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钱三强三次受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7:55:03
本文作者春江曾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几年的密切接触。对党一向忠诚并对中国科学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钱三强，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曾遭受过几次挫折。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做好党的领导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
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有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在思想深处他则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年轻人也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大家都互称“钱公、李公……”表示尊重。这位助手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也参加了会议，这位老革命对那个年轻助理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第
2次委婉批评招来巨大灾难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但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这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严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认为他不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此外，还有一条理由：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第
3次遣往农村遭受沉重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本文作者春江曾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几年的密切接触。对党一向忠诚并对中国科学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钱三强，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曾遭受过几次挫折。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做好党的领导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
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有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在思想深处他则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年轻人也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大家都互称“钱公、李公……”表示尊重。这位助手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也参加了会议，这位老革命对那个年轻助理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第
2次委婉批评招来巨大灾难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但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这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严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认为他不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此外，还有一条理由：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第
3次遣往农村遭受沉重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
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有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在思想深处他则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年轻人也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大家都互称“钱公、李公……”表示尊重。这位助手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也参加了会议，这位老革命对那个年轻助理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第
2次委婉批评招来巨大灾难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但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这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严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认为他不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此外，还有一条理由：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第
3次遣往农村遭受沉重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本文作者春江曾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几年的密切接触。对党一向忠诚并对中国科学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钱三强，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曾遭受过几次挫折。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做好党的领导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
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有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在思想深处他则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年轻人也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大家都互称“钱公、李公……”表示尊重。这位助手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也参加了会议，这位老革命对那个年轻助理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第
2次委婉批评招来巨大灾难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但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这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严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认为他不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此外，还有一条理由：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第
3次遣往农村遭受沉重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