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务实外交两度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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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领导层重视“国家利益”的务实理念，令中国以务实的态度化解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美国在年中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议，第二次则是11月份的贸易争论和台湾公投法事件；展望2004年，排除狭隘民族主义，争取石油资源，将会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新重点。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3月19日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曾引用林则徐的诗阐释“国家利益”的重要。他当时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温家宝的理念，令中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化解了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在年中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议；受到美国国内高失业率和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在9月初公开放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公平，还说，华盛顿将对此酌情处理。当时的中国舆论十分不服气，国内有人以为中美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从“地区金融稳定”的角度说服到东盟国家支持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最后，连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和赫克曼都支持胡锦涛的看法，布什被逼灰头土脸地鸣金收兵。

　　在11月爆发的第二次危机，对中国新领导层来说，更是继非典型肺炎疫情后面对的最大挑战。在温家宝出访美国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和美国商务部分别指责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和中国电视机“存在倾销”。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也令中美关系出现变数，但中国领导同样以战略目光排除了陕隘民族主义的干扰。事缘美国在7月21日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明伟口中听到：“在某些特别情况下的某些议题，或许像核四厂计画之类的地方议题，搞个公民投票也是合理的（reasonable）。”(据台湾《联合报》7月30日的报导)美国认定，北京的底线在反对"关于不涉及主权问题"的公投而非所有公投，对台湾公投的立场也开始软化。结果，台湾立法院要在11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公投法。

　　这两个事件引发了中国本土很大的反美情绪，本来可以招致轩然大波。可是，中国的反应却可说是非常沉着，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在11月27日分别刊登了两篇文章，指出“中美贸易需要新思维”，又指“中美贸易战不可能爆发，北京派团采购非长久之计”。中国外交部11月28日也暗示，虽然中国对美国早前作出的纺织品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制裁表示不满和反对，但中方不会对美进行报复。

　　众所周知，布什政府在非常时刻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在于争取“反华选票”，而温家宝的理性做法其实正好令一众期待中国领导暴露“恶形恶相”的愿望落空。相反地，国内一些温和人士也开始提醒美国政府切勿走上保护主义的岐路，美国联邦储备局长格林斯潘在11月20日警告，美国出现的贸易战阴霾正危害全球贸易。格老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意在间接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在贸易问题对欧盟和中国“叫价”过高。由此可见，温家宝的温和做法，正好和美国国内的温和派不谋而合。

　　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再一次选择以以国家利益为重，结果，布什在９日和温家宝的会晤中指出，反对台湾领导人最近的言论及行，显示已决定要片面改变现状；美国对此表示反对（oppose）。一般解读，这是近来美国对反对台独最严重且明确的讲法。

　　由于中方领导相对理性务实，华盛顿也改变了初衷，承认北京是可以合作的外交伙伴。据美方传媒透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12月20日通电话时谈到了参与重建伊拉克的问题，并安排了美国总统特使、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12月30日访问中国，讨论北京参与减少伊拉克官方债务。

　　事实上，中国之前一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以为美国出兵无名，亦以此反对中国参与战后重建；如今中国可能愿意负担部份伊拉克官方债务，可能会引发一番争议。但面对重大的国家利益──伊拉克的原油，中国最终可能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担当分担该国战前债务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现受到开放改革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困扰。有关专家利用各种系数粗略地估算出，中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仅为130亿吨到160亿吨，即中国所有的”家底”，充其量只相当于伊朗一个中等油田。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专家估计，中国的石油储备只够７天之用。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态度的软化，在于领导认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北京的开明派刊物《新京报》在12月22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公众需要培育成熟国际政治观”。该文指出：“回想伊拉克战争之发生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乃至芸芸大众，在对战争性质的认知上，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严重对立。”“其中的基本态势，是纷纷对战争进行了道德解读”；该民又认为：伦理主义的视角无法为我们提供前后一贯的解释路径。在“民主”“自由”“人道”的说法之外，实际上，人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和战略运筹背后的战略传统。

　　事实说明，中国若一意孤行其“大国外交”，把国家利益的“注码”都押在美国和俄罗斯身上，北京外交的“风险系数”势必大增。正因如此，中国也正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开拓国外能源供应方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举行会谈，新闻稿中没有提及有关能源供应问题，但胡就表示”中以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胡锦涛在１０月就曾访问澳洲，并签订了关于中澳天然气技术夥伴关系基金管理执行的谅解备忘录。他在10月20日上午在曼谷会见了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能源合作也是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10月13日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档案》，说明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和今后五年的合作措施。这份政策文件也在在说明，中国的外交系统正朝着更透明，更务实的方向和国际社会接轨；展望2004年，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将会是争取更多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非常缺乏的能源。对内方面，则是要减少意识形态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外交工作的羁绊。中华复兴网 http://www.1840cn.com


    中国新领导层重视“国家利益”的务实理念，令中国以务实的态度化解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美国在年中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议，第二次则是11月份的贸易争论和台湾公投法事件；展望2004年，排除狭隘民族主义，争取石油资源，将会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新重点。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3月19日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曾引用林则徐的诗阐释“国家利益”的重要。他当时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温家宝的理念，令中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化解了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在年中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议；受到美国国内高失业率和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在9月初公开放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公平，还说，华盛顿将对此酌情处理。当时的中国舆论十分不服气，国内有人以为中美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从“地区金融稳定”的角度说服到东盟国家支持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最后，连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和赫克曼都支持胡锦涛的看法，布什被逼灰头土脸地鸣金收兵。

　　在11月爆发的第二次危机，对中国新领导层来说，更是继非典型肺炎疫情后面对的最大挑战。在温家宝出访美国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和美国商务部分别指责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和中国电视机“存在倾销”。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也令中美关系出现变数，但中国领导同样以战略目光排除了陕隘民族主义的干扰。事缘美国在7月21日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明伟口中听到：“在某些特别情况下的某些议题，或许像核四厂计画之类的地方议题，搞个公民投票也是合理的（reasonable）。”(据台湾《联合报》7月30日的报导)美国认定，北京的底线在反对"关于不涉及主权问题"的公投而非所有公投，对台湾公投的立场也开始软化。结果，台湾立法院要在11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公投法。

　　这两个事件引发了中国本土很大的反美情绪，本来可以招致轩然大波。可是，中国的反应却可说是非常沉着，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在11月27日分别刊登了两篇文章，指出“中美贸易需要新思维”，又指“中美贸易战不可能爆发，北京派团采购非长久之计”。中国外交部11月28日也暗示，虽然中国对美国早前作出的纺织品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制裁表示不满和反对，但中方不会对美进行报复。

　　众所周知，布什政府在非常时刻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在于争取“反华选票”，而温家宝的理性做法其实正好令一众期待中国领导暴露“恶形恶相”的愿望落空。相反地，国内一些温和人士也开始提醒美国政府切勿走上保护主义的岐路，美国联邦储备局长格林斯潘在11月20日警告，美国出现的贸易战阴霾正危害全球贸易。格老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意在间接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在贸易问题对欧盟和中国“叫价”过高。由此可见，温家宝的温和做法，正好和美国国内的温和派不谋而合。

　　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再一次选择以以国家利益为重，结果，布什在９日和温家宝的会晤中指出，反对台湾领导人最近的言论及行，显示已决定要片面改变现状；美国对此表示反对（oppose）。一般解读，这是近来美国对反对台独最严重且明确的讲法。

　　由于中方领导相对理性务实，华盛顿也改变了初衷，承认北京是可以合作的外交伙伴。据美方传媒透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12月20日通电话时谈到了参与重建伊拉克的问题，并安排了美国总统特使、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12月30日访问中国，讨论北京参与减少伊拉克官方债务。

　　事实上，中国之前一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以为美国出兵无名，亦以此反对中国参与战后重建；如今中国可能愿意负担部份伊拉克官方债务，可能会引发一番争议。但面对重大的国家利益──伊拉克的原油，中国最终可能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担当分担该国战前债务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现受到开放改革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困扰。有关专家利用各种系数粗略地估算出，中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仅为130亿吨到160亿吨，即中国所有的”家底”，充其量只相当于伊朗一个中等油田。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专家估计，中国的石油储备只够７天之用。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态度的软化，在于领导认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北京的开明派刊物《新京报》在12月22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公众需要培育成熟国际政治观”。该文指出：“回想伊拉克战争之发生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乃至芸芸大众，在对战争性质的认知上，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严重对立。”“其中的基本态势，是纷纷对战争进行了道德解读”；该民又认为：伦理主义的视角无法为我们提供前后一贯的解释路径。在“民主”“自由”“人道”的说法之外，实际上，人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和战略运筹背后的战略传统。

　　事实说明，中国若一意孤行其“大国外交”，把国家利益的“注码”都押在美国和俄罗斯身上，北京外交的“风险系数”势必大增。正因如此，中国也正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开拓国外能源供应方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举行会谈，新闻稿中没有提及有关能源供应问题，但胡就表示”中以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胡锦涛在１０月就曾访问澳洲，并签订了关于中澳天然气技术夥伴关系基金管理执行的谅解备忘录。他在10月20日上午在曼谷会见了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能源合作也是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10月13日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档案》，说明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和今后五年的合作措施。这份政策文件也在在说明，中国的外交系统正朝着更透明，更务实的方向和国际社会接轨；展望2004年，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将会是争取更多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非常缺乏的能源。对内方面，则是要减少意识形态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外交工作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