帮助您的。’您看，写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太好了。请问，您没有试着写点散文，或者写点诗吗？”
“没有。如果我能写作的话，那我何必要当－－”克劳斯突然住了嘴，又偷眼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继续说下去呀，怪家伙。我们可是在开诚布公地谈话。您是不是想说。假如您会写作的话，您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是吧？”
“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施蒂尔里茨修正了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
“好样的。您何必和我也扯谎呢？喝完了这杯威士忌咱们就动身，天已经黑了，美国人大概快要来轰炸了。”
“住所离这儿很远吗？”
“在林子里，十公里左右。那里很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他们已经上了车，施蒂尔里茨又问：
“他没有提到前首相布吕宁吗？”
“我和您说过，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闭口不谈了。我又不太敢逼问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有谈过瑞士的事吗？”
“守口如瓶。”
“好吧。那我们就从另一边悄悄地靠近他。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个共产党员了。牧师可真是个好样的！”
施蒂尔里茨对准克劳斯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湖岸上，这地方虽是个禁区，但警卫队的岗哨设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点施蒂尔里茨是了解得准确无误，再加上空袭已经开始，所以手枪射击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预料克劳斯会从那个以前人们钓鱼的混凝土小台上直接跌落到水里去。
果然，克劳斯一声没吭像个大草袋似的跌到水里去了。施蒂尔里茨把手枪扔到克劳斯落水的地方（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理由十分真实可信，两封信又都是克劳斯亲手寄出去的）。施蒂尔里茨脱下手套，穿过林子，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旅格拉牧师住的小村子离此处四十公里，施蒂尔里茨估计一小时后就可以到他那里，——事先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甚至考虑到了从时间上证明自己不在场的可能性。
第三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2日19时56分
——摘自党卫军总队长克吕格尔的党员鉴定：
“193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忠于元首的纯雅利安人①。性格——坚定果断的北方性格②。对朋友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 ①在种族主义的（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书籍文件中，“雅利安人”是指某“高等种族”的代表者而言，有时与“北方种族”混为一谈。——译者注。
◆ ②纳粹党认为北部德国人的性格是高尚的，坚强的。——译者注。
1945年1月俄国人占领了克拉科夫，而这座精心布雷的城市却竟然完好无损。此后不久，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命令把盖世太保东方分局局长克吕格尔调来。
卡尔登勃鲁纳一语不发，久久地望着克吕格尔将军那张阴沉厚实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道：
“您有什么足以使元首相信您的客观的表白呜？”
外表上忠厚老实、土里土气的克吕格尔料到了会这样问他的。他早已做好了回答的准备，但是他必须表演一系列层次不同的情感。他在党卫军里，在党里呆了十五年，已经学会了演员的技巧。他知道，决不能立刻回答，就像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过错争辩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他也发觉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起初他还和自己的妻子偶尔说上几句话，那也只是在夜间低声耳语。但是后来专门的技术设备发展了，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设备的效能，于是他再也不敢把他偶尔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口来。甚至当他和妻子在林中散步的时候，他要么是一语不发，要么就只谈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中央随时都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在一公里之外，或更远的地方录下声音的机器。
于是原先的那个克吕格尔消失了；现在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就生活在大家都熟悉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的人的躯壳里。他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将军，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无人了解的将军了，他倒不是害怕说实话，不是的，他是不敢让自己去想真情。
“没有，”克吕格尔答道。他愁眉紧皱，强压着叹息，心情万分悲痛沉重。“我没有什么充足的证明••••••也不可能有。我是个军人，战争终归是战争，所以我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宽恕。”
他这番表演是十分准确的。他知道，对自己越严厉，卡尔登勃鲁纳手中的武器就越少。
“别像个娘儿们似的，”卡尔登勃鲁纳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说道。这时克吕格尔已经确信自己选择的这套棋路是绝对的正确。“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应当好好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嘛。”
克吕格尔说：“高级总队长，我知道自己是罪不容诛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听听旗队长施蒂尔里茨的意见。他对我们那次的行动十分了解，他可以证明：一切都准备得非常仔细认真。”
“施蒂尔里茨和那次行动有什么关系？”卡尔登勃鲁纳耸了耸肩。“他是侦察部门的，当时在克拉科夫他是负责别的问题的呀。”
“我知道，他在克拉科夫专门负责寻找失落的法乌。
◆①法乌——是一种类似火箭炮的武器的代号——译者注。
不过我当时认为有责任把我们那次行动的全部详情告诉他，指望他回国后能向帝国党卫军司令或者向您报告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我一直等您的补充指示，可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了来，说：“请您了解一下，批准参与‘黑火焰’行动的人员名单中是否有第六处的施蒂尔里茨。再了解一下，他从克拉科夫回国后，是否有首长接见过他，如果有，那么又是谁接见了他，再打听一下，谈话中他谈到一些什么问题。”
克吕格尔心里明白，他这样把施蒂尔里茨置于挨打的地位开始得为时过早了。
“全部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又开口说道。他低垂着头，语调是那么低沉，痛心，“如果您要处分施蒂尔里茨，那我就太难过了。他是个忠诚的战士，我对他是十分尊敬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然而我可以在战场上用鲜血赎回自己的罪。”
“那么谁在这里和敌人斗争呢？我？！一个人？！为祖国，为元首死在前线，这过分简单了！生活在这里，冒着敌人的炸弹，还要无情地消灭一切腐烂肮脏的东西——这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谋。需要大智大谋，克吕格尔！”
克吕格尔明白：不会送他上前线了。
秘书轻轻地打开房门，把几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桌子上。卡尔登勃鲁纳翻阅了文件夹，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下秘书。
“施蒂尔里茨没有去拜见领导人，”秘书说，“从克拉科夫回来后，他立刻就调到新岗位上去侦破一台为莫斯科效力的战略发报机••••••”
克吕格尔下决心要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他认为卡尔登勃鲁纳和所有残暴的人一样，是极端喜怒无常的。
“高级总队长，不过，我还是请您允许我到前线去。”
“您坐下。”卡尔登勃鲁纳说道，“您是位将军，可不是个老娘儿们。今天您可以休息一下，明天详详细细地给我写一份关于这次行动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再考虑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人手很少，可是事情很多，克吕格尔。事情太多了。”
克吕格尔走后，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请您把施蒂尔里茨近一两年的全部档案材料整理好给我送来，不过这件事不要让施伦堡知道，施蒂尔里茨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作人员，人又很勇敢，不应当败坏他的名声。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般的友好的相互审查而已••••••请您再着手准备一项委任克吕格尔的命令：我们要派他去做布拉格盖世太保的第二把手，因为那里是个很紧张的地方••••••”
第一节
1945年2月12日19时56分
——摘自党卫军总队长克吕格尔的党员鉴定：
“193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忠于元首的纯雅利安人①。性格——坚定果断的北方性格②。对朋友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 ①在种族主义的（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书籍文件中，“雅利安人”是指某“高等种族”的代表者而言，有时与“北方种族”混为一谈。——译者注。
◆ ②纳粹党认为北部德国人的性格是高尚的，坚强的。——译者注。
1945年1月俄国人占领了克拉科夫，而这座精心布雷的城市却竟然完好无损。此后不久，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命令把盖世太保东方分局局长克吕格尔调来。
卡尔登勃鲁纳一语不发，久久地望着克吕格尔将军那张阴沉厚实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道：
“您有什么足以使元首相信您的客观的表白呜？”
外表上忠厚老实、土里土气的克吕格尔料到了会这样问他的。他早已做好了回答的准备，但是他必须表演一系列层次不同的情感。他在党卫军里，在党里呆了十五年，已经学会了演员的技巧。他知道，决不能立刻回答，就像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过错争辩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他也发觉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起初他还和自己的妻子偶尔说上几句话，那也只是在夜间低声耳语。但是后来专门的技术设备发展了，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设备的效能，于是他再也不敢把他偶尔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口来。甚至当他和妻子在林中散步的时候，他要么是一语不发，要么就只谈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中央随时都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在一公里之外，或更远的地方录下声音的机器。
于是原先的那个克吕格尔消失了；现在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就生活在大家都熟悉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的人的躯壳里。他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将军，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无人了解的将军了，他倒不是害怕说实话，不是的，他是不敢让自己去想真情。
“没有，”克吕格尔答道。他愁眉紧皱，强压着叹息，心情万分悲痛沉重。“我没有什么充足的证明••••••也不可能有。我是个军人，战争终归是战争，所以我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宽恕。”
他这番表演是十分准确的。他知道，对自己越严厉，卡尔登勃鲁纳手中的武器就越少。
“别像个娘儿们似的，”卡尔登勃鲁纳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说道。这时克吕格尔已经确信自己选择的这套棋路是绝对的正确。“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应当好好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嘛。”
克吕格尔说：“高级总队长，我知道自己是罪不容诛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听听旗队长施蒂尔里茨的意见。他对我们那次的行动十分了解，他可以证明：一切都准备得非常仔细认真。”
“施蒂尔里茨和那次行动有什么关系？”卡尔登勃鲁纳耸了耸肩。“他是侦察部门的，当时在克拉科夫他是负责别的问题的呀。”
“我知道，他在克拉科夫专门负责寻找失落的法乌。
◆①法乌——是一种类似火箭炮的武器的代号——译者注。
不过我当时认为有责任把我们那次行动的全部详情告诉他，指望他回国后能向帝国党卫军司令或者向您报告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我一直等您的补充指示，可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了来，说：“请您了解一下，批准参与‘黑火焰’行动的人员名单中是否有第六处的施蒂尔里茨。再了解一下，他从克拉科夫回国后，是否有首长接见过他，如果有，那么又是谁接见了他，再打听一下，谈话中他谈到一些什么问题。”
克吕格尔心里明白，他这样把施蒂尔里茨置于挨打的地位开始得为时过早了。
“全部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又开口说道。他低垂着头，语调是那么低沉，痛心，“如果您要处分施蒂尔里茨，那我就太难过了。他是个忠诚的战士，我对他是十分尊敬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然而我可以在战场上用鲜血赎回自己的罪。”
“那么谁在这里和敌人斗争呢？我？！一个人？！为祖国，为元首死在前线，这过分简单了！生活在这里，冒着敌人的炸弹，还要无情地消灭一切腐烂肮脏的东西——这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谋。需要大智大谋，克吕格尔！”
克吕格尔明白：不会送他上前线了。
秘书轻轻地打开房门，把几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桌子上。卡尔登勃鲁纳翻阅了文件夹，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下秘书。
“施蒂尔里茨没有去拜见领导人，”秘书说，“从克拉科夫回来后，他立刻就调到新岗位上去侦破一台为莫斯科效力的战略发报机••••••”
克吕格尔下决心要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他认为卡尔登勃鲁纳和所有残暴的人一样，是极端喜怒无常的。
“高级总队长，不过，我还是请您允许我到前线去。”
“您坐下。”卡尔登勃鲁纳说道，“您是位将军，可不是个老娘儿们。今天您可以休息一下，明天详详细细地给我写一份关于这次行动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再考虑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人手很少，可是事情很多，克吕格尔。事情太多了。”
克吕格尔走后，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请您把施蒂尔里茨近一两年的全部档案材料整理好给我送来，不过这件事不要让施伦堡知道，施蒂尔里茨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作人员，人又很勇敢，不应当败坏他的名声。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般的友好的相互审查而已••••••请您再着手准备一项委任克吕格尔的命令：我们要派他去做布拉格盖世太保的第二把手，因为那里是个很紧张的地方••••••”
第二节 1945年2月15日20时30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霍尔托夫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工作成绩卓越。运动员。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党卫军司令的嘉奖。”
施蒂尔里茨满以为今天可以早些把事情做完，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到瑙恩去。在那儿，在林中的岔道口上有一家小饭馆，主人叫帕乌利，他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库尔特像一年前和五年前那样，有时奇迹般地弄到一些猪肉。做些地道的清炖蹄膀酸白菜，请自己的老主顾吃。
没有空袭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和从前一样，电唱机放着乐曲，布鲁诺•瓦伦克的低音唱着。
“啊，在那里，在莫赫尔泽多么美好•••”
但是，结果施蒂尔里茨却没能早些抽身。盖世太保的霍尔托夫来找他，对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我那个犯人在心理上有毛病呢，还是应当把他转到你们情报部门来，因为他说的话都是那些英国蠢猪电台广播的东西。”
施蒂尔里茨来到霍尔托夫的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坐到九点，听着旺泽当地的盖世太保逮捕的一个天文学家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天文学家喊道。“难道你们真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完蛋了！难道你们不明白，现在每次新的牺牲，都是野蛮！你们每天再三再四地说，你们是为了民族而生！那你们就去呀！去帮助一下民族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吧！你们使那些不幸的孩子注定要遭到灭亡！你们是一些狂热分子，掌握了政权的贪婪的狂热分子！你们饭饱酒足，抽着香烟，喝着咖啡！也让我们能过上像人一样地生活吧！”说到这儿天文学家突然停下来，擦了一下鬓角上的汗水，然后放低声音把话说完：“不然就在这里快点把我打死算了••••••”
“等一等，”施蒂尔里茨说。“喊叫并不等于道理。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您说什么？”天文学家惊愕地问道。
施蒂尔里茨话音镇静，态度从容，笑容可掬，使天文学家大为吃惊，因为在监狱里他已经习惯于对他吼叫辱骂，拳打脚踢了；对这些粗暴行为人们是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但是要失去这种习惯却要慢慢来。
“我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们如何去拯救儿童、妇女、老人呢？您建议做些什么事情呢？批评和发火总是容易办到的。而提出一个合理的行动纲领，那就困难得多了。”
“我并不同意星相术，”天文学家回答说，“但是我崇拜天文学。我被剥夺了在波恩讲课的权利••••••”
“那你就这样火冒三丈吗？你这条狗！”霍尔托夫喊了起来。
“不要着急嘛，”施蒂尔里茨懊恼地皱了皱眉，说道，“用不着喊叫•••请您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生活在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大量日珥在喷爆，有比平时多的大量太阳能辐射出来，这些太阳活动都影响着各种天体，影响着大小行星和其它星体，也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
“您大概是已经推算出来一个占星图了吧？”施蒂尔里茨问道。
“占星图是一种直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才无法证实的东西。而我是从我想提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绝非天才的假说出发的，这便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与天空和太阳有相互的联系••••••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帮助我更精确、更清醒地评价在我的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我很想和您就这个题目详谈一下，”施蒂尔里茨说道。“我的同事大概会允许您先回囚房，休息两三天，之后咱们再接着谈。”
天文学家被带走之后，施蒂尔里茨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错乱，失去了自制能力，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所有的科学家、作家、演员都是精神错乱，只是表现不同罢了。对他们应当用特殊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按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把这个怪人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医疗鉴定吧。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太多了，不应当在这些只会信口开河乱说一气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尽管他们或许是些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言论都是伦敦电台英国佬的广播•••要不就像是与莫斯科一鼻孔出气的该死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主张。”
“人们发明无线电广播就是为了听的嘛。这下子他可听够了。不说了，这无关紧要。过几天再和他见面还是合适的。倘若他是位重要的科学家，那我们就去找缪勒或者卡尔登勃鲁纳，请他们发给他一份优厚的口粮，把他送到后方的山里，我们科学界的精华现在都集中在那里，也让他在那里工作。等到他得到丰足的牛油面包，在山里松林中有一所舒适的小房子，而且敌人飞机又不会来轰炸••••••到那时他就不再胡说八道了。不是吗？”
霍尔托夫冷笑了一下，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山里有一所小房子，有很多牛油面包，敌人又不来轰炸，••••••那谁也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施蒂尔里茨仔细端详着霍尔托夫的脸，一直等到霍尔托夫再也忍受不住他那注视的目光，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文件材料由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在这时施蒂尔里茨才向比他级别低的同事爽朗友善地笑了笑••••••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霍尔托夫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工作成绩卓越。运动员。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党卫军司令的嘉奖。”
施蒂尔里茨满以为今天可以早些把事情做完，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到瑙恩去。在那儿，在林中的岔道口上有一家小饭馆，主人叫帕乌利，他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库尔特像一年前和五年前那样，有时奇迹般地弄到一些猪肉。做些地道的清炖蹄膀酸白菜，请自己的老主顾吃。
没有空袭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和从前一样，电唱机放着乐曲，布鲁诺•瓦伦克的低音唱着。
“啊，在那里，在莫赫尔泽多么美好•••”
但是，结果施蒂尔里茨却没能早些抽身。盖世太保的霍尔托夫来找他，对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我那个犯人在心理上有毛病呢，还是应当把他转到你们情报部门来，因为他说的话都是那些英国蠢猪电台广播的东西。”
施蒂尔里茨来到霍尔托夫的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坐到九点，听着旺泽当地的盖世太保逮捕的一个天文学家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天文学家喊道。“难道你们真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完蛋了！难道你们不明白，现在每次新的牺牲，都是野蛮！你们每天再三再四地说，你们是为了民族而生！那你们就去呀！去帮助一下民族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吧！你们使那些不幸的孩子注定要遭到灭亡！你们是一些狂热分子，掌握了政权的贪婪的狂热分子！你们饭饱酒足，抽着香烟，喝着咖啡！也让我们能过上像人一样地生活吧！”说到这儿天文学家突然停下来，擦了一下鬓角上的汗水，然后放低声音把话说完：“不然就在这里快点把我打死算了••••••”
“等一等，”施蒂尔里茨说。“喊叫并不等于道理。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您说什么？”天文学家惊愕地问道。
施蒂尔里茨话音镇静，态度从容，笑容可掬，使天文学家大为吃惊，因为在监狱里他已经习惯于对他吼叫辱骂，拳打脚踢了；对这些粗暴行为人们是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但是要失去这种习惯却要慢慢来。
“我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们如何去拯救儿童、妇女、老人呢？您建议做些什么事情呢？批评和发火总是容易办到的。而提出一个合理的行动纲领，那就困难得多了。”
“我并不同意星相术，”天文学家回答说，“但是我崇拜天文学。我被剥夺了在波恩讲课的权利••••••”
“那你就这样火冒三丈吗？你这条狗！”霍尔托夫喊了起来。
“不要着急嘛，”施蒂尔里茨懊恼地皱了皱眉，说道，“用不着喊叫•••请您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生活在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大量日珥在喷爆，有比平时多的大量太阳能辐射出来，这些太阳活动都影响着各种天体，影响着大小行星和其它星体，也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
“您大概是已经推算出来一个占星图了吧？”施蒂尔里茨问道。
“占星图是一种直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才无法证实的东西。而我是从我想提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绝非天才的假说出发的，这便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与天空和太阳有相互的联系••••••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帮助我更精确、更清醒地评价在我的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我很想和您就这个题目详谈一下，”施蒂尔里茨说道。“我的同事大概会允许您先回囚房，休息两三天，之后咱们再接着谈。”
天文学家被带走之后，施蒂尔里茨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错乱，失去了自制能力，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所有的科学家、作家、演员都是精神错乱，只是表现不同罢了。对他们应当用特殊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按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把这个怪人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医疗鉴定吧。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太多了，不应当在这些只会信口开河乱说一气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尽管他们或许是些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言论都是伦敦电台英国佬的广播•••要不就像是与莫斯科一鼻孔出气的该死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主张。”
“人们发明无线电广播就是为了听的嘛。这下子他可听够了。不说了，这无关紧要。过几天再和他见面还是合适的。倘若他是位重要的科学家，那我们就去找缪勒或者卡尔登勃鲁纳，请他们发给他一份优厚的口粮，把他送到后方的山里，我们科学界的精华现在都集中在那里，也让他在那里工作。等到他得到丰足的牛油面包，在山里松林中有一所舒适的小房子，而且敌人飞机又不会来轰炸••••••到那时他就不再胡说八道了。不是吗？”
霍尔托夫冷笑了一下，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山里有一所小房子，有很多牛油面包，敌人又不来轰炸，••••••那谁也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施蒂尔里茨仔细端详着霍尔托夫的脸，一直等到霍尔托夫再也忍受不住他那注视的目光，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文件材料由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在这时施蒂尔里茨才向比他级别低的同事爽朗友善地笑了笑••••••
第三节 1945年2月 15日20时44分
元首召集的会议速记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凯特尔，约德尔，赫维尔（外交部代表），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党卫军高级总队长菲格莱因（帝国党卫军司令大本营的联络官），帝国工业部长施佩尔，以及海军上将福斯，海军少校吕德•诺伊拉特，海军上将冯•普特卡默尔，几名副官和速记员。
鲍曼：这是谁在那儿走来走去？太碍事了！军人先生们，请你们也小声点谈话。
普特卡默尔：是我请冯•贝洛上校和我谈谈空军在意大利的近况。
鲍曼：我不是指上校。大家都在谈话，乱哄哄的。真叫人厌烦！
希特勒：我倒不觉得碍事。将军先生，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库尔良地亚地区今天的形势变化呢。
约德尔：我的元首，您没有注意到，这不就是今天早晨做的修改吗？
希特勒：地图上的字体太小了。谢谢您，现在我看到了。
凯特尔：古德里安将军又一次坚持要把我们的几个师从库尔良地亚撤出来。
希特勒：这计划很不妥当。目前伦让利茨将军的部队还留在俄国人的大后方，距离列宁格勒约四百公里，牵制了四十个到七十个俄国师。如果我们从那里撤出我们的军队，那么柏林城下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而且肯定是变得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像古德里安想的那样。我们一旦从库尔良地亚撤军，那么柏林近郊的德军一个师就至少要对付三个俄国师。
鲍曼：元帅先生，您应当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凯特尔：我是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
鲍曼：在总体战的时代，军人和政治家是不可分的两个概念。
希特勒：要想把目前在库尔良地亚的部队后撤，根据利巴瓦战役的经验，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这太可笑了。我们要夺取胜利，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时间却是用小时来计算；只能用小时计算！每一个有视觉可以分析事物，做出结论的人都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胜利是否即将到来？我并不要求大家散出那种断然的盲目回答。我不喜欢昏头昏脑的盲目信心，我寻求的是理性的信心。世界上还从没有过像同盟国那样的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俄国、英国和美国的目的完全对立，而我们的目的所有德国人都十分明确。他们的行动是受不同的思想目标引导的。而被们却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推动；我们的生活是服从这个目标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增长，而且将来还要不断地增长，而现在我们这种空前的团结已经达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这是我在这场艰苦而伟大的运动中长年累月为之奋斗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其他方法促使我们的敌人联盟破产，这是空想。只是空想，那还算好，如果是惊慌失措，对未来悲观失望，那就更糟糕了。只有给敌人以军事打击，只有对他们显示我们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无穷无尽的威力，我们才能加快这个联盟的结束，我们胜利的炮声一响，这个联盟就会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显示实力那样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发生影响。只有西方国家的张皇失措，再加上我们的军事打击，才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别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这点。请注意，现在斯大林并不是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也不是在乌克兰平原上作战。他的部队现在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国土上。俄国军队和这些“异邦”直接接触之后，已经感到兵力不足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士气不振、军心涣散。然而我现在对俄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十分注意。现在我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德国人！只有我们的民族才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夺得胜利！目前全国已经成了一个军营。我这里说的全国是指德国、奥地利、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一部分，捷克和波西米亚被保护国的大部分领土、丹麦以及荷兰的一部分。这些地方是欧洲文明的心脏。这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聚集荟萃的地方。胜利的物质力量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我们是否能尽快地使用起这些物质力量去克敌制胜，现在就看我们这些军人了。请大家相信，一旦遭到我军几次致命打击后，同盟国的联盟就一定会土崩瓦解。他们各自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将会压倒处理问题的战略梦幻，而占上风。为了促使我们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我现在提出以下建议：党卫军的第六坦克军要在布达佩斯近郊开始反攻，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南方堡垒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好进攻俄国人侧翼的准备。请注意，正是在那里，在南方瑙吉考尼饶我们有七万吨石油，石油是在战争的动脉中搏动的血液。我宁肯放弃柏林，也不能丢失这些石油，因为它可以保障奥地利坚不可摧，保障奥地利与凯塞林元帅在意大利的百万士兵的集团军的联系。另外，“维斯瓦”集团军群要集中所有后备力量，利用波莫瑞的军事基地，向俄国军队的两翼发动决定性的反攻。帝国党卫军司令的部队要冲破俄国人的防线，插到他们的后方并掌握主动权；然后在斯德丁集团军的支援一下切断俄国人的战线。运输后备队的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运输的距离对他很不利；相反，对我们却很有利。有七道防御线保卫着柏林，实际上已经把柏林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违反一下兵法的准则，从南方和北方战场上抽出可观的兵力，投到西方战场上去。我们是有时间的！斯大林需要两三个月才能重新部署好后备队，而我们的部队调动只需要五天；因为我们部队的调动距离不长，所以尽管我们违背了战略的传统做法，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约德尔：不过最好还是能使这个问题和战略的传统做法一致起来•••。
希特勒：现在我们不是谈具体的细节，而是谈整体、全局。细节问题，最后还可以在各参谋部由少数专门人员各成小组去解决。我们的军队现在有四百多万人，这些人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击的铁拳。我们的任务是再把这只反击的拳头化为一次歼灭性的胜利的打击。现在我们正处在1938年8月的边缘上。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我们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武器是1939年的四倍。我们军队的兵力比那年多一倍。我们的仇恨使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必胜的决心坚定不移。所以我请问诸位：难道我们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吗？难道巨大的军事胜利不能赢来政治的胜利吗？
凯特尔：正如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刚才说的那样，现在的军人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
鲍曼：您不同意吗。
凯特尔：我同意。
希特勒：元帅先生，我请您明天给我准备好具体的建议。
凯特尔：是的，元首。我们先搞出一个总体设想，如果您能同意，我们再去制定具体的详细内容。
会议结束了，与会者各自离去，这时鲍曼把两个速记员叫来，说：“请你们马上把我下面口述的内容译为密码，然后以元首大本营的名义分发给军队的所有高级将领•••好，我现在口述：2月15日，我们的元首在大本营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阐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强调说：‘同盟国的联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
元首召集的会议速记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凯特尔，约德尔，赫维尔（外交部代表），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党卫军高级总队长菲格莱因（帝国党卫军司令大本营的联络官），帝国工业部长施佩尔，以及海军上将福斯，海军少校吕德•诺伊拉特，海军上将冯•普特卡默尔，几名副官和速记员。
鲍曼：这是谁在那儿走来走去？太碍事了！军人先生们，请你们也小声点谈话。
普特卡默尔：是我请冯•贝洛上校和我谈谈空军在意大利的近况。
鲍曼：我不是指上校。大家都在谈话，乱哄哄的。真叫人厌烦！
希特勒：我倒不觉得碍事。将军先生，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库尔良地亚地区今天的形势变化呢。
约德尔：我的元首，您没有注意到，这不就是今天早晨做的修改吗？
希特勒：地图上的字体太小了。谢谢您，现在我看到了。
凯特尔：古德里安将军又一次坚持要把我们的几个师从库尔良地亚撤出来。
希特勒：这计划很不妥当。目前伦让利茨将军的部队还留在俄国人的大后方，距离列宁格勒约四百公里，牵制了四十个到七十个俄国师。如果我们从那里撤出我们的军队，那么柏林城下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而且肯定是变得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像古德里安想的那样。我们一旦从库尔良地亚撤军，那么柏林近郊的德军一个师就至少要对付三个俄国师。
鲍曼：元帅先生，您应当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凯特尔：我是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
鲍曼：在总体战的时代，军人和政治家是不可分的两个概念。
希特勒：要想把目前在库尔良地亚的部队后撤，根据利巴瓦战役的经验，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这太可笑了。我们要夺取胜利，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时间却是用小时来计算；只能用小时计算！每一个有视觉可以分析事物，做出结论的人都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胜利是否即将到来？我并不要求大家散出那种断然的盲目回答。我不喜欢昏头昏脑的盲目信心，我寻求的是理性的信心。世界上还从没有过像同盟国那样的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俄国、英国和美国的目的完全对立，而我们的目的所有德国人都十分明确。他们的行动是受不同的思想目标引导的。而被们却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推动；我们的生活是服从这个目标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增长，而且将来还要不断地增长，而现在我们这种空前的团结已经达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这是我在这场艰苦而伟大的运动中长年累月为之奋斗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其他方法促使我们的敌人联盟破产，这是空想。只是空想，那还算好，如果是惊慌失措，对未来悲观失望，那就更糟糕了。只有给敌人以军事打击，只有对他们显示我们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无穷无尽的威力，我们才能加快这个联盟的结束，我们胜利的炮声一响，这个联盟就会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显示实力那样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发生影响。只有西方国家的张皇失措，再加上我们的军事打击，才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别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这点。请注意，现在斯大林并不是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也不是在乌克兰平原上作战。他的部队现在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国土上。俄国军队和这些“异邦”直接接触之后，已经感到兵力不足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士气不振、军心涣散。然而我现在对俄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十分注意。现在我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德国人！只有我们的民族才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夺得胜利！目前全国已经成了一个军营。我这里说的全国是指德国、奥地利、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一部分，捷克和波西米亚被保护国的大部分领土、丹麦以及荷兰的一部分。这些地方是欧洲文明的心脏。这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聚集荟萃的地方。胜利的物质力量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我们是否能尽快地使用起这些物质力量去克敌制胜，现在就看我们这些军人了。请大家相信，一旦遭到我军几次致命打击后，同盟国的联盟就一定会土崩瓦解。他们各自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将会压倒处理问题的战略梦幻，而占上风。为了促使我们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我现在提出以下建议：党卫军的第六坦克军要在布达佩斯近郊开始反攻，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南方堡垒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好进攻俄国人侧翼的准备。请注意，正是在那里，在南方瑙吉考尼饶我们有七万吨石油，石油是在战争的动脉中搏动的血液。我宁肯放弃柏林，也不能丢失这些石油，因为它可以保障奥地利坚不可摧，保障奥地利与凯塞林元帅在意大利的百万士兵的集团军的联系。另外，“维斯瓦”集团军群要集中所有后备力量，利用波莫瑞的军事基地，向俄国军队的两翼发动决定性的反攻。帝国党卫军司令的部队要冲破俄国人的防线，插到他们的后方并掌握主动权；然后在斯德丁集团军的支援一下切断俄国人的战线。运输后备队的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运输的距离对他很不利；相反，对我们却很有利。有七道防御线保卫着柏林，实际上已经把柏林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违反一下兵法的准则，从南方和北方战场上抽出可观的兵力，投到西方战场上去。我们是有时间的！斯大林需要两三个月才能重新部署好后备队，而我们的部队调动只需要五天；因为我们部队的调动距离不长，所以尽管我们违背了战略的传统做法，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约德尔：不过最好还是能使这个问题和战略的传统做法一致起来•••。
希特勒：现在我们不是谈具体的细节，而是谈整体、全局。细节问题，最后还可以在各参谋部由少数专门人员各成小组去解决。我们的军队现在有四百多万人，这些人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击的铁拳。我们的任务是再把这只反击的拳头化为一次歼灭性的胜利的打击。现在我们正处在1938年8月的边缘上。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我们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武器是1939年的四倍。我们军队的兵力比那年多一倍。我们的仇恨使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必胜的决心坚定不移。所以我请问诸位：难道我们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吗？难道巨大的军事胜利不能赢来政治的胜利吗？
凯特尔：正如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刚才说的那样，现在的军人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
鲍曼：您不同意吗。
凯特尔：我同意。
希特勒：元帅先生，我请您明天给我准备好具体的建议。
凯特尔：是的，元首。我们先搞出一个总体设想，如果您能同意，我们再去制定具体的详细内容。
会议结束了，与会者各自离去，这时鲍曼把两个速记员叫来，说：“请你们马上把我下面口述的内容译为密码，然后以元首大本营的名义分发给军队的所有高级将领•••好，我现在口述：2月15日，我们的元首在大本营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阐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强调说：‘同盟国的联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
第四章
第一节 “那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的党员鉴定：
“1933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是位优秀的运动员，曾获柏林网球赛冠军。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帝国党卫军司令的嘉奖•••”
天色刚刚擦黑儿，施蒂尔里茨就回到家里了。他很喜欢早春二月，雪已几乎全部融化，每天早上高耸的松林树梢上映着一片晨光，仿佛是夏天已经到了，可以到莫赫尔津去，在那里垂钓或者在躺椅上休想。
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在离波茨坦很近的巴贝尔斯堡郊区一所小住宅里，他的女管家由于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星期前到图林根她侄女家去住了。
现在给他收拾房间的是“找猎人去”酒馆老板的年轻女儿。
“她大概是个萨克森人，”施蒂尔里茨一边看着姑娘用大吸尘器打扫客厅，一边这样思忖着。“黑黑的皮肤，蓝蓝的眼睛。她说话虽然带点柏林的口音，但是尽管如此，她大概还是从萨克森来的。”
“几点了？”施蒂尔里茨问。
“七点左右吧－－”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想道：“是个幸福的姑娘••••••她竟然可以说‘七点左右’。世上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时间，丝毫不用顾忌后果的人••••••不过她的的确确讲的是柏林话。甚至还夹杂一些梅克伦堡的方言－－”
忽然他听到有辆小轿车驶来的声音，就喊道：“姑娘，你去看看谁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走进他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他正坐在壁炉旁的一个沙发椅上。姑娘说：“是一位警察局的先生来找您。”
施蒂尔里茨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关节咯吱咯吱地响了几下，然后就向前厅走去。在前厅站着一个党卫军六级小队长，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
“旗队长先生，您的司机病了，我替他把口粮送来了••••••”
“谢谢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放到冰箱里去吧。这位姑娘会帮您的。”
党卫军小队长走的时候，他没去送。当姑娘轻轻地走进办公室时，他才睁开了眼。
姑娘站在门旁，小声地说道：“如果先生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在这儿过夜。”
“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吃食。”他想道，“可怜的姑娘。”
他睁开眼，又伸了个懒腰，然后回答说：“姑娘••••••你可以拿走一半香肠和奶酪，你用不着留下来••••••”
“您说哪儿的话呀！施蒂尔里茨先生，”她回答说，“我不是为了吃的东西才••••••”
“那你是爱上我了，对吗？你爱我爱得都要发狂了？甚至做梦也梦见我这一头白发。是这样吗？”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白头发的男人。”
“算了，姑娘，关于白发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吧。等你出嫁以后••••••你叫什么名字？”
“玛莉••••••我跟您说过了•••我叫玛莉。”
“对了，对了，请你原谅，玛莉。快把香肠拿去，不要在这儿卖俏撒娇了。你多大岁数了？”
“十九岁了。”
“嗯，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你从萨克森来到这儿已经好久了吧？”
“好久了。我父母亲移居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来了。”
“好了，玛莉，你可以走了，去休息吧。我怕敌机就要开始轰炸了，轰炸时你一个人走路会感到害怕的。”
姑娘走后，施蒂尔里茨拉上了厚实的灯火管制窗帘，把窗子遮好，然后打开台灯。当他在壁炉旁俯身时才发现劈柴摆放得正是他所喜欢的那样：整整齐齐地摆成水井的形状，引火的桦树皮也放在一个浅蓝色的粗糙盘子里。
“我并没有跟她讲过这些呀。或许•••嗯，是说过。是顺便提过•••这姑娘很有记性。”他一边点燃桦树皮，一边这样思索着。“我们这些人在考虑青年人的时候总像一些老教师那样，旁观者大概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不过我习惯把自己看做一个老人了，已经四十五岁了••••••”
施蒂尔里茨等壁炉里的火烧旺后，走到收音机旁，把它打开。他听到莫斯科电台正在播送古老的抒情歌曲。施蒂尔维想起来有一天戈林对他的参谋人员说“收听敌台这当然是不爱国的行为，但是有时我却很想听一听关于德国人他们都胡说些什么。”从戈林的仆人以及司机那里也得到过一些他偷听敌台的情报。如果“纳粹第二号人物”是这样来想方设法证明他是无辜的，这说明他是个胆小鬼，说明他对明天毫无信心。相反，施蒂尔里茨却认为他无需隐瞒收听敌台的事。只要对敌台的广播评论评论，再粗鲁地嘲讽一番，就一定可以打消希姆莱的怀疑，因为他这个人在思维方面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新花样。
一段轻柔的钢琴演奏结束了抒情歌曲。遥远的莫斯汉科电台的播音员（听声音是个德国人）开始播送每星期五和星期六收听广播的频率。施蒂尔里茨把数字记录了下来：这是发给他的情报。这份情报他已经等了六天。抄写时他把数字排成整整齐齐的一行，数字很多，大概是播音员怕他来不及抄写，所以又把数字重读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了美妙的俄罗斯抒情歌曲的乐声。
施蒂尔里茨从书柜里取出一卷蒙田①的作品，把数字解译成单词，又把这些词与藏在这位伟大而又安详的法国思想家的名言哲理中间的密码核对了一下。
“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想。“把我看成了天才或是无所不能的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施蒂尔里茨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因为通过莫斯科电台给他下达了如下的任务：
“尤斯塔斯：根据我们的情报，在瑞典和瑞士出现了一些党卫军保安处和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正在寻找与同盟国驻外国的间谍机关的联系。其中党卫军保安处的人曾企图在伯尔尼与艾伦•杜勒斯手下的人取得联系。您务必查清这些活动在下述情况中属何种：
1）虚伪的报道以掩人耳目；
2）党卫军保安处某些高级军官个人的倡议；
3）执行中央的任务。
如果党卫军保安处和党卫军的这些人员是执行柏林的任务，则务必查清，是什么人交给他们这项任务。具体讲：帝国最高层领导人中谁在设法与西方接触。阿列克斯。”
◆ ①蒙田（一译蒙台涅）（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家。——译者注。
－－在尤斯塔斯得到这份电报的前六天，斯大林研究了苏联国外秘密机关的最新情报后，把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召到“近郊别墅”，对他说：“只有那些不懂政治的中学预备班的学生才会认为德国已经精疲力尽，一触即溃，因此它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德国现在犹如一个被压到极点的弹簧，只有从两面对它施加同样强大的压力才能摧毁它。否则，如果一面的压力变成一种支撑力，那么这个弹簧就可以舒展开向另一方向冲击。而且这将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因为，第一：希特勒分子的盲目狂热依然十分强烈，第二：德国的军事潜力还远远没有消尽耗竭。因此，法西斯分子与西方的反苏分子和解的各种尝试，在我们来看是现实的，可能的。当然了，” 斯大林继续说，“您应当很清楚，可能进行这些单独谈判的主要人物，多半是在党内和百姓中有威望的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应当是你们密切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一个即将垮台的暴君最亲密的战友为了求生也会出卖他的。这是政治角逐中的一条公理。如果你们疏忽大意，没有抓住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只好怨自己了。肃反委员会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斯大林从容不迫地点燃了烟，补充说：“它不仅对敌人不心慈手软，而且对那些给敌人以取胜机会的人也同样如此，不论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第一节 “那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的党员鉴定：
“1933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是位优秀的运动员，曾获柏林网球赛冠军。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帝国党卫军司令的嘉奖•••”
天色刚刚擦黑儿，施蒂尔里茨就回到家里了。他很喜欢早春二月，雪已几乎全部融化，每天早上高耸的松林树梢上映着一片晨光，仿佛是夏天已经到了，可以到莫赫尔津去，在那里垂钓或者在躺椅上休想。
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在离波茨坦很近的巴贝尔斯堡郊区一所小住宅里，他的女管家由于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星期前到图林根她侄女家去住了。
现在给他收拾房间的是“找猎人去”酒馆老板的年轻女儿。
“她大概是个萨克森人，”施蒂尔里茨一边看着姑娘用大吸尘器打扫客厅，一边这样思忖着。“黑黑的皮肤，蓝蓝的眼睛。她说话虽然带点柏林的口音，但是尽管如此，她大概还是从萨克森来的。”
“几点了？”施蒂尔里茨问。
“七点左右吧－－”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想道：“是个幸福的姑娘••••••她竟然可以说‘七点左右’。世上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时间，丝毫不用顾忌后果的人••••••不过她的的确确讲的是柏林话。甚至还夹杂一些梅克伦堡的方言－－”
忽然他听到有辆小轿车驶来的声音，就喊道：“姑娘，你去看看谁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走进他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他正坐在壁炉旁的一个沙发椅上。姑娘说：“是一位警察局的先生来找您。”
施蒂尔里茨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关节咯吱咯吱地响了几下，然后就向前厅走去。在前厅站着一个党卫军六级小队长，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
“旗队长先生，您的司机病了，我替他把口粮送来了••••••”
“谢谢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放到冰箱里去吧。这位姑娘会帮您的。”
党卫军小队长走的时候，他没去送。当姑娘轻轻地走进办公室时，他才睁开了眼。
姑娘站在门旁，小声地说道：“如果先生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在这儿过夜。”
“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吃食。”他想道，“可怜的姑娘。”
他睁开眼，又伸了个懒腰，然后回答说：“姑娘••••••你可以拿走一半香肠和奶酪，你用不着留下来••••••”
“您说哪儿的话呀！施蒂尔里茨先生，”她回答说，“我不是为了吃的东西才••••••”
“那你是爱上我了，对吗？你爱我爱得都要发狂了？甚至做梦也梦见我这一头白发。是这样吗？”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白头发的男人。”
“算了，姑娘，关于白发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吧。等你出嫁以后••••••你叫什么名字？”
“玛莉••••••我跟您说过了•••我叫玛莉。”
“对了，对了，请你原谅，玛莉。快把香肠拿去，不要在这儿卖俏撒娇了。你多大岁数了？”
“十九岁了。”
“嗯，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你从萨克森来到这儿已经好久了吧？”
“好久了。我父母亲移居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来了。”
“好了，玛莉，你可以走了，去休息吧。我怕敌机就要开始轰炸了，轰炸时你一个人走路会感到害怕的。”
姑娘走后，施蒂尔里茨拉上了厚实的灯火管制窗帘，把窗子遮好，然后打开台灯。当他在壁炉旁俯身时才发现劈柴摆放得正是他所喜欢的那样：整整齐齐地摆成水井的形状，引火的桦树皮也放在一个浅蓝色的粗糙盘子里。
“我并没有跟她讲过这些呀。或许•••嗯，是说过。是顺便提过•••这姑娘很有记性。”他一边点燃桦树皮，一边这样思索着。“我们这些人在考虑青年人的时候总像一些老教师那样，旁观者大概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不过我习惯把自己看做一个老人了，已经四十五岁了••••••”
施蒂尔里茨等壁炉里的火烧旺后，走到收音机旁，把它打开。他听到莫斯科电台正在播送古老的抒情歌曲。施蒂尔维想起来有一天戈林对他的参谋人员说“收听敌台这当然是不爱国的行为，但是有时我却很想听一听关于德国人他们都胡说些什么。”从戈林的仆人以及司机那里也得到过一些他偷听敌台的情报。如果“纳粹第二号人物”是这样来想方设法证明他是无辜的，这说明他是个胆小鬼，说明他对明天毫无信心。相反，施蒂尔里茨却认为他无需隐瞒收听敌台的事。只要对敌台的广播评论评论，再粗鲁地嘲讽一番，就一定可以打消希姆莱的怀疑，因为他这个人在思维方面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新花样。
一段轻柔的钢琴演奏结束了抒情歌曲。遥远的莫斯汉科电台的播音员（听声音是个德国人）开始播送每星期五和星期六收听广播的频率。施蒂尔里茨把数字记录了下来：这是发给他的情报。这份情报他已经等了六天。抄写时他把数字排成整整齐齐的一行，数字很多，大概是播音员怕他来不及抄写，所以又把数字重读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了美妙的俄罗斯抒情歌曲的乐声。
施蒂尔里茨从书柜里取出一卷蒙田①的作品，把数字解译成单词，又把这些词与藏在这位伟大而又安详的法国思想家的名言哲理中间的密码核对了一下。
“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想。“把我看成了天才或是无所不能的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施蒂尔里茨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因为通过莫斯科电台给他下达了如下的任务：
“尤斯塔斯：根据我们的情报，在瑞典和瑞士出现了一些党卫军保安处和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正在寻找与同盟国驻外国的间谍机关的联系。其中党卫军保安处的人曾企图在伯尔尼与艾伦•杜勒斯手下的人取得联系。您务必查清这些活动在下述情况中属何种：
1）虚伪的报道以掩人耳目；
2）党卫军保安处某些高级军官个人的倡议；
3）执行中央的任务。
如果党卫军保安处和党卫军的这些人员是执行柏林的任务，则务必查清，是什么人交给他们这项任务。具体讲：帝国最高层领导人中谁在设法与西方接触。阿列克斯。”
◆ ①蒙田（一译蒙台涅）（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家。——译者注。
－－在尤斯塔斯得到这份电报的前六天，斯大林研究了苏联国外秘密机关的最新情报后，把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召到“近郊别墅”，对他说：“只有那些不懂政治的中学预备班的学生才会认为德国已经精疲力尽，一触即溃，因此它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德国现在犹如一个被压到极点的弹簧，只有从两面对它施加同样强大的压力才能摧毁它。否则，如果一面的压力变成一种支撑力，那么这个弹簧就可以舒展开向另一方向冲击。而且这将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因为，第一：希特勒分子的盲目狂热依然十分强烈，第二：德国的军事潜力还远远没有消尽耗竭。因此，法西斯分子与西方的反苏分子和解的各种尝试，在我们来看是现实的，可能的。当然了，” 斯大林继续说，“您应当很清楚，可能进行这些单独谈判的主要人物，多半是在党内和百姓中有威望的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应当是你们密切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一个即将垮台的暴君最亲密的战友为了求生也会出卖他的。这是政治角逐中的一条公理。如果你们疏忽大意，没有抓住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只好怨自己了。肃反委员会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斯大林从容不迫地点燃了烟，补充说：“它不仅对敌人不心慈手软，而且对那些给敌人以取胜机会的人也同样如此，不论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第二节
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施蒂尔里茨只好一直坐在壁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施蒂尔里茨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以前在亚基曼卡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像这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施蒂尔里茨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香槟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施蒂尔里茨感到惊讶。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施蒂尔里茨专门请去西班牙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萨申卡•••”突然他看见了妻子的面孔。“小萨申卡和大萨申卡①。’现在死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也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小说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大街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施蒂尔里茨和施伦堡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施蒂尔里茨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施伦堡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施蒂尔里茨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施伦堡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施伦堡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施伦堡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施蒂尔里茨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施蒂尔里茨出来帮忙了。
“德方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德方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施蒂尔里茨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施蒂尔里茨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在胸前戴上护身符——一个椭圆形的项饰，里面放着萨申卡的一络头发•••后来我迫于无奈把她的这个项饰扔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俄国人的。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德国项饰，沉甸甸的，显得十分阔气，萨申卡那一绺金白色的头发又和我朝夕相伴了，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施蒂尔里茨只好一直坐在壁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施蒂尔里茨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以前在亚基曼卡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像这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施蒂尔里茨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香槟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施蒂尔里茨感到惊讶。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施蒂尔里茨专门请去西班牙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萨申卡•••”突然他看见了妻子的面孔。“小萨申卡和大萨申卡①。’现在死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也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小说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大街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施蒂尔里茨和施伦堡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施蒂尔里茨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施伦堡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施蒂尔里茨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施伦堡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施伦堡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施伦堡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施蒂尔里茨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施蒂尔里茨出来帮忙了。
“德方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德方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施蒂尔里茨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施蒂尔里茨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在胸前戴上护身符——一个椭圆形的项饰，里面放着萨申卡的一络头发•••后来我迫于无奈把她的这个项饰扔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俄国人的。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德国项饰，沉甸甸的，显得十分阔气，萨申卡那一绺金白色的头发又和我朝夕相伴了，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第三节
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蒂尔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蒂尔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2年在大卢基城郊，施蒂尔里茨的司机在敌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弗里茨•罗什克。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施蒂尔里茨知道，他曾拒绝做盖世太保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施蒂尔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蒂尔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蒂尔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蒂尔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蒂尔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熨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蒂尔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施蒂尔里茨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施蒂尔里茨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施蒂尔里茨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面包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施蒂尔里茨总是定时先喝一杯不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然后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再吃，最后再喝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女管家在施蒂尔里茨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施蒂尔里茨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施蒂尔里茨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施蒂尔里茨的脊背，施蒂尔里茨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俄国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施蒂尔里茨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有像猪一样的鄙风陋习•••”
“那么说，您认为自己的主人是猪了？”施蒂尔里茨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施蒂尔里茨先生，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施蒂尔里茨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安娜•罗什克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施蒂尔里茨查问到死去的司机和安娜亲属的住址。但是弗里茨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安娜的亲属在英国飞机空袭埃森市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施蒂尔里茨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亨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成为帝国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集中营，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施蒂尔里茨把小孩送到图林根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施蒂尔里茨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施蒂尔里茨根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尔里茨先生，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施蒂尔里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戈林”，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戈培尔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鲍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党卫军帝国司令”。这是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施蒂尔里茨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萨耶夫，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对苏联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俄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依萨耶夫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施蒂尔里茨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蒂尔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蒂尔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2年在大卢基城郊，施蒂尔里茨的司机在敌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弗里茨•罗什克。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施蒂尔里茨知道，他曾拒绝做盖世太保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施蒂尔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蒂尔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蒂尔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蒂尔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蒂尔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熨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蒂尔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施蒂尔里茨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施蒂尔里茨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施蒂尔里茨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面包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施蒂尔里茨总是定时先喝一杯不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然后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再吃，最后再喝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女管家在施蒂尔里茨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施蒂尔里茨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施蒂尔里茨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施蒂尔里茨的脊背，施蒂尔里茨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俄国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施蒂尔里茨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有像猪一样的鄙风陋习•••”
“那么说，您认为自己的主人是猪了？”施蒂尔里茨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施蒂尔里茨先生，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施蒂尔里茨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安娜•罗什克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施蒂尔里茨查问到死去的司机和安娜亲属的住址。但是弗里茨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安娜的亲属在英国飞机空袭埃森市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施蒂尔里茨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亨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成为帝国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集中营，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施蒂尔里茨把小孩送到图林根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施蒂尔里茨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施蒂尔里茨根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尔里茨先生，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施蒂尔里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戈林”，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戈培尔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鲍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党卫军帝国司令”。这是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施蒂尔里茨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萨耶夫，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对苏联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俄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依萨耶夫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施蒂尔里茨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第五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德意志帝国英雄。第一次纳粹行动失败后，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民航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洛克尔施塔特某贵族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冯•福克上校的女儿卡林娜•冯•肯佐夫夫人，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瑞典回到了德国。在德国他又与元首希特勒见了面，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员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组织的散步。散步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和戈林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不列颠”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德国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纳粹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希特勒因是奥地利人，未能进入国会。
卡林娜曾给住在瑞典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戈林和巴伐利亚的冯•埃恩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红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大卫王之星和红星①，其实，大卫王也好，红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给赫尔曼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志人的代表’”
①这里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译者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元首的决定戈林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霍亨往伦亲王，科布尔格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瑞典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柏林地区纳粹党组织的领导戈培尔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戈林之间的联络员。戈塔尔坐在钢琴前伴奏，戈林、卡林娜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托马斯合唱民歌：在纳粹首领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希特勒、沙赫特和蒂森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德国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德意志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的希特勒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一些纳粹老党员反对希特勒的罗姆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戈林不再是赫尔曼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戈林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戈林在柏林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卡林霍尔”，这时向希特勒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社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莱伊和沙克尔了。戈培尔认为，戈林还在以前那所宅院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戈培尔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戈林，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希特勒亲自来到卡林霍尔，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戈林。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卡林霍尔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赫尔曼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卡林霍尔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戈林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戈林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阅读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猎捕驯鹿，晚上在电影院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卡林霍尔乘飞机到慕尼黑去接受张伯伦的投降，然后去华沙监督在犹太人隔离区的大屠杀，又去日托米尔拟定消灭斯拉夫人的计划••••••
1942年4月，美国轰炸机空袭了基尔市，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轰炸后，戈林向希特勒报告说共有三百架敌机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基尔市的地方长官格罗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戈林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百架轰炸机，而德国空军却十分无能，在防卫这座城市方面毫无作为。
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盯着戈林，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敌人的一颗炸弹也不会落到德国的城市里’？！”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德国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戈林，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以色列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敌人的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我的国家，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帝国元帅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戈林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2年，戈林这位“纳粹第二号人物”，希特勒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侮辱性的斥责，而且上当着元首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希姆莱的专案文件。第二天，党卫军帝国司令希姆莱竟然没征得希特勒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窃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希姆莱窃听帝国元帅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戈林弟弟艾伯特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艾伯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出口部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基什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戈林”，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基什，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戈林花了很大力气，他在元首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艾伯特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经常对鲍曼说：“除了戈林，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希特勒对戈林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戈林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元首••••••”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德意志帝国英雄。第一次纳粹行动失败后，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民航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洛克尔施塔特某贵族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冯•福克上校的女儿卡林娜•冯•肯佐夫夫人，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瑞典回到了德国。在德国他又与元首希特勒见了面，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员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组织的散步。散步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和戈林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不列颠”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德国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纳粹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希特勒因是奥地利人，未能进入国会。
卡林娜曾给住在瑞典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戈林和巴伐利亚的冯•埃恩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红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大卫王之星和红星①，其实，大卫王也好，红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给赫尔曼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志人的代表’”
①这里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译者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元首的决定戈林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霍亨往伦亲王，科布尔格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瑞典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柏林地区纳粹党组织的领导戈培尔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戈林之间的联络员。戈塔尔坐在钢琴前伴奏，戈林、卡林娜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托马斯合唱民歌：在纳粹首领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希特勒、沙赫特和蒂森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德国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德意志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的希特勒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一些纳粹老党员反对希特勒的罗姆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戈林不再是赫尔曼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戈林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戈林在柏林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卡林霍尔”，这时向希特勒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社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莱伊和沙克尔了。戈培尔认为，戈林还在以前那所宅院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戈培尔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戈林，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希特勒亲自来到卡林霍尔，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戈林。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卡林霍尔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赫尔曼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卡林霍尔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戈林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戈林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阅读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猎捕驯鹿，晚上在电影院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卡林霍尔乘飞机到慕尼黑去接受张伯伦的投降，然后去华沙监督在犹太人隔离区的大屠杀，又去日托米尔拟定消灭斯拉夫人的计划••••••
1942年4月，美国轰炸机空袭了基尔市，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轰炸后，戈林向希特勒报告说共有三百架敌机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基尔市的地方长官格罗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戈林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百架轰炸机，而德国空军却十分无能，在防卫这座城市方面毫无作为。
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盯着戈林，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敌人的一颗炸弹也不会落到德国的城市里’？！”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德国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戈林，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以色列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敌人的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我的国家，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帝国元帅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戈林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2年，戈林这位“纳粹第二号人物”，希特勒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侮辱性的斥责，而且上当着元首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希姆莱的专案文件。第二天，党卫军帝国司令希姆莱竟然没征得希特勒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窃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希姆莱窃听帝国元帅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戈林弟弟艾伯特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艾伯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出口部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基什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戈林”，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基什，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戈林花了很大力气，他在元首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艾伯特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经常对鲍曼说：“除了戈林，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希特勒对戈林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戈林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元首••••••”
第二节 1945年2月15日22时32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处长，党卫军高级总队长缪勒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党卫军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说话带有很重的维也纳口音。他知道，这使元首和希姆莱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德国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维也纳，维也纳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德国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维也纳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卡尔登勃普纳干脆不再模仿德国人说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维也纳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因斯布鲁克的音调说话，那里的奥地利山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卡尔登勃鲁纳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高级总队长缪勒，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施蒂尔里茨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克拉科夫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克拉科夫，这座城市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法乌，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上帝保佑，要是它沉到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沼泽深处就好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柏林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施蒂尔里茨负责。如果您，缪勒，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施蒂尔里茨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缪勒昨夜工作了一个通宵，由于睡眠不足，头晕脑涨，回答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有点粗野的玩笑话，他说：“我还从未收到过怀疑他的信号。再说，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呀。”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大错特错嘍？”
卡尔登勃鲁纳问话的口气十分生硬，尽管缪勒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听出来了。
“怎么会呢•••”他回答说，“既然有怀疑，就应该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否则要我这个机构干什么呢？您再也没有什么事实了吗？”缪勒问道。
这时，卡尔登勃鲁纳正在吸烟，突然一段烟丝掉进他的喉咙，他咳嗽不止，脸色发青，脖子上紫红色的青筋涨得又粗又大。
“怎么对您说呢，”他擦着眼泪回答说，“我曾派人连续几天录下他和我们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谈话。我绝对信任的那些人公开谈论对形势表示悲观绝望，我们的军人愚蠢拙笨，公开说：里宾特洛甫得了呆小病，戈林活像个木头人，他们还说，一旦俄国人打进柏林，我们都将遭到可怕的厄运•••而施蒂尔里茨却总是回答说：‘胡说八道。一切都很顺利，事情进展得非常正常。’热爱祖国，热爱元首决不是闭着眼睛向共事的同志撒谎••••••我曾问自己：‘他是个蠢货吗？’在我们中间像发疯似地跟着戈培尔胡言乱语的蠢货确实大有人在。不过，他绝不是那路人。那么究竟他为什么如此虚伪呢了或许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或许他害怕什么，再不然就是他想搞什么名堂，因此要装得犹如水晶一般纯洁清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要搞什么名堂呢？他可能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在国外，到中立国那里寻找关系。我也曾问自己：‘他会从那里回来吗？如果回来，那他会不会和一些反对分子或别的坏家伙们勾结上呢？’我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缪勒问：“他的专案材料是您先看，还是我直接拿走？”
“您就直接拿去吧。”卡尔登勃普纳耍了个滑头，实际上他早已研究过全部材料了，“我要见元首去。”
缪勒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卡尔登勃鲁纳。
缪勒等了片刻，想听听卡尔登勃鲁纳讲些从元首地下室带来的新消息，但是卡尔登勃鲁纳缄口不言，他打开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把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挪到到面前，问道：“您喝了不少吧？”
“我根本就没喝。”
“那眼睛怎么红了？”
“昨夜我没合眼，布拉格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那里的人跟踪上了几个地下工作小组。”
“克吕格尔会是个好帮手的。他是一位恪守职责的出色工作人员，虽然缺少些想象力。请喝点白兰地吧，这酒能提神。”
“正相反，我一喝白兰地就要昏昏欲睡。我喜欢喝伏特加。”’
“我这白兰地您喝了绝不会发困的，”卡尔登勃鲁纳微笑了一下，举起酒杯，说，“干杯！”
他一饮而尽，喉结急速地由下往上一冲，活像酒鬼喝酒一样。
“他可真能喝。”缪勒慢慢地喝着自己怀里的白兰地，心里这样想，“马上他就要斟第二杯了。”
卡尔登勃普纳点上价格低廉、烟劲儿最大的“卡洛”牌香烟，问道：“喂，您不想再来一杯吗？”
“谢谢，”缪勒答道，“太高兴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处长，党卫军高级总队长缪勒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党卫军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说话带有很重的维也纳口音。他知道，这使元首和希姆莱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德国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维也纳，维也纳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德国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维也纳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卡尔登勃普纳干脆不再模仿德国人说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维也纳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因斯布鲁克的音调说话，那里的奥地利山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卡尔登勃鲁纳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高级总队长缪勒，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施蒂尔里茨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克拉科夫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克拉科夫，这座城市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法乌，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上帝保佑，要是它沉到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沼泽深处就好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柏林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施蒂尔里茨负责。如果您，缪勒，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施蒂尔里茨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缪勒昨夜工作了一个通宵，由于睡眠不足，头晕脑涨，回答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有点粗野的玩笑话，他说：“我还从未收到过怀疑他的信号。再说，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呀。”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大错特错嘍？”
卡尔登勃鲁纳问话的口气十分生硬，尽管缪勒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听出来了。
“怎么会呢•••”他回答说，“既然有怀疑，就应该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否则要我这个机构干什么呢？您再也没有什么事实了吗？”缪勒问道。
这时，卡尔登勃鲁纳正在吸烟，突然一段烟丝掉进他的喉咙，他咳嗽不止，脸色发青，脖子上紫红色的青筋涨得又粗又大。
“怎么对您说呢，”他擦着眼泪回答说，“我曾派人连续几天录下他和我们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谈话。我绝对信任的那些人公开谈论对形势表示悲观绝望，我们的军人愚蠢拙笨，公开说：里宾特洛甫得了呆小病，戈林活像个木头人，他们还说，一旦俄国人打进柏林，我们都将遭到可怕的厄运•••而施蒂尔里茨却总是回答说：‘胡说八道。一切都很顺利，事情进展得非常正常。’热爱祖国，热爱元首决不是闭着眼睛向共事的同志撒谎••••••我曾问自己：‘他是个蠢货吗？’在我们中间像发疯似地跟着戈培尔胡言乱语的蠢货确实大有人在。不过，他绝不是那路人。那么究竟他为什么如此虚伪呢了或许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或许他害怕什么，再不然就是他想搞什么名堂，因此要装得犹如水晶一般纯洁清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要搞什么名堂呢？他可能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在国外，到中立国那里寻找关系。我也曾问自己：‘他会从那里回来吗？如果回来，那他会不会和一些反对分子或别的坏家伙们勾结上呢？’我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缪勒问：“他的专案材料是您先看，还是我直接拿走？”
“您就直接拿去吧。”卡尔登勃普纳耍了个滑头，实际上他早已研究过全部材料了，“我要见元首去。”
缪勒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卡尔登勃鲁纳。
缪勒等了片刻，想听听卡尔登勃鲁纳讲些从元首地下室带来的新消息，但是卡尔登勃鲁纳缄口不言，他打开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把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挪到到面前，问道：“您喝了不少吧？”
“我根本就没喝。”
“那眼睛怎么红了？”
“昨夜我没合眼，布拉格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那里的人跟踪上了几个地下工作小组。”
“克吕格尔会是个好帮手的。他是一位恪守职责的出色工作人员，虽然缺少些想象力。请喝点白兰地吧，这酒能提神。”
“正相反，我一喝白兰地就要昏昏欲睡。我喜欢喝伏特加。”’
“我这白兰地您喝了绝不会发困的，”卡尔登勃鲁纳微笑了一下，举起酒杯，说，“干杯！”
他一饮而尽，喉结急速地由下往上一冲，活像酒鬼喝酒一样。
“他可真能喝。”缪勒慢慢地喝着自己怀里的白兰地，心里这样想，“马上他就要斟第二杯了。”
卡尔登勃普纳点上价格低廉、烟劲儿最大的“卡洛”牌香烟，问道：“喂，您不想再来一杯吗？”
“谢谢，”缪勒答道，“太高兴了。”
第三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培尔〕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肥头大耳的戈林那张纸放在一旁，又把画着戈培尔侧身像的那一张挪到面前。戈培尔在帝国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巴贝尔斯堡和那里的一些女影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巴贝尔斯堡小公牛”的绰号。在他的专案文件中保留着一份戈培尔夫人和戈林的对话记录，当时这位宣传部长正迷恋上一个捷克女电影演员莉达•巴罗娃。戈林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为了女人他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负责我们思想意识工作的人，竟然因为和一些下流的捷克女人鬼混而玷污自己！”
元首希特勒本人也曾建议戈培尔夫人和丈夫离婚。
“我给您撑腰，”他说，“在您的丈夫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党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认真履行对家人应负的神圣责任的人之前，我决不和他有什么私人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年一月希特勒驱车来到戈培尔家，祝贺他的生日。并给戈培尔夫人带来一束鲜花。他说：“请原谅，我来迟了，不过我是跑遍了整个柏林市才好不容易买到这束花的，这都怪柏林市的领导，我党的党员同志戈培尔下令关闭了所有的花店。是呀，总体战是不需要鲜花的••••••”
希特勒逗留了四十分钟便走了，他走后玛格达•戈培尔喜气洋洋地说：“元首是不会去戈林家的••••••”
柏林已是一片瓦砾，战线离这座千年帝国的首都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而玛格达•戈培尔却在欢庆她自己的胜利，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由于内心充满了幸福而脸色发白：交往中断六年之久，今天元首又到他家来了••••••
施蒂尔里茨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戈培尔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帝国党卫军司令对戈培尔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施蒂尔里茨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3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出柏林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施佩尔在上萨尔斯堡谈话之后，我去见戈林。在这位国社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两万五千瓶香槟酒！他身穿一件古罗马式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施蒂尔里茨想起希姆莱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戈培尔。这是1942年的事了。那时戈培尔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党卫军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电气火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戈培尔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党卫军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希姆莱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正是在这所住宅里，戈培尔签署了戈林办公厅送来的关于柏林盖世太保务必于三日内消灭六万名在工业部门劳动的犹太人的命令；正是在这里，他给阿道夫•罗森堡写信，将原定杀死一百五十万捷克人的计划，改为杀掉三百万；也正是在这里，他制定了有关开展毁灭列宁格勒的宣传运动计划•••）
“戈林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非洲，”戈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非洲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艾伯特•凯塞林元帅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戈林说：“我们在东线吃了败仗，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保罗斯是英雄吗？不久他就要在莫斯科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说他英勇牺牲了呢？元首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斯巴达人的生活，坐在地下室里，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元首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我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戈林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元首的人为首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戈林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戈林很想战胜希姆莱。丰克和莱伊已经被我战败。施佩尔本来就是我的人。戈林决定意大利之行结束后立即到柏林，和我们会面。施佩尔在此之前要和元首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3年3月9日。来到文尼察与施佩尔见面。他说元首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德国屡遭轰炸对戈林很恼火。元首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空袭柏林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戈林。元首从戈林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3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英国向德国人民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和里宾特洛甫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法国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法国。谢天谢地，戈林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3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戈林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丰克刚到弗列拉辛格，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勒尔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沙克尔和施佩尔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1943年4月20日。散步庆祝元首五十四岁大寿。莱伊来访，讲了上萨尔斯堡会议的情况。他不喜欢会场的气氛。他不相信戈林能够成为帝国国务领导人，因为空军的状况和敌机的轰炸已使他名誉扫地。我与戈林的关系重归于好，元首对此感到欣慰。他认为党的权威人士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这对他和党都是有利的。施佩尔来了，他认为戈林已经疲乏了，而沙克尔患了妄想在病。席腊赫，正如元首所说，受了维也纳反动分子的影响，所以在发言中总是攻击总体战争的思想••••••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戈林和戈培尔像的两张纸团揉成一团，在烛焰上燃着，扔进了壁炉。用铁火钩拨弄了几下，又回到桌旁，点上支香烟，抽了起来。
“戈培尔明显地在挑拨戈林。而在日记中写的是给他自己以及后代人看的，真是太狡猾了。结果全都暴露无遗。他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这件事他干得并不十分高明。不过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他对元首的爱戴。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半路上发病，没有去上萨尔斯堡开会，而这次会议的宗旨主题正是他授意给戈林的。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和希姆莱进行过密谈呢？”
施蒂尔里茨把另两张画着希姆莱和鲍曼的纸挪到面前。
“我排除了戈林和戈培尔。很明显，戈林本来有可能去谈判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宠，他谁也不相信，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戈培尔呢？不，他决不会去谈判的。他是个信仰狂，他会顽固到底的。那就是说是希姆莱和鲍曼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个宝押在谁身上呢？希姆莱？很明显，他是没有可能去谈判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名声很坏，是千人骂万人恨的••••••是的，押在希姆莱身上••••••”
就在这时候，面孔消瘦，脸色苍白的戈林离开了元首大本营地下室，正驱车返回自己卡林霍尔公馆。这天早上他乘车去前线视察，去的正是俄国坦克突围的地方。从那里他直接赶去见元首。
“前线毫无组织性，”他说，“一片混乱。士兵的眼晴是那样茫然呆滞。我亲眼见过喝得醉醺醺的军官。军队被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兽•••我认为••••••”
希特勒半闭双眼听他讲着，右手轻轻地扶着不停颤抖的左手。
“我认为•••”戈林重复了一句。
但是希特勒没让他说下去。他吃力地站起身来，睁圆了通红的双眼，十分轻蔑地抽动了一下小胡子。
“我禁止你今后再去前线！”他说话声音依然是铿锵有力。“我禁止你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
“这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事实，”戈林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元首面前辩驳，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到四肢发凉，“这是事实，我的元首，我有责任向您讲出这一事实！”
“你住嘴！戈林，你最好还是管管空军去吧！不要干预那些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有先见之明和力量的人才能做的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事。我禁止你再去前线，从现在起永远不许去。”
戈林被压倒，被击溃了，他的脊背似乎感到希特勒的副官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在他的身后窃笑。
他回到卡林霍尔时，空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等他，因为离开元首大本营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人集合开会。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他的副官报告说，帝国党卫军司令希姆莱要见戈林。
“他希望和您单独谈谈，”副官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使他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戈林在自己的图书室接见了党卫军司令。希姆莱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他坐到一张圈椅上，摘下眼镜，用麂皮擦了好久镜片，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元首再也不能做国家领袖了。”
“那怎么办呢？”戈林还没有真正领会党卫军头子的话有多么可怕，就无意识地问道。
“地下室里本来就有党卫军的军队，”希姆莱仍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不过，归根到底，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是元首的方寸已乱，现在他再也不能采取任何决策了。我们有责任向人民说明一切。”
戈林看了一眼放在希姆莱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44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戈林记得，当时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示意妻子：“别这么说，这太不理智了。”现在他看着这黑色的文件夹，心里想，这里面说不定装着窃听器，过两小时后，谈话内容就会放给元首听。到那时就要完蛋了。
“他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戈林心里想，“挑拨离间分子的祖师爷决不会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元首大本营地下室受辱丢脸的事。他来这里是要把这盘棋下完。”
希姆莱也明白“纳粹第二号人物”在想些什么。所以他叹了一口气，下决心帮戈林解开疑团。他说：
“您是元首的继承人，自然您是总统。那么，我就是总理。”
希姆莱心里明白，德国人不会跟他这个党卫军领袖的。需要有一个人物作掩饰。
戈林还是那样无意识地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停了片刻，然后压低声音补充说（他估计即使黑文件夹里藏着窃听器，也录不下这低声细语）：“这不可能。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一个人。”
希姆莱微微一笑，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踩了弹簧似地站起来，和戈林互相行了个纳粹党礼就悄悄地离开了戈林的图书室••••••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肥头大耳的戈林那张纸放在一旁，又把画着戈培尔侧身像的那一张挪到面前。戈培尔在帝国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巴贝尔斯堡和那里的一些女影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巴贝尔斯堡小公牛”的绰号。在他的专案文件中保留着一份戈培尔夫人和戈林的对话记录，当时这位宣传部长正迷恋上一个捷克女电影演员莉达•巴罗娃。戈林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为了女人他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负责我们思想意识工作的人，竟然因为和一些下流的捷克女人鬼混而玷污自己！”
元首希特勒本人也曾建议戈培尔夫人和丈夫离婚。
“我给您撑腰，”他说，“在您的丈夫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党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认真履行对家人应负的神圣责任的人之前，我决不和他有什么私人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年一月希特勒驱车来到戈培尔家，祝贺他的生日。并给戈培尔夫人带来一束鲜花。他说：“请原谅，我来迟了，不过我是跑遍了整个柏林市才好不容易买到这束花的，这都怪柏林市的领导，我党的党员同志戈培尔下令关闭了所有的花店。是呀，总体战是不需要鲜花的••••••”
希特勒逗留了四十分钟便走了，他走后玛格达•戈培尔喜气洋洋地说：“元首是不会去戈林家的••••••”
柏林已是一片瓦砾，战线离这座千年帝国的首都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而玛格达•戈培尔却在欢庆她自己的胜利，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由于内心充满了幸福而脸色发白：交往中断六年之久，今天元首又到他家来了••••••
施蒂尔里茨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戈培尔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帝国党卫军司令对戈培尔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施蒂尔里茨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3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出柏林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施佩尔在上萨尔斯堡谈话之后，我去见戈林。在这位国社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两万五千瓶香槟酒！他身穿一件古罗马式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施蒂尔里茨想起希姆莱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戈培尔。这是1942年的事了。那时戈培尔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党卫军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电气火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戈培尔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党卫军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希姆莱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正是在这所住宅里，戈培尔签署了戈林办公厅送来的关于柏林盖世太保务必于三日内消灭六万名在工业部门劳动的犹太人的命令；正是在这里，他给阿道夫•罗森堡写信，将原定杀死一百五十万捷克人的计划，改为杀掉三百万；也正是在这里，他制定了有关开展毁灭列宁格勒的宣传运动计划•••）
“戈林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非洲，”戈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非洲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艾伯特•凯塞林元帅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戈林说：“我们在东线吃了败仗，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保罗斯是英雄吗？不久他就要在莫斯科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说他英勇牺牲了呢？元首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斯巴达人的生活，坐在地下室里，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元首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我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戈林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元首的人为首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戈林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戈林很想战胜希姆莱。丰克和莱伊已经被我战败。施佩尔本来就是我的人。戈林决定意大利之行结束后立即到柏林，和我们会面。施佩尔在此之前要和元首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3年3月9日。来到文尼察与施佩尔见面。他说元首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德国屡遭轰炸对戈林很恼火。元首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空袭柏林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戈林。元首从戈林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3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英国向德国人民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和里宾特洛甫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法国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法国。谢天谢地，戈林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3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戈林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丰克刚到弗列拉辛格，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勒尔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沙克尔和施佩尔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1943年4月20日。散步庆祝元首五十四岁大寿。莱伊来访，讲了上萨尔斯堡会议的情况。他不喜欢会场的气氛。他不相信戈林能够成为帝国国务领导人，因为空军的状况和敌机的轰炸已使他名誉扫地。我与戈林的关系重归于好，元首对此感到欣慰。他认为党的权威人士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这对他和党都是有利的。施佩尔来了，他认为戈林已经疲乏了，而沙克尔患了妄想在病。席腊赫，正如元首所说，受了维也纳反动分子的影响，所以在发言中总是攻击总体战争的思想••••••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戈林和戈培尔像的两张纸团揉成一团，在烛焰上燃着，扔进了壁炉。用铁火钩拨弄了几下，又回到桌旁，点上支香烟，抽了起来。
“戈培尔明显地在挑拨戈林。而在日记中写的是给他自己以及后代人看的，真是太狡猾了。结果全都暴露无遗。他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这件事他干得并不十分高明。不过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他对元首的爱戴。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半路上发病，没有去上萨尔斯堡开会，而这次会议的宗旨主题正是他授意给戈林的。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和希姆莱进行过密谈呢？”
施蒂尔里茨把另两张画着希姆莱和鲍曼的纸挪到面前。
“我排除了戈林和戈培尔。很明显，戈林本来有可能去谈判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宠，他谁也不相信，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戈培尔呢？不，他决不会去谈判的。他是个信仰狂，他会顽固到底的。那就是说是希姆莱和鲍曼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个宝押在谁身上呢？希姆莱？很明显，他是没有可能去谈判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名声很坏，是千人骂万人恨的••••••是的，押在希姆莱身上••••••”
就在这时候，面孔消瘦，脸色苍白的戈林离开了元首大本营地下室，正驱车返回自己卡林霍尔公馆。这天早上他乘车去前线视察，去的正是俄国坦克突围的地方。从那里他直接赶去见元首。
“前线毫无组织性，”他说，“一片混乱。士兵的眼晴是那样茫然呆滞。我亲眼见过喝得醉醺醺的军官。军队被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兽•••我认为••••••”
希特勒半闭双眼听他讲着，右手轻轻地扶着不停颤抖的左手。
“我认为•••”戈林重复了一句。
但是希特勒没让他说下去。他吃力地站起身来，睁圆了通红的双眼，十分轻蔑地抽动了一下小胡子。
“我禁止你今后再去前线！”他说话声音依然是铿锵有力。“我禁止你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
“这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事实，”戈林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元首面前辩驳，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到四肢发凉，“这是事实，我的元首，我有责任向您讲出这一事实！”
“你住嘴！戈林，你最好还是管管空军去吧！不要干预那些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有先见之明和力量的人才能做的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事。我禁止你再去前线，从现在起永远不许去。”
戈林被压倒，被击溃了，他的脊背似乎感到希特勒的副官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在他的身后窃笑。
他回到卡林霍尔时，空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等他，因为离开元首大本营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人集合开会。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他的副官报告说，帝国党卫军司令希姆莱要见戈林。
“他希望和您单独谈谈，”副官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使他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戈林在自己的图书室接见了党卫军司令。希姆莱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他坐到一张圈椅上，摘下眼镜，用麂皮擦了好久镜片，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元首再也不能做国家领袖了。”
“那怎么办呢？”戈林还没有真正领会党卫军头子的话有多么可怕，就无意识地问道。
“地下室里本来就有党卫军的军队，”希姆莱仍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不过，归根到底，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是元首的方寸已乱，现在他再也不能采取任何决策了。我们有责任向人民说明一切。”
戈林看了一眼放在希姆莱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44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戈林记得，当时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示意妻子：“别这么说，这太不理智了。”现在他看着这黑色的文件夹，心里想，这里面说不定装着窃听器，过两小时后，谈话内容就会放给元首听。到那时就要完蛋了。
“他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戈林心里想，“挑拨离间分子的祖师爷决不会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元首大本营地下室受辱丢脸的事。他来这里是要把这盘棋下完。”
希姆莱也明白“纳粹第二号人物”在想些什么。所以他叹了一口气，下决心帮戈林解开疑团。他说：
“您是元首的继承人，自然您是总统。那么，我就是总理。”
希姆莱心里明白，德国人不会跟他这个党卫军领袖的。需要有一个人物作掩饰。
戈林还是那样无意识地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停了片刻，然后压低声音补充说（他估计即使黑文件夹里藏着窃听器，也录不下这低声细语）：“这不可能。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一个人。”
希姆莱微微一笑，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踩了弹簧似地站起来，和戈林互相行了个纳粹党礼就悄悄地离开了戈林的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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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希姆莱〕
他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坐在床上环顾四周。房内寂静无声。小闹钟的夜光针正好指在五点。
“还早，”希姆莱心想，“应当再睡上一个小时。”
他打了个哈欠，又面向墙壁躺下了。通风小窗外传来了林涛的吼声。从傍晚就下起了雪，希姆莱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寂静空旷的冬林美景。突然他想：如果他一个人到林中去，一定是很可怕，就像孩提时那样害怕。
希姆莱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走到了桌旁。他没有开灯，坐到一张木圈椅的边上，把一只手放到黑色电话机的话筒上。
“应该给女儿打个电话，”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兴。她的欢乐大少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大照片：两个男孩子顽皮地，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突然希姆莱脑子里出现了鲍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莱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莱记得，1943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马克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玛尔塔在巴伐利亚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鲍曼没有说话。但后来元首从鲍曼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鲍曼无关，”希姆莱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党卫军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希姆莱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纽伦堡一间又阴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德国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咖啡，而实际上是浑浊无味的饮料。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党卫军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斗争已经开始。希姆莱当时还相信，建立党卫军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德国劳动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希姆莱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希特勒记住了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重新组织的党卫军部队帝国司令。他本指望党卫军能在反对罗姆，争取对党和元首有更大影响的斗争中首先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党卫军队员都统一由他领导。虽然仅有二百名，但没有党卫军就没有1933年元首的胜利，这点希姆莱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胜利后，元首却只任命他为慕尼黑的刑警头目。有一天，希姆莱入党介绍人、提出建立党卫军武装队伍的思想的人，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来找希姆莱。这时施特拉塞已经和元首对立，他曾公开地对一些老党员说，希特勒已经卖身投靠重工业界的富豪巨头，投靠克虏伯和蒂森这些吸人血汗的资本家。“人民之所以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向富豪大亨们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但是希特勒却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施特拉塞当时对希姆莱说。“海因里希，党卫军可以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使我们的运动重新回到当初那光荣、崇高的方向上去，这就取决于您了。”
但是希姆莱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效忠于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每个党员的义务。
“您可以把您的怀疑提到代表大会上去，但是您却没有权利利用您的声望去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因为这对党的神圣团结是极为有害的。”
希姆莱细心地观察着党中央里发生的一切。他看到，因为胜利而飘飘然忘乎所以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把实际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在柏林党的领袖们到处演讲，通宵达旦地在外交招待会上应酬，一言以蔽之，他们在享受全国胜利的甜蜜果实，希姆莱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为时过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达豪建成了第一个模范集中营。
“这是一所对那八百万名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人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提高真正德国公民觉悟的好学校。”希姆莱说。“把这八百万人统统关进集中营那太荒唐了。首先要在一个集中营里造成恐怖气氛，然后逐渐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从集中营放出去。这些获释的人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具体政策的优秀宣传员。他们能够劝诫自己的亲友和子女，让他们懂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要像教徒笃信宗教那样忠贞不二。”
戈林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达豪视察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问希姆莱：“您不以为集中营会在欧洲和美洲引起强烈谴责吗？至少，这项办法是违反宪法的。”
“您为什么认为逮捕与我们政体敌对的分子是不符合宪法呢？”
“因为大多数被您拘捕的人连法庭的门都没有进过。也没有什么起诉书，一点法制的影子都看不见••••••”
希姆莱答应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戈林的代表刚一走，希姆莱便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论证了不经审判和侦讯便可以逮捕人并关进集中营的必要性。他是这样给元首写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拯救国家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免得他们激起公愤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帝国的敌人关进集中营，我们就不能对他们的生命负责，因为人民会对他们施以私刑的。”
就在当天希姆莱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他一字不差地把这番话重复了一遍。第二夫，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他的讲话。
1933年末，直属戈林领导的柏林警察局里发生了贪污受贿的丑闻。当天夜里，希姆莱离开慕尼黑，觐见了元首。他请求把“出卖灵魂的，旧制度下的警察”交给“人民的优秀子弟”——党卫军——来控制。
希特勒不愿得罪戈林。他只是紧紧地握了握希姆莱的手，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面对面审视了一下希姆莱的双眼，突然高兴地微笑了一下，说道：“今后还是请把您那高明的建议早一夭送来，我指的是：您给我的信和您在慕尼黑群众大会上那篇同样内容的发言。”
希姆莱离开了柏林，心绪十分不好。但是过了一个月柏林没有召见就任命他为梅克伦堡和吕贝克的政治警察头目，又过了一个月，12月20日，他又当上了巴登的政治警察头目，同月21日、24日、25日、27日又分别任命他为黑森、不来梅、萨克森和图林根、汉堡等地的政治警察头目。在一个星期内他成了除仍隶属戈林的普鲁士外的整个德国的警察头目。
有一夫，希特勒向戈林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任命希姆莱为全国秘密警察的头目，但是要受戈林的指挥。帝国元帅戈林接受了元首这项折衷的提议。他指示自己的秘书处工作人员，通过元首办公厅做出决定，授予希姆莱内政部副部长和秘密警察总监的头衔，有权参加讨论与警察问题有关的内阁会议。但是他亲手划掉了决定上原有的“及帝国安全问题”的词句。因为这过干器重希姆莱了。
这项决定一见报，希姆莱立刻请主管报界的人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评述他的委任。戈林在同意折衷方案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忘记了还没有人撤销希姆莱的主要头衔——帝国党卫军司令。于是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纸都登出了一篇评论，说：“刑警、政警、盖世太保和宪兵由帝国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集中统一掌管，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学的重大胜利，这是向帝国所有敌人的警告：国家社会主义惩治的铁拳已经高举在每个反对派，每个敌人的头上，不论他们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后来他迁居柏林，住在离里宾特洛甫家很近的一所阔绰气派的小别墅里。正当大家继续为战胜共产党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希姆莱和他的助手海德里希便已开始搜集整理专案材料了。希姆莱亲自动手整理他的前上级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专案材料。他很清楚，只有杀死自己的老师，第一个导师施特拉塞，他才能获得全胜。因此他格外细心，一点一滴地搜集能把施特拉塞置于死地的材料。
1934年6月希特勒召见希姆莱，和他商谈即将开始镇压罗姆的问题。希姆莱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知道，镇压罗姆只不过是希特勒要消灭所有与他一起创业的人的借口，在那些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眼里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人，是他们的党内弟兄，而现在，阿道夫•希特勒应当成为德国人的领袖，他们的神。这样，党内元老就成了他的累赘。
希姆莱听了希特勒对那“一小撮”受敌人宣传影响的“元老”大发雷霆后，心里就更加清楚了。希特勒不能向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说出全部真情。这一点希姆莱也很明白，他帮助了元首：他把四千名老战士，实际上是所有与希特勒一起创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老党员的专案材料放到桌上。他内心很有把握地估计到希特勒决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大功劳，因为帮助一个人对其暴行进行自我辩解是最受珍视的。
不过，希姆莱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了解希特勒的意图后，便下决心要成为元首身边一个十分需要，甚至必不可少的人，以便今后只有根据他的倡议才能采取类似的行动。
因此，有一次在陪伴元首去戈林的别墅时，希姆莱演了一出好戏：让一名冒充特务的家伙穿上罗姆冲锋队的制服，向元首的敞篷汽车开了一枪，希姆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领袖，同时喊出了党内第一次听到的对希特勒的称呼：“我的元首，我感到十分幸福，能为您的生命献出我自己的血！”
在这以前还没有人用过“我的元首”这个称呼。希姆莱便是对“神”，对“自己的神”使用这一称谓的首创人。
“从现在起，海团里希，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了。”当时希特勒这样对希姆莱说。他的这句话站在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在希姆莱镇压了罗姆之后，在他的老师施特拉塞，以及四千名党的老战士被枪杀之后，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很快就编造出了正是希姆莱从运动一开始便和元首站在一起的神话。
以后，在只有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才能参加的元首大本营“聚餐会”上，希姆莱和戈林、赫斯以及戈培尔亲切地握手，但是搜集“自己战友”的专案材料他却一刻也未停止。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希姆莱〕
他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坐在床上环顾四周。房内寂静无声。小闹钟的夜光针正好指在五点。
“还早，”希姆莱心想，“应当再睡上一个小时。”
他打了个哈欠，又面向墙壁躺下了。通风小窗外传来了林涛的吼声。从傍晚就下起了雪，希姆莱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寂静空旷的冬林美景。突然他想：如果他一个人到林中去，一定是很可怕，就像孩提时那样害怕。
希姆莱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走到了桌旁。他没有开灯，坐到一张木圈椅的边上，把一只手放到黑色电话机的话筒上。
“应该给女儿打个电话，”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兴。她的欢乐大少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大照片：两个男孩子顽皮地，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突然希姆莱脑子里出现了鲍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莱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莱记得，1943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马克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玛尔塔在巴伐利亚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鲍曼没有说话。但后来元首从鲍曼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鲍曼无关，”希姆莱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党卫军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希姆莱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纽伦堡一间又阴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德国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咖啡，而实际上是浑浊无味的饮料。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党卫军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斗争已经开始。希姆莱当时还相信，建立党卫军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德国劳动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希姆莱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希特勒记住了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重新组织的党卫军部队帝国司令。他本指望党卫军能在反对罗姆，争取对党和元首有更大影响的斗争中首先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党卫军队员都统一由他领导。虽然仅有二百名，但没有党卫军就没有1933年元首的胜利，这点希姆莱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胜利后，元首却只任命他为慕尼黑的刑警头目。有一天，希姆莱入党介绍人、提出建立党卫军武装队伍的思想的人，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来找希姆莱。这时施特拉塞已经和元首对立，他曾公开地对一些老党员说，希特勒已经卖身投靠重工业界的富豪巨头，投靠克虏伯和蒂森这些吸人血汗的资本家。“人民之所以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向富豪大亨们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但是希特勒却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施特拉塞当时对希姆莱说。“海因里希，党卫军可以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使我们的运动重新回到当初那光荣、崇高的方向上去，这就取决于您了。”
但是希姆莱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效忠于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每个党员的义务。
“您可以把您的怀疑提到代表大会上去，但是您却没有权利利用您的声望去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因为这对党的神圣团结是极为有害的。”
希姆莱细心地观察着党中央里发生的一切。他看到，因为胜利而飘飘然忘乎所以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把实际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在柏林党的领袖们到处演讲，通宵达旦地在外交招待会上应酬，一言以蔽之，他们在享受全国胜利的甜蜜果实，希姆莱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为时过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达豪建成了第一个模范集中营。
“这是一所对那八百万名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人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提高真正德国公民觉悟的好学校。”希姆莱说。“把这八百万人统统关进集中营那太荒唐了。首先要在一个集中营里造成恐怖气氛，然后逐渐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从集中营放出去。这些获释的人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具体政策的优秀宣传员。他们能够劝诫自己的亲友和子女，让他们懂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要像教徒笃信宗教那样忠贞不二。”
戈林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达豪视察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问希姆莱：“您不以为集中营会在欧洲和美洲引起强烈谴责吗？至少，这项办法是违反宪法的。”
“您为什么认为逮捕与我们政体敌对的分子是不符合宪法呢？”
“因为大多数被您拘捕的人连法庭的门都没有进过。也没有什么起诉书，一点法制的影子都看不见••••••”
希姆莱答应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戈林的代表刚一走，希姆莱便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论证了不经审判和侦讯便可以逮捕人并关进集中营的必要性。他是这样给元首写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拯救国家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免得他们激起公愤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帝国的敌人关进集中营，我们就不能对他们的生命负责，因为人民会对他们施以私刑的。”
就在当天希姆莱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他一字不差地把这番话重复了一遍。第二夫，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他的讲话。
1933年末，直属戈林领导的柏林警察局里发生了贪污受贿的丑闻。当天夜里，希姆莱离开慕尼黑，觐见了元首。他请求把“出卖灵魂的，旧制度下的警察”交给“人民的优秀子弟”——党卫军——来控制。
希特勒不愿得罪戈林。他只是紧紧地握了握希姆莱的手，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面对面审视了一下希姆莱的双眼，突然高兴地微笑了一下，说道：“今后还是请把您那高明的建议早一夭送来，我指的是：您给我的信和您在慕尼黑群众大会上那篇同样内容的发言。”
希姆莱离开了柏林，心绪十分不好。但是过了一个月柏林没有召见就任命他为梅克伦堡和吕贝克的政治警察头目，又过了一个月，12月20日，他又当上了巴登的政治警察头目，同月21日、24日、25日、27日又分别任命他为黑森、不来梅、萨克森和图林根、汉堡等地的政治警察头目。在一个星期内他成了除仍隶属戈林的普鲁士外的整个德国的警察头目。
有一夫，希特勒向戈林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任命希姆莱为全国秘密警察的头目，但是要受戈林的指挥。帝国元帅戈林接受了元首这项折衷的提议。他指示自己的秘书处工作人员，通过元首办公厅做出决定，授予希姆莱内政部副部长和秘密警察总监的头衔，有权参加讨论与警察问题有关的内阁会议。但是他亲手划掉了决定上原有的“及帝国安全问题”的词句。因为这过干器重希姆莱了。
这项决定一见报，希姆莱立刻请主管报界的人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评述他的委任。戈林在同意折衷方案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忘记了还没有人撤销希姆莱的主要头衔——帝国党卫军司令。于是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纸都登出了一篇评论，说：“刑警、政警、盖世太保和宪兵由帝国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集中统一掌管，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学的重大胜利，这是向帝国所有敌人的警告：国家社会主义惩治的铁拳已经高举在每个反对派，每个敌人的头上，不论他们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后来他迁居柏林，住在离里宾特洛甫家很近的一所阔绰气派的小别墅里。正当大家继续为战胜共产党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希姆莱和他的助手海德里希便已开始搜集整理专案材料了。希姆莱亲自动手整理他的前上级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专案材料。他很清楚，只有杀死自己的老师，第一个导师施特拉塞，他才能获得全胜。因此他格外细心，一点一滴地搜集能把施特拉塞置于死地的材料。
1934年6月希特勒召见希姆莱，和他商谈即将开始镇压罗姆的问题。希姆莱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知道，镇压罗姆只不过是希特勒要消灭所有与他一起创业的人的借口，在那些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眼里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人，是他们的党内弟兄，而现在，阿道夫•希特勒应当成为德国人的领袖，他们的神。这样，党内元老就成了他的累赘。
希姆莱听了希特勒对那“一小撮”受敌人宣传影响的“元老”大发雷霆后，心里就更加清楚了。希特勒不能向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说出全部真情。这一点希姆莱也很明白，他帮助了元首：他把四千名老战士，实际上是所有与希特勒一起创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老党员的专案材料放到桌上。他内心很有把握地估计到希特勒决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大功劳，因为帮助一个人对其暴行进行自我辩解是最受珍视的。
不过，希姆莱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了解希特勒的意图后，便下决心要成为元首身边一个十分需要，甚至必不可少的人，以便今后只有根据他的倡议才能采取类似的行动。
因此，有一次在陪伴元首去戈林的别墅时，希姆莱演了一出好戏：让一名冒充特务的家伙穿上罗姆冲锋队的制服，向元首的敞篷汽车开了一枪，希姆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领袖，同时喊出了党内第一次听到的对希特勒的称呼：“我的元首，我感到十分幸福，能为您的生命献出我自己的血！”
在这以前还没有人用过“我的元首”这个称呼。希姆莱便是对“神”，对“自己的神”使用这一称谓的首创人。
“从现在起，海团里希，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了。”当时希特勒这样对希姆莱说。他的这句话站在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在希姆莱镇压了罗姆之后，在他的老师施特拉塞，以及四千名党的老战士被枪杀之后，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很快就编造出了正是希姆莱从运动一开始便和元首站在一起的神话。
以后，在只有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才能参加的元首大本营“聚餐会”上，希姆莱和戈林、赫斯以及戈培尔亲切地握手，但是搜集“自己战友”的专案材料他却一刻也未停止。
第二节 1945年2月16日3时12分
施蒂尔里茨把埃尔温送回家。每次与情报中心联系之后他都感到疲倦，所以车速很慢。
车子沿路穿过一个树林。这时风已停止，高高的星空万里无云。
“不过，”施蒂尔里茨继续后索着，“莫斯科估计到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对的。即使他们还没掌握具体情报。但是这种设想是可能的，因为这合乎逻辑。莫斯科对于元首周围的人相互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十分了解。从前这种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靠近元首。现在恐怕恰恰相反。不管是戈林，还是鲍曼、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现在他们关心的都是怎样保住他们的帝国。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谁能与西方单独请和，就意味着他保住了个人的性命。他们每个人担心的是自己，而决不是为德国和德国人的命运操心。在这种情况下，五千万德国人只不过是这几个人为了自己而进行赌博时所用的纸牌而已。只要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警察、党卫军，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帝国的命运方向，只求能得到他们个人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
突然一道刺眼的灯光晃了一下施蒂尔里茨的眼睛。他眯缝起双眼，不由自主地踏了一下制动器，刹住汽车。从树丛后面开出两辆党卫军的摩托车，横在马路中间。一个摩托兵把自动步枪对准施蒂尔里茨的汽车。
“拿出证件来。”摩托兵说道。
施蒂尔里茨把证件递给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摩托兵看了看证件，向施蒂尔里茨行了个举手礼，回答说：“听到警报，我们紧急集合搜索无线电报务员。”
“搜索得怎么样了？”施蒂尔里茨把证件放回衣袋，问道。“还没发现什么吗？”
“您的车子是我们遇到的第一辆。”
“那你们是不是想检查一下车尾箱？”施蒂尔里茨微笑了一下。
两个党卫军摩托兵笑了。
“前面有两个弹坑，请您当心，旗队长先生••••••”
“谢谢。”施蒂尔里茨答道，“我一向是很谨慎的•••”
“这是在埃尔温发报之后。”施蒂尔里茨明白了。
“他们封锁了向东和向南去的道路。总的说，这太幼稚可笑了，当然如果他们是和一个不太了解德国情况的人打交道，这样做原则上也还是对的。”
他绕过弹坑。这是刚刚炸开的弹坑，汽车走过时从前窗吹来一股强烈的焦糊味。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想想咱们这几只公羊吧。”
施蒂尔里茨继续思索着，“其实，他们并不是像库克雷尼克塞和叶菲莫夫①所画的那几只公羊。就是说，媾和与里宾特洛甫、戈林或鲍曼有个人利害关系，我认为这正是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等我研究过帝国最高层的人物后，我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施佩尔，他虽是主管德国的工业，但恐怕他不仅是位有才干的工程师；十有八九他还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可是我对这个有可能去与西方实业界领袖们联系的人物，至今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
◆（库克雷尼克塞是前苏联著名讽刺画家（库普里扬诺夫，克雷洛夫，索科洛夫）一起合作作画时用的笔名。叶菲莫夫也是苏联的著名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几位画家发表了很多鞭挞法西斯头子的讽刺漫画。 －一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在湖畔停下了车子。黑暗中他并没有看到湖面，但是他知道它就在这几棵松树的后面。夏天他常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发着浓郁松脂气味的天空像是一幅图画的背景，上面画着一棵棵黄色的树干，一道道白色的阳光透过粗壮的针叶树冠。每次他总是走到密林深处，躺在茂密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小时。最初他觉得，他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寂静无人，附近也没有嘈杂的浴场，这里有挺拔的黄青色的松树，黑色湖岸上一片白沙。但后来施蒂尔里茨在柏林附近又发现过几处这样人迹稀少寂静安谧的地方：瑞恩附近的小橡树林，还有萨克辛家森附近的大森林，那里树木看起来像是蓝色的，尤其是在春天积雪融化后露出褐色土地的时候。于是施蒂尔里茨明白了，为什么他只喜欢到这个小湖上来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年的夏天他是在伏尔加河流域戈罗霍韦茨附近度过的，在那里他见到的正是这种黄青色的松树，这样洁白的沙地，密林中也有一些到了仲夏时节长满青草的黑色的小湖。他想到这个小湖畔来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机械的愿望了，有时施蒂尔里茨对这种经久不减的愿望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总觉得精疲力尽，困乏不堪，恨不得能喝上几杯酒，而且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想当初1922年，他执行捷尔仁斯基下达的任务，随白匪军残部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开始在日本，满洲及中国进行从内部分化俄国侨民的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如此困难，因为在这些亚洲国家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怀乡之情。那里的大自然更为优美雅致，小巧玲珑，整齐别致，娇艳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他接受了情报中心调他去与纳粹分子斗争的新任务，为此他要去澳大利亚，到德国驻悉尼使馆声明他是在上海被抢劫一空的冯•施蒂尔里茨。就在他搭车从悉尼去堪培拉的途中，他第一次感受到怀乡病的发作。
汽车穿过一片大森林，他觉得似乎他是在驶向坦波夫州的一个什么地方。车子行驶了七十八英里，在一家酒吧间附近停了下来；与他同车的旅伴们下车去吃三明治，喝咖啡，他一个人在附近漫步徘徊；就在这时他领悟到，此地的树林与俄罗斯的树林大不相同，这里长的是些桉树，散发出特殊的辛辣芳香，气味沁人心脾，但却是一种陌生的异乡他国的气味。拿到新的护照后，施蒂尔里茨在悉尼一家德国人（他曾捐款支援过纳粹党）开设的大饭店工作了一年，之后，他受饭店老板之托来到纽约，在德国使馆找到了工作，并加入那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那里他完成了帝国机要部门交付的几项任务。后来，他以保安处军官的身份正式调往葡萄牙。他在一个贸易代表团一直工作到西班牙佛朗哥军事反叛的爆发。随后，他平生第一次穿上党卫军保安处的制服出现在布尔戈斯市。从那时起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柏林，偶尔短期到国外出差：他去过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日本的东京（世界大战前夕他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过佐尔格①），以及瑞士的伯尔尼。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唯一使他心驰神往的地方就是这个松林中的小湖。德国的这片小天地就是他的俄罗斯，他在这里就如同到了故乡，他可以在这里躺在草地上仰望浮云，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习惯于对事、对人以及对自己内心极其细微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向往这个松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什么神秘莫测和不可解释的。他理解到这一点还是在有一次他到这里度过了一整天的时候。那天他带上了女管家做好的早餐：几片夹上香肠和乳酪的面包，一背壶牛奶，一暖瓶热咖啡。他还带上了一个绞竿和两个普通钓鱼竿，当时正是狗鱼产卵后贪食的时节。施蒂尔里茨买了半个圆形黑面包，作钓鲤鱼用的鱼饵，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小湖里有很多鲤鱼。施蒂尔里茨捻碎了一些黑面包撒在芦苇丛附近，然后回到林中，在毛毯上摆好整整齐齐装在玻璃纸袋里的早餐，很鹏店橱窗里陈列的食品模型。当他把牛奶倒进一个可以伸缩的杯子时，突然他感到眼前这些橱窗展品似的面包是那样索然乏味，叫人看了就心烦，于是他把黑面包掰成几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喝着牛奶。这时他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但又有几分悲伤，愉快中夹杂着某些不安。往事又浮上了他的心头：也是这样的草，这样青色的树林，还有保姆那双手，不，他只记得她那细长温柔的手指，也是这样的黑面包，还有盛在粗瓷杯里的牛奶，那螫了他脸颊的黄蜂，和那白色的沙地•••他想起了自己吼叫着向湖边奔去的情景和保姆的笑声，还有日落前天空中成群的蚊虫嗡嗡的尖叫声•••
◆ ①佐尔格•里哈德（1895—1944）是苏联侦察英雄．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先后住在德国和日本，此间为苏军搜集过很多宝贵的情报．1941年在日本被捕，1944年在东京被处死．——译者注。
“我为什么把车子停了下来？”施蒂尔里茨在漆黑的公路上慢慢地踱来踱去，忽然这样向自己问道。“对了，我本来是想休息休息•••好了，我这不是已经休息过了吗。明天去埃尔温家取阿列克斯的回电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带几听罐头牛奶去。哼，我肯定要忘记的。所以今天就要把牛奶放到汽车里，而且一定要放在前座上。”
施蒂尔里茨把埃尔温送回家。每次与情报中心联系之后他都感到疲倦，所以车速很慢。
车子沿路穿过一个树林。这时风已停止，高高的星空万里无云。
“不过，”施蒂尔里茨继续后索着，“莫斯科估计到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对的。即使他们还没掌握具体情报。但是这种设想是可能的，因为这合乎逻辑。莫斯科对于元首周围的人相互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十分了解。从前这种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靠近元首。现在恐怕恰恰相反。不管是戈林，还是鲍曼、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现在他们关心的都是怎样保住他们的帝国。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谁能与西方单独请和，就意味着他保住了个人的性命。他们每个人担心的是自己，而决不是为德国和德国人的命运操心。在这种情况下，五千万德国人只不过是这几个人为了自己而进行赌博时所用的纸牌而已。只要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警察、党卫军，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帝国的命运方向，只求能得到他们个人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
突然一道刺眼的灯光晃了一下施蒂尔里茨的眼睛。他眯缝起双眼，不由自主地踏了一下制动器，刹住汽车。从树丛后面开出两辆党卫军的摩托车，横在马路中间。一个摩托兵把自动步枪对准施蒂尔里茨的汽车。
“拿出证件来。”摩托兵说道。
施蒂尔里茨把证件递给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摩托兵看了看证件，向施蒂尔里茨行了个举手礼，回答说：“听到警报，我们紧急集合搜索无线电报务员。”
“搜索得怎么样了？”施蒂尔里茨把证件放回衣袋，问道。“还没发现什么吗？”
“您的车子是我们遇到的第一辆。”
“那你们是不是想检查一下车尾箱？”施蒂尔里茨微笑了一下。
两个党卫军摩托兵笑了。
“前面有两个弹坑，请您当心，旗队长先生••••••”
“谢谢。”施蒂尔里茨答道，“我一向是很谨慎的•••”
“这是在埃尔温发报之后。”施蒂尔里茨明白了。
“他们封锁了向东和向南去的道路。总的说，这太幼稚可笑了，当然如果他们是和一个不太了解德国情况的人打交道，这样做原则上也还是对的。”
他绕过弹坑。这是刚刚炸开的弹坑，汽车走过时从前窗吹来一股强烈的焦糊味。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想想咱们这几只公羊吧。”
施蒂尔里茨继续思索着，“其实，他们并不是像库克雷尼克塞和叶菲莫夫①所画的那几只公羊。就是说，媾和与里宾特洛甫、戈林或鲍曼有个人利害关系，我认为这正是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等我研究过帝国最高层的人物后，我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施佩尔，他虽是主管德国的工业，但恐怕他不仅是位有才干的工程师；十有八九他还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可是我对这个有可能去与西方实业界领袖们联系的人物，至今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
◆（库克雷尼克塞是前苏联著名讽刺画家（库普里扬诺夫，克雷洛夫，索科洛夫）一起合作作画时用的笔名。叶菲莫夫也是苏联的著名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几位画家发表了很多鞭挞法西斯头子的讽刺漫画。 －一译者注。）
施蒂尔里茨在湖畔停下了车子。黑暗中他并没有看到湖面，但是他知道它就在这几棵松树的后面。夏天他常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发着浓郁松脂气味的天空像是一幅图画的背景，上面画着一棵棵黄色的树干，一道道白色的阳光透过粗壮的针叶树冠。每次他总是走到密林深处，躺在茂密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小时。最初他觉得，他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寂静无人，附近也没有嘈杂的浴场，这里有挺拔的黄青色的松树，黑色湖岸上一片白沙。但后来施蒂尔里茨在柏林附近又发现过几处这样人迹稀少寂静安谧的地方：瑞恩附近的小橡树林，还有萨克辛家森附近的大森林，那里树木看起来像是蓝色的，尤其是在春天积雪融化后露出褐色土地的时候。于是施蒂尔里茨明白了，为什么他只喜欢到这个小湖上来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年的夏天他是在伏尔加河流域戈罗霍韦茨附近度过的，在那里他见到的正是这种黄青色的松树，这样洁白的沙地，密林中也有一些到了仲夏时节长满青草的黑色的小湖。他想到这个小湖畔来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机械的愿望了，有时施蒂尔里茨对这种经久不减的愿望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总觉得精疲力尽，困乏不堪，恨不得能喝上几杯酒，而且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想当初1922年，他执行捷尔仁斯基下达的任务，随白匪军残部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开始在日本，满洲及中国进行从内部分化俄国侨民的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如此困难，因为在这些亚洲国家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怀乡之情。那里的大自然更为优美雅致，小巧玲珑，整齐别致，娇艳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他接受了情报中心调他去与纳粹分子斗争的新任务，为此他要去澳大利亚，到德国驻悉尼使馆声明他是在上海被抢劫一空的冯•施蒂尔里茨。就在他搭车从悉尼去堪培拉的途中，他第一次感受到怀乡病的发作。
汽车穿过一片大森林，他觉得似乎他是在驶向坦波夫州的一个什么地方。车子行驶了七十八英里，在一家酒吧间附近停了下来；与他同车的旅伴们下车去吃三明治，喝咖啡，他一个人在附近漫步徘徊；就在这时他领悟到，此地的树林与俄罗斯的树林大不相同，这里长的是些桉树，散发出特殊的辛辣芳香，气味沁人心脾，但却是一种陌生的异乡他国的气味。拿到新的护照后，施蒂尔里茨在悉尼一家德国人（他曾捐款支援过纳粹党）开设的大饭店工作了一年，之后，他受饭店老板之托来到纽约，在德国使馆找到了工作，并加入那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那里他完成了帝国机要部门交付的几项任务。后来，他以保安处军官的身份正式调往葡萄牙。他在一个贸易代表团一直工作到西班牙佛朗哥军事反叛的爆发。随后，他平生第一次穿上党卫军保安处的制服出现在布尔戈斯市。从那时起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柏林，偶尔短期到国外出差：他去过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日本的东京（世界大战前夕他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过佐尔格①），以及瑞士的伯尔尼。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唯一使他心驰神往的地方就是这个松林中的小湖。德国的这片小天地就是他的俄罗斯，他在这里就如同到了故乡，他可以在这里躺在草地上仰望浮云，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习惯于对事、对人以及对自己内心极其细微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向往这个松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什么神秘莫测和不可解释的。他理解到这一点还是在有一次他到这里度过了一整天的时候。那天他带上了女管家做好的早餐：几片夹上香肠和乳酪的面包，一背壶牛奶，一暖瓶热咖啡。他还带上了一个绞竿和两个普通钓鱼竿，当时正是狗鱼产卵后贪食的时节。施蒂尔里茨买了半个圆形黑面包，作钓鲤鱼用的鱼饵，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小湖里有很多鲤鱼。施蒂尔里茨捻碎了一些黑面包撒在芦苇丛附近，然后回到林中，在毛毯上摆好整整齐齐装在玻璃纸袋里的早餐，很鹏店橱窗里陈列的食品模型。当他把牛奶倒进一个可以伸缩的杯子时，突然他感到眼前这些橱窗展品似的面包是那样索然乏味，叫人看了就心烦，于是他把黑面包掰成几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喝着牛奶。这时他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但又有几分悲伤，愉快中夹杂着某些不安。往事又浮上了他的心头：也是这样的草，这样青色的树林，还有保姆那双手，不，他只记得她那细长温柔的手指，也是这样的黑面包，还有盛在粗瓷杯里的牛奶，那螫了他脸颊的黄蜂，和那白色的沙地•••他想起了自己吼叫着向湖边奔去的情景和保姆的笑声，还有日落前天空中成群的蚊虫嗡嗡的尖叫声•••
◆ ①佐尔格•里哈德（1895—1944）是苏联侦察英雄．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先后住在德国和日本，此间为苏军搜集过很多宝贵的情报．1941年在日本被捕，1944年在东京被处死．——译者注。
“我为什么把车子停了下来？”施蒂尔里茨在漆黑的公路上慢慢地踱来踱去，忽然这样向自己问道。“对了，我本来是想休息休息•••好了，我这不是已经休息过了吗。明天去埃尔温家取阿列克斯的回电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带几听罐头牛奶去。哼，我肯定要忘记的。所以今天就要把牛奶放到汽车里，而且一定要放在前座上。”
第三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希姆莱）
希姆莱从圈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冬天的树林美丽异常——披着白雪的针叶树的树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大地上万籁俱寂。
突然希姆莱想起了他开始发起反对元首最亲近的人物赫斯的活动情形。的确，那时候他曾一度险些丧命，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决定的人。希姆莱从他下属那里得到一卷电影胶片，影片上拍摄的是赫斯在厕所里手淫的镜头。希姆莱如获珍宝，马上带着影片驱车去见希特勒，把影片放映了一遍。元首大发雷霆。希特勒顾不得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命令召见戈林和戈培尔，还把赫斯叫来在会客室等候。第一个到来的是戈林，但脸色苍白，十分惊慌。希姆莱知道为什么这位帝国元帅如此不安，原来当时戈林与维也纳一位芭蕾舞演员的风流韵事正值高潮。希特勒请这两位朋友看了一遍“赫斯的丑行”。戈林看完哈哈大笑。希特勒冲他吼道：“你不该这样冷酷无情！”
希特勒把赫斯请到办公室后，他跑到他跟前，喊叫起来：“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坏蛋！你染上了恶习，是在造孽！”
在场的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心里很明白，眼前的这位巨人——党的第二把手——就要垮台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赫斯却很镇静地回答说：“是的，我的元首！我不想隐瞒这件事！但是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呢？为什么我不去和一些女演员睡觉呢？”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戈培尔。戈培尔把身子紧缩在圈椅里（他的情妇捷克女演员巴罗娃的丑事已经开始败露）。
“为什么我也不去维也纳看芭蕾舞，在那里过夜呢？因为我只为了党而生活！而党和你，阿道夫，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是个孤独的单身汉！”
听完这番话后，希特勒软了下来，他走到赫斯眼前，不好意思地搂住了他，用手爱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赫斯这一仗打胜了。希姆莱心里却结上了一个疙瘩，因为他知道赫斯是善于报复的。赫斯走后，希特勒说：“希姆莱，你给他找个妻子吧。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忠于我们运动的人。把候选的女人照片拿给我看看，我的推荐他一定会接受。”
希姆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明白，在眼下这一瞬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等到戈林和戈培尔各自回去之后，希姆莱说：“我的元首，您为国家社会主义党拯救了一个忠诚的战士。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赫斯的忘我献身精神。没有人能这样英明地决定他的命运。所以请允许我马上再给您送几份材料来。您的一些战士需要得到帮助，就像您刚才帮助赫斯那样。”
于是他给希特勒送来了关于劳工阵线首领莱伊的专案材料。此人嗜酒成癖，除了希特勒，他酗酒滋事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希姆莱还抛出了关于“巴贝尔斯堡小公牛”戈培尔的专案材料：他放荡无羁地和一些血统完全不纯的女人乱搞，丢尽了真正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脸面。当天夜里一份有损鲍曼名誉的材料——怀疑他搞同性恋——又摆在了希特勒的桌子上。
“不，不，”希特勒为鲍曼辩护说，“他是个儿女满堂的人。这纯属诽谤。”
希姆莱虽然没有想说服希特勒改变看法，但是他看见元首是那样极度好奇地翻阅着这些材料，一连几次反复阅特工人员写的报告，希姆莱就知道，他已经彻底赢得了元首的信任。
后来希特勒曾下令举国庆祝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五十寿辰。从这天起所有的地方长官——各省党的首领就都认为希姆莱是希特勒手下唯一掌握全部大权的人。所有党的地方组织开始把重要的情报分别送往两处：一处是送到党的总部，给赫斯，另一处是希姆莱的办公厅。一个受到特别信任的特工小组写给希姆莱的材料，可以不经过各级机构的上转，直接送到希姆莱个人专用的档案室，这是些败坏党的领袖们声誉的情报材料。而在1942年希姆莱把第一批败坏元首声誉的文件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下决心给他的一个密友、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生和按摩师凯尔斯汀博士看了这些文件。他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元首病历的副本。从病历中显而易见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元首曾患过极严重的梅毒。这一意外的情况使凯尔斯汀惊愕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凯尔斯汀翻阅了全部七十页的材料，轻声说：“现在他的病情正处在进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或许你会同意为他治病？”希姆莱问道。
“元首病情十分危险，是不能换医生的。只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给他换医生。•••”
正是在那时希姆莱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德国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元首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党卫军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希姆莱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44年7月20日，在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德国的元首。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柏林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戈台勒尔下狱，而派他到伯尔尼去见杜勒斯提出媾和的建议。把元首、戈培尔和鲍曼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施特拉塞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希特勒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戈培尔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鲍曼。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希姆莱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戈培尔镇压了柏林的叛乱，但是希姆莱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戈培尔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希姆莱当时向戈培尔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在镇压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戈培尔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党卫军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党卫军功绩”的运动。那时候元首对希姆莱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希姆莱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党卫军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回忆时他总感到很紧张，而且有点害怕），当他走上元首的讲台，和元首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戈培尔、戈林、里宾特洛甫、莱伊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元首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戈培尔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希姆莱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鲍曼•••哎呀，他是多么仇恨鲍曼呀！正是这个对希姆莱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鲍曼战胜了他。
鲍曼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鲍曼向元首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党卫军师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希姆莱，党卫军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东部战线，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党卫军和陆军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打退并击溃俄国人。”
第二天希姆莱飞抵元首大本营。他带来了一项命令请元首批准，上面说：以前由鲍曼管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现在要受他党卫军全国司令和鲍曼的双重领导。他准备好对付鲍曼的一次致命性打击。而且元首很轻易地批准了这项决定，这使他有点奇怪。但是元首在命令上签字后不到一分钟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贺您，希姆莱。您被任命为‘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总司令。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溃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除了您，谁也不能掐住斯大林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媾和条件！”
这等于是彻底垮台。时值1945年1月，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让这些温情幻想去见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与西方讲和，和他们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军。
希姆莱感谢元首委任他这样崇高光荣的职务后，便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随即他拜见了戈林，但是两人话不投机。
此时他从梦中惊醒，再也难以入睡，所以站在窗前谛听着寂静的松林；想给被他抛弃的女儿打个电话，可又不敢，因为这可能被鲍曼知道；也不敢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他一直在爱着她）打电话，因为他怕招惹麻烦：元首是从不原谅如他说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该死的患梅毒病的家伙••••••道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完了，”他自言自语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开始为自己的性命奋斗，我就要完蛋。”
根据一些间谍情报，希姆莱可以推断出，驻在意大利的兵团司令官凯塞林元帅不反对与西方谈判。这点只有施伦堡和希姆莱两个人知道。提供这个情报的两名间谍已经被消灭：在他们飞回意大利去见凯塞林时，特意制造了一起飞机失事的惨剧。从意大利可以直达瑞士，而美国驻欧洲的情报机关首脑艾伦•杜勒斯就在瑞士坐阵。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更何况凯塞林的朋友，驻意大利党卫军的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同时又是个忠于希姆莱的人。
希姆莱拿起话筒，说：“请立刻把卡尔•沃尔夫将军请来。”
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司令部主任。希姆莱对他十分信任。沃尔夫即将代表他希姆莱与西方谈判。
希姆莱从圈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冬天的树林美丽异常——披着白雪的针叶树的树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大地上万籁俱寂。
突然希姆莱想起了他开始发起反对元首最亲近的人物赫斯的活动情形。的确，那时候他曾一度险些丧命，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决定的人。希姆莱从他下属那里得到一卷电影胶片，影片上拍摄的是赫斯在厕所里手淫的镜头。希姆莱如获珍宝，马上带着影片驱车去见希特勒，把影片放映了一遍。元首大发雷霆。希特勒顾不得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命令召见戈林和戈培尔，还把赫斯叫来在会客室等候。第一个到来的是戈林，但脸色苍白，十分惊慌。希姆莱知道为什么这位帝国元帅如此不安，原来当时戈林与维也纳一位芭蕾舞演员的风流韵事正值高潮。希特勒请这两位朋友看了一遍“赫斯的丑行”。戈林看完哈哈大笑。希特勒冲他吼道：“你不该这样冷酷无情！”
希特勒把赫斯请到办公室后，他跑到他跟前，喊叫起来：“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坏蛋！你染上了恶习，是在造孽！”
在场的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心里很明白，眼前的这位巨人——党的第二把手——就要垮台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赫斯却很镇静地回答说：“是的，我的元首！我不想隐瞒这件事！但是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呢？为什么我不去和一些女演员睡觉呢？”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戈培尔。戈培尔把身子紧缩在圈椅里（他的情妇捷克女演员巴罗娃的丑事已经开始败露）。
“为什么我也不去维也纳看芭蕾舞，在那里过夜呢？因为我只为了党而生活！而党和你，阿道夫，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是个孤独的单身汉！”
听完这番话后，希特勒软了下来，他走到赫斯眼前，不好意思地搂住了他，用手爱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赫斯这一仗打胜了。希姆莱心里却结上了一个疙瘩，因为他知道赫斯是善于报复的。赫斯走后，希特勒说：“希姆莱，你给他找个妻子吧。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忠于我们运动的人。把候选的女人照片拿给我看看，我的推荐他一定会接受。”
希姆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明白，在眼下这一瞬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等到戈林和戈培尔各自回去之后，希姆莱说：“我的元首，您为国家社会主义党拯救了一个忠诚的战士。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赫斯的忘我献身精神。没有人能这样英明地决定他的命运。所以请允许我马上再给您送几份材料来。您的一些战士需要得到帮助，就像您刚才帮助赫斯那样。”
于是他给希特勒送来了关于劳工阵线首领莱伊的专案材料。此人嗜酒成癖，除了希特勒，他酗酒滋事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希姆莱还抛出了关于“巴贝尔斯堡小公牛”戈培尔的专案材料：他放荡无羁地和一些血统完全不纯的女人乱搞，丢尽了真正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脸面。当天夜里一份有损鲍曼名誉的材料——怀疑他搞同性恋——又摆在了希特勒的桌子上。
“不，不，”希特勒为鲍曼辩护说，“他是个儿女满堂的人。这纯属诽谤。”
希姆莱虽然没有想说服希特勒改变看法，但是他看见元首是那样极度好奇地翻阅着这些材料，一连几次反复阅特工人员写的报告，希姆莱就知道，他已经彻底赢得了元首的信任。
后来希特勒曾下令举国庆祝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五十寿辰。从这天起所有的地方长官——各省党的首领就都认为希姆莱是希特勒手下唯一掌握全部大权的人。所有党的地方组织开始把重要的情报分别送往两处：一处是送到党的总部，给赫斯，另一处是希姆莱的办公厅。一个受到特别信任的特工小组写给希姆莱的材料，可以不经过各级机构的上转，直接送到希姆莱个人专用的档案室，这是些败坏党的领袖们声誉的情报材料。而在1942年希姆莱把第一批败坏元首声誉的文件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下决心给他的一个密友、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生和按摩师凯尔斯汀博士看了这些文件。他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元首病历的副本。从病历中显而易见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元首曾患过极严重的梅毒。这一意外的情况使凯尔斯汀惊愕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凯尔斯汀翻阅了全部七十页的材料，轻声说：“现在他的病情正处在进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或许你会同意为他治病？”希姆莱问道。
“元首病情十分危险，是不能换医生的。只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给他换医生。•••”
正是在那时希姆莱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德国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元首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党卫军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希姆莱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44年7月20日，在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德国的元首。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柏林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戈台勒尔下狱，而派他到伯尔尼去见杜勒斯提出媾和的建议。把元首、戈培尔和鲍曼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施特拉塞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希特勒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戈培尔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鲍曼。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希姆莱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戈培尔镇压了柏林的叛乱，但是希姆莱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戈培尔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希姆莱当时向戈培尔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在镇压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戈培尔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党卫军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党卫军功绩”的运动。那时候元首对希姆莱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希姆莱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党卫军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回忆时他总感到很紧张，而且有点害怕），当他走上元首的讲台，和元首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戈培尔、戈林、里宾特洛甫、莱伊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元首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戈培尔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希姆莱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鲍曼•••哎呀，他是多么仇恨鲍曼呀！正是这个对希姆莱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鲍曼战胜了他。
鲍曼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鲍曼向元首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党卫军师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希姆莱，党卫军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东部战线，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党卫军和陆军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打退并击溃俄国人。”
第二天希姆莱飞抵元首大本营。他带来了一项命令请元首批准，上面说：以前由鲍曼管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现在要受他党卫军全国司令和鲍曼的双重领导。他准备好对付鲍曼的一次致命性打击。而且元首很轻易地批准了这项决定，这使他有点奇怪。但是元首在命令上签字后不到一分钟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贺您，希姆莱。您被任命为‘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总司令。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溃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除了您，谁也不能掐住斯大林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媾和条件！”
这等于是彻底垮台。时值1945年1月，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让这些温情幻想去见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与西方讲和，和他们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军。
希姆莱感谢元首委任他这样崇高光荣的职务后，便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随即他拜见了戈林，但是两人话不投机。
此时他从梦中惊醒，再也难以入睡，所以站在窗前谛听着寂静的松林；想给被他抛弃的女儿打个电话，可又不敢，因为这可能被鲍曼知道；也不敢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他一直在爱着她）打电话，因为他怕招惹麻烦：元首是从不原谅如他说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该死的患梅毒病的家伙••••••道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完了，”他自言自语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开始为自己的性命奋斗，我就要完蛋。”
根据一些间谍情报，希姆莱可以推断出，驻在意大利的兵团司令官凯塞林元帅不反对与西方谈判。这点只有施伦堡和希姆莱两个人知道。提供这个情报的两名间谍已经被消灭：在他们飞回意大利去见凯塞林时，特意制造了一起飞机失事的惨剧。从意大利可以直达瑞士，而美国驻欧洲的情报机关首脑艾伦•杜勒斯就在瑞士坐阵。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更何况凯塞林的朋友，驻意大利党卫军的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同时又是个忠于希姆莱的人。
希姆莱拿起话筒，说：“请立刻把卡尔•沃尔夫将军请来。”
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司令部主任。希姆莱对他十分信任。沃尔夫即将代表他希姆莱与西方谈判。
第四节 调兵遣将
第一次提审牧师施拉格的时候，施蒂尔里茨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施伦堡的命令而已。但是和施拉格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和牧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施蒂尔里茨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牧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施蒂尔里茨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法西斯主义，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他在听完牧师和克劳斯谈话录音后就对这两点毫不怀疑了），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施拉格牧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施蒂尔里茨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欧洲去安卡拉，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作者是位颇有才气的文学研究家，他写道：一次，有人问普希金，美丽的塔吉扬娜的未来如何。普希金很恼火地回答说：“这件事你去问她吧，我可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时常与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话，尤其是在盖世太保逮捕了研究原子问题的物理学家隆格之后。施蒂尔里茨很想知道科学理论家能否事先计划安排他们的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把探索的方向确定下来，其余一切都要在试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
侦察工作也完全是这样。如果把某项行动安排得过分精细，具体，那就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相互紧密制约的各环节中，哪怕有一个突然脱落，就可能导致主要方面的失败。所以要看清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眼睛要盯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只能孤军作战的时候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认为只有这样做，取胜才有更大的把握。
“好了，我们就动用一下这位牧师吧，”施蒂尔里茨自言自语说，“克劳斯被除掉之后，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无人监督地受我指挥了。我已经向施伦堡报告，牧师与前首相布吕宁的关系未能查明，看样子，他已经对老牧师不感兴趣了。但是，在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我对老牧师的兴趣却愈来愈大了。”
第一次提审牧师施拉格的时候，施蒂尔里茨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施伦堡的命令而已。但是和施拉格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和牧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施蒂尔里茨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牧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施蒂尔里茨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法西斯主义，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他在听完牧师和克劳斯谈话录音后就对这两点毫不怀疑了），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施拉格牧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施蒂尔里茨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欧洲去安卡拉，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作者是位颇有才气的文学研究家，他写道：一次，有人问普希金，美丽的塔吉扬娜的未来如何。普希金很恼火地回答说：“这件事你去问她吧，我可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时常与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话，尤其是在盖世太保逮捕了研究原子问题的物理学家隆格之后。施蒂尔里茨很想知道科学理论家能否事先计划安排他们的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把探索的方向确定下来，其余一切都要在试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
侦察工作也完全是这样。如果把某项行动安排得过分精细，具体，那就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相互紧密制约的各环节中，哪怕有一个突然脱落，就可能导致主要方面的失败。所以要看清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眼睛要盯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只能孤军作战的时候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认为只有这样做，取胜才有更大的把握。
“好了，我们就动用一下这位牧师吧，”施蒂尔里茨自言自语说，“克劳斯被除掉之后，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无人监督地受我指挥了。我已经向施伦堡报告，牧师与前首相布吕宁的关系未能查明，看样子，他已经对老牧师不感兴趣了。但是，在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我对老牧师的兴趣却愈来愈大了。”
第五节 1945年2月16日4时45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的党员鉴定：
“1939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射击比赛运动员，曾数次获奖。对家庭忠贞不二。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党卫军总司令的嘉奖－－”
缪勒在深夜把一级突击大队长叫来，因为他喝完卡尔登勃鲁纳的白兰地又睡了一觉，现在感到很有精神。
“这种白兰地果然与众不同，”他一边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后脑勺，一边这样想，“喝了我们的白兰地头疼得都要炸裂了，可这种酒却使头脑感觉轻松。只是感到后脑勺一阵阵轻微的眸吟作响，这一定是血压的缘故，是很自然的事••••••”
艾斯曼睁着两只红肿的眼睛看了一下缪勒，然后微微一笑，他那稚气十足的微笑正在气头上的人见了也会气消怒息的。
“我的脑袋也疼得要炸裂了，”他说，“我就像天旱盼大雨一样巴望着能睡上七个小时。我还从来没想到失眠的痛苦是最可怕的折磨。”
“我们有一个俄国间谍，过去是个极凶残的土匪，他对我谈过，说他们在劳改营里常常从茶叶里熬制一种奇妙的饮料‘契啡尔’当酒喝，这种饮料可以醉人，也可以提神。我们何不也试上一试？”说完，缪勒大笑起来。“反正早晚我们要在他们的集中营里喝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事先学会它的制作方法呢？”
缪勒相信艾斯曼，所以无论是和他开玩笑，还是谈话都很不客气，但却真诚坦率。
“您听我说，”缪勒接着说，“现在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麻烦事。今天白天局长叫我去见他。这些当官的统统都是些幻想家••••••他们当然可以整天地异想天开，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发指示，下命令，甚至马戏团里的黑猩猩也干得了••••••您知道，局长对施蒂尔里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对谁•••？！”
“您没听错，就是对施蒂尔里茨。他是施伦堡处里唯一使我有好感的人。他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歇斯底里举止反常，更不假装积极表现自己，是一个稳重的男子汉。我总是不太相信那些围着领导转，大会小会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抢着发言的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这种人•••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那他必是个真正的朋友。不过如果是敌人，那他可就是个真正的敌人了。我尊敬这样的敌人。他们身上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
“我和施蒂尔里茨结识已经有八年了，”艾斯曼说，“在斯摩棱斯克近郊作战时我和他在一起，亲眼见到他在枪林弹雨下的英勇表现，他可真是个钢铁般的硬汉子。”
缪勒双眉一皱说：“您怎么也喜欢用这些比喻的词语了？您是不是累了？您还是把这些比喻的词句留给党的头头们去用吧。咱们是密探，应当只用名词和动词来思维，比如：‘见到了他’、‘他说’、‘他转达了’等等••••••怎么，您认为施蒂尔里茨不可能是•••”
“是的，”艾斯曼答道，“我决不相信施蒂尔里茨不诚实。”
“我也不相信。”
“或许应当有策略地使卡尔登勃鲁纳相信这一点。”
“何必如此呢？”缪勒停了片刻，回答说，“倘若他很希望施蒂尔里茨是个不诚实的人呢？何必去说服他呢？更何况施蒂尔里茨又不是我们处的。他是第六处的人，让他们的处长施伦堡去吃苦头吧•••”
“施伦堡一定会要求拿出证据来给他看的。而且您也知道，总司令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
“对了，顺便问一下，去年秋天您因为什么没有和施蒂尔里茨同机去克拉科夫呢？”
“我从不坐飞机，总队长先生。我害怕飞•••请您原谅我这个弱点•••我认为隐瞒这一点就是不诚实。”
“可我却不会游泳，怕水。”缪勒冷笑了一声。然后就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在后脑上按摩起来。
“施蒂尔里茨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艾斯曼耸耸肩，说：“我个人认为，首先，对自己要百分之百的诚实，这是决定一切行为和举动的关键。”
“行为和举动是一回事，”缪勒说，“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就知道执行命令的人呀！我是多么想也能够只按命令办事呀！‘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何尝不也是总在考虑怎样做个诚实的人呢．好吧，现在我提供您一次做诚实人的极好机会：
把这些材料拿去，”说着，缪勒顺手把几份打字材料推到艾斯曼面前，“研究之后做个结论，完全诚实的结论。我在向局长报告审查结果的时候就以这个结论为依据。”
“为什么这件事一定要我做呢，总队长先生？”艾斯曼问道。
缪勒笑了起来。
“我的朋友，您的诚实到哪儿去了？规劝别人要诚实毕竟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每个人都各自考虑如何用诚实去掩饰自己的虚伪•••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情愿写份报告。”
“什么报告？”
“我打报告说，我和施蒂尔里茨相识多年，我可以为他作任何担保。”
缪勒沉默了片刻，坐在靠背椅上心情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然后把一张纸放在艾斯曼面前。
“您写吧，”他说道，“快点写。”
艾斯曼取出钢笔，琢磨了好久，第一句话该怎么写，想好之后，用工整娟秀的字体写道：
第四处处长党卫军总队长缪勒先生：
本人认为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是纯雅利安人，他忠于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思想， 因此请允许我不参加审查其档案材料的工作。
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
缪勒用吸墨纸把墨迹吸干，读了两遍艾斯曼写的报告，轻声说道：
“好吧••••••您是好样的。我对您很尊敬；十分信任您。艾斯曼，今天的事再一次使我确信您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谢谢您。”
“对我没什么可谢的，我倒是应当感谢您。好了。现在给您这三个卷宗，根据这些材料对施蒂尔里茨的工作写一份正面评语。用不着我来教您，您知道该怎么写，什么：‘侦察人员的艺术’呀、‘调查人员的机敏细致’呀，‘真正国社党员的英勇’呀－－您看需要用多少时间？”
艾斯曼翻了翻材料，回答说：“要把全部材料写得外观漂亮好看，内容有根有据，我想请您给我一星期的时间。”
“五天，不能再多了。”
“好吧。
“您要尽量地把施蒂尔里茨在处理牧师工作中的表现写得突出一些。”说到这里缪勒指了指一个卷宗，“卡尔登勃鲁纳认为有人正在试图通过一些圣职人员与西方联系，如通过梵蒂冈等等•••”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的党员鉴定：
“1939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射击比赛运动员，曾数次获奖。对家庭忠贞不二。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党卫军总司令的嘉奖－－”
缪勒在深夜把一级突击大队长叫来，因为他喝完卡尔登勃鲁纳的白兰地又睡了一觉，现在感到很有精神。
“这种白兰地果然与众不同，”他一边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后脑勺，一边这样想，“喝了我们的白兰地头疼得都要炸裂了，可这种酒却使头脑感觉轻松。只是感到后脑勺一阵阵轻微的眸吟作响，这一定是血压的缘故，是很自然的事••••••”
艾斯曼睁着两只红肿的眼睛看了一下缪勒，然后微微一笑，他那稚气十足的微笑正在气头上的人见了也会气消怒息的。
“我的脑袋也疼得要炸裂了，”他说，“我就像天旱盼大雨一样巴望着能睡上七个小时。我还从来没想到失眠的痛苦是最可怕的折磨。”
“我们有一个俄国间谍，过去是个极凶残的土匪，他对我谈过，说他们在劳改营里常常从茶叶里熬制一种奇妙的饮料‘契啡尔’当酒喝，这种饮料可以醉人，也可以提神。我们何不也试上一试？”说完，缪勒大笑起来。“反正早晚我们要在他们的集中营里喝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事先学会它的制作方法呢？”
缪勒相信艾斯曼，所以无论是和他开玩笑，还是谈话都很不客气，但却真诚坦率。
“您听我说，”缪勒接着说，“现在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麻烦事。今天白天局长叫我去见他。这些当官的统统都是些幻想家••••••他们当然可以整天地异想天开，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发指示，下命令，甚至马戏团里的黑猩猩也干得了••••••您知道，局长对施蒂尔里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对谁•••？！”
“您没听错，就是对施蒂尔里茨。他是施伦堡处里唯一使我有好感的人。他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歇斯底里举止反常，更不假装积极表现自己，是一个稳重的男子汉。我总是不太相信那些围着领导转，大会小会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抢着发言的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这种人•••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那他必是个真正的朋友。不过如果是敌人，那他可就是个真正的敌人了。我尊敬这样的敌人。他们身上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
“我和施蒂尔里茨结识已经有八年了，”艾斯曼说，“在斯摩棱斯克近郊作战时我和他在一起，亲眼见到他在枪林弹雨下的英勇表现，他可真是个钢铁般的硬汉子。”
缪勒双眉一皱说：“您怎么也喜欢用这些比喻的词语了？您是不是累了？您还是把这些比喻的词句留给党的头头们去用吧。咱们是密探，应当只用名词和动词来思维，比如：‘见到了他’、‘他说’、‘他转达了’等等••••••怎么，您认为施蒂尔里茨不可能是•••”
“是的，”艾斯曼答道，“我决不相信施蒂尔里茨不诚实。”
“我也不相信。”
“或许应当有策略地使卡尔登勃鲁纳相信这一点。”
“何必如此呢？”缪勒停了片刻，回答说，“倘若他很希望施蒂尔里茨是个不诚实的人呢？何必去说服他呢？更何况施蒂尔里茨又不是我们处的。他是第六处的人，让他们的处长施伦堡去吃苦头吧•••”
“施伦堡一定会要求拿出证据来给他看的。而且您也知道，总司令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
“对了，顺便问一下，去年秋天您因为什么没有和施蒂尔里茨同机去克拉科夫呢？”
“我从不坐飞机，总队长先生。我害怕飞•••请您原谅我这个弱点•••我认为隐瞒这一点就是不诚实。”
“可我却不会游泳，怕水。”缪勒冷笑了一声。然后就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在后脑上按摩起来。
“施蒂尔里茨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艾斯曼耸耸肩，说：“我个人认为，首先，对自己要百分之百的诚实，这是决定一切行为和举动的关键。”
“行为和举动是一回事，”缪勒说，“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就知道执行命令的人呀！我是多么想也能够只按命令办事呀！‘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何尝不也是总在考虑怎样做个诚实的人呢．好吧，现在我提供您一次做诚实人的极好机会：
把这些材料拿去，”说着，缪勒顺手把几份打字材料推到艾斯曼面前，“研究之后做个结论，完全诚实的结论。我在向局长报告审查结果的时候就以这个结论为依据。”
“为什么这件事一定要我做呢，总队长先生？”艾斯曼问道。
缪勒笑了起来。
“我的朋友，您的诚实到哪儿去了？规劝别人要诚实毕竟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每个人都各自考虑如何用诚实去掩饰自己的虚伪•••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情愿写份报告。”
“什么报告？”
“我打报告说，我和施蒂尔里茨相识多年，我可以为他作任何担保。”
缪勒沉默了片刻，坐在靠背椅上心情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然后把一张纸放在艾斯曼面前。
“您写吧，”他说道，“快点写。”
艾斯曼取出钢笔，琢磨了好久，第一句话该怎么写，想好之后，用工整娟秀的字体写道：
第四处处长党卫军总队长缪勒先生：
本人认为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是纯雅利安人，他忠于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思想， 因此请允许我不参加审查其档案材料的工作。
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
缪勒用吸墨纸把墨迹吸干，读了两遍艾斯曼写的报告，轻声说道：
“好吧••••••您是好样的。我对您很尊敬；十分信任您。艾斯曼，今天的事再一次使我确信您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谢谢您。”
“对我没什么可谢的，我倒是应当感谢您。好了。现在给您这三个卷宗，根据这些材料对施蒂尔里茨的工作写一份正面评语。用不着我来教您，您知道该怎么写，什么：‘侦察人员的艺术’呀、‘调查人员的机敏细致’呀，‘真正国社党员的英勇’呀－－您看需要用多少时间？”
艾斯曼翻了翻材料，回答说：“要把全部材料写得外观漂亮好看，内容有根有据，我想请您给我一星期的时间。”
“五天，不能再多了。”
“好吧。
“您要尽量地把施蒂尔里茨在处理牧师工作中的表现写得突出一些。”说到这里缪勒指了指一个卷宗，“卡尔登勃鲁纳认为有人正在试图通过一些圣职人员与西方联系，如通过梵蒂冈等等•••”
第七章
第一节
“是。”
“好了，祝您幸福。赶快回去，甜甜地睡一觉吧。”
艾斯曼走后，缪勒把他写的报告放在一个专门的卷宗里，坐在那儿沉思了许久。然后又叫来另外一个助手一级突击大队长霍尔托夫。
“您听我说，”缪勒没有请他坐下就开口说道，因为霍尔托夫是个年轻人。“我交给您一项十分机密，十分重要的任务。”
“是，高级总队长•••”
“这个年轻人干劲还是挺足的，”缪勒寻思着，“他对我们这套把戏还是很喜欢的，搞起来心里还很高兴，劲头十足。这个人是会写出一大堆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东西••••••不过，这也很好•••这样我就有把柄可以和施伦堡讨价还价了。”
“是这样，”缪勒继续说道，“您要把这些材料好好研究一下，这是旗队长施蒂尔里茨最近一年的工作情况．这个案子是与报复武器•••也就是原子武器——有关的。与物理学家隆格有关••••••总的说来，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油水的，但是你要尽心尽力好好研究一番••••••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霍尔托夫有些信心不足，但又竭力掩盖这种沮丧的心情，当他刚要离开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办公室时，缪勒又把他叫住，补充说：“您再调几份他以前在前线时的档案材料，查一查施蒂尔里茨和艾斯曼是否在前线碰过面．”
第一节
“是。”
“好了，祝您幸福。赶快回去，甜甜地睡一觉吧。”
艾斯曼走后，缪勒把他写的报告放在一个专门的卷宗里，坐在那儿沉思了许久。然后又叫来另外一个助手一级突击大队长霍尔托夫。
“您听我说，”缪勒没有请他坐下就开口说道，因为霍尔托夫是个年轻人。“我交给您一项十分机密，十分重要的任务。”
“是，高级总队长•••”
“这个年轻人干劲还是挺足的，”缪勒寻思着，“他对我们这套把戏还是很喜欢的，搞起来心里还很高兴，劲头十足。这个人是会写出一大堆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东西••••••不过，这也很好•••这样我就有把柄可以和施伦堡讨价还价了。”
“是这样，”缪勒继续说道，“您要把这些材料好好研究一下，这是旗队长施蒂尔里茨最近一年的工作情况．这个案子是与报复武器•••也就是原子武器——有关的。与物理学家隆格有关••••••总的说来，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油水的，但是你要尽心尽力好好研究一番••••••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霍尔托夫有些信心不足，但又竭力掩盖这种沮丧的心情，当他刚要离开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办公室时，缪勒又把他叫住，补充说：“您再调几份他以前在前线时的档案材料，查一查施蒂尔里茨和艾斯曼是否在前线碰过面．”
第二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 [杜勒斯]
盖世太保，帝国军事情报局①，以及维希②的反间谍机关都知道，在1942年夏天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将要有一位神秘的美国人乘飞机经过法国国境。于是法国的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机关一起出动寻捕这个美国人。
在各个火车站上以及各机场装有玻璃门窗的大楼里到处都是秘密侦探，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个有点像美国人的乘客。
但是他们未能抓到这个人。他几次巧妙地在一些饭店餐厅里脱身，又突然出现在飞机上。此人聪明机智，深谋远虑，稳重而勇敢，他斗胜了德国保安部门和维希的反间谍机关，于1942年底神奇地来到了中立国瑞士。
这个人个头很高。夹鼻眼镜亮晶晶的镜片后面的两只眼晴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眼神是那么宽厚善良，同时又十分严酷。他嘴里总是叼着一支英国式的直杆烟斗，平时寡言少语，面带微笑，和别人谈话时总是细心地听完对方的话，开起玩笑来颇有风趣，而且一旦说错话或做错事，便立即坦率承认，他这种友善的作风深受众人的佩服。
◆ ①帝国军事情报局（又译为“谍报局”）：希特勒德国的情报组织。局长就是本文中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译者注。
◆ ②维希：法国城市名。纳粹军队占领下法国维希政权的所在地。此处借指当时的法国。——译者注。
倘若希姆莱、卡纳里斯和贝当①的情报机关知道此人是谁，恐怕他们一定会付出十倍的努力，想办法就在法国把他弄到手（1942年年底德军已经占领法国，以维希为首都的“主权国”法兰西已经不复存在）。原来这个美国人就是杜诺万将军派往伯尔尼的美国战略情报局②人员艾伦•杜勒斯。
◆ ①贝当（1856—1951），德国纳粹军队占领时期法国维希政权的首脑。——译者注。
◆ ②美国战略情报局是美国在战时的一个政治情报机关．——原注。
在瑞士开始传说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杜勒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辟谣声明。这篇声明十分奇特，神秘。杜勒斯很清楚，这种双料的广告式宣传，对他是很有利的。果然未出所料，在他到达伯尔尼的头几个月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人物便接履而至：有银行家，运动员，外交官，新闻记者，还有皇室亲王，演员明星，也就是说，都是些世界各国谍报机关可以网罗来充当自己间谍的人，而且是最重要的间谍人物。
在伯尔尼市发展战略情报局分局之前，杜勒斯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手下人员的专案材料。
“在这个蓝卷宗里，”联邦调查局一个负责检查、整理这些人员专案材料的官员向杜勒斯解释说，“是那些在轴心国和中立国家有亲属和密友的人。这个卷宗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本人出生在德国和欧洲，另一种是他们的父母是德国人。这份材料里是与您手下人员有信件来往的人的姓名••••••而在这些材料里••••••”
杜勒斯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打断了这位官员的话：“这些对我要做的事有什么相干呢？”
“请原谅••••••”
“我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与我共事的人中谁是德美协会的积极分子，而谁又不是。某某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或她是否在搞同性恋？家庭状况如何？婚姻关系是否牢固？丈夫是否因妻子患歇斯底里病而染上了酒瘾，很想毁掉这个争吵不和的家庭？至于说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有没有亲友，那我本人的一位远亲还在上个世纪就在德国定居了。”
遗憾的是在《ＷＨＯ ＩＳ ＷＨＯ》①这本名人录中涉及此人过去的情况太少了。德国反间谍机构早些时候就应当了解他的经历，然而他们知道得太迟了。
◆ ①是一本名人录，每年出版一册。——译者注。
后来，希姆莱下属部门终于把一名特务安插到杜勒斯的家中，在他那里工作的一位可爱而勤恳的厨娘就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的特工人员。此后，施伦堡、希姆莱、盖世太保的缪勒以及后来卡尔登勃鲁纳都从这个特务那里了解到很多重要而又有趣的事情，了解到很多常常是不引人注目的由一些生活琐事所组成的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比如，这个特务曾经报告，杜勒斯经常放在案头、看来也是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孙子兵法》。这位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间谍活动的基本原理。他讲的是公元前四百年时在中国就已经使用的一些间谍活动的基本手段。
艾伦•杜勒斯特别喜欢反复阅读作者论述在了解敌情中那几种最重要的间谍的段落。
孙子提出了五种间谍：“死间”，“因间”，“内间”，“反间”，“生间”。
杜勒斯把读书摘要写在一些卡片上，这些卡片也被施伦堡的人弄到了手。杜勒斯在一张卡片上写道：“生间”和“内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地间谍”。
“反间”是指我方抓获的敌方间谍，被我方收买后又派遣回去做我方间谍。
艾伦•杜勒斯在“死间”这个术语下边用红铅笔划上横线。他很欣赏这位中国人的精辟议论。孙子所谓的“死间”指的是那些被利用来向敌人提供假情报的人。孙子所以称其为“死间”是因为当敌人发现这些人提供的情报是故意假造的，这样势必会把他杀死。
孙子所说的“生间”，杜勒斯在自己的笔记中强调指出，在当今通常都称为“潜入间谍”。他们到敌国去，在那里搞间谍工作，然后再活着回来。
孙子断言，一个真正的侦察员一定要同时具备这五种间谍手段。他说，拥有这五种间谍手段的侦察员就等于有了一张“神网”，像是一张用一条绳子连在一起的无数根细得看不见，但同时又十分结实的丝线结成的鱼网①。
孙子的见解颇有意思，杜勒斯用卡片摘录了很多孙子的观点：关于反间谍，伪情报，心理战，间谍人员的安全术等等。
孙子论述的间谍活动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传说的间谍活动的挑战。那时搞间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鬼神的旨意。而孙子却认为搞情报侦察工作决不能靠鬼神。在情报侦察工作中应当只依靠人，靠敌人和朋友②。
◆ ①孙子在《用间篇》中并没做这样的比方，原句是：“五间仅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里“神纪”意思是“神妙莫测之敌”。很可能“神纪”被错译为“神网”了。——译者注。
◆ ②孙子的原话是：“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译者注。
盖世太保派遣的女特务还偷拍下了杜勒斯读的一本圣经，书页边上有这位美国情报专家写的密密麻麻的批语。在圣经中讲到约书亚派了两个人做探子到耶利哥城去窥探虚实的地方①，杜勒斯做了一个记号。这两个探子潜入耶利哥城，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里。在杜勒斯看来，这是被现在的职业特工人员称为秘密隐蔽点在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实例，他和朋友们也是经常这么说的。喇合让两个探子在她家里隐蔽，后来又设法救他们出城，所以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之后，把居民统统杀光了，只有喇合和她的家人保住了性命。奖赏帮助侦察工作的人的传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 ①指圣经《旧约》中《约书亚记》第二章。——译者注。
女特务还向中央机构报告，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是艾伦•杜勒斯喜欢读的一本书。他还经常翻阅《摩尔•弗兰德斯》和《大疫年日记》。这几本书是丹尼尔•笛福写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侦探。他不只曾经是一个规模颇大的谍报网的独立组织者，而且他还是英国情报机关的第一任领导人，不过这些情况是在他死去多年之后才为世人所知。
杜勒斯曾企图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找到哪怕是含含糊糊提到过这位作家是不列颠帝国情报机关领导人的地方，但是他没能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施伦堡的女特务还报告说，艾伦•杜勒斯在闲暇时还仔细研究过十九世纪欧洲一些最大的特务组织的实践经验以及他们采用的特务方法。
希姆莱的情报机构专用档案馆里还搜集了很多有关艾伦•杜勒斯的其他情报资料。但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却始终未能整理出一份这位二十世纪中期深谋远虑的侦察专家的严整确切的传略。
杜勒斯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异常出色的地方。二十三岁取得艺术硕士证书之后，他先在印度和中国当传教士，1916年5月在维也纳第一次担任外交职务。在巴黎他曾在伍德罗•威尔逊率领的代表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在瑞士和奥地利工作，设法保住奥匈帝国的生存。1918年他首次策划了一项阴谋，倘若杜勒斯能把它进行到底的话，那将是一次极大的阴谋活动。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德国十一月革命①阻挠了这次阴谋的实现。本来应当成为西方国家阻挠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欧洲传播的“防疫线”和“铁甲盾牌”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制彻底破产了。
一年后，也就是1919年，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他在威廉大街7号的大使馆工作时直接接触过一些以反对欧洲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己任的人物。正是在这里经他的介绍美国驻德临时代办德列塞尔结识了霍夫曼②将军，制定德国进攻莫斯科第一个计划的就是此人。
当时霍夫曼曾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只有一件事使我深感遗憾，那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我没有中断谈判，没有进兵莫斯科。当时这样做是易如反掌的。”
◆ ①指1918一1919年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只推翻了君主制。——译者注。
◆ ②霍夫曼是1917年12月苏俄和德国单独举行的布列斯特谈判中的德方代表．——译者注.
正是在那时候，也正是这个霍夫曼与杜勒斯谈话时曾经十分文雅而又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过后来称为“对东方的渴望”的主张是正确的。
调离柏林之后，艾伦•杜勒斯在某国的首都君土坦丁堡①任职两年，这个国家与苏俄毗邻，而且它一方面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要地，另一方面又是通往石油主要储藏地区的桥头堡。
后来艾伦•杜勒斯从那里回到华盛顿，并担任了国务院近东司司长。近东地区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热点之一。近东有石油，而石油又是战争的食粮。美国工业界的石油大王们对他们的英国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深感不安。
正是在那时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贝特福特曾声称：“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实行进攻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于是杜勒斯孜孜不倦地工作，终于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对大不列颠的第一次胜利：1927年洛克菲勒公司获得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
同年梅隆财团的“海湾石油公司”取得了租赁巴林岛的优先权。
◆ 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都城。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取得这几次胜利之后，杜勒斯本想功成引退。但是在研究罗特希尔德银行系统的情报工作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在国务院的任职只不过是未来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后来，艾伦•杜勒斯在“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是华尔街最大的事务所，它与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正是“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在开凿运河期间参与了与巴拿马政府的有关工作。正是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艾伦•杜勒斯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使美国在哥伦比亚共和国控制了更多的石油企业。
凡尔赛和约签定后，美国的企业家们就不断地把大量美金投入到德国，而此时“苏利文一克朗威尔”事务所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
正是在那时候艾伦和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与蒂森的托拉斯“伊•格•法本公司”以及“罗伯特•博施”康采恩有了密切的联系。杜勒斯兄弟便成了德国这几家大企业在美国的代理人。
战争刚一开始时艾伦•杜勒斯的处境悲惨，几乎濒临破产。原来“罗伯特•博施公司”在美国有个分公司，叫做“美利坚博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这家公司遇到了被列入黑名单的危险。后来公司老板急忙与瑞典银行家瓦伦堡兄弟签定了一个协议书。根据此项协议瑞典的银行可以在名义上掌管“美利坚博施公司”，条件是战争一结束就要把公司交还给原来的主人。
瓦伦堡兄弟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位美国代理人去承办各种必要的手续。这个角色交给了杜勒斯兄弟。艾伦•杜勒斯极为成功地瞒过了美国当局，把纳粹分子的财产稳稳当当地藏在瑞典的国旗下面。以后艾伦•杜勒斯不但成了“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当上了“施罗德信托公司”的经理，同时又是“Ｊ／亨利•施罗德银行”的经理。
施罗德是什么人呢？
他在德意志是德国公民，在美利坚合众国是美国公民，在大不列颠又是英国公民。还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就经营这个银行康采恩了。1933年1月7日在施罗德的科隆别墅里希特勒会见了冯•巴本。在那里希特勒详细拟定了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计划。为此库特•冯•施罗德得到了党卫军总队长的官衔。而且他又当上了秘密组织“经济之友会”①的会长。该组织曾专门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武装党卫军在鲁尔区的大资本家中间筹集过资金。
伦敦的“英德协会”一直得到施罗德康采恩英国分公司的资助，而这个协会的职责就是在大不列颠宣传元首希特勒的思想。因此不难想象“Ｊ／亨利•施罗德银行”在美国都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而这家银行的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艾伦•杜勒斯•••
◆ ①“经济之友会”是德国一些大资本家组织的专门集资支持党卫军的；团体。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军长之友会”。——译者注。
也正是这个对欧洲、德国、纳粹主义、商业、石油比任何人都熟悉的人当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的间谍头子。
杜勒斯当然不是罗斯福在伯尔尼的私人代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几星期，杜勒斯和一位大实业家谈过一次话。后来他转到战略情报局去搞谍报工作与这次谈话也颇有关系。
“您问我远景问题，”杜勒斯习惯地一口一口抽着那支不离嘴的英国烟斗，沉思地说道，“我现在无法做出详尽的回答。要想勾勒出远景的大致轮廓，就必须研究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研究在这个国家里流行什么政治笑话，剧院上演什么新剧目，以及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现在我能看得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德国是不会默不作声的，我指的是像被罢职的沙赫特这样的金融大亨以及被迫从事拉丁文翻译的文学家们的德国。”
“沙赫特是很重要的人物，可是文学家•••”
“文学家同样重要，”杜勒斯反驳说，“他们甚至比您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希姆莱还在1934年就犯了个大错：他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冯•奥塞茨基①关进了集中营。奥塞茨基塑造了一个苦命人的形象。这位苦命人不应当关进集中营，而应当用荣耀、金钱、美女•••把他收买过来。演员，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收买的人了。要善于收买他们，因为收买是使人名誉扫地的最好方式。”
◆ ①卡尔•奥塞茨基（1889—1938），德国进步新闻记者，政论家——原注。
“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这都是些细枝末节••••••”
“这不是细枝末节，”杜勒斯坚决反对说，‘’绝对不是细枝末节。希特勒使五千万德国人养成了唯命是从的习惯。你的戏剧，电影，绘画培养出的是盲从的机器人。这当然不会使我们满意，因为机器人没有经商和交际的愿望，他们也从不想在商业方面谋划什么有利可图的活动。这些盲目服从的机器人不需要沙赫特，但是我们却需要他。因此，”杜勒斯最后说，“这里谈的一切都是彼此紧密相联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现象必然会引申到军队里的知识分子•••而军队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些有少校以至元帅军衔的人，职位没有再低的了。再低的就都是不动脑筋，盲目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了••••••”
“您这种说法我就很感兴趣了，”与艾伦•杜勒斯交谈的那个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牵涉到远景的问题。可是您刚才却说无法回答我提的问题••••••”
盖世太保，帝国军事情报局①，以及维希②的反间谍机关都知道，在1942年夏天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将要有一位神秘的美国人乘飞机经过法国国境。于是法国的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机关一起出动寻捕这个美国人。
在各个火车站上以及各机场装有玻璃门窗的大楼里到处都是秘密侦探，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个有点像美国人的乘客。
但是他们未能抓到这个人。他几次巧妙地在一些饭店餐厅里脱身，又突然出现在飞机上。此人聪明机智，深谋远虑，稳重而勇敢，他斗胜了德国保安部门和维希的反间谍机关，于1942年底神奇地来到了中立国瑞士。
这个人个头很高。夹鼻眼镜亮晶晶的镜片后面的两只眼晴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眼神是那么宽厚善良，同时又十分严酷。他嘴里总是叼着一支英国式的直杆烟斗，平时寡言少语，面带微笑，和别人谈话时总是细心地听完对方的话，开起玩笑来颇有风趣，而且一旦说错话或做错事，便立即坦率承认，他这种友善的作风深受众人的佩服。
◆ ①帝国军事情报局（又译为“谍报局”）：希特勒德国的情报组织。局长就是本文中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译者注。
◆ ②维希：法国城市名。纳粹军队占领下法国维希政权的所在地。此处借指当时的法国。——译者注。
倘若希姆莱、卡纳里斯和贝当①的情报机关知道此人是谁，恐怕他们一定会付出十倍的努力，想办法就在法国把他弄到手（1942年年底德军已经占领法国，以维希为首都的“主权国”法兰西已经不复存在）。原来这个美国人就是杜诺万将军派往伯尔尼的美国战略情报局②人员艾伦•杜勒斯。
◆ ①贝当（1856—1951），德国纳粹军队占领时期法国维希政权的首脑。——译者注。
◆ ②美国战略情报局是美国在战时的一个政治情报机关．——原注。
在瑞士开始传说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杜勒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辟谣声明。这篇声明十分奇特，神秘。杜勒斯很清楚，这种双料的广告式宣传，对他是很有利的。果然未出所料，在他到达伯尔尼的头几个月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人物便接履而至：有银行家，运动员，外交官，新闻记者，还有皇室亲王，演员明星，也就是说，都是些世界各国谍报机关可以网罗来充当自己间谍的人，而且是最重要的间谍人物。
在伯尔尼市发展战略情报局分局之前，杜勒斯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手下人员的专案材料。
“在这个蓝卷宗里，”联邦调查局一个负责检查、整理这些人员专案材料的官员向杜勒斯解释说，“是那些在轴心国和中立国家有亲属和密友的人。这个卷宗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本人出生在德国和欧洲，另一种是他们的父母是德国人。这份材料里是与您手下人员有信件来往的人的姓名••••••而在这些材料里••••••”
杜勒斯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打断了这位官员的话：“这些对我要做的事有什么相干呢？”
“请原谅••••••”
“我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与我共事的人中谁是德美协会的积极分子，而谁又不是。某某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或她是否在搞同性恋？家庭状况如何？婚姻关系是否牢固？丈夫是否因妻子患歇斯底里病而染上了酒瘾，很想毁掉这个争吵不和的家庭？至于说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有没有亲友，那我本人的一位远亲还在上个世纪就在德国定居了。”
遗憾的是在《ＷＨＯ ＩＳ ＷＨＯ》①这本名人录中涉及此人过去的情况太少了。德国反间谍机构早些时候就应当了解他的经历，然而他们知道得太迟了。
◆ ①是一本名人录，每年出版一册。——译者注。
后来，希姆莱下属部门终于把一名特务安插到杜勒斯的家中，在他那里工作的一位可爱而勤恳的厨娘就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的特工人员。此后，施伦堡、希姆莱、盖世太保的缪勒以及后来卡尔登勃鲁纳都从这个特务那里了解到很多重要而又有趣的事情，了解到很多常常是不引人注目的由一些生活琐事所组成的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比如，这个特务曾经报告，杜勒斯经常放在案头、看来也是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孙子兵法》。这位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间谍活动的基本原理。他讲的是公元前四百年时在中国就已经使用的一些间谍活动的基本手段。
艾伦•杜勒斯特别喜欢反复阅读作者论述在了解敌情中那几种最重要的间谍的段落。
孙子提出了五种间谍：“死间”，“因间”，“内间”，“反间”，“生间”。
杜勒斯把读书摘要写在一些卡片上，这些卡片也被施伦堡的人弄到了手。杜勒斯在一张卡片上写道：“生间”和“内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地间谍”。
“反间”是指我方抓获的敌方间谍，被我方收买后又派遣回去做我方间谍。
艾伦•杜勒斯在“死间”这个术语下边用红铅笔划上横线。他很欣赏这位中国人的精辟议论。孙子所谓的“死间”指的是那些被利用来向敌人提供假情报的人。孙子所以称其为“死间”是因为当敌人发现这些人提供的情报是故意假造的，这样势必会把他杀死。
孙子所说的“生间”，杜勒斯在自己的笔记中强调指出，在当今通常都称为“潜入间谍”。他们到敌国去，在那里搞间谍工作，然后再活着回来。
孙子断言，一个真正的侦察员一定要同时具备这五种间谍手段。他说，拥有这五种间谍手段的侦察员就等于有了一张“神网”，像是一张用一条绳子连在一起的无数根细得看不见，但同时又十分结实的丝线结成的鱼网①。
孙子的见解颇有意思，杜勒斯用卡片摘录了很多孙子的观点：关于反间谍，伪情报，心理战，间谍人员的安全术等等。
孙子论述的间谍活动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传说的间谍活动的挑战。那时搞间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鬼神的旨意。而孙子却认为搞情报侦察工作决不能靠鬼神。在情报侦察工作中应当只依靠人，靠敌人和朋友②。
◆ ①孙子在《用间篇》中并没做这样的比方，原句是：“五间仅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里“神纪”意思是“神妙莫测之敌”。很可能“神纪”被错译为“神网”了。——译者注。
◆ ②孙子的原话是：“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译者注。
盖世太保派遣的女特务还偷拍下了杜勒斯读的一本圣经，书页边上有这位美国情报专家写的密密麻麻的批语。在圣经中讲到约书亚派了两个人做探子到耶利哥城去窥探虚实的地方①，杜勒斯做了一个记号。这两个探子潜入耶利哥城，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里。在杜勒斯看来，这是被现在的职业特工人员称为秘密隐蔽点在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实例，他和朋友们也是经常这么说的。喇合让两个探子在她家里隐蔽，后来又设法救他们出城，所以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之后，把居民统统杀光了，只有喇合和她的家人保住了性命。奖赏帮助侦察工作的人的传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 ①指圣经《旧约》中《约书亚记》第二章。——译者注。
女特务还向中央机构报告，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是艾伦•杜勒斯喜欢读的一本书。他还经常翻阅《摩尔•弗兰德斯》和《大疫年日记》。这几本书是丹尼尔•笛福写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侦探。他不只曾经是一个规模颇大的谍报网的独立组织者，而且他还是英国情报机关的第一任领导人，不过这些情况是在他死去多年之后才为世人所知。
杜勒斯曾企图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找到哪怕是含含糊糊提到过这位作家是不列颠帝国情报机关领导人的地方，但是他没能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施伦堡的女特务还报告说，艾伦•杜勒斯在闲暇时还仔细研究过十九世纪欧洲一些最大的特务组织的实践经验以及他们采用的特务方法。
希姆莱的情报机构专用档案馆里还搜集了很多有关艾伦•杜勒斯的其他情报资料。但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却始终未能整理出一份这位二十世纪中期深谋远虑的侦察专家的严整确切的传略。
杜勒斯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异常出色的地方。二十三岁取得艺术硕士证书之后，他先在印度和中国当传教士，1916年5月在维也纳第一次担任外交职务。在巴黎他曾在伍德罗•威尔逊率领的代表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在瑞士和奥地利工作，设法保住奥匈帝国的生存。1918年他首次策划了一项阴谋，倘若杜勒斯能把它进行到底的话，那将是一次极大的阴谋活动。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德国十一月革命①阻挠了这次阴谋的实现。本来应当成为西方国家阻挠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欧洲传播的“防疫线”和“铁甲盾牌”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制彻底破产了。
一年后，也就是1919年，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他在威廉大街7号的大使馆工作时直接接触过一些以反对欧洲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己任的人物。正是在这里经他的介绍美国驻德临时代办德列塞尔结识了霍夫曼②将军，制定德国进攻莫斯科第一个计划的就是此人。
当时霍夫曼曾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只有一件事使我深感遗憾，那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我没有中断谈判，没有进兵莫斯科。当时这样做是易如反掌的。”
◆ ①指1918一1919年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只推翻了君主制。——译者注。
◆ ②霍夫曼是1917年12月苏俄和德国单独举行的布列斯特谈判中的德方代表．——译者注.
正是在那时候，也正是这个霍夫曼与杜勒斯谈话时曾经十分文雅而又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过后来称为“对东方的渴望”的主张是正确的。
调离柏林之后，艾伦•杜勒斯在某国的首都君土坦丁堡①任职两年，这个国家与苏俄毗邻，而且它一方面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要地，另一方面又是通往石油主要储藏地区的桥头堡。
后来艾伦•杜勒斯从那里回到华盛顿，并担任了国务院近东司司长。近东地区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热点之一。近东有石油，而石油又是战争的食粮。美国工业界的石油大王们对他们的英国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深感不安。
正是在那时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贝特福特曾声称：“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实行进攻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于是杜勒斯孜孜不倦地工作，终于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对大不列颠的第一次胜利：1927年洛克菲勒公司获得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
同年梅隆财团的“海湾石油公司”取得了租赁巴林岛的优先权。
◆ 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都城。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取得这几次胜利之后，杜勒斯本想功成引退。但是在研究罗特希尔德银行系统的情报工作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在国务院的任职只不过是未来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后来，艾伦•杜勒斯在“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是华尔街最大的事务所，它与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正是“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在开凿运河期间参与了与巴拿马政府的有关工作。正是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艾伦•杜勒斯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使美国在哥伦比亚共和国控制了更多的石油企业。
凡尔赛和约签定后，美国的企业家们就不断地把大量美金投入到德国，而此时“苏利文一克朗威尔”事务所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
正是在那时候艾伦和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与蒂森的托拉斯“伊•格•法本公司”以及“罗伯特•博施”康采恩有了密切的联系。杜勒斯兄弟便成了德国这几家大企业在美国的代理人。
战争刚一开始时艾伦•杜勒斯的处境悲惨，几乎濒临破产。原来“罗伯特•博施公司”在美国有个分公司，叫做“美利坚博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这家公司遇到了被列入黑名单的危险。后来公司老板急忙与瑞典银行家瓦伦堡兄弟签定了一个协议书。根据此项协议瑞典的银行可以在名义上掌管“美利坚博施公司”，条件是战争一结束就要把公司交还给原来的主人。
瓦伦堡兄弟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位美国代理人去承办各种必要的手续。这个角色交给了杜勒斯兄弟。艾伦•杜勒斯极为成功地瞒过了美国当局，把纳粹分子的财产稳稳当当地藏在瑞典的国旗下面。以后艾伦•杜勒斯不但成了“苏利文一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当上了“施罗德信托公司”的经理，同时又是“Ｊ／亨利•施罗德银行”的经理。
施罗德是什么人呢？
他在德意志是德国公民，在美利坚合众国是美国公民，在大不列颠又是英国公民。还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就经营这个银行康采恩了。1933年1月7日在施罗德的科隆别墅里希特勒会见了冯•巴本。在那里希特勒详细拟定了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计划。为此库特•冯•施罗德得到了党卫军总队长的官衔。而且他又当上了秘密组织“经济之友会”①的会长。该组织曾专门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武装党卫军在鲁尔区的大资本家中间筹集过资金。
伦敦的“英德协会”一直得到施罗德康采恩英国分公司的资助，而这个协会的职责就是在大不列颠宣传元首希特勒的思想。因此不难想象“Ｊ／亨利•施罗德银行”在美国都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而这家银行的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艾伦•杜勒斯•••
◆ ①“经济之友会”是德国一些大资本家组织的专门集资支持党卫军的；团体。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军长之友会”。——译者注。
也正是这个对欧洲、德国、纳粹主义、商业、石油比任何人都熟悉的人当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的间谍头子。
杜勒斯当然不是罗斯福在伯尔尼的私人代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几星期，杜勒斯和一位大实业家谈过一次话。后来他转到战略情报局去搞谍报工作与这次谈话也颇有关系。
“您问我远景问题，”杜勒斯习惯地一口一口抽着那支不离嘴的英国烟斗，沉思地说道，“我现在无法做出详尽的回答。要想勾勒出远景的大致轮廓，就必须研究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研究在这个国家里流行什么政治笑话，剧院上演什么新剧目，以及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现在我能看得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德国是不会默不作声的，我指的是像被罢职的沙赫特这样的金融大亨以及被迫从事拉丁文翻译的文学家们的德国。”
“沙赫特是很重要的人物，可是文学家•••”
“文学家同样重要，”杜勒斯反驳说，“他们甚至比您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希姆莱还在1934年就犯了个大错：他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冯•奥塞茨基①关进了集中营。奥塞茨基塑造了一个苦命人的形象。这位苦命人不应当关进集中营，而应当用荣耀、金钱、美女•••把他收买过来。演员，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收买的人了。要善于收买他们，因为收买是使人名誉扫地的最好方式。”
◆ ①卡尔•奥塞茨基（1889—1938），德国进步新闻记者，政论家——原注。
“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这都是些细枝末节••••••”
“这不是细枝末节，”杜勒斯坚决反对说，‘’绝对不是细枝末节。希特勒使五千万德国人养成了唯命是从的习惯。你的戏剧，电影，绘画培养出的是盲从的机器人。这当然不会使我们满意，因为机器人没有经商和交际的愿望，他们也从不想在商业方面谋划什么有利可图的活动。这些盲目服从的机器人不需要沙赫特，但是我们却需要他。因此，”杜勒斯最后说，“这里谈的一切都是彼此紧密相联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现象必然会引申到军队里的知识分子•••而军队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些有少校以至元帅军衔的人，职位没有再低的了。再低的就都是不动脑筋，盲目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了••••••”
“您这种说法我就很感兴趣了，”与艾伦•杜勒斯交谈的那个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牵涉到远景的问题。可是您刚才却说无法回答我提的问题••••••”
第三节 1945年2月17日10点03分
当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沃尔夫离开希姆莱的办公室之后，这位党卫军司令一动不动地呆坐了许久。他并没感到害怕，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只因为他这是平生第一次做变节分子。他知道不少叛徒，他并没有去阻止他们的叛变行为，而是在一旁注视着，看他们哪一个能在1944年7月成为胜利者，但是现在他本人也进行了一场叛国的行动，而与敌人谈判是要判死刑的。
卡尔•沃尔夫回意大利的任务是与杜勒斯宜接联系，这是党卫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与同盟国的一位高级谍报人员的直接联系。
希姆莱习惯地摘下了眼镜，用一块柔软的麂皮擦着镜片。今天他戴的是一副中学教员常戴的没有镜框的眼镜。他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开始动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了，“最可怕的是那种僵死不动的状态，就像夜里做噩梦那样。”
他下令叫施伦堡来见他。一分钟后政治情报处主任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就好像刚才他并没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希姆莱的会客厅里等着似的。
“沃尔夫马上就要起身去与杜勒斯联系了。”希姆莱说道，他紧握了一下拳头，弄得手指咯吱咯吱地响了一阵。
“这太英明了•••”
“这太不明智了，施伦堡，既不明智又冒风险•••”
“您是指可能要彻底失败吗？”
“我指的是一系列的难题！这都是您，都是您干的好事！是您引我走向这一步的！”
“即使沃尔夫垮了，全部材料也会落到我们手里。”
“这些材料很可能要落到那个维也纳人的手里•••”
施伦堡不解地看了一眼希姆莱。希姆莱紧皱着双眉解释说：
“就是要落到卡尔登勃鲁纳的手里。我不知道这些材料还要运往何处，是送给鲍曼呢，还是转给我？鲍曼一旦得到了这样的材料，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这点您是很清楚的。当元首知道了这一切，而且鲍曼还会加油添醋地解释一番，您可以想象出，元首会做出什么反应。”
“这种可能性我也分析过了。”
希姆莱懊恼地皱起了眉头。他现在只想把沃尔夫叫回来，把和他的谈话忘个一干二净。
“我分析过这种可能性。”施伦堡重复说，“首先沃尔夫与杜勒斯谈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更不是代表您，而是代表他在意大利的上级凯塞林元帅。他是驻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并不直接隶属于您的领导。而凯塞林元帅曾是戈林在空军里的助手。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戈林的人。”
“说得好。”希姆莱说，“这一点您是早已想到的，还是刚想起来的？”
“当知道沃尔夫即将起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施伦堡回答说，“您允许我吸支烟吗？”
“当然可以，请吸吧。”希姆莱答道。
施伦堡点燃了一支烟。从1936年开始他就只吸“骆驼牌”的卷烟，其他牌的烟一概不抽。1942年美国参战之后，一次，有人问他，“您是从哪儿弄到敌国的香烟？”施伦堡回答说，“果真如此，买几支美国烟，就会有人说你是叛国•••”
“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过了，”他接着说下去，“包括那些最令人不快的情况。”
“可能有些什么情况呢？”希姆莱警觉起来。现在他的心绪已经安定下来，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他看到了入情入理的前途远景，既然这样万事顺遂，那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呢？
“倘若凯塞林，更糟糕的是倘若他的靠山戈林能够证明他们与此事无关，那将怎么办？”
“我们决不让他们得逞。这件事要预先想好对策。”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卡尔登勃鲁纳和缪勒呢？”
“好了，好了，”希姆莱疲惫地说，“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来个一箭双雕。”
“这是办不到的，”希姆莱越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过，我确实也不是个猎手••••••”
“元首不是说，同盟国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吗？那么，离间他们的关系岂不正是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党卫军的将军沃尔夫正在与西方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他会怎么做呢？他究竟怎样做，我不敢妄加推论。但是这件事一定会促使他有所行动，对这点我是从不怀疑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去谈判一事说成是有意伪造情报，用以欺骗斯大林，那么这岂不完全是为了元首的利益吗？谈判是为了蒙混吓唬斯大林，是我们编造的假情报。万一这次行动败露了，我们就这样对元首解释。”
希姆莱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不喜欢沙发椅，所以总是坐在一把普通的旧办公椅上。他走到窗口，久久地望着柏林城的瓦砾废墟。他看到几个小学生从学校里出来，愉快地傻笑着；还有两个妇女用小车推着孩子。希姆莱突然想：“我是多么想高高兴兴地到大森林里去，在篝火旁住上一夜呀！我的天啊，瓦尔特真是个聪明人•••”
“我再考虑考虑您刚才说的话，”希姆莱没有转身去看施伦堡，就这样说道。他很想把施伦堡的胜利抢过来。而施伦堡是会把胜利欣然送给帝国党卫军司令的。他一向是把自己的胜利让给司令和海德里希的。
“详细的安排您是否也想知道，还是说细节由我一个人来考虑就可以了？”施伦堡问道。
“您去考虑吧。”希姆莱回答说。当施伦堡朝门口走去时，希姆莱转过身来，说，“不过，实际上这件事不应当有什么细节。您指的是什么？”
“第一，掩护的方法••••••就是说应当找一个做替身的人去与西方谈判，当然不是我们的人，而是别人的人。然后把有关这个人的材料呈交给元首。自然是在必要时。这将是我们情报部门的一大功劳，我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划’，我想戈培尔一定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说的。第二，在瑞士将有几十只眼睛监视沃尔夫。我想在西方同盟国这几十双眼晴的后面能再有五六个我的人去监视他。沃尔夫不会知道我们的人在监视他，因为他们会把情报及时直接送到我这里来。此外，这样做就更能证明此事与我们无关。一旦事情败露，那只好牺牲沃尔夫，但是对他监视的材料还是会收入我们专案文件中的。”
“是收入到您的专案文件中去。”希姆莱纠正了他的说法。
施伦堡想：“我又把他吓了一跳。我讲的这些细节使他感到害怕了。我现在只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下面的事就全由我一个人包办了。”
“您打算派谁去呢？”
“我已经有了很合适的人选，”施伦堡答道，“不过，这都是些我自己可决定的细节，无需让您分心了，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施伦堡确定的名单中执行第一项任务的人选就是冯•施蒂尔里茨和被他“监护”的牧师。
当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沃尔夫离开希姆莱的办公室之后，这位党卫军司令一动不动地呆坐了许久。他并没感到害怕，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只因为他这是平生第一次做变节分子。他知道不少叛徒，他并没有去阻止他们的叛变行为，而是在一旁注视着，看他们哪一个能在1944年7月成为胜利者，但是现在他本人也进行了一场叛国的行动，而与敌人谈判是要判死刑的。
卡尔•沃尔夫回意大利的任务是与杜勒斯宜接联系，这是党卫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与同盟国的一位高级谍报人员的直接联系。
希姆莱习惯地摘下了眼镜，用一块柔软的麂皮擦着镜片。今天他戴的是一副中学教员常戴的没有镜框的眼镜。他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开始动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了，“最可怕的是那种僵死不动的状态，就像夜里做噩梦那样。”
他下令叫施伦堡来见他。一分钟后政治情报处主任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就好像刚才他并没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希姆莱的会客厅里等着似的。
“沃尔夫马上就要起身去与杜勒斯联系了。”希姆莱说道，他紧握了一下拳头，弄得手指咯吱咯吱地响了一阵。
“这太英明了•••”
“这太不明智了，施伦堡，既不明智又冒风险•••”
“您是指可能要彻底失败吗？”
“我指的是一系列的难题！这都是您，都是您干的好事！是您引我走向这一步的！”
“即使沃尔夫垮了，全部材料也会落到我们手里。”
“这些材料很可能要落到那个维也纳人的手里•••”
施伦堡不解地看了一眼希姆莱。希姆莱紧皱着双眉解释说：
“就是要落到卡尔登勃鲁纳的手里。我不知道这些材料还要运往何处，是送给鲍曼呢，还是转给我？鲍曼一旦得到了这样的材料，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这点您是很清楚的。当元首知道了这一切，而且鲍曼还会加油添醋地解释一番，您可以想象出，元首会做出什么反应。”
“这种可能性我也分析过了。”
希姆莱懊恼地皱起了眉头。他现在只想把沃尔夫叫回来，把和他的谈话忘个一干二净。
“我分析过这种可能性。”施伦堡重复说，“首先沃尔夫与杜勒斯谈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更不是代表您，而是代表他在意大利的上级凯塞林元帅。他是驻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并不直接隶属于您的领导。而凯塞林元帅曾是戈林在空军里的助手。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戈林的人。”
“说得好。”希姆莱说，“这一点您是早已想到的，还是刚想起来的？”
“当知道沃尔夫即将起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施伦堡回答说，“您允许我吸支烟吗？”
“当然可以，请吸吧。”希姆莱答道。
施伦堡点燃了一支烟。从1936年开始他就只吸“骆驼牌”的卷烟，其他牌的烟一概不抽。1942年美国参战之后，一次，有人问他，“您是从哪儿弄到敌国的香烟？”施伦堡回答说，“果真如此，买几支美国烟，就会有人说你是叛国•••”
“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过了，”他接着说下去，“包括那些最令人不快的情况。”
“可能有些什么情况呢？”希姆莱警觉起来。现在他的心绪已经安定下来，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他看到了入情入理的前途远景，既然这样万事顺遂，那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呢？
“倘若凯塞林，更糟糕的是倘若他的靠山戈林能够证明他们与此事无关，那将怎么办？”
“我们决不让他们得逞。这件事要预先想好对策。”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卡尔登勃鲁纳和缪勒呢？”
“好了，好了，”希姆莱疲惫地说，“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来个一箭双雕。”
“这是办不到的，”希姆莱越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过，我确实也不是个猎手••••••”
“元首不是说，同盟国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吗？那么，离间他们的关系岂不正是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党卫军的将军沃尔夫正在与西方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他会怎么做呢？他究竟怎样做，我不敢妄加推论。但是这件事一定会促使他有所行动，对这点我是从不怀疑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去谈判一事说成是有意伪造情报，用以欺骗斯大林，那么这岂不完全是为了元首的利益吗？谈判是为了蒙混吓唬斯大林，是我们编造的假情报。万一这次行动败露了，我们就这样对元首解释。”
希姆莱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不喜欢沙发椅，所以总是坐在一把普通的旧办公椅上。他走到窗口，久久地望着柏林城的瓦砾废墟。他看到几个小学生从学校里出来，愉快地傻笑着；还有两个妇女用小车推着孩子。希姆莱突然想：“我是多么想高高兴兴地到大森林里去，在篝火旁住上一夜呀！我的天啊，瓦尔特真是个聪明人•••”
“我再考虑考虑您刚才说的话，”希姆莱没有转身去看施伦堡，就这样说道。他很想把施伦堡的胜利抢过来。而施伦堡是会把胜利欣然送给帝国党卫军司令的。他一向是把自己的胜利让给司令和海德里希的。
“详细的安排您是否也想知道，还是说细节由我一个人来考虑就可以了？”施伦堡问道。
“您去考虑吧。”希姆莱回答说。当施伦堡朝门口走去时，希姆莱转过身来，说，“不过，实际上这件事不应当有什么细节。您指的是什么？”
“第一，掩护的方法••••••就是说应当找一个做替身的人去与西方谈判，当然不是我们的人，而是别人的人。然后把有关这个人的材料呈交给元首。自然是在必要时。这将是我们情报部门的一大功劳，我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划’，我想戈培尔一定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说的。第二，在瑞士将有几十只眼睛监视沃尔夫。我想在西方同盟国这几十双眼晴的后面能再有五六个我的人去监视他。沃尔夫不会知道我们的人在监视他，因为他们会把情报及时直接送到我这里来。此外，这样做就更能证明此事与我们无关。一旦事情败露，那只好牺牲沃尔夫，但是对他监视的材料还是会收入我们专案文件中的。”
“是收入到您的专案文件中去。”希姆莱纠正了他的说法。
施伦堡想：“我又把他吓了一跳。我讲的这些细节使他感到害怕了。我现在只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下面的事就全由我一个人包办了。”
“您打算派谁去呢？”
“我已经有了很合适的人选，”施伦堡答道，“不过，这都是些我自己可决定的细节，无需让您分心了，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施伦堡确定的名单中执行第一项任务的人选就是冯•施蒂尔里茨和被他“监护”的牧师。
第四节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早上，当埃尔温应当接收情报中心的回电时，施蒂尔里茨正开着汽车慢慢地朝他家驶去。汽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台又重又大的电唱机。根据假履历，埃尔温的身份是一家电唱机小公司的老板，这样他就有可能装作为顾客服务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一条街上交通堵塞了，前边正在清除路面上的堆积物。原来敌人夜间空袭时一幢六层的楼房坍了一堵墙，修路队的工人和警察正在一起迅速而麻利地指挥着车辆的通行。
施蒂尔里茨回身一看，他的车后边已经停了三十几辆汽车，至少不会小于这个数目。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卡车司机，对施蒂尔里茨喊道：
“要是这会儿来了敌机，那可就要乱套了，躲也没处躲。”
“不会来的，”施蒂尔里茨望了望天空，回答说。云很低，边缘是灰黑色的，看样子是雪云。
“夜里天气很暖和，”施蒂尔里茨思索着，“现在又冷起来了，显然，是要下雪了。”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不久前见到的那个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大家也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地球与太阳相关联，太阳又与银河相关联。”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他想，“真像是盖世太保的间谍网•••”
这时站在前边的一个警察急促地挥了挥手，喉音很重的喊道：“开车吧！”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警察，”施蒂尔里茨心里想，“都不像我们这里的警察这么喜欢发号施令，挥动着警棍，做出各种手势，指指划划的。”他突然发现他已经把德国人和德国当作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来想问题了。“我是非这样不可呀。如果我把自己分成两半，那肯定早就完蛋了。看来，是有些反常：我竟然喜欢这个民族，而且还喜欢这个国家。不过，也许希特勒分子真的是世上的匆匆过客？”
再往前走，道路就畅通了，于是施蒂尔里茨开足了马力。他明知道急转弯会严重磨损车胎橡胶，也知道现在汽车轮胎是脱销货，但是他仍然喜欢急转弯，让轮胎在地上磨得像唱歌似的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时汽车急剧倾斜，就像小船遇上了大风暴一样。
到埃尔温和凯特住宅去的转弯处又有警察封锁了道路。
“那边出什么事了？”施蒂尔里茨问。
“一条街被炸毁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警察回答说，“敌机投下了一枚大鱼雷。”
施蒂尔里茨觉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们的房子也一定炸坏了。”他心里寻思着。
“九号住房怎么样？”他问道，“也被炸了？”
“是的，全都炸坏了。”
施蒂尔里茨把车子停在人行道旁边，下车沿一条横巷朝右走去。还是刚才那个面带病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对他说：“禁止通行。”
施蒂尔里茨撩开上衣的翻领，露出了党卫军的证章。警察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工兵们担心这片地方有定时炸弹••••••”
“那就是说，我们都要被炸上天去喽。”施蒂尔里茨说着就朝九号住房的废墟堆走去。
他感到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但是他知道，走起路来一定要和平时一样：步子要矫健有力。他现在正是这样脚步矫健地走着，脸上还露出平时那种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得意扬扬的微笑。但是他眼前却浮现出凯特的身影：她挺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一次凯特曾对他说：“准是个女孩。肚子要是凸出来像个瓜似的，那才是要生男孩，我准是生个姑娘。”
“人都死了吗？”施蒂尔里茨问一个正在监督消防人员工作的警察。
“很难说。轰炸的时候正是凌晨，来了很多救护车••••••”
“保存下来的东西多不多？”
“不太多•••您瞧，乱七八糟的•••”
施蒂尔里茨帮一位哭哭啼啼，推着小孩的妇女把童车拖下了人行道，然后才回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妈呀！”凯特叫喊着，“天哪！妈妈••••••救命呀！”
她是在受了严重震伤的情况下被送进产院的，头部撞破了两处。这时她正躺在手术台上，还喊叫着，用俄语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语句。
给这个嗓门很大，声音沙哑的大胖小子接生的大夫对助产士说：
“是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可真够大的••••••”
“她不是波兰人。”助产士说。
“那是哪国人？俄国人？要不就是捷克人？”
“身份证上写的是德国人，”助产上回答说，“她大衣里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德国女公民凯特琳•金。”
“或许大衣不是她的？”
“也有可能，”助产士表示同意，“您瞧，多漂亮的胖娃娃呀。至少也得有四公斤重。真是个俊孩子•••是您打电话通知盖世太保，还是过一会儿我打？”
“您打吧，”大夫说，“不过，要过一会儿再打。”
“完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简直成了孤家寡人了•••”施蒂尔里茨无精打采地，有点置身局外似地寻思着。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坐了很久，几次电话铃响他也不去接。他机械地数了一下，先后共有九个人给他打电话。其中有两个打的时间很长，看样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他，也许是他的下级，他们总是这样打不通就不放话筒，一打就打半天；剩下的几次铃响时间很短，不是领导就是朋友们打电话找他。
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纸，写道：
帝国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亲启（绝密函件）
司令先生！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有责任给您写这封信。我根据可靠的材料获悉：党卫军保安处某些人正在背着您与敌人接触，试探与敌人勾结的可能性。我虽然还拿不出确凿的凭据来证实这些材料，但还是想请求您的接见，向您就这个我认为极其重要而又刻不容缓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请求您允许我利用我自己的谍报联系向您提供更为详尽的情报，并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因为我认为有人通敌的这种说法，十分遗憾，似乎确有其事。
万岁，希特勒！
党卫军旗队长 冯•施蒂尔里茨
一位与瑞典人关系密切的葡萄牙新闻影片摄制人员路易士•瓦塞尔曼三天前在空袭时被炸死了。所以在与希姆莱谈话时怎样回答消息来自何人的问题，施蒂尔里茨已经胸有成竹了。
早上，当埃尔温应当接收情报中心的回电时，施蒂尔里茨正开着汽车慢慢地朝他家驶去。汽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台又重又大的电唱机。根据假履历，埃尔温的身份是一家电唱机小公司的老板，这样他就有可能装作为顾客服务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一条街上交通堵塞了，前边正在清除路面上的堆积物。原来敌人夜间空袭时一幢六层的楼房坍了一堵墙，修路队的工人和警察正在一起迅速而麻利地指挥着车辆的通行。
施蒂尔里茨回身一看，他的车后边已经停了三十几辆汽车，至少不会小于这个数目。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卡车司机，对施蒂尔里茨喊道：
“要是这会儿来了敌机，那可就要乱套了，躲也没处躲。”
“不会来的，”施蒂尔里茨望了望天空，回答说。云很低，边缘是灰黑色的，看样子是雪云。
“夜里天气很暖和，”施蒂尔里茨思索着，“现在又冷起来了，显然，是要下雪了。”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不久前见到的那个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大家也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地球与太阳相关联，太阳又与银河相关联。”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他想，“真像是盖世太保的间谍网•••”
这时站在前边的一个警察急促地挥了挥手，喉音很重的喊道：“开车吧！”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警察，”施蒂尔里茨心里想，“都不像我们这里的警察这么喜欢发号施令，挥动着警棍，做出各种手势，指指划划的。”他突然发现他已经把德国人和德国当作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来想问题了。“我是非这样不可呀。如果我把自己分成两半，那肯定早就完蛋了。看来，是有些反常：我竟然喜欢这个民族，而且还喜欢这个国家。不过，也许希特勒分子真的是世上的匆匆过客？”
再往前走，道路就畅通了，于是施蒂尔里茨开足了马力。他明知道急转弯会严重磨损车胎橡胶，也知道现在汽车轮胎是脱销货，但是他仍然喜欢急转弯，让轮胎在地上磨得像唱歌似的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时汽车急剧倾斜，就像小船遇上了大风暴一样。
到埃尔温和凯特住宅去的转弯处又有警察封锁了道路。
“那边出什么事了？”施蒂尔里茨问。
“一条街被炸毁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警察回答说，“敌机投下了一枚大鱼雷。”
施蒂尔里茨觉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们的房子也一定炸坏了。”他心里寻思着。
“九号住房怎么样？”他问道，“也被炸了？”
“是的，全都炸坏了。”
施蒂尔里茨把车子停在人行道旁边，下车沿一条横巷朝右走去。还是刚才那个面带病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对他说：“禁止通行。”
施蒂尔里茨撩开上衣的翻领，露出了党卫军的证章。警察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工兵们担心这片地方有定时炸弹••••••”
“那就是说，我们都要被炸上天去喽。”施蒂尔里茨说着就朝九号住房的废墟堆走去。
他感到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但是他知道，走起路来一定要和平时一样：步子要矫健有力。他现在正是这样脚步矫健地走着，脸上还露出平时那种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得意扬扬的微笑。但是他眼前却浮现出凯特的身影：她挺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一次凯特曾对他说：“准是个女孩。肚子要是凸出来像个瓜似的，那才是要生男孩，我准是生个姑娘。”
“人都死了吗？”施蒂尔里茨问一个正在监督消防人员工作的警察。
“很难说。轰炸的时候正是凌晨，来了很多救护车••••••”
“保存下来的东西多不多？”
“不太多•••您瞧，乱七八糟的•••”
施蒂尔里茨帮一位哭哭啼啼，推着小孩的妇女把童车拖下了人行道，然后才回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妈呀！”凯特叫喊着，“天哪！妈妈••••••救命呀！”
她是在受了严重震伤的情况下被送进产院的，头部撞破了两处。这时她正躺在手术台上，还喊叫着，用俄语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语句。
给这个嗓门很大，声音沙哑的大胖小子接生的大夫对助产士说：
“是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可真够大的••••••”
“她不是波兰人。”助产士说。
“那是哪国人？俄国人？要不就是捷克人？”
“身份证上写的是德国人，”助产上回答说，“她大衣里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德国女公民凯特琳•金。”
“或许大衣不是她的？”
“也有可能，”助产士表示同意，“您瞧，多漂亮的胖娃娃呀。至少也得有四公斤重。真是个俊孩子•••是您打电话通知盖世太保，还是过一会儿我打？”
“您打吧，”大夫说，“不过，要过一会儿再打。”
“完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简直成了孤家寡人了•••”施蒂尔里茨无精打采地，有点置身局外似地寻思着。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坐了很久，几次电话铃响他也不去接。他机械地数了一下，先后共有九个人给他打电话。其中有两个打的时间很长，看样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他，也许是他的下级，他们总是这样打不通就不放话筒，一打就打半天；剩下的几次铃响时间很短，不是领导就是朋友们打电话找他。
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纸，写道：
帝国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亲启（绝密函件）
司令先生！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有责任给您写这封信。我根据可靠的材料获悉：党卫军保安处某些人正在背着您与敌人接触，试探与敌人勾结的可能性。我虽然还拿不出确凿的凭据来证实这些材料，但还是想请求您的接见，向您就这个我认为极其重要而又刻不容缓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请求您允许我利用我自己的谍报联系向您提供更为详尽的情报，并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因为我认为有人通敌的这种说法，十分遗憾，似乎确有其事。
万岁，希特勒！
党卫军旗队长 冯•施蒂尔里茨
一位与瑞典人关系密切的葡萄牙新闻影片摄制人员路易士•瓦塞尔曼三天前在空袭时被炸死了。所以在与希姆莱谈话时怎样回答消息来自何人的问题，施蒂尔里茨已经胸有成竹了。
第八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施伦堡〕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的党员鉴定：
“1934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勇敢、坚强的北方性格。喜欢与朋友及同事交往，待人诚恳友善。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婚事系党卫军司令亲自批准。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工作表现——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除了按摩医生克莱施泰因之外；希姆莱最信任的或许只有施伦堡一个人了。从三十年代初，施伦堡还在上学的时候，希姆莱就开始注意他了。他知道，在耶稣教会中学毕业后，这位二十三岁的美男子又读完了大学，取得了艺术理论学土的学位。他还知道，在大学里施伦堡最喜欢的教授是个犹太人。他知道，一开始施伦堡时常嘲笑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对元首也不总是那么吹捧赞扬。
但当海德里希请他到谍报部门工作时，他却欣然同意了，因为这时候，他对德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已感到灰心：他们对希特勒的暴行只是忧心忡忡地评述一番，对他那些乖张反常的举动只是提心吊胆地加以嘲讽，如此而已。
在基蒂沙龙的工作是对施伦堡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这是海德里希设想出来的一家上等社会沙龙。海德里希先命令刑事警察头子奈比根据他掌握的资料卡从柏林、慕尼黑和汉堡挑选了一批雍容娴雅的妓女送到这里来．后来他又指示奈比把一些外交官和高级将领的年轻漂亮的夫人找来，她们的丈夫，白天黑夜都忙着开会，到全国各地视察，而且还经常出国，所以这些女人感到孤单得难以忍受。这些夫人太寂寞了，她们需要娱乐和消遣。在这个有亚、美、欧各洲的外交官经常出入的基蒂沙龙里她们找到了这些娱乐和消遣。
党卫军保安处技术部门的专家们在这个沙龙里安装了夹层墙壁、窃听器和照相机。
海德里希的这些设想都是由施伦堡付诸实现的，他是这个沙龙的老板，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上等社会拉皮条的角色。
收买网罗特务的工作分两条线：声明狼藉的外交官们开始在施伦堡的谍报机关里工作；而那些名誉扫地的第三帝国党政军界人物的夫人则进入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的机构中去。
缪勒是不准插手沙龙工作的，因为他那副乡巴佬的外貌和他那粗野不堪的玩笑会把客人们吓跑。那时候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受制于这个刚刚二十五岁的毛孩子。
“他还以为我会去搂他那些花枝招展的骚娘儿们的大腿呢。”缪勒对他的一位助手说，“好像多么光荣似的！在我们乡下，这种臭娘儿们大家都管她们叫大粪蛆！”
有一天，海德里希的夫人在丈夫外出时给施伦堡打电话，说她感到十分寂寞，施伦堡建议她到城外湖边走走。缪勒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心想，这可是拧掉这位漂亮小伙脑袋的好时机。盖世太保里一些“老头子”都认为施伦堡是个轻浮的人物：他长得漂亮，喜欢向图书馆函索一些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书籍，穿着打扮像个花花公子，毫不掩饰地和女人调情挑逗，常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出没，从不坐车•••难道这是个严肃认真的谍报工作人员吗？整天嘻嘻哈哈，胡说八道，再加上贪杯嗜酒•••
缪勒却与这些“老头子”看法不同。缪勒这个乡下人，头脑虽说不很灵活，但是对新鲜事物却很敏感，他认识到，施伦堡是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而且这个宠儿将会引来不少像他一样的人。
施伦堡陪着海德里希夫人来到了普洛伊涅尔湖畔。这是他唯一尊重的女人，他可以和她谈论埃拉多斯①的高雅悲剧，也可以述说罗马的粗俗情欲．他们在湖岸上漫步闲游，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着。这时有两个肥头大耳的小伙子正在冰冷的湖水里洗澡。施伦堡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白痴（只有他们俩在这冰冷的水里洗澡）竟是缪勒派来的盖世太保持务。他认为密探是无权如此公开地引人注目的。
缪勒这位乡下人的诡计比施伦堡的严谨逻辑高了一筹。特务们的任务是在两个“目标”，照缪勒的说法，想“在树丛里躺下”的时候，把他们拍摄下来。但是两个“目标”并没躺在树丛下。他们在露天凉台上喝了两杯咖啡就回城去了。然而，缪勒认为：不明真相的胡乱猜疑总比有根据的醋意更为可怕。所以他把一份揭发施伦堡和海德里希的妻子俩人在林中散步，以及在普洛伊涅尔湖畔度过了半天之久的秘密报告放在海德里希的桌上。
海德里再看过这份密告之后，对缪勒没说什么。一整天安然无事地过去了。到了晚上海德里希先给缪勒打了个电话，然后来到施伦堡的办公室，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今天情绪不好，咱们一起去喝点酒吧。”
于是他们三人在几家低级肮脏的小酒馆里混到清晨四点，和一些狂妓以及外汇投机商坐在一起，和他们开玩笑，唱民歌。到了黎明时分，海德里希脸色煞白，他凑到施伦堡身边，建议欢饮一杯交谊酒。两人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海德里希用手掌捂住了施伦堡的酒杯，说：
“您听着，我在您的酒里放了毒药。如果您不把昨天和我夫人的所作所为老老实实地告诉我，那您就没命了。如果您讲出了真情，那么，无论对我来说多么可怕，我也会把解毒药给你。”
施伦堡恍然大悟。他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点就通的。他想起了那两个在湖里洗澡的家伙，他看见了缪勒那双方东张西望的眼晴，那张得意忘形的笑脸。
“好吧，我说。海德里希夫人给我打电话，说她很寂寞，我就陪她去普洛伊涅尔湖边散步。我可以向您提出几个知道我们在那里所作所为的证人。我们在湖畔散步，谈到希腊是如何雄伟，还谈到希腊是如何因告密者出卖而被罗马毁灭等等。当然，希腊毁灭的原因绝不仅是这一点。是的，我是和海德里希夫人在一起呆了半天，我崇拜这个女人，因为她是我心目中真正伟人的妻子。解毒药在哪儿？”他问道。“药在哪儿？”
海德里希微微一笑，往酒杯里倒了一点马提尼酒，把酒杯递给了施伦堡。
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施伦堡找海德里希，求他批准一件事。
“我打算结婚，”他说，“但是我的岳母是个波兰人，’
这类事要由党卫军全国司令希姆莱审理。希姆莱亲自仔细端详了施伦堡的未婚妻和岳母的照片。又请来了罗森堡主管部门的专家，用微型圆规测量检查了颅骨的结构，前额的大小和耳朵的形状。最后希姆莱批准了施伦堡正式结婚。
施伦堡成亲之后，有一次海德里希醉醺醺地挽着他的胳臂，领他走到窗前，对他说：“您妻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个以色列银行家，您以为我不知道吗？”
施伦堡顿时感到怅然若失，两手发冷。
“何必这样呢。”海德里希说完之后突然叹了一口气。
施伦堡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海德里希要叹气。事隔很久，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帝国保安部门头子的外公就是个犹太人，曾在维也纳一个轻歌剧团里拉小提琴。
••••••早在1939年施伦堡就多次初步试图与西方建立联系。他开始和两个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周旋。
和这两个人搭上关系之后，施伦堡不仅想以将军们反希特勒阴谋活动领导人的身份去见他们，而且还想借此机会飞往伦敦，与英国谍报机关、外交部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直接接触。从政府方面来讲他是在进行反对大不列颠的阴谋活动，但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看是否有可能与唐宁街①进行更重要的接触。
◆ ①唐宁街：伦敦的一条街，是英国首相官邱所在地，常用以泛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可是在施伦堡飞往伦敦的前夕，希姆莱给他打来了电话。希姆莱失声变调地对他说，在慕尼黑刚发生一起刺杀元首的事件，说，元首认为这一定是英国间谍部门一手干的，所以必须把英国人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弄到手，并且把他们劫持到柏林来。
于是，施伦堡在荷兰芬洛演了一场大戏：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劫持到柏林。两个英国人被审讯了一整夜，后来速记员又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它的字母比普通打字机上的大两倍）把审讯英国间谍的记录重打了一遍，所以施伦堡断定这些材料马上就要给元首送去，因为他看不清小号字，只能读大号的粗体字。
元首认为这次刺杀他的事件是他往日的朋友，今天的敌人小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①与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一起密谋组织的。
但是，就在那几天，偶然抓获了一个名叫埃斯列尔的木匠，他是在企图偷越瑞士国境时被捕的。在严刑拷问下，他承认了刺杀元首是他一个人干的，后来，当酷刑难忍的时候，埃斯列尔又说，最后在临动手的时候又有两人参加。
因此，施伦堡深信，这两个人一定是施特拉塞“黑色阵线”的，暗杀事件与英国人毫无关系。
第二天希特勒在报纸上发表讲话，指控英国人指挥狂妄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暗杀活动。而且他开始亲自干预案件的侦讯工作。尽管施伦堡感到这很妨碍他的工作，但却无可奈何。
事过三天，侦讯工作刚刚展开，希特勒邀请赫斯、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凯特尔和施伦堡共进午餐。他自己喝的是淡茶。却请客人们喝香按酒和可可饮料。
“海德里希，”他说，“你应当使用医学和催眠术方面的一切最新成果。务必从埃斯列尔口里问出谁和他有联系。我确信那颗炸弹是国外制造的。”
然后，没等海德里希答话，希特勒就转身问施伦堡；“你对英国人的印象如何呀？在荷兰你不是和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判过吗。”
施伦堡口答道：“他们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的元首。如果我们占领了英国，他们就到加拿大去。而斯大林将会得意地发出微笑，坐山观虎斗，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
听了这番话，在坐的人都惊呆了。希姆莱把身子缩在靠背椅里，用手势向施伦堡示意，要他住口，但是施伦堡没有看见希姆莱，继续谈着自己的看法。
“当然，一家人不和是最要不得的，”希特勒并没有生气，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自己人之间发生争斗是最坏的事，可是邱吉尔却一味地阻挠我。在这些英国佬没有成为实事求是的人之前，我就要，我就应该和他们作战，我就没有权利不和他们作战。”
当大家从元首那里离去之后，海德里希对施伦堡说：“真是万幸，今天希特勒的情绪很好，不然，他会指责说，你与英国国家情报处几次接触后已经变得亲英了，给你定个‘亲英派’的罪名。那样一来，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把你关进牢房；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枪毙你，自然，要有他的命令才行。”
•••••• 施伦堡三十岁时就当上了第三帝国政治情报处的头子。
希姆莱的谍报人员向他报告说，里宾特洛甫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斯大林的计划，里宾特洛甫想亲自去见斯大林，装作是去谈判，然后用一种特制的自来水笔枪把斯大林打死。党卫军司今希姆莱把这一想法据为己有，抢先向希特勒报告这一计划，并命令施伦堡挑选两名特务。据他所知，其中一个特务认识斯大林汽车库里某机械师的亲戚。
两个特务带着外形为“卡兹别克”牌香烟盒的短波收音机，乘飞机越过了前线，空降在俄国境内。
（冯•施蒂尔里茨知道这两个人飞越前线的时间。莫斯科事先得到这一情报，两个特务双双被擒。）。
施伦堡工作中的几次失败都由于他善于深谋远虑，善于清晰地分析形势而得到了补偿。正是施伦堡还在1944年中期就对希姆莱说过，在最近一年内，对希姆莱来说最可怕的人物并不是赫尔曼，戈林，不是戈培尔，也不是鲍曼－－
“是施佩尔，”当时他说，“施佩尔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施佩尔是我国工业和国防方面的情报库。施佩尔是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施佩尔是武器生产部部长，是后方，又是前线，而首先他是伊•格康采恩，因而他代表了与美国直接的传统联系。另外，施佩尔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关系密切，这就是说他与财政金融界有联系。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很少隐瞒自己反对元首行动的立场。不是反对元首的思想，而是反对他的行动；施佩尔是位寡言少语、有势力的人物。那些刚刚建立起来、负责德国战后复兴计划的工业部门——它们就是我们未来的头脑、心脏和双手。我知道，我们那些团结在施佩尔周围的工业家们现在正忙些什么。他们正忙着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二是如何把这些利润转到西方银行去。”
听完施伦堡这番议论之后，希姆莱才第一次考虑，要把鲍曼掌管的档案攫取过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解开施佩尔这个谜的钥匙；如果他希姆莱不利用德国工业家与中立国及美国的种种关系，那鲍曼就一定会利用这些关系。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施伦堡〕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党卫军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的党员鉴定：
“1934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勇敢、坚强的北方性格。喜欢与朋友及同事交往，待人诚恳友善。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婚事系党卫军司令亲自批准。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工作表现——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除了按摩医生克莱施泰因之外；希姆莱最信任的或许只有施伦堡一个人了。从三十年代初，施伦堡还在上学的时候，希姆莱就开始注意他了。他知道，在耶稣教会中学毕业后，这位二十三岁的美男子又读完了大学，取得了艺术理论学土的学位。他还知道，在大学里施伦堡最喜欢的教授是个犹太人。他知道，一开始施伦堡时常嘲笑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对元首也不总是那么吹捧赞扬。
但当海德里希请他到谍报部门工作时，他却欣然同意了，因为这时候，他对德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已感到灰心：他们对希特勒的暴行只是忧心忡忡地评述一番，对他那些乖张反常的举动只是提心吊胆地加以嘲讽，如此而已。
在基蒂沙龙的工作是对施伦堡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这是海德里希设想出来的一家上等社会沙龙。海德里希先命令刑事警察头子奈比根据他掌握的资料卡从柏林、慕尼黑和汉堡挑选了一批雍容娴雅的妓女送到这里来．后来他又指示奈比把一些外交官和高级将领的年轻漂亮的夫人找来，她们的丈夫，白天黑夜都忙着开会，到全国各地视察，而且还经常出国，所以这些女人感到孤单得难以忍受。这些夫人太寂寞了，她们需要娱乐和消遣。在这个有亚、美、欧各洲的外交官经常出入的基蒂沙龙里她们找到了这些娱乐和消遣。
党卫军保安处技术部门的专家们在这个沙龙里安装了夹层墙壁、窃听器和照相机。
海德里希的这些设想都是由施伦堡付诸实现的，他是这个沙龙的老板，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上等社会拉皮条的角色。
收买网罗特务的工作分两条线：声明狼藉的外交官们开始在施伦堡的谍报机关里工作；而那些名誉扫地的第三帝国党政军界人物的夫人则进入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的机构中去。
缪勒是不准插手沙龙工作的，因为他那副乡巴佬的外貌和他那粗野不堪的玩笑会把客人们吓跑。那时候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受制于这个刚刚二十五岁的毛孩子。
“他还以为我会去搂他那些花枝招展的骚娘儿们的大腿呢。”缪勒对他的一位助手说，“好像多么光荣似的！在我们乡下，这种臭娘儿们大家都管她们叫大粪蛆！”
有一天，海德里希的夫人在丈夫外出时给施伦堡打电话，说她感到十分寂寞，施伦堡建议她到城外湖边走走。缪勒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心想，这可是拧掉这位漂亮小伙脑袋的好时机。盖世太保里一些“老头子”都认为施伦堡是个轻浮的人物：他长得漂亮，喜欢向图书馆函索一些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书籍，穿着打扮像个花花公子，毫不掩饰地和女人调情挑逗，常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出没，从不坐车•••难道这是个严肃认真的谍报工作人员吗？整天嘻嘻哈哈，胡说八道，再加上贪杯嗜酒•••
缪勒却与这些“老头子”看法不同。缪勒这个乡下人，头脑虽说不很灵活，但是对新鲜事物却很敏感，他认识到，施伦堡是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而且这个宠儿将会引来不少像他一样的人。
施伦堡陪着海德里希夫人来到了普洛伊涅尔湖畔。这是他唯一尊重的女人，他可以和她谈论埃拉多斯①的高雅悲剧，也可以述说罗马的粗俗情欲．他们在湖岸上漫步闲游，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着。这时有两个肥头大耳的小伙子正在冰冷的湖水里洗澡。施伦堡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白痴（只有他们俩在这冰冷的水里洗澡）竟是缪勒派来的盖世太保持务。他认为密探是无权如此公开地引人注目的。
缪勒这位乡下人的诡计比施伦堡的严谨逻辑高了一筹。特务们的任务是在两个“目标”，照缪勒的说法，想“在树丛里躺下”的时候，把他们拍摄下来。但是两个“目标”并没躺在树丛下。他们在露天凉台上喝了两杯咖啡就回城去了。然而，缪勒认为：不明真相的胡乱猜疑总比有根据的醋意更为可怕。所以他把一份揭发施伦堡和海德里希的妻子俩人在林中散步，以及在普洛伊涅尔湖畔度过了半天之久的秘密报告放在海德里希的桌上。
海德里再看过这份密告之后，对缪勒没说什么。一整天安然无事地过去了。到了晚上海德里希先给缪勒打了个电话，然后来到施伦堡的办公室，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今天情绪不好，咱们一起去喝点酒吧。”
于是他们三人在几家低级肮脏的小酒馆里混到清晨四点，和一些狂妓以及外汇投机商坐在一起，和他们开玩笑，唱民歌。到了黎明时分，海德里希脸色煞白，他凑到施伦堡身边，建议欢饮一杯交谊酒。两人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海德里希用手掌捂住了施伦堡的酒杯，说：
“您听着，我在您的酒里放了毒药。如果您不把昨天和我夫人的所作所为老老实实地告诉我，那您就没命了。如果您讲出了真情，那么，无论对我来说多么可怕，我也会把解毒药给你。”
施伦堡恍然大悟。他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点就通的。他想起了那两个在湖里洗澡的家伙，他看见了缪勒那双方东张西望的眼晴，那张得意忘形的笑脸。
“好吧，我说。海德里希夫人给我打电话，说她很寂寞，我就陪她去普洛伊涅尔湖边散步。我可以向您提出几个知道我们在那里所作所为的证人。我们在湖畔散步，谈到希腊是如何雄伟，还谈到希腊是如何因告密者出卖而被罗马毁灭等等。当然，希腊毁灭的原因绝不仅是这一点。是的，我是和海德里希夫人在一起呆了半天，我崇拜这个女人，因为她是我心目中真正伟人的妻子。解毒药在哪儿？”他问道。“药在哪儿？”
海德里希微微一笑，往酒杯里倒了一点马提尼酒，把酒杯递给了施伦堡。
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施伦堡找海德里希，求他批准一件事。
“我打算结婚，”他说，“但是我的岳母是个波兰人，’
这类事要由党卫军全国司令希姆莱审理。希姆莱亲自仔细端详了施伦堡的未婚妻和岳母的照片。又请来了罗森堡主管部门的专家，用微型圆规测量检查了颅骨的结构，前额的大小和耳朵的形状。最后希姆莱批准了施伦堡正式结婚。
施伦堡成亲之后，有一次海德里希醉醺醺地挽着他的胳臂，领他走到窗前，对他说：“您妻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个以色列银行家，您以为我不知道吗？”
施伦堡顿时感到怅然若失，两手发冷。
“何必这样呢。”海德里希说完之后突然叹了一口气。
施伦堡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海德里希要叹气。事隔很久，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帝国保安部门头子的外公就是个犹太人，曾在维也纳一个轻歌剧团里拉小提琴。
••••••早在1939年施伦堡就多次初步试图与西方建立联系。他开始和两个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周旋。
和这两个人搭上关系之后，施伦堡不仅想以将军们反希特勒阴谋活动领导人的身份去见他们，而且还想借此机会飞往伦敦，与英国谍报机关、外交部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直接接触。从政府方面来讲他是在进行反对大不列颠的阴谋活动，但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看是否有可能与唐宁街①进行更重要的接触。
◆ ①唐宁街：伦敦的一条街，是英国首相官邱所在地，常用以泛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可是在施伦堡飞往伦敦的前夕，希姆莱给他打来了电话。希姆莱失声变调地对他说，在慕尼黑刚发生一起刺杀元首的事件，说，元首认为这一定是英国间谍部门一手干的，所以必须把英国人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弄到手，并且把他们劫持到柏林来。
于是，施伦堡在荷兰芬洛演了一场大戏：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劫持到柏林。两个英国人被审讯了一整夜，后来速记员又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它的字母比普通打字机上的大两倍）把审讯英国间谍的记录重打了一遍，所以施伦堡断定这些材料马上就要给元首送去，因为他看不清小号字，只能读大号的粗体字。
元首认为这次刺杀他的事件是他往日的朋友，今天的敌人小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①与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一起密谋组织的。
但是，就在那几天，偶然抓获了一个名叫埃斯列尔的木匠，他是在企图偷越瑞士国境时被捕的。在严刑拷问下，他承认了刺杀元首是他一个人干的，后来，当酷刑难忍的时候，埃斯列尔又说，最后在临动手的时候又有两人参加。
因此，施伦堡深信，这两个人一定是施特拉塞“黑色阵线”的，暗杀事件与英国人毫无关系。
第二天希特勒在报纸上发表讲话，指控英国人指挥狂妄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暗杀活动。而且他开始亲自干预案件的侦讯工作。尽管施伦堡感到这很妨碍他的工作，但却无可奈何。
事过三天，侦讯工作刚刚展开，希特勒邀请赫斯、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凯特尔和施伦堡共进午餐。他自己喝的是淡茶。却请客人们喝香按酒和可可饮料。
“海德里希，”他说，“你应当使用医学和催眠术方面的一切最新成果。务必从埃斯列尔口里问出谁和他有联系。我确信那颗炸弹是国外制造的。”
然后，没等海德里希答话，希特勒就转身问施伦堡；“你对英国人的印象如何呀？在荷兰你不是和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判过吗。”
施伦堡口答道：“他们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的元首。如果我们占领了英国，他们就到加拿大去。而斯大林将会得意地发出微笑，坐山观虎斗，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
听了这番话，在坐的人都惊呆了。希姆莱把身子缩在靠背椅里，用手势向施伦堡示意，要他住口，但是施伦堡没有看见希姆莱，继续谈着自己的看法。
“当然，一家人不和是最要不得的，”希特勒并没有生气，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自己人之间发生争斗是最坏的事，可是邱吉尔却一味地阻挠我。在这些英国佬没有成为实事求是的人之前，我就要，我就应该和他们作战，我就没有权利不和他们作战。”
当大家从元首那里离去之后，海德里希对施伦堡说：“真是万幸，今天希特勒的情绪很好，不然，他会指责说，你与英国国家情报处几次接触后已经变得亲英了，给你定个‘亲英派’的罪名。那样一来，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把你关进牢房；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枪毙你，自然，要有他的命令才行。”
•••••• 施伦堡三十岁时就当上了第三帝国政治情报处的头子。
希姆莱的谍报人员向他报告说，里宾特洛甫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斯大林的计划，里宾特洛甫想亲自去见斯大林，装作是去谈判，然后用一种特制的自来水笔枪把斯大林打死。党卫军司今希姆莱把这一想法据为己有，抢先向希特勒报告这一计划，并命令施伦堡挑选两名特务。据他所知，其中一个特务认识斯大林汽车库里某机械师的亲戚。
两个特务带着外形为“卡兹别克”牌香烟盒的短波收音机，乘飞机越过了前线，空降在俄国境内。
（冯•施蒂尔里茨知道这两个人飞越前线的时间。莫斯科事先得到这一情报，两个特务双双被擒。）。
施伦堡工作中的几次失败都由于他善于深谋远虑，善于清晰地分析形势而得到了补偿。正是施伦堡还在1944年中期就对希姆莱说过，在最近一年内，对希姆莱来说最可怕的人物并不是赫尔曼，戈林，不是戈培尔，也不是鲍曼－－
“是施佩尔，”当时他说，“施佩尔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施佩尔是我国工业和国防方面的情报库。施佩尔是党卫军高级总队长。施佩尔是武器生产部部长，是后方，又是前线，而首先他是伊•格康采恩，因而他代表了与美国直接的传统联系。另外，施佩尔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关系密切，这就是说他与财政金融界有联系。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很少隐瞒自己反对元首行动的立场。不是反对元首的思想，而是反对他的行动；施佩尔是位寡言少语、有势力的人物。那些刚刚建立起来、负责德国战后复兴计划的工业部门——它们就是我们未来的头脑、心脏和双手。我知道，我们那些团结在施佩尔周围的工业家们现在正忙些什么。他们正忙着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二是如何把这些利润转到西方银行去。”
听完施伦堡这番议论之后，希姆莱才第一次考虑，要把鲍曼掌管的档案攫取过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解开施佩尔这个谜的钥匙；如果他希姆莱不利用德国工业家与中立国及美国的种种关系，那鲍曼就一定会利用这些关系。
第二节 1945年2月18日11点 46分
施伦堡在党卫军司令的会客厅里见到了施蒂尔里茨。
“您是下一位。”值班副官一边把党卫军经济处处长波尔将军让进希姆莱的办公室，一边对施蒂尔里茨说道。
“我想，高级总队长先生不会占很长时间，他谈的都是些局部问题．”
“您好，施蒂尔里茨，”施伦堡说，“我正找您。”
“您好，”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太疲乏了？”
“难看得厉害吗？”
“很厉害。”
“走，到我办公室去，现在我很需要您。”
“可是，昨天我就求见司令了。”
“有什么问题？”
“有件私事。”
“一个半小时以后您再来嘛，”施伦堡说，“要求改一下接见时间，反正司令整天都在这儿。”
“那好吧，”施蒂尔里茨嘟嘟嚷嚷地说，“不过，我怕这样做不太合适。”
“我把冯•施蒂尔里茨拉走了，”施伦堡对值班副官说，“请您把接见时间改到下午。”
“是，支队长！”
施伦堡挽住施蒂尔里茨的胳臂，走出办公室，愉快地悄声说：“听，他的声音多好听啊！他向上级报告，简直像个歌剧演员，声音发自丹田，很明显是想讨好上级。”
“我总是很可怜这些副官，”施蒂尔里茨说，“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副意味深长的神态，不然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些没有用的人了。”
“您这话不对。副官还是很需要的。他像只猎狗，闲来没事时，可以和他聊聊天，而且如夸他外貌漂亮的话、还可以使别的猎人羡慕。”
“我真的认识一个副官，”当他们在大廊里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接着说，“他充当了一个戏院经理的角色，见人就讲他的主人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结果有人制造了一次车祸害他，这都怪他太好夸耀，引起了公愤•••”
施伦堡也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编造的，还是真有大事？”
“当然是我编造的••••••”
在通向中间楼梯的地方他们遇上了缪勒。
“希特勒万岁，朋友们！”缪勒说。
“希特勒万岁，朋友。”施伦堡回答说。
“万岁。”施蒂尔里茨没有举手，回答道。
“真高兴见到你们这两个鬼东西，”缪勒说，“你们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了吧？”
“我们是在想，”施伦堡回答说，“为什么不想呢？”
“不过我们的阴谋诡计是无法与您的相比，”施蒂尔里茨说，“与您相比，那我们就是上帝的羔羊了。”
“你们这是和我相比？”缪勒感到有些惊奇，“不过，即便人们把你看成是魔鬼，那也挺好。雁过留声，人死了留名嘛”
缪勒很友好地拍了拍施伦堡和施蒂尔里茨的肩膀，转身走进一个助手的办公室，他喜欢这样随随便便地到他们办公室走走，特别是当审讯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更是这样。
施伦堡在党卫军司令的会客厅里见到了施蒂尔里茨。
“您是下一位。”值班副官一边把党卫军经济处处长波尔将军让进希姆莱的办公室，一边对施蒂尔里茨说道。
“我想，高级总队长先生不会占很长时间，他谈的都是些局部问题．”
“您好，施蒂尔里茨，”施伦堡说，“我正找您。”
“您好，”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太疲乏了？”
“难看得厉害吗？”
“很厉害。”
“走，到我办公室去，现在我很需要您。”
“可是，昨天我就求见司令了。”
“有什么问题？”
“有件私事。”
“一个半小时以后您再来嘛，”施伦堡说，“要求改一下接见时间，反正司令整天都在这儿。”
“那好吧，”施蒂尔里茨嘟嘟嚷嚷地说，“不过，我怕这样做不太合适。”
“我把冯•施蒂尔里茨拉走了，”施伦堡对值班副官说，“请您把接见时间改到下午。”
“是，支队长！”
施伦堡挽住施蒂尔里茨的胳臂，走出办公室，愉快地悄声说：“听，他的声音多好听啊！他向上级报告，简直像个歌剧演员，声音发自丹田，很明显是想讨好上级。”
“我总是很可怜这些副官，”施蒂尔里茨说，“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副意味深长的神态，不然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些没有用的人了。”
“您这话不对。副官还是很需要的。他像只猎狗，闲来没事时，可以和他聊聊天，而且如夸他外貌漂亮的话、还可以使别的猎人羡慕。”
“我真的认识一个副官，”当他们在大廊里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接着说，“他充当了一个戏院经理的角色，见人就讲他的主人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结果有人制造了一次车祸害他，这都怪他太好夸耀，引起了公愤•••”
施伦堡也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编造的，还是真有大事？”
“当然是我编造的••••••”
在通向中间楼梯的地方他们遇上了缪勒。
“希特勒万岁，朋友们！”缪勒说。
“希特勒万岁，朋友。”施伦堡回答说。
“万岁。”施蒂尔里茨没有举手，回答道。
“真高兴见到你们这两个鬼东西，”缪勒说，“你们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了吧？”
“我们是在想，”施伦堡回答说，“为什么不想呢？”
“不过我们的阴谋诡计是无法与您的相比，”施蒂尔里茨说，“与您相比，那我们就是上帝的羔羊了。”
“你们这是和我相比？”缪勒感到有些惊奇，“不过，即便人们把你看成是魔鬼，那也挺好。雁过留声，人死了留名嘛”
缪勒很友好地拍了拍施伦堡和施蒂尔里茨的肩膀，转身走进一个助手的办公室，他喜欢这样随随便便地到他们办公室走走，特别是当审讯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更是这样。
第三节 供思考的资料〔邱吉尔〕
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总像念咒似地重复说，英——苏——美联盟的崩溃只是几周内的事了，他还再三地让大家相信，西方在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后，一定要向德国人求援。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元首性格的表露；他对自己臆想出来的东西是坚信不移的。不过，这次希特勒的话却是有事实根据的。还在1944年年中，鲍曼的特工人员在伦敦弄到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有温斯顿•邱吉尔的这样一段话：“如果俄国人的野蛮行为毁灭了一些欧洲大国的文化和独立，那么就会产生一场可怕的灾难。”这句话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的，当时俄国人还没有打到波兰，而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没有在罗马尼亚，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没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尔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间英美在同盟国军队主攻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那么很可能他就不颁布那项对企图与西方谈判的人要立即处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时邱吉尔坚持同盟国部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他提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说，“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否甘心容忍巴尔干的，很可能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解放了布拉格和华沙，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会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头脑清醒的美国人懂得，邱吉尔硬要把打击希特勒的主要攻击点放在巴尔干，而不放在法国，这完全是利己的企图。美国人十分清楚，邱吉尔的观点如果得逞，大不列颠将成为地中海上的霸主，干是非洲，阿拉伯东方，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腊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颠了。这样一来，势力对比明显地对美国不利。所以他们主张在法国登陆。
作为一个谨慎而又有胆略的政治家，邱吉尔在一定的紧要关头，本来是可以与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进行联系，建立一个能够阻挠俄国军队冲向大西洋沿岸（这是邱吉尔最担心的）的统一阵线。但是，在1944年夏消灭阴谋叛变分子之后，这样的势力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邱吉尔认为，与帝国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调情”尽管不太现实（因为罗斯福坚持其强硬的立场，全世界存在着亲俄的情绪），但是这种“调情’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洞、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总像念咒似地重复说，英——苏——美联盟的崩溃只是几周内的事了，他还再三地让大家相信，西方在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后，一定要向德国人求援。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元首性格的表露；他对自己臆想出来的东西是坚信不移的。不过，这次希特勒的话却是有事实根据的。还在1944年年中，鲍曼的特工人员在伦敦弄到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有温斯顿•邱吉尔的这样一段话：“如果俄国人的野蛮行为毁灭了一些欧洲大国的文化和独立，那么就会产生一场可怕的灾难。”这句话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的，当时俄国人还没有打到波兰，而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没有在罗马尼亚，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没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尔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间英美在同盟国军队主攻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那么很可能他就不颁布那项对企图与西方谈判的人要立即处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时邱吉尔坚持同盟国部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他提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说，“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否甘心容忍巴尔干的，很可能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解放了布拉格和华沙，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会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头脑清醒的美国人懂得，邱吉尔硬要把打击希特勒的主要攻击点放在巴尔干，而不放在法国，这完全是利己的企图。美国人十分清楚，邱吉尔的观点如果得逞，大不列颠将成为地中海上的霸主，干是非洲，阿拉伯东方，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腊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颠了。这样一来，势力对比明显地对美国不利。所以他们主张在法国登陆。
作为一个谨慎而又有胆略的政治家，邱吉尔在一定的紧要关头，本来是可以与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进行联系，建立一个能够阻挠俄国军队冲向大西洋沿岸（这是邱吉尔最担心的）的统一阵线。但是，在1944年夏消灭阴谋叛变分子之后，这样的势力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邱吉尔认为，与帝国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调情”尽管不太现实（因为罗斯福坚持其强硬的立场，全世界存在着亲俄的情绪），但是这种“调情’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洞、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第四节 1945年2月18日12点09分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凯特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喂奶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库达姆街。”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凯特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凯特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肯尼格斯堡，”凯特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在瑞典。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德国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凯特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凯特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憋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吮起奶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吮着奶头、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凯特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凯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弗兰茨•帕肯宁，斯德哥尔摩，古斯塔夫•格奥尔格大街，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凯待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就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混的。平时埃尔温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凯特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盖世太保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凯特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凯特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帝国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瑞典籍人弗兰茨•帕肯宁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凯特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喂奶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库达姆街。”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凯特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凯特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肯尼格斯堡，”凯特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在瑞典。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德国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凯特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凯特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憋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吮起奶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吮着奶头、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凯特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凯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弗兰茨•帕肯宁，斯德哥尔摩，古斯塔夫•格奥尔格大街，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凯待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就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混的。平时埃尔温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凯特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盖世太保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凯特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凯特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帝国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瑞典籍人弗兰茨•帕肯宁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第九章
1945年2月18日１２点17分
艾斯曼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施蒂尔里茨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艾斯曼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上帝，”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艾斯曼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艾斯曼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基督教新教神甫弗里茨•施拉格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44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芭尔芭拉•克莱因，另一个叫罗伯特•尼采。这两个人都是施拉格教堂的教民，他们在告密信中说，施拉格传道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牧师曾与现在侨居瑞士的前首相布吕宁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德国和瑞士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牧师与侨居他国的首相有什么联系。
艾斯曼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施拉格牧师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盖世太保去呢？为什么施伦堡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牧师施拉格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艾斯曼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施蒂尔里茨。可是施蒂尔里茨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艾斯曼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施蒂尔里茨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艾斯曼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44年9月29日旗队长施蒂尔里茨审讯施拉格牧师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教堂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德国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德国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元首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牧师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德国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第一个问题，撤销第一项建议；就是说不要您在报刊及电台上公开反对您那些与我们制度对立的教友。我只请您先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真理。然后，如果您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再请您根据您对我们真理相信的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请先试试，能否使我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给予人们的东西比其他别的主义所能给予的多。”
“我愿意一试。但是您要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元首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的国家，而你们这些信教的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并没提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东西。你们仅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确。”
“但是，一个人活着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虽说他也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引导我们民族进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么现在我请问您一个问题：那些集中营以及类似对待我这个神职人员的那种审讯，都是你们这个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吗？”
“毫无疑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避开人民的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们反对元首，反对我们的思想，他们一定会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
“但是，哪儿是起因，哪儿是后果呢？因为什么人民发怒？它是不是你们宣扬的那个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愤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积极因素？这不是愤怒，这是对恶的反应。如果愤怒是你们的根据，如果愤怒是你们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后果，一句话，如果你们使恶成为理由，那么你们为什么却想使我相信恶就是幸福呢？”
“不，‘恶’字是您说的，我说的是‘人民的愤恨’。我们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凡尔赛和约的耻辱，只是在打倒以色列大银行家和小店铺主的强霸势力之后才有可能安居乐业。所以当有人，哪怕是神职人员，企图对伟大元首领导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加以怀疑时，人民就要愤怒。”
“很好•••不过，安居乐业和兴兵打仗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么，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关在集中营里，难道这就是幸福，或者说这就是我应当为之捐躯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您弄错了。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们的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杀人的工具，显而易见，您所用的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资料，——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的绝对不是全国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个集中营的大门上都写着：‘劳动能使你变为自由人’。我们是在集中营里教育那些失足者，至于那些并不是误入歧途而是有意与我们为敌的人，杀掉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你们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了？”
“那当然。”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某个人想干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何处了？”
“我们知道人民想做什么。”
“人民？人民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想做什么，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呢？说得确切些，你们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是因为你们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意志，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简直是梦呓空想。”
“您说得不对。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为了吃好喝好还要进行战争？”
“您别着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车，有家庭的欢乐，还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战争！是的，人民希望战争！”
“人民还希望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关进集中营去？如果幸福和战争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你们的幸福里就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因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幸福，在我看来，不可能是纯洁的。很可能，我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从您的观点来看，目的正确，方法也必然是正确的。耶稣会教徒们也曾宣扬过这种观点。”
“您，作为一个牧师，想必是不会修改基督教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基督教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宗教裁判所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裁判所。不过，据我看，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最初宗教裁判所是作为纯洁信仰的一种手段而设立的，但是它逐渐变成目的本身了。就是说，纯洁、火刑，以及最初本是为了纯洁信仰而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逐渐把恶当成自己的目的了。”
“我明白。请问：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处死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几次真正是为了让其他教民生活得更好呢？”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异教徒。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据的离经叛道。基督教里的异端邪说都宣扬不平等的思想，而耶稣却宣扬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邪说都是绝筑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之上：即‘穷富不平等，穷人应当杀死富人或者自己成为富人，登上富者的宝座’；而耶稣的思想却是；原则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耶稣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邪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教会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教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十一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十一年内我们使全体德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教民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教民来找您，他对您说；‘神父，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神职人员为人处世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军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旗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1945年2月18日１２点17分
艾斯曼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施蒂尔里茨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艾斯曼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上帝，”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艾斯曼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艾斯曼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基督教新教神甫弗里茨•施拉格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44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芭尔芭拉•克莱因，另一个叫罗伯特•尼采。这两个人都是施拉格教堂的教民，他们在告密信中说，施拉格传道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牧师曾与现在侨居瑞士的前首相布吕宁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德国和瑞士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牧师与侨居他国的首相有什么联系。
艾斯曼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施拉格牧师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盖世太保去呢？为什么施伦堡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牧师施拉格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艾斯曼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施蒂尔里茨。可是施蒂尔里茨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艾斯曼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施蒂尔里茨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艾斯曼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44年9月29日旗队长施蒂尔里茨审讯施拉格牧师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教堂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德国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德国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元首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牧师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德国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第一个问题，撤销第一项建议；就是说不要您在报刊及电台上公开反对您那些与我们制度对立的教友。我只请您先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真理。然后，如果您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再请您根据您对我们真理相信的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请先试试，能否使我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给予人们的东西比其他别的主义所能给予的多。”
“我愿意一试。但是您要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元首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的国家，而你们这些信教的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并没提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东西。你们仅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确。”
“但是，一个人活着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虽说他也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引导我们民族进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么现在我请问您一个问题：那些集中营以及类似对待我这个神职人员的那种审讯，都是你们这个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吗？”
“毫无疑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避开人民的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们反对元首，反对我们的思想，他们一定会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
“但是，哪儿是起因，哪儿是后果呢？因为什么人民发怒？它是不是你们宣扬的那个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愤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积极因素？这不是愤怒，这是对恶的反应。如果愤怒是你们的根据，如果愤怒是你们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后果，一句话，如果你们使恶成为理由，那么你们为什么却想使我相信恶就是幸福呢？”
“不，‘恶’字是您说的，我说的是‘人民的愤恨’。我们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凡尔赛和约的耻辱，只是在打倒以色列大银行家和小店铺主的强霸势力之后才有可能安居乐业。所以当有人，哪怕是神职人员，企图对伟大元首领导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加以怀疑时，人民就要愤怒。”
“很好•••不过，安居乐业和兴兵打仗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么，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关在集中营里，难道这就是幸福，或者说这就是我应当为之捐躯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您弄错了。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们的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杀人的工具，显而易见，您所用的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资料，——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的绝对不是全国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个集中营的大门上都写着：‘劳动能使你变为自由人’。我们是在集中营里教育那些失足者，至于那些并不是误入歧途而是有意与我们为敌的人，杀掉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你们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了？”
“那当然。”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某个人想干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何处了？”
“我们知道人民想做什么。”
“人民？人民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想做什么，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呢？说得确切些，你们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是因为你们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意志，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简直是梦呓空想。”
“您说得不对。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为了吃好喝好还要进行战争？”
“您别着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车，有家庭的欢乐，还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战争！是的，人民希望战争！”
“人民还希望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关进集中营去？如果幸福和战争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你们的幸福里就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因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幸福，在我看来，不可能是纯洁的。很可能，我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从您的观点来看，目的正确，方法也必然是正确的。耶稣会教徒们也曾宣扬过这种观点。”
“您，作为一个牧师，想必是不会修改基督教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基督教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宗教裁判所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裁判所。不过，据我看，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最初宗教裁判所是作为纯洁信仰的一种手段而设立的，但是它逐渐变成目的本身了。就是说，纯洁、火刑，以及最初本是为了纯洁信仰而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逐渐把恶当成自己的目的了。”
“我明白。请问：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处死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几次真正是为了让其他教民生活得更好呢？”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异教徒。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据的离经叛道。基督教里的异端邪说都宣扬不平等的思想，而耶稣却宣扬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邪说都是绝筑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之上：即‘穷富不平等，穷人应当杀死富人或者自己成为富人，登上富者的宝座’；而耶稣的思想却是；原则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耶稣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邪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教会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教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十一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十一年内我们使全体德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教民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教民来找您，他对您说；‘神父，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神职人员为人处世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军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旗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第十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8日13时53分
施蒂尔里茨销毁了写给希姆莱的那封信，又向党卫军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施伦堡那里解决了，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施普雷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施蒂尔里茨心里想，“施伦堡把施拉格牧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前首相布吕宁使他感兴趣。牧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牧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牧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牧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牧师怎么能够参加到沃尔夫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施伦堡在谈到沃尔夫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接受了全权，他在党卫军里的官衔与里宾特洛甫或者菲格莱因是同级的。施伦堡不能不对我讲沃尔夫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希姆莱谈判吗？总的说来，希姆莱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西方很清楚。不过，他们和希姆莱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牧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施拉格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牧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施伦堡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梵蒂冈，从英美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德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施蒂尔里茨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施拉格，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施蒂尔里茨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德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施蒂尔里茨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科赫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普莱施涅尔，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施蒂尔里茨。他是个仇恨希特勒分子的反法西斯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施蒂尔里茨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纳粹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元首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胡戈•普莱施涅尔曾与施蒂尔里茨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41年他们营救了一个苏联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克里米亚的法西斯德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普莱施涅尔得到盖世太保批准出国去瑞典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莫斯科。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普莱施涅尔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基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达豪集中营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为帝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普莱施涅尔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普莱施涅尔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非洲和亚洲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普莱施涅尔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弗兰茨•冯•恩斯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运动员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普莱施涅尔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格茨。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格茨可不是伯利欣根。”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弗兰茨知道，格茨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弗兰茨•冯•恩斯观察着格茨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格茨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格茨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莱施涅尔夫人跳舞。弗兰茨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格茨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格茨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普莱施涅尔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格茨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普莱施涅尔被释放后，没有去基尔，他直接到柏林去了。通过施蒂尔里茨的芙系，弟弟帮他在“别尔加蒙”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馆工作。
施蒂尔里茨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莱施埃尔，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普莱施涅尔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施蒂尔里茨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施蒂尔里茨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施蒂尔里茨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施蒂尔里茨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施蒂尔里茨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
“衣服画得很细致，身躯比例画得很精确，确实非常之好，但是您仔细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普莱施埃尔小心翼翼地反驳说。从集中营里放出来之后，他已经不会与别人争辩了，总是把不同的意见小心地藏在心里，只此而已。从前与人争论的时候，他总是面红耳赤，一定要把论敌驳倒。现在他只是小心谨慎地提出反驳的论据。“奥里略这幅肖像有什么思想吗？他表达不出任何思想，只是为自己的成就树碑立传而已。如果您细心观察一下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艺术，您就会相信希腊已经转移到巴黎了，伟大的埃拉多斯已经到自由思谋那里去了•••。
有一次，普莱施涅尔请施蒂尔里茨停下来看一幅“人兽”’彩色壁画——头是人的，身躯是野猪的——。
普莱施埃尔问道：“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很像现今的德国人，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愚蠢、野蛮、任人摆布的野兽了。”他没有回答普莱施埃尔的问话，而是用他称之为“社会”音响的一些“嗯”、“实在是”、“哎呀”之类的词句敷衍了事。当不好闭口不语，而直接回答又不可能的时候，他经常用这种办法。
施蒂尔里茨在走过“别尔加蒙”空旷的展厅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人却这样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天才呢？为什么有人要破坏、焚烧、摔碎雕塑作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画家如此的无情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去搜集残留下来的一鳞半爪，只能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美的教育呢？为什么古人这样不理智地把他们这些活着的神送给野蛮人做牺牲品呢？”
施蒂尔里茨喝干了那杯格罗格酒，又点燃那支熄灭了的香烟。“为什么我没完没了地回忆普莱施涅尔呢？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吗？或者我正在考虑为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联系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来了。‘他和谁进行了角斗？和他自己，和他自己•••’这好像是帕斯捷尔纳的诗句？”
“过来，伙计！”他喊了一声酒馆的伙计。“我要走了，算账吧••••••”
第一节 1945年2月18日13时53分
施蒂尔里茨销毁了写给希姆莱的那封信，又向党卫军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施伦堡那里解决了，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施普雷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施蒂尔里茨心里想，“施伦堡把施拉格牧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前首相布吕宁使他感兴趣。牧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牧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牧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牧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牧师怎么能够参加到沃尔夫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施伦堡在谈到沃尔夫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接受了全权，他在党卫军里的官衔与里宾特洛甫或者菲格莱因是同级的。施伦堡不能不对我讲沃尔夫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希姆莱谈判吗？总的说来，希姆莱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西方很清楚。不过，他们和希姆莱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牧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施拉格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牧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施伦堡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梵蒂冈，从英美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德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施蒂尔里茨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施拉格，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施蒂尔里茨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德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施蒂尔里茨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科赫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普莱施涅尔，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施蒂尔里茨。他是个仇恨希特勒分子的反法西斯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施蒂尔里茨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纳粹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元首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胡戈•普莱施涅尔曾与施蒂尔里茨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41年他们营救了一个苏联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克里米亚的法西斯德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普莱施涅尔得到盖世太保批准出国去瑞典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莫斯科。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普莱施涅尔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基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达豪集中营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为帝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普莱施涅尔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普莱施涅尔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非洲和亚洲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普莱施涅尔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弗兰茨•冯•恩斯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运动员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普莱施涅尔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格茨。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格茨可不是伯利欣根。”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弗兰茨知道，格茨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弗兰茨•冯•恩斯观察着格茨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格茨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格茨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莱施涅尔夫人跳舞。弗兰茨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格茨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格茨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普莱施涅尔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格茨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普莱施涅尔被释放后，没有去基尔，他直接到柏林去了。通过施蒂尔里茨的芙系，弟弟帮他在“别尔加蒙”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馆工作。
施蒂尔里茨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莱施埃尔，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普莱施涅尔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施蒂尔里茨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施蒂尔里茨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施蒂尔里茨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施蒂尔里茨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施蒂尔里茨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
“衣服画得很细致，身躯比例画得很精确，确实非常之好，但是您仔细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普莱施埃尔小心翼翼地反驳说。从集中营里放出来之后，他已经不会与别人争辩了，总是把不同的意见小心地藏在心里，只此而已。从前与人争论的时候，他总是面红耳赤，一定要把论敌驳倒。现在他只是小心谨慎地提出反驳的论据。“奥里略这幅肖像有什么思想吗？他表达不出任何思想，只是为自己的成就树碑立传而已。如果您细心观察一下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艺术，您就会相信希腊已经转移到巴黎了，伟大的埃拉多斯已经到自由思谋那里去了•••。
有一次，普莱施涅尔请施蒂尔里茨停下来看一幅“人兽”’彩色壁画——头是人的，身躯是野猪的——。
普莱施埃尔问道：“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很像现今的德国人，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愚蠢、野蛮、任人摆布的野兽了。”他没有回答普莱施埃尔的问话，而是用他称之为“社会”音响的一些“嗯”、“实在是”、“哎呀”之类的词句敷衍了事。当不好闭口不语，而直接回答又不可能的时候，他经常用这种办法。
施蒂尔里茨在走过“别尔加蒙”空旷的展厅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人却这样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天才呢？为什么有人要破坏、焚烧、摔碎雕塑作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画家如此的无情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去搜集残留下来的一鳞半爪，只能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美的教育呢？为什么古人这样不理智地把他们这些活着的神送给野蛮人做牺牲品呢？”
施蒂尔里茨喝干了那杯格罗格酒，又点燃那支熄灭了的香烟。“为什么我没完没了地回忆普莱施涅尔呢？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吗？或者我正在考虑为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联系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来了。‘他和谁进行了角斗？和他自己，和他自己•••’这好像是帕斯捷尔纳的诗句？”
“过来，伙计！”他喊了一声酒馆的伙计。“我要走了，算账吧••••••”
第二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鲍曼）
关于此人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影片的镜头上，站在元首旁边的照片那就更少见了。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脸颊上有一条伤疤，摄影师们按动相机快门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躲到旁边人的背后去。
据说，1924年他曾因政治谋杀罪坐了十四个月的监牢。在赫斯飞逃英国之前谁也不清楚他的情况。当时希姆莱奉元首的命令去整顿这个“烂透了的窑子”（元首就是这样评论党务办公厅的，当时赫斯任办公厅主任，他是元首直呼其姓名并用“你”称谓的唯一党员）。一夜间，希姆莱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与赫斯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党务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马丁•鲍曼安然无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挥了希姆莱，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将他不需要的人都送进了集中营。
接任赫斯的职位之后，鲍曼丝毫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里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他把希特勒说的话都记在上边；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简朴。对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他故意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竟逐渐地成了元首离不开的人物了，甚至元首常开玩笑称他是自己的影子。他办事能力极强，有时希特勒坐下来用午餐时，忽然想知道一件什么事，等到端上咖啡的时候，鲍曼的答案就已经准备好了。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欢迎希特勒的仪式，结果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次盛大的散步。鲍曼见到希特勒是站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希特勒看到就在昨天他站着的地方有一棵橡树，一夜之间鲍曼竟然能组织人移来这么一棵大树••••••
鲍曼知道希特勒从来不事先准备演说词，元首一向是依靠即席发言，而且通常还讲得很成功。不过，鲍曼还是总不忘记给元首扼要地写个提纲，列出一些他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当元首要会见一些外国首脑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项不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希特勒根本没有想过，一些纲领性的发言竟是别人替他写的。他认为鲍曼的工作虽说是秘书工作，但却是很必要、很及时的工作。所以，有一次鲍曼生病，希特勒就感到事事都不顺手。
有时候一些军事将领或军工部长施佩尔打来报告，在报告里他们整理出了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元首研究，这时鲍曼要么就尽可能地把报告束之高阁，不往上呈，要么就找约德尔或施佩尔谈话，善意地、亲切地劝说他们把某些事实说得缓和些。
“咱们大家一起来爱护他的神经吧。”他说，“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但是何必要使元首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于言辞，但却精于公文；他聪明过人，但却装出一副略带几分粗鲁的耿直忠厚的样子；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却像个在做出稍微重要一点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和别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阅秘密函件的时候，马丁•鲍曼见到一封来自党卫军保安处印着“绝密，亲启”字样的信件，信是专呈给他的。
下面就是来信的内容：
鲍曼同志！据我所知，某些人背着元首在瑞典和瑞士开始与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总体战争时期，正当战场上决定世界前途之际，他们竟然做这种事。作为党卫军保安处的军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这些谈判的详细情况。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为倘若这封信落到保安处机构手中，我就要立即丧命。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署名。如果您认为我向您报告的情况很重要，那么就请您于明日13时到“新门”大饭店门前会面。
一个忠于元首党卫军、忠于国社党的成员
鲍曼手里拿着这封信，呆坐了许久。他想给盖世太保头目缪勒打个电话。他知道，缪勒对他是感恩戴德的。缪勒原是个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袭击国社党巴伐利亚的党组织。后来国社党成了德国执政党，他就转过来投效国社党了。一直到1939年这位盖世太保头领还是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鲍曼亲自向元首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鲍曼从来不允许缪勒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缪勒。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鲍曼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盖世太保的人，而且缪勒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希姆莱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坏蛋的脸色，放心大胆地把党的全部资金用我的人的名义，而不用他的人的名义存到中立国银行里去了。”
这封信鲍曼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他还没有明确决定该怎么办。
艾斯曼打开录音机。他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仔细听着施蒂尔里茨有些沉闷的说话声。
“请问，您在我们的监狱里囚禁了两个月，您觉得可怕吗？”
“你们上台十一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可怕。”
“又在蛊惑煽动。我问您在我们牢房里、监狱里那段时间您是不是感到害怕？”
“当然了”
“当然了。假设出现了奇迹，我们把您放出去，您是否还愿意再到这里来呢？”
“不。我根本就不愿意和你们来往。”
“好极了。不过，我若是提出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种纯粹人的关系，作为释放您的条件，您会怎样？”
“和您探讨纯粹人的良好关系，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对待人的一种自然的体现。您如果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工作人员对待我，那么我就把您完全当作一个人；否则，您能做到几分，我的态度也就有几分相应的改变。”
“我将要作为您的救命恩人与您交往。”
“您想帮助我，是出于内心自愿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在您的身上是有所打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确知您的目的是善良的才行。”
“您可以相信，我的目的是再正直不过了。”
“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军人，新闻记者。总之，都是些人物。我想请您和这些人谈谈，当然是要等我能劝说领导把您释放之后。我并不要求您向我报告这些谈话的情况。我的确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装窃听器，不过你们可以到树林里去谈。以后我只是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些人的看法，谈谈他们身上有几分善、几分恶。这个忙您能帮吗？”
“就算是可以吧•••不过，我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您要向我提出这种建议呢？”
“那您就问吧。”
“您是不是过分地信任我了，所以把无人可求的事交给我，让我帮助您去做；或许您是在挑唆我，如果您真的是在挑唆，那么我们的谈话就又绕回原地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又找不到共同语言了。您依然是党的工作人员，而我还是一个情愿走自己力所能及的路的普通人，而不想当什么组织的工作人员。”
“怎么才能使您相信，我不是在挑唆您呢？”
“看一看我的眼睛。”
“好了，这样我和您就算是交换过国书了。”
艾斯曼听完录音之后，吩咐说：“请给我查阅一下有关牧师在狱中表现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举止言行，与其他犯人的接触，谈话等等全部材料••••••一句话越详细越好。”
••••••一小时后，他要的材料就准备好了，但材料中讲的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原来在1945年1月施拉格牧师就被释放出狱了。从案卷里弄不清他被释放是因为他同意为党卫军保安处效力呢，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案卷里只有施伦堡签署的释放施拉格出狱后由施蒂尔里茨监管的指今。仅此而已。
关于此人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影片的镜头上，站在元首旁边的照片那就更少见了。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脸颊上有一条伤疤，摄影师们按动相机快门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躲到旁边人的背后去。
据说，1924年他曾因政治谋杀罪坐了十四个月的监牢。在赫斯飞逃英国之前谁也不清楚他的情况。当时希姆莱奉元首的命令去整顿这个“烂透了的窑子”（元首就是这样评论党务办公厅的，当时赫斯任办公厅主任，他是元首直呼其姓名并用“你”称谓的唯一党员）。一夜间，希姆莱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与赫斯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党务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马丁•鲍曼安然无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挥了希姆莱，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将他不需要的人都送进了集中营。
接任赫斯的职位之后，鲍曼丝毫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里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他把希特勒说的话都记在上边；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简朴。对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他故意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竟逐渐地成了元首离不开的人物了，甚至元首常开玩笑称他是自己的影子。他办事能力极强，有时希特勒坐下来用午餐时，忽然想知道一件什么事，等到端上咖啡的时候，鲍曼的答案就已经准备好了。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欢迎希特勒的仪式，结果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次盛大的散步。鲍曼见到希特勒是站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希特勒看到就在昨天他站着的地方有一棵橡树，一夜之间鲍曼竟然能组织人移来这么一棵大树••••••
鲍曼知道希特勒从来不事先准备演说词，元首一向是依靠即席发言，而且通常还讲得很成功。不过，鲍曼还是总不忘记给元首扼要地写个提纲，列出一些他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当元首要会见一些外国首脑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项不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希特勒根本没有想过，一些纲领性的发言竟是别人替他写的。他认为鲍曼的工作虽说是秘书工作，但却是很必要、很及时的工作。所以，有一次鲍曼生病，希特勒就感到事事都不顺手。
有时候一些军事将领或军工部长施佩尔打来报告，在报告里他们整理出了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元首研究，这时鲍曼要么就尽可能地把报告束之高阁，不往上呈，要么就找约德尔或施佩尔谈话，善意地、亲切地劝说他们把某些事实说得缓和些。
“咱们大家一起来爱护他的神经吧。”他说，“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但是何必要使元首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于言辞，但却精于公文；他聪明过人，但却装出一副略带几分粗鲁的耿直忠厚的样子；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却像个在做出稍微重要一点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和别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阅秘密函件的时候，马丁•鲍曼见到一封来自党卫军保安处印着“绝密，亲启”字样的信件，信是专呈给他的。
下面就是来信的内容：
鲍曼同志！据我所知，某些人背着元首在瑞典和瑞士开始与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总体战争时期，正当战场上决定世界前途之际，他们竟然做这种事。作为党卫军保安处的军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这些谈判的详细情况。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为倘若这封信落到保安处机构手中，我就要立即丧命。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署名。如果您认为我向您报告的情况很重要，那么就请您于明日13时到“新门”大饭店门前会面。
一个忠于元首党卫军、忠于国社党的成员
鲍曼手里拿着这封信，呆坐了许久。他想给盖世太保头目缪勒打个电话。他知道，缪勒对他是感恩戴德的。缪勒原是个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袭击国社党巴伐利亚的党组织。后来国社党成了德国执政党，他就转过来投效国社党了。一直到1939年这位盖世太保头领还是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鲍曼亲自向元首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鲍曼从来不允许缪勒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缪勒。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鲍曼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盖世太保的人，而且缪勒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希姆莱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坏蛋的脸色，放心大胆地把党的全部资金用我的人的名义，而不用他的人的名义存到中立国银行里去了。”
这封信鲍曼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他还没有明确决定该怎么办。
艾斯曼打开录音机。他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仔细听着施蒂尔里茨有些沉闷的说话声。
“请问，您在我们的监狱里囚禁了两个月，您觉得可怕吗？”
“你们上台十一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可怕。”
“又在蛊惑煽动。我问您在我们牢房里、监狱里那段时间您是不是感到害怕？”
“当然了”
“当然了。假设出现了奇迹，我们把您放出去，您是否还愿意再到这里来呢？”
“不。我根本就不愿意和你们来往。”
“好极了。不过，我若是提出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种纯粹人的关系，作为释放您的条件，您会怎样？”
“和您探讨纯粹人的良好关系，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对待人的一种自然的体现。您如果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工作人员对待我，那么我就把您完全当作一个人；否则，您能做到几分，我的态度也就有几分相应的改变。”
“我将要作为您的救命恩人与您交往。”
“您想帮助我，是出于内心自愿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在您的身上是有所打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确知您的目的是善良的才行。”
“您可以相信，我的目的是再正直不过了。”
“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军人，新闻记者。总之，都是些人物。我想请您和这些人谈谈，当然是要等我能劝说领导把您释放之后。我并不要求您向我报告这些谈话的情况。我的确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装窃听器，不过你们可以到树林里去谈。以后我只是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些人的看法，谈谈他们身上有几分善、几分恶。这个忙您能帮吗？”
“就算是可以吧•••不过，我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您要向我提出这种建议呢？”
“那您就问吧。”
“您是不是过分地信任我了，所以把无人可求的事交给我，让我帮助您去做；或许您是在挑唆我，如果您真的是在挑唆，那么我们的谈话就又绕回原地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又找不到共同语言了。您依然是党的工作人员，而我还是一个情愿走自己力所能及的路的普通人，而不想当什么组织的工作人员。”
“怎么才能使您相信，我不是在挑唆您呢？”
“看一看我的眼睛。”
“好了，这样我和您就算是交换过国书了。”
艾斯曼听完录音之后，吩咐说：“请给我查阅一下有关牧师在狱中表现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举止言行，与其他犯人的接触，谈话等等全部材料••••••一句话越详细越好。”
••••••一小时后，他要的材料就准备好了，但材料中讲的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原来在1945年1月施拉格牧师就被释放出狱了。从案卷里弄不清他被释放是因为他同意为党卫军保安处效力呢，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案卷里只有施伦堡签署的释放施拉格出狱后由施蒂尔里茨监管的指今。仅此而已。
第十一章
过了半小时，又送来一份文件：施拉格释放后，第六处的特务克劳斯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人的材料在什么地方？”艾斯曼问。
“他和旗队长施蒂尔里茨单线联系。”
“怎么，连书面记录也没有吗？”
“没有，”资料卡片库的人回答说，“为了对行动有利，所以没有做记录•••”
于是艾斯曼吩咐说：“把这个特务给我找来。要注意，这件事除了你、我和他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过了半小时，又送来一份文件：施拉格释放后，第六处的特务克劳斯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人的材料在什么地方？”艾斯曼问。
“他和旗队长施蒂尔里茨单线联系。”
“怎么，连书面记录也没有吗？”
“没有，”资料卡片库的人回答说，“为了对行动有利，所以没有做记录•••”
于是艾斯曼吩咐说：“把这个特务给我找来。要注意，这件事除了你、我和他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好贴！顶了
不知还有后续否？
不知还有后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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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945年2月27日15时0分
缪勒把两份报告收进文件夹里，拿起电话话筒。
“我是缪勒，”他回答说。“您是哪位呀？”
“施伦堡‘同志’向缪勒‘同志’问好，”政治侦察处处长开玩笑说。“也许您觉得用‘先生’这个称呼更合适？”
“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缪勒’。”盖世太保头子说，“既明确又谦虚，而且还很有风味。老朋友，有什么您就说吧。”
施伦堡用手掌捂住话筒，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说：“好，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不然他又要耍滑头，溜掉了，他真像只狐狸•••”
“老朋友，”施伦堡说，“施蒂尔里茨到我这儿来了，您大概还记得他••••••对吧？那就更好了。他有点心神不定：有人在盯他的悄，或许是些歹徒，知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树林里；也许是您的人在监视他。您能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
“他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您的车是什么牌子？”施伦堡又捂住话筒，问道。
“‘霍里赫’牌。”
“您不要捂话筒了，”缪勒说，“让施蒂尔里茨自己说好了。”
“您怎么，是千里眼吗？”施伦堡问。
施蒂尔里茨接过话筒，说：“希特勒万岁！”
“您好哇，朋友，”缪勒答道，“您的汽车牌号是BKP－821吗？”
“就是这个车号，高级总队长•••”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跟上您的？是在库尔费尔斯汀达姆街吗？”
“不是。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您是不是在老兵街甩掉他们的？”
“正是。”
缪勒笑了起来，说：“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什么工作呀！施蒂尔里茨，您放心好了，跟踪您的不是歹徒。您就安安稳稳地在树林里住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监视的是一个南美人的‘霍里赫’。车子与您那辆很相似•••现在您就和从前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万一我的人再把您和南美人搞混，而且向我报告说您常去库达姆街上的‘茨果依凯列尔’，那我可就不再包庇您了•••”
“茨果依凯列尔”意思是“吉卜赛地下酒家”，这是一家小酒馆，军人和国社党员是不准去的。
“但是，如果因工作需要我必须到那儿去呢？”施蒂尔里茨问。
“那也一样，”缪勒冷笑了一下。“如果您愿意指定一些低俗污秽的地方和自己人会面的话，最好到‘墨西哥’酒家去。”
这是缪勒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家酒馆，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从施伦堡那里知道的，施伦堡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墨西哥酒家”，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盖世太保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墨西哥’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希特勒万岁！”
施蒂尔里茨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缪勒说的是真话，因为缪勒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经勒。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 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地铁‘中央广场’站。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维尔伯
缪勒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缪勒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党卫军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交给希姆莱私人飞行员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伞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伞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飞行员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沃尔夫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帝国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沃尔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希姆莱之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希姆莱拆开了这封来信。
帝国党卫军司令！
回意大利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①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拉芒什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 ①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30年至1964年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译者往。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欧根•多尔曼，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意大利人，她在亲德、但反纳粹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多尔曼夫人身上的亲德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欧根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多尔曼就开始通过意大利的渠道向杜勒斯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意大利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多尔曼进行以下的活动：据盖世太保的情报说，党卫军坦克军的一名尉官吉多•齐米尔和一些意大利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多尔曼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多尔曼醉醺醺地对齐米尔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后的第二天，齐米尔在与路易治•帕里利男爵谈话的时候说，如果多尔曼谈到战争可憎，那就是说，卡尔•沃尔夫也是这样想的，而整个意大利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德军的命运都掌握在沃尔夫的手里。路易治•帕里利过去曾是美国‘凯尔维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尽管他一直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黎巴嫩的大银行家。齐米尔与帕里利的谈话使多尔曼掌握了足够的把柄。于是他把吉多•齐米尔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得到的低毁齐米尔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他对齐米尔说，“你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德国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齐米尔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齐米尔遇到帕里利男爵，对他说，只有在意大利的党卫军首领沃尔夫可以拯救北意大利，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里利男爵在都灵、热那亚和米兰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十分关心地把齐米尔的话听完，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齐米尔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这样一来，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元首和帝国的利益，在党卫军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
２月２１日帕里利男爵飞抵苏黎世。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可斯•休斯曼。通过休斯曼的帮助，他和瑞士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威别尔搭上了关系。威别尔同意帮助在党卫军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说，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热那亚主要是几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意大利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别尔是在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帕里利男爵谈话时威别尔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瑞士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帕里利向威别尔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威别尔说，和帕里利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维尔尼茨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杜勒斯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威别尔的两位朋友。
帕里利和格维尔尼茨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格维尔尼茨并不是埃冈•格维尔尼茨的儿子，而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哈德•冯•舒尔茨／格维尔尼茨的儿子。他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我在想，威别尔和格维尔尼茨会不会在德国就已经有所接触，因为他们俩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艾伦•杜勒斯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军旗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交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缪勒把两份报告收进文件夹里，拿起电话话筒。
“我是缪勒，”他回答说。“您是哪位呀？”
“施伦堡‘同志’向缪勒‘同志’问好，”政治侦察处处长开玩笑说。“也许您觉得用‘先生’这个称呼更合适？”
“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缪勒’。”盖世太保头子说，“既明确又谦虚，而且还很有风味。老朋友，有什么您就说吧。”
施伦堡用手掌捂住话筒，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说：“好，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不然他又要耍滑头，溜掉了，他真像只狐狸•••”
“老朋友，”施伦堡说，“施蒂尔里茨到我这儿来了，您大概还记得他••••••对吧？那就更好了。他有点心神不定：有人在盯他的悄，或许是些歹徒，知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树林里；也许是您的人在监视他。您能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
“他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您的车是什么牌子？”施伦堡又捂住话筒，问道。
“‘霍里赫’牌。”
“您不要捂话筒了，”缪勒说，“让施蒂尔里茨自己说好了。”
“您怎么，是千里眼吗？”施伦堡问。
施蒂尔里茨接过话筒，说：“希特勒万岁！”
“您好哇，朋友，”缪勒答道，“您的汽车牌号是BKP－821吗？”
“就是这个车号，高级总队长•••”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跟上您的？是在库尔费尔斯汀达姆街吗？”
“不是。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您是不是在老兵街甩掉他们的？”
“正是。”
缪勒笑了起来，说：“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什么工作呀！施蒂尔里茨，您放心好了，跟踪您的不是歹徒。您就安安稳稳地在树林里住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监视的是一个南美人的‘霍里赫’。车子与您那辆很相似•••现在您就和从前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万一我的人再把您和南美人搞混，而且向我报告说您常去库达姆街上的‘茨果依凯列尔’，那我可就不再包庇您了•••”
“茨果依凯列尔”意思是“吉卜赛地下酒家”，这是一家小酒馆，军人和国社党员是不准去的。
“但是，如果因工作需要我必须到那儿去呢？”施蒂尔里茨问。
“那也一样，”缪勒冷笑了一下。“如果您愿意指定一些低俗污秽的地方和自己人会面的话，最好到‘墨西哥’酒家去。”
这是缪勒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家酒馆，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从施伦堡那里知道的，施伦堡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墨西哥酒家”，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盖世太保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墨西哥’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希特勒万岁！”
施蒂尔里茨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缪勒说的是真话，因为缪勒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经勒。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 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地铁‘中央广场’站。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维尔伯
缪勒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缪勒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党卫军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交给希姆莱私人飞行员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伞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伞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飞行员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沃尔夫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帝国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沃尔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希姆莱之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希姆莱拆开了这封来信。
帝国党卫军司令！
回意大利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①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拉芒什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 ①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30年至1964年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译者往。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欧根•多尔曼，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意大利人，她在亲德、但反纳粹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多尔曼夫人身上的亲德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欧根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多尔曼就开始通过意大利的渠道向杜勒斯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意大利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多尔曼进行以下的活动：据盖世太保的情报说，党卫军坦克军的一名尉官吉多•齐米尔和一些意大利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多尔曼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多尔曼醉醺醺地对齐米尔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后的第二天，齐米尔在与路易治•帕里利男爵谈话的时候说，如果多尔曼谈到战争可憎，那就是说，卡尔•沃尔夫也是这样想的，而整个意大利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德军的命运都掌握在沃尔夫的手里。路易治•帕里利过去曾是美国‘凯尔维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尽管他一直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黎巴嫩的大银行家。齐米尔与帕里利的谈话使多尔曼掌握了足够的把柄。于是他把吉多•齐米尔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得到的低毁齐米尔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他对齐米尔说，“你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德国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齐米尔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齐米尔遇到帕里利男爵，对他说，只有在意大利的党卫军首领沃尔夫可以拯救北意大利，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里利男爵在都灵、热那亚和米兰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十分关心地把齐米尔的话听完，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齐米尔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这样一来，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元首和帝国的利益，在党卫军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
２月２１日帕里利男爵飞抵苏黎世。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可斯•休斯曼。通过休斯曼的帮助，他和瑞士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威别尔搭上了关系。威别尔同意帮助在党卫军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说，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热那亚主要是几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意大利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别尔是在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帕里利男爵谈话时威别尔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瑞士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帕里利向威别尔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威别尔说，和帕里利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维尔尼茨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杜勒斯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威别尔的两位朋友。
帕里利和格维尔尼茨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格维尔尼茨并不是埃冈•格维尔尼茨的儿子，而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哈德•冯•舒尔茨／格维尔尼茨的儿子。他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我在想，威别尔和格维尔尼茨会不会在德国就已经有所接触，因为他们俩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艾伦•杜勒斯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军旗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交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第十二章
第一节
“别尔加蒙”博物馆被英国空军炸毁了，但是普莱施涅尔教授却没有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撤退。他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柏林，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施蒂尔里茨正去找他。
普莱施涅尔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咖啡。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普莱施涅尔回答说。
“元首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领袖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他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德国人呀。”
施蒂尔里茨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普莱施涅尔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施蒂尔里茨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施蒂尔里茨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德国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施蒂尔里茨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党卫军旗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普莱施涅尔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
“不对！”他说，“绝对不对！我弟弟从来没当过奸细，也不可能当奸细！不对！”他大声地重复了一句。“不对！我不相信您说的话！”
“他不是奸细，”施蒂尔里茨说，“但是我们是在侦察部门工作。不过，是在苏联的侦察部门•••”
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了普莱施涅尔。
这是他弟弟临死前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好友，感谢你对我的一切帮助。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如何去爱，以及为了这种爱又如何去恨那些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人。普莱施涅尔。”
“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担心盖世太保的检查，”施蒂尔里茨一边把信收回，一边这样解释说，“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您自己也明白，是布尔什维克匪帮和美国的侵略军呀。像您弟弟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仇恨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美国人呀••••••不是这样吗？”
普莱施没尔深深地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向您鼓掌叫好，”他终于开口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不过，我应当对您直说：皮鞭一抽在我的肋骨上，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答道，“您愿意服毒自杀呢，还是愿意在盖世太保那里受刑？”
“如果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普莱施涅尔脸上突然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我自然是选择服毒这条路了。”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了，”施蒂尔里茨也微笑了一下。
“可以通力合作••••••”
“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活下去。而且做好准备，随时去做必须做的事。”
第一节
“别尔加蒙”博物馆被英国空军炸毁了，但是普莱施涅尔教授却没有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撤退。他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柏林，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施蒂尔里茨正去找他。
普莱施涅尔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咖啡。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普莱施涅尔回答说。
“元首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领袖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他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德国人呀。”
施蒂尔里茨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普莱施涅尔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施蒂尔里茨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施蒂尔里茨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德国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施蒂尔里茨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党卫军旗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普莱施涅尔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
“不对！”他说，“绝对不对！我弟弟从来没当过奸细，也不可能当奸细！不对！”他大声地重复了一句。“不对！我不相信您说的话！”
“他不是奸细，”施蒂尔里茨说，“但是我们是在侦察部门工作。不过，是在苏联的侦察部门•••”
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了普莱施涅尔。
这是他弟弟临死前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好友，感谢你对我的一切帮助。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如何去爱，以及为了这种爱又如何去恨那些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人。普莱施涅尔。”
“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担心盖世太保的检查，”施蒂尔里茨一边把信收回，一边这样解释说，“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您自己也明白，是布尔什维克匪帮和美国的侵略军呀。像您弟弟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仇恨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美国人呀••••••不是这样吗？”
普莱施没尔深深地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向您鼓掌叫好，”他终于开口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不过，我应当对您直说：皮鞭一抽在我的肋骨上，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答道，“您愿意服毒自杀呢，还是愿意在盖世太保那里受刑？”
“如果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普莱施涅尔脸上突然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我自然是选择服毒这条路了。”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了，”施蒂尔里茨也微笑了一下。
“可以通力合作••••••”
“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活下去。而且做好准备，随时去做必须做的事。”
第二节 1945年3月7日22时03分
“晚上好，牧师，”施蒂尔里茨进屋后立即把门关上，说，“对不起，我来得这么晚。您已经睡了？”
“晚上好。我已经睡了。不过，没关系，您不用为这感到过意不去，请进吧。我这就点蜡烛。请坐。”
“谢谢，让我坐在哪儿呢？”
“请随便，这儿靠近瓷砖壁炉暖和些。要不坐到这儿来？”
“一冷一热，我出去会马上感冒的。最好是保持恒温不变。牧师，一个月以前有谁在您这儿住过吗？”
“有个人曾经在我这儿住过。”
“他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您当时就没问一下，他是什么人？”
“没有。他当时处境困难，请求避难，我当然不便拒绝。”
“这倒不错，您对我说起谎话来了，还编得像那么回事。他对您说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把他当成共产党人和他进行辩论。牧师，他不是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他是我手下的侦探，是盖世太保派来试探您的人。”
“啊，原来如此••••••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跟他谈话。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共产党人，还是您手下的侦探，这无关紧要。他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帮他摆脱险境，我不好拒绝他。”
“您不好拒绝他，”施蒂尔里茨重复着他的话，“而且他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只是个普通人’，是个抽象的人，倘若因此有些具体的人将被送上绞架，这对您来说是否至关重要呢？”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说得再具体一点，如果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是您的妹妹和她的孩子，这对您是否至关重要呢？”
“这简直是残暴！”
“可是说什么在您面前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无关紧要，这更是十恶不赦的残暴，”施蒂尔里茨说着坐了下来，“况且您的这种残暴是自古沿袭下来的教条，因此格外可怕。您坐下来听我说，您和我的密探的谈话都录在磁带上了。不过这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给我寄来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录音带我已销毁，没有录音带别人是不会相信他的。由于他是我的侦探，别人根本不会过问。至于您的妹妹，只要您刚越过瑞土边界，她就会被逮捕。”
“可我并不打算越过瑞士边界。”
“您一定要到瑞士去，我会设法保证您妹妹的安全。””
“您就像神话里所说的会摇身变化的人•••要是您这样变幻莫测，捉摸不定，我怎么能相信您呢？”
“牧师，您没有别的出路。哪怕是为了挽救您亲属的生命，您也应该到瑞士去。您去吗？”
“好，我去。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
“您为什么不问一问，在瑞士要您干什么？假如我给您的任务是炸毁路得派新教堂，您一定会拒绝到那儿去的，是吗？”
“您是个聪明人。您可能已经确有把握地估计到，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什么是我无能为力做不到的•••”
“对，您怜悯德国吗？”
“我怜悯德国人。”
“好。您是否认为刻不容缓的和平是德国人的出路？”
“这是德国的出路••••••”
“诡辩，牧师，您在诡辩。这是德国人、德国和全人类的出路。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们已经活到岁数了，再说，我们都是日渐衰老的单身汉。可是孩子们呢？”
“您往下说。”
“在瑞士和平主义运动中有您的同事，他们中能找谁呢？”
“独裁政权怎么会需要和平主义者呢？”
“不，独裁政权不需要和平主义者。而那些清醒估计当前局势，认识到战争继续一天便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死亡的人才需要和平主义者。”
“希特勒会同意谈判吗？”
“希特勒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要谈判的是另一些人。不过谈这个还为时过早。首先我要得到保证，您在那儿能和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能帮助您和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有谁能帮助您呢？”
牧师耸了耸肩：“瑞士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物您看合适吗？”
“不，这是正式渠道，这样不慎重。我指的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会人士。”
“所有的教会人士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影响，”牧师说道，但看到施蒂尔里茨的脸又颤动了一下，便马上接着说，“那儿我有许多朋友，可是要作出什么保证，这未免太天真了。不过，我想跟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能办到的。比如说，布吕宁••••••大家都很尊敬他••••••可是，他们会问，我是代表谁来的。”
“代表德国人，”施蒂尔里茨简短地答道，“如果是问具体是什么人打算谈判，您就反问，‘西方由谁出面谈判？’这将通过我给您的联络关系来进行－－”
“通过什么？”牧师没有听清。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全部细节我们以后还要确定。暂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他是原则上达成协议。”
“那怎么能保证我妹妹和她的孩子们不会被送上绞架呢？”
“您不就是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这是轻易能办到的事吗？”
“我想不是。”
“我手里掌握了您和秘密警察的谈话录音，我本来可以把您送进火化炉，您说对吗？”
“那毫无疑问。”
“瞧，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只要您为德国人的命运感到无限担忧而又责无旁贷、始终如一地尽自己的义务，那您妹妹将会安然无恙。”
“您是在威胁我？”
“我是告诫您。您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不能为挽救您和您的妹妹做任何事。”
“这一切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就在最近．最后还有一点：无论谁要是问起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就避而不谈。”
“如果有人用刑要您说出这次谈话的内容呢？”
“我守口如瓶。”
“我愿意相信您•••”
“现在我们两个人中谁冒更大的风险呢？”
“您看呢？”
“我看，您冒的风险更大。”
“对。”
“您是真心实意要为德国人谋求和平吗？”
“是的。”
“您要为人们谋求和平的想法是不久前才产生的吗？”
“怎么对您说呢？”施蒂尔里茨答道，“牧师，我很想把全部真情告诉你。说实在的，我越是如实地对您说，您越觉得我是在撒谎。”
“我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既不会偷窃文件，也不会暗杀•••”
“首先，”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以学会的。其次，我并不要求您有暗杀的本领。您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希姆莱通过自己的某某代表——姓名我以后告诉您——在挑拨西方关系。您向他们解释清楚，希姆莱所派的任何代表不可能需要和平，您向自己的朋友们证明，此人是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他甚至在党卫军内也是个无足轻重、毫无威望的人。您说明，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不仅愚蠢，一而且非常荒唐。您要向他们再三重复，和党卫军希姆莱谈判是极不明智的，应该和另外一些人谈判，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拥有实力、头脑清醒的人的姓名。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在分手前施蒂尔里茨问道：“家里除了女佣人还有别人吗？”
“女佣人也不在，她到乡下亲戚家去了。”
“可以查看一下房子吗？”
“请吧－－”
施蒂尔里茨来到二楼，他从窗帘后面向街上张望了一眼。贯穿小城的中央林用道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街上寥无人迹。
半小时后，施蒂尔里茨来到“墨西哥”酒吧——在这里他约好和手下负责“报复武器”保密问题的间谍会面。施蒂尔里茨为了使盖世太保的首领感到高兴——让他听听两个人的谈话。这将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纯粹间谍和一个学识渊博的纯粹学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在秘密警察逮捕了原子物理专家隆格后，施蒂尔里茨不时在考虑要设法保护自己——不是粗枝大叶，而是认真细致、周密审慎地考虑。
“晚上好，牧师，”施蒂尔里茨进屋后立即把门关上，说，“对不起，我来得这么晚。您已经睡了？”
“晚上好。我已经睡了。不过，没关系，您不用为这感到过意不去，请进吧。我这就点蜡烛。请坐。”
“谢谢，让我坐在哪儿呢？”
“请随便，这儿靠近瓷砖壁炉暖和些。要不坐到这儿来？”
“一冷一热，我出去会马上感冒的。最好是保持恒温不变。牧师，一个月以前有谁在您这儿住过吗？”
“有个人曾经在我这儿住过。”
“他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您当时就没问一下，他是什么人？”
“没有。他当时处境困难，请求避难，我当然不便拒绝。”
“这倒不错，您对我说起谎话来了，还编得像那么回事。他对您说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把他当成共产党人和他进行辩论。牧师，他不是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他是我手下的侦探，是盖世太保派来试探您的人。”
“啊，原来如此••••••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跟他谈话。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共产党人，还是您手下的侦探，这无关紧要。他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帮他摆脱险境，我不好拒绝他。”
“您不好拒绝他，”施蒂尔里茨重复着他的话，“而且他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只是个普通人’，是个抽象的人，倘若因此有些具体的人将被送上绞架，这对您来说是否至关重要呢？”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说得再具体一点，如果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是您的妹妹和她的孩子，这对您是否至关重要呢？”
“这简直是残暴！”
“可是说什么在您面前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无关紧要，这更是十恶不赦的残暴，”施蒂尔里茨说着坐了下来，“况且您的这种残暴是自古沿袭下来的教条，因此格外可怕。您坐下来听我说，您和我的密探的谈话都录在磁带上了。不过这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给我寄来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录音带我已销毁，没有录音带别人是不会相信他的。由于他是我的侦探，别人根本不会过问。至于您的妹妹，只要您刚越过瑞土边界，她就会被逮捕。”
“可我并不打算越过瑞士边界。”
“您一定要到瑞士去，我会设法保证您妹妹的安全。””
“您就像神话里所说的会摇身变化的人•••要是您这样变幻莫测，捉摸不定，我怎么能相信您呢？”
“牧师，您没有别的出路。哪怕是为了挽救您亲属的生命，您也应该到瑞士去。您去吗？”
“好，我去。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
“您为什么不问一问，在瑞士要您干什么？假如我给您的任务是炸毁路得派新教堂，您一定会拒绝到那儿去的，是吗？”
“您是个聪明人。您可能已经确有把握地估计到，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什么是我无能为力做不到的•••”
“对，您怜悯德国吗？”
“我怜悯德国人。”
“好。您是否认为刻不容缓的和平是德国人的出路？”
“这是德国的出路••••••”
“诡辩，牧师，您在诡辩。这是德国人、德国和全人类的出路。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们已经活到岁数了，再说，我们都是日渐衰老的单身汉。可是孩子们呢？”
“您往下说。”
“在瑞士和平主义运动中有您的同事，他们中能找谁呢？”
“独裁政权怎么会需要和平主义者呢？”
“不，独裁政权不需要和平主义者。而那些清醒估计当前局势，认识到战争继续一天便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死亡的人才需要和平主义者。”
“希特勒会同意谈判吗？”
“希特勒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要谈判的是另一些人。不过谈这个还为时过早。首先我要得到保证，您在那儿能和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能帮助您和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有谁能帮助您呢？”
牧师耸了耸肩：“瑞士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物您看合适吗？”
“不，这是正式渠道，这样不慎重。我指的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会人士。”
“所有的教会人士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影响，”牧师说道，但看到施蒂尔里茨的脸又颤动了一下，便马上接着说，“那儿我有许多朋友，可是要作出什么保证，这未免太天真了。不过，我想跟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能办到的。比如说，布吕宁••••••大家都很尊敬他••••••可是，他们会问，我是代表谁来的。”
“代表德国人，”施蒂尔里茨简短地答道，“如果是问具体是什么人打算谈判，您就反问，‘西方由谁出面谈判？’这将通过我给您的联络关系来进行－－”
“通过什么？”牧师没有听清。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全部细节我们以后还要确定。暂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他是原则上达成协议。”
“那怎么能保证我妹妹和她的孩子们不会被送上绞架呢？”
“您不就是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这是轻易能办到的事吗？”
“我想不是。”
“我手里掌握了您和秘密警察的谈话录音，我本来可以把您送进火化炉，您说对吗？”
“那毫无疑问。”
“瞧，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只要您为德国人的命运感到无限担忧而又责无旁贷、始终如一地尽自己的义务，那您妹妹将会安然无恙。”
“您是在威胁我？”
“我是告诫您。您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不能为挽救您和您的妹妹做任何事。”
“这一切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就在最近．最后还有一点：无论谁要是问起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就避而不谈。”
“如果有人用刑要您说出这次谈话的内容呢？”
“我守口如瓶。”
“我愿意相信您•••”
“现在我们两个人中谁冒更大的风险呢？”
“您看呢？”
“我看，您冒的风险更大。”
“对。”
“您是真心实意要为德国人谋求和平吗？”
“是的。”
“您要为人们谋求和平的想法是不久前才产生的吗？”
“怎么对您说呢？”施蒂尔里茨答道，“牧师，我很想把全部真情告诉你。说实在的，我越是如实地对您说，您越觉得我是在撒谎。”
“我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既不会偷窃文件，也不会暗杀•••”
“首先，”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以学会的。其次，我并不要求您有暗杀的本领。您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希姆莱通过自己的某某代表——姓名我以后告诉您——在挑拨西方关系。您向他们解释清楚，希姆莱所派的任何代表不可能需要和平，您向自己的朋友们证明，此人是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他甚至在党卫军内也是个无足轻重、毫无威望的人。您说明，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不仅愚蠢，一而且非常荒唐。您要向他们再三重复，和党卫军希姆莱谈判是极不明智的，应该和另外一些人谈判，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拥有实力、头脑清醒的人的姓名。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在分手前施蒂尔里茨问道：“家里除了女佣人还有别人吗？”
“女佣人也不在，她到乡下亲戚家去了。”
“可以查看一下房子吗？”
“请吧－－”
施蒂尔里茨来到二楼，他从窗帘后面向街上张望了一眼。贯穿小城的中央林用道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街上寥无人迹。
半小时后，施蒂尔里茨来到“墨西哥”酒吧——在这里他约好和手下负责“报复武器”保密问题的间谍会面。施蒂尔里茨为了使盖世太保的首领感到高兴——让他听听两个人的谈话。这将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纯粹间谍和一个学识渊博的纯粹学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在秘密警察逮捕了原子物理专家隆格后，施蒂尔里茨不时在考虑要设法保护自己——不是粗枝大叶，而是认真细致、周密审慎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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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党员的鉴定：
“194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北方人性格，英勇豪迈。与同事关系融洽。忠于职守。对德国的敌人深恶痛绝，毫不留情。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家庭和睦。无不正当关系。曾受到党卫军首领的多次嘉奖•••”
有一瞬间施蒂尔里茨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是立即进人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办公室，还是以后再说。但他当机立断，鼓足勇气敲了两下办公室的门，没等回答便推门来到罗尔夫面前。
“您怎么？准备撤退？”他笑着问道。这话仿佛不是有意说的，是此时此地在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便脱口而出。
“不，”罗尔夫答道。“这是电台。”
“您查获的？物主呢？”
“是个女的。据我了解，电台的男主人完蛋了。这女人带着刚生下的婴儿躺在‘博爱’医院的隔离室。”
“带着刚生下的婴儿？”
“是的，这坏家伙的头部砸伤了。”
“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审她呢？”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该审问她。要不然磨磨蹭蹭，延误时机。没什么可等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警察局的一个笨蛋身上，他把几只箱子，其中包括这只箱子的照片给她看了，还问她是否认出其中有她的箱子。谢天谢地，她不会逃跑，因为她的婴儿在那里。眼下不允许任何入进人婴儿室。我不认为她会丢下孩子逃跑••••••不过，这也难说。我决定今天把她弄到这儿来。”
“言之有理，”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那儿派人监视了吗？应该监视。她有可能和自己人联系。”
“是的。我们安插了一名卫生员，并派我们的人替代了门卫。”
“那还有必要把她带到这儿来吗？否则设置的圈套会完全落空。如果她突然决定要找自己人联系呢？”
“我也正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呢。我担心她会清醒过来，您是知道这些俄国人的，要乘其不备，一鼓作气才能出奇制胜••••••”
“您为什么认定她是俄国人呢？”
“情况是这样发现的。她生孩子叫喊的时候，说的是俄语。”
施蒂尔里茨朝门口走去，微微笑了笑说：“那就应该尽快搞清她的问题。不过••••••她一旦要和自己人联系，那放长线，钓大鱼，可就精采了。您以为他们的人现在就不会到各医院去寻找她的下落吗？”
“这种可能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奉劝您••••••今天研究还为时不晚。祝您顺利，马到成功。”施蒂尔里茨在门旁转过身来，说，“这案子很有意思。现在主要是不要操之过急。我还建议您先不要向高级领导人汇报，要不然他们会催命似的迫使您快干。”
施蒂尔里茨已经把门打开，忽然拍了一下脑门，笑了起来：“我像患脑动脉硬化的病人那样糊涂了••••••我是到您这儿来要安眠药的。大家都知道，您有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
在谈话中往往最后一句话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而且容易记住。设法使对方谈自己所需要的话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结束谈话。施蒂尔里茨认为，现在如果有人问罗尔夫，谁来找过他和因何事找他，他一定会回答说，施蒂尔里茨来找过他，向他要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机关里有一半人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罗尔夫提供的。
••••••和罗尔夫谈话后，施蒂尔里茨当即决定，要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他上楼找到施伦堡，向他报告说：“支队长。我最好说我有病，不过我也确实有病。我请求准假十天到疗养院休养，不然我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他对间谍机关上司说话时，脸色苍白，甚至发青。这不仅是因为事关凯特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他的命运，他知道，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如果审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她还不开口，他们将会用手枪对准新生婴儿的后脑，并声称要当着母亲的面枪杀孩子。这是缪勒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惯用的要挟手段。他们还从未朝任何一个孩子的脑袋开过枪，这倒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怜悯心，缪勒手下的那帮人可以干出比这更伤天害理的残酷勾当。只不过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母亲会神经错乱，发疯，整个行动计划将因此而失败。但这种恐吓手段是行之有效的。
施蒂尔里茨的脸色现在所以惨白、铁青，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凯特把他供出，他将会受什么样的罪。事情很简单，他是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一个真正的间谍和演员或作家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如果演员表演时矫揉造作，他会遭到烂西红柿袭击的危险，倘若作家胡编乱造，毫无逻辑，会受到读者鄙视讥讽的报复，而对一个间谍来说，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是怎么回事？”施伦堡惊诧地问道，“您怎么啦？”
“我认为，我们全都被缪勒蒙在鼓里。上次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出了件丢人现眼的蠢事，如今变本加厉，更为恶劣了。他们搜捕到一个携带电台的俄国女人，看来她的活动非常频繁。这个电台我已搜寻了八个月，可到头来为什么这案子却落到了罗尔夫的手里。他好比猫不懂代数一样，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施伦堡伸手去拿电话筒。
“没有必要，”施蒂尔里茨说，“毫无必要。这样会发生内部磨擦，出现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之间常有的明争暗斗。不必了。请您批准我现在到那个女人那儿去，把她带到我们这里来，哪怕进行一次初审也好。也许我盲目自信，自以为是，但我会比罗尔夫审讯得更好。然后再让罗尔夫去审讯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案子，而不是功名。”
“您去吧！”施伦堡吩咐道，“可我还是给党卫军司令打个电话。”
“您最好到他那儿去一趟，”施蒂尔里茨说，“我不怎么喜欢这种纠缠不清的事。”
“您走吧，”施伦堡又说了一遍，“干您的事儿去。以后我们再谈牧师的事，明天或明后天我们需要他。”
“我可不会分身法，没有一心二用，同时抓两件事的本领。”
“您可以办到。间谍要么马上投降，要么宁死不屈，像缪勒那帮亡命徒采取特殊措施后招供的人是寥寥无几的。接触后最初几个小时您就会心中有数了。要是那位女士什么也不说，就把她交给缪勒，让他们去碰这个硬钉子。如果她供认了，这可算是我们的功劳，这个巴伐利亚人也就相形见拙了。”
施伦堡在气忿时便这样称呼他最痛恨的人之一——盖世太保的头目缪勒。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党员的鉴定：
“194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雅利安人。性格——北方人性格，英勇豪迈。与同事关系融洽。忠于职守。对德国的敌人深恶痛绝，毫不留情。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家庭和睦。无不正当关系。曾受到党卫军首领的多次嘉奖•••”
有一瞬间施蒂尔里茨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是立即进人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办公室，还是以后再说。但他当机立断，鼓足勇气敲了两下办公室的门，没等回答便推门来到罗尔夫面前。
“您怎么？准备撤退？”他笑着问道。这话仿佛不是有意说的，是此时此地在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便脱口而出。
“不，”罗尔夫答道。“这是电台。”
“您查获的？物主呢？”
“是个女的。据我了解，电台的男主人完蛋了。这女人带着刚生下的婴儿躺在‘博爱’医院的隔离室。”
“带着刚生下的婴儿？”
“是的，这坏家伙的头部砸伤了。”
“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审她呢？”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该审问她。要不然磨磨蹭蹭，延误时机。没什么可等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警察局的一个笨蛋身上，他把几只箱子，其中包括这只箱子的照片给她看了，还问她是否认出其中有她的箱子。谢天谢地，她不会逃跑，因为她的婴儿在那里。眼下不允许任何入进人婴儿室。我不认为她会丢下孩子逃跑••••••不过，这也难说。我决定今天把她弄到这儿来。”
“言之有理，”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那儿派人监视了吗？应该监视。她有可能和自己人联系。”
“是的。我们安插了一名卫生员，并派我们的人替代了门卫。”
“那还有必要把她带到这儿来吗？否则设置的圈套会完全落空。如果她突然决定要找自己人联系呢？”
“我也正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呢。我担心她会清醒过来，您是知道这些俄国人的，要乘其不备，一鼓作气才能出奇制胜••••••”
“您为什么认定她是俄国人呢？”
“情况是这样发现的。她生孩子叫喊的时候，说的是俄语。”
施蒂尔里茨朝门口走去，微微笑了笑说：“那就应该尽快搞清她的问题。不过••••••她一旦要和自己人联系，那放长线，钓大鱼，可就精采了。您以为他们的人现在就不会到各医院去寻找她的下落吗？”
“这种可能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奉劝您••••••今天研究还为时不晚。祝您顺利，马到成功。”施蒂尔里茨在门旁转过身来，说，“这案子很有意思。现在主要是不要操之过急。我还建议您先不要向高级领导人汇报，要不然他们会催命似的迫使您快干。”
施蒂尔里茨已经把门打开，忽然拍了一下脑门，笑了起来：“我像患脑动脉硬化的病人那样糊涂了••••••我是到您这儿来要安眠药的。大家都知道，您有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
在谈话中往往最后一句话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而且容易记住。设法使对方谈自己所需要的话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结束谈话。施蒂尔里茨认为，现在如果有人问罗尔夫，谁来找过他和因何事找他，他一定会回答说，施蒂尔里茨来找过他，向他要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机关里有一半人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罗尔夫提供的。
••••••和罗尔夫谈话后，施蒂尔里茨当即决定，要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他上楼找到施伦堡，向他报告说：“支队长。我最好说我有病，不过我也确实有病。我请求准假十天到疗养院休养，不然我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他对间谍机关上司说话时，脸色苍白，甚至发青。这不仅是因为事关凯特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他的命运，他知道，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如果审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她还不开口，他们将会用手枪对准新生婴儿的后脑，并声称要当着母亲的面枪杀孩子。这是缪勒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惯用的要挟手段。他们还从未朝任何一个孩子的脑袋开过枪，这倒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怜悯心，缪勒手下的那帮人可以干出比这更伤天害理的残酷勾当。只不过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母亲会神经错乱，发疯，整个行动计划将因此而失败。但这种恐吓手段是行之有效的。
施蒂尔里茨的脸色现在所以惨白、铁青，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凯特把他供出，他将会受什么样的罪。事情很简单，他是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一个真正的间谍和演员或作家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如果演员表演时矫揉造作，他会遭到烂西红柿袭击的危险，倘若作家胡编乱造，毫无逻辑，会受到读者鄙视讥讽的报复，而对一个间谍来说，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是怎么回事？”施伦堡惊诧地问道，“您怎么啦？”
“我认为，我们全都被缪勒蒙在鼓里。上次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出了件丢人现眼的蠢事，如今变本加厉，更为恶劣了。他们搜捕到一个携带电台的俄国女人，看来她的活动非常频繁。这个电台我已搜寻了八个月，可到头来为什么这案子却落到了罗尔夫的手里。他好比猫不懂代数一样，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施伦堡伸手去拿电话筒。
“没有必要，”施蒂尔里茨说，“毫无必要。这样会发生内部磨擦，出现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之间常有的明争暗斗。不必了。请您批准我现在到那个女人那儿去，把她带到我们这里来，哪怕进行一次初审也好。也许我盲目自信，自以为是，但我会比罗尔夫审讯得更好。然后再让罗尔夫去审讯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案子，而不是功名。”
“您去吧！”施伦堡吩咐道，“可我还是给党卫军司令打个电话。”
“您最好到他那儿去一趟，”施蒂尔里茨说，“我不怎么喜欢这种纠缠不清的事。”
“您走吧，”施伦堡又说了一遍，“干您的事儿去。以后我们再谈牧师的事，明天或明后天我们需要他。”
“我可不会分身法，没有一心二用，同时抓两件事的本领。”
“您可以办到。间谍要么马上投降，要么宁死不屈，像缪勒那帮亡命徒采取特殊措施后招供的人是寥寥无几的。接触后最初几个小时您就会心中有数了。要是那位女士什么也不说，就把她交给缪勒，让他们去碰这个硬钉子。如果她供认了，这可算是我们的功劳，这个巴伐利亚人也就相形见拙了。”
施伦堡在气忿时便这样称呼他最痛恨的人之一——盖世太保的头目缪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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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过了五个小时，罗尔夫向缪勒报告，俄国女谍报员从“博爱”医院失踪了。
缪勒气急败坏，大发雷霆。
又过了两小时，施伦堡打电话给他说：“晚上好，老朋友。施蒂尔里茨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他带来一个同意为我们效劳的俄国女谍报员。党卫军司令已经为这一成就向他表示祝贺。”
施蒂尔里茨坐在施伦堡的办公室，听他高兴地和缪勒在饶舌。他无数次反复自问，他是否有权把自己的同志，卡坚卡•科茨洛娃，凯特•金，因加，阿纳贝尔带到监狱这儿来？是啊，当然他本来可以让她坐上汽车，凭着自己的证章带她到巴贝尔斯堡，然后为她找一所住宅，给她弄一些新的证件，可这将意味着他虽然救了凯特一命，但却过早地破坏了情报中心布置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维系着千千万万俄罗斯士兵生命的计划，是一个影响欧洲今后发展方向的计划。他很清楚，凯特要是从医院被劫走，整个盖世太保会倾巢出动，四处搜寻。他也明白，倘若凯特一旦逃出虎口，他们根据线索必然会追查到他头上：秘密警察的证章、汽车、外貌特征都是线索。这样他不得不转入地下。这等于是失败。施蒂尔里茨知道，事到如令，穷途末路，缪勒的刽子手们会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杀害所有被他们关押的人。所以他告诉凯特，要她先谈自己的处境：如今她和俄国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丈夫已不幸身亡，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不能再落入过去自己“领导”的手中。这是一旦凯特仍然要交给盖世太保后的后备方案。要是凯特能留在他这里，他就不必如此惴惴不安了。他可以把她安置在受到党卫军保卫的秘密“无线电台站”，必要时可以作出妥善安排，让凯特和孩子突然失踪，这样任何人也不会找到她了。然而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目前，尽管前线的处境已经绝望，大量难民涌人德国的中心。盖世太保依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继续工作；两个人中便有一人报告自己邻居的情况，而这一邻居又提供他的告密者的情况。只有对党卫军和保安处机构一无所知、天真幼稚的人才会认为在当前一片混乱中可以畅行无阻，逃脱厄运。
缪勒花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了第一次审讯俄国女谍报员的材料。他核对了施蒂尔里茨提供的记录和安装在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办公桌旁电插头中的磁带录音。
俄国谍报员的回答完全吻合。党卫军旗队长的提问是匆匆记下的，与录音之所以不一致，是因为他是在对俄国谍报员说话时作的记录。
“这个施蒂尔里茨还是很有两下，”缪勒对罗尔夫说，“您听听••••••”
缪勒往回倒了一段磁带，然后放出施蒂尔里茨的说话声音：“莫斯科将会把您的被捕看作是对您的一种判决。像这样最起码的道理我不准备重复了。一个被盖世太保抓去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从盖世太保放出来的就是叛徒，只能是叛徒，是这样吧？这是一。我不打算要您供出尚未被捕的间谍名单，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要千方百计找到您，就必然会自投罗网。这是二。第三，您要知道，我作为一个人和德国军官，对您的处境不得不表示同情——我知道，如果我们迫不得已把您的孩子送到孤儿院，您作为一个母亲会悲痛欲绝。孩子将永远失去母亲。您要正确理解我，我不是威胁您，道理很简单，即使我不想这么做，可我有上级领导，对那些没有看见您怀里抱着婴儿的人来说，下命令总是要容易得多。而我不能不执行命令，我是一名战士，我的祖国在和您的国家交战。最后，第四点，我们过去曾得到你们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阿拉木图拍摄的影片拷贝。你们把德国人描绘成傻瓜，把我们的组织说成是疯人院。太可笑了，要知道，我们曾经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
缪勒自然无法看到，施蒂尔里茨说到这里对凯特使了个眼色，她便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回敬道：“是啊，不过现在是红军部队到了柏林的大门口。”
“对。过去当我们的军队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时，你们曾相信，有朝一日你们会来到柏林。同样，现在我们也深信不疑，我们很快会回到克里姆林宫。不过眼下不是辩论的时候。现在跟您谈起这话题是因为我们的译电人员绝不是些愚蠢的人，他们已经破译了你们的许多密码，并且我们的人可以完成您这个报务员的工作－－”
施蒂尔里茨又向凯特丢了个眼色。她便说道：“你们的报务员不知道我发报的特点。而情报中心却非常熟悉。”
“是的。不过我们有您发报的录音磁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的人掌握您发报的特点，这样就可以取代您的工作。这将彻底使您身败名裂。您的祖国将不会饶恕您。这一点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您也许比我更清楚。要是您放聪明些，我答应做到让您的领导相信您没有任何罪过。”
“这是不可能的。”凯特答道。
“您错了，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您被捕的这一件事不记载到任何一个文件上。您将和我们一些心地善良的朋友同住在一所住宅里，那儿对您的女儿也很合适。”
“我的孩子是男孩儿。”
“对不起。以后如果遇到自己人，您就说，在丈夫死后有个人找到您，并对您说了接头暗号。”
“我不知道暗号。”
“您知道暗号，”施蒂尔里茨固执地重复说道，“暗号您是知道的，不过我不要求您说出这暗号，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把戏。就这样，您说，那个用暗号跟您接头的人把您带到这所住宅，并交给您密码电文，您就发往情报中心。这样您就可以不承担罪责。在一些描写间谍的戏剧和电影中按说都有给予考虑的时间。可我不给您时间，我要您马上回答：同意还是拒绝？”
一阵沉默••••••
缪勒向罗尔夫看了一眼，说：“只有一个地方有差错，他把孩子的性别弄错了，把婴儿说成是女孩儿。除此以外无懈可击，水平高超。”
“••••••同意，”凯特低声答道，确切地说，是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的。
“听不见。”施蒂尔里茨说了一句。
“同意，”凯特重复着，“同意！同意！同意！”
“这样就好办了，”施蒂尔里茨说，“不要歇斯底里。当您同意参加反对我们的工作时，您是知道您将要干什么的。”
“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凯特说道。
“好，您说吧，我听着。”
“在我丈夫去世和我被捕后，我和祖国的一切联系都断了。如果你们能向我保证，将来我永远不会再落人我过去领导人的手中，我将为你们工作－－”
眼前，当凯特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对鲍曼的进攻不知何故未能实现时，施蒂尔里茨完全有必要和莫斯科取得联系。他期望能得到帮助——一两个人的名字，、几个人的地址，这些人即使和鲍曼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但能和娶他的厨师傅兄弟的妹妹的表兄弟的外甥女有某种联系也行•••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觉得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颇有意思。
如果等待情报中心派一名报务员来，至少要两个星期左右。而眼下不能坐等，因为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几天内，最多一星期内要解决问题。
施蒂尔里茨在思忖：为什么鲍曼没有如期赴约呢？第一，他可能没有收到信。信被希姆莱手下的人截获，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施蒂尔里茨设法把信和给鲍曼本人的其它邮件放在一起送去的。如果有人要从中窃取这封信，是件非常冒险的事，因为他是在帝国党卫军司令秘书处保密科工作人员已经检查过全部邮件后才把信放进去的。第二，在分析这一封信时，施蒂尔里茨注意到自己在几处犯了重大的过失。他的职业习惯经常使他得益匪浅——反复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信件，对可能发生的过失错误从不怨天尤人，也不采取鸵鸟政策，心存侥幸，而是立即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封信对他本人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信是空袭时他在收发室用打字机打的。只不过他认为，对鲍曼这样的重要人物来说，信中过多地表露了忠臣的感情，而缺少事实以及据此提出的积极性建议。对作出实际上并不受监督的决定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感要求像鲍曼这类担任国家要职的人去和下属交谈，只有当告知他的事实过去无人知晓、并从国家角度看具有前景意义时才有可能。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施蒂尔里茨在继续思索，对鲍曼来说，可以使希姆莱声名狼藉，身败名裂的任何点滴材料都是重要的（施蒂尔里茨知道希姆莱和鲍曼之问勾心斗角的起因，可是他找不出现在这一明争暗斗正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的答案。）第三，施蒂尔里茨很清楚，鲍曼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未能如期赴约。而且施蒂尔里茨知道，鲍曼过去只有两三次曾答应过类似的会面要求。而党和军队的上层机关每天要求他接见的人至少有二三十。
“这样做是极为幼稚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行动不仅盲目，而且也不符合他的习惯。”
过了五个小时，罗尔夫向缪勒报告，俄国女谍报员从“博爱”医院失踪了。
缪勒气急败坏，大发雷霆。
又过了两小时，施伦堡打电话给他说：“晚上好，老朋友。施蒂尔里茨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他带来一个同意为我们效劳的俄国女谍报员。党卫军司令已经为这一成就向他表示祝贺。”
施蒂尔里茨坐在施伦堡的办公室，听他高兴地和缪勒在饶舌。他无数次反复自问，他是否有权把自己的同志，卡坚卡•科茨洛娃，凯特•金，因加，阿纳贝尔带到监狱这儿来？是啊，当然他本来可以让她坐上汽车，凭着自己的证章带她到巴贝尔斯堡，然后为她找一所住宅，给她弄一些新的证件，可这将意味着他虽然救了凯特一命，但却过早地破坏了情报中心布置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维系着千千万万俄罗斯士兵生命的计划，是一个影响欧洲今后发展方向的计划。他很清楚，凯特要是从医院被劫走，整个盖世太保会倾巢出动，四处搜寻。他也明白，倘若凯特一旦逃出虎口，他们根据线索必然会追查到他头上：秘密警察的证章、汽车、外貌特征都是线索。这样他不得不转入地下。这等于是失败。施蒂尔里茨知道，事到如令，穷途末路，缪勒的刽子手们会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杀害所有被他们关押的人。所以他告诉凯特，要她先谈自己的处境：如今她和俄国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丈夫已不幸身亡，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不能再落入过去自己“领导”的手中。这是一旦凯特仍然要交给盖世太保后的后备方案。要是凯特能留在他这里，他就不必如此惴惴不安了。他可以把她安置在受到党卫军保卫的秘密“无线电台站”，必要时可以作出妥善安排，让凯特和孩子突然失踪，这样任何人也不会找到她了。然而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目前，尽管前线的处境已经绝望，大量难民涌人德国的中心。盖世太保依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继续工作；两个人中便有一人报告自己邻居的情况，而这一邻居又提供他的告密者的情况。只有对党卫军和保安处机构一无所知、天真幼稚的人才会认为在当前一片混乱中可以畅行无阻，逃脱厄运。
缪勒花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了第一次审讯俄国女谍报员的材料。他核对了施蒂尔里茨提供的记录和安装在党卫军旗队长冯•施蒂尔里茨办公桌旁电插头中的磁带录音。
俄国谍报员的回答完全吻合。党卫军旗队长的提问是匆匆记下的，与录音之所以不一致，是因为他是在对俄国谍报员说话时作的记录。
“这个施蒂尔里茨还是很有两下，”缪勒对罗尔夫说，“您听听••••••”
缪勒往回倒了一段磁带，然后放出施蒂尔里茨的说话声音：“莫斯科将会把您的被捕看作是对您的一种判决。像这样最起码的道理我不准备重复了。一个被盖世太保抓去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从盖世太保放出来的就是叛徒，只能是叛徒，是这样吧？这是一。我不打算要您供出尚未被捕的间谍名单，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要千方百计找到您，就必然会自投罗网。这是二。第三，您要知道，我作为一个人和德国军官，对您的处境不得不表示同情——我知道，如果我们迫不得已把您的孩子送到孤儿院，您作为一个母亲会悲痛欲绝。孩子将永远失去母亲。您要正确理解我，我不是威胁您，道理很简单，即使我不想这么做，可我有上级领导，对那些没有看见您怀里抱着婴儿的人来说，下命令总是要容易得多。而我不能不执行命令，我是一名战士，我的祖国在和您的国家交战。最后，第四点，我们过去曾得到你们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阿拉木图拍摄的影片拷贝。你们把德国人描绘成傻瓜，把我们的组织说成是疯人院。太可笑了，要知道，我们曾经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
缪勒自然无法看到，施蒂尔里茨说到这里对凯特使了个眼色，她便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回敬道：“是啊，不过现在是红军部队到了柏林的大门口。”
“对。过去当我们的军队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时，你们曾相信，有朝一日你们会来到柏林。同样，现在我们也深信不疑，我们很快会回到克里姆林宫。不过眼下不是辩论的时候。现在跟您谈起这话题是因为我们的译电人员绝不是些愚蠢的人，他们已经破译了你们的许多密码，并且我们的人可以完成您这个报务员的工作－－”
施蒂尔里茨又向凯特丢了个眼色。她便说道：“你们的报务员不知道我发报的特点。而情报中心却非常熟悉。”
“是的。不过我们有您发报的录音磁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的人掌握您发报的特点，这样就可以取代您的工作。这将彻底使您身败名裂。您的祖国将不会饶恕您。这一点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您也许比我更清楚。要是您放聪明些，我答应做到让您的领导相信您没有任何罪过。”
“这是不可能的。”凯特答道。
“您错了，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您被捕的这一件事不记载到任何一个文件上。您将和我们一些心地善良的朋友同住在一所住宅里，那儿对您的女儿也很合适。”
“我的孩子是男孩儿。”
“对不起。以后如果遇到自己人，您就说，在丈夫死后有个人找到您，并对您说了接头暗号。”
“我不知道暗号。”
“您知道暗号，”施蒂尔里茨固执地重复说道，“暗号您是知道的，不过我不要求您说出这暗号，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把戏。就这样，您说，那个用暗号跟您接头的人把您带到这所住宅，并交给您密码电文，您就发往情报中心。这样您就可以不承担罪责。在一些描写间谍的戏剧和电影中按说都有给予考虑的时间。可我不给您时间，我要您马上回答：同意还是拒绝？”
一阵沉默••••••
缪勒向罗尔夫看了一眼，说：“只有一个地方有差错，他把孩子的性别弄错了，把婴儿说成是女孩儿。除此以外无懈可击，水平高超。”
“••••••同意，”凯特低声答道，确切地说，是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的。
“听不见。”施蒂尔里茨说了一句。
“同意，”凯特重复着，“同意！同意！同意！”
“这样就好办了，”施蒂尔里茨说，“不要歇斯底里。当您同意参加反对我们的工作时，您是知道您将要干什么的。”
“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凯特说道。
“好，您说吧，我听着。”
“在我丈夫去世和我被捕后，我和祖国的一切联系都断了。如果你们能向我保证，将来我永远不会再落人我过去领导人的手中，我将为你们工作－－”
眼前，当凯特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对鲍曼的进攻不知何故未能实现时，施蒂尔里茨完全有必要和莫斯科取得联系。他期望能得到帮助——一两个人的名字，、几个人的地址，这些人即使和鲍曼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但能和娶他的厨师傅兄弟的妹妹的表兄弟的外甥女有某种联系也行•••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觉得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颇有意思。
如果等待情报中心派一名报务员来，至少要两个星期左右。而眼下不能坐等，因为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几天内，最多一星期内要解决问题。
施蒂尔里茨在思忖：为什么鲍曼没有如期赴约呢？第一，他可能没有收到信。信被希姆莱手下的人截获，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施蒂尔里茨设法把信和给鲍曼本人的其它邮件放在一起送去的。如果有人要从中窃取这封信，是件非常冒险的事，因为他是在帝国党卫军司令秘书处保密科工作人员已经检查过全部邮件后才把信放进去的。第二，在分析这一封信时，施蒂尔里茨注意到自己在几处犯了重大的过失。他的职业习惯经常使他得益匪浅——反复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信件，对可能发生的过失错误从不怨天尤人，也不采取鸵鸟政策，心存侥幸，而是立即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封信对他本人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信是空袭时他在收发室用打字机打的。只不过他认为，对鲍曼这样的重要人物来说，信中过多地表露了忠臣的感情，而缺少事实以及据此提出的积极性建议。对作出实际上并不受监督的决定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感要求像鲍曼这类担任国家要职的人去和下属交谈，只有当告知他的事实过去无人知晓、并从国家角度看具有前景意义时才有可能。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施蒂尔里茨在继续思索，对鲍曼来说，可以使希姆莱声名狼藉，身败名裂的任何点滴材料都是重要的（施蒂尔里茨知道希姆莱和鲍曼之问勾心斗角的起因，可是他找不出现在这一明争暗斗正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的答案。）第三，施蒂尔里茨很清楚，鲍曼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未能如期赴约。而且施蒂尔里茨知道，鲍曼过去只有两三次曾答应过类似的会面要求。而党和军队的上层机关每天要求他接见的人至少有二三十。
“这样做是极为幼稚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行动不仅盲目，而且也不符合他的习惯。”
第十四章
第一节
警报响了。施蒂尔里茨看了看表：晚上十点。今天日落后一片血红的天空透着青蓝色。这意味着今夜天气严寒。
“我的玫瑰花会被冻死”，施蒂尔里茨上楼时想道，“看来，我把花移栽到室外是太早了。可谁又料得到，严寒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施蒂尔里茨走出办公室，经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在直线电话分室门口（主要的直线电话室设在地下）站住了。门上插着钥匙。
施蒂尔里茨 着双眉，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环顾了一遍：走廊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到地下室去了。他用肩膀推了一下门，门没有推开。他便用钥匙把门打开。在所有的电话机中有两台白色的非常突出——这是和元首地下室及鲍曼、戈培尔、施佩尔、凯特尔等人办公室联系的直拨电话。
施蒂尔里茨朝走廊瞧了一眼——那儿还是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玻璃在震颤，这时炸弹爆炸的地方离得更近了。刹那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否要把门锁上。随即他走到电话机旁，拨了12—00—54的号码．
“我是鲍曼。”他听到电话里传来低沉有力的声音。
“您收到我的信了吗？”施蒂尔里茨用改变了的嗓音问道。
“您是谁？”
“您应该收到一封信，是给您本人的。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写的。”
“是的。您好。您在哪儿？啊，明白了。我的汽车号码是•••”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打断了他的话，“谁开车？”
“这重要吗？”
“是的。您的司机中有一个••••••”
“我知道。”鲍曼打断了他的话头。
他们互相了解，心照不宣：鲍曼心里清楚，施蒂尔里茨知道，有人窃听他的电话（这证明和他说话的人知道帝国最上层的秘密）；而施蒂尔里茨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鲍曼理解了他没有说完的话（他的司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的密探），所以施蒂尔里茨感到这次谈话很顺利。
“在我们约好见面的地方有人会等您的。在您确定的时间——明天。”
“现在，”施蒂尔里茨说，“过半个小时。”
第一节
警报响了。施蒂尔里茨看了看表：晚上十点。今天日落后一片血红的天空透着青蓝色。这意味着今夜天气严寒。
“我的玫瑰花会被冻死”，施蒂尔里茨上楼时想道，“看来，我把花移栽到室外是太早了。可谁又料得到，严寒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施蒂尔里茨走出办公室，经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在直线电话分室门口（主要的直线电话室设在地下）站住了。门上插着钥匙。
施蒂尔里茨 着双眉，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环顾了一遍：走廊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到地下室去了。他用肩膀推了一下门，门没有推开。他便用钥匙把门打开。在所有的电话机中有两台白色的非常突出——这是和元首地下室及鲍曼、戈培尔、施佩尔、凯特尔等人办公室联系的直拨电话。
施蒂尔里茨朝走廊瞧了一眼——那儿还是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玻璃在震颤，这时炸弹爆炸的地方离得更近了。刹那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否要把门锁上。随即他走到电话机旁，拨了12—00—54的号码．
“我是鲍曼。”他听到电话里传来低沉有力的声音。
“您收到我的信了吗？”施蒂尔里茨用改变了的嗓音问道。
“您是谁？”
“您应该收到一封信，是给您本人的。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写的。”
“是的。您好。您在哪儿？啊，明白了。我的汽车号码是•••”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打断了他的话，“谁开车？”
“这重要吗？”
“是的。您的司机中有一个••••••”
“我知道。”鲍曼打断了他的话头。
他们互相了解，心照不宣：鲍曼心里清楚，施蒂尔里茨知道，有人窃听他的电话（这证明和他说话的人知道帝国最上层的秘密）；而施蒂尔里茨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鲍曼理解了他没有说完的话（他的司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的密探），所以施蒂尔里茨感到这次谈话很顺利。
“在我们约好见面的地方有人会等您的。在您确定的时间——明天。”
“现在，”施蒂尔里茨说，“过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