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周恩来辞职风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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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1956年1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对1956年国民经济高指标忧心忡忡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八大”东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周恩来不同意，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苏联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接着论述：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1956年1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对1956年国民经济高指标忧心忡忡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八大”东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周恩来不同意，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苏联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接着论述：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1956年1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对1956年国民经济高指标忧心忡忡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八大”东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周恩来不同意，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苏联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接着论述：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1956年1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对1956年国民经济高指标忧心忡忡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八大”东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周恩来不同意，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苏联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接着论述：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
“反冒进”骤然变成
“促退委员会”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周恩来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呈现出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毛泽东加大批评“反冒进”调子
八届三中全会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就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赞扬柯庆施，贬低周恩来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次直截了当批评周恩来。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周恩来心情沉重作检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提出辞职，未获通过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促退委员会”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周恩来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呈现出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毛泽东加大批评“反冒进”调子
八届三中全会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就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赞扬柯庆施，贬低周恩来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次直截了当批评周恩来。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周恩来心情沉重作检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提出辞职，未获通过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要不有周、刘、邓等的一帮人辅佐，还不知道他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弄成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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