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南宋末年的“襄樊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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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的“襄樊风云”


十三世纪的欧亚大陆,无疑是蒙古人的天下,他们不仅叱于欧亚草原,更在随后的灭宋战争中,掀起腥风血雨。然而三次西征皆所向披靡的蒙古人,却在南下灭宋时,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将向来被视为积弱不振的宋朝完全消灭,甚至只为攻打襄樊一地,便花了六年的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从事宋蒙关系研究多年的学者李天鸣先生认为:蒙古人擅长草原骑兵冲锋陷阵的作战方式,对于山多水多的南宋,开始时自然束手无策,等到蒙古人学会了「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战法」,宋蒙情势便改观了(注)。然而尽管蒙古自蒙哥汗大举南侵时(1256年),便改进了作战方式,却仍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南宋灭亡。究其关键,则「襄樊攻防战」是学者们公认,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大事。当时宋方守城将领吕文焕苦撑六年,而襄阳沦陷后仅六年,南宋也兵败如山倒,随之灭亡。
  在南宋初年与金的和战关系中,襄樊一带便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到了南宋末年在襄樊攻防战中,宋蒙双方更是接战不下十数次,但皆发生在外围地区,蒙古很少直接攻城,襄樊的易守难攻应是主因。而根据过去的作战经验,蒙古也知道宋军擅于守城,因此便对襄樊采围而不攻的战法,「企图使襄樊在粮尽援绝的状况下自动崩溃」(注)。此外,城内民心士气旺盛,抗蒙之心坚决,也是襄樊能长期坚守的重要因素。过去学者们讨论襄樊之战,多着墨于双方作战的经过情形,旁及贾似道的用人不当,导致襄樊失守,对于当时守城军民的表现,则介绍不多。这或许是因为守将吕文焕最后以城降,成为贰臣,使世人对其评价不高,但其守城表现良好,仍应给予正面的肯定才是。在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时,襄樊如此的弹丸之地,竟能坚守六年,实在教人不能不佩服。本文将从南宋在襄樊构筑防御工事的情形,及攻防战时,城内重要军事将领的表现,解析襄樊能苦守六年的本钱,并重视攻防战时,被世人忽略的宋方守将心态。

二、襄樊的防御工事

宋金和战时期
  襄樊自古以来便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钮,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以来许多具影响力的重要战役,常发生于此(注)。宋室南渡之初,大臣李纲几次对高宗提及襄阳的重要性,可惜高宗并未采纳,反而避祸东南(注)。至于濒临汉水畔的荆襄之地,防务工作该如何进行,他也认为应配合地理形势,布下水陆重兵,以作为西北方的屏障(注)。可惜这些主张,却因与众论不合,且高宗又倾向主和,最后并未确实执行。

  宋室南渡之初,襄樊一带一度被伪齐刘豫派人攻陷,名将岳飞在任荆南制置使时,于绍兴五年(113年)击败号称领兵十万的伪齐襄阳守将李成,收复其它(注)。此举可见岳飞的用兵如神,也可看出襄阳当时的防务工作,尚未完备。而岳飞曾是宗泽部下,受其影响,也同样重视襄阳的军事地位(注)。收复襄樊之地后,岳飞曾上奏,主张在当地实施屯田计画,并给当地人民适当补助,以便长期经营,作为进可攻退可守之根据地,(注)。高宗批准其屯田计画,并命其经略荆襄一带,此地便被他当作北伐的大本营,派部下张宪镇守。至南宋与金订下绍兴和议,约定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后,襄樊地区便成为防守金人入侵的最前哨。此后的一百年三十多年,襄阳一直是京西路的省政府所在地(注)。宋蒙开战后,孟珙和李曾伯在经营襄樊之地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多以岳飞的主张为本。

  南宋中期,宋金和战期间,襄樊曾数度落入敌军或叛将手中,如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吴璘之孙吴曦叛变降金,求为蜀王,与金相约夹攻襄阳,金将仆散揆南下,连陷荆襄两淮各郡县,后双方虽达成和议,恢复旧有国界(注),但襄阳兵连祸结的命运并未结束。
宋蒙开战后

  南宋末,联蒙古灭导致金蒙古南下侵宋。理宗端平三年(年)襄阳发生兵变,当时的襄阳都统制是孟珙。他认为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尤其是在好不容易收复之后,更应加强守护,以免一再失守,又得花更多兵力、财力将其收回,事倍功半。因此在奉命收复京、襄一带时,便曾上奏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全此胜?上兵伐谋,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

(注)理宗嘉熙三年(1236年),孟珙以京湖制置使之职,连败蒙古军,恢复湖北各州郡,并建议朝廷加派十万大军,协助襄阳的防务工作。但十万大军实在不是小数目,且兵源及大军饷皆是问题,朝廷并未同意此事,因此孟珙也只能在秋防时,派兵前往轮调驻扎(注),至多派遣官员探勘利河口(郢州西北里处)、严山(利河口附近)两地,作为经营地点(注),并命焦进负责守襄阳一带(注)。这时蒙古正分兵第二次西征,南下攻宋一事便稍松弛,因此襄阳防务虽无法加强,对国防倒尚无大碍。不过此后襄樊一带,却有长达十年的时间,被宋蒙双方忽视,几乎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只有在夏季水涨时,才偶有零星的宋蒙间贸易(注),甚至不知何时,竟又落入蒙古手中。但也由于孟珙的一度重视,为日后李曾伯派兵经营襄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襄一带的地位很重要,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又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乃钱粮的支持,以便收复襄阳。朝廷虽然只从他处调派八千人支持,并拨出一千万贯予其使用(注),对于当时状况而言,已是不无小补。于是李曾伯便在是年四月,派荆鄂副都统高达,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先行出发,收复襄阳。有关当时兵力的分配及部署情形,李天鸣先生的《宋元战史》已有详尽的介绍。而收复襄樊后,与襄樊防务工作的进行,较有关系者如下页表一(注)。

  至于襄樊筑城所需的竹木建材,以作为造排杈木和楼橹之用,则在事前便命陈宗海、叶之才等人,率军前往汉水上游砍巨木数万根、竹二十余万根,编成牌筏后顺流而下,供进入襄樊的高达军队使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筑城工作并限期两个月完成。完成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工事增强不少,高达也被任命为刺史、权知襄阳府(注)。

  筑城容易守城难,隔年(1252年)春,李曾伯便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樊的建议,大意是说(注):除原有二万一千军队外,再固定移驻一万人,可携带家眷,实行营田,不必移防,除可自给自足外,也可节省兵费支出。奖励屯田,劝募人民前往开垦,给予免税减租,朝廷并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此事。屯田之初仍需补给,应奖励官民、召募富商,运输米粮到襄樊城内。应在当初孟珙派人勘察的利河口、严山一带,修筑城堡成控扼之地,平时作为运输转运站,战时也可驻扎军队,使襄樊无后顾之忧。由于襄樊连年战祸,百姓心存顾虑流离失所,生活过得并不好,应免税五年。因襄樊收复,守御面积扩大,军队轮调时,应增兵五千协防。

  由于李曾伯出身文官,不像岳飞、孟珙身为武将,朝廷对他们的猜防之心较重,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李氏提出了条理分明的建议,并解说为何必需如此部署的理由,因此这些建议,较有可能实施。朝廷接受其部份建议,发下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了宝佑二年(1254年)前半年,已有6276户军人家眷迁入襄樊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虽然结果并不如李曾伯预期,但比起之前的孟珙时期是积极多了。其中他所提的第四项:在襄樊附近,据险要之地筑控扼之城,朝廷并未进行,使襄樊与其它边防要地,无法有效联结成一道防线。且蒙古对襄樊进行围城时,也无法就近抵制,失去制敌先机,实在可惜。尽管如此,历来对襄樊防务工作进行得最彻底的,仍应是李曾伯率领的军事集团。不但修复城墙,且召募人民充实边疆,扩充防务范围,使日后宋盟襄樊攻防战时,吕文焕能据以抵抗长期坚守,功不可没。

  不过也由于李曾伯为文臣出身,运筹惟幄可也,带兵守城则力有不足,因此这个军事集团实际在襄阳运作的,又以手下第一主将高达为主。总计高达任知襄阳府,前后共八年(注)。在这期间,襄樊的防务工作虽然进行顺利,蒙军仍不时有突袭动作,如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蒙将史权在樊城击败高达,宝佑五年(1257年)收回后,同年蒙古宗王塔齐尔又率军围樊城,因大雨连月才退兵,但蕫文蔚所另一支军队,则半夜造桥渡河,并夺樊城外城。次年高达又将其收回(注)。可惜开庆元年(1259年)高达自恃有军功,不甘对权臣贾似道趋炎附势,出言不敬又无礼:高达在围中,恃其勇武,殊易似道,每见其督战,即戏之曰:「巍巾者何能为哉!」(注)又上奏得罪了贾似道,被罢职离开襄樊,此一国防重镇,才改由以吕文德兄弟为主的军事集团防守。虽然朝廷在德佑元年(1275年)贾似道下台后重新重用高达,但积怨已久,并非如此笼络便可化解,且南宋气势已尽,他终于还是以京湖制置使的身份,投降了蒙古(注)。南宋末年的“襄樊风云”


十三世纪的欧亚大陆,无疑是蒙古人的天下,他们不仅叱于欧亚草原,更在随后的灭宋战争中,掀起腥风血雨。然而三次西征皆所向披靡的蒙古人,却在南下灭宋时,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将向来被视为积弱不振的宋朝完全消灭,甚至只为攻打襄樊一地,便花了六年的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从事宋蒙关系研究多年的学者李天鸣先生认为:蒙古人擅长草原骑兵冲锋陷阵的作战方式,对于山多水多的南宋,开始时自然束手无策,等到蒙古人学会了「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战法」,宋蒙情势便改观了(注)。然而尽管蒙古自蒙哥汗大举南侵时(1256年),便改进了作战方式,却仍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南宋灭亡。究其关键,则「襄樊攻防战」是学者们公认,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大事。当时宋方守城将领吕文焕苦撑六年,而襄阳沦陷后仅六年,南宋也兵败如山倒,随之灭亡。
  在南宋初年与金的和战关系中,襄樊一带便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到了南宋末年在襄樊攻防战中,宋蒙双方更是接战不下十数次,但皆发生在外围地区,蒙古很少直接攻城,襄樊的易守难攻应是主因。而根据过去的作战经验,蒙古也知道宋军擅于守城,因此便对襄樊采围而不攻的战法,「企图使襄樊在粮尽援绝的状况下自动崩溃」(注)。此外,城内民心士气旺盛,抗蒙之心坚决,也是襄樊能长期坚守的重要因素。过去学者们讨论襄樊之战,多着墨于双方作战的经过情形,旁及贾似道的用人不当,导致襄樊失守,对于当时守城军民的表现,则介绍不多。这或许是因为守将吕文焕最后以城降,成为贰臣,使世人对其评价不高,但其守城表现良好,仍应给予正面的肯定才是。在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时,襄樊如此的弹丸之地,竟能坚守六年,实在教人不能不佩服。本文将从南宋在襄樊构筑防御工事的情形,及攻防战时,城内重要军事将领的表现,解析襄樊能苦守六年的本钱,并重视攻防战时,被世人忽略的宋方守将心态。

二、襄樊的防御工事

宋金和战时期
  襄樊自古以来便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钮,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以来许多具影响力的重要战役,常发生于此(注)。宋室南渡之初,大臣李纲几次对高宗提及襄阳的重要性,可惜高宗并未采纳,反而避祸东南(注)。至于濒临汉水畔的荆襄之地,防务工作该如何进行,他也认为应配合地理形势,布下水陆重兵,以作为西北方的屏障(注)。可惜这些主张,却因与众论不合,且高宗又倾向主和,最后并未确实执行。

  宋室南渡之初,襄樊一带一度被伪齐刘豫派人攻陷,名将岳飞在任荆南制置使时,于绍兴五年(113年)击败号称领兵十万的伪齐襄阳守将李成,收复其它(注)。此举可见岳飞的用兵如神,也可看出襄阳当时的防务工作,尚未完备。而岳飞曾是宗泽部下,受其影响,也同样重视襄阳的军事地位(注)。收复襄樊之地后,岳飞曾上奏,主张在当地实施屯田计画,并给当地人民适当补助,以便长期经营,作为进可攻退可守之根据地,(注)。高宗批准其屯田计画,并命其经略荆襄一带,此地便被他当作北伐的大本营,派部下张宪镇守。至南宋与金订下绍兴和议,约定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后,襄樊地区便成为防守金人入侵的最前哨。此后的一百年三十多年,襄阳一直是京西路的省政府所在地(注)。宋蒙开战后,孟珙和李曾伯在经营襄樊之地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多以岳飞的主张为本。

  南宋中期,宋金和战期间,襄樊曾数度落入敌军或叛将手中,如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吴璘之孙吴曦叛变降金,求为蜀王,与金相约夹攻襄阳,金将仆散揆南下,连陷荆襄两淮各郡县,后双方虽达成和议,恢复旧有国界(注),但襄阳兵连祸结的命运并未结束。
宋蒙开战后

  南宋末,联蒙古灭导致金蒙古南下侵宋。理宗端平三年(年)襄阳发生兵变,当时的襄阳都统制是孟珙。他认为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尤其是在好不容易收复之后,更应加强守护,以免一再失守,又得花更多兵力、财力将其收回,事倍功半。因此在奉命收复京、襄一带时,便曾上奏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全此胜?上兵伐谋,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

(注)理宗嘉熙三年(1236年),孟珙以京湖制置使之职,连败蒙古军,恢复湖北各州郡,并建议朝廷加派十万大军,协助襄阳的防务工作。但十万大军实在不是小数目,且兵源及大军饷皆是问题,朝廷并未同意此事,因此孟珙也只能在秋防时,派兵前往轮调驻扎(注),至多派遣官员探勘利河口(郢州西北里处)、严山(利河口附近)两地,作为经营地点(注),并命焦进负责守襄阳一带(注)。这时蒙古正分兵第二次西征,南下攻宋一事便稍松弛,因此襄阳防务虽无法加强,对国防倒尚无大碍。不过此后襄樊一带,却有长达十年的时间,被宋蒙双方忽视,几乎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只有在夏季水涨时,才偶有零星的宋蒙间贸易(注),甚至不知何时,竟又落入蒙古手中。但也由于孟珙的一度重视,为日后李曾伯派兵经营襄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襄一带的地位很重要,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又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乃钱粮的支持,以便收复襄阳。朝廷虽然只从他处调派八千人支持,并拨出一千万贯予其使用(注),对于当时状况而言,已是不无小补。于是李曾伯便在是年四月,派荆鄂副都统高达,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先行出发,收复襄阳。有关当时兵力的分配及部署情形,李天鸣先生的《宋元战史》已有详尽的介绍。而收复襄樊后,与襄樊防务工作的进行,较有关系者如下页表一(注)。

  至于襄樊筑城所需的竹木建材,以作为造排杈木和楼橹之用,则在事前便命陈宗海、叶之才等人,率军前往汉水上游砍巨木数万根、竹二十余万根,编成牌筏后顺流而下,供进入襄樊的高达军队使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筑城工作并限期两个月完成。完成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工事增强不少,高达也被任命为刺史、权知襄阳府(注)。

  筑城容易守城难,隔年(1252年)春,李曾伯便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樊的建议,大意是说(注):除原有二万一千军队外,再固定移驻一万人,可携带家眷,实行营田,不必移防,除可自给自足外,也可节省兵费支出。奖励屯田,劝募人民前往开垦,给予免税减租,朝廷并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此事。屯田之初仍需补给,应奖励官民、召募富商,运输米粮到襄樊城内。应在当初孟珙派人勘察的利河口、严山一带,修筑城堡成控扼之地,平时作为运输转运站,战时也可驻扎军队,使襄樊无后顾之忧。由于襄樊连年战祸,百姓心存顾虑流离失所,生活过得并不好,应免税五年。因襄樊收复,守御面积扩大,军队轮调时,应增兵五千协防。

  由于李曾伯出身文官,不像岳飞、孟珙身为武将,朝廷对他们的猜防之心较重,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李氏提出了条理分明的建议,并解说为何必需如此部署的理由,因此这些建议,较有可能实施。朝廷接受其部份建议,发下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了宝佑二年(1254年)前半年,已有6276户军人家眷迁入襄樊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虽然结果并不如李曾伯预期,但比起之前的孟珙时期是积极多了。其中他所提的第四项:在襄樊附近,据险要之地筑控扼之城,朝廷并未进行,使襄樊与其它边防要地,无法有效联结成一道防线。且蒙古对襄樊进行围城时,也无法就近抵制,失去制敌先机,实在可惜。尽管如此,历来对襄樊防务工作进行得最彻底的,仍应是李曾伯率领的军事集团。不但修复城墙,且召募人民充实边疆,扩充防务范围,使日后宋盟襄樊攻防战时,吕文焕能据以抵抗长期坚守,功不可没。

  不过也由于李曾伯为文臣出身,运筹惟幄可也,带兵守城则力有不足,因此这个军事集团实际在襄阳运作的,又以手下第一主将高达为主。总计高达任知襄阳府,前后共八年(注)。在这期间,襄樊的防务工作虽然进行顺利,蒙军仍不时有突袭动作,如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蒙将史权在樊城击败高达,宝佑五年(1257年)收回后,同年蒙古宗王塔齐尔又率军围樊城,因大雨连月才退兵,但蕫文蔚所另一支军队,则半夜造桥渡河,并夺樊城外城。次年高达又将其收回(注)。可惜开庆元年(1259年)高达自恃有军功,不甘对权臣贾似道趋炎附势,出言不敬又无礼:高达在围中,恃其勇武,殊易似道,每见其督战,即戏之曰:「巍巾者何能为哉!」(注)又上奏得罪了贾似道,被罢职离开襄樊,此一国防重镇,才改由以吕文德兄弟为主的军事集团防守。虽然朝廷在德佑元年(1275年)贾似道下台后重新重用高达,但积怨已久,并非如此笼络便可化解,且南宋气势已尽,他终于还是以京湖制置使的身份,投降了蒙古(注)。
三、咸淳年间的襄樊攻防战

  有关六年襄樊攻防战的起迄时间,学者大多认为,应是发生在度宗咸淳四年到九年(1268年~1273年)之间,这是指实际的武装攻击军事行动而言。事实上,蒙古开始有计画的进逼襄樊,应是在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因为这一年,蒙古采降将刘整的建议,在樊城外白河口附近设置榷场(注)。在这之前,蒙古虽然也有人提出襄樊地位重要论,如李桢、郭侃等人(注),但未为蒙古朝廷采纳。直至刘整再度对忽必烈强调攻取襄樊的必要性,且四川方面的战事底定,才使蒙古方面改变游击战略,下定决心攻取襄樊。

襄阳守将方面

  此时在襄阳城中的守将,以吕文焕为主。他是原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之弟,颇有代兵作战的经验。从有限的史料中,大致可列出其降元前的重要事迹,如下页表二(注)。襄阳失陷,许多学者多从战略观点及战争的过程来讨论,或者评断贾似道、吕文德、夏贵、李庭芝等阃帅之作为,对于守城的吕文焕则着墨不多,黄宽重先生也只简单评其:「刻苦艰忍精神实值后人领兵者所景仰。」而降元后的所作所为,「在春秋大义民族意识下,他终难逃出传统史家『褒贬之笔』,成了千古罪人。」(注27)或许是因为史料不足,无从下笔,或许是因为「贰臣」无讨论的价值,但是若以六年攻防战的守城工作而言,其表现是可圈可点,值得一提的。


  以指挥作战的能力而言,从表二中可看出文焕战败的次数颇多,但也曾击败蒙古大将阿朮于安阳滩(注)。蒙古军的能征惯战众所周知,文焕仍能伺机击败之,指挥能力可算不差。更河况「胜败乃兵家常事」,难得的是屡败屡战的精神,不气馁不放弃的意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襄樊之围开始时,当地兵力约有二、三万人(注),文德也很有信心的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坚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注)这种看法却不为文焕所苟同。他不是坐等援军,更不愿坐以待毙,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派兵主动出击不下六次。虽没能退敌,至少达到骚扰的目的,也表达了不示弱的决心。战败是因军队的作战能力薄弱,又遭遇的是蒙古骁勇善战的将士,而不是其指挥能力有问题。
  以观察能力而言,当文焕尚未知襄阳府前,便能看出蒙古人蚕食襄樊四周,以贸易及保护人民为由,在白河口设榷场,居心叵测。曾再三向文德提出警告,希望撤销榷场,免得给敌人可趁之机,可惜消息被文德亲信封锁。不过,后来文德知道了,也不以为意,因为榷场的设置是他同意的。知襄阳府后,眼见蒙古人变榷场为碉堡,且有围城之举,他更忧心的再向文德告急,但所获得的响应竟是文德的一番训斥:「汝勿妄言邀功赏,设有之,亦假城耳。」(注)文德的大放厥辞,更突显出文焕观察敌方举动,的确是下过功夫。
  对于应敌之策,文焕也并非一成不变,以茶盐馈史天泽以示暇整,尽管不见得有效果,却颇有心理战的味道。刘整在城下向其挑衅,他并不上当,反而暗箭伤人(注),虽有失光明磊落,但兵不厌诈,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也无可厚非。若他当时便出城与刘整作了断,拿全城百姓作为其英雄主议的赌注,那才是逞一时的匹夫之勇。但是文焕的作为中有一点很不可取,由于吕氏军团与高达不合,于是当消息传来,朝廷欲派高达来援时,文焕竟谎报军情,阻止其前来(注)。虽然事实证明消息有误,但大敌当前,仍囿于门户之见而不团结,宁愿孤军奋斗,也不愿接受有宿怨但也有能力的高达援助,未免太过固执。若当时他能以襄樊安危为优先考虑,主动向朝廷要求对襄樊防务非常熟悉的高达相助,或许襄樊命运就会不同了。不过文焕毕竟是凡人,如此不计前嫌的雅量,恐怕也不容易做到。
  文焕也知道朝廷打算派兵解围,因为攻防战期间,襄樊与外界仍有办法沟通,如:唐全、张兴祖、吴信、周旺等人,皆曾因进出襄樊传递讯息有功而受封赏:诏:唐全、张兴祖等赍蜡书入襄阳,往复甚艰,各补转三官,赐钱二千缗。……枢密院言吴信、周旺赍蜡书入襄城,往复效劳,诏各补官三转。(注)但宋军的表现是行动有余力不足,军事敏感度太低。本页表三为咸淳年间,宋朝的十次出兵援襄表(注)。一次次的军援失败,雷声大雨点小,想必对吕文焕守城的信心打击很大。
  由此表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蒙古大军于咸淳三、四年间便开始集结,往襄樊进发,而宋方却迟至咸淳五年初,才有第一波的军事援助行动,反应未免太慢,文焕在襄阳已孤军奋斗两年。宋朝的军事援助行动,进行到咸淳七年便停止,八年完全没有出兵援襄。除了援军本身的派系之争,延误军机外,似乎也显示出宋朝不打算再作「无谓的牺牲」,文焕望穿秋水所得到的,不过是张顺、张贵拼死送来的杯水车薪而已(见P.10表四)。十次军事援助,宋方动员超过二、三十万人次,损失军队超过四万人,战舰不下四百艘,却仍达不到援助的效果,连一次战胜的纪录都没有,难怪文焕会「南望恸哭」。这些军事援助,没有一次冲破蒙军设下的重重关卡。溯流而上者多半被挡在鹿门山外,顺流而下者则受阻于万山一带,可想而知欲从襄樊突围而出,也是困难重重。

  双方接战的地点,集中在汉水沿岸,表示宋方对解襄樊之围,以水师为主,且战事发生的地点重复性高,显示宋方并未从失败的作战经验中,记取教训设法改进。不过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就算到了咸淳八年,城内只剩7000兵力,他还是将居民集合起来练习战斗(注)。缺乏物资,便命百姓「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注)甚至因发生饥荒只得「析骸而爨,易子而食」(注)都不考虑投降,只能「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注)。「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文焕的恸哭,应该是为全城百姓的悲惨命运而伤心泪下吧!

  在蒙古围城策略之下,襄樊失守是必然的,但身为襄阳守将,文焕必需考虑全城百姓的性命,这是非常大的负担。樊城被攻破,下场是全城百姓被屠杀(注),看在一河之隔的文焕眼中,他能如何?如果他是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他大可放全城百姓不管,像范文虎一样在灌子滩一役中阵前逃脱,甚至在文德一死,蒙古招降时就变节。就因为他不是个自私的人,所以在纳筦钥投降的最后关头,仍是考虑再三,甚至怆然泪下。蒙古答应他既往不究,并许其高官厚爵,(注)是有很高的吸引力,但保全襄阳也应该是他不得不投降的主要诱因吧!

  尽管围城之前襄樊便有物资储备,并进行屯田自给自足,但战事紧急,文焕只好先依传统战术,下令坚壁清野(注),因此使襄樊地区的生产力大减,坐吃山空的情况下,当然亟需外来的物资支持,以便长期抗战。但从表四(注)中可以看出,外来的补给不但不易送达,反而半途被蒙古截去,让对方大发战争财,不禁让人产生蒙古之所以不提早发动总攻击,是否是因为想坐等宋军自动送上物资的疑问。事实上物资运补只是消极的办法,对解襄樊之围没有实质帮助,而好不容易到达的补给部队,又都不愿留在城内,更增加文焕孤立无援的感受,就算为战死的张顺、张贵立庙,也无法提振饱受打击的民心士气。

  表面上看来,宋廷对襄樊是非常重视,既派军援又加强物质运输,甚至为奖励前线将士的辛劳,数次发下犒师的费用。表五(注)是当时宋廷犒赏襄樊前线的情形,但是考虑当时的状况,在军援、运补皆困难重重时,这些交给各阃帅发放的军饷犒赏,是否真的全部送到了前线将士的手中呢?再说,就算这些犒师的费用,真的全数送入襄樊城内,买不到粮食与日用物资,又有什么用呢?尽管如此,朝廷的犒师总也是一种鼓励士气的方法,不过眼见朝廷发下犒师军饷,却总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尤其是这些费用如果落入像范文虎等人的手中时,更会令人忿忿不平。在贾似道主政的宋廷中,赏罚不公是很明显的(注),像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这样的将领,数次阵前逃脱不顾部下安危,却仍从朝廷领了不少钱,看在最前线的将士眼中,其感受可想而知。如何安抚民心士气,让大家不要对朝廷失去信心,需要有相当的领导力与说服力,而这正是当时文焕必需勉力处理的事,否则不必等蒙古发动总攻击,襄樊城内的军民恐怕早就弃城而逃了。

  依据表四与表五做一比较,可看出犒师次数多过运补次数,且两者时间无法配合,至少可以证明,朝廷犒师的经费并未立刻送往前线。十次犒师的经费总合,为数相当可观,前九次或多或少有机会透过运补送入襄樊城内,但第十次犒师则并未运抵襄樊。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由张顺、张贵负责的运补工作,是发生在咸淳八年五月,而数量达千万的经费却是在当年六月才发下,而直到当年九月,张贵离开襄樊之前,并无任何记载提到有其它的运补队伍抵达。如果这些百万石的米,真有送入襄樊,当年年底便不会发生因饥荒而出现的诸多惨状了。

  除了吕文焕之外,六年攻防战中的襄阳将士,于史册中可见者,还有以下数人:
  唐永坚:荆鄂都统制。咸淳四年曾与吕文焕一同上书文德,有关元军于白河口、鹿门山筑城之事。咸淳五年六月被刘整属下的水军千户邢德立、张志等俘掳而投降。到了咸淳九年樊城被攻破后,首先奉命与济南万户张宏,拿劝降书至襄阳,招降吕文焕(注)。由此可见,唐永坚不但曾与吕文焕共事,且交情匪浅,元军想对文焕动之以情、说之以理。
  胖山王某:总管。守襄阳城外之东堡,为一名勇将,于咸淳八年被元将李庭设伏俘掳(注),之后下场如何,无从得知。
  田世英、曹彪、武荣:田、曹二人职位不详,只知是文焕帐前部将,武荣为总管。咸淳九年二月,吕文焕决定投降后,隔日田、曹二人挟持武荣,出城向元军投降(注)。其实吕文焕已经决定投降,田、曹二人举动,实在是多此一举。

  黑杨:都统。为吕文焕心腹,咸淳九年奉文焕之命,至元军军营商谈投降之事,河南行省郎中张庭珍怀疑其借故侦察元军,被元帅阿朮留置军中(注)。由此可知元军虽已得到文焕首肯,但襄阳城未开之前,仍须防范突然的变化,也可见得元军对他仍不很信任,或许这也是日后文焕主动要求领兵攻宋,以去除元人疑虑的原因之一吧!

  范天顺:武功大夫:右领卫将军,曾任荆湖都统。为范文虎之侄子,咸淳八年与张顺、张贵自「均、防泛舟之役」运补物资进入襄阳后,便留在城内协防,「守战尤力」。如果襄阳城内军民真的对范文虎有所不满,那么天顺的所作所为,便会是城内军民注意的焦点。因此当襄阳投降时: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注)守襄阳的诸多将领中,范天顺是史书所记载唯一一位死节者。他本可以逃回宋朝,却宁愿与城共存亡,这种表现的确是文虎远远比不上的。相对于吕文焕的投降,表面上看来,他显得有气节得多,但是再仔细探讨,他不像吕文焕背负着全城百姓的性命,他没有道义上需负的责任,因此他可以选择「死为宋鬼」、「流芳百世」,而吕文焕则不像他那么「幸运」了。
  王仙:马军司统制。曾在襄樊缘战陷阵,后于咸淳九年五月来归,「特与官五转,充殿前司正额统制,赐钱一万。」(注)。
  童明:守阙进义副卫。襄阳城投降时,脱身逃回宋朝,之后又「立功开州,诏特与官两转。
  吴信:勇信中军钤辖。襄阳城陷时,随吕文焕北上,咸淳十年一月妻子冒险来归。诏吴信赴阙,制司仍存恤其家」(注)。之后是否有其它封赏,不得而知。此处提到与妻子冒险来归,相当特别,因为介绍其它将士的雪迹时,很少提到眷属的去向。这位吴信与当初曾送信至襄阳城内,有劳效受封赏的吴信,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除了这些军士之外,还有一位名叫吴旺的来归人,也曾经在襄阳城内,亲眼见到文焕父子,先纳筦钥,旋献襄城,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乡先锋」(注)。
樊城守将方面

  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两城唇齿相依,互相守卫效果加倍。早在咸淳五年时,蒙古大将史权便曾指出:元军若先攻樊城,襄阳便会不支而自动投降(注)。至了咸淳八年,阿里海牙与刘整也提出相同的看法(注)。先攻樊城是因其范围小、军队少,较易攻下。但攻樊城时,襄阳必透过两城间相联的浮桥出兵相救,使元军蒙受重大损失。于是在正式对樊城发动总攻击前,元将张宏范便对阿朮建议:「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陆攻樊,则襄出舟师来救,终不可取,若截江道,断援兵,水陆夹攻,则樊破而襄亦下矣。」(注)
  元军如何攻下樊城,在《宋元战史》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注),这是一场惨烈的攻城战,双方损失皆非常惨重,元军数字勇猛的将领皆身披数创,而樊城被攻下后,则遭到屠城的下场。元军之所以屠城,一方面是为报复樊城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也是想藉此杀鸡儆猴,希望能削弱襄阳士气,吓得襄阳守军不战而降。事实上,元军的确不希望在围困襄樊六年,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之后,得到的是两座空城(注),因此屠樊城、全襄阳,便成为元军的战斗目标。
  就因为战况惨烈,因此见诸史料的樊城守将,大多战死,只有两位是因兵败被俘:
  张汉英:职务不详。曾为孟珙部将,驻守随州。咸淳八年守卫樊城,曾召募善泅者,企图突围至荆郢求救兵,不幸被元兵发现,功败垂成,樊城被攻破时,张汉英也战死
  韩某:拨发。为樊城外围据点古城堡的守将,此堡位在樊城东北方八里的白河畔。咸淳八年春,元军将领怀都率军夜袭此堡,韩拨发被杀(注)。
  蔡某:路钤。与韩拨发同为古城堡守将,堡陷被俘(注)。
  牛富:制置司游击砦兵籍,侍卫马军司统制。史书上赞其「勇而知义」,在戍守襄阳五年后,移守樊城:且数射书襄阳城遗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牛富与文焕并肩作战五年,可能是因咸淳八年后,樊城军情紧急,才调派骁勇善战的牛富前往镇守,两人且数度相约固守襄樊,无奈人单势孤心有余力不足,最后仍不免战死。
  李天鸣先生认为,牛富是兵败被俘不屈而自杀,不是因不愿被俘而自杀(注)。不论事实如何,因为他的守节不屈,宋廷赠其「静江军节度使,谥忠烈,赐庙建康」。『宋史』度宗本纪也记载:「赠金州观察使,各官其二子承信郎,赐土田、金币恤其家。」(注)由这段史料及前页所提,吴旺来归人的报告看来,牛富之子并不在他身边,因此他的以身殉国,可以说为留在宋方的子嗣着想。而文焕之子与其同在城内,若不投降,则城破时不但自身难保,恐怕儿子的性命也堪忧。降与不降,皆是为子着想,文焕与牛富选择了不同的命运,儿子是否在身边,大概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王福:牛富身旁的副将。樊城破,牛富自杀,「王福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注)由此看来,王福与牛富情谊不浅。
  徐麟:都统。樊城陷落时,被元军千户王守信所俘(注)。下场如何,不得而知。
  王祀:统制。樊城陷落时,为国牺牲(注)。
民兵支持方面


  襄樊攻防战中,除了两城将领,拚死力守之外,民兵的支持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民兵多由当地人民组成,对地形地物较官军熟悉,有时往往能达成官军无法达成的任务,如收复失土、突破敌军封锁线等。宋室南渡后,向来重视民兵组织,宋蒙开战后因官军素质低落,养兵费用庞大,所以必须借助民间力量,组织民兵以补正规军的不足。除了由官方出面组织的民兵之外,也有地方土豪为保卫乡土,主动号召宗族乡党组成民兵(注)。这些民兵往往比官军具有更强的战斗力,以襄阳一带的民兵而言,由于民性强悍,再加上长久以来处于边疆战乱地带,靠官兵援助与维持治安,不如靠自己自求多福。例如:早在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襄阳发生北军主将王旻与金降将李伯渊联合叛变,焚城郭仓库,带着城内官民兵四万七千多、财粟三十万、军器三十四万投降蒙古,而南军主将李虎也趁火打劫,城内财物一空(注),这对襄阳的防务工作是一大打击。当时的京湖制置使赵范无法平乱,还是由樊城土豪刘廷美号召民兵,诛杀叛军将襄樊收复。当时的襄阳都统制孟珙,也曾召募中原民兵,为数一万五千多人,镇守樊城、新野、唐、邓一带,以防备蒙古军,名为镇北军,并以襄、郢一带的归顺者为主,设先锋军。

  襄樊攻防战时,官军的各种援助,均无法突破元军的封锁,驻守荆郢一带的京湖制置司李庭芝,便在汉水上流均州、房州一带的清泥河附近,造左右各为无底空船的三联舟约百艘,并出重赏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求将,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号贵曰矮张,顺曰竹围张。(注)咸淳八年五月,诸事齐备后,二张与范天顺由汉水上游顺流而下,一路突破重围,转战一百二十多里进入襄阳城,不但带来大量物资,也使城内军心大为振奋,只可惜张顺于入城前战死。到了当年九月,张贵决定突围出城回郢州,先派两位善泅者至郢州请范文虎接应,两人又回报有五千军队接应,然而又因为文虎的临阵脱逃,张贵终于力竭身亡(注),三千民兵几乎全军覆没。

  以上这些民兵的支持,虽不能说对襄樊的攻防战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至少对襄樊的长期坚守有很大的帮助。为数不多的几次运补工作,民兵是少数能突破重围,将物资送入城内的主要力量,送入的物资又是最多的一次,对于长期被困的襄樊军民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除了物资补给的实质帮助之外,民兵有办法突破蒙军的防线,也给城内的军民带来一线希望,相信援军即将到来,对军心士气深具鼓舞作用,更加强坚持守城之心。民兵中不乏有特殊才能者,如善泅者之辈,或熟悉附近地形地势者,对传递消息之贡献颇大。由此可见,襄樊攻防战中,民兵发挥了具体的力量,对襄樊的长期抵抗,实在功不可没。尽管他们多是为重赏而来,但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一般的凡夫俗子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就算有重赏,也不肯为国出力呢!

四、结论

  襄樊攻防战是造成南宋灭亡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尽管当时的南宋,在作战方法上不知变通,及权臣贾似道、武将范文虎等人的误国,可是襄樊这两个蕞尔小城,竟能在蒙古大军压境下,仍坚守六年,实在不简单。造就此一「奇迹」的重要人物,当以李曾伯、高达、吕文焕等三人为首要。

  李曾伯以一介文臣,却对地方防务工作的策画毫不松懈,且看法、作法皆切中重点,所提建议对宋廷而言,比起之前的岳飞、孟珙所建议者较易实施,也比较实际。如果没有他规画,襄樊两城的防务工作,将不知从何做起,日后吕文焕守城将倍加困难。

  高达虽然官位不高,却是襄樊防务工作的实际执行者。与李曾伯合作,在担任襄阳地方官的八年当中,建设襄樊成为易守难攻的防御重镇。可惜因得罪贾似道而罢离襄阳,否则以他对襄阳的实务经验,襄樊攻防战由他来面对,或许会有一番不同的战况。

  吕文焕身为襄樊六年攻防战的最主要守将,却因最后投降元军,而遭历史遗弃,实在不公平。由前文的探讨,可得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便全心投入,注意蒙军对周遭环境的窥伺。围城之后,他将襄阳的防务发挥到极致,有限的资源做最充分的利用,设法寻求绝处逢生之道,在此同时还得安抚城内的军心。背负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时,最后选择以自己的名节来换取保全襄阳城,这一切都显示出他肯负责任的心态。即使降元后主动带兵攻宋朝,也表示他不是没有原则、三心二意,而是一位既作下决定,便勇往直前的人。对于自己的降元,他也有理由要辩解。德佑元年(1275年)五月,谢太皇太后下诏,希望吕文焕等降将,能为宋元双方协调息兵通好。吕文焕在回书中写得慨切:

  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因念张巡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注)

  文中点出了守城虽困难,他至少也坚持了九年。咽喉被扼、羽翼被剪,只能仰天而哭,就算让自己误陷于夷狄之中,也不能不为乡闾着想。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至元军中议和,与吕文焕相遇,文焕也曾解释其降元是因「襄守六年不救」(注)。由此可见,吕文焕之降元,是最后不得已的抉择,绝非一般贪生怕死或贪享荣华富贵的『贰臣』可比。

  这三人在『宋史』、『元史』中皆未立传,吕文焕也只在『蒙兀儿史记』中,占了短短三页的篇幅,这对于处在大时代风云中的他们,实在有些不公平。其实他们的作为,不能以小人物视之,就连民兵出身的张顺、张贵,及副将牛富都立了传,难道在战乱当中必须为国捐躯,才有资格留名青史吗?
  襄樊攻防战中,除了吕文焕这位重要人物之外,还有许多位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他们的表现其实也该有一定的历史定位,不该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还有郭靖郭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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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侠就是守的襄阳城呵呵···
回帖之人中
开玩笑滴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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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在『宋史』、『元史』中皆未立传,吕文焕也只在『蒙兀儿史记』中,占了短短三页的篇幅,这对于处在大时代风云中的他们,实在有些不公平。其实他们的作为,不能以小人物视之,就连民兵出身的张顺、张贵,及副将牛富都立了传,难道在战乱当中必须为国捐躯,才有资格留名青史吗?
  襄樊攻防战中,除了吕文焕这位重要人物之外,还有许多位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他们的表现其实也该有一定的历史定位,不该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滴,而“胜利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