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民国风流文人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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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7月11日 10:47新闻午报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王国维、冰心、胡适、徐悲鸿、范文澜等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鲜为人知的传奇逸事，通过本书，在历史的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地再现，令人回味无穷。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以来，长期在大学讲坛上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他经常对学生讲，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做官”。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期间，他以无党派知名人士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他任教的西南联大，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到了抗战胜利，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罗隆基、闻一多等要提名他为无党派代表，由民盟和中共方面一致举荐，不料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理由竟然是“张奚若是国民党员”。他听了十分气愤地说：“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因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了个玩笑”，写信要他们查明他的入党年月和党证号码。他另外写了一份声明，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上刊出：“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就在政协开幕前夕，1946年初他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冰心出作文题：《初恋》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那么的美，黄沙地遍种了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香味几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然，她们更忘不了当年的老师和课堂。冰心1926年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已出版过《寄小读者》等好几本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是熟悉而亲切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可是当她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发现她的外貌更年轻：“一副娇小玲珑的身段，珍珠般白洁无瑕的肤色，加上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假如没有脑后那只发髻，简直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她在课堂上从不以老师的姿态对待学生，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她的话头，她决不生气。课堂总是充满笑声。有时下课了，学生还继续和她谈话，舍不得她离开。她给学生出作文题《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给学生出《初恋》的作文题，“无论亲身经历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燕大有“团契”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有些教师也参加，和冰心同在一个“团契”的学生深感幸运，每星期一次的聚会总是把小小的教室挤得满满的，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无所拘束，无事不谈，无话不讲，在平和愉快的气氛下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27年前后，是燕大国文系的鼎盛时期，教授中有钱玄同、周作人、吴雷川等，均一时之选。年近七十的吴雷川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不仅走路缓慢，说话也慢条斯理，乡音很浓，但口齿清楚，讲课条理分明。他讲的“国故”课，每隔一星期，就要写一篇作文，他既不出题目，也不指定参考书，完全由学生自由发挥，交卷也不限时间。不过他看卷非常仔细，常以绳头小楷写评注，一丝不苟。有些学生很珍惜他批注的那些作文，会一直保存着。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范文澜：“腐化腐化”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的名言。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教材是他自编的，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那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狂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他说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比如老酒一次能喝五斤；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掉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正好赶上“五一”散步，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的“五一”散步，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王国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最后的岁月在水木清华度过，他拖着辫子的背影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北大的辜鸿铭。他的日常生活如今仍活在儿子王东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偶尔遇到事忙或心情不好，他夫人也会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他的穿着也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无不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都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他要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所以他家里，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他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他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金岳霖：“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西南联大的老师在学生的记忆里，可爱，可亲，可敬。
他们穿的衣服就各有意思，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一次在“云南王”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一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金岳霖是哲学系教授，教逻辑学，有人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像高等数学一样，他却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殷海光，一个王浩。不过他平时很爱看小说，所以沈从文要拉他给中文系学生讲讲《小说和哲学》，他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他的回答是：“《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很是得意。他住在昆明城外，养了一只大公鸡，天天喂它维他命，由于宿舍太小，他把鸡寄养在城内张充和她们的住处。一听到日本人的空袭警报时，别人往城外跑，他却往城内跑，他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公鸡呢。“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警报”就成了防空洞里最热门的笑话，陈寅恪称之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徐悲鸿：“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器重他、与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要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推辞了。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的贫寒学子吴作人因为接触左派人物，遭到校方驱逐，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到巴黎学画，在申请出国护照时，按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有大学的毕业文凭，他又让吴作人去找田汉，补发了一张已停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毕业证书。吴作人在上海起航的那张便宜船票也是他帮助买的。以后吴在巴黎面临绝境，又是他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帮助找到了奖学金。1931年，徐悲鸿在南昌发现了有艺术才华而处境艰难的傅抱石，马上要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送傅出国深造。熊当面表示为难，他在送给熊《奔马》时，附信一纸，坚持请熊出资千元、送傅前往日本留学，傅抱石的命运这才出现转机。吕斯百、沙耆等人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鼎力举荐。
2007年07月11日 10:47新闻午报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王国维、冰心、胡适、徐悲鸿、范文澜等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鲜为人知的传奇逸事，通过本书，在历史的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地再现，令人回味无穷。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以来，长期在大学讲坛上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他经常对学生讲，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做官”。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期间，他以无党派知名人士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他任教的西南联大，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到了抗战胜利，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罗隆基、闻一多等要提名他为无党派代表，由民盟和中共方面一致举荐，不料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理由竟然是“张奚若是国民党员”。他听了十分气愤地说：“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因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了个玩笑”，写信要他们查明他的入党年月和党证号码。他另外写了一份声明，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上刊出：“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就在政协开幕前夕，1946年初他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冰心出作文题：《初恋》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那么的美，黄沙地遍种了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香味几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然，她们更忘不了当年的老师和课堂。冰心1926年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已出版过《寄小读者》等好几本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是熟悉而亲切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可是当她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发现她的外貌更年轻：“一副娇小玲珑的身段，珍珠般白洁无瑕的肤色，加上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假如没有脑后那只发髻，简直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她在课堂上从不以老师的姿态对待学生，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她的话头，她决不生气。课堂总是充满笑声。有时下课了，学生还继续和她谈话，舍不得她离开。她给学生出作文题《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给学生出《初恋》的作文题，“无论亲身经历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燕大有“团契”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有些教师也参加，和冰心同在一个“团契”的学生深感幸运，每星期一次的聚会总是把小小的教室挤得满满的，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无所拘束，无事不谈，无话不讲，在平和愉快的气氛下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27年前后，是燕大国文系的鼎盛时期，教授中有钱玄同、周作人、吴雷川等，均一时之选。年近七十的吴雷川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不仅走路缓慢，说话也慢条斯理，乡音很浓，但口齿清楚，讲课条理分明。他讲的“国故”课，每隔一星期，就要写一篇作文，他既不出题目，也不指定参考书，完全由学生自由发挥，交卷也不限时间。不过他看卷非常仔细，常以绳头小楷写评注，一丝不苟。有些学生很珍惜他批注的那些作文，会一直保存着。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范文澜：“腐化腐化”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的名言。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教材是他自编的，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那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狂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他说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比如老酒一次能喝五斤；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掉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正好赶上“五一”散步，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的“五一”散步，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王国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最后的岁月在水木清华度过，他拖着辫子的背影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北大的辜鸿铭。他的日常生活如今仍活在儿子王东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偶尔遇到事忙或心情不好，他夫人也会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他的穿着也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无不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都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他要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所以他家里，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他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他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金岳霖：“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西南联大的老师在学生的记忆里，可爱，可亲，可敬。
他们穿的衣服就各有意思，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一次在“云南王”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一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金岳霖是哲学系教授，教逻辑学，有人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像高等数学一样，他却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殷海光，一个王浩。不过他平时很爱看小说，所以沈从文要拉他给中文系学生讲讲《小说和哲学》，他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他的回答是：“《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很是得意。他住在昆明城外，养了一只大公鸡，天天喂它维他命，由于宿舍太小，他把鸡寄养在城内张充和她们的住处。一听到日本人的空袭警报时，别人往城外跑，他却往城内跑，他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公鸡呢。“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警报”就成了防空洞里最热门的笑话，陈寅恪称之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徐悲鸿：“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器重他、与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要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推辞了。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的贫寒学子吴作人因为接触左派人物，遭到校方驱逐，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到巴黎学画，在申请出国护照时，按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有大学的毕业文凭，他又让吴作人去找田汉，补发了一张已停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毕业证书。吴作人在上海起航的那张便宜船票也是他帮助买的。以后吴在巴黎面临绝境，又是他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帮助找到了奖学金。1931年，徐悲鸿在南昌发现了有艺术才华而处境艰难的傅抱石，马上要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送傅出国深造。熊当面表示为难，他在送给熊《奔马》时，附信一纸，坚持请熊出资千元、送傅前往日本留学，傅抱石的命运这才出现转机。吕斯百、沙耆等人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鼎力举荐。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王国维、冰心、胡适、徐悲鸿、范文澜等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鲜为人知的传奇逸事，通过本书，在历史的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地再现，令人回味无穷。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以来，长期在大学讲坛上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他经常对学生讲，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做官”。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期间，他以无党派知名人士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他任教的西南联大，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到了抗战胜利，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罗隆基、闻一多等要提名他为无党派代表，由民盟和中共方面一致举荐，不料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理由竟然是“张奚若是国民党员”。他听了十分气愤地说：“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因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了个玩笑”，写信要他们查明他的入党年月和党证号码。他另外写了一份声明，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上刊出：“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就在政协开幕前夕，1946年初他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冰心出作文题：《初恋》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那么的美，黄沙地遍种了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香味几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然，她们更忘不了当年的老师和课堂。冰心1926年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已出版过《寄小读者》等好几本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是熟悉而亲切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可是当她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发现她的外貌更年轻：“一副娇小玲珑的身段，珍珠般白洁无瑕的肤色，加上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假如没有脑后那只发髻，简直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她在课堂上从不以老师的姿态对待学生，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她的话头，她决不生气。课堂总是充满笑声。有时下课了，学生还继续和她谈话，舍不得她离开。她给学生出作文题《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给学生出《初恋》的作文题，“无论亲身经历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燕大有“团契”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有些教师也参加，和冰心同在一个“团契”的学生深感幸运，每星期一次的聚会总是把小小的教室挤得满满的，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无所拘束，无事不谈，无话不讲，在平和愉快的气氛下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27年前后，是燕大国文系的鼎盛时期，教授中有钱玄同、周作人、吴雷川等，均一时之选。年近七十的吴雷川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不仅走路缓慢，说话也慢条斯理，乡音很浓，但口齿清楚，讲课条理分明。他讲的“国故”课，每隔一星期，就要写一篇作文，他既不出题目，也不指定参考书，完全由学生自由发挥，交卷也不限时间。不过他看卷非常仔细，常以绳头小楷写评注，一丝不苟。有些学生很珍惜他批注的那些作文，会一直保存着。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范文澜：“腐化腐化”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的名言。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教材是他自编的，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那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狂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他说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比如老酒一次能喝五斤；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掉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正好赶上“五一”散步，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的“五一”散步，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王国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最后的岁月在水木清华度过，他拖着辫子的背影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北大的辜鸿铭。他的日常生活如今仍活在儿子王东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偶尔遇到事忙或心情不好，他夫人也会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他的穿着也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无不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都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他要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所以他家里，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他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他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金岳霖：“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西南联大的老师在学生的记忆里，可爱，可亲，可敬。
他们穿的衣服就各有意思，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一次在“云南王”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一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金岳霖是哲学系教授，教逻辑学，有人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像高等数学一样，他却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殷海光，一个王浩。不过他平时很爱看小说，所以沈从文要拉他给中文系学生讲讲《小说和哲学》，他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他的回答是：“《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很是得意。他住在昆明城外，养了一只大公鸡，天天喂它维他命，由于宿舍太小，他把鸡寄养在城内张充和她们的住处。一听到日本人的空袭警报时，别人往城外跑，他却往城内跑，他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公鸡呢。“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警报”就成了防空洞里最热门的笑话，陈寅恪称之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徐悲鸿：“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器重他、与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要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推辞了。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的贫寒学子吴作人因为接触左派人物，遭到校方驱逐，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到巴黎学画，在申请出国护照时，按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有大学的毕业文凭，他又让吴作人去找田汉，补发了一张已停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毕业证书。吴作人在上海起航的那张便宜船票也是他帮助买的。以后吴在巴黎面临绝境，又是他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帮助找到了奖学金。1931年，徐悲鸿在南昌发现了有艺术才华而处境艰难的傅抱石，马上要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送傅出国深造。熊当面表示为难，他在送给熊《奔马》时，附信一纸，坚持请熊出资千元、送傅前往日本留学，傅抱石的命运这才出现转机。吕斯百、沙耆等人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鼎力举荐。
2007年07月11日 10:47新闻午报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王国维、冰心、胡适、徐悲鸿、范文澜等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鲜为人知的传奇逸事，通过本书，在历史的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地再现，令人回味无穷。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以来，长期在大学讲坛上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他经常对学生讲，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做官”。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期间，他以无党派知名人士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他任教的西南联大，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到了抗战胜利，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罗隆基、闻一多等要提名他为无党派代表，由民盟和中共方面一致举荐，不料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理由竟然是“张奚若是国民党员”。他听了十分气愤地说：“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因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了个玩笑”，写信要他们查明他的入党年月和党证号码。他另外写了一份声明，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上刊出：“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就在政协开幕前夕，1946年初他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冰心出作文题：《初恋》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那么的美，黄沙地遍种了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香味几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然，她们更忘不了当年的老师和课堂。冰心1926年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已出版过《寄小读者》等好几本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是熟悉而亲切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几岁，可是当她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发现她的外貌更年轻：“一副娇小玲珑的身段，珍珠般白洁无瑕的肤色，加上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假如没有脑后那只发髻，简直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她在课堂上从不以老师的姿态对待学生，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她的话头，她决不生气。课堂总是充满笑声。有时下课了，学生还继续和她谈话，舍不得她离开。她给学生出作文题《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给学生出《初恋》的作文题，“无论亲身经历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燕大有“团契”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有些教师也参加，和冰心同在一个“团契”的学生深感幸运，每星期一次的聚会总是把小小的教室挤得满满的，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无所拘束，无事不谈，无话不讲，在平和愉快的气氛下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27年前后，是燕大国文系的鼎盛时期，教授中有钱玄同、周作人、吴雷川等，均一时之选。年近七十的吴雷川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不仅走路缓慢，说话也慢条斯理，乡音很浓，但口齿清楚，讲课条理分明。他讲的“国故”课，每隔一星期，就要写一篇作文，他既不出题目，也不指定参考书，完全由学生自由发挥，交卷也不限时间。不过他看卷非常仔细，常以绳头小楷写评注，一丝不苟。有些学生很珍惜他批注的那些作文，会一直保存着。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范文澜：“腐化腐化”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的名言。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教材是他自编的，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那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狂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他说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比如老酒一次能喝五斤；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掉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正好赶上“五一”散步，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的“五一”散步，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王国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最后的岁月在水木清华度过，他拖着辫子的背影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北大的辜鸿铭。他的日常生活如今仍活在儿子王东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偶尔遇到事忙或心情不好，他夫人也会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他的穿着也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无不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都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他要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所以他家里，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他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他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金岳霖：“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西南联大的老师在学生的记忆里，可爱，可亲，可敬。
他们穿的衣服就各有意思，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一次在“云南王”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一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金岳霖是哲学系教授，教逻辑学，有人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像高等数学一样，他却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殷海光，一个王浩。不过他平时很爱看小说，所以沈从文要拉他给中文系学生讲讲《小说和哲学》，他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他的回答是：“《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很是得意。他住在昆明城外，养了一只大公鸡，天天喂它维他命，由于宿舍太小，他把鸡寄养在城内张充和她们的住处。一听到日本人的空袭警报时，别人往城外跑，他却往城内跑，他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公鸡呢。“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警报”就成了防空洞里最热门的笑话，陈寅恪称之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徐悲鸿：“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器重他、与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要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推辞了。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的贫寒学子吴作人因为接触左派人物，遭到校方驱逐，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到巴黎学画，在申请出国护照时，按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有大学的毕业文凭，他又让吴作人去找田汉，补发了一张已停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毕业证书。吴作人在上海起航的那张便宜船票也是他帮助买的。以后吴在巴黎面临绝境，又是他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帮助找到了奖学金。1931年，徐悲鸿在南昌发现了有艺术才华而处境艰难的傅抱石，马上要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送傅出国深造。熊当面表示为难，他在送给熊《奔马》时，附信一纸，坚持请熊出资千元、送傅前往日本留学，傅抱石的命运这才出现转机。吕斯百、沙耆等人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鼎力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