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中共之父”的困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9:58:09
作者 林苑竹
——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历程
看了沈雪、weiming、凯歌王等各位兄弟有关党史的讨论意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方面的话题，难以在其他主题展开，故另行开此专帖以求探讨。
感觉我党成立前后的诸多问题，如毛思想的发展与定位、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早期关系等问题，如果单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来谈，可能会引向传统套路而不得其正解。在此想从“人的主观意识变化”或称“思想历程”这个十分重要、但长期容易被忽略的的因素这个角度来探索。所谓“人”，当然是指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另外还有对党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
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如果要追溯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建党后一段时期内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等关系，密切注意并认真研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前几年里的思想历程，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此前已经出了个《中共是不是早产儿？》的专题，该帖相对侧重于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算是本帖的姐妹篇吧。作者 林苑竹
——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历程
看了沈雪、weiming、凯歌王等各位兄弟有关党史的讨论意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方面的话题，难以在其他主题展开，故另行开此专帖以求探讨。
感觉我党成立前后的诸多问题，如毛思想的发展与定位、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早期关系等问题，如果单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来谈，可能会引向传统套路而不得其正解。在此想从“人的主观意识变化”或称“思想历程”这个十分重要、但长期容易被忽略的的因素这个角度来探索。所谓“人”，当然是指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另外还有对党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
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如果要追溯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建党后一段时期内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等关系，密切注意并认真研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前几年里的思想历程，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此前已经出了个《中共是不是早产儿？》的专题，该帖相对侧重于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算是本帖的姐妹篇吧。
——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历程
看了沈雪、weiming、凯歌王等各位兄弟有关党史的讨论意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方面的话题，难以在其他主题展开，故另行开此专帖以求探讨。
感觉我党成立前后的诸多问题，如毛思想的发展与定位、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早期关系等问题，如果单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来谈，可能会引向传统套路而不得其正解。在此想从“人的主观意识变化”或称“思想历程”这个十分重要、但长期容易被忽略的的因素这个角度来探索。所谓“人”，当然是指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另外还有对党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
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如果要追溯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建党后一段时期内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等关系，密切注意并认真研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前几年里的思想历程，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此前已经出了个《中共是不是早产儿？》的专题，该帖相对侧重于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算是本帖的姐妹篇吧。作者 林苑竹
——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历程
看了沈雪、weiming、凯歌王等各位兄弟有关党史的讨论意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方面的话题，难以在其他主题展开，故另行开此专帖以求探讨。
感觉我党成立前后的诸多问题，如毛思想的发展与定位、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早期关系等问题，如果单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来谈，可能会引向传统套路而不得其正解。在此想从“人的主观意识变化”或称“思想历程”这个十分重要、但长期容易被忽略的的因素这个角度来探索。所谓“人”，当然是指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另外还有对党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
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如果要追溯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建党后一段时期内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等关系，密切注意并认真研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前几年里的思想历程，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此前已经出了个《中共是不是早产儿？》的专题，该帖相对侧重于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算是本帖的姐妹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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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当时完全西方化或说崇洋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位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对于当时时局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另外，有日本学者谈到：“李汉俊对芥川龙之介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情怀，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李汉俊是中共“一大”时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一大”的组织者，此评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并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过去完全照搬教科书的简要内容并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到了现在再来对照当时的真实情况，也许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们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如此的令人惊讶和“失望”。
陈独秀在1919年前，仍在致力于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当时陈独秀的民主观念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
与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不同，李大钊当时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经常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完全局限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正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为他从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好了准备。
两人都因当务之急——中国的困境受到强烈而直接的触动。只是陈独秀沉醉于搞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企图依靠个人或明确的社会经济方案产生而再生；而李大钊则试图依靠历史过程本身。他以一种热切期望的态度期待未来，以此代替寻找明确的解决方法。他的思想停留在宇宙视角上，盼望某种宇宙解放的行动。
他们两人在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都期待着西方理论上的指导，并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指导。
他们思想在1918至1920年间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他们对自己国家处境的深刻责任感，也因为他们生活的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
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当时完全西方化或说崇洋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位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对于当时时局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另外，有日本学者谈到：“李汉俊对芥川龙之介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情怀，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李汉俊是中共“一大”时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一大”的组织者，此评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并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过去完全照搬教科书的简要内容并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到了现在再来对照当时的真实情况，也许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们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如此的令人惊讶和“失望”。
陈独秀在1919年前，仍在致力于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当时陈独秀的民主观念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
与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不同，李大钊当时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经常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完全局限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正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为他从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好了准备。
两人都因当务之急——中国的困境受到强烈而直接的触动。只是陈独秀沉醉于搞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企图依靠个人或明确的社会经济方案产生而再生；而李大钊则试图依靠历史过程本身。他以一种热切期望的态度期待未来，以此代替寻找明确的解决方法。他的思想停留在宇宙视角上，盼望某种宇宙解放的行动。
他们两人在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都期待着西方理论上的指导，并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指导。
他们思想在1918至1920年间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他们对自己国家处境的深刻责任感，也因为他们生活的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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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历程，不能离开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研究其他人物也同样如此。
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原装正版”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反而是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代表作得到关注和讨论。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艰深晦涩，不容易理解甚至阅读；
二是在列宁主义出现之前，由于曲解和忽略，大家都误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后，而资本主义的死亡预期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三是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容易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髦”的和最极端的问题解决方式。等等。
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论述较为分散，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它没有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与自身处境直接相关并结合起来的启示。
列宁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并采取了创新和变通，但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逐渐深化还需要一个过程。
理解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历程，不能离开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研究其他人物也同样如此。
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原装正版”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反而是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代表作得到关注和讨论。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艰深晦涩，不容易理解甚至阅读；
二是在列宁主义出现之前，由于曲解和忽略，大家都误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后，而资本主义的死亡预期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三是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容易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髦”的和最极端的问题解决方式。等等。
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论述较为分散，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它没有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与自身处境直接相关并结合起来的启示。
列宁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并采取了创新和变通，但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逐渐深化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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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震动，因为彼得格勒距离实在有点远，但李大钊立即响应了革命的感召，即使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趣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由此看来，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之争的学说研究会。
相比之下，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有些慢，在刊登李大钊欢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同一期《新青年》上，陈独秀还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声疾呼着伏尔泰式的“我感到羞愧”。在他和一些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心中，西方既是所有启迪的源泉、但这个泉源却同时又是中国衰落的根源，他们为此感到极大的困窘。
五四运动前，李大钊的思想，还在尝试将“实在”的观点与积极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这个哲学的乐观主义色彩由于他接受了先进的进化论思想而进一步得到增强。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加曲折一些。陈独秀曾经希望中国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摆脱积习已久的惰怠，从而走上民主与科学之路，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罗素和杜威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思想界影响重大。相对来说，罗素的影响比较有限和短暂，而杜威的宽泛的民主概念则产生了持久影响，以至于陈独秀很快就虔诚地接受这种民主概念，因而延缓了他信服列宁主义的进程。他将注意力转向经济民生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会还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只是他试图将杜威的公式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时候发现“此路不通”，才又掉过头来投向列宁主义。
俄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震动，因为彼得格勒距离实在有点远，但李大钊立即响应了革命的感召，即使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趣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由此看来，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之争的学说研究会。
相比之下，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有些慢，在刊登李大钊欢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同一期《新青年》上，陈独秀还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声疾呼着伏尔泰式的“我感到羞愧”。在他和一些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心中，西方既是所有启迪的源泉、但这个泉源却同时又是中国衰落的根源，他们为此感到极大的困窘。
五四运动前，李大钊的思想，还在尝试将“实在”的观点与积极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这个哲学的乐观主义色彩由于他接受了先进的进化论思想而进一步得到增强。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加曲折一些。陈独秀曾经希望中国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摆脱积习已久的惰怠，从而走上民主与科学之路，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罗素和杜威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思想界影响重大。相对来说，罗素的影响比较有限和短暂，而杜威的宽泛的民主概念则产生了持久影响，以至于陈独秀很快就虔诚地接受这种民主概念，因而延缓了他信服列宁主义的进程。他将注意力转向经济民生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会还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只是他试图将杜威的公式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时候发现“此路不通”，才又掉过头来投向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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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是陈独秀、李大钊和他们的学生弟子们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但两人的领袖作用仍然有值得探讨之处。
有西方学者认为，陈、李在引导学生爱国主义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两人没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都不倾向于从帝国主义身上寻找中国困境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暗示：如果西方能够剥削中国，那么中国要自己负责，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品质。而李大钊却总是从宇宙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普遍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明确表达了消除国家界限、建立联合的全人类的信念。
就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而言，陈独秀称不上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学生们实际是性情不同的两代人，正是学生们的行动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于1920年9月完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年底，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
李大钊方面的情况是，1919年12月他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的狂热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调和起来。他以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但由于理论上的困境，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解释，同时由于与促使陈独秀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样的局势和环境，李大钊最终摆脱了犹豫。
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接受马列主义的哲学困惑解除了。
曾经困扰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避免性”问题，以及民族因素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是陈独秀、李大钊和他们的学生弟子们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但两人的领袖作用仍然有值得探讨之处。
有西方学者认为，陈、李在引导学生爱国主义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两人没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都不倾向于从帝国主义身上寻找中国困境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暗示：如果西方能够剥削中国，那么中国要自己负责，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品质。而李大钊却总是从宇宙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普遍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明确表达了消除国家界限、建立联合的全人类的信念。
就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而言，陈独秀称不上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学生们实际是性情不同的两代人，正是学生们的行动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于1920年9月完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年底，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
李大钊方面的情况是，1919年12月他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的狂热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调和起来。他以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但由于理论上的困境，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解释，同时由于与促使陈独秀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样的局势和环境，李大钊最终摆脱了犹豫。
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接受马列主义的哲学困惑解除了。
曾经困扰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避免性”问题，以及民族因素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这两大问题在当时已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李大钊身上，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困扰。李大钊坦白地说，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所有历史理论都是统治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的工具，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未来新生活的可能性。他没有再将这个新的思想观念与宣称追求人类良知自由的信仰相调和，1918年时的有关疑问似乎也不需要再作什么解答，他将自己与代表着新生力量的这个学说联系了在一起。而在1920年12月，陈独秀在一篇文章里表述了大概这样的一种观点：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他清楚地理解并完全认同了列宁主义的含义及相关观点，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
陈独秀、李大钊:handshake
咱来个发散性思维:
这二位要是活到49后,那个"异化"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了:')
这二位要是活到49后,那个"异化"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了:')
楼主，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吸收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在当时的中国，列宁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中共在早年与其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如说接受了列宁主义，受了十月革命的思想。然而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晚年想极力避免的事情。所以，认清这一点极端重要。
原帖由 未来戦士 于 2007-9-7 20:03 发表
楼主，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吸收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在当时的中国，列宁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中共在早年与 ...
很准确。
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最近时间紧事多，文章没来得及发完。
在中国
想要成事必须先发动群众
将一切砸个粉碎
想要成事必须先发动群众
将一切砸个粉碎
原帖由 马甲1号 于 2007-9-11 13:46 发表包括您?
在中国
想要成事必须先发动群众
将一切砸个粉碎
原帖由 f22 于 2007-9-11 14:19 发表
包括您?
拿着枪逼着别人“民主”
也算是民主的一大创举了
原帖由 马甲1号 于 2007-9-11 16:29 发表
拿着枪逼着别人“民主”
也算是民主的一大创举了
枪在你着样的法西斯手里.
原帖由 f22 于 2007-9-11 19:53 发表
枪在你着样的法西斯手里.
呼呼
我可从来没有对着和我政见不同的人追着骂
倒是某个人
天天看到有说民主不好的人
不是要干掉人家
就是污蔑
法西斯不干掉难道用来和谐?
原帖由 f22 于 2007-9-12 14:05 发表
法西斯不干掉难道用来和谐?
多民主啊
和自己不一样的立刻冠以法西斯
立刻消灭
F22的名言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给你四个选项
第一个是民主，第二个是民主，第三个是民主，第四个还是民主
不许弃权，否则就是法西斯，就要枪毙:D :D
啊呸！
那是阁下自认的.
原帖由 f22 于 2007-9-12 19:48 发表
那是阁下自认的.
倒是阁下的法西斯式民主让在下受益匪浅
如果李没那么早挂，估计陈只能算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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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常的思想里有很强烈的激进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东西，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也是他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心理原因。五四的反传统思潮是把双刃剑，详细可以参看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
原帖由 moze002 于 2007-9-13 21:05 发表
如果李没那么早挂，估计陈只能算老二。
这个说法没根据。
南陈是创建中共的头号功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所有“正统”共产党组织的起源。其他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如果不具备接受南陈或上海小组的指导或者委托这个必要条件之一，那就不会给列入官方党史之中。
相关情况，请参阅《中共一大时究竟有多少名党员》一帖。
原帖由 响尾蛇X 于 2007-9-18 16:11 发表
主义？主义本来是哲学的事情，和政治联姻后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原教旨与改良之争，勾心斗角无止境。所以大部分研究哲学的人从来不想谈政治哲学。
这个“从来不想谈政治哲学”的“大部分研究哲学的人”，究竟指的是哪国、哪个历史阶段的哪些人？
建党前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出于反传统的倾向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的世界观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解决方法。
在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之前，陈独秀应该是一位本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因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欺凌而献身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追求知识很热情，但性格很急躁，特别是气质方面不适合做领袖，单纯做学者可能更好些。
在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之前，陈独秀应该是一位本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因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欺凌而献身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追求知识很热情，但性格很急躁，特别是气质方面不适合做领袖，单纯做学者可能更好些。
陈独秀的困惑一直持续到他下台。
他本人意识上或说理论认识上，是希望社会有一个强烈震撼的革命。但他没有参与战争的经验，狂热偏执的理想遇上血腥严酷的暴力时，很容易变得恐惧、脆弱、彷徨、反复而且痛苦。
对农民是否能够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成功，不单是陈独秀，可以说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和政治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是毫无疑问地抱否定态度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中共领导人（不包括毛泽东）对待农运以及武装农民的思想转变，一直都在怀疑而又小心尝试之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对极度注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时刻不忘标榜马列主义正宗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以农民革命来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毕竟是“离经叛道”的事。
他本人意识上或说理论认识上，是希望社会有一个强烈震撼的革命。但他没有参与战争的经验，狂热偏执的理想遇上血腥严酷的暴力时，很容易变得恐惧、脆弱、彷徨、反复而且痛苦。
对农民是否能够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成功，不单是陈独秀，可以说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和政治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是毫无疑问地抱否定态度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中共领导人（不包括毛泽东）对待农运以及武装农民的思想转变，一直都在怀疑而又小心尝试之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对极度注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时刻不忘标榜马列主义正宗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以农民革命来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毕竟是“离经叛道”的事。
对农民是否能够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成功，不单是陈独秀，可以说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和政治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是毫无疑问地抱否定态度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中共领导人（不包括毛泽东）对待农运以及武装农民的思想转变，一直都在怀疑而又小心尝试之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对极度注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时刻不忘标榜马列主义正宗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以农民革命来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毕竟是“离经叛道”的事。
关于毛泽东走农村路线的问题，俺是这么理解的。马克思是正确的，非常正确，就是农民不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农民阶级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这个过程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不多。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就是由于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力军，是生产力的代表，所以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承担起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任务。相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很小了；农民自身缺乏足够的知识去帮助完成社会的转型。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和陈独秀牢记马克思的解释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中国的国情就很不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而是地主（包括皇帝）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就是抓准了这一对主要矛盾，提出谁先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可以赢得革命。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要任务，而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才是主要任务。后来中共在解放区内受到人民的欢迎就是因为中共找对了斗争方向。但是要注意的是，次革命非彼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要区别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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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未来戦士 于 2007-12-5 13:18 发表
这里所谈的“毛泽东讲话”，指的是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与党的前后两个历史决议相联系，其发表、刊登以及修改，都至关我党对陈独秀的评价，不 ...
所谓政治是时势的需要。
如果纯从学术角度而论，仲翁在大革命末期提出的有关土地改革思想，却由太祖在边区成功实施，由此转变了社会民众对“共产共妻”的误解。“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与陈独秀的土地政策并没有实质上的根本差别。
以时间长短不能衡定人物性质，共产党之于中国而论，毛主席作为中国共党之父，大家心里早有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