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著名外交家周南自述：我亲历的外交风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4:53:15
从进入外交部到跟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访亚非国家，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为香港回归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著名外交家周南详细记述了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瞬间。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从进入外交部到跟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访亚非国家，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为香港回归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著名外交家周南详细记述了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瞬间。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从进入外交部到跟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访亚非国家，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为香港回归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著名外交家周南详细记述了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瞬间。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麦理浩投石问路，邓小平阐明“一国两制”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通过各种方式“投石问路”，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当时麦理浩表示，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他向麦理浩指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后，小平同志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接着，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新华社、经贸部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我们又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拟订了12条方针政策，并在1982年初将方案上报中央。
4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暗示了中央将参照对台方针的基本内容处理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出席了会议。
4月初，英国前首相希思来访。6日上午，小平同志会见希思。希思问：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有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还有葛守仁、聂华桐等。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就是一个原则，1997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通过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已经说明了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各项基本政策。
英国人误判形势，邓小平针锋相对香港、澳门问题都谈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结束了，也颁布了，后过渡期也就开始了。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从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什么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对抗嘛！我离任之前接受卜少夫的采访。卜少夫要我评价彭定康，说：你跟他交手几年，你对他有什么评论呢？我说：“我从来不愿意评价个人，我来香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人身攻击。而且一个人要到盖棺才能论定。”“我觉得这些年中英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英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的问题。他只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
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这无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个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这两个事件一发生，英国认为中国也要步苏联的后尘，步东欧的后尘，要垮台。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说不行了，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明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报告还建议英国政府加强同台湾和西藏的分裂势力的联系，实际上是企图鼓励台湾和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认为，英国同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利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攻倒算”，为英国翻香港谈判的案了。舆论、议会也鼓噪说，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上，我们“上当了”，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太软了，“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过分倾向”，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出卖了香港”。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地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有的港英高官又重新提出反对中国在港驻军，又觉得港督卫奕信也太软了，据说香港英资的怡和洋行的大班也告了卫奕信的状。
整个英国政府都变了，英国的报纸也攻击他们的外交官：你们外交部这些人在阿根廷的时候就主张妥协。在香港问题上听了你们的话，结果上了当，跟中国签了协议。这年秋天，英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取消“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求1995年的立法局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按照他们的估计，在当时的气氛和形势下，李柱铭等人为主体的所谓“民主派”能够控制立法会的大多数，这就意味着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可以控制香港立法局，左右香港的政局。接着，港英政府的英籍常务司屈珩发表谈话，公开提出要修改《基本法》，还重弹解放军不宜在香港驻军的论调。
10月，撒切尔夫人在吉隆坡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后来小平同志又讲：“除了外事和国防的权力归中央掌管之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不能容许香港变成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根据这一条，我们《基本法》起草的时候加上了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性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本来是任何主权国家宪法中都必须有的内容，何况港英统治时期也有不少类似法令。《基本法》中关系到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这一重要条款至今还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理应引起普遍关注。
彭定康来港之前，英国保守党政府就已开始逐步改变了对华政策，陆续单方面提出了所谓“两局共识”、“居英权计划”、“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前面讲过的“新机场建设”等方案，为香港平稳过渡设置障碍。派遣彭定康来港搞对抗，只是这一连串行动登峰造极的发展罢了。
主政新华社香港分社，遭遇许家屯叛逃事件
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后，姬鹏飞找我谈话，说是最高领导的意见，要我去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并要我考虑一下。我考虑了一天，心想：既然是最高领导要我去，那我就去！就作了正式答复。而在我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
许家屯历来善于搞政治投机，在“文革”中他就和江苏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反对江渭清、管文蔚、惠浴宇等“江苏四老”。江渭清曾任华东野战军六纵政委，解放后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许家屯在“文革”中搞政治投机的事，说许“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就有30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后来许家屯与造反派结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在江苏的一些新四军老同志对他意见很大，他呆不住了，又活动到香港去工作。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了一亿美金，说是要按照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的意见反馈到上面，大概是1987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50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赵紫阳讲道，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二个是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凑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73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着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订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对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有一个已被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决定将他开除党籍。
许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事件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1990年“八九政治风波”一周年的时候，据报道，有几十万人散步，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拿条大床单，写着“周南应向许家屯学习”几个大字。我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了？别做梦了！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幸好没伤人，叫港英政府去追查，始终没有下文。所以斗争是很复杂的。
后来弄清楚了，许家屯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质诱惑之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烂，还有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说，他的变节出逃并非偶然。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通过各种方式“投石问路”，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当时麦理浩表示，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他向麦理浩指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后，小平同志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接着，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新华社、经贸部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我们又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拟订了12条方针政策，并在1982年初将方案上报中央。
4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暗示了中央将参照对台方针的基本内容处理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出席了会议。
4月初，英国前首相希思来访。6日上午，小平同志会见希思。希思问：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有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还有葛守仁、聂华桐等。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就是一个原则，1997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通过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已经说明了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各项基本政策。
英国人误判形势，邓小平针锋相对香港、澳门问题都谈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结束了，也颁布了，后过渡期也就开始了。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从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什么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对抗嘛！我离任之前接受卜少夫的采访。卜少夫要我评价彭定康，说：你跟他交手几年，你对他有什么评论呢？我说：“我从来不愿意评价个人，我来香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人身攻击。而且一个人要到盖棺才能论定。”“我觉得这些年中英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英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的问题。他只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
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这无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个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这两个事件一发生，英国认为中国也要步苏联的后尘，步东欧的后尘，要垮台。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说不行了，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明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报告还建议英国政府加强同台湾和西藏的分裂势力的联系，实际上是企图鼓励台湾和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认为，英国同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利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攻倒算”，为英国翻香港谈判的案了。舆论、议会也鼓噪说，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上，我们“上当了”，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太软了，“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过分倾向”，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出卖了香港”。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地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有的港英高官又重新提出反对中国在港驻军，又觉得港督卫奕信也太软了，据说香港英资的怡和洋行的大班也告了卫奕信的状。
整个英国政府都变了，英国的报纸也攻击他们的外交官：你们外交部这些人在阿根廷的时候就主张妥协。在香港问题上听了你们的话，结果上了当，跟中国签了协议。这年秋天，英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取消“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求1995年的立法局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按照他们的估计，在当时的气氛和形势下，李柱铭等人为主体的所谓“民主派”能够控制立法会的大多数，这就意味着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可以控制香港立法局，左右香港的政局。接着，港英政府的英籍常务司屈珩发表谈话，公开提出要修改《基本法》，还重弹解放军不宜在香港驻军的论调。
10月，撒切尔夫人在吉隆坡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后来小平同志又讲：“除了外事和国防的权力归中央掌管之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不能容许香港变成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根据这一条，我们《基本法》起草的时候加上了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性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本来是任何主权国家宪法中都必须有的内容，何况港英统治时期也有不少类似法令。《基本法》中关系到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这一重要条款至今还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理应引起普遍关注。
彭定康来港之前，英国保守党政府就已开始逐步改变了对华政策，陆续单方面提出了所谓“两局共识”、“居英权计划”、“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前面讲过的“新机场建设”等方案，为香港平稳过渡设置障碍。派遣彭定康来港搞对抗，只是这一连串行动登峰造极的发展罢了。
主政新华社香港分社，遭遇许家屯叛逃事件
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后，姬鹏飞找我谈话，说是最高领导的意见，要我去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并要我考虑一下。我考虑了一天，心想：既然是最高领导要我去，那我就去！就作了正式答复。而在我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
许家屯历来善于搞政治投机，在“文革”中他就和江苏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反对江渭清、管文蔚、惠浴宇等“江苏四老”。江渭清曾任华东野战军六纵政委，解放后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许家屯在“文革”中搞政治投机的事，说许“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就有30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后来许家屯与造反派结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在江苏的一些新四军老同志对他意见很大，他呆不住了，又活动到香港去工作。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了一亿美金，说是要按照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的意见反馈到上面，大概是1987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50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赵紫阳讲道，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二个是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凑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73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着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订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对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有一个已被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决定将他开除党籍。
许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事件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1990年“八九政治风波”一周年的时候，据报道，有几十万人散步，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拿条大床单，写着“周南应向许家屯学习”几个大字。我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了？别做梦了！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幸好没伤人，叫港英政府去追查，始终没有下文。所以斗争是很复杂的。
后来弄清楚了，许家屯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质诱惑之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烂，还有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说，他的变节出逃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