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养猪户解读猪肉涨价原因: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0:31:25
养猪户解读猪肉涨价两大原因 称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信息时报 来穗湖南猪突减少 记者赴湘探访养殖户
专题撰文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胡非非 专题摄影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朱元斌
自今年5月份以来，猪源减少，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广州市民面临吃高价肉局面。多少年来，市民从不在吃肉问题上有过危机感，这次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猪到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
记者连日深入到广州最主要的生猪供应地——湖南省，走访了部分养猪专业户，从一个侧面了解肉价上涨的原因。如果说自去年10月份以来蔓延全国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导致大量母猪流产、栏猪吃紧是一个原因，那也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传统的小养殖户经不起市场风险的冲击，不断遭到市场淘汰应该是主要的。
养猪户解读涨价两大原因
疫病突袭，染病猪场血本无归
“养猪容不容易？容易！身家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能养，只有一两千块的人也能养，因为门槛低，”在湖南养了12年猪的养猪大户刘小解谈他的养猪经，“养猪难不难？难！难在技术、环境、卫生、管理，养猪对这些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普通农户养猪基本上是简单的集约型操作，绝对没有正规猪场那么专业，一旦疫情来了，根本挡不住。”
去年，高致病性蓝耳病这一梦魇首先袭击福建和江西的猪场，10月传播到湖南，11月达到高峰。这种疫病虽然对栏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母猪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流产。
业内一些人认为，今年4月以来高居不下的肉价很大程度上与此次疫病有关——母猪流产导致栏猪紧张，猪源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刘小解在这场疫情中算是有惊无险。由于保护措施做得严密，刘小解的猪场平安无事。但在疫情解除之前，他仍如临大敌，对猪场戒备森严，任凭记者磨破嘴皮也拒绝进入采访拍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已经拒绝了好几批来参观的人，搞不好带进去一个病菌就会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刘小解把猪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以前我一个月去一次猪场，现在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进去都要洗澡、换衣、消毒，猪场工人这阶段完全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都在里面，我每天就是打打电话给那几个场主。”
很多猪场还是被这场可怕的疫病击垮了。“我们这里有的散户为了控制疫情打疫苗，没想到打得越多（猪崽）死得越多，根本没用，”刘小解有些伤感，“我们这里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地方根本顶不住。”以前，猪生病，打几针疫苗就解决问题了。而据刘小解的预测，目前的这场疫情至少需要一个月才有可能平息。
肉价高涨的背后并不是养猪户的欢天喜地，感觉很复杂，或许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更为合适。那些成功避开疫情并且赚了钱的养猪户是高兴的，而那些不幸染病的猪场则要面临巨额亏损，甚至可能是血本无归——无猪可卖，再高的价格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市场调节，小养殖户淘汰出局
距衡阳市区30多公里处的向阳桥107国道1823公里处有一排漂亮的房子，这里是刘小解的住处和他经营的丰旺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办公点。他的养猪场就在附近几公里处的山下。
通往刘小解公司的107国道两旁满是农村旧式的猪圈，不过全都是空的，这些都是被淘汰的养猪户留下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家家都养猪，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家家都不养，再到后来的养猪专业户。”刘小解勾勒出从1995～2007年这12年中国养猪业的一幅跌荡起伏的画卷。
“养猪3年，赚钱1年”——养3年猪，只有1年是赚钱的。因为商品价格周期的存在，注定了养猪也有一个周期，刘小解把这个周期归结为一个轮回，时间是3～4年。而2007年恰恰是这个轮回中的波峰——涨价年。去年中秋节之前，刘小解亏了30多万，中秋节之后又赚了回来，“去年打了个平手”。“所以要赚就赚1年，要亏就亏1年，等着拿几十万往里面砸吧！”
十年来，中国的养猪业就在肉价的上涨和跌落之间反复，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轮回，一批批养猪户在这样无情的轮回中黯然退出。刘小解也在这片海洋中被颠簸得逐渐清醒明朗，“除去疫病导致猪源短缺带来的肉价上涨，涨价其实是很正常的。经过几轮的大浪淘沙，很多小养殖户被淘汰了，肉价自然会上涨。”
“这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
“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在刘小解眼中，那些小生猪养殖户与股票市场上那些抱着投机心理赚一把的散户太像了，“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
“不管哪个行业，最终都要经过市场考验，只有市场调节才能让这个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谈起市场，他更像一个经济学家，“政府的补贴和宏观调控职能解决一时之需，搞得不好，只会加重下一轮的负担和损失，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大浪淘沙，市场就像一把筛子，筛去杂质，留下精华。养猪行业中，最终剩下的终将是刘小解们这些大户。在刘小解看来，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养猪业必然要经历从“散养”到“规模化集约型养殖”的转型，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现在到了向规模化、工场化、集约化转型的时刻了。估计再经过一轮筛选，这个市场就基本可以转型成功了。”他乐观地估计，“到那时，那些养几十头、几百头的养殖户都将被打垮和淘汰。只剩下一些规模化养殖的大猪场，年存栏猪在3000～5000头，年出栏猪在5000～10000头。”
养猪“倔种”，经历十年猪价沉浮
“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衡阳养猪大户刘小解”
在衡阳，刘小解算个名人，他是赫赫有名的养猪大户，拥有衡南县规模最大的养猪场，手下20多名员工“管辖”着300多头母猪、2000多头熟猪，年出栏熟猪6000多头，全部供应广东地区。按今年的行情，一年净赚100万元。
但他也是个有名的“倔种”，一个从不知畏惧和退缩的家伙，在养猪市场上坚守12年。
家家养猪，散户栽下“悬崖”
1995年，刘小解开始折腾起养猪。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的刘小解养猪只是小打小闹，更像是一个“散户”：一圈简陋的猪栏，一百多头猪仔，两个雇工，“差不多就是在单干”。
1996年，刘小解迎来自己养猪的第一个小高潮，虽然生猪出口价原封未动，但国内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元/斤，“最高时涨到了5块1”。
1997年或许才是刘小解真正养猪的开始，这一年，他扩大了养猪规模，全身心地投入到养猪中——上一年的肉价上扬让他尝到了甜头。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所有人都看到了养猪的丰厚回报，家家都在拼命喂猪。一拥而上的恶果是，从1997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生猪价格一路狂跌到2.6元/斤。
止不住的颓势。卖猪所得还不够饲料钱，为了不致亏得太厉害，很多农户将成窝的猪崽扔进河里溺死。最惨的时候，甚至干脆把生产的母猪杀掉。那种绝望，简直就像站在山巅，一头栽下悬崖。
1998年也创下了养猪业的一个纪录：100元买3头猪仔。而一头猪仔的成本价原为150～160元。这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对刘小解这样的养猪大户，他直呼“亏得惨”。
但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内，也是他最想看到的，那些原始方式的养猪户总要被淘汰——这似乎有点“不怀好意”。“你养我也养，市场很快就会饱和，一旦供大于求，价格肯定跌得厉害。”
坚持十年，先死而后生
刘小解走了一步险棋，用自己饲料厂加工出来的饲料换农户手中的子猪。
据说这也是被逼无奈。养猪户购买刘小解的饲料都是先赊账，等卖了猪再还钱。赊账这种交易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万一养猪户赔了怎么办？结果是，一些亏得血本无归的养猪户，最终不得不逼着刘小解答应用子猪还饲料钱。他居然心甘情愿地认了，并且“头脑发热”用饲料一下子换进了五六百头子猪。
刘小解自己显得信心满怀。“民以食为天”，他对市场有信心。物极必反，养猪也一样，有高峰，必然也有低谷。退一万步讲，养猪户已经将猪仔的100多元风险都分担去了，留给他的不过30多元，再亏又能亏到哪里去？
这种信心和泰然源于他对市场风险所作的充分评估和准备，“低潮时，你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拿钱来拼吧，尤其是大户。”
刘小解赚了，并且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仅仅三个月后，他用饲料换来的五六百头子猪变成了熟猪，全部出栏，这时生猪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4元/斤。
猪价终于触底反弹。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场可怕的疫病——高致病性蓝耳病开始席卷全国，它最致命的打击是让母猪流产。栏猪骤减，肉价开始上涨。从今年4月份开始，猪肉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涨价狂潮，以加速度一路飙升，生猪价格目前已经超过7.0元/斤。
“简直快疯了”，这样的价格让作为生猪供应商的刘小解都感到有点“接受不了”了，“生猪的合理价格应该保持在5块到5块5毛钱1斤左右，最高的应该也就在6块一斤，涨到7块的确不合理。”
从1995年至2007年，肉价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在上涨——下跌之间反复轮回，养猪户也在价格的左右下在养猪——杀猪之间疲于应对。
这10年，刘小解见证了中国养猪业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湖南猪贩大叫难难难
●猪不好收 ●人不好求 ●货不好运
猪肉涨价并未让猪贩欢欣鼓舞，相反，他们一筹莫展。
猪源紧缺的僵局让猪贩为了达到贩运的底线而绞尽脑汁，买卖主导关系的易手加重了这种焦虑。甚至中介的出现也未能让紧张的局面改观多少。炎热天气让生猪从衡阳到广州这段漫长的路途上增加了死亡的可能性，也加大了猪贩的经营风险。猪贩说，其实，他们不希望涨价。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
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
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收猪难 陪着笑脸恳求帮忙
阳伟明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他快疯了，四处乱撞，像个无头苍蝇，眼下正忙着找猪。他是个大猪贩，手下有7名工仔、4台农用车和5台大货车，专门从事衡阳往广州的生猪贩运。
“喂！你那里怎么样？”“7块2一斤？”……7月7日下午，坐在茶馆里等消息的阳伟明，操着浓重的衡阳口音对着话筒一阵乱喊。这几天，他快要把手机打爆了，疯狂地给所有认识的饲料商和小猪贩子打电话，陪着笑脸恳求人家帮忙找猪。他至少要确保每天能凑足一车猪送往广州，最不济的也要两天一车。以前，阳伟明收猪很悠闲。抓猪装车的苦活工仔干了，运猪的货车承包给了司机，一切费用自理，他只要坐在家里静候佳音即可。“不到10点就能轻松装满3货车，每车120头。”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求也不愿卖，坚持说本地也缺猪，其实就是借机抬价。我们的价格必须出高一点，并且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有说服他们，这才肯卖。”
现在的阳伟明每天凌晨5时出发下乡收猪，往往要到中午12时多才能收满一车猪，晚一点的则要拖到下午4时。路也比以前跑远了，“比从衡阳运猪到广州还远，听说还有人去外省收，也收不到。”更多的时候，阳伟明是在跑冤枉路，做无用功，经常要放空车回来。工人工资涨了，电话费多了，开销一下子大了很多，“现在每天要比以前多出两百块”。
求人难 有钱也难收到猪
一个年轻人急急找到阳伟明，催促赶快结账，他再也不愿帮忙干找猪的苦差事了。他是阳的朋友小云，一个活跃在下面县区里的小猪贩子。受阳的委托，小云这几天东拼西凑，终于于前一天晚上凑了20头猪，第二天就忙不迭地赶过来交差。“有点贵了”阳伟明抱怨猪价收高了，“我都没得赚，这种事搞不得搞不得”小云连连摆手，显得很不满，拿了钱匆匆离去。
据了解，像小云这样的小猪贩子帮阳伟明这样的大猪贩子收猪是有报酬的，他们将从乡下收上来的猪加价1～3角再转卖大贩子，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笔钱并不那么容易赚，到处都在缺猪，猪贩子也总是吃养猪户的闭门羹，不是熟人介绍去的根本不卖。
为了能凑齐装车的生猪数，大猪贩的对策是，让饲料商经销商当中介人，上门做说客，说服养猪户答应卖猪，中介人可以从每头猪身上获得电话费、摩托车油费等总计5元钱的“补贴”。在目前猪源紧缺的形势下，让卖饲料的“改行”当猪贩，削尖了脑袋往猪场里钻，这足以让人头大如斗。据说有时中介要上门说情两三次，养猪户才肯松口。很多饲料经销商为此不胜其烦，这笔钱也没什么人愿意赚。
据了解，以前是买方市场，中介人找猪贩是帮养猪户说情，请求买猪；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并且因为目前的疫情，养猪户与中介人，中介人与猪贩之间基本是“单线联系”。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无疑在警告猪贩：最好不要越级，否则一根猪毛也别想得到！
运猪难 烈日炎炎极易致死
仅在衡阳市区，像阳伟明这样的猪贩子就有30多个。阳伟明的“主攻目标”是广州白云区嘉禾的生猪批发市场。他的运猪车每天下午3时从衡阳出发，上高速公路，经过9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广州，由当地屠宰场的人将猪收走。干得好，一个月能赚3万元，前提是所运生猪全部一路平安到达广州。“平均起来，每个月大概也可以赚七八千元钱。但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
让阳伟明尤为肉痛的是养猪户抬价，“以前他们都是几分钱地讲价，现在一开口就是一两毛。这几天一天一个价，7月1日还是6块8一斤，这两天一下涨了几毛，7块2，7块3，现在都7块4了。而且有的养猪户越讲价越不肯卖。”而他卖给屠宰场的价格并不能随着养猪户的价格水涨船高。
最可怕的是运输途中死猪。阳伟明每次下乡收猪都要精挑细选，装车时要工仔小心谨慎，避免磕磕碰碰。然而，路上死猪的情况依然无法避免，特别在炎热的天气里从衡阳到广州9个小时的漫长路途中。这给生猪贩运生意增大了风险。
今年4月，阳伟明的一车运往广州的生猪中途死了4头，那天的气温从十几度一下子升到三十多度，这让适宜在二十来度气温下生存的猪饱受折磨。阳伟明尚算幸运，“有个人的猪一下子死了十多头，损失一万多。”据说，以前往广州供应生猪的河南猪贩也不太愿意做广州的生意了。
“合理的生猪价格应该是在5块5一斤左右，说老实话，我们贩猪的根本就不希望猪价涨得这么厉害，这对我们没好处，还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阳伟明显得很无奈，“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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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5月份以来，猪源减少，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广州市民面临吃高价肉局面。多少年来，市民从不在吃肉问题上有过危机感，这次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猪到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
记者连日深入到广州最主要的生猪供应地——湖南省，走访了部分养猪专业户，从一个侧面了解肉价上涨的原因。如果说自去年10月份以来蔓延全国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导致大量母猪流产、栏猪吃紧是一个原因，那也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传统的小养殖户经不起市场风险的冲击，不断遭到市场淘汰应该是主要的。
养猪户解读涨价两大原因
疫病突袭，染病猪场血本无归
“养猪容不容易？容易！身家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能养，只有一两千块的人也能养，因为门槛低，”在湖南养了12年猪的养猪大户刘小解谈他的养猪经，“养猪难不难？难！难在技术、环境、卫生、管理，养猪对这些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普通农户养猪基本上是简单的集约型操作，绝对没有正规猪场那么专业，一旦疫情来了，根本挡不住。”
去年，高致病性蓝耳病这一梦魇首先袭击福建和江西的猪场，10月传播到湖南，11月达到高峰。这种疫病虽然对栏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母猪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流产。
业内一些人认为，今年4月以来高居不下的肉价很大程度上与此次疫病有关——母猪流产导致栏猪紧张，猪源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刘小解在这场疫情中算是有惊无险。由于保护措施做得严密，刘小解的猪场平安无事。但在疫情解除之前，他仍如临大敌，对猪场戒备森严，任凭记者磨破嘴皮也拒绝进入采访拍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已经拒绝了好几批来参观的人，搞不好带进去一个病菌就会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刘小解把猪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以前我一个月去一次猪场，现在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进去都要洗澡、换衣、消毒，猪场工人这阶段完全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都在里面，我每天就是打打电话给那几个场主。”
很多猪场还是被这场可怕的疫病击垮了。“我们这里有的散户为了控制疫情打疫苗，没想到打得越多（猪崽）死得越多，根本没用，”刘小解有些伤感，“我们这里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地方根本顶不住。”以前，猪生病，打几针疫苗就解决问题了。而据刘小解的预测，目前的这场疫情至少需要一个月才有可能平息。
肉价高涨的背后并不是养猪户的欢天喜地，感觉很复杂，或许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更为合适。那些成功避开疫情并且赚了钱的养猪户是高兴的，而那些不幸染病的猪场则要面临巨额亏损，甚至可能是血本无归——无猪可卖，再高的价格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市场调节，小养殖户淘汰出局
距衡阳市区30多公里处的向阳桥107国道1823公里处有一排漂亮的房子，这里是刘小解的住处和他经营的丰旺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办公点。他的养猪场就在附近几公里处的山下。
通往刘小解公司的107国道两旁满是农村旧式的猪圈，不过全都是空的，这些都是被淘汰的养猪户留下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家家都养猪，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家家都不养，再到后来的养猪专业户。”刘小解勾勒出从1995～2007年这12年中国养猪业的一幅跌荡起伏的画卷。
“养猪3年，赚钱1年”——养3年猪，只有1年是赚钱的。因为商品价格周期的存在，注定了养猪也有一个周期，刘小解把这个周期归结为一个轮回，时间是3～4年。而2007年恰恰是这个轮回中的波峰——涨价年。去年中秋节之前，刘小解亏了30多万，中秋节之后又赚了回来，“去年打了个平手”。“所以要赚就赚1年，要亏就亏1年，等着拿几十万往里面砸吧！”
十年来，中国的养猪业就在肉价的上涨和跌落之间反复，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轮回，一批批养猪户在这样无情的轮回中黯然退出。刘小解也在这片海洋中被颠簸得逐渐清醒明朗，“除去疫病导致猪源短缺带来的肉价上涨，涨价其实是很正常的。经过几轮的大浪淘沙，很多小养殖户被淘汰了，肉价自然会上涨。”
“这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
“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在刘小解眼中，那些小生猪养殖户与股票市场上那些抱着投机心理赚一把的散户太像了，“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
“不管哪个行业，最终都要经过市场考验，只有市场调节才能让这个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谈起市场，他更像一个经济学家，“政府的补贴和宏观调控职能解决一时之需，搞得不好，只会加重下一轮的负担和损失，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大浪淘沙，市场就像一把筛子，筛去杂质，留下精华。养猪行业中，最终剩下的终将是刘小解们这些大户。在刘小解看来，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养猪业必然要经历从“散养”到“规模化集约型养殖”的转型，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现在到了向规模化、工场化、集约化转型的时刻了。估计再经过一轮筛选，这个市场就基本可以转型成功了。”他乐观地估计，“到那时，那些养几十头、几百头的养殖户都将被打垮和淘汰。只剩下一些规模化养殖的大猪场，年存栏猪在3000～5000头，年出栏猪在5000～10000头。”
养猪“倔种”，经历十年猪价沉浮
“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衡阳养猪大户刘小解”
在衡阳，刘小解算个名人，他是赫赫有名的养猪大户，拥有衡南县规模最大的养猪场，手下20多名员工“管辖”着300多头母猪、2000多头熟猪，年出栏熟猪6000多头，全部供应广东地区。按今年的行情，一年净赚100万元。
但他也是个有名的“倔种”，一个从不知畏惧和退缩的家伙，在养猪市场上坚守12年。
家家养猪，散户栽下“悬崖”
1995年，刘小解开始折腾起养猪。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的刘小解养猪只是小打小闹，更像是一个“散户”：一圈简陋的猪栏，一百多头猪仔，两个雇工，“差不多就是在单干”。
1996年，刘小解迎来自己养猪的第一个小高潮，虽然生猪出口价原封未动，但国内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元/斤，“最高时涨到了5块1”。
1997年或许才是刘小解真正养猪的开始，这一年，他扩大了养猪规模，全身心地投入到养猪中——上一年的肉价上扬让他尝到了甜头。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所有人都看到了养猪的丰厚回报，家家都在拼命喂猪。一拥而上的恶果是，从1997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生猪价格一路狂跌到2.6元/斤。
止不住的颓势。卖猪所得还不够饲料钱，为了不致亏得太厉害，很多农户将成窝的猪崽扔进河里溺死。最惨的时候，甚至干脆把生产的母猪杀掉。那种绝望，简直就像站在山巅，一头栽下悬崖。
1998年也创下了养猪业的一个纪录：100元买3头猪仔。而一头猪仔的成本价原为150～160元。这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对刘小解这样的养猪大户，他直呼“亏得惨”。
但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内，也是他最想看到的，那些原始方式的养猪户总要被淘汰——这似乎有点“不怀好意”。“你养我也养，市场很快就会饱和，一旦供大于求，价格肯定跌得厉害。”
坚持十年，先死而后生
刘小解走了一步险棋，用自己饲料厂加工出来的饲料换农户手中的子猪。
据说这也是被逼无奈。养猪户购买刘小解的饲料都是先赊账，等卖了猪再还钱。赊账这种交易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万一养猪户赔了怎么办？结果是，一些亏得血本无归的养猪户，最终不得不逼着刘小解答应用子猪还饲料钱。他居然心甘情愿地认了，并且“头脑发热”用饲料一下子换进了五六百头子猪。
刘小解自己显得信心满怀。“民以食为天”，他对市场有信心。物极必反，养猪也一样，有高峰，必然也有低谷。退一万步讲，养猪户已经将猪仔的100多元风险都分担去了，留给他的不过30多元，再亏又能亏到哪里去？
这种信心和泰然源于他对市场风险所作的充分评估和准备，“低潮时，你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拿钱来拼吧，尤其是大户。”
刘小解赚了，并且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仅仅三个月后，他用饲料换来的五六百头子猪变成了熟猪，全部出栏，这时生猪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4元/斤。
猪价终于触底反弹。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场可怕的疫病——高致病性蓝耳病开始席卷全国，它最致命的打击是让母猪流产。栏猪骤减，肉价开始上涨。从今年4月份开始，猪肉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涨价狂潮，以加速度一路飙升，生猪价格目前已经超过7.0元/斤。
“简直快疯了”，这样的价格让作为生猪供应商的刘小解都感到有点“接受不了”了，“生猪的合理价格应该保持在5块到5块5毛钱1斤左右，最高的应该也就在6块一斤，涨到7块的确不合理。”
从1995年至2007年，肉价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在上涨——下跌之间反复轮回，养猪户也在价格的左右下在养猪——杀猪之间疲于应对。
这10年，刘小解见证了中国养猪业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湖南猪贩大叫难难难
●猪不好收 ●人不好求 ●货不好运
猪肉涨价并未让猪贩欢欣鼓舞，相反，他们一筹莫展。
猪源紧缺的僵局让猪贩为了达到贩运的底线而绞尽脑汁，买卖主导关系的易手加重了这种焦虑。甚至中介的出现也未能让紧张的局面改观多少。炎热天气让生猪从衡阳到广州这段漫长的路途上增加了死亡的可能性，也加大了猪贩的经营风险。猪贩说，其实，他们不希望涨价。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
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
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收猪难 陪着笑脸恳求帮忙
阳伟明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他快疯了，四处乱撞，像个无头苍蝇，眼下正忙着找猪。他是个大猪贩，手下有7名工仔、4台农用车和5台大货车，专门从事衡阳往广州的生猪贩运。
“喂！你那里怎么样？”“7块2一斤？”……7月7日下午，坐在茶馆里等消息的阳伟明，操着浓重的衡阳口音对着话筒一阵乱喊。这几天，他快要把手机打爆了，疯狂地给所有认识的饲料商和小猪贩子打电话，陪着笑脸恳求人家帮忙找猪。他至少要确保每天能凑足一车猪送往广州，最不济的也要两天一车。以前，阳伟明收猪很悠闲。抓猪装车的苦活工仔干了，运猪的货车承包给了司机，一切费用自理，他只要坐在家里静候佳音即可。“不到10点就能轻松装满3货车，每车120头。”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求也不愿卖，坚持说本地也缺猪，其实就是借机抬价。我们的价格必须出高一点，并且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有说服他们，这才肯卖。”
现在的阳伟明每天凌晨5时出发下乡收猪，往往要到中午12时多才能收满一车猪，晚一点的则要拖到下午4时。路也比以前跑远了，“比从衡阳运猪到广州还远，听说还有人去外省收，也收不到。”更多的时候，阳伟明是在跑冤枉路，做无用功，经常要放空车回来。工人工资涨了，电话费多了，开销一下子大了很多，“现在每天要比以前多出两百块”。
求人难 有钱也难收到猪
一个年轻人急急找到阳伟明，催促赶快结账，他再也不愿帮忙干找猪的苦差事了。他是阳的朋友小云，一个活跃在下面县区里的小猪贩子。受阳的委托，小云这几天东拼西凑，终于于前一天晚上凑了20头猪，第二天就忙不迭地赶过来交差。“有点贵了”阳伟明抱怨猪价收高了，“我都没得赚，这种事搞不得搞不得”小云连连摆手，显得很不满，拿了钱匆匆离去。
据了解，像小云这样的小猪贩子帮阳伟明这样的大猪贩子收猪是有报酬的，他们将从乡下收上来的猪加价1～3角再转卖大贩子，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笔钱并不那么容易赚，到处都在缺猪，猪贩子也总是吃养猪户的闭门羹，不是熟人介绍去的根本不卖。
为了能凑齐装车的生猪数，大猪贩的对策是，让饲料商经销商当中介人，上门做说客，说服养猪户答应卖猪，中介人可以从每头猪身上获得电话费、摩托车油费等总计5元钱的“补贴”。在目前猪源紧缺的形势下，让卖饲料的“改行”当猪贩，削尖了脑袋往猪场里钻，这足以让人头大如斗。据说有时中介要上门说情两三次，养猪户才肯松口。很多饲料经销商为此不胜其烦，这笔钱也没什么人愿意赚。
据了解，以前是买方市场，中介人找猪贩是帮养猪户说情，请求买猪；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并且因为目前的疫情，养猪户与中介人，中介人与猪贩之间基本是“单线联系”。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无疑在警告猪贩：最好不要越级，否则一根猪毛也别想得到！
运猪难 烈日炎炎极易致死
仅在衡阳市区，像阳伟明这样的猪贩子就有30多个。阳伟明的“主攻目标”是广州白云区嘉禾的生猪批发市场。他的运猪车每天下午3时从衡阳出发，上高速公路，经过9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广州，由当地屠宰场的人将猪收走。干得好，一个月能赚3万元，前提是所运生猪全部一路平安到达广州。“平均起来，每个月大概也可以赚七八千元钱。但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
让阳伟明尤为肉痛的是养猪户抬价，“以前他们都是几分钱地讲价，现在一开口就是一两毛。这几天一天一个价，7月1日还是6块8一斤，这两天一下涨了几毛，7块2，7块3，现在都7块4了。而且有的养猪户越讲价越不肯卖。”而他卖给屠宰场的价格并不能随着养猪户的价格水涨船高。
最可怕的是运输途中死猪。阳伟明每次下乡收猪都要精挑细选，装车时要工仔小心谨慎，避免磕磕碰碰。然而，路上死猪的情况依然无法避免，特别在炎热的天气里从衡阳到广州9个小时的漫长路途中。这给生猪贩运生意增大了风险。
今年4月，阳伟明的一车运往广州的生猪中途死了4头，那天的气温从十几度一下子升到三十多度，这让适宜在二十来度气温下生存的猪饱受折磨。阳伟明尚算幸运，“有个人的猪一下子死了十多头，损失一万多。”据说，以前往广州供应生猪的河南猪贩也不太愿意做广州的生意了。
“合理的生猪价格应该是在5块5一斤左右，说老实话，我们贩猪的根本就不希望猪价涨得这么厉害，这对我们没好处，还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阳伟明显得很无奈，“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时报请您发表看法
对当前肉价上涨的现状，您有什么想法或应对的方法，请给我们发邮件，发表您的宝贵意见。
信息时报 来穗湖南猪突减少 记者赴湘探访养殖户
专题撰文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胡非非 专题摄影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朱元斌
自今年5月份以来，猪源减少，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广州市民面临吃高价肉局面。多少年来，市民从不在吃肉问题上有过危机感，这次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猪到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
记者连日深入到广州最主要的生猪供应地——湖南省，走访了部分养猪专业户，从一个侧面了解肉价上涨的原因。如果说自去年10月份以来蔓延全国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导致大量母猪流产、栏猪吃紧是一个原因，那也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传统的小养殖户经不起市场风险的冲击，不断遭到市场淘汰应该是主要的。
养猪户解读涨价两大原因
疫病突袭，染病猪场血本无归
“养猪容不容易？容易！身家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能养，只有一两千块的人也能养，因为门槛低，”在湖南养了12年猪的养猪大户刘小解谈他的养猪经，“养猪难不难？难！难在技术、环境、卫生、管理，养猪对这些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普通农户养猪基本上是简单的集约型操作，绝对没有正规猪场那么专业，一旦疫情来了，根本挡不住。”
去年，高致病性蓝耳病这一梦魇首先袭击福建和江西的猪场，10月传播到湖南，11月达到高峰。这种疫病虽然对栏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母猪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流产。
业内一些人认为，今年4月以来高居不下的肉价很大程度上与此次疫病有关——母猪流产导致栏猪紧张，猪源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刘小解在这场疫情中算是有惊无险。由于保护措施做得严密，刘小解的猪场平安无事。但在疫情解除之前，他仍如临大敌，对猪场戒备森严，任凭记者磨破嘴皮也拒绝进入采访拍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已经拒绝了好几批来参观的人，搞不好带进去一个病菌就会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刘小解把猪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以前我一个月去一次猪场，现在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进去都要洗澡、换衣、消毒，猪场工人这阶段完全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都在里面，我每天就是打打电话给那几个场主。”
很多猪场还是被这场可怕的疫病击垮了。“我们这里有的散户为了控制疫情打疫苗，没想到打得越多（猪崽）死得越多，根本没用，”刘小解有些伤感，“我们这里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地方根本顶不住。”以前，猪生病，打几针疫苗就解决问题了。而据刘小解的预测，目前的这场疫情至少需要一个月才有可能平息。
肉价高涨的背后并不是养猪户的欢天喜地，感觉很复杂，或许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更为合适。那些成功避开疫情并且赚了钱的养猪户是高兴的，而那些不幸染病的猪场则要面临巨额亏损，甚至可能是血本无归——无猪可卖，再高的价格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市场调节，小养殖户淘汰出局
距衡阳市区30多公里处的向阳桥107国道1823公里处有一排漂亮的房子，这里是刘小解的住处和他经营的丰旺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办公点。他的养猪场就在附近几公里处的山下。
通往刘小解公司的107国道两旁满是农村旧式的猪圈，不过全都是空的，这些都是被淘汰的养猪户留下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家家都养猪，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家家都不养，再到后来的养猪专业户。”刘小解勾勒出从1995～2007年这12年中国养猪业的一幅跌荡起伏的画卷。
“养猪3年，赚钱1年”——养3年猪，只有1年是赚钱的。因为商品价格周期的存在，注定了养猪也有一个周期，刘小解把这个周期归结为一个轮回，时间是3～4年。而2007年恰恰是这个轮回中的波峰——涨价年。去年中秋节之前，刘小解亏了30多万，中秋节之后又赚了回来，“去年打了个平手”。“所以要赚就赚1年，要亏就亏1年，等着拿几十万往里面砸吧！”
十年来，中国的养猪业就在肉价的上涨和跌落之间反复，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轮回，一批批养猪户在这样无情的轮回中黯然退出。刘小解也在这片海洋中被颠簸得逐渐清醒明朗，“除去疫病导致猪源短缺带来的肉价上涨，涨价其实是很正常的。经过几轮的大浪淘沙，很多小养殖户被淘汰了，肉价自然会上涨。”
“这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
“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在刘小解眼中，那些小生猪养殖户与股票市场上那些抱着投机心理赚一把的散户太像了，“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
“不管哪个行业，最终都要经过市场考验，只有市场调节才能让这个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谈起市场，他更像一个经济学家，“政府的补贴和宏观调控职能解决一时之需，搞得不好，只会加重下一轮的负担和损失，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大浪淘沙，市场就像一把筛子，筛去杂质，留下精华。养猪行业中，最终剩下的终将是刘小解们这些大户。在刘小解看来，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养猪业必然要经历从“散养”到“规模化集约型养殖”的转型，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现在到了向规模化、工场化、集约化转型的时刻了。估计再经过一轮筛选，这个市场就基本可以转型成功了。”他乐观地估计，“到那时，那些养几十头、几百头的养殖户都将被打垮和淘汰。只剩下一些规模化养殖的大猪场，年存栏猪在3000～5000头，年出栏猪在5000～10000头。”
养猪“倔种”，经历十年猪价沉浮
“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衡阳养猪大户刘小解”
在衡阳，刘小解算个名人，他是赫赫有名的养猪大户，拥有衡南县规模最大的养猪场，手下20多名员工“管辖”着300多头母猪、2000多头熟猪，年出栏熟猪6000多头，全部供应广东地区。按今年的行情，一年净赚100万元。
但他也是个有名的“倔种”，一个从不知畏惧和退缩的家伙，在养猪市场上坚守12年。
家家养猪，散户栽下“悬崖”
1995年，刘小解开始折腾起养猪。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的刘小解养猪只是小打小闹，更像是一个“散户”：一圈简陋的猪栏，一百多头猪仔，两个雇工，“差不多就是在单干”。
1996年，刘小解迎来自己养猪的第一个小高潮，虽然生猪出口价原封未动，但国内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元/斤，“最高时涨到了5块1”。
1997年或许才是刘小解真正养猪的开始，这一年，他扩大了养猪规模，全身心地投入到养猪中——上一年的肉价上扬让他尝到了甜头。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所有人都看到了养猪的丰厚回报，家家都在拼命喂猪。一拥而上的恶果是，从1997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生猪价格一路狂跌到2.6元/斤。
止不住的颓势。卖猪所得还不够饲料钱，为了不致亏得太厉害，很多农户将成窝的猪崽扔进河里溺死。最惨的时候，甚至干脆把生产的母猪杀掉。那种绝望，简直就像站在山巅，一头栽下悬崖。
1998年也创下了养猪业的一个纪录：100元买3头猪仔。而一头猪仔的成本价原为150～160元。这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对刘小解这样的养猪大户，他直呼“亏得惨”。
但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内，也是他最想看到的，那些原始方式的养猪户总要被淘汰——这似乎有点“不怀好意”。“你养我也养，市场很快就会饱和，一旦供大于求，价格肯定跌得厉害。”
坚持十年，先死而后生
刘小解走了一步险棋，用自己饲料厂加工出来的饲料换农户手中的子猪。
据说这也是被逼无奈。养猪户购买刘小解的饲料都是先赊账，等卖了猪再还钱。赊账这种交易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万一养猪户赔了怎么办？结果是，一些亏得血本无归的养猪户，最终不得不逼着刘小解答应用子猪还饲料钱。他居然心甘情愿地认了，并且“头脑发热”用饲料一下子换进了五六百头子猪。
刘小解自己显得信心满怀。“民以食为天”，他对市场有信心。物极必反，养猪也一样，有高峰，必然也有低谷。退一万步讲，养猪户已经将猪仔的100多元风险都分担去了，留给他的不过30多元，再亏又能亏到哪里去？
这种信心和泰然源于他对市场风险所作的充分评估和准备，“低潮时，你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拿钱来拼吧，尤其是大户。”
刘小解赚了，并且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仅仅三个月后，他用饲料换来的五六百头子猪变成了熟猪，全部出栏，这时生猪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4元/斤。
猪价终于触底反弹。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场可怕的疫病——高致病性蓝耳病开始席卷全国，它最致命的打击是让母猪流产。栏猪骤减，肉价开始上涨。从今年4月份开始，猪肉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涨价狂潮，以加速度一路飙升，生猪价格目前已经超过7.0元/斤。
“简直快疯了”，这样的价格让作为生猪供应商的刘小解都感到有点“接受不了”了，“生猪的合理价格应该保持在5块到5块5毛钱1斤左右，最高的应该也就在6块一斤，涨到7块的确不合理。”
从1995年至2007年，肉价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在上涨——下跌之间反复轮回，养猪户也在价格的左右下在养猪——杀猪之间疲于应对。
这10年，刘小解见证了中国养猪业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湖南猪贩大叫难难难
●猪不好收 ●人不好求 ●货不好运
猪肉涨价并未让猪贩欢欣鼓舞，相反，他们一筹莫展。
猪源紧缺的僵局让猪贩为了达到贩运的底线而绞尽脑汁，买卖主导关系的易手加重了这种焦虑。甚至中介的出现也未能让紧张的局面改观多少。炎热天气让生猪从衡阳到广州这段漫长的路途上增加了死亡的可能性，也加大了猪贩的经营风险。猪贩说，其实，他们不希望涨价。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
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
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收猪难 陪着笑脸恳求帮忙
阳伟明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他快疯了，四处乱撞，像个无头苍蝇，眼下正忙着找猪。他是个大猪贩，手下有7名工仔、4台农用车和5台大货车，专门从事衡阳往广州的生猪贩运。
“喂！你那里怎么样？”“7块2一斤？”……7月7日下午，坐在茶馆里等消息的阳伟明，操着浓重的衡阳口音对着话筒一阵乱喊。这几天，他快要把手机打爆了，疯狂地给所有认识的饲料商和小猪贩子打电话，陪着笑脸恳求人家帮忙找猪。他至少要确保每天能凑足一车猪送往广州，最不济的也要两天一车。以前，阳伟明收猪很悠闲。抓猪装车的苦活工仔干了，运猪的货车承包给了司机，一切费用自理，他只要坐在家里静候佳音即可。“不到10点就能轻松装满3货车，每车120头。”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求也不愿卖，坚持说本地也缺猪，其实就是借机抬价。我们的价格必须出高一点，并且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有说服他们，这才肯卖。”
现在的阳伟明每天凌晨5时出发下乡收猪，往往要到中午12时多才能收满一车猪，晚一点的则要拖到下午4时。路也比以前跑远了，“比从衡阳运猪到广州还远，听说还有人去外省收，也收不到。”更多的时候，阳伟明是在跑冤枉路，做无用功，经常要放空车回来。工人工资涨了，电话费多了，开销一下子大了很多，“现在每天要比以前多出两百块”。
求人难 有钱也难收到猪
一个年轻人急急找到阳伟明，催促赶快结账，他再也不愿帮忙干找猪的苦差事了。他是阳的朋友小云，一个活跃在下面县区里的小猪贩子。受阳的委托，小云这几天东拼西凑，终于于前一天晚上凑了20头猪，第二天就忙不迭地赶过来交差。“有点贵了”阳伟明抱怨猪价收高了，“我都没得赚，这种事搞不得搞不得”小云连连摆手，显得很不满，拿了钱匆匆离去。
据了解，像小云这样的小猪贩子帮阳伟明这样的大猪贩子收猪是有报酬的，他们将从乡下收上来的猪加价1～3角再转卖大贩子，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笔钱并不那么容易赚，到处都在缺猪，猪贩子也总是吃养猪户的闭门羹，不是熟人介绍去的根本不卖。
为了能凑齐装车的生猪数，大猪贩的对策是，让饲料商经销商当中介人，上门做说客，说服养猪户答应卖猪，中介人可以从每头猪身上获得电话费、摩托车油费等总计5元钱的“补贴”。在目前猪源紧缺的形势下，让卖饲料的“改行”当猪贩，削尖了脑袋往猪场里钻，这足以让人头大如斗。据说有时中介要上门说情两三次，养猪户才肯松口。很多饲料经销商为此不胜其烦，这笔钱也没什么人愿意赚。
据了解，以前是买方市场，中介人找猪贩是帮养猪户说情，请求买猪；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并且因为目前的疫情，养猪户与中介人，中介人与猪贩之间基本是“单线联系”。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无疑在警告猪贩：最好不要越级，否则一根猪毛也别想得到！
运猪难 烈日炎炎极易致死
仅在衡阳市区，像阳伟明这样的猪贩子就有30多个。阳伟明的“主攻目标”是广州白云区嘉禾的生猪批发市场。他的运猪车每天下午3时从衡阳出发，上高速公路，经过9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广州，由当地屠宰场的人将猪收走。干得好，一个月能赚3万元，前提是所运生猪全部一路平安到达广州。“平均起来，每个月大概也可以赚七八千元钱。但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
让阳伟明尤为肉痛的是养猪户抬价，“以前他们都是几分钱地讲价，现在一开口就是一两毛。这几天一天一个价，7月1日还是6块8一斤，这两天一下涨了几毛，7块2，7块3，现在都7块4了。而且有的养猪户越讲价越不肯卖。”而他卖给屠宰场的价格并不能随着养猪户的价格水涨船高。
最可怕的是运输途中死猪。阳伟明每次下乡收猪都要精挑细选，装车时要工仔小心谨慎，避免磕磕碰碰。然而，路上死猪的情况依然无法避免，特别在炎热的天气里从衡阳到广州9个小时的漫长路途中。这给生猪贩运生意增大了风险。
今年4月，阳伟明的一车运往广州的生猪中途死了4头，那天的气温从十几度一下子升到三十多度，这让适宜在二十来度气温下生存的猪饱受折磨。阳伟明尚算幸运，“有个人的猪一下子死了十多头，损失一万多。”据说，以前往广州供应生猪的河南猪贩也不太愿意做广州的生意了。
“合理的生猪价格应该是在5块5一斤左右，说老实话，我们贩猪的根本就不希望猪价涨得这么厉害，这对我们没好处，还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阳伟明显得很无奈，“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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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肉价上涨的现状，您有什么想法或应对的方法，请给我们发邮件，发表您的宝贵意见。养猪户解读猪肉涨价两大原因 称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信息时报 来穗湖南猪突减少 记者赴湘探访养殖户
专题撰文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胡非非 专题摄影 时报特派湖南记者 朱元斌
自今年5月份以来，猪源减少，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广州市民面临吃高价肉局面。多少年来，市民从不在吃肉问题上有过危机感，这次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猪到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
记者连日深入到广州最主要的生猪供应地——湖南省，走访了部分养猪专业户，从一个侧面了解肉价上涨的原因。如果说自去年10月份以来蔓延全国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导致大量母猪流产、栏猪吃紧是一个原因，那也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传统的小养殖户经不起市场风险的冲击，不断遭到市场淘汰应该是主要的。
养猪户解读涨价两大原因
疫病突袭，染病猪场血本无归
“养猪容不容易？容易！身家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能养，只有一两千块的人也能养，因为门槛低，”在湖南养了12年猪的养猪大户刘小解谈他的养猪经，“养猪难不难？难！难在技术、环境、卫生、管理，养猪对这些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普通农户养猪基本上是简单的集约型操作，绝对没有正规猪场那么专业，一旦疫情来了，根本挡不住。”
去年，高致病性蓝耳病这一梦魇首先袭击福建和江西的猪场，10月传播到湖南，11月达到高峰。这种疫病虽然对栏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母猪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流产。
业内一些人认为，今年4月以来高居不下的肉价很大程度上与此次疫病有关——母猪流产导致栏猪紧张，猪源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刘小解在这场疫情中算是有惊无险。由于保护措施做得严密，刘小解的猪场平安无事。但在疫情解除之前，他仍如临大敌，对猪场戒备森严，任凭记者磨破嘴皮也拒绝进入采访拍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已经拒绝了好几批来参观的人，搞不好带进去一个病菌就会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刘小解把猪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以前我一个月去一次猪场，现在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进去都要洗澡、换衣、消毒，猪场工人这阶段完全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都在里面，我每天就是打打电话给那几个场主。”
很多猪场还是被这场可怕的疫病击垮了。“我们这里有的散户为了控制疫情打疫苗，没想到打得越多（猪崽）死得越多，根本没用，”刘小解有些伤感，“我们这里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地方根本顶不住。”以前，猪生病，打几针疫苗就解决问题了。而据刘小解的预测，目前的这场疫情至少需要一个月才有可能平息。
肉价高涨的背后并不是养猪户的欢天喜地，感觉很复杂，或许用“几家欢乐几家愁”来形容更为合适。那些成功避开疫情并且赚了钱的养猪户是高兴的，而那些不幸染病的猪场则要面临巨额亏损，甚至可能是血本无归——无猪可卖，再高的价格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市场调节，小养殖户淘汰出局
距衡阳市区30多公里处的向阳桥107国道1823公里处有一排漂亮的房子，这里是刘小解的住处和他经营的丰旺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办公点。他的养猪场就在附近几公里处的山下。
通往刘小解公司的107国道两旁满是农村旧式的猪圈，不过全都是空的，这些都是被淘汰的养猪户留下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家家都养猪，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家家都不养，再到后来的养猪专业户。”刘小解勾勒出从1995～2007年这12年中国养猪业的一幅跌荡起伏的画卷。
“养猪3年，赚钱1年”——养3年猪，只有1年是赚钱的。因为商品价格周期的存在，注定了养猪也有一个周期，刘小解把这个周期归结为一个轮回，时间是3～4年。而2007年恰恰是这个轮回中的波峰——涨价年。去年中秋节之前，刘小解亏了30多万，中秋节之后又赚了回来，“去年打了个平手”。“所以要赚就赚1年，要亏就亏1年，等着拿几十万往里面砸吧！”
十年来，中国的养猪业就在肉价的上涨和跌落之间反复，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轮回，一批批养猪户在这样无情的轮回中黯然退出。刘小解也在这片海洋中被颠簸得逐渐清醒明朗，“除去疫病导致猪源短缺带来的肉价上涨，涨价其实是很正常的。经过几轮的大浪淘沙，很多小养殖户被淘汰了，肉价自然会上涨。”
“这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
“其实养猪和炒股一样”
在刘小解眼中，那些小生猪养殖户与股票市场上那些抱着投机心理赚一把的散户太像了，“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
“不管哪个行业，最终都要经过市场考验，只有市场调节才能让这个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谈起市场，他更像一个经济学家，“政府的补贴和宏观调控职能解决一时之需，搞得不好，只会加重下一轮的负担和损失，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大浪淘沙，市场就像一把筛子，筛去杂质，留下精华。养猪行业中，最终剩下的终将是刘小解们这些大户。在刘小解看来，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养猪业必然要经历从“散养”到“规模化集约型养殖”的转型，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现在到了向规模化、工场化、集约化转型的时刻了。估计再经过一轮筛选，这个市场就基本可以转型成功了。”他乐观地估计，“到那时，那些养几十头、几百头的养殖户都将被打垮和淘汰。只剩下一些规模化养殖的大猪场，年存栏猪在3000～5000头，年出栏猪在5000～10000头。”
养猪“倔种”，经历十年猪价沉浮
“我们国家的养猪很乱，一窝蜂上来，一窝蜂下去，这必然导致价格起伏太大，很多养殖户就这样被淘汰了。——衡阳养猪大户刘小解”
在衡阳，刘小解算个名人，他是赫赫有名的养猪大户，拥有衡南县规模最大的养猪场，手下20多名员工“管辖”着300多头母猪、2000多头熟猪，年出栏熟猪6000多头，全部供应广东地区。按今年的行情，一年净赚100万元。
但他也是个有名的“倔种”，一个从不知畏惧和退缩的家伙，在养猪市场上坚守12年。
家家养猪，散户栽下“悬崖”
1995年，刘小解开始折腾起养猪。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的刘小解养猪只是小打小闹，更像是一个“散户”：一圈简陋的猪栏，一百多头猪仔，两个雇工，“差不多就是在单干”。
1996年，刘小解迎来自己养猪的第一个小高潮，虽然生猪出口价原封未动，但国内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元/斤，“最高时涨到了5块1”。
1997年或许才是刘小解真正养猪的开始，这一年，他扩大了养猪规模，全身心地投入到养猪中——上一年的肉价上扬让他尝到了甜头。但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所有人都看到了养猪的丰厚回报，家家都在拼命喂猪。一拥而上的恶果是，从1997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生猪价格一路狂跌到2.6元/斤。
止不住的颓势。卖猪所得还不够饲料钱，为了不致亏得太厉害，很多农户将成窝的猪崽扔进河里溺死。最惨的时候，甚至干脆把生产的母猪杀掉。那种绝望，简直就像站在山巅，一头栽下悬崖。
1998年也创下了养猪业的一个纪录：100元买3头猪仔。而一头猪仔的成本价原为150～160元。这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对刘小解这样的养猪大户，他直呼“亏得惨”。
但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内，也是他最想看到的，那些原始方式的养猪户总要被淘汰——这似乎有点“不怀好意”。“你养我也养，市场很快就会饱和，一旦供大于求，价格肯定跌得厉害。”
坚持十年，先死而后生
刘小解走了一步险棋，用自己饲料厂加工出来的饲料换农户手中的子猪。
据说这也是被逼无奈。养猪户购买刘小解的饲料都是先赊账，等卖了猪再还钱。赊账这种交易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万一养猪户赔了怎么办？结果是，一些亏得血本无归的养猪户，最终不得不逼着刘小解答应用子猪还饲料钱。他居然心甘情愿地认了，并且“头脑发热”用饲料一下子换进了五六百头子猪。
刘小解自己显得信心满怀。“民以食为天”，他对市场有信心。物极必反，养猪也一样，有高峰，必然也有低谷。退一万步讲，养猪户已经将猪仔的100多元风险都分担去了，留给他的不过30多元，再亏又能亏到哪里去？
这种信心和泰然源于他对市场风险所作的充分评估和准备，“低潮时，你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拿钱来拼吧，尤其是大户。”
刘小解赚了，并且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仅仅三个月后，他用饲料换来的五六百头子猪变成了熟猪，全部出栏，这时生猪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4元/斤。
猪价终于触底反弹。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场可怕的疫病——高致病性蓝耳病开始席卷全国，它最致命的打击是让母猪流产。栏猪骤减，肉价开始上涨。从今年4月份开始，猪肉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涨价狂潮，以加速度一路飙升，生猪价格目前已经超过7.0元/斤。
“简直快疯了”，这样的价格让作为生猪供应商的刘小解都感到有点“接受不了”了，“生猪的合理价格应该保持在5块到5块5毛钱1斤左右，最高的应该也就在6块一斤，涨到7块的确不合理。”
从1995年至2007年，肉价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在上涨——下跌之间反复轮回，养猪户也在价格的左右下在养猪——杀猪之间疲于应对。
这10年，刘小解见证了中国养猪业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湖南猪贩大叫难难难
●猪不好收 ●人不好求 ●货不好运
猪肉涨价并未让猪贩欢欣鼓舞，相反，他们一筹莫展。
猪源紧缺的僵局让猪贩为了达到贩运的底线而绞尽脑汁，买卖主导关系的易手加重了这种焦虑。甚至中介的出现也未能让紧张的局面改观多少。炎热天气让生猪从衡阳到广州这段漫长的路途上增加了死亡的可能性，也加大了猪贩的经营风险。猪贩说，其实，他们不希望涨价。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
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
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收猪难 陪着笑脸恳求帮忙
阳伟明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他快疯了，四处乱撞，像个无头苍蝇，眼下正忙着找猪。他是个大猪贩，手下有7名工仔、4台农用车和5台大货车，专门从事衡阳往广州的生猪贩运。
“喂！你那里怎么样？”“7块2一斤？”……7月7日下午，坐在茶馆里等消息的阳伟明，操着浓重的衡阳口音对着话筒一阵乱喊。这几天，他快要把手机打爆了，疯狂地给所有认识的饲料商和小猪贩子打电话，陪着笑脸恳求人家帮忙找猪。他至少要确保每天能凑足一车猪送往广州，最不济的也要两天一车。以前，阳伟明收猪很悠闲。抓猪装车的苦活工仔干了，运猪的货车承包给了司机，一切费用自理，他只要坐在家里静候佳音即可。“不到10点就能轻松装满3货车，每车120头。”
“以前我们下乡，养猪的一看到收猪车就追上来，求我们买他们的猪，他们怕自己的猪卖不掉。”现在，这种“上下关系”完全颠倒了，“现在是我们求他们，求也不愿卖，坚持说本地也缺猪，其实就是借机抬价。我们的价格必须出高一点，并且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有说服他们，这才肯卖。”
现在的阳伟明每天凌晨5时出发下乡收猪，往往要到中午12时多才能收满一车猪，晚一点的则要拖到下午4时。路也比以前跑远了，“比从衡阳运猪到广州还远，听说还有人去外省收，也收不到。”更多的时候，阳伟明是在跑冤枉路，做无用功，经常要放空车回来。工人工资涨了，电话费多了，开销一下子大了很多，“现在每天要比以前多出两百块”。
求人难 有钱也难收到猪
一个年轻人急急找到阳伟明，催促赶快结账，他再也不愿帮忙干找猪的苦差事了。他是阳的朋友小云，一个活跃在下面县区里的小猪贩子。受阳的委托，小云这几天东拼西凑，终于于前一天晚上凑了20头猪，第二天就忙不迭地赶过来交差。“有点贵了”阳伟明抱怨猪价收高了，“我都没得赚，这种事搞不得搞不得”小云连连摆手，显得很不满，拿了钱匆匆离去。
据了解，像小云这样的小猪贩子帮阳伟明这样的大猪贩子收猪是有报酬的，他们将从乡下收上来的猪加价1～3角再转卖大贩子，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笔钱并不那么容易赚，到处都在缺猪，猪贩子也总是吃养猪户的闭门羹，不是熟人介绍去的根本不卖。
为了能凑齐装车的生猪数，大猪贩的对策是，让饲料商经销商当中介人，上门做说客，说服养猪户答应卖猪，中介人可以从每头猪身上获得电话费、摩托车油费等总计5元钱的“补贴”。在目前猪源紧缺的形势下，让卖饲料的“改行”当猪贩，削尖了脑袋往猪场里钻，这足以让人头大如斗。据说有时中介要上门说情两三次，养猪户才肯松口。很多饲料经销商为此不胜其烦，这笔钱也没什么人愿意赚。
据了解，以前是买方市场，中介人找猪贩是帮养猪户说情，请求买猪；如今是卖方市场，反过来变成了猪贩求中介人说情，请求养猪户卖猪。并且因为目前的疫情，养猪户与中介人，中介人与猪贩之间基本是“单线联系”。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无疑在警告猪贩：最好不要越级，否则一根猪毛也别想得到！
运猪难 烈日炎炎极易致死
仅在衡阳市区，像阳伟明这样的猪贩子就有30多个。阳伟明的“主攻目标”是广州白云区嘉禾的生猪批发市场。他的运猪车每天下午3时从衡阳出发，上高速公路，经过9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广州，由当地屠宰场的人将猪收走。干得好，一个月能赚3万元，前提是所运生猪全部一路平安到达广州。“平均起来，每个月大概也可以赚七八千元钱。但一旦路上出现死猪，这一趟可能就白跑了，弄不好还会赔本。”
让阳伟明尤为肉痛的是养猪户抬价，“以前他们都是几分钱地讲价，现在一开口就是一两毛。这几天一天一个价，7月1日还是6块8一斤，这两天一下涨了几毛，7块2，7块3，现在都7块4了。而且有的养猪户越讲价越不肯卖。”而他卖给屠宰场的价格并不能随着养猪户的价格水涨船高。
最可怕的是运输途中死猪。阳伟明每次下乡收猪都要精挑细选，装车时要工仔小心谨慎，避免磕磕碰碰。然而，路上死猪的情况依然无法避免，特别在炎热的天气里从衡阳到广州9个小时的漫长路途中。这给生猪贩运生意增大了风险。
今年4月，阳伟明的一车运往广州的生猪中途死了4头，那天的气温从十几度一下子升到三十多度，这让适宜在二十来度气温下生存的猪饱受折磨。阳伟明尚算幸运，“有个人的猪一下子死了十多头，损失一万多。”据说，以前往广州供应生猪的河南猪贩也不太愿意做广州的生意了。
“合理的生猪价格应该是在5块5一斤左右，说老实话，我们贩猪的根本就不希望猪价涨得这么厉害，这对我们没好处，还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阳伟明显得很无奈，“但广州猪肉紧张，我们又不能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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