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教训--南斯拉夫被肢解内幕 [转帖]

血泪教训--南斯拉夫被肢解内幕 [转帖]

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国际法院的牢房中阖然长逝，终年64岁。尽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维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请求赴俄罗斯就医，但均遭到这个维护人道主义的法庭的拒绝。所以，他的去世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尽管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悼念他——不止是为了他，而且是为了那场本可避免的惨剧中所有死难者。当然我知道，为米洛舍维奇这样一个人写一篇悼词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根据法庭的指控，他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违反战争法”等等骇人听闻的罪名的嫌疑人。虽然截至目前法庭并没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但世界主流舆论已经将他列为罪人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这种情感会引来唾骂，哪怕这疑惑会招来嘲笑。

　　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午饭时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报纸的国际新闻，想找到关于波黑战争或者俄罗斯宪法危机的消息。突然，一张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妇女，将一个骷髅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则告诉我，那是一位塞尔维亚大婶，而那个骷髅则是他的儿子，和许多塞族年轻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装集体杀害，他们的坟场被找到了。当时我分明感觉到，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过报纸逼视着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着那双黑洞洞的眼眶，耳边似乎有人在不断地问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就这么呆着，直到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报纸上。然后，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自己的书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花开花落，不知不觉中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巴尔干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当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当年的军人也已经脱下军装回家与亲人团聚，开始了平民生活；当年的战场和坟场，也都变为开满鲜花的草地。一切都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即使面对这样和平的景色，我们还总是不由得会想到：有些孩子是永远不可能长大了，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回来再与亲人团聚了。

　　2005年7月，联合国和欧洲各国举行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0周年的隆重纪念。随着一个接一个“万人坑”被发掘出来，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的元凶被缉拿归案，这桩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真相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面对着罹难者的累累白骨，面对着那些死者骷髅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内心也会受到震撼。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本来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劳动，受教育，与子女亲人共享天伦之乐——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万人坑中的枯骨？为什么会发生民族仇杀，为什么曾经友好相处的邻居、朋友甚至亲人会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杀人和被杀？为了制止、根除这些仇杀，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不仅是南斯拉夫悲剧，而且也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一系列人间惨剧给人们带来的疑问。

　　2001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下，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国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记住了故事梗概——发生在波黑内战中几个射击运动员之间的悲剧。他们都是前南斯拉夫国家射击队里波黑籍运动员，分属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亲密，生活恬静而美好。影片开始于1991年，他们正在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紧张地做准备。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视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裂势力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罗地亚族）、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族）等人——的画面。他们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一直受到压制”、 “塞尔维亚人是压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选择”……等等。这种煽动，就如同最近刚看的影片《卢旺达饭店》里面，那些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煽动一样，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种煽动起初并不奏效，和《卢旺达饭店》中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他的雇员们一样，当时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认为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政客们的无聊与狡诈，并且断言他们的煽动注定是徒劳之举。人们都难以置信：各个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这么久，大家都是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单凭政客们的几句叫嚣，怎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渐渐地开始起变化。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当民族分裂主义政客们铁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开始一场冒险时，任何一桩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犹如当年的某些独裁者们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证据一样。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次抢劫，一次强奸，一次不公的裁决，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会被政客们拿来当作自己“被压迫”的论据。反正狼要吃掉羊，总是会找到理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们显然深谙此道。通过对老百姓不分昼夜的洗脑，先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捕风捉影、夸张捏造，再就是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赌咒发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不由得人们不信。有人逐渐开始怀疑了，动摇了：莫非，他们说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们真的被歧视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邻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尽管运动员们拒绝了各自民族的战争动员，但他们的朋友、同事中却有人被征召参战；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杀红了眼睛，开始滥杀无辜。渐渐地，运动员们开始有好友或亲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装分子所杀害，而且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终于，运动员们无法再袖手旁观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激发了人类复仇的本能。运动员们开始相互争吵指责、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则加入了本民族武装，成为狙击手。最后，这个运动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成为冷血的狙击手，把杀人当作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的必须内容。他们不但杀军人，还杀妇女、儿童、老人。随着战事的发展，运动队里那个塞族运动员成了穆斯林武装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装派他的队友——穆斯林运动员潜入塞族运动员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当塞族运动员起床，毫无戒备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杀人游戏做热身准备时，他的穆斯林队友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这部电影并不是大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镜头，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出场，情节也显得平淡无奇。片尾的字幕显示，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波黑战争中的真人真事拍摄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五年里，我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它给我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欣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一连串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分离到底有多重要？独立之后，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吗？究竟是谁在战争中付出了代价，又是谁得到了利益？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做？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肤色、民族（种族）。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但遗憾的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在一定的时间里，全人类的大同仍旧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已。民族、种族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总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种族冲突、种族纠纷、种族矛盾，甚至种族战争、种族屠杀，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我们对这类事件深恶痛绝，但我们并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处的时代。
有人总结说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种族屠杀的世纪”，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翻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绵延不绝的人间惨剧：从一战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到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再到七十年代“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境内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可谓惨绝人寰、触目惊心。而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民族分裂主义的洪水泛滥成灾。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离婚，厄立特里亚独立，卢旺达种族屠杀……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民族矛盾的典范，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离中，它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对和平的苏联解体，也伴随着纳-卡冲突、格-阿战争、车臣战争等一系列血腥的战争进行的。这十年，我们见够了无辜者的鲜血，但始终无所作为。
更可怕的是，这次民族分裂主义恶浪是伴随着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来的，因此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分裂主义是民主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民族分裂主义就是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这个载体还魂的僵尸，它与民主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伴随着民族分裂主义恶浪产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国家（包括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和未获国际承认），我们要么压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库曼斯坦、车臣），要么见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报剧。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义混为一谈，也为某些独裁国家对民主化的诬蔑找到了新的论据，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谎言：发生国家分裂、种族屠杀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结局。

　　民族分裂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怪胎：它根本不问多数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例如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苏联第一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的人主张保留联盟，也就是说，“苏联应该存续下去”是经过全民公决这一至高无上的民主程序授权认可的。可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义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个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既然苏联存续的合法性早已经过全民公决加以确认，那么要分解苏联就必须用另外一个全民公决予以否认。但分裂苏联并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因此从法理上说，苏联解体是非法的。为此，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于1996年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别洛韦日协定。但是此举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裁决，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视，有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1〕——请问，民族分裂主义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呢？
民族分裂主义涉及到原有国界内有限资源的共享。几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还意识不到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无兴趣去获取。但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过度膨胀的人口，让人们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都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寸领土和领海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族分裂主义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资源独享，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国界内其他民族共享资源的权利。

　　民族分裂主义不承认历史形成的边界和民族分布态势，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变它。谁也无法确保民族分布的现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类只到了近代，伴随着人道主义与平等观念的出现，才学会了要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细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类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抛弃这些历史旧账，而不是再次清算。谁也无法确保每一条边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对比。但边界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会付出新的代价。如果各民族之间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应该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这一块绿洲〔2〕。无辜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谁人能够弥补？谁又有这个权力，让无辜者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客的野心买单？

民族分裂主义进行的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战争，而是所谓“总体战”，换句话说，就是“全民战争”——这是这种战争最邪恶的特点。在这种战争中，很难区分军人与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车臣战争里令世人谈虎色变的“黑寡妇”就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着平民的装束，而且还是令人同情的妇孺，混匿于平民之间；谁都不知道，她们在何时、会把何人炸得支离破碎。这种“全民战”并不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样，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战线；各民族混居的现状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绪取代，必然出现一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混战状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战争中，专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和残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规战争的敌我军队的交战，其目的是通过这些令人恐惧的罪行，迫使敌对方的居民离开原先的居住地（即“种族清洗”），尽量使得自己人与自己人的地盘连成一片，以达到己方军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并尽可能地扩大本民族地盘的双重目的。而做出这种暴行的，不仅是军人，很多平民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原因就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类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并非仅存于塞尔维亚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方面，所作所为丝毫不比其逊色。据波黑塞族方面战后统计，死于波斯尼亚战争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军人，其余全部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挥员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的面承认，他亲手杀死了大约200名塞族居民，而一个穆斯林突击队则抓获了7000名塞尔维亚平民，并将他们全部杀死〔3〕。即便是被作为塞族人最大暴行发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在此屠杀了 7000名穆斯林战俘和兵役年龄男子，包括战斗死亡），不仅是穆斯林的坟墓，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场：自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杀，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而所有这些暴行，“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军仍旧在发动对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袭，用“割头”方式处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分裂主义势力，哪里就潜伏着暴力和屠杀；分裂主义是种族屠杀、种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与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他们得到的是“总统”、“总理”、“部长”与“司令”的头衔，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则是鲜血与生命、眼泪与痛苦的惨重代价。

　　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并不是说，某个民族激进地要独立，中央政府退缩了让它独立，麻烦就会过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不断持续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会向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处引发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随的种族清洗和血腥屠杀。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即使是本已产生了认同感而没有独立打算的民族，也会萌生独立意识。苏联解体肇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它不仅造成了苏联解体，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苏联将军、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分裂情绪感染，以及看到苏联中央政府的软弱的反应，萌生了车臣独立意识。而当时的苏军上校、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总参谋长、 “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他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狂热情绪，甚至还在私下里不解地与同事们讨论道：“我真想不通，他们（波罗的海国家分裂分子）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绪的传染，他们两人终于一同将车臣带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不仅让车臣成了俄罗斯“流血的伤口”，而且车臣自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报复，他们自己也全都死于战争之中〔6〕。苏联解体前后，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臣闹独立，而且鞑靼斯坦这个自治共和国也几乎走上了车臣那条不归路〔7〕，甚至就连俄罗斯人聚居的乌拉尔地区、远东地区都有人策划要成立“乌拉尔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如果不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报复吓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胆，天知道鞑靼斯坦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证了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接着传染到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再接着是科索沃，现在终于轮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势一向平静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战争后也出现了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9〕。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时所列举的当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危机——“瓜分豆剥，渐露肌芽”——的现实写照吗？

按照分裂动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一般可以分为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和丧失认同感型民族分裂主义，在某些条件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虽然自私，但比较理性和温和的分裂主义，目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争取更多权益（无论这种要求是否正当）。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分裂主义就是典型。利益问题不难解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利，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给其以选择机会，它会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牺牲，也未必争取到独立好，还是中央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更好？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者会选择后者。但是，丧失心理认同的民族分裂主义却是非理性的：无论中央政府做出何种妥协和让步，分裂主义分子都不会妥协，车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拉拢车臣政府，叶利钦政府的让步已经到了养虎为患的地步，甚至将驻车臣部队的武器都让给了车臣方面，导致最后无步可让。但结局却是车臣不仅继续坚持独立要求，而且把俄罗斯看作一块肥肉，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贪婪地吸着俄罗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与俄罗斯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时候，还要疯狂地主动挑起战争〔10〕，这都不是理性行为。这种类型的分裂分子，并不会因争取到独立而对母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母国统治了他们多少年，就亏欠了他们多少。即便是独立，他们也会把母国当作鱼肉，继续干危害母国的勾当。由于对母国的仇视，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输出分裂”，把自己变为新的分裂势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车臣对达吉斯坦的“输出分裂”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输出分裂”一样。丧失认同感的分离主义无法用非暴力原则解决，因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无法给它选择。对于这种分离主义，要么母国允许国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灭它。并非母国不给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义分子不给母国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国只能将像细菌裂变一样无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国忍无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罗斯对车臣的报复），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杀伐的小国（像南斯拉夫）。因此，对民族分离主义纵容、退让的软弱主张往往是暗藏危险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义这头怪物四处肆虐时，我们往往会看到西方大国的身影。我从不否认，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们在某些屠杀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法国作为一个对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有深厚影响力的国家，不但没有对屠杀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图族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大量补给；而装备精良、驻守在卢旺达的法军，对发生在眼前的图西族惨遭屠戮的事实无动于衷，有时甚至面对相隔仅几米远的被屠杀者凄惨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这种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态度更鼓励了胡图族极端分子，使得他们越发肆无忌惮进行大屠杀。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西方大国再次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当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予以鼓励怂恿；当分裂分子单方面宣布独立时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认；战争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尔维亚人取得军事优势时又赶忙划定“安全区”。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成了穆斯林武装无忧无虑的的军事据点：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袭击塞族军队，而当塞族军队反攻到“安全区”界限时，却慑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溃不成军的敌人脱逃；然后，穆斯林军队在安全区内休整、补充，再对塞族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被这种奇怪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质再好的人也会被整得神经错乱。最终，无比愤怒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理智，不再承认这些“安全区”的地位，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这正中西方大国们的下怀，于是以“救世主”形象们出现的北约出动空军对塞尔维亚人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正义的惩罚”，导致了塞族彻底的军事失败。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所评论的那样：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大环境下，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个被西方大国称为“巴尔干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负着刽子手的恶名。可我一直认为：尽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鲜血，但他同时也是民族分裂主义泛滥与大国强权压迫的受害者。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可是，请不要忘记，米洛舍维奇时期，塞尔维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定期的民主选举，集会、结社和舆论的自由。有人说米洛舍维奇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米洛舍维奇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军队开到过国境线以外去显示过他的“极端”和“民族主义”？有人把死于南斯拉夫内战的二十万人的血债全都归结到他的身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首先武装挑衅、打响了战争第一枪的分裂势力——奉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为精神支柱的克罗地亚军队、波黑穆斯林武装、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军”，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圣战者”们，就是一群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吗？

　　一个原本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国家，被一群狂热、冒险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动着：“决不能再生活在一个被塞尔维亚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们并没有问问，那些塞尔维亚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克罗地亚人主宰的克拉伊纳，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亚——特别是，当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当局把当年屠杀了600，000塞尔维亚人的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和穆斯林讨伐队当作民族英雄来怀念时，塞尔维亚人又一次成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11〕
这个时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泪对着那些被从自己家园里赶出来的、惶惑不安的塞尔维亚乡亲们起誓：“不，我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被人当成羔羊一样宰割。”不是为了恢复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塞尔维亚兄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或者在显然很不友善的邻国获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证自己不会再像二战时那样被屠杀——这个要求过分么？米洛舍维奇并没有对同样独立的马其顿发动战争，因为人口构成主要是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马其顿共和国只谋求自己的独立，而不谋求从塞尔维亚掠夺什么。野心让图季曼、伊泽特贝戈维奇、切库走向不惜一切代价分裂国家的道路，而恐惧和愤怒则催生了马尔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战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国认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理所当然地拥有“民族自决权”，完全应当允许他们从南斯拉夫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但同样也是这些西方大国，却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居民说：你们没有民族自决权，因为二次大战后形成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你们完全应当留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版图内。有了他们的撑腰打气，克罗地亚当局组织了克罗地亚“全民公决”，决定从南斯拉夫联邦脱离出去；同时，克罗地亚当局又派出军队，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纳塞族人的是否从克罗地亚独立出去的全民公决〔9〕。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居民蛮横、武断的态度勾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惨痛而恐惧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60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所杀害，其手段之残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惊，而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义天使”，派出军队去保卫塞尔维亚人，以使之免遭“乌斯塔沙”的屠戮〔13〕。恐惧的塞尔维亚族人当然无法接受西方大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高深逻辑，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因此在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武装起来讨个公道。于是，西方大国说他们做错了，有罪，所以他们就做错了，有罪。血泪教训--南斯拉夫被肢解内幕 [转帖]

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国际法院的牢房中阖然长逝，终年64岁。尽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维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请求赴俄罗斯就医，但均遭到这个维护人道主义的法庭的拒绝。所以，他的去世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尽管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悼念他——不止是为了他，而且是为了那场本可避免的惨剧中所有死难者。当然我知道，为米洛舍维奇这样一个人写一篇悼词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根据法庭的指控，他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违反战争法”等等骇人听闻的罪名的嫌疑人。虽然截至目前法庭并没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但世界主流舆论已经将他列为罪人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这种情感会引来唾骂，哪怕这疑惑会招来嘲笑。

　　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午饭时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报纸的国际新闻，想找到关于波黑战争或者俄罗斯宪法危机的消息。突然，一张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妇女，将一个骷髅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则告诉我，那是一位塞尔维亚大婶，而那个骷髅则是他的儿子，和许多塞族年轻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装集体杀害，他们的坟场被找到了。当时我分明感觉到，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过报纸逼视着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着那双黑洞洞的眼眶，耳边似乎有人在不断地问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就这么呆着，直到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报纸上。然后，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自己的书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花开花落，不知不觉中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巴尔干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当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当年的军人也已经脱下军装回家与亲人团聚，开始了平民生活；当年的战场和坟场，也都变为开满鲜花的草地。一切都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即使面对这样和平的景色，我们还总是不由得会想到：有些孩子是永远不可能长大了，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回来再与亲人团聚了。

　　2005年7月，联合国和欧洲各国举行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0周年的隆重纪念。随着一个接一个“万人坑”被发掘出来，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的元凶被缉拿归案，这桩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真相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面对着罹难者的累累白骨，面对着那些死者骷髅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内心也会受到震撼。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本来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劳动，受教育，与子女亲人共享天伦之乐——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万人坑中的枯骨？为什么会发生民族仇杀，为什么曾经友好相处的邻居、朋友甚至亲人会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杀人和被杀？为了制止、根除这些仇杀，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不仅是南斯拉夫悲剧，而且也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一系列人间惨剧给人们带来的疑问。

　　2001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下，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国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记住了故事梗概——发生在波黑内战中几个射击运动员之间的悲剧。他们都是前南斯拉夫国家射击队里波黑籍运动员，分属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亲密，生活恬静而美好。影片开始于1991年，他们正在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紧张地做准备。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视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裂势力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罗地亚族）、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族）等人——的画面。他们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一直受到压制”、 “塞尔维亚人是压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选择”……等等。这种煽动，就如同最近刚看的影片《卢旺达饭店》里面，那些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煽动一样，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种煽动起初并不奏效，和《卢旺达饭店》中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他的雇员们一样，当时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认为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政客们的无聊与狡诈，并且断言他们的煽动注定是徒劳之举。人们都难以置信：各个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这么久，大家都是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单凭政客们的几句叫嚣，怎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渐渐地开始起变化。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当民族分裂主义政客们铁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开始一场冒险时，任何一桩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犹如当年的某些独裁者们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证据一样。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次抢劫，一次强奸，一次不公的裁决，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会被政客们拿来当作自己“被压迫”的论据。反正狼要吃掉羊，总是会找到理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们显然深谙此道。通过对老百姓不分昼夜的洗脑，先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捕风捉影、夸张捏造，再就是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赌咒发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不由得人们不信。有人逐渐开始怀疑了，动摇了：莫非，他们说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们真的被歧视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邻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尽管运动员们拒绝了各自民族的战争动员，但他们的朋友、同事中却有人被征召参战；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杀红了眼睛，开始滥杀无辜。渐渐地，运动员们开始有好友或亲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装分子所杀害，而且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终于，运动员们无法再袖手旁观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激发了人类复仇的本能。运动员们开始相互争吵指责、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则加入了本民族武装，成为狙击手。最后，这个运动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成为冷血的狙击手，把杀人当作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的必须内容。他们不但杀军人，还杀妇女、儿童、老人。随着战事的发展，运动队里那个塞族运动员成了穆斯林武装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装派他的队友——穆斯林运动员潜入塞族运动员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当塞族运动员起床，毫无戒备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杀人游戏做热身准备时，他的穆斯林队友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这部电影并不是大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镜头，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出场，情节也显得平淡无奇。片尾的字幕显示，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波黑战争中的真人真事拍摄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五年里，我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它给我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欣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一连串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分离到底有多重要？独立之后，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吗？究竟是谁在战争中付出了代价，又是谁得到了利益？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做？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肤色、民族（种族）。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但遗憾的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在一定的时间里，全人类的大同仍旧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已。民族、种族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总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种族冲突、种族纠纷、种族矛盾，甚至种族战争、种族屠杀，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我们对这类事件深恶痛绝，但我们并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处的时代。
有人总结说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种族屠杀的世纪”，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翻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绵延不绝的人间惨剧：从一战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到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再到七十年代“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境内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可谓惨绝人寰、触目惊心。而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民族分裂主义的洪水泛滥成灾。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离婚，厄立特里亚独立，卢旺达种族屠杀……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民族矛盾的典范，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离中，它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对和平的苏联解体，也伴随着纳-卡冲突、格-阿战争、车臣战争等一系列血腥的战争进行的。这十年，我们见够了无辜者的鲜血，但始终无所作为。
更可怕的是，这次民族分裂主义恶浪是伴随着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来的，因此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分裂主义是民主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民族分裂主义就是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这个载体还魂的僵尸，它与民主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伴随着民族分裂主义恶浪产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国家（包括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和未获国际承认），我们要么压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库曼斯坦、车臣），要么见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报剧。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义混为一谈，也为某些独裁国家对民主化的诬蔑找到了新的论据，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谎言：发生国家分裂、种族屠杀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结局。

　　民族分裂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怪胎：它根本不问多数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例如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苏联第一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的人主张保留联盟，也就是说，“苏联应该存续下去”是经过全民公决这一至高无上的民主程序授权认可的。可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义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个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既然苏联存续的合法性早已经过全民公决加以确认，那么要分解苏联就必须用另外一个全民公决予以否认。但分裂苏联并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因此从法理上说，苏联解体是非法的。为此，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于1996年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别洛韦日协定。但是此举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裁决，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视，有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1〕——请问，民族分裂主义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呢？
民族分裂主义涉及到原有国界内有限资源的共享。几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还意识不到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无兴趣去获取。但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过度膨胀的人口，让人们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都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寸领土和领海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族分裂主义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资源独享，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国界内其他民族共享资源的权利。

　　民族分裂主义不承认历史形成的边界和民族分布态势，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变它。谁也无法确保民族分布的现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类只到了近代，伴随着人道主义与平等观念的出现，才学会了要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细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类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抛弃这些历史旧账，而不是再次清算。谁也无法确保每一条边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对比。但边界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会付出新的代价。如果各民族之间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应该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这一块绿洲〔2〕。无辜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谁人能够弥补？谁又有这个权力，让无辜者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客的野心买单？

民族分裂主义进行的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战争，而是所谓“总体战”，换句话说，就是“全民战争”——这是这种战争最邪恶的特点。在这种战争中，很难区分军人与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车臣战争里令世人谈虎色变的“黑寡妇”就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着平民的装束，而且还是令人同情的妇孺，混匿于平民之间；谁都不知道，她们在何时、会把何人炸得支离破碎。这种“全民战”并不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样，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战线；各民族混居的现状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绪取代，必然出现一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混战状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战争中，专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和残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规战争的敌我军队的交战，其目的是通过这些令人恐惧的罪行，迫使敌对方的居民离开原先的居住地（即“种族清洗”），尽量使得自己人与自己人的地盘连成一片，以达到己方军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并尽可能地扩大本民族地盘的双重目的。而做出这种暴行的，不仅是军人，很多平民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原因就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类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并非仅存于塞尔维亚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方面，所作所为丝毫不比其逊色。据波黑塞族方面战后统计，死于波斯尼亚战争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军人，其余全部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挥员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的面承认，他亲手杀死了大约200名塞族居民，而一个穆斯林突击队则抓获了7000名塞尔维亚平民，并将他们全部杀死〔3〕。即便是被作为塞族人最大暴行发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在此屠杀了 7000名穆斯林战俘和兵役年龄男子，包括战斗死亡），不仅是穆斯林的坟墓，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场：自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杀，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而所有这些暴行，“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军仍旧在发动对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袭，用“割头”方式处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分裂主义势力，哪里就潜伏着暴力和屠杀；分裂主义是种族屠杀、种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与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他们得到的是“总统”、“总理”、“部长”与“司令”的头衔，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则是鲜血与生命、眼泪与痛苦的惨重代价。

　　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并不是说，某个民族激进地要独立，中央政府退缩了让它独立，麻烦就会过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不断持续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会向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处引发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随的种族清洗和血腥屠杀。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即使是本已产生了认同感而没有独立打算的民族，也会萌生独立意识。苏联解体肇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它不仅造成了苏联解体，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苏联将军、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分裂情绪感染，以及看到苏联中央政府的软弱的反应，萌生了车臣独立意识。而当时的苏军上校、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总参谋长、 “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他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狂热情绪，甚至还在私下里不解地与同事们讨论道：“我真想不通，他们（波罗的海国家分裂分子）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绪的传染，他们两人终于一同将车臣带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不仅让车臣成了俄罗斯“流血的伤口”，而且车臣自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报复，他们自己也全都死于战争之中〔6〕。苏联解体前后，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臣闹独立，而且鞑靼斯坦这个自治共和国也几乎走上了车臣那条不归路〔7〕，甚至就连俄罗斯人聚居的乌拉尔地区、远东地区都有人策划要成立“乌拉尔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如果不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报复吓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胆，天知道鞑靼斯坦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证了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接着传染到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再接着是科索沃，现在终于轮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势一向平静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战争后也出现了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9〕。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时所列举的当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危机——“瓜分豆剥，渐露肌芽”——的现实写照吗？

按照分裂动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一般可以分为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和丧失认同感型民族分裂主义，在某些条件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虽然自私，但比较理性和温和的分裂主义，目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争取更多权益（无论这种要求是否正当）。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分裂主义就是典型。利益问题不难解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利，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给其以选择机会，它会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牺牲，也未必争取到独立好，还是中央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更好？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者会选择后者。但是，丧失心理认同的民族分裂主义却是非理性的：无论中央政府做出何种妥协和让步，分裂主义分子都不会妥协，车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拉拢车臣政府，叶利钦政府的让步已经到了养虎为患的地步，甚至将驻车臣部队的武器都让给了车臣方面，导致最后无步可让。但结局却是车臣不仅继续坚持独立要求，而且把俄罗斯看作一块肥肉，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贪婪地吸着俄罗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与俄罗斯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时候，还要疯狂地主动挑起战争〔10〕，这都不是理性行为。这种类型的分裂分子，并不会因争取到独立而对母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母国统治了他们多少年，就亏欠了他们多少。即便是独立，他们也会把母国当作鱼肉，继续干危害母国的勾当。由于对母国的仇视，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输出分裂”，把自己变为新的分裂势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车臣对达吉斯坦的“输出分裂”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输出分裂”一样。丧失认同感的分离主义无法用非暴力原则解决，因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无法给它选择。对于这种分离主义，要么母国允许国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灭它。并非母国不给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义分子不给母国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国只能将像细菌裂变一样无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国忍无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罗斯对车臣的报复），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杀伐的小国（像南斯拉夫）。因此，对民族分离主义纵容、退让的软弱主张往往是暗藏危险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义这头怪物四处肆虐时，我们往往会看到西方大国的身影。我从不否认，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们在某些屠杀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法国作为一个对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有深厚影响力的国家，不但没有对屠杀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图族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大量补给；而装备精良、驻守在卢旺达的法军，对发生在眼前的图西族惨遭屠戮的事实无动于衷，有时甚至面对相隔仅几米远的被屠杀者凄惨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这种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态度更鼓励了胡图族极端分子，使得他们越发肆无忌惮进行大屠杀。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西方大国再次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当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予以鼓励怂恿；当分裂分子单方面宣布独立时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认；战争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尔维亚人取得军事优势时又赶忙划定“安全区”。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成了穆斯林武装无忧无虑的的军事据点：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袭击塞族军队，而当塞族军队反攻到“安全区”界限时，却慑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溃不成军的敌人脱逃；然后，穆斯林军队在安全区内休整、补充，再对塞族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被这种奇怪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质再好的人也会被整得神经错乱。最终，无比愤怒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理智，不再承认这些“安全区”的地位，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这正中西方大国们的下怀，于是以“救世主”形象们出现的北约出动空军对塞尔维亚人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正义的惩罚”，导致了塞族彻底的军事失败。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所评论的那样：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大环境下，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个被西方大国称为“巴尔干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负着刽子手的恶名。可我一直认为：尽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鲜血，但他同时也是民族分裂主义泛滥与大国强权压迫的受害者。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可是，请不要忘记，米洛舍维奇时期，塞尔维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定期的民主选举，集会、结社和舆论的自由。有人说米洛舍维奇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米洛舍维奇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军队开到过国境线以外去显示过他的“极端”和“民族主义”？有人把死于南斯拉夫内战的二十万人的血债全都归结到他的身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首先武装挑衅、打响了战争第一枪的分裂势力——奉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为精神支柱的克罗地亚军队、波黑穆斯林武装、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军”，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圣战者”们，就是一群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吗？

　　一个原本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国家，被一群狂热、冒险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动着：“决不能再生活在一个被塞尔维亚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们并没有问问，那些塞尔维亚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克罗地亚人主宰的克拉伊纳，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亚——特别是，当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当局把当年屠杀了600，000塞尔维亚人的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和穆斯林讨伐队当作民族英雄来怀念时，塞尔维亚人又一次成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11〕
这个时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泪对着那些被从自己家园里赶出来的、惶惑不安的塞尔维亚乡亲们起誓：“不，我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被人当成羔羊一样宰割。”不是为了恢复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塞尔维亚兄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或者在显然很不友善的邻国获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证自己不会再像二战时那样被屠杀——这个要求过分么？米洛舍维奇并没有对同样独立的马其顿发动战争，因为人口构成主要是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马其顿共和国只谋求自己的独立，而不谋求从塞尔维亚掠夺什么。野心让图季曼、伊泽特贝戈维奇、切库走向不惜一切代价分裂国家的道路，而恐惧和愤怒则催生了马尔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战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国认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理所当然地拥有“民族自决权”，完全应当允许他们从南斯拉夫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但同样也是这些西方大国，却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居民说：你们没有民族自决权，因为二次大战后形成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你们完全应当留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版图内。有了他们的撑腰打气，克罗地亚当局组织了克罗地亚“全民公决”，决定从南斯拉夫联邦脱离出去；同时，克罗地亚当局又派出军队，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纳塞族人的是否从克罗地亚独立出去的全民公决〔9〕。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居民蛮横、武断的态度勾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惨痛而恐惧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60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所杀害，其手段之残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惊，而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义天使”，派出军队去保卫塞尔维亚人，以使之免遭“乌斯塔沙”的屠戮〔13〕。恐惧的塞尔维亚族人当然无法接受西方大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高深逻辑，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因此在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武装起来讨个公道。于是，西方大国说他们做错了，有罪，所以他们就做错了，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