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伊拉克战争的三条战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1:48:05
作者：维舟
时间：2006-06-16
伊拉克战争可说是迄今为止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次战争。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早已结束，但三年来，仍然不断有悲观的预言传来。布什政府所遇到的主要困境，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因为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伊拉克的街道和沙漠里，而是有三场战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
争取民心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
我们现在习惯于将美国称为“帝国”，这复活了汉语中的一个词汇“美帝国主义”。不过相比起英国这样具有深厚殖民地管理经验的老牌帝国来说，美国在这方面常常显得毛手毛脚。至少在伊拉克，英国驻军在南部与当地什叶派的关系要比美军的“群众关系”好得多了——即使没有到“军民鱼水情”的地步。
小布什是一个有个强烈使命感的基督徒（这一点让很多人厌恶），不过他似乎对这一使命本身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倒是继承了“美国一贯的政策，即通过革命以驯服的政权取代敌对的政权，而且不负任何正式责任。”——这是德国大使评价美国对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作用时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美国，看到它有迹象想要不负责任，就大叫大嚷一番。
伊拉克常常让人联想起美军的另一场噩梦——越南战争，不过其情形实际上很难类比。至少越南主要是丛林战，而在伊拉克，危险在街道上，需要笼络的当地居民也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
说起来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年前义和团战争时，北京曾被划为7个占领区，美军控制区当时是其中管治比较温和的一个，率军将领McKinley告诫下属：“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被遗忘的占领》）这几点，现在美国人也都在做，只是不幸，做得都不够好。美国的帝国经验史上另一个可作比较的案例是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拒绝归顺，而美国国内也为合众国是否应该拥有殖民地争论不休。结果击败西班牙只费了少量兵力，而平定菲律宾战事却旷日持久。美军在菲律宾驻军一度达3万人，在3年的战争中共有12万人。近2千人战死，比1898年战争中牺牲者多4倍，同时至少20万人死于这次战争。
和现在的小布什一样，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是著名鹰派，他斥责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人是“过时的人”，但八年后战事仍在拖延，1907年他不得不改口承认这些岛屿应比他预期的更早获得独立，因为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与日本相关的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伊拉克的现状也是如此，一旦本地精英的文官政府有能力自我维持下去，美国就会考虑脱身。
穆斯林抵抗组织的目的正在于使这个文官政府无法维持，这是双方交战激烈的拉锯战线。一旦当地民众意识到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文官政府好于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现状，情况就会转变——当然，条件是这个政府自身廉洁有效，且不是美国异教徒的傀儡。
在关于伊拉克爆炸案的持续报道中，两个最常见的目标是美国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后者的伤亡还更大得多。这当然是反美武装的政治策略之一，不过这一点也是有风险的。1963年，委内瑞拉反政府游击队曾提出“一天杀一个警察”的口号，对准“镇压象征”的警察们暗杀，并坚持了500天。“然而，警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一个警察通常是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的人。他来自社会下层，所以他有他的紧密家庭束缚，由于贫苦家庭往往是大家庭，一个委内瑞拉的警察必然会有许多兄弟姐妹，也许还有几十个堂兄弟。”暗杀警察政策“不仅在下层社会里树立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而且是经常成为受压迫的人。”（《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结果最后“民族解放军”要求人们抵制选举时，遭到惨败。
我们中国人深受“人民战争”思维的影响，在观察伊拉克局势时往往自动情绪代入，即使嘴上不说穿，心里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侵略者，而暗暗期望反美武装胜利的。但政治局势是不按理论模型来推进的，“人民群众”的行为模式也未必如中国样板戏里那样。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多数百姓恐怕都是自保为主的。1967年，一位美国教授参观危地马拉的游击区，发现政府军和美国援助每天向30万小孩供应物品，并打井、修路。当地农民知道其目的，但却尽可能加以利用。一个非游击区的农民甚至面带愁容，对教授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些游击队员的话就好了……”
在这样不安全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无比脆弱，多数百姓恐怕两边都不想得罪，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期望这个黑暗时期能尽快结束。现在还远不能说，在这一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哪一边占了上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美军立刻撤出，那也不是黑暗时期的结束，而只是内战的开始。
媒体上的英雄传说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首次实行24小时滚动新闻报道，一时名声大噪。这一成功模式不仅震动了新闻界，引发一场电视报道的革命，也带来极为可观的商业利润——具体体现为CNN电视收视份额的大幅攀升。这个模式立刻引来大批效仿者，例如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不间断报道和CCTV-4对伊拉克战争的连续报道，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最抢眼的还是阿拉伯人的半岛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
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运用媒介的力量，是一个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技巧。半岛和网络的成功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味道：美国人反对的“恐怖分子”竟利用美国人的商业模式和媒介运作特点，来和美国人抢分。拉登和基地组织尽管被视为仇西方的极端分子，但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时不时地主动露面，这一手法却纯粹是西方政治活动中学来的。这种政治带有表演和体育比赛的味道，观众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其政治立场就像是在为各自的球队叫好。
反政府抵抗组织为自己争取媒体上的曝光机会，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毛本人是一个极为注重新闻媒体的人，深知政治鼓动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当Edgar Snow为自己有机会潜入延安而深感意外和惊喜时，我相信毛泽东也为此非常高兴——根据《红星照耀中国》里的记载，毛不知疲倦地和这个美国年轻人长谈到深夜。他当然知道，这些新闻素材将引起轰动；斯诺也因此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二十年后，古巴人复制了毛泽东的成功模式。1957年2月，卡斯特罗在山野丛林里接受美国记者马修斯的采访，人们争相阅读这些报道以求了解这个神秘的游击队长，它“为北美人创造了卡斯特罗的传说”。古巴的新闻记者因美国新闻记者似乎很容易就到山区去，自己却没有这种方便，而颇为恼火，这就不足为奇了，1957年6月还引起了古巴新闻学院因此对政府的抗议。此后三年，Fidel Castro成为北美的一个英雄形象，这大大出乎马修斯的意料之外，甚至是一度使他怒发冲冠的，不过事实已经造成：这次采访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目前的这一战线上，我们也能看到拉登会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当然，由于媒介的高度发达，他抢镜头的机会多得多了。美国人这一次显然不能容忍他成为电视机上的英雄，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强大攻势前，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了美国人对拉登、基地组织和反美武装的基本定义：他们是恐怖分子。任何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想把他们打扮成英雄，都要遭到美国的“严正抗议”，或面临法律起诉——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断地看到对美英在战争中行为的负面报道：对英国是撒谎问题，对美国的虐囚等丑闻。中国人常常对此抱有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姿态，却容易忽略：对战争犯罪的追究和批评，本身就是美国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特殊地方是：它是双方第一次以网络媒介为战场的战争。报纸、电视的报道容易监管，但网络却很难封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难辨真假的“基地组织声明”在网络上出现。网络由于其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的媒介特性（即小群极端人群会相互链接、推动更极端的行为），成为基地组织反抗美国媒介霸权和招募人手的重要工具。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网络，反美武装的声音要沉默得多。
游击战
军事相对是伊拉克战争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争取民心和媒体这两部分，美国都要面对无数人，并且只能使用软力量——但它的软力量恰恰已经受损了。而在军事上，它反而只须面对少数抵抗分子，而且他们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和美军相提并论。他们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是制造麻烦和不安全感，没有人相信这些分散的地下武装能通过几次决定性战役驱逐美军。
美军今日的军事困境，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日本人：“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也没有抵抗。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便往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Joseph Grew《使日十年》1933年9月18日日记）
战争进行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人对战争的自信持续下降了。即使日前成功地击毙了扎卡维，也没能带来持续的乐观。因为类似的“里程碑”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不断地有里程碑，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就像中世纪佛罗伦萨征服比萨后，压服后者的叛乱成了“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而“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双方也在咬紧牙关，看谁先顶不住。因为按照一般的游击战规律，“游击战只要不输，就能赢”。
美国的确有不少反游记战的经验，一百年前对菲律宾统治时期，镇压南部摩洛人（穆斯林），为几代西点军校优秀研究生提供了实地训练。而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则介入更深。只是美国人常常有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匆忙感，《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的作者批评说：“过去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虽然致力于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过认认真真研究这些运动的书籍。因此，美国纳税人出钱给军队去镇压那里的运动，而对这种运动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美军现在也在恶补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知识，因为在打了几年仗以后，他们对基地组织仍不了解。
反美武装在军事上并不强大，美军几乎一直比游击队处于上风地位，并且这一点短期内是不可能扭转的，因为现在不是冷战，没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会援助反美武装。就像拉丁美洲游击战中，“没有一个游击小组拥有凝固汽油弹”，以低劣的装备对抗政府军，很难不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怎样指挥游击战，现在反游击专家比多数游击队员懂得更多。”
结论
伊拉克的局势至今极不明朗。观察家不是预言家，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推断，何况在现在这一阶段，作出预言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风险的。试想在1952年时，谁能想到战乱不断的南朝鲜在50年后会发展成一个新兴经济强国？
唯一稍可确定的，也是悲观的：在目前的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一家是伊朗。即使美国暂时能平定局势，如果还想建设其“中东新秩序”，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萨达姆的伊拉克更难对付的对手，而且这一次，对方和世界舆论都有了准备。作者：维舟
时间：2006-06-16
伊拉克战争可说是迄今为止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次战争。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早已结束，但三年来，仍然不断有悲观的预言传来。布什政府所遇到的主要困境，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因为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伊拉克的街道和沙漠里，而是有三场战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
争取民心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
我们现在习惯于将美国称为“帝国”，这复活了汉语中的一个词汇“美帝国主义”。不过相比起英国这样具有深厚殖民地管理经验的老牌帝国来说，美国在这方面常常显得毛手毛脚。至少在伊拉克，英国驻军在南部与当地什叶派的关系要比美军的“群众关系”好得多了——即使没有到“军民鱼水情”的地步。
小布什是一个有个强烈使命感的基督徒（这一点让很多人厌恶），不过他似乎对这一使命本身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倒是继承了“美国一贯的政策，即通过革命以驯服的政权取代敌对的政权，而且不负任何正式责任。”——这是德国大使评价美国对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作用时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美国，看到它有迹象想要不负责任，就大叫大嚷一番。
伊拉克常常让人联想起美军的另一场噩梦——越南战争，不过其情形实际上很难类比。至少越南主要是丛林战，而在伊拉克，危险在街道上，需要笼络的当地居民也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
说起来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年前义和团战争时，北京曾被划为7个占领区，美军控制区当时是其中管治比较温和的一个，率军将领McKinley告诫下属：“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被遗忘的占领》）这几点，现在美国人也都在做，只是不幸，做得都不够好。美国的帝国经验史上另一个可作比较的案例是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拒绝归顺，而美国国内也为合众国是否应该拥有殖民地争论不休。结果击败西班牙只费了少量兵力，而平定菲律宾战事却旷日持久。美军在菲律宾驻军一度达3万人，在3年的战争中共有12万人。近2千人战死，比1898年战争中牺牲者多4倍，同时至少20万人死于这次战争。
和现在的小布什一样，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是著名鹰派，他斥责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人是“过时的人”，但八年后战事仍在拖延，1907年他不得不改口承认这些岛屿应比他预期的更早获得独立，因为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与日本相关的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伊拉克的现状也是如此，一旦本地精英的文官政府有能力自我维持下去，美国就会考虑脱身。
穆斯林抵抗组织的目的正在于使这个文官政府无法维持，这是双方交战激烈的拉锯战线。一旦当地民众意识到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文官政府好于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现状，情况就会转变——当然，条件是这个政府自身廉洁有效，且不是美国异教徒的傀儡。
在关于伊拉克爆炸案的持续报道中，两个最常见的目标是美国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后者的伤亡还更大得多。这当然是反美武装的政治策略之一，不过这一点也是有风险的。1963年，委内瑞拉反政府游击队曾提出“一天杀一个警察”的口号，对准“镇压象征”的警察们暗杀，并坚持了500天。“然而，警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一个警察通常是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的人。他来自社会下层，所以他有他的紧密家庭束缚，由于贫苦家庭往往是大家庭，一个委内瑞拉的警察必然会有许多兄弟姐妹，也许还有几十个堂兄弟。”暗杀警察政策“不仅在下层社会里树立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而且是经常成为受压迫的人。”（《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结果最后“民族解放军”要求人们抵制选举时，遭到惨败。
我们中国人深受“人民战争”思维的影响，在观察伊拉克局势时往往自动情绪代入，即使嘴上不说穿，心里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侵略者，而暗暗期望反美武装胜利的。但政治局势是不按理论模型来推进的，“人民群众”的行为模式也未必如中国样板戏里那样。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多数百姓恐怕都是自保为主的。1967年，一位美国教授参观危地马拉的游击区，发现政府军和美国援助每天向30万小孩供应物品，并打井、修路。当地农民知道其目的，但却尽可能加以利用。一个非游击区的农民甚至面带愁容，对教授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些游击队员的话就好了……”
在这样不安全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无比脆弱，多数百姓恐怕两边都不想得罪，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期望这个黑暗时期能尽快结束。现在还远不能说，在这一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哪一边占了上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美军立刻撤出，那也不是黑暗时期的结束，而只是内战的开始。
媒体上的英雄传说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首次实行24小时滚动新闻报道，一时名声大噪。这一成功模式不仅震动了新闻界，引发一场电视报道的革命，也带来极为可观的商业利润——具体体现为CNN电视收视份额的大幅攀升。这个模式立刻引来大批效仿者，例如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不间断报道和CCTV-4对伊拉克战争的连续报道，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最抢眼的还是阿拉伯人的半岛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
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运用媒介的力量，是一个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技巧。半岛和网络的成功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味道：美国人反对的“恐怖分子”竟利用美国人的商业模式和媒介运作特点，来和美国人抢分。拉登和基地组织尽管被视为仇西方的极端分子，但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时不时地主动露面，这一手法却纯粹是西方政治活动中学来的。这种政治带有表演和体育比赛的味道，观众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其政治立场就像是在为各自的球队叫好。
反政府抵抗组织为自己争取媒体上的曝光机会，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毛本人是一个极为注重新闻媒体的人，深知政治鼓动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当Edgar Snow为自己有机会潜入延安而深感意外和惊喜时，我相信毛泽东也为此非常高兴——根据《红星照耀中国》里的记载，毛不知疲倦地和这个美国年轻人长谈到深夜。他当然知道，这些新闻素材将引起轰动；斯诺也因此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二十年后，古巴人复制了毛泽东的成功模式。1957年2月，卡斯特罗在山野丛林里接受美国记者马修斯的采访，人们争相阅读这些报道以求了解这个神秘的游击队长，它“为北美人创造了卡斯特罗的传说”。古巴的新闻记者因美国新闻记者似乎很容易就到山区去，自己却没有这种方便，而颇为恼火，这就不足为奇了，1957年6月还引起了古巴新闻学院因此对政府的抗议。此后三年，Fidel Castro成为北美的一个英雄形象，这大大出乎马修斯的意料之外，甚至是一度使他怒发冲冠的，不过事实已经造成：这次采访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目前的这一战线上，我们也能看到拉登会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当然，由于媒介的高度发达，他抢镜头的机会多得多了。美国人这一次显然不能容忍他成为电视机上的英雄，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强大攻势前，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了美国人对拉登、基地组织和反美武装的基本定义：他们是恐怖分子。任何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想把他们打扮成英雄，都要遭到美国的“严正抗议”，或面临法律起诉——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断地看到对美英在战争中行为的负面报道：对英国是撒谎问题，对美国的虐囚等丑闻。中国人常常对此抱有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姿态，却容易忽略：对战争犯罪的追究和批评，本身就是美国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特殊地方是：它是双方第一次以网络媒介为战场的战争。报纸、电视的报道容易监管，但网络却很难封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难辨真假的“基地组织声明”在网络上出现。网络由于其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的媒介特性（即小群极端人群会相互链接、推动更极端的行为），成为基地组织反抗美国媒介霸权和招募人手的重要工具。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网络，反美武装的声音要沉默得多。
游击战
军事相对是伊拉克战争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争取民心和媒体这两部分，美国都要面对无数人，并且只能使用软力量——但它的软力量恰恰已经受损了。而在军事上，它反而只须面对少数抵抗分子，而且他们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和美军相提并论。他们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是制造麻烦和不安全感，没有人相信这些分散的地下武装能通过几次决定性战役驱逐美军。
美军今日的军事困境，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日本人：“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也没有抵抗。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便往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Joseph Grew《使日十年》1933年9月18日日记）
战争进行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人对战争的自信持续下降了。即使日前成功地击毙了扎卡维，也没能带来持续的乐观。因为类似的“里程碑”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不断地有里程碑，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就像中世纪佛罗伦萨征服比萨后，压服后者的叛乱成了“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而“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双方也在咬紧牙关，看谁先顶不住。因为按照一般的游击战规律，“游击战只要不输，就能赢”。
美国的确有不少反游记战的经验，一百年前对菲律宾统治时期，镇压南部摩洛人（穆斯林），为几代西点军校优秀研究生提供了实地训练。而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则介入更深。只是美国人常常有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匆忙感，《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的作者批评说：“过去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虽然致力于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过认认真真研究这些运动的书籍。因此，美国纳税人出钱给军队去镇压那里的运动，而对这种运动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美军现在也在恶补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知识，因为在打了几年仗以后，他们对基地组织仍不了解。
反美武装在军事上并不强大，美军几乎一直比游击队处于上风地位，并且这一点短期内是不可能扭转的，因为现在不是冷战，没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会援助反美武装。就像拉丁美洲游击战中，“没有一个游击小组拥有凝固汽油弹”，以低劣的装备对抗政府军，很难不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怎样指挥游击战，现在反游击专家比多数游击队员懂得更多。”
结论
伊拉克的局势至今极不明朗。观察家不是预言家，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推断，何况在现在这一阶段，作出预言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风险的。试想在1952年时，谁能想到战乱不断的南朝鲜在50年后会发展成一个新兴经济强国？
唯一稍可确定的，也是悲观的：在目前的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一家是伊朗。即使美国暂时能平定局势，如果还想建设其“中东新秩序”，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萨达姆的伊拉克更难对付的对手，而且这一次，对方和世界舆论都有了准备。
时间：2006-06-16
伊拉克战争可说是迄今为止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次战争。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早已结束，但三年来，仍然不断有悲观的预言传来。布什政府所遇到的主要困境，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因为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伊拉克的街道和沙漠里，而是有三场战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
争取民心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
我们现在习惯于将美国称为“帝国”，这复活了汉语中的一个词汇“美帝国主义”。不过相比起英国这样具有深厚殖民地管理经验的老牌帝国来说，美国在这方面常常显得毛手毛脚。至少在伊拉克，英国驻军在南部与当地什叶派的关系要比美军的“群众关系”好得多了——即使没有到“军民鱼水情”的地步。
小布什是一个有个强烈使命感的基督徒（这一点让很多人厌恶），不过他似乎对这一使命本身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倒是继承了“美国一贯的政策，即通过革命以驯服的政权取代敌对的政权，而且不负任何正式责任。”——这是德国大使评价美国对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作用时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美国，看到它有迹象想要不负责任，就大叫大嚷一番。
伊拉克常常让人联想起美军的另一场噩梦——越南战争，不过其情形实际上很难类比。至少越南主要是丛林战，而在伊拉克，危险在街道上，需要笼络的当地居民也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
说起来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年前义和团战争时，北京曾被划为7个占领区，美军控制区当时是其中管治比较温和的一个，率军将领McKinley告诫下属：“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被遗忘的占领》）这几点，现在美国人也都在做，只是不幸，做得都不够好。美国的帝国经验史上另一个可作比较的案例是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拒绝归顺，而美国国内也为合众国是否应该拥有殖民地争论不休。结果击败西班牙只费了少量兵力，而平定菲律宾战事却旷日持久。美军在菲律宾驻军一度达3万人，在3年的战争中共有12万人。近2千人战死，比1898年战争中牺牲者多4倍，同时至少20万人死于这次战争。
和现在的小布什一样，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是著名鹰派，他斥责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人是“过时的人”，但八年后战事仍在拖延，1907年他不得不改口承认这些岛屿应比他预期的更早获得独立，因为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与日本相关的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伊拉克的现状也是如此，一旦本地精英的文官政府有能力自我维持下去，美国就会考虑脱身。
穆斯林抵抗组织的目的正在于使这个文官政府无法维持，这是双方交战激烈的拉锯战线。一旦当地民众意识到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文官政府好于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现状，情况就会转变——当然，条件是这个政府自身廉洁有效，且不是美国异教徒的傀儡。
在关于伊拉克爆炸案的持续报道中，两个最常见的目标是美国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后者的伤亡还更大得多。这当然是反美武装的政治策略之一，不过这一点也是有风险的。1963年，委内瑞拉反政府游击队曾提出“一天杀一个警察”的口号，对准“镇压象征”的警察们暗杀，并坚持了500天。“然而，警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一个警察通常是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的人。他来自社会下层，所以他有他的紧密家庭束缚，由于贫苦家庭往往是大家庭，一个委内瑞拉的警察必然会有许多兄弟姐妹，也许还有几十个堂兄弟。”暗杀警察政策“不仅在下层社会里树立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而且是经常成为受压迫的人。”（《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结果最后“民族解放军”要求人们抵制选举时，遭到惨败。
我们中国人深受“人民战争”思维的影响，在观察伊拉克局势时往往自动情绪代入，即使嘴上不说穿，心里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侵略者，而暗暗期望反美武装胜利的。但政治局势是不按理论模型来推进的，“人民群众”的行为模式也未必如中国样板戏里那样。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多数百姓恐怕都是自保为主的。1967年，一位美国教授参观危地马拉的游击区，发现政府军和美国援助每天向30万小孩供应物品，并打井、修路。当地农民知道其目的，但却尽可能加以利用。一个非游击区的农民甚至面带愁容，对教授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些游击队员的话就好了……”
在这样不安全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无比脆弱，多数百姓恐怕两边都不想得罪，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期望这个黑暗时期能尽快结束。现在还远不能说，在这一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哪一边占了上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美军立刻撤出，那也不是黑暗时期的结束，而只是内战的开始。
媒体上的英雄传说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首次实行24小时滚动新闻报道，一时名声大噪。这一成功模式不仅震动了新闻界，引发一场电视报道的革命，也带来极为可观的商业利润——具体体现为CNN电视收视份额的大幅攀升。这个模式立刻引来大批效仿者，例如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不间断报道和CCTV-4对伊拉克战争的连续报道，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最抢眼的还是阿拉伯人的半岛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
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运用媒介的力量，是一个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技巧。半岛和网络的成功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味道：美国人反对的“恐怖分子”竟利用美国人的商业模式和媒介运作特点，来和美国人抢分。拉登和基地组织尽管被视为仇西方的极端分子，但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时不时地主动露面，这一手法却纯粹是西方政治活动中学来的。这种政治带有表演和体育比赛的味道，观众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其政治立场就像是在为各自的球队叫好。
反政府抵抗组织为自己争取媒体上的曝光机会，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毛本人是一个极为注重新闻媒体的人，深知政治鼓动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当Edgar Snow为自己有机会潜入延安而深感意外和惊喜时，我相信毛泽东也为此非常高兴——根据《红星照耀中国》里的记载，毛不知疲倦地和这个美国年轻人长谈到深夜。他当然知道，这些新闻素材将引起轰动；斯诺也因此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二十年后，古巴人复制了毛泽东的成功模式。1957年2月，卡斯特罗在山野丛林里接受美国记者马修斯的采访，人们争相阅读这些报道以求了解这个神秘的游击队长，它“为北美人创造了卡斯特罗的传说”。古巴的新闻记者因美国新闻记者似乎很容易就到山区去，自己却没有这种方便，而颇为恼火，这就不足为奇了，1957年6月还引起了古巴新闻学院因此对政府的抗议。此后三年，Fidel Castro成为北美的一个英雄形象，这大大出乎马修斯的意料之外，甚至是一度使他怒发冲冠的，不过事实已经造成：这次采访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目前的这一战线上，我们也能看到拉登会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当然，由于媒介的高度发达，他抢镜头的机会多得多了。美国人这一次显然不能容忍他成为电视机上的英雄，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强大攻势前，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了美国人对拉登、基地组织和反美武装的基本定义：他们是恐怖分子。任何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想把他们打扮成英雄，都要遭到美国的“严正抗议”，或面临法律起诉——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断地看到对美英在战争中行为的负面报道：对英国是撒谎问题，对美国的虐囚等丑闻。中国人常常对此抱有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姿态，却容易忽略：对战争犯罪的追究和批评，本身就是美国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特殊地方是：它是双方第一次以网络媒介为战场的战争。报纸、电视的报道容易监管，但网络却很难封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难辨真假的“基地组织声明”在网络上出现。网络由于其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的媒介特性（即小群极端人群会相互链接、推动更极端的行为），成为基地组织反抗美国媒介霸权和招募人手的重要工具。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网络，反美武装的声音要沉默得多。
游击战
军事相对是伊拉克战争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争取民心和媒体这两部分，美国都要面对无数人，并且只能使用软力量——但它的软力量恰恰已经受损了。而在军事上，它反而只须面对少数抵抗分子，而且他们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和美军相提并论。他们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是制造麻烦和不安全感，没有人相信这些分散的地下武装能通过几次决定性战役驱逐美军。
美军今日的军事困境，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日本人：“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也没有抵抗。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便往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Joseph Grew《使日十年》1933年9月18日日记）
战争进行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人对战争的自信持续下降了。即使日前成功地击毙了扎卡维，也没能带来持续的乐观。因为类似的“里程碑”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不断地有里程碑，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就像中世纪佛罗伦萨征服比萨后，压服后者的叛乱成了“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而“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双方也在咬紧牙关，看谁先顶不住。因为按照一般的游击战规律，“游击战只要不输，就能赢”。
美国的确有不少反游记战的经验，一百年前对菲律宾统治时期，镇压南部摩洛人（穆斯林），为几代西点军校优秀研究生提供了实地训练。而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则介入更深。只是美国人常常有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匆忙感，《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的作者批评说：“过去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虽然致力于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过认认真真研究这些运动的书籍。因此，美国纳税人出钱给军队去镇压那里的运动，而对这种运动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美军现在也在恶补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知识，因为在打了几年仗以后，他们对基地组织仍不了解。
反美武装在军事上并不强大，美军几乎一直比游击队处于上风地位，并且这一点短期内是不可能扭转的，因为现在不是冷战，没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会援助反美武装。就像拉丁美洲游击战中，“没有一个游击小组拥有凝固汽油弹”，以低劣的装备对抗政府军，很难不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怎样指挥游击战，现在反游击专家比多数游击队员懂得更多。”
结论
伊拉克的局势至今极不明朗。观察家不是预言家，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推断，何况在现在这一阶段，作出预言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风险的。试想在1952年时，谁能想到战乱不断的南朝鲜在50年后会发展成一个新兴经济强国？
唯一稍可确定的，也是悲观的：在目前的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一家是伊朗。即使美国暂时能平定局势，如果还想建设其“中东新秩序”，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萨达姆的伊拉克更难对付的对手，而且这一次，对方和世界舆论都有了准备。作者：维舟
时间：2006-06-16
伊拉克战争可说是迄今为止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次战争。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早已结束，但三年来，仍然不断有悲观的预言传来。布什政府所遇到的主要困境，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因为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伊拉克的街道和沙漠里，而是有三场战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
争取民心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
我们现在习惯于将美国称为“帝国”，这复活了汉语中的一个词汇“美帝国主义”。不过相比起英国这样具有深厚殖民地管理经验的老牌帝国来说，美国在这方面常常显得毛手毛脚。至少在伊拉克，英国驻军在南部与当地什叶派的关系要比美军的“群众关系”好得多了——即使没有到“军民鱼水情”的地步。
小布什是一个有个强烈使命感的基督徒（这一点让很多人厌恶），不过他似乎对这一使命本身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倒是继承了“美国一贯的政策，即通过革命以驯服的政权取代敌对的政权，而且不负任何正式责任。”——这是德国大使评价美国对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作用时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的眼光都盯着美国，看到它有迹象想要不负责任，就大叫大嚷一番。
伊拉克常常让人联想起美军的另一场噩梦——越南战争，不过其情形实际上很难类比。至少越南主要是丛林战，而在伊拉克，危险在街道上，需要笼络的当地居民也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
说起来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年前义和团战争时，北京曾被划为7个占领区，美军控制区当时是其中管治比较温和的一个，率军将领McKinley告诫下属：“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被遗忘的占领》）这几点，现在美国人也都在做，只是不幸，做得都不够好。美国的帝国经验史上另一个可作比较的案例是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拒绝归顺，而美国国内也为合众国是否应该拥有殖民地争论不休。结果击败西班牙只费了少量兵力，而平定菲律宾战事却旷日持久。美军在菲律宾驻军一度达3万人，在3年的战争中共有12万人。近2千人战死，比1898年战争中牺牲者多4倍，同时至少20万人死于这次战争。
和现在的小布什一样，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是著名鹰派，他斥责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人是“过时的人”，但八年后战事仍在拖延，1907年他不得不改口承认这些岛屿应比他预期的更早获得独立，因为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与日本相关的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伊拉克的现状也是如此，一旦本地精英的文官政府有能力自我维持下去，美国就会考虑脱身。
穆斯林抵抗组织的目的正在于使这个文官政府无法维持，这是双方交战激烈的拉锯战线。一旦当地民众意识到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文官政府好于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现状，情况就会转变——当然，条件是这个政府自身廉洁有效，且不是美国异教徒的傀儡。
在关于伊拉克爆炸案的持续报道中，两个最常见的目标是美国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后者的伤亡还更大得多。这当然是反美武装的政治策略之一，不过这一点也是有风险的。1963年，委内瑞拉反政府游击队曾提出“一天杀一个警察”的口号，对准“镇压象征”的警察们暗杀，并坚持了500天。“然而，警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一个警察通常是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的人。他来自社会下层，所以他有他的紧密家庭束缚，由于贫苦家庭往往是大家庭，一个委内瑞拉的警察必然会有许多兄弟姐妹，也许还有几十个堂兄弟。”暗杀警察政策“不仅在下层社会里树立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而且是经常成为受压迫的人。”（《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结果最后“民族解放军”要求人们抵制选举时，遭到惨败。
我们中国人深受“人民战争”思维的影响，在观察伊拉克局势时往往自动情绪代入，即使嘴上不说穿，心里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侵略者，而暗暗期望反美武装胜利的。但政治局势是不按理论模型来推进的，“人民群众”的行为模式也未必如中国样板戏里那样。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多数百姓恐怕都是自保为主的。1967年，一位美国教授参观危地马拉的游击区，发现政府军和美国援助每天向30万小孩供应物品，并打井、修路。当地农民知道其目的，但却尽可能加以利用。一个非游击区的农民甚至面带愁容，对教授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些游击队员的话就好了……”
在这样不安全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无比脆弱，多数百姓恐怕两边都不想得罪，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期望这个黑暗时期能尽快结束。现在还远不能说，在这一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哪一边占了上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美军立刻撤出，那也不是黑暗时期的结束，而只是内战的开始。
媒体上的英雄传说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首次实行24小时滚动新闻报道，一时名声大噪。这一成功模式不仅震动了新闻界，引发一场电视报道的革命，也带来极为可观的商业利润——具体体现为CNN电视收视份额的大幅攀升。这个模式立刻引来大批效仿者，例如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不间断报道和CCTV-4对伊拉克战争的连续报道，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最抢眼的还是阿拉伯人的半岛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
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运用媒介的力量，是一个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技巧。半岛和网络的成功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味道：美国人反对的“恐怖分子”竟利用美国人的商业模式和媒介运作特点，来和美国人抢分。拉登和基地组织尽管被视为仇西方的极端分子，但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时不时地主动露面，这一手法却纯粹是西方政治活动中学来的。这种政治带有表演和体育比赛的味道，观众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其政治立场就像是在为各自的球队叫好。
反政府抵抗组织为自己争取媒体上的曝光机会，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毛本人是一个极为注重新闻媒体的人，深知政治鼓动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当Edgar Snow为自己有机会潜入延安而深感意外和惊喜时，我相信毛泽东也为此非常高兴——根据《红星照耀中国》里的记载，毛不知疲倦地和这个美国年轻人长谈到深夜。他当然知道，这些新闻素材将引起轰动；斯诺也因此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二十年后，古巴人复制了毛泽东的成功模式。1957年2月，卡斯特罗在山野丛林里接受美国记者马修斯的采访，人们争相阅读这些报道以求了解这个神秘的游击队长，它“为北美人创造了卡斯特罗的传说”。古巴的新闻记者因美国新闻记者似乎很容易就到山区去，自己却没有这种方便，而颇为恼火，这就不足为奇了，1957年6月还引起了古巴新闻学院因此对政府的抗议。此后三年，Fidel Castro成为北美的一个英雄形象，这大大出乎马修斯的意料之外，甚至是一度使他怒发冲冠的，不过事实已经造成：这次采访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目前的这一战线上，我们也能看到拉登会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当然，由于媒介的高度发达，他抢镜头的机会多得多了。美国人这一次显然不能容忍他成为电视机上的英雄，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强大攻势前，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了美国人对拉登、基地组织和反美武装的基本定义：他们是恐怖分子。任何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想把他们打扮成英雄，都要遭到美国的“严正抗议”，或面临法律起诉——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断地看到对美英在战争中行为的负面报道：对英国是撒谎问题，对美国的虐囚等丑闻。中国人常常对此抱有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姿态，却容易忽略：对战争犯罪的追究和批评，本身就是美国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特殊地方是：它是双方第一次以网络媒介为战场的战争。报纸、电视的报道容易监管，但网络却很难封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难辨真假的“基地组织声明”在网络上出现。网络由于其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的媒介特性（即小群极端人群会相互链接、推动更极端的行为），成为基地组织反抗美国媒介霸权和招募人手的重要工具。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网络，反美武装的声音要沉默得多。
游击战
军事相对是伊拉克战争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争取民心和媒体这两部分，美国都要面对无数人，并且只能使用软力量——但它的软力量恰恰已经受损了。而在军事上，它反而只须面对少数抵抗分子，而且他们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不能和美军相提并论。他们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不过是制造麻烦和不安全感，没有人相信这些分散的地下武装能通过几次决定性战役驱逐美军。
美军今日的军事困境，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日本人：“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也没有抵抗。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便往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Joseph Grew《使日十年》1933年9月18日日记）
战争进行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人对战争的自信持续下降了。即使日前成功地击毙了扎卡维，也没能带来持续的乐观。因为类似的“里程碑”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不断地有里程碑，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就像中世纪佛罗伦萨征服比萨后，压服后者的叛乱成了“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而“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双方也在咬紧牙关，看谁先顶不住。因为按照一般的游击战规律，“游击战只要不输，就能赢”。
美国的确有不少反游记战的经验，一百年前对菲律宾统治时期，镇压南部摩洛人（穆斯林），为几代西点军校优秀研究生提供了实地训练。而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则介入更深。只是美国人常常有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匆忙感，《拉丁美洲游击战争》的作者批评说：“过去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虽然致力于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过认认真真研究这些运动的书籍。因此，美国纳税人出钱给军队去镇压那里的运动，而对这种运动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美军现在也在恶补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知识，因为在打了几年仗以后，他们对基地组织仍不了解。
反美武装在军事上并不强大，美军几乎一直比游击队处于上风地位，并且这一点短期内是不可能扭转的，因为现在不是冷战，没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会援助反美武装。就像拉丁美洲游击战中，“没有一个游击小组拥有凝固汽油弹”，以低劣的装备对抗政府军，很难不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怎样指挥游击战，现在反游击专家比多数游击队员懂得更多。”
结论
伊拉克的局势至今极不明朗。观察家不是预言家，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推断，何况在现在这一阶段，作出预言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风险的。试想在1952年时，谁能想到战乱不断的南朝鲜在50年后会发展成一个新兴经济强国？
唯一稍可确定的，也是悲观的：在目前的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一家是伊朗。即使美国暂时能平定局势，如果还想建设其“中东新秩序”，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萨达姆的伊拉克更难对付的对手，而且这一次，对方和世界舆论都有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