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麦克法夸尔：中国道路——强人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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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4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LeroyB.Willianms）历史和政治学讲席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国道路问题作了演讲，以下是文稿的部分内容。
一
所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大传统”的主要成分耳熟能详：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知识精英进行统治，教人向善的儒教语言赋予其帝国体制合法化，而皇帝不时采用严酷的法家手段贯彻其意志。当然，儒教不仅仅是帝王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典范。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相比，孔子更深刻地认识到，井然有序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石，后者则是国家有效统治的重要保证。家庭和谐顺从，则国家保持一统。
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政府管理却受制于前现代体制的传播和交通条件，往往鞭长莫及。而且，帝国官僚们有所偏好。郡县长官有赖于那些或许不熟悉儒家教规却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亲贵的襄助，通过法律、秩序、公共服务和传达圣旨来管理一方。一位研究宋朝历史的西方学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华帝国的明显特征：即“一个积累性的文化——文本传统（学习）、一个基于家族体系的社会（伦理行为）、一个从众多精英中征募官员的集权政治体制（公职）。……文化、家族、政府构成这个三脚架的三根支柱”?
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做出屈辱让步，精英首先求助于自强和儒教政治体制基础的复兴。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60年之久的19世纪末，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仍然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太后惧怕和平演变，一手导演了康有为激进改革计划的迅速流产。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慈禧才做出让步，开废弃儒教帝国体制之先河。
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实际上，对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而言，不过短短60年，其领导人就止戈认输，这实在是再迅速不过的了。1905年，科举制（从精英中招募官员、传播儒教的制度）被废除，而这一制度绵延达1300年之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满清官员不仅对儒家文化有着责任感，他们更有一种天生的动机保持这一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后者赋予其统治合法化。
也许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其原因在于，来自海上的陌生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迫使满清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但他们似乎并不像蒙古人和满人那样夺取统治权，改朝换代。因而，满清政府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自强起来，将这些鞑虏赶回到其遥远而迥异的国度。
二
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震撼，迫使慈禧太后让步，允许光绪皇帝授权康有为维新变法。与英法不同，日本国土之狭小为中国所知，它不过是一个“小兄弟”、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新儒家的学生而已。既然中华文明事业的小伙伴能够采用西方手段进行自我变革，并打败了泱泱中华大国，中国也许最终可以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
但是，败于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并非仅仅获得了现代武器，它已经变革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英法当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它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而且国情迥异，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圣谕所表明的，它们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然而，现在，在东亚历史上，在中华文化领域这一人所共仰的文明世界里，中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新型机体、一个分离者、一个他者。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前不过是中国的附庸，现在却与中华文明分庭抗礼。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也不过是另一个国家而已，他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萎缩为国家文明。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如英法的百年宿怨培育了两国人民的国家意识，1895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即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政体。
以英法比较为例更为妥当。18世纪之初，英国击败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时法国做出的初始回应是，将自己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法国素有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国不久就会与英国并驾齐驱，并超越它。伏尔泰曾谆谆告诫，“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我们应该不再自视为与师傅势均力敌。”然而，将法国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是一项远比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业。法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惨败，被迫将印度属地和北美属地割让给英国，导致巴黎的精英们从亲英转向反英。
1898年，光绪皇帝在与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会谈时，其言辞比伏尔泰更为言不由衷：“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愿意聆听阁下的意见，我们请求阁下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详述改革的进程和可能性，并向他们提出建议。”
彼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向日本，中国从日语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识和词汇。
然而，将中国变革为另一个日本远比预想困难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条”使得中日从邻居变成了死敌。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是掠夺者的共识，成为1919年5月4日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怒潮迸发的导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满洲和发动残暴的侵华战争，使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从未停息过。如几年前的“钓鱼岛事件”所表明的，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激起全球中国人自发的反日情绪，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里生活。我确实相信，与日本的敌对，也只有与日本的敌对，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三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能够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那么容易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敌对情绪或更为积极的因素所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谓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能够在首都北京的思想库之外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毋需从民族主义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资本，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来证明其继续统治的正当性。也许部分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个希望和探索的时代，同时也是厌弃和否定的时代，即厌弃儒教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否定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与昔日一刀两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设若孙中山能够继续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国的精英或许会帮助他逐渐建立起新的中国认同。然而，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关闭了这条通道。
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的新、老爱国者包括孙中山放弃了西方道路，转而寻求通过列宁主义道路来统一中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宣布中国“一边倒”，如我们所知接受了苏联的屈辱性条约。此后，他确实与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决裂了，与赫鲁晓夫的争论确实冒犯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中苏决裂的最终原因却是国际政治集团与国内政策相矛盾的产物。正如麦地那反抗麦加，所争者正统思想的发源地也。
毛泽东或许是一个异教徒，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弃者，他未能抓住机遇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我们何以解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国最终渡过了继“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中国开始准备迈向四个现代化，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而毛泽东却鼓动骚乱和国内斗争，将国家带到混乱和分裂的边缘，甚至危及1949年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文明的革命中心，而不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当然，邓小平摈弃了这一乌托邦臆想，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向外贸、外资和外国观念开放。中国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民族国家，并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
1989年末，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垮台，邓小平及其同志足可以庆祝他们行动的坚定与及时。然而，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他们的困境变得可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仍然在掌权，他们参加过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五四运动”，曾经野心勃勃，为迈向全新的真正全球文明而奋斗。1919年，他们与传统决裂；1991年，他们发现世界文明没有未来。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性质变得不确定。
四
进一步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明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局外人而言，自汉武帝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指导着满清官吏和中共干部言行的、根深蒂固的正统精英思想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沃森所谓的矫正粘合剂。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要成为中国人，就要理解和接受如下观点：存在一种正确的途径来展现与生命轮回相关的关键性仪式，即出生、婚嫁和祭祖的习俗。正确地履行这些仪式，是明确区分文明与否的确凿标示，或对边民而言是区分烹煮食品与否的标示。换言之，造就中国人的是习俗而非信仰。
普通民众的习惯显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互动。当儒教精英们所享用的、营养丰富的蔬菜通心粉汤慢慢在普通民众中传递开来之际，它就变成了一种稀粥，而佛教、道教和当地仪式都成了加入其中的调味品。但是，“五常”和孝道却仍为人们所周知。
这一家庭儒教的“小传统”，即儒家思想迄今仍是东亚地区中国人的共有特性，尽管诸多方面被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转型”所遮掩。“五·四”精英及其后继者试图根除儒教和儒家思想的大小传统。但是，毛泽东发现，经过诸多运动，包括“农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变，矫正主义似乎远比更古老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对毛泽东的属民而言，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07次中华复兴网 http://www.1840cn.com
2003年11月4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LeroyB.Willianms）历史和政治学讲席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国道路问题作了演讲，以下是文稿的部分内容。
一
所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大传统”的主要成分耳熟能详：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知识精英进行统治，教人向善的儒教语言赋予其帝国体制合法化，而皇帝不时采用严酷的法家手段贯彻其意志。当然，儒教不仅仅是帝王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典范。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相比，孔子更深刻地认识到，井然有序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石，后者则是国家有效统治的重要保证。家庭和谐顺从，则国家保持一统。
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政府管理却受制于前现代体制的传播和交通条件，往往鞭长莫及。而且，帝国官僚们有所偏好。郡县长官有赖于那些或许不熟悉儒家教规却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亲贵的襄助，通过法律、秩序、公共服务和传达圣旨来管理一方。一位研究宋朝历史的西方学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华帝国的明显特征：即“一个积累性的文化——文本传统（学习）、一个基于家族体系的社会（伦理行为）、一个从众多精英中征募官员的集权政治体制（公职）。……文化、家族、政府构成这个三脚架的三根支柱”?
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做出屈辱让步，精英首先求助于自强和儒教政治体制基础的复兴。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60年之久的19世纪末，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仍然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太后惧怕和平演变，一手导演了康有为激进改革计划的迅速流产。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慈禧才做出让步，开废弃儒教帝国体制之先河。
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实际上，对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而言，不过短短60年，其领导人就止戈认输，这实在是再迅速不过的了。1905年，科举制（从精英中招募官员、传播儒教的制度）被废除，而这一制度绵延达1300年之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满清官员不仅对儒家文化有着责任感，他们更有一种天生的动机保持这一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后者赋予其统治合法化。
也许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其原因在于，来自海上的陌生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迫使满清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但他们似乎并不像蒙古人和满人那样夺取统治权，改朝换代。因而，满清政府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自强起来，将这些鞑虏赶回到其遥远而迥异的国度。
二
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震撼，迫使慈禧太后让步，允许光绪皇帝授权康有为维新变法。与英法不同，日本国土之狭小为中国所知，它不过是一个“小兄弟”、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新儒家的学生而已。既然中华文明事业的小伙伴能够采用西方手段进行自我变革，并打败了泱泱中华大国，中国也许最终可以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
但是，败于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并非仅仅获得了现代武器，它已经变革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英法当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它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而且国情迥异，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圣谕所表明的，它们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然而，现在，在东亚历史上，在中华文化领域这一人所共仰的文明世界里，中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新型机体、一个分离者、一个他者。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前不过是中国的附庸，现在却与中华文明分庭抗礼。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也不过是另一个国家而已，他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萎缩为国家文明。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如英法的百年宿怨培育了两国人民的国家意识，1895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即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政体。
以英法比较为例更为妥当。18世纪之初，英国击败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时法国做出的初始回应是，将自己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法国素有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国不久就会与英国并驾齐驱，并超越它。伏尔泰曾谆谆告诫，“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我们应该不再自视为与师傅势均力敌。”然而，将法国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是一项远比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业。法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惨败，被迫将印度属地和北美属地割让给英国，导致巴黎的精英们从亲英转向反英。
1898年，光绪皇帝在与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会谈时，其言辞比伏尔泰更为言不由衷：“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愿意聆听阁下的意见，我们请求阁下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详述改革的进程和可能性，并向他们提出建议。”
彼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向日本，中国从日语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识和词汇。
然而，将中国变革为另一个日本远比预想困难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条”使得中日从邻居变成了死敌。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是掠夺者的共识，成为1919年5月4日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怒潮迸发的导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满洲和发动残暴的侵华战争，使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从未停息过。如几年前的“钓鱼岛事件”所表明的，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激起全球中国人自发的反日情绪，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里生活。我确实相信，与日本的敌对，也只有与日本的敌对，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三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能够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那么容易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敌对情绪或更为积极的因素所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谓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能够在首都北京的思想库之外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毋需从民族主义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资本，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来证明其继续统治的正当性。也许部分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个希望和探索的时代，同时也是厌弃和否定的时代，即厌弃儒教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否定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与昔日一刀两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设若孙中山能够继续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国的精英或许会帮助他逐渐建立起新的中国认同。然而，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关闭了这条通道。
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的新、老爱国者包括孙中山放弃了西方道路，转而寻求通过列宁主义道路来统一中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宣布中国“一边倒”，如我们所知接受了苏联的屈辱性条约。此后，他确实与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决裂了，与赫鲁晓夫的争论确实冒犯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中苏决裂的最终原因却是国际政治集团与国内政策相矛盾的产物。正如麦地那反抗麦加，所争者正统思想的发源地也。
毛泽东或许是一个异教徒，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弃者，他未能抓住机遇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我们何以解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国最终渡过了继“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中国开始准备迈向四个现代化，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而毛泽东却鼓动骚乱和国内斗争，将国家带到混乱和分裂的边缘，甚至危及1949年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文明的革命中心，而不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当然，邓小平摈弃了这一乌托邦臆想，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向外贸、外资和外国观念开放。中国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民族国家，并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
1989年末，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垮台，邓小平及其同志足可以庆祝他们行动的坚定与及时。然而，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他们的困境变得可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仍然在掌权，他们参加过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五四运动”，曾经野心勃勃，为迈向全新的真正全球文明而奋斗。1919年，他们与传统决裂；1991年，他们发现世界文明没有未来。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性质变得不确定。
四
进一步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明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局外人而言，自汉武帝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指导着满清官吏和中共干部言行的、根深蒂固的正统精英思想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沃森所谓的矫正粘合剂。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要成为中国人，就要理解和接受如下观点：存在一种正确的途径来展现与生命轮回相关的关键性仪式，即出生、婚嫁和祭祖的习俗。正确地履行这些仪式，是明确区分文明与否的确凿标示，或对边民而言是区分烹煮食品与否的标示。换言之，造就中国人的是习俗而非信仰。
普通民众的习惯显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互动。当儒教精英们所享用的、营养丰富的蔬菜通心粉汤慢慢在普通民众中传递开来之际，它就变成了一种稀粥，而佛教、道教和当地仪式都成了加入其中的调味品。但是，“五常”和孝道却仍为人们所周知。
这一家庭儒教的“小传统”，即儒家思想迄今仍是东亚地区中国人的共有特性，尽管诸多方面被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转型”所遮掩。“五·四”精英及其后继者试图根除儒教和儒家思想的大小传统。但是，毛泽东发现，经过诸多运动，包括“农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变，矫正主义似乎远比更古老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对毛泽东的属民而言，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03年11月4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LeroyB.Willianms）历史和政治学讲席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国道路问题作了演讲，以下是文稿的部分内容。
一
所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大传统”的主要成分耳熟能详：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知识精英进行统治，教人向善的儒教语言赋予其帝国体制合法化，而皇帝不时采用严酷的法家手段贯彻其意志。当然，儒教不仅仅是帝王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典范。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相比，孔子更深刻地认识到，井然有序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石，后者则是国家有效统治的重要保证。家庭和谐顺从，则国家保持一统。
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政府管理却受制于前现代体制的传播和交通条件，往往鞭长莫及。而且，帝国官僚们有所偏好。郡县长官有赖于那些或许不熟悉儒家教规却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亲贵的襄助，通过法律、秩序、公共服务和传达圣旨来管理一方。一位研究宋朝历史的西方学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华帝国的明显特征：即“一个积累性的文化——文本传统（学习）、一个基于家族体系的社会（伦理行为）、一个从众多精英中征募官员的集权政治体制（公职）。……文化、家族、政府构成这个三脚架的三根支柱”?
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做出屈辱让步，精英首先求助于自强和儒教政治体制基础的复兴。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60年之久的19世纪末，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仍然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太后惧怕和平演变，一手导演了康有为激进改革计划的迅速流产。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慈禧才做出让步，开废弃儒教帝国体制之先河。
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实际上，对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而言，不过短短60年，其领导人就止戈认输，这实在是再迅速不过的了。1905年，科举制（从精英中招募官员、传播儒教的制度）被废除，而这一制度绵延达1300年之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满清官员不仅对儒家文化有着责任感，他们更有一种天生的动机保持这一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后者赋予其统治合法化。
也许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其原因在于，来自海上的陌生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迫使满清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但他们似乎并不像蒙古人和满人那样夺取统治权，改朝换代。因而，满清政府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自强起来，将这些鞑虏赶回到其遥远而迥异的国度。
二
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震撼，迫使慈禧太后让步，允许光绪皇帝授权康有为维新变法。与英法不同，日本国土之狭小为中国所知，它不过是一个“小兄弟”、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新儒家的学生而已。既然中华文明事业的小伙伴能够采用西方手段进行自我变革，并打败了泱泱中华大国，中国也许最终可以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
但是，败于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并非仅仅获得了现代武器，它已经变革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英法当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它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而且国情迥异，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圣谕所表明的，它们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然而，现在，在东亚历史上，在中华文化领域这一人所共仰的文明世界里，中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新型机体、一个分离者、一个他者。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前不过是中国的附庸，现在却与中华文明分庭抗礼。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也不过是另一个国家而已，他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萎缩为国家文明。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如英法的百年宿怨培育了两国人民的国家意识，1895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即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政体。
以英法比较为例更为妥当。18世纪之初，英国击败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时法国做出的初始回应是，将自己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法国素有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国不久就会与英国并驾齐驱，并超越它。伏尔泰曾谆谆告诫，“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我们应该不再自视为与师傅势均力敌。”然而，将法国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是一项远比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业。法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惨败，被迫将印度属地和北美属地割让给英国，导致巴黎的精英们从亲英转向反英。
1898年，光绪皇帝在与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会谈时，其言辞比伏尔泰更为言不由衷：“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愿意聆听阁下的意见，我们请求阁下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详述改革的进程和可能性，并向他们提出建议。”
彼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向日本，中国从日语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识和词汇。
然而，将中国变革为另一个日本远比预想困难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条”使得中日从邻居变成了死敌。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是掠夺者的共识，成为1919年5月4日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怒潮迸发的导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满洲和发动残暴的侵华战争，使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从未停息过。如几年前的“钓鱼岛事件”所表明的，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激起全球中国人自发的反日情绪，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里生活。我确实相信，与日本的敌对，也只有与日本的敌对，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三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能够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那么容易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敌对情绪或更为积极的因素所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谓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能够在首都北京的思想库之外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毋需从民族主义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资本，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来证明其继续统治的正当性。也许部分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个希望和探索的时代，同时也是厌弃和否定的时代，即厌弃儒教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否定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与昔日一刀两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设若孙中山能够继续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国的精英或许会帮助他逐渐建立起新的中国认同。然而，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关闭了这条通道。
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的新、老爱国者包括孙中山放弃了西方道路，转而寻求通过列宁主义道路来统一中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宣布中国“一边倒”，如我们所知接受了苏联的屈辱性条约。此后，他确实与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决裂了，与赫鲁晓夫的争论确实冒犯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中苏决裂的最终原因却是国际政治集团与国内政策相矛盾的产物。正如麦地那反抗麦加，所争者正统思想的发源地也。
毛泽东或许是一个异教徒，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弃者，他未能抓住机遇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我们何以解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国最终渡过了继“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中国开始准备迈向四个现代化，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而毛泽东却鼓动骚乱和国内斗争，将国家带到混乱和分裂的边缘，甚至危及1949年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文明的革命中心，而不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当然，邓小平摈弃了这一乌托邦臆想，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向外贸、外资和外国观念开放。中国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民族国家，并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
1989年末，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垮台，邓小平及其同志足可以庆祝他们行动的坚定与及时。然而，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他们的困境变得可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仍然在掌权，他们参加过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五四运动”，曾经野心勃勃，为迈向全新的真正全球文明而奋斗。1919年，他们与传统决裂；1991年，他们发现世界文明没有未来。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性质变得不确定。
四
进一步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明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局外人而言，自汉武帝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指导着满清官吏和中共干部言行的、根深蒂固的正统精英思想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沃森所谓的矫正粘合剂。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要成为中国人，就要理解和接受如下观点：存在一种正确的途径来展现与生命轮回相关的关键性仪式，即出生、婚嫁和祭祖的习俗。正确地履行这些仪式，是明确区分文明与否的确凿标示，或对边民而言是区分烹煮食品与否的标示。换言之，造就中国人的是习俗而非信仰。
普通民众的习惯显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互动。当儒教精英们所享用的、营养丰富的蔬菜通心粉汤慢慢在普通民众中传递开来之际，它就变成了一种稀粥，而佛教、道教和当地仪式都成了加入其中的调味品。但是，“五常”和孝道却仍为人们所周知。
这一家庭儒教的“小传统”，即儒家思想迄今仍是东亚地区中国人的共有特性，尽管诸多方面被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转型”所遮掩。“五·四”精英及其后继者试图根除儒教和儒家思想的大小传统。但是，毛泽东发现，经过诸多运动，包括“农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变，矫正主义似乎远比更古老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对毛泽东的属民而言，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07次中华复兴网 http://www.1840cn.com
2003年11月4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LeroyB.Willianms）历史和政治学讲席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国道路问题作了演讲，以下是文稿的部分内容。
一
所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大传统”的主要成分耳熟能详：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知识精英进行统治，教人向善的儒教语言赋予其帝国体制合法化，而皇帝不时采用严酷的法家手段贯彻其意志。当然，儒教不仅仅是帝王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典范。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相比，孔子更深刻地认识到，井然有序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石，后者则是国家有效统治的重要保证。家庭和谐顺从，则国家保持一统。
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政府管理却受制于前现代体制的传播和交通条件，往往鞭长莫及。而且，帝国官僚们有所偏好。郡县长官有赖于那些或许不熟悉儒家教规却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亲贵的襄助，通过法律、秩序、公共服务和传达圣旨来管理一方。一位研究宋朝历史的西方学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华帝国的明显特征：即“一个积累性的文化——文本传统（学习）、一个基于家族体系的社会（伦理行为）、一个从众多精英中征募官员的集权政治体制（公职）。……文化、家族、政府构成这个三脚架的三根支柱”?
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做出屈辱让步，精英首先求助于自强和儒教政治体制基础的复兴。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60年之久的19世纪末，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仍然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太后惧怕和平演变，一手导演了康有为激进改革计划的迅速流产。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慈禧才做出让步，开废弃儒教帝国体制之先河。
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实际上，对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而言，不过短短60年，其领导人就止戈认输，这实在是再迅速不过的了。1905年，科举制（从精英中招募官员、传播儒教的制度）被废除，而这一制度绵延达1300年之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满清官员不仅对儒家文化有着责任感，他们更有一种天生的动机保持这一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后者赋予其统治合法化。
也许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其原因在于，来自海上的陌生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迫使满清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但他们似乎并不像蒙古人和满人那样夺取统治权，改朝换代。因而，满清政府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自强起来，将这些鞑虏赶回到其遥远而迥异的国度。
二
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震撼，迫使慈禧太后让步，允许光绪皇帝授权康有为维新变法。与英法不同，日本国土之狭小为中国所知，它不过是一个“小兄弟”、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新儒家的学生而已。既然中华文明事业的小伙伴能够采用西方手段进行自我变革，并打败了泱泱中华大国，中国也许最终可以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
但是，败于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并非仅仅获得了现代武器，它已经变革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英法当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它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而且国情迥异，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圣谕所表明的，它们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然而，现在，在东亚历史上，在中华文化领域这一人所共仰的文明世界里，中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新型机体、一个分离者、一个他者。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前不过是中国的附庸，现在却与中华文明分庭抗礼。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也不过是另一个国家而已，他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萎缩为国家文明。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如英法的百年宿怨培育了两国人民的国家意识，1895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即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政体。
以英法比较为例更为妥当。18世纪之初，英国击败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时法国做出的初始回应是，将自己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法国素有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国不久就会与英国并驾齐驱，并超越它。伏尔泰曾谆谆告诫，“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我们应该不再自视为与师傅势均力敌。”然而，将法国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是一项远比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业。法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惨败，被迫将印度属地和北美属地割让给英国，导致巴黎的精英们从亲英转向反英。
1898年，光绪皇帝在与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会谈时，其言辞比伏尔泰更为言不由衷：“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愿意聆听阁下的意见，我们请求阁下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详述改革的进程和可能性，并向他们提出建议。”
彼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向日本，中国从日语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识和词汇。
然而，将中国变革为另一个日本远比预想困难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条”使得中日从邻居变成了死敌。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是掠夺者的共识，成为1919年5月4日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怒潮迸发的导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满洲和发动残暴的侵华战争，使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从未停息过。如几年前的“钓鱼岛事件”所表明的，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激起全球中国人自发的反日情绪，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里生活。我确实相信，与日本的敌对，也只有与日本的敌对，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三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能够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那么容易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敌对情绪或更为积极的因素所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谓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能够在首都北京的思想库之外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毋需从民族主义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资本，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来证明其继续统治的正当性。也许部分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个希望和探索的时代，同时也是厌弃和否定的时代，即厌弃儒教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否定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与昔日一刀两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设若孙中山能够继续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国的精英或许会帮助他逐渐建立起新的中国认同。然而，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关闭了这条通道。
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的新、老爱国者包括孙中山放弃了西方道路，转而寻求通过列宁主义道路来统一中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宣布中国“一边倒”，如我们所知接受了苏联的屈辱性条约。此后，他确实与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决裂了，与赫鲁晓夫的争论确实冒犯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中苏决裂的最终原因却是国际政治集团与国内政策相矛盾的产物。正如麦地那反抗麦加，所争者正统思想的发源地也。
毛泽东或许是一个异教徒，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弃者，他未能抓住机遇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我们何以解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国最终渡过了继“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中国开始准备迈向四个现代化，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而毛泽东却鼓动骚乱和国内斗争，将国家带到混乱和分裂的边缘，甚至危及1949年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文明的革命中心，而不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当然，邓小平摈弃了这一乌托邦臆想，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向外贸、外资和外国观念开放。中国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民族国家，并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
1989年末，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垮台，邓小平及其同志足可以庆祝他们行动的坚定与及时。然而，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他们的困境变得可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仍然在掌权，他们参加过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五四运动”，曾经野心勃勃，为迈向全新的真正全球文明而奋斗。1919年，他们与传统决裂；1991年，他们发现世界文明没有未来。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性质变得不确定。
四
进一步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明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局外人而言，自汉武帝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指导着满清官吏和中共干部言行的、根深蒂固的正统精英思想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沃森所谓的矫正粘合剂。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要成为中国人，就要理解和接受如下观点：存在一种正确的途径来展现与生命轮回相关的关键性仪式，即出生、婚嫁和祭祖的习俗。正确地履行这些仪式，是明确区分文明与否的确凿标示，或对边民而言是区分烹煮食品与否的标示。换言之，造就中国人的是习俗而非信仰。
普通民众的习惯显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互动。当儒教精英们所享用的、营养丰富的蔬菜通心粉汤慢慢在普通民众中传递开来之际，它就变成了一种稀粥，而佛教、道教和当地仪式都成了加入其中的调味品。但是，“五常”和孝道却仍为人们所周知。
这一家庭儒教的“小传统”，即儒家思想迄今仍是东亚地区中国人的共有特性，尽管诸多方面被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转型”所遮掩。“五·四”精英及其后继者试图根除儒教和儒家思想的大小传统。但是，毛泽东发现，经过诸多运动，包括“农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变，矫正主义似乎远比更古老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对毛泽东的属民而言，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