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天安门1960白日点灯案 四川农民冒死惊动中南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1:43:12
路透社1960年3月14日转发自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提着白色纸灯笼的中国男子，大白天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片中可以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件事不仅令北京市方面大为紧张，也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
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八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该男子又手持灯笼出现天安门广场上，警方将其带走讯问。
原来这名男子名叫何明渊，是四川达县人。何明渊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办事官员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农民饿死是由此而造成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妻子失踪。此前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
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和当地政府失去了信心，便决定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他明白，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民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将冯基平找去询问案情，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说：“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冯基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看后说：“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
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但是他担心自己受到惩处，一个星期后就突然出走。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紧急追捕，五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四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何明渊也担心回去会遭到报复，就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而在此案发生前，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一个文件，反映当时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文/ 沈河）路透社1960年3月14日转发自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提着白色纸灯笼的中国男子，大白天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片中可以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件事不仅令北京市方面大为紧张，也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
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八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该男子又手持灯笼出现天安门广场上，警方将其带走讯问。
原来这名男子名叫何明渊，是四川达县人。何明渊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办事官员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农民饿死是由此而造成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妻子失踪。此前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
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和当地政府失去了信心，便决定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他明白，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民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将冯基平找去询问案情，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说：“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冯基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看后说：“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
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但是他担心自己受到惩处，一个星期后就突然出走。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紧急追捕，五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四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何明渊也担心回去会遭到报复，就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而在此案发生前，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一个文件，反映当时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文/ 沈河）
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八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该男子又手持灯笼出现天安门广场上，警方将其带走讯问。
原来这名男子名叫何明渊，是四川达县人。何明渊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办事官员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农民饿死是由此而造成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妻子失踪。此前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
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和当地政府失去了信心，便决定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他明白，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民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将冯基平找去询问案情，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说：“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冯基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看后说：“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
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但是他担心自己受到惩处，一个星期后就突然出走。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紧急追捕，五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四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何明渊也担心回去会遭到报复，就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而在此案发生前，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一个文件，反映当时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文/ 沈河）路透社1960年3月14日转发自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提着白色纸灯笼的中国男子，大白天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片中可以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件事不仅令北京市方面大为紧张，也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
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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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名男子名叫何明渊，是四川达县人。何明渊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办事官员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农民饿死是由此而造成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妻子失踪。此前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
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和当地政府失去了信心，便决定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他明白，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民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将冯基平找去询问案情，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说：“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冯基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看后说：“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
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但是他担心自己受到惩处，一个星期后就突然出走。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紧急追捕，五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四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何明渊也担心回去会遭到报复，就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而在此案发生前，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一个文件，反映当时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文/ 沈河）
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
现在你去中南海信访办，那儿的每个人都能说个这种故事！
现在你去中南海信访办，那儿的每个人都能说个这种故事！
只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才让我们知道，没有....的又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