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元帝国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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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一二五九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一二六六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两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军进攻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一二七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两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一二五九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一二六六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两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军进攻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一二七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两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至元三年（公元一二六六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两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军进攻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一二七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两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一二五九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一二六六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两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军进攻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一二七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两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当时日本政府也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军事力量的打击，而它的佐世葆军港，至今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于长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落在它头上的那颗原子弹。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征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
“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一万三千五百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六百七十多年，直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进攻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一二八○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进攻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进攻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进攻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攻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攻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五百零三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二点三厘米，厚零点八厘米，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一百零八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二点七厘米，边长三点五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一九五六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一二七二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甚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两、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两、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两、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江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两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攻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三年）、二十三年（公元一二八四年）、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六年）、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七年）、二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八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九四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征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
“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一万三千五百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六百七十多年，直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进攻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一二八○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进攻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进攻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进攻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攻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攻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五百零三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二点三厘米，厚零点八厘米，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一百零八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二点七厘米，边长三点五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一九五六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一二七二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甚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两、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两、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两、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江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两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攻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三年）、二十三年（公元一二八四年）、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六年）、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七年）、二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八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九四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我对这句话很感兴趣:"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不知道原文是怎么写的?
转帖原文既是如此，关于火炮的问题还是请SUN来说说吧。
据我所知蒙古远征日本时使用的是“铁火炮”，这玩意和我们现在概念里的“火炮”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不过是一个铁壳的炸弹
对于火炮发展史鄙人不太了解，不知SUN跑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