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后的王牌、西北王胡宗南未遂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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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5日 08:17中国经济网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
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
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踯躅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毛泽东都有过接触。胡宗南嘱咐父亲此事极端机密,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口风。父亲见此,极为喜悦,立即设想如何与郭秉毅联系,汇报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临行前对父亲叮嘱说商谈之事等他回来再议。
二日后,胡宗南返回汉中。一下飞机,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军统监禁。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虽然他明知此举将毁掉他的几十万大军,但仍然决心“士为知己者死”,绝不能对不起蒋校长。
我父亲见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遂借口公务,出差武汉,在机场却转乘了飞机去成都。后来参加了裴昌会部的起义,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汉中后,逃往成都,转三亚,最后来到西昌。
胡手下有三个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在成都起义;他的得力干将李文的第五兵团在冲向雅安的过程中,在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不得不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直陈蒋介石:“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才默许派机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飞机逃往台湾,把剩下的六万人马丢给了解放军。
胡宗南飞到台湾桃园机场,根本无人理睬。只好灰溜溜地躲进他在花莲海滨的寓所,终日在家以练毛笔字,看书报消度时日。后来又遭监察院弹劾,还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晚景凄凉惨淡,在郁郁寡欢之中,于1962年死去,时年66岁。
胡宗南一生效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军的重压之下,也曾萌发过起义的念头。只是由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嗅觉灵敏,从张新被释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蒋介石的及时召见下,才阻止了这场未遂的“起义”。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心中,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底。
蒋介石见胡宗南全军覆没,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与西昌共存亡
我的父亲朱亚英虽然起义了,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后因在劳改中翻译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立功,减刑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被释放,在邢台唐庄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在晚年,对我叙说了这段往事,每每顿足抱怨:“竖子不可与谋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的父亲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这段往事,引以为终生憾事。我想:如果当年胡宗南听取了他的建言,也许他们两个人的晚景都不会如此凄惨。
张新的命运要好一些,他被军统监禁时,在一次混乱中逃脱,投向人民。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作家文摘)

2007年06月25日 08:17中国经济网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
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
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踯躅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毛泽东都有过接触。胡宗南嘱咐父亲此事极端机密,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口风。父亲见此,极为喜悦,立即设想如何与郭秉毅联系,汇报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临行前对父亲叮嘱说商谈之事等他回来再议。
二日后,胡宗南返回汉中。一下飞机,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军统监禁。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虽然他明知此举将毁掉他的几十万大军,但仍然决心“士为知己者死”,绝不能对不起蒋校长。
我父亲见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遂借口公务,出差武汉,在机场却转乘了飞机去成都。后来参加了裴昌会部的起义,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汉中后,逃往成都,转三亚,最后来到西昌。
胡手下有三个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在成都起义;他的得力干将李文的第五兵团在冲向雅安的过程中,在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不得不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直陈蒋介石:“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才默许派机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飞机逃往台湾,把剩下的六万人马丢给了解放军。
胡宗南飞到台湾桃园机场,根本无人理睬。只好灰溜溜地躲进他在花莲海滨的寓所,终日在家以练毛笔字,看书报消度时日。后来又遭监察院弹劾,还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晚景凄凉惨淡,在郁郁寡欢之中,于1962年死去,时年66岁。
胡宗南一生效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军的重压之下,也曾萌发过起义的念头。只是由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嗅觉灵敏,从张新被释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蒋介石的及时召见下,才阻止了这场未遂的“起义”。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心中,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底。
蒋介石见胡宗南全军覆没,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与西昌共存亡
我的父亲朱亚英虽然起义了,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后因在劳改中翻译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立功,减刑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被释放,在邢台唐庄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在晚年,对我叙说了这段往事,每每顿足抱怨:“竖子不可与谋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的父亲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这段往事,引以为终生憾事。我想:如果当年胡宗南听取了他的建言,也许他们两个人的晚景都不会如此凄惨。
张新的命运要好一些,他被军统监禁时,在一次混乱中逃脱,投向人民。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