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疾病阻止了古代中国向南扩张

瘴气对广西非汉民族的影响

环境疾病是古今人类都必然面对的环境灾害之一, 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群体的身心健康, 而且间接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深层系统。探讨历史时期环境疾病的演变规律, 不仅能揭示疾病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及区域社会对疾病的反馈机制, 而且能为环境疾病的防治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提供历史依据 。中国古籍里所说的瘴病主要是指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恶性疟疾(Pern iciou sm alaria)。恶性疟疾多发生在北纬60°和南纬60°之间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亚热带及热带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在温带则发生在夏秋季节。历史时期, 由于气候和人地关系的变化, 中国恶性疟疾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和日趋缩小的趋势 。
江南多瘴疠,古已有载 。事实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贵州、四川等省均有瘴,只不过程度有轻重而已 。
瘴病流行严重区：
云南与广西明清时期瘴病流行以云南最为严重, 各府州均有瘴病流行的记载 。万历间数度由此征讨缅甸, 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 傅垣率大军由腾越征缅, 尚未交战, 副将军阿里衮染瘴而死, 士卒染瘴病死大半, 水陆军31000 人仅存13000 人, 傅垣本人亦病, 只得撤军 。西南的南甸司(今梁河境)、干岸、盏达司(今盈江境)、陇川司(今陇川境)、猛卯司(今瑞丽境) 更是“无地无瘴”, 九、十月间流行的“谷搓瘴”最为厉害 。
明清时期, 广西是瘴病严重区之一 。其严重程度, 地区分布, 仅次于云南。就流行地区而言, 所辖各府均有瘴病发生 ,清代左右江仍是“瘴疠熏蒸, 官斯土者, 病亡接踵”, 故成为主要的充军之所。直至近代, 时人犹将左右江等地秋冬之所谓“黄茅瘴” 视为可怕的灾祸 。
柳州、浔州、平乐府之间的大藤峡(亦名断藤峡) 区, 瘴疠极盛,号为不可久居之地。当地人称“大藤峡天险之窟也, 密箐重岩, 人不旋踵, 三时瘴疠, 不可久居”。弘治初, 明廷曾调拨湖广官军万余人, 驻守浔州、柳州、断藤峡等处, 结果,“类多死于瘴疠, 幸而生者往往逃窜, 人情畏惧, 如就死地”。明陈全之亦认为“浔州瘴气殊盛, 惟东平南县近梧州者稍舒可”。在这一带任职的流官、巡检“多死瘴疠”, 直至民国年间, 疟疾仍是这一带最可怕的疾病之一。1936 年, 瑶族聚居的金秀区(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 疟疾流行,造成大批人死去。
其它地区的瘴病也较严重。流经桂林、平乐两府的府江, 两岸居民均为瑶族, 在上达阳朔, 下达昭平的地带, 号为“炎荒瘴疠区”。与桂林邻近的柳州府,“自古为迁谪之乡”, 瘴疠严重。地理学家王士性任官柳州时, 深有感受:“瘴毒中人, 家人病者十九”。顺治末年, 著名清官于成龙任职府属罗城县, 时“罗城居万山中, 盛瘴疠”。与广东接壤的梧州府, 亦“多江山瘴疠之气”。

由以上明清时期对瘴气的研究可知，广西在明清时期的瘴气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疫区，而且经过考证的结果，伴随着汉民族的逐步南迁，瘴气的区域也日益缩小 。于是我们可以推知在更早的北宋时期，岭南（广南东西路）这一地区的瘴气一定是更加的严重。

瘴气这样的疾病影响的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岭南的少数民族多不团结的文化倾向且权力割据局面

因为瘴气的关系导致于当地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大都住于山上躲避瘴气的感染，至于山底下的平原地带，除非是没有瘴气的短暂季节，或是有一说为日落以前，人才敢在山下的平原逗留，若非必要，大多赶快上山。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影响人文活动，使得岭南的少数民族无法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为各个部落是分散于各个山头，因为瘴气和交通的阻隔导致部落与部落之间鲜少沟通和交流，也无法由一个强大的部落彻底的兼并其它部落，而形成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于是断断续续的部落与部落之间互相征伐产生，但是又因为地形与瘴气的影响，而无法决定该由谁来主导大范围地区的领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大多有不团结与割据的文化倾向，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不难了解侬智高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瘴气保护了五岭以南少数民族，抵抗中原政权的军队进入
在北宋的史料里，关于岭南和交州的瘴气记载，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宋太宗平定南汉之后，派军队想要收复宣布独立的交州，但是史料上有一段话记载：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谓「老师费财」，兵书曰「钝兵挫锐」。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臣尝读韩诗外传，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周公问之，曰：「本国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内附。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愿陛下念征戍之劳，思用度之广，爱人惜力，无屯兵以费财，修德服荒，无略内以勤远，亟诏执事，其诛锄，又何必蕞尔蛮陬，劳于震怒，此大体之一也。

由这一段史料记载，可以得知交州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功，并不是依靠着军队强大或是经济繁荣，而是有着可怕的武器—瘴气。根据疾病梯度的原理，中原政权的军队大都是长江以北的士兵，对于岭南甚至是交州酷暑难耐的气候，以及在北方不流行的传染病—痢疾（瘴气），大多没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因此北宋军队要征伐交州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瘴气疾病的杀害，甚至有时候还未看到敌人，就在越南北部丛林里被瘴气这一个无形的敌人所击倒。

第三：瘴气使中原人士视岭南为畏途而成为流官之所

史料中有一段记载，灵活的道出中原人士对岭南的看法：

丙午，诏入广南官者毋得过两任。初，监察御史蒋堂言：「五岭，炎瘴之地，人所惮行，而比部员外郎江泽三任皆愿官广南，若非贪黩，何以至此？」

据说在通往岭南的官方通道上，有一泉水叫『贪泉』，凡是官员经过这一通往岭南的必经要道，喝了这贪泉，在岭南必定是强征夺敛，其实会往岭南为官往往是流官，而流官的心态推断应该是比较不平衡，加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又不太在意岭南这一行政区域，于是往往对人民巧取豪夺，若不征敛亦无心于政绩，这也是为何会导致侬智高起兵的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瘴疟也好,蛊毒也好,都不是真正造成人们痛苦的主要方面。作为一种自然山水所造成的病毒,一是可以治理改造,二是本地人具有对本地水土的适应性,三是有药物可以防治和医治,所以真正危害人们的并不是瘴蛊 。这正如老虎吃人是凶猛的,然孔子所忧者, “苛政猛于虎也”;毒蛇伤人是凶残的,然柳宗元所痛者,“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对瘴蛊之患作如是观者亦大有人在,那就是北宋时的龙图阁大学士梅挚。梅挚于景间尝知昭州(今广西平乐县) ,文章政事卓然有声。时官广南者,多惮岚瘴而不愿往,挚为作《五瘴说》,后朱　颜镌石于桂林龙隐岩,标为《龙图梅公瘴说》。据《宋史•选举志五》:“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太平兴国初,选人孟峦拟宾州录事参军,诣匦(使院) 诉冤,坐流海岛,自是得远地者不敢辞。⋯⋯咸平间以新恩循梅四州(皆在两广) 瘴地,选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诠拟官,悉标其过犯。自是凡注恶地,令不须书。又诏规避遐远,违期受代,勘鞫责罚,就移远地。”

据此可知,梅挚之作《瘴说》,是配合了朝廷委官中的这种针对性和责罚措施的。但是,这篇文
章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为打破官员畏惮岚瘴而不愿仕宦广南的心理,而在于指出了政治上的“人之为瘴”更甚于山岚水瘴的道理。梅挚指出:“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弥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把封建官员施政行为与生活作风中的种种弊端归结为五瘴,不仅体现了他整饬吏治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现实。北宋统治者为了支撑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器,不能不广求财源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诚如南宋人章如愚说：“谷则有租,绢则有庸,酒则有榷,茶盐则有征,又有坊场之钱,楼店河渡之钱,前世所以取于民者,今尽行之矣。”

因而,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正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梅挚首列租赋之瘴,正是这种现实的真实写照。梅挚还指出,五瘴之中,有一于此,则“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世之为官者却“不自知五瘴之过,止归咎于土瘴,岂不谬欤?”

这就清楚地表明,官员施政行为中的暴昏与作风上的贪欲带给人们的是比山川之瘴更为酷烈,为害更为深重的祸患。至此,我们看到了反映在瘴疟上的文化历程。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　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它以危害人类身体、危害人们生活而进入社会文化,于是,人们认识它,探索它,区分出瘴毒的不同分类,瘴疟的不同形态,研制出治瘴的单方、偏方与处方,推动了中国民间医药的发展,有了各种文字的记载。由于瘴发之域多在南方荒远的岭海之间,长期以来是贬斥官员、投畀罪人之所,因而,瘴不可避免地进入迁客骚人、文人学士的仕宦与贬斥生活中,成为他们表达愤懑情怀的载体,而被广泛联系,诉诸吟咏。在历代战争中,瘴以其为害之深广,往往成为用兵难以克服的障碍;又以其地方适应性而成为农民起义队伍保护自己、战胜官兵征剿的有力武器。为了御瘴,人们由此而发展了养生术,形成了嗜食槟榔的习俗,此俗延伸而进入社交和民俗生活,成为岭海一带社交礼仪、嫁娶婚俗中的必备形式。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更从瘴之为害的事实中,提炼出更为深刻的政治认识,把统治者的人为之瘴,看作是比山林之瘴更为残酷的“避之犹未能”的祸患,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时代发展至今日,瘴之为害已成为历史,无论是粤闽川滇,还是贵州海南,山林之瘴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瘴疟之疾也有了科学的医药进行预防诊治。过去的瘴疠不毛之地,如今成了风景优美、令人神往的旅游之地。过去所谓地僻海隅、荒远险恶,如今是占得春先、花开独异。然而我们在回顾瘴毒千年历史之时,是否也该有所反思、有所启发呢我们是否也该警惕和遏制新的“仕瘴之患”呢 !

第四：瘴气使得中原政权的统治力量无法有效的到达岭南地方，而成为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

戊申，诏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方今瘴起，戍兵在边者，权徙善地以处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此地僻远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屡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

北宋中央政权对于岭南少数民族的叛乱，感到相当头疼，因为军队往往死于瘴气，尤其瘴气有流行季节性，于是到了瘴气流行的季节，北宋军队不得不暂且休兵，所以北宋军队要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弭平往往是相当不容易且旷日废时，于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羁縻政策控制住少数民族，而产生了许多的羁縻州县。

综观以上对于瘴气的分析，可知瘴气的确影响了岭南的人文结构，举凡战争，部落组织，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经济的开发等等，无不受到瘴气的影响。瘴气对广西非汉民族的影响

环境疾病是古今人类都必然面对的环境灾害之一, 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群体的身心健康, 而且间接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深层系统。探讨历史时期环境疾病的演变规律, 不仅能揭示疾病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及区域社会对疾病的反馈机制, 而且能为环境疾病的防治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提供历史依据 。中国古籍里所说的瘴病主要是指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恶性疟疾(Pern iciou sm alaria)。恶性疟疾多发生在北纬60°和南纬60°之间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亚热带及热带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在温带则发生在夏秋季节。历史时期, 由于气候和人地关系的变化, 中国恶性疟疾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和日趋缩小的趋势 。
江南多瘴疠,古已有载 。事实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贵州、四川等省均有瘴,只不过程度有轻重而已 。
瘴病流行严重区：
云南与广西明清时期瘴病流行以云南最为严重, 各府州均有瘴病流行的记载 。万历间数度由此征讨缅甸, 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 傅垣率大军由腾越征缅, 尚未交战, 副将军阿里衮染瘴而死, 士卒染瘴病死大半, 水陆军31000 人仅存13000 人, 傅垣本人亦病, 只得撤军 。西南的南甸司(今梁河境)、干岸、盏达司(今盈江境)、陇川司(今陇川境)、猛卯司(今瑞丽境) 更是“无地无瘴”, 九、十月间流行的“谷搓瘴”最为厉害 。
明清时期, 广西是瘴病严重区之一 。其严重程度, 地区分布, 仅次于云南。就流行地区而言, 所辖各府均有瘴病发生 ,清代左右江仍是“瘴疠熏蒸, 官斯土者, 病亡接踵”, 故成为主要的充军之所。直至近代, 时人犹将左右江等地秋冬之所谓“黄茅瘴” 视为可怕的灾祸 。
柳州、浔州、平乐府之间的大藤峡(亦名断藤峡) 区, 瘴疠极盛,号为不可久居之地。当地人称“大藤峡天险之窟也, 密箐重岩, 人不旋踵, 三时瘴疠, 不可久居”。弘治初, 明廷曾调拨湖广官军万余人, 驻守浔州、柳州、断藤峡等处, 结果,“类多死于瘴疠, 幸而生者往往逃窜, 人情畏惧, 如就死地”。明陈全之亦认为“浔州瘴气殊盛, 惟东平南县近梧州者稍舒可”。在这一带任职的流官、巡检“多死瘴疠”, 直至民国年间, 疟疾仍是这一带最可怕的疾病之一。1936 年, 瑶族聚居的金秀区(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 疟疾流行,造成大批人死去。
其它地区的瘴病也较严重。流经桂林、平乐两府的府江, 两岸居民均为瑶族, 在上达阳朔, 下达昭平的地带, 号为“炎荒瘴疠区”。与桂林邻近的柳州府,“自古为迁谪之乡”, 瘴疠严重。地理学家王士性任官柳州时, 深有感受:“瘴毒中人, 家人病者十九”。顺治末年, 著名清官于成龙任职府属罗城县, 时“罗城居万山中, 盛瘴疠”。与广东接壤的梧州府, 亦“多江山瘴疠之气”。

由以上明清时期对瘴气的研究可知，广西在明清时期的瘴气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疫区，而且经过考证的结果，伴随着汉民族的逐步南迁，瘴气的区域也日益缩小 。于是我们可以推知在更早的北宋时期，岭南（广南东西路）这一地区的瘴气一定是更加的严重。

瘴气这样的疾病影响的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岭南的少数民族多不团结的文化倾向且权力割据局面

因为瘴气的关系导致于当地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大都住于山上躲避瘴气的感染，至于山底下的平原地带，除非是没有瘴气的短暂季节，或是有一说为日落以前，人才敢在山下的平原逗留，若非必要，大多赶快上山。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影响人文活动，使得岭南的少数民族无法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为各个部落是分散于各个山头，因为瘴气和交通的阻隔导致部落与部落之间鲜少沟通和交流，也无法由一个强大的部落彻底的兼并其它部落，而形成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于是断断续续的部落与部落之间互相征伐产生，但是又因为地形与瘴气的影响，而无法决定该由谁来主导大范围地区的领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大多有不团结与割据的文化倾向，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不难了解侬智高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瘴气保护了五岭以南少数民族，抵抗中原政权的军队进入
在北宋的史料里，关于岭南和交州的瘴气记载，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宋太宗平定南汉之后，派军队想要收复宣布独立的交州，但是史料上有一段话记载：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谓「老师费财」，兵书曰「钝兵挫锐」。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臣尝读韩诗外传，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周公问之，曰：「本国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内附。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愿陛下念征戍之劳，思用度之广，爱人惜力，无屯兵以费财，修德服荒，无略内以勤远，亟诏执事，其诛锄，又何必蕞尔蛮陬，劳于震怒，此大体之一也。

由这一段史料记载，可以得知交州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功，并不是依靠着军队强大或是经济繁荣，而是有着可怕的武器—瘴气。根据疾病梯度的原理，中原政权的军队大都是长江以北的士兵，对于岭南甚至是交州酷暑难耐的气候，以及在北方不流行的传染病—痢疾（瘴气），大多没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因此北宋军队要征伐交州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瘴气疾病的杀害，甚至有时候还未看到敌人，就在越南北部丛林里被瘴气这一个无形的敌人所击倒。

第三：瘴气使中原人士视岭南为畏途而成为流官之所

史料中有一段记载，灵活的道出中原人士对岭南的看法：

丙午，诏入广南官者毋得过两任。初，监察御史蒋堂言：「五岭，炎瘴之地，人所惮行，而比部员外郎江泽三任皆愿官广南，若非贪黩，何以至此？」

据说在通往岭南的官方通道上，有一泉水叫『贪泉』，凡是官员经过这一通往岭南的必经要道，喝了这贪泉，在岭南必定是强征夺敛，其实会往岭南为官往往是流官，而流官的心态推断应该是比较不平衡，加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又不太在意岭南这一行政区域，于是往往对人民巧取豪夺，若不征敛亦无心于政绩，这也是为何会导致侬智高起兵的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瘴疟也好,蛊毒也好,都不是真正造成人们痛苦的主要方面。作为一种自然山水所造成的病毒,一是可以治理改造,二是本地人具有对本地水土的适应性,三是有药物可以防治和医治,所以真正危害人们的并不是瘴蛊 。这正如老虎吃人是凶猛的,然孔子所忧者, “苛政猛于虎也”;毒蛇伤人是凶残的,然柳宗元所痛者,“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对瘴蛊之患作如是观者亦大有人在,那就是北宋时的龙图阁大学士梅挚。梅挚于景间尝知昭州(今广西平乐县) ,文章政事卓然有声。时官广南者,多惮岚瘴而不愿往,挚为作《五瘴说》,后朱　颜镌石于桂林龙隐岩,标为《龙图梅公瘴说》。据《宋史•选举志五》:“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太平兴国初,选人孟峦拟宾州录事参军,诣匦(使院) 诉冤,坐流海岛,自是得远地者不敢辞。⋯⋯咸平间以新恩循梅四州(皆在两广) 瘴地,选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诠拟官,悉标其过犯。自是凡注恶地,令不须书。又诏规避遐远,违期受代,勘鞫责罚,就移远地。”

据此可知,梅挚之作《瘴说》,是配合了朝廷委官中的这种针对性和责罚措施的。但是,这篇文
章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为打破官员畏惮岚瘴而不愿仕宦广南的心理,而在于指出了政治上的“人之为瘴”更甚于山岚水瘴的道理。梅挚指出:“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弥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把封建官员施政行为与生活作风中的种种弊端归结为五瘴,不仅体现了他整饬吏治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现实。北宋统治者为了支撑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器,不能不广求财源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诚如南宋人章如愚说：“谷则有租,绢则有庸,酒则有榷,茶盐则有征,又有坊场之钱,楼店河渡之钱,前世所以取于民者,今尽行之矣。”

因而,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正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梅挚首列租赋之瘴,正是这种现实的真实写照。梅挚还指出,五瘴之中,有一于此,则“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世之为官者却“不自知五瘴之过,止归咎于土瘴,岂不谬欤?”

这就清楚地表明,官员施政行为中的暴昏与作风上的贪欲带给人们的是比山川之瘴更为酷烈,为害更为深重的祸患。至此,我们看到了反映在瘴疟上的文化历程。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　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它以危害人类身体、危害人们生活而进入社会文化,于是,人们认识它,探索它,区分出瘴毒的不同分类,瘴疟的不同形态,研制出治瘴的单方、偏方与处方,推动了中国民间医药的发展,有了各种文字的记载。由于瘴发之域多在南方荒远的岭海之间,长期以来是贬斥官员、投畀罪人之所,因而,瘴不可避免地进入迁客骚人、文人学士的仕宦与贬斥生活中,成为他们表达愤懑情怀的载体,而被广泛联系,诉诸吟咏。在历代战争中,瘴以其为害之深广,往往成为用兵难以克服的障碍;又以其地方适应性而成为农民起义队伍保护自己、战胜官兵征剿的有力武器。为了御瘴,人们由此而发展了养生术,形成了嗜食槟榔的习俗,此俗延伸而进入社交和民俗生活,成为岭海一带社交礼仪、嫁娶婚俗中的必备形式。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更从瘴之为害的事实中,提炼出更为深刻的政治认识,把统治者的人为之瘴,看作是比山林之瘴更为残酷的“避之犹未能”的祸患,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时代发展至今日,瘴之为害已成为历史,无论是粤闽川滇,还是贵州海南,山林之瘴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瘴疟之疾也有了科学的医药进行预防诊治。过去的瘴疠不毛之地,如今成了风景优美、令人神往的旅游之地。过去所谓地僻海隅、荒远险恶,如今是占得春先、花开独异。然而我们在回顾瘴毒千年历史之时,是否也该有所反思、有所启发呢我们是否也该警惕和遏制新的“仕瘴之患”呢 !

第四：瘴气使得中原政权的统治力量无法有效的到达岭南地方，而成为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

戊申，诏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方今瘴起，戍兵在边者，权徙善地以处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此地僻远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屡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

北宋中央政权对于岭南少数民族的叛乱，感到相当头疼，因为军队往往死于瘴气，尤其瘴气有流行季节性，于是到了瘴气流行的季节，北宋军队不得不暂且休兵，所以北宋军队要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弭平往往是相当不容易且旷日废时，于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羁縻政策控制住少数民族，而产生了许多的羁縻州县。

综观以上对于瘴气的分析，可知瘴气的确影响了岭南的人文结构，举凡战争，部落组织，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经济的开发等等，无不受到瘴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