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幽默心，战友情 陈赓大将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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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曾任八路军38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外，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机敏，也为人们所赞赏。可以说，陈赓走到哪里，不仅把胜利带到哪里，还把轻松的笑声和幽默带到哪里。他与陈锡联将军从战友、同志到结为连襟，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1
“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3师任营长，而3师师长就是周逸群。
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在潮汕一带被优势的钱大钧部打败，溃不成军，将士多数被打散了。在掩护部队后撤中，陈赓负了伤，在卢冬生的扶助下，两人死里逃生，辗转到了香港。然后，陈赓决定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卢冬生和一位工人把他抬进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这时，陈赓身上只有20块钱，虽然买到了船票，但只能和卢冬生呆在货舱里。这班船从香港开出，先绕道到汕头港装货。这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一派杀气腾腾。船靠岸后，3师师长周逸群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腋下夹着一领烂席子，混在乘客中也急匆匆地上了船。原来他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被认出来，又逃了出来，汕头一家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一上船，他也往货舱里钻，面向船舱壁，然后侧身躺下，可还不放心，又把破席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盖了起来。谁知他进货舱时，被正躺在船舱看报纸的陈赓发现，他非常高兴，但没吭声，而是用报纸遮住面孔，决意与师长开个玩笑。待周逸群刚躺下，陈赓突然说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吓了一跳，忙拉下席子，可仔细一想，这声音好熟悉啊，立刻听出是陈赓的腔调！
“啊，是你这个鬼呀！”
战友相逢，两人好不高兴。就这样，他们乘同一班船，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2
“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
1928年前后，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别说三教九流，就是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巡捕和特务都与他交往密切。
一次，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王先生恰好路过此地，特务和巡捕连忙同他打招呼。
“你们忙啥呢？”他问道。
一名特务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
“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
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说：“这个出口我来把守。”
特务们都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
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王先生说。
“没问题！”
可是当特务们冲进去后，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见了，他们扑了个大空。
原来，这位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是通过他“把守”的这个出口平安撤离了。
3
“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1933年3月，陈赓从鄂豫皖辗转到上海治疗腿伤时，意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过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一个多月后，他又逃出了南京，旋即被派往江西红色苏区瑞金。
这次他去江西是坐火车去的。这些年他在国共高层“混”，到处是熟人，认识他的人不少。谁知这次火车行经徐州停车时，他走出车厢换换气，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而钱大钧不仅认识他，两人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当火车离开徐州后，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只得去了。原来钱大钧正被派往江西前线去“围剿”红军，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
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他，前一段时间他被俘后又逃跑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他望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聊了一阵，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钱大钧还请他在车上吃了餐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悠闲得很。过了几站，钱大钧说：“你有事，你就走吧，我不拦你。”
陈赓即起身告辞。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
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就这样，陈赓顺利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了。
4
“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5年6月13日，为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四川懋功的一天主教堂举行干部联欢会，会后进行大会餐。
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领们每8个人一组，围坐在桌前，菜端上来了，每桌满满的4大碗菜，可这毕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宴会”呀！一会儿工夫，如风卷残云一般，每个桌上的菜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舔舔嘴唇，心有不甘地往其它桌上瞧瞧，结果，发现所有的“战场”都被扫荡一空后，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突然站了起来，拍拍肚子，摇晃着脑袋说：“不过瘾！不过瘾！”突然，他向大家作了个手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做了个鬼脸，然后溜进了伙房。
正当大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猜测着这次他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时，只见他回来了，手中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两大盘菜，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并炫耀似地高举着刚才他向炊事员“磨”来的“战利品”。大家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哗”地一声，一拥而上，毫不客气地将陈赓围了起来，结果他的“战利品”被“缴获”过去了。
陈赓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拍拍脑袋，一回头又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他又举着两盘菜“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瞧，这是什么？”
他话音刚落，几个“调皮王”冲上来又一个“奇袭”，他又被“缴了械”。
“哈哈，我成了跑堂的了！”陈赓只好又一次不甘心地向厨房走去，同志们都笑了。
尽管陈赓多次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但是，他的敌方同学都说：“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6年2月底，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18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率领的红1师恰与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少将师长关麟征的25师遭遇。
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关麟征为同班同学，但关为人傲慢，自命清高，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他趁教官不注意，使劲地向关麟征做大鬼脸，双眼还一睁一闭的，关麟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想问又不敢，只好盯着看，看着看着，结果被陈赓滑稽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关麟征被教官打了嘴巴，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他找到陈赓问道：“好你个陈赓，一个劲地做鬼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害我嘴巴打得肿胀老半天的！”
“你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就是让教官治理你一下。”陈赓淡然一笑。
关麟征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来，黄埔军校的同学分成了国共两个阵营。这次两位昔日同学又在战场上兵戈相见，结果，红1师一个猛冲就攻占了关麟征部的阵地。陈赓特地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
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我是两次被你治理了。”
5
下令安葬阵亡的黄埔校友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第12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琏是他在黄埔4期当连长时的本连学生，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也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
在他向浍河南岸出击时，熊绶春14军的军参谋长梁岱被俘后，伪称是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当时未被识破。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
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他当场把它和另外两封信都撕毁了。但他听到梁岱讲述被俘后受到的宽大待遇和解放军带给他的话，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几天，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经过梁岱劝说，晓以利害，熊绶春就叫梁岱写了一封接受投降的复信，并请示如何行动，当天夜里交给那位获释带信的排长送给解放军。但在等到复信前，最后总攻就开始了。
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则前后不到14天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收容所的路上，他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他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梁岱答：“我是14军参谋长。”他又问道：“你们军长呢？”
梁说已经阵亡。他问：“尸体在哪里？”
梁告诉他在后边杨围子村里。他说：“你留下熊军长的卫士，我派人协同你们去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让他家人好查。”
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6
两陈合伙“骗”朱老总
在我军中，有兄弟将军，如王宏坤、王宏信，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索南旺堆少将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个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因此，这连长和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竟成了“铁哥们”一对。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泽东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家。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树上还结满了好多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都装满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哥儿俩”口袋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儿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第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儿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朱德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再偷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7
“大哥”将“妹妹”介绍给陈锡联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陈锡联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陈锡联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反“扫荡”突围时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8
第一次发病卧床三个月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客人一走，儿子涯子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笑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
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马上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登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9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傅涯的手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说道：“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开了一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陈赓大将，曾任八路军38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外，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机敏，也为人们所赞赏。可以说，陈赓走到哪里，不仅把胜利带到哪里，还把轻松的笑声和幽默带到哪里。他与陈锡联将军从战友、同志到结为连襟，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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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3师任营长，而3师师长就是周逸群。
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在潮汕一带被优势的钱大钧部打败，溃不成军，将士多数被打散了。在掩护部队后撤中，陈赓负了伤，在卢冬生的扶助下，两人死里逃生，辗转到了香港。然后，陈赓决定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卢冬生和一位工人把他抬进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这时，陈赓身上只有20块钱，虽然买到了船票，但只能和卢冬生呆在货舱里。这班船从香港开出，先绕道到汕头港装货。这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一派杀气腾腾。船靠岸后，3师师长周逸群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腋下夹着一领烂席子，混在乘客中也急匆匆地上了船。原来他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被认出来，又逃了出来，汕头一家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一上船，他也往货舱里钻，面向船舱壁，然后侧身躺下，可还不放心，又把破席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盖了起来。谁知他进货舱时，被正躺在船舱看报纸的陈赓发现，他非常高兴，但没吭声，而是用报纸遮住面孔，决意与师长开个玩笑。待周逸群刚躺下，陈赓突然说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吓了一跳，忙拉下席子，可仔细一想，这声音好熟悉啊，立刻听出是陈赓的腔调！
“啊，是你这个鬼呀！”
战友相逢，两人好不高兴。就这样，他们乘同一班船，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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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
1928年前后，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别说三教九流，就是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巡捕和特务都与他交往密切。
一次，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王先生恰好路过此地，特务和巡捕连忙同他打招呼。
“你们忙啥呢？”他问道。
一名特务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
“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
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说：“这个出口我来把守。”
特务们都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
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王先生说。
“没问题！”
可是当特务们冲进去后，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见了，他们扑了个大空。
原来，这位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是通过他“把守”的这个出口平安撤离了。
3
“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1933年3月，陈赓从鄂豫皖辗转到上海治疗腿伤时，意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过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一个多月后，他又逃出了南京，旋即被派往江西红色苏区瑞金。
这次他去江西是坐火车去的。这些年他在国共高层“混”，到处是熟人，认识他的人不少。谁知这次火车行经徐州停车时，他走出车厢换换气，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而钱大钧不仅认识他，两人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当火车离开徐州后，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只得去了。原来钱大钧正被派往江西前线去“围剿”红军，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
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他，前一段时间他被俘后又逃跑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他望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聊了一阵，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钱大钧还请他在车上吃了餐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悠闲得很。过了几站，钱大钧说：“你有事，你就走吧，我不拦你。”
陈赓即起身告辞。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
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就这样，陈赓顺利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了。
4
“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5年6月13日，为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四川懋功的一天主教堂举行干部联欢会，会后进行大会餐。
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领们每8个人一组，围坐在桌前，菜端上来了，每桌满满的4大碗菜，可这毕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宴会”呀！一会儿工夫，如风卷残云一般，每个桌上的菜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舔舔嘴唇，心有不甘地往其它桌上瞧瞧，结果，发现所有的“战场”都被扫荡一空后，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突然站了起来，拍拍肚子，摇晃着脑袋说：“不过瘾！不过瘾！”突然，他向大家作了个手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做了个鬼脸，然后溜进了伙房。
正当大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猜测着这次他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时，只见他回来了，手中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两大盘菜，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并炫耀似地高举着刚才他向炊事员“磨”来的“战利品”。大家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哗”地一声，一拥而上，毫不客气地将陈赓围了起来，结果他的“战利品”被“缴获”过去了。
陈赓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拍拍脑袋，一回头又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他又举着两盘菜“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瞧，这是什么？”
他话音刚落，几个“调皮王”冲上来又一个“奇袭”，他又被“缴了械”。
“哈哈，我成了跑堂的了！”陈赓只好又一次不甘心地向厨房走去，同志们都笑了。
尽管陈赓多次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但是，他的敌方同学都说：“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6年2月底，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18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率领的红1师恰与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少将师长关麟征的25师遭遇。
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关麟征为同班同学，但关为人傲慢，自命清高，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他趁教官不注意，使劲地向关麟征做大鬼脸，双眼还一睁一闭的，关麟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想问又不敢，只好盯着看，看着看着，结果被陈赓滑稽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关麟征被教官打了嘴巴，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他找到陈赓问道：“好你个陈赓，一个劲地做鬼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害我嘴巴打得肿胀老半天的！”
“你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就是让教官治理你一下。”陈赓淡然一笑。
关麟征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来，黄埔军校的同学分成了国共两个阵营。这次两位昔日同学又在战场上兵戈相见，结果，红1师一个猛冲就攻占了关麟征部的阵地。陈赓特地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
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我是两次被你治理了。”
5
下令安葬阵亡的黄埔校友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第12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琏是他在黄埔4期当连长时的本连学生，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也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
在他向浍河南岸出击时，熊绶春14军的军参谋长梁岱被俘后，伪称是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当时未被识破。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
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他当场把它和另外两封信都撕毁了。但他听到梁岱讲述被俘后受到的宽大待遇和解放军带给他的话，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几天，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经过梁岱劝说，晓以利害，熊绶春就叫梁岱写了一封接受投降的复信，并请示如何行动，当天夜里交给那位获释带信的排长送给解放军。但在等到复信前，最后总攻就开始了。
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则前后不到14天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收容所的路上，他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他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梁岱答：“我是14军参谋长。”他又问道：“你们军长呢？”
梁说已经阵亡。他问：“尸体在哪里？”
梁告诉他在后边杨围子村里。他说：“你留下熊军长的卫士，我派人协同你们去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让他家人好查。”
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6
两陈合伙“骗”朱老总
在我军中，有兄弟将军，如王宏坤、王宏信，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索南旺堆少将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个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因此，这连长和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竟成了“铁哥们”一对。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泽东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家。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树上还结满了好多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都装满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哥儿俩”口袋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儿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第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儿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朱德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再偷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7
“大哥”将“妹妹”介绍给陈锡联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陈锡联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陈锡联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反“扫荡”突围时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8
第一次发病卧床三个月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客人一走，儿子涯子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笑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
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马上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登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9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傅涯的手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说道：“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开了一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1
“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3师任营长，而3师师长就是周逸群。
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在潮汕一带被优势的钱大钧部打败，溃不成军，将士多数被打散了。在掩护部队后撤中，陈赓负了伤，在卢冬生的扶助下，两人死里逃生，辗转到了香港。然后，陈赓决定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卢冬生和一位工人把他抬进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这时，陈赓身上只有20块钱，虽然买到了船票，但只能和卢冬生呆在货舱里。这班船从香港开出，先绕道到汕头港装货。这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一派杀气腾腾。船靠岸后，3师师长周逸群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腋下夹着一领烂席子，混在乘客中也急匆匆地上了船。原来他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被认出来，又逃了出来，汕头一家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一上船，他也往货舱里钻，面向船舱壁，然后侧身躺下，可还不放心，又把破席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盖了起来。谁知他进货舱时，被正躺在船舱看报纸的陈赓发现，他非常高兴，但没吭声，而是用报纸遮住面孔，决意与师长开个玩笑。待周逸群刚躺下，陈赓突然说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吓了一跳，忙拉下席子，可仔细一想，这声音好熟悉啊，立刻听出是陈赓的腔调！
“啊，是你这个鬼呀！”
战友相逢，两人好不高兴。就这样，他们乘同一班船，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2
“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
1928年前后，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别说三教九流，就是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巡捕和特务都与他交往密切。
一次，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王先生恰好路过此地，特务和巡捕连忙同他打招呼。
“你们忙啥呢？”他问道。
一名特务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
“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
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说：“这个出口我来把守。”
特务们都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
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王先生说。
“没问题！”
可是当特务们冲进去后，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见了，他们扑了个大空。
原来，这位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是通过他“把守”的这个出口平安撤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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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1933年3月，陈赓从鄂豫皖辗转到上海治疗腿伤时，意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过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一个多月后，他又逃出了南京，旋即被派往江西红色苏区瑞金。
这次他去江西是坐火车去的。这些年他在国共高层“混”，到处是熟人，认识他的人不少。谁知这次火车行经徐州停车时，他走出车厢换换气，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而钱大钧不仅认识他，两人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当火车离开徐州后，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只得去了。原来钱大钧正被派往江西前线去“围剿”红军，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
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他，前一段时间他被俘后又逃跑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他望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聊了一阵，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钱大钧还请他在车上吃了餐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悠闲得很。过了几站，钱大钧说：“你有事，你就走吧，我不拦你。”
陈赓即起身告辞。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
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就这样，陈赓顺利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了。
4
“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5年6月13日，为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四川懋功的一天主教堂举行干部联欢会，会后进行大会餐。
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领们每8个人一组，围坐在桌前，菜端上来了，每桌满满的4大碗菜，可这毕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宴会”呀！一会儿工夫，如风卷残云一般，每个桌上的菜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舔舔嘴唇，心有不甘地往其它桌上瞧瞧，结果，发现所有的“战场”都被扫荡一空后，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突然站了起来，拍拍肚子，摇晃着脑袋说：“不过瘾！不过瘾！”突然，他向大家作了个手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做了个鬼脸，然后溜进了伙房。
正当大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猜测着这次他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时，只见他回来了，手中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两大盘菜，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并炫耀似地高举着刚才他向炊事员“磨”来的“战利品”。大家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哗”地一声，一拥而上，毫不客气地将陈赓围了起来，结果他的“战利品”被“缴获”过去了。
陈赓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拍拍脑袋，一回头又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他又举着两盘菜“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瞧，这是什么？”
他话音刚落，几个“调皮王”冲上来又一个“奇袭”，他又被“缴了械”。
“哈哈，我成了跑堂的了！”陈赓只好又一次不甘心地向厨房走去，同志们都笑了。
尽管陈赓多次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但是，他的敌方同学都说：“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6年2月底，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18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率领的红1师恰与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少将师长关麟征的25师遭遇。
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关麟征为同班同学，但关为人傲慢，自命清高，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他趁教官不注意，使劲地向关麟征做大鬼脸，双眼还一睁一闭的，关麟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想问又不敢，只好盯着看，看着看着，结果被陈赓滑稽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关麟征被教官打了嘴巴，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他找到陈赓问道：“好你个陈赓，一个劲地做鬼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害我嘴巴打得肿胀老半天的！”
“你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就是让教官治理你一下。”陈赓淡然一笑。
关麟征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来，黄埔军校的同学分成了国共两个阵营。这次两位昔日同学又在战场上兵戈相见，结果，红1师一个猛冲就攻占了关麟征部的阵地。陈赓特地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
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我是两次被你治理了。”
5
下令安葬阵亡的黄埔校友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第12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琏是他在黄埔4期当连长时的本连学生，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也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
在他向浍河南岸出击时，熊绶春14军的军参谋长梁岱被俘后，伪称是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当时未被识破。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
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他当场把它和另外两封信都撕毁了。但他听到梁岱讲述被俘后受到的宽大待遇和解放军带给他的话，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几天，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经过梁岱劝说，晓以利害，熊绶春就叫梁岱写了一封接受投降的复信，并请示如何行动，当天夜里交给那位获释带信的排长送给解放军。但在等到复信前，最后总攻就开始了。
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则前后不到14天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收容所的路上，他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他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梁岱答：“我是14军参谋长。”他又问道：“你们军长呢？”
梁说已经阵亡。他问：“尸体在哪里？”
梁告诉他在后边杨围子村里。他说：“你留下熊军长的卫士，我派人协同你们去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让他家人好查。”
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6
两陈合伙“骗”朱老总
在我军中，有兄弟将军，如王宏坤、王宏信，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索南旺堆少将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个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因此，这连长和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竟成了“铁哥们”一对。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泽东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家。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树上还结满了好多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都装满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哥儿俩”口袋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儿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第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儿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朱德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再偷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7
“大哥”将“妹妹”介绍给陈锡联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陈锡联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陈锡联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反“扫荡”突围时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8
第一次发病卧床三个月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客人一走，儿子涯子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笑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
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马上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登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9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傅涯的手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说道：“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开了一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陈赓大将，曾任八路军38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外，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机敏，也为人们所赞赏。可以说，陈赓走到哪里，不仅把胜利带到哪里，还把轻松的笑声和幽默带到哪里。他与陈锡联将军从战友、同志到结为连襟，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1
“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3师任营长，而3师师长就是周逸群。
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在潮汕一带被优势的钱大钧部打败，溃不成军，将士多数被打散了。在掩护部队后撤中，陈赓负了伤，在卢冬生的扶助下，两人死里逃生，辗转到了香港。然后，陈赓决定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卢冬生和一位工人把他抬进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这时，陈赓身上只有20块钱，虽然买到了船票，但只能和卢冬生呆在货舱里。这班船从香港开出，先绕道到汕头港装货。这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一派杀气腾腾。船靠岸后，3师师长周逸群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腋下夹着一领烂席子，混在乘客中也急匆匆地上了船。原来他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被认出来，又逃了出来，汕头一家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一上船，他也往货舱里钻，面向船舱壁，然后侧身躺下，可还不放心，又把破席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盖了起来。谁知他进货舱时，被正躺在船舱看报纸的陈赓发现，他非常高兴，但没吭声，而是用报纸遮住面孔，决意与师长开个玩笑。待周逸群刚躺下，陈赓突然说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吓了一跳，忙拉下席子，可仔细一想，这声音好熟悉啊，立刻听出是陈赓的腔调！
“啊，是你这个鬼呀！”
战友相逢，两人好不高兴。就这样，他们乘同一班船，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2
“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
1928年前后，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别说三教九流，就是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巡捕和特务都与他交往密切。
一次，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王先生恰好路过此地，特务和巡捕连忙同他打招呼。
“你们忙啥呢？”他问道。
一名特务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
“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
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说：“这个出口我来把守。”
特务们都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
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王先生说。
“没问题！”
可是当特务们冲进去后，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见了，他们扑了个大空。
原来，这位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是通过他“把守”的这个出口平安撤离了。
3
“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1933年3月，陈赓从鄂豫皖辗转到上海治疗腿伤时，意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过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一个多月后，他又逃出了南京，旋即被派往江西红色苏区瑞金。
这次他去江西是坐火车去的。这些年他在国共高层“混”，到处是熟人，认识他的人不少。谁知这次火车行经徐州停车时，他走出车厢换换气，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而钱大钧不仅认识他，两人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当火车离开徐州后，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只得去了。原来钱大钧正被派往江西前线去“围剿”红军，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
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他，前一段时间他被俘后又逃跑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他望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聊了一阵，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钱大钧还请他在车上吃了餐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悠闲得很。过了几站，钱大钧说：“你有事，你就走吧，我不拦你。”
陈赓即起身告辞。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
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就这样，陈赓顺利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了。
4
“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5年6月13日，为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四川懋功的一天主教堂举行干部联欢会，会后进行大会餐。
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领们每8个人一组，围坐在桌前，菜端上来了，每桌满满的4大碗菜，可这毕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宴会”呀！一会儿工夫，如风卷残云一般，每个桌上的菜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舔舔嘴唇，心有不甘地往其它桌上瞧瞧，结果，发现所有的“战场”都被扫荡一空后，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突然站了起来，拍拍肚子，摇晃着脑袋说：“不过瘾！不过瘾！”突然，他向大家作了个手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做了个鬼脸，然后溜进了伙房。
正当大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猜测着这次他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时，只见他回来了，手中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两大盘菜，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并炫耀似地高举着刚才他向炊事员“磨”来的“战利品”。大家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哗”地一声，一拥而上，毫不客气地将陈赓围了起来，结果他的“战利品”被“缴获”过去了。
陈赓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拍拍脑袋，一回头又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他又举着两盘菜“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瞧，这是什么？”
他话音刚落，几个“调皮王”冲上来又一个“奇袭”，他又被“缴了械”。
“哈哈，我成了跑堂的了！”陈赓只好又一次不甘心地向厨房走去，同志们都笑了。
尽管陈赓多次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但是，他的敌方同学都说：“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6年2月底，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18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率领的红1师恰与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少将师长关麟征的25师遭遇。
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关麟征为同班同学，但关为人傲慢，自命清高，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他趁教官不注意，使劲地向关麟征做大鬼脸，双眼还一睁一闭的，关麟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想问又不敢，只好盯着看，看着看着，结果被陈赓滑稽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关麟征被教官打了嘴巴，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他找到陈赓问道：“好你个陈赓，一个劲地做鬼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害我嘴巴打得肿胀老半天的！”
“你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就是让教官治理你一下。”陈赓淡然一笑。
关麟征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来，黄埔军校的同学分成了国共两个阵营。这次两位昔日同学又在战场上兵戈相见，结果，红1师一个猛冲就攻占了关麟征部的阵地。陈赓特地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
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我是两次被你治理了。”
5
下令安葬阵亡的黄埔校友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第12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琏是他在黄埔4期当连长时的本连学生，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也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
在他向浍河南岸出击时，熊绶春14军的军参谋长梁岱被俘后，伪称是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当时未被识破。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
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他当场把它和另外两封信都撕毁了。但他听到梁岱讲述被俘后受到的宽大待遇和解放军带给他的话，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几天，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经过梁岱劝说，晓以利害，熊绶春就叫梁岱写了一封接受投降的复信，并请示如何行动，当天夜里交给那位获释带信的排长送给解放军。但在等到复信前，最后总攻就开始了。
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则前后不到14天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收容所的路上，他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他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梁岱答：“我是14军参谋长。”他又问道：“你们军长呢？”
梁说已经阵亡。他问：“尸体在哪里？”
梁告诉他在后边杨围子村里。他说：“你留下熊军长的卫士，我派人协同你们去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让他家人好查。”
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6
两陈合伙“骗”朱老总
在我军中，有兄弟将军，如王宏坤、王宏信，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索南旺堆少将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个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因此，这连长和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竟成了“铁哥们”一对。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泽东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家。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树上还结满了好多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都装满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哥儿俩”口袋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儿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第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儿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朱德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再偷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7
“大哥”将“妹妹”介绍给陈锡联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陈锡联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陈锡联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反“扫荡”突围时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8
第一次发病卧床三个月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客人一走，儿子涯子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笑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
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马上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登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9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傅涯的手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说道：“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开了一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
他们是谁？:o
自己气死自己啊！他脾气不好！那双2双25的事情，他就有责任的，那么多专家都说以当时国内技术水平是年内使高不出来的，他偏要压人家搞，会上还声色俱厉，搞得专家们后来不说话了。其实搞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要求太短了。可见其人的脾气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