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近十万老北京选择河北安家 大京津冀区概念形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7:58:50
2007年04月06日21:48 来源：《财经时报》
老北京们正在逐渐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胡同，他们中有近十万人选择出走，在生活成本低廉的河北安家。 被动性多于主动性的出走，带着惆怅，但却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璐璐
城里
住在北京东四西花厅胡同31号院的老何，有天专门找了个机会爬到了旁边北京二中新盖的教学楼上，想看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个啥样子。站在那栋闪闪发光的新大楼上他发现，脚下那片四合院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灰色的破烂场。
就是这片破烂场，曾是一个傲人的地界儿——西临王府井(29.73,0.50,1.71%)，南靠长安街，这里曾经是皇城根儿下众多王府的坐落之处。而就在3年前的某天，这里忽然失去了宁静。2004年4月，北京二中扩建工程启动，西花厅胡同的拆迁工作随之展开。
告示的拆迁期限是2007年1月，眼下已是4月，180家住户却还有100家没动窝。已经搬迁走了的部分院落上新的运动场和教学楼已经建好了，胡同里的沥青路面也被来往施工的车辆轧的坑洼不平。
老何不想走。“习惯了，从上小学起就住在这儿，地上几块砖我都知道，黑着灯都能走。”他念叨着。虽然现在住的很逼仄——老何家17平方米大的房子靠近31号院的门口，旁边没几步就是院子里住户公用的厕所。房门内，老何家不大的屋子里的东西多而杂乱，院子里的过道上也满是杂物。屋顶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板，是防漏雨用的。
2001年从朝阳区某国营粮食部门的股份制改革浪潮中下岗的老何，眼下根本没有贷款买房的能力。而他拥有的17平方米老房，能拿到的补偿价是每平方米80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东四，面对最低每平方米13000的价格，想买到同样17平方米的面积都是妄想。
20多岁的女儿现在还和老何夫妻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的要求并不高，支持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政府的政策。可我挪一地儿，必须要比这儿宽敞点，但我不想去郊区。”老何说。虽然住得很拥挤，但现在老何一家至少还能充分的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出门300米就是东四南大街，东边靠着朝阳门南小街，女儿上班方便，买东西看病都不远。
住在隔壁15号院的吴大妈却日夜渴望着能搬走。“房管会已经不管这片了，水电费大家也不交了，前两年发生居民和施工队的武力冲突时，连110都不愿管了。没有暖气，一下雨院子里满是积水，加上房子漏水，躲都没处躲”，吴大妈说，“哪怕我们再添几万能买个房凑合着住也行啊！”
吴大妈很羡慕曾经的邻居邓大爷。邓大爷家的房子所在地属于二中扩建急需拆迁的范围内，如果不搬走就建不了新楼扩不了马路。所以，30平方米的房子得了105万的拆迁费，一家五口人在二环以里买到了一套二手的二居室后还有节余，欢欢喜喜地搬走了。拆迁费的等级分化更加刺激了这些留守的人们，“拆迁费要是不涨，这一片的人也是决不会走的。”吴大妈说。
在这近乎执拗的等待中，让人焦心的还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房价。
城外
“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我做梦都想回北京，可就是没钱买房。”梅大妈说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天安门广场正东30公里处，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
53岁的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1年，她下岗了。当时她的家还在北京城内的广渠门，家门前不远就是铁路。“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火车，看着看着就心想，连机器都在跑来跑去，我一个大活人却闲着。”不久后，梅大妈的丈夫也下岗了。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
2002年6月，梅大妈夫妇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因为是自建的平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梅大妈一家得到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当时北京市商品房平均售价已经是每平方米4764元。“我们转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然而，“房顶都给掀了，找不到也得找。”
在那年的国贸房展会上，梅大妈夫妇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商品房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的燕郊。
最初的欣喜过后，怀乡病来势汹汹。
“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一把年纪了却被挤出北京，到了河北的郊区安家落户，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梅大妈情绪有些激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不是北京的房价太高，谁会大老远跑燕郊啊。在北京，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胡同，晚上都不可能有黑道，而这里，我刚来的几年，晚上黑灯瞎火的，白天脏了吧唧的。”
“我母亲还在时，每次回城里，我都会呆半个多月，真的很不想回来啊。”母亲去世后，梅大妈很少回北京了，“没有家了，回去我上哪儿啊？”现在，她靠着在小区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回不去了，”梅大妈说。同样选择在燕郊买房的也不是没有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家底比较殷实的白领阶层，梅大妈感慨道：“我们没法跟年轻人和有钱人比啊，他们只是燕郊的过客，而我们，很难再脱离这块土地。”
63岁的郭大爷住在燕郊的东方御景小区，他是2005年搬来的。
“在北京，早上起来胡同口一遛弯儿，吃碗炒肝，再带点油条豆浆回家。”郭大爷一边叹气一边说，“现在小区门口倒是有个炸油饼的，可看着就不干净，刮着大风也在那吃，我还真是没那习惯。看个病啊，领个退休费啊，都要跑到通州去，这里毕竟是河北境内，取五十元钱都收手续费呢。”
和郭大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金已经动了搬回北京的念头，“像我这样有拆迁证的北京人，如果再回北京购房，不知道有没有优惠政策？”比起生活上的不便，老金更怀念当年充满人情味儿的日子。“过去在老胡同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没事就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话，几十年了还相处得很愉快。谁临时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忙，短时间出个门，买个东西去个厕所都不用锁门。”让他不断怀想的还有那些讲究的老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冬暖夏凉。那些精美的砖雕和描金的彩绘，虽然旧了，但看上去更有味道。那些花园里面从南方远道运过来的太湖石，拆了多么可惜。
移民带
“一定要搬吗？”那些忧伤的老北京人问。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车警官出前门记》中，讲述了一位名叫车金鼎的老北京人，遭遇拆迁，被迫搬离他位于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祖产四合院的经历。
南香红写道：“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当把那100多万从存折里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甚至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过去数年间，数百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上十万的北京人却选择出走。据有关统计，外地人以及外籍人士，正以每年新增5.6万人的速度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置业安家。而自2004年起，外地人在京购房的比重已近北京楼市半数。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一个明显的移民带正在迅速形成。
以天安门为圆心，这个移民带大约分布在60公里半径以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方60公里处的涿州以及正东方向30公里处的燕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万北京人涌入了燕郊，2万左右搬到了涿州。此外，新移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廊坊、固安，乃至更远的天津。
而这些被当作目的地的城镇却因此看到了无穷的机会。
“京郊生态卫星城”是河北人喊出的口号，所谓是生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周边，既要环境好，又要交通方便，同时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镇。虽然这些地方对应这些标准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北京人移居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北京人投在河北房地产上的钱最少也有500亿元，光税就上了十几亿元。”涿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保守地估计说，“除此之外，北京人住在河北，要吃饭吧，要买东西吧，小孩要上学吧，这些消费每年至少也得三四亿元。”
建设“京郊生态卫星城”，“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是涿州这个总人口60万，面积却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喊出的口号。而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正忙着说服北京市将八通线东延到燕郊，以拉近燕郊和天安门的“距离”。此外，当地还将投资17亿元兴建一座有1200个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要建老年服务中心，还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目的就是在未来吸引更多的北京人来此居住、度假、娱乐。
而这些新来的北京人却在无意中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又一轮的压力。他们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必然带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涿州的房子是每平方米均价1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到1500元；燕郊的房子在1999年时均价是每平方米9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每平方米接近3500元的水平。北京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传染病”蔓延到了河北，最典型的是燕郊，有燕郊人感叹：“北京人一来，餐饮、商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过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本地人都买不起房子了。”
北京城疯狂生长，“逆城市化”潮流涌动。
但这种“逆城市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描述的那样，那样完美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眼下还只是个乌托邦。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率先从北京出走的那部分人，多数还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这更像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挤水运动”，最无力的那群，往往被最先驱赶。
不能否认，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虽然眼下多少带有悲情色彩，被动性多于主动性，但这正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它的意义是积极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陈伯君肯定这种潮流对于发展村镇的推动意义。他认为：“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
而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的先行者。“之前进行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特意强调了与周边省市的协调与分工。”这位负责人说，“北京目前的市域已经很难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是必然会实现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源和推动力，与珠江、长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规模很大，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带，区域经济协同力量薄弱。
而一个北京大七环的概念的设想还将把北京的能量向外扩展，连接起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平谷，加强北京和外围城市的联系，共同走向“区域发展”，摆脱“北京一城独大，周边贫困带环绕”的局面。
心中的城
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怀想。
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写道：“内城中央的城门(指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和高贵。”
100年后，一些告别成为必然。
2007年4月，有个老北京的新移民，在一个名为“老北京”的民间网站的论坛上写道：
“我当年念书的学校在东堂子，每到某个季节，都能闻到那胡同里熟悉的潮味儿，相当怀念……”
引来跟贴无数。
“还有墙根儿上的青苔。”
“夏天下完雨，真是舒服。”
“嗯，对，春天的时候树上还往下掉虫子。”
“夏天知了叫个不停。还有鸽子的哨声，简直是天籁之音。还有换汽水、修雨伞、磨刀、收破烂儿的。”
“怀念胡同的青苔、板儿砖、北冰洋汽水儿、破背心儿的大爷、芭蕉扇的老奶奶、大茶缸子、生了锈的的28自行车。”
“胡同。喜欢胡同。”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1954年，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她成了一名坚定的北京民间古城保护者，为了向拆房者宣战，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女人，不仅经常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还屡屡将已经抡起镐的工人，从房顶上叫下来……
华新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财经时报》：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老北京人因为拆迁搬到北京边缘的？
华新民：这种情况有很多，他们以前住在市内，拆迁后搬到了四环五环或者更远，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悲伤，感觉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去北京的郊区看过，那里有很多以前住在市内的老北京人，在自家窗台上挂着以前居住的胡同牌子，这种留恋，是显而易见的。
《财经时报》：由于高房价，有的北京人甚至把家搬出了北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华新民：除了同情他们，我还觉得很悲哀，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见过一个开发商，他是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有一次私下聊天，这个开发商竟然带着很蔑视的神情跟我说，他就是要把这些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扔出去。当时我很生气，你凭什么把这些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的人赶走，要是走得不够快，还会被称做“钉子户”，这真是荒唐。
眼看着古城的全部空间都在论斤论两地卖出去，眼看着在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里，也要以一个个昂贵的新四合院空壳来代替真实的老房子和其主人，眼看着一个个北京人的背影，我感到焦急。
《财经时报》：刚才说到 “钉子户”， 我知道你刚刚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庆钉子户”的文章，你觉得它和北京人的迁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华新民：有联系啊，其它很多城市也是在大力外迁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现在我们城市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成天立项，成天盖楼，把城市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把原有的成熟的社会结构破坏了。
城市有人口流动是很正常，但是每个城市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主人。对于北京，如果老北京人都走了，那这座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失去文化、甚至失去本身存在意义的城市，不要忘了这是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座历史名城。
《财经时报》：你觉得这种迁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吗？
华新民：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导致交通堵塞和破坏家庭和谐。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华新民：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本来住在城里，不需要汽车，上班可能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搬远了，不得不买个汽车，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在城东，遭遇搬迁之后，有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矛盾更多的体现在亲情的破裂。比如一家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自己外面有过去的福利分房，老三住在祖宅。这个祖宅的产权可能兄弟三人都有份，没有拆迁的时候，哥哥是不会惦记这个地方的，兄弟之间也相处得很好。如果遇到拆迁这种外来的干扰，有了补偿费，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兄弟反目是多么可悲。
《财经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既能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老建筑和它的主人？
华新民：比如说可以通过游客带来的资金把一些破败的房子修起来。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北京最向往的住处不是星级酒店，甚至也不是胡同深处的四合院式旅馆，而是住进一个真正家居的四合院，一个地道北京人传统的家，用这个钱就能把很多院落恢复如初。我真不希望2008年奥运会时，远方来的客人会向国人投来看不起中国眼色，那眼色里包含着问号，你们的历史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啊。
《财经时报》：国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华新民：这个很难说，因为两者经常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是我们有“文革”的背景，大部分的破败景象是“文革”留下的，但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改造的主体问题，为什么“改造”的主体不能是房主人自己呢？五十年代，北京被公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城市，如今它降到第几位？现在我听到北京话都觉得新鲜，会忍不住扭头去看是谁在说话。在驾驶着推土机的人眼里，这里都是“闲置土地”，宅院和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陈伯君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伯君：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本文节选自《“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2007年04月06日21:48 来源：《财经时报》
老北京们正在逐渐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胡同，他们中有近十万人选择出走，在生活成本低廉的河北安家。 被动性多于主动性的出走，带着惆怅，但却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璐璐
城里
住在北京东四西花厅胡同31号院的老何，有天专门找了个机会爬到了旁边北京二中新盖的教学楼上，想看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个啥样子。站在那栋闪闪发光的新大楼上他发现，脚下那片四合院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灰色的破烂场。
就是这片破烂场，曾是一个傲人的地界儿——西临王府井(29.73,0.50,1.71%)，南靠长安街，这里曾经是皇城根儿下众多王府的坐落之处。而就在3年前的某天，这里忽然失去了宁静。2004年4月，北京二中扩建工程启动，西花厅胡同的拆迁工作随之展开。
告示的拆迁期限是2007年1月，眼下已是4月，180家住户却还有100家没动窝。已经搬迁走了的部分院落上新的运动场和教学楼已经建好了，胡同里的沥青路面也被来往施工的车辆轧的坑洼不平。
老何不想走。“习惯了，从上小学起就住在这儿，地上几块砖我都知道，黑着灯都能走。”他念叨着。虽然现在住的很逼仄——老何家17平方米大的房子靠近31号院的门口，旁边没几步就是院子里住户公用的厕所。房门内，老何家不大的屋子里的东西多而杂乱，院子里的过道上也满是杂物。屋顶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板，是防漏雨用的。
2001年从朝阳区某国营粮食部门的股份制改革浪潮中下岗的老何，眼下根本没有贷款买房的能力。而他拥有的17平方米老房，能拿到的补偿价是每平方米80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东四，面对最低每平方米13000的价格，想买到同样17平方米的面积都是妄想。
20多岁的女儿现在还和老何夫妻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的要求并不高，支持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政府的政策。可我挪一地儿，必须要比这儿宽敞点，但我不想去郊区。”老何说。虽然住得很拥挤，但现在老何一家至少还能充分的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出门300米就是东四南大街，东边靠着朝阳门南小街，女儿上班方便，买东西看病都不远。
住在隔壁15号院的吴大妈却日夜渴望着能搬走。“房管会已经不管这片了，水电费大家也不交了，前两年发生居民和施工队的武力冲突时，连110都不愿管了。没有暖气，一下雨院子里满是积水，加上房子漏水，躲都没处躲”，吴大妈说，“哪怕我们再添几万能买个房凑合着住也行啊！”
吴大妈很羡慕曾经的邻居邓大爷。邓大爷家的房子所在地属于二中扩建急需拆迁的范围内，如果不搬走就建不了新楼扩不了马路。所以，30平方米的房子得了105万的拆迁费，一家五口人在二环以里买到了一套二手的二居室后还有节余，欢欢喜喜地搬走了。拆迁费的等级分化更加刺激了这些留守的人们，“拆迁费要是不涨，这一片的人也是决不会走的。”吴大妈说。
在这近乎执拗的等待中，让人焦心的还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房价。
城外
“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我做梦都想回北京，可就是没钱买房。”梅大妈说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天安门广场正东30公里处，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
53岁的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1年，她下岗了。当时她的家还在北京城内的广渠门，家门前不远就是铁路。“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火车，看着看着就心想，连机器都在跑来跑去，我一个大活人却闲着。”不久后，梅大妈的丈夫也下岗了。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
2002年6月，梅大妈夫妇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因为是自建的平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梅大妈一家得到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当时北京市商品房平均售价已经是每平方米4764元。“我们转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然而，“房顶都给掀了，找不到也得找。”
在那年的国贸房展会上，梅大妈夫妇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商品房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的燕郊。
最初的欣喜过后，怀乡病来势汹汹。
“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一把年纪了却被挤出北京，到了河北的郊区安家落户，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梅大妈情绪有些激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不是北京的房价太高，谁会大老远跑燕郊啊。在北京，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胡同，晚上都不可能有黑道，而这里，我刚来的几年，晚上黑灯瞎火的，白天脏了吧唧的。”
“我母亲还在时，每次回城里，我都会呆半个多月，真的很不想回来啊。”母亲去世后，梅大妈很少回北京了，“没有家了，回去我上哪儿啊？”现在，她靠着在小区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回不去了，”梅大妈说。同样选择在燕郊买房的也不是没有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家底比较殷实的白领阶层，梅大妈感慨道：“我们没法跟年轻人和有钱人比啊，他们只是燕郊的过客，而我们，很难再脱离这块土地。”
63岁的郭大爷住在燕郊的东方御景小区，他是2005年搬来的。
“在北京，早上起来胡同口一遛弯儿，吃碗炒肝，再带点油条豆浆回家。”郭大爷一边叹气一边说，“现在小区门口倒是有个炸油饼的，可看着就不干净，刮着大风也在那吃，我还真是没那习惯。看个病啊，领个退休费啊，都要跑到通州去，这里毕竟是河北境内，取五十元钱都收手续费呢。”
和郭大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金已经动了搬回北京的念头，“像我这样有拆迁证的北京人，如果再回北京购房，不知道有没有优惠政策？”比起生活上的不便，老金更怀念当年充满人情味儿的日子。“过去在老胡同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没事就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话，几十年了还相处得很愉快。谁临时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忙，短时间出个门，买个东西去个厕所都不用锁门。”让他不断怀想的还有那些讲究的老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冬暖夏凉。那些精美的砖雕和描金的彩绘，虽然旧了，但看上去更有味道。那些花园里面从南方远道运过来的太湖石，拆了多么可惜。
移民带
“一定要搬吗？”那些忧伤的老北京人问。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车警官出前门记》中，讲述了一位名叫车金鼎的老北京人，遭遇拆迁，被迫搬离他位于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祖产四合院的经历。
南香红写道：“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当把那100多万从存折里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甚至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过去数年间，数百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上十万的北京人却选择出走。据有关统计，外地人以及外籍人士，正以每年新增5.6万人的速度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置业安家。而自2004年起，外地人在京购房的比重已近北京楼市半数。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一个明显的移民带正在迅速形成。
以天安门为圆心，这个移民带大约分布在60公里半径以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方60公里处的涿州以及正东方向30公里处的燕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万北京人涌入了燕郊，2万左右搬到了涿州。此外，新移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廊坊、固安，乃至更远的天津。
而这些被当作目的地的城镇却因此看到了无穷的机会。
“京郊生态卫星城”是河北人喊出的口号，所谓是生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周边，既要环境好，又要交通方便，同时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镇。虽然这些地方对应这些标准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北京人移居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北京人投在河北房地产上的钱最少也有500亿元，光税就上了十几亿元。”涿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保守地估计说，“除此之外，北京人住在河北，要吃饭吧，要买东西吧，小孩要上学吧，这些消费每年至少也得三四亿元。”
建设“京郊生态卫星城”，“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是涿州这个总人口60万，面积却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喊出的口号。而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正忙着说服北京市将八通线东延到燕郊，以拉近燕郊和天安门的“距离”。此外，当地还将投资17亿元兴建一座有1200个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要建老年服务中心，还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目的就是在未来吸引更多的北京人来此居住、度假、娱乐。
而这些新来的北京人却在无意中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又一轮的压力。他们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必然带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涿州的房子是每平方米均价1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到1500元；燕郊的房子在1999年时均价是每平方米9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每平方米接近3500元的水平。北京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传染病”蔓延到了河北，最典型的是燕郊，有燕郊人感叹：“北京人一来，餐饮、商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过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本地人都买不起房子了。”
北京城疯狂生长，“逆城市化”潮流涌动。
但这种“逆城市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描述的那样，那样完美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眼下还只是个乌托邦。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率先从北京出走的那部分人，多数还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这更像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挤水运动”，最无力的那群，往往被最先驱赶。
不能否认，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虽然眼下多少带有悲情色彩，被动性多于主动性，但这正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它的意义是积极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陈伯君肯定这种潮流对于发展村镇的推动意义。他认为：“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
而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的先行者。“之前进行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特意强调了与周边省市的协调与分工。”这位负责人说，“北京目前的市域已经很难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是必然会实现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源和推动力，与珠江、长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规模很大，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带，区域经济协同力量薄弱。
而一个北京大七环的概念的设想还将把北京的能量向外扩展，连接起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平谷，加强北京和外围城市的联系，共同走向“区域发展”，摆脱“北京一城独大，周边贫困带环绕”的局面。
心中的城
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怀想。
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写道：“内城中央的城门(指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和高贵。”
100年后，一些告别成为必然。
2007年4月，有个老北京的新移民，在一个名为“老北京”的民间网站的论坛上写道：
“我当年念书的学校在东堂子，每到某个季节，都能闻到那胡同里熟悉的潮味儿，相当怀念……”
引来跟贴无数。
“还有墙根儿上的青苔。”
“夏天下完雨，真是舒服。”
“嗯，对，春天的时候树上还往下掉虫子。”
“夏天知了叫个不停。还有鸽子的哨声，简直是天籁之音。还有换汽水、修雨伞、磨刀、收破烂儿的。”
“怀念胡同的青苔、板儿砖、北冰洋汽水儿、破背心儿的大爷、芭蕉扇的老奶奶、大茶缸子、生了锈的的28自行车。”
“胡同。喜欢胡同。”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1954年，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她成了一名坚定的北京民间古城保护者，为了向拆房者宣战，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女人，不仅经常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还屡屡将已经抡起镐的工人，从房顶上叫下来……
华新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财经时报》：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老北京人因为拆迁搬到北京边缘的？
华新民：这种情况有很多，他们以前住在市内，拆迁后搬到了四环五环或者更远，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悲伤，感觉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去北京的郊区看过，那里有很多以前住在市内的老北京人，在自家窗台上挂着以前居住的胡同牌子，这种留恋，是显而易见的。
《财经时报》：由于高房价，有的北京人甚至把家搬出了北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华新民：除了同情他们，我还觉得很悲哀，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见过一个开发商，他是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有一次私下聊天，这个开发商竟然带着很蔑视的神情跟我说，他就是要把这些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扔出去。当时我很生气，你凭什么把这些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的人赶走，要是走得不够快，还会被称做“钉子户”，这真是荒唐。
眼看着古城的全部空间都在论斤论两地卖出去，眼看着在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里，也要以一个个昂贵的新四合院空壳来代替真实的老房子和其主人，眼看着一个个北京人的背影，我感到焦急。
《财经时报》：刚才说到 “钉子户”， 我知道你刚刚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庆钉子户”的文章，你觉得它和北京人的迁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华新民：有联系啊，其它很多城市也是在大力外迁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现在我们城市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成天立项，成天盖楼，把城市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把原有的成熟的社会结构破坏了。
城市有人口流动是很正常，但是每个城市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主人。对于北京，如果老北京人都走了，那这座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失去文化、甚至失去本身存在意义的城市，不要忘了这是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座历史名城。
《财经时报》：你觉得这种迁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吗？
华新民：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导致交通堵塞和破坏家庭和谐。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华新民：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本来住在城里，不需要汽车，上班可能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搬远了，不得不买个汽车，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在城东，遭遇搬迁之后，有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矛盾更多的体现在亲情的破裂。比如一家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自己外面有过去的福利分房，老三住在祖宅。这个祖宅的产权可能兄弟三人都有份，没有拆迁的时候，哥哥是不会惦记这个地方的，兄弟之间也相处得很好。如果遇到拆迁这种外来的干扰，有了补偿费，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兄弟反目是多么可悲。
《财经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既能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老建筑和它的主人？
华新民：比如说可以通过游客带来的资金把一些破败的房子修起来。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北京最向往的住处不是星级酒店，甚至也不是胡同深处的四合院式旅馆，而是住进一个真正家居的四合院，一个地道北京人传统的家，用这个钱就能把很多院落恢复如初。我真不希望2008年奥运会时，远方来的客人会向国人投来看不起中国眼色，那眼色里包含着问号，你们的历史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啊。
《财经时报》：国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华新民：这个很难说，因为两者经常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是我们有“文革”的背景，大部分的破败景象是“文革”留下的，但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改造的主体问题，为什么“改造”的主体不能是房主人自己呢？五十年代，北京被公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城市，如今它降到第几位？现在我听到北京话都觉得新鲜，会忍不住扭头去看是谁在说话。在驾驶着推土机的人眼里，这里都是“闲置土地”，宅院和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陈伯君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伯君：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本文节选自《“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
老北京们正在逐渐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胡同，他们中有近十万人选择出走，在生活成本低廉的河北安家。 被动性多于主动性的出走，带着惆怅，但却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璐璐
城里
住在北京东四西花厅胡同31号院的老何，有天专门找了个机会爬到了旁边北京二中新盖的教学楼上，想看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个啥样子。站在那栋闪闪发光的新大楼上他发现，脚下那片四合院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灰色的破烂场。
就是这片破烂场，曾是一个傲人的地界儿——西临王府井(29.73,0.50,1.71%)，南靠长安街，这里曾经是皇城根儿下众多王府的坐落之处。而就在3年前的某天，这里忽然失去了宁静。2004年4月，北京二中扩建工程启动，西花厅胡同的拆迁工作随之展开。
告示的拆迁期限是2007年1月，眼下已是4月，180家住户却还有100家没动窝。已经搬迁走了的部分院落上新的运动场和教学楼已经建好了，胡同里的沥青路面也被来往施工的车辆轧的坑洼不平。
老何不想走。“习惯了，从上小学起就住在这儿，地上几块砖我都知道，黑着灯都能走。”他念叨着。虽然现在住的很逼仄——老何家17平方米大的房子靠近31号院的门口，旁边没几步就是院子里住户公用的厕所。房门内，老何家不大的屋子里的东西多而杂乱，院子里的过道上也满是杂物。屋顶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板，是防漏雨用的。
2001年从朝阳区某国营粮食部门的股份制改革浪潮中下岗的老何，眼下根本没有贷款买房的能力。而他拥有的17平方米老房，能拿到的补偿价是每平方米80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东四，面对最低每平方米13000的价格，想买到同样17平方米的面积都是妄想。
20多岁的女儿现在还和老何夫妻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的要求并不高，支持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政府的政策。可我挪一地儿，必须要比这儿宽敞点，但我不想去郊区。”老何说。虽然住得很拥挤，但现在老何一家至少还能充分的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出门300米就是东四南大街，东边靠着朝阳门南小街，女儿上班方便，买东西看病都不远。
住在隔壁15号院的吴大妈却日夜渴望着能搬走。“房管会已经不管这片了，水电费大家也不交了，前两年发生居民和施工队的武力冲突时，连110都不愿管了。没有暖气，一下雨院子里满是积水，加上房子漏水，躲都没处躲”，吴大妈说，“哪怕我们再添几万能买个房凑合着住也行啊！”
吴大妈很羡慕曾经的邻居邓大爷。邓大爷家的房子所在地属于二中扩建急需拆迁的范围内，如果不搬走就建不了新楼扩不了马路。所以，30平方米的房子得了105万的拆迁费，一家五口人在二环以里买到了一套二手的二居室后还有节余，欢欢喜喜地搬走了。拆迁费的等级分化更加刺激了这些留守的人们，“拆迁费要是不涨，这一片的人也是决不会走的。”吴大妈说。
在这近乎执拗的等待中，让人焦心的还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房价。
城外
“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我做梦都想回北京，可就是没钱买房。”梅大妈说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天安门广场正东30公里处，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
53岁的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1年，她下岗了。当时她的家还在北京城内的广渠门，家门前不远就是铁路。“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火车，看着看着就心想，连机器都在跑来跑去，我一个大活人却闲着。”不久后，梅大妈的丈夫也下岗了。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
2002年6月，梅大妈夫妇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因为是自建的平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梅大妈一家得到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当时北京市商品房平均售价已经是每平方米4764元。“我们转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然而，“房顶都给掀了，找不到也得找。”
在那年的国贸房展会上，梅大妈夫妇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商品房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的燕郊。
最初的欣喜过后，怀乡病来势汹汹。
“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一把年纪了却被挤出北京，到了河北的郊区安家落户，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梅大妈情绪有些激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不是北京的房价太高，谁会大老远跑燕郊啊。在北京，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胡同，晚上都不可能有黑道，而这里，我刚来的几年，晚上黑灯瞎火的，白天脏了吧唧的。”
“我母亲还在时，每次回城里，我都会呆半个多月，真的很不想回来啊。”母亲去世后，梅大妈很少回北京了，“没有家了，回去我上哪儿啊？”现在，她靠着在小区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回不去了，”梅大妈说。同样选择在燕郊买房的也不是没有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家底比较殷实的白领阶层，梅大妈感慨道：“我们没法跟年轻人和有钱人比啊，他们只是燕郊的过客，而我们，很难再脱离这块土地。”
63岁的郭大爷住在燕郊的东方御景小区，他是2005年搬来的。
“在北京，早上起来胡同口一遛弯儿，吃碗炒肝，再带点油条豆浆回家。”郭大爷一边叹气一边说，“现在小区门口倒是有个炸油饼的，可看着就不干净，刮着大风也在那吃，我还真是没那习惯。看个病啊，领个退休费啊，都要跑到通州去，这里毕竟是河北境内，取五十元钱都收手续费呢。”
和郭大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金已经动了搬回北京的念头，“像我这样有拆迁证的北京人，如果再回北京购房，不知道有没有优惠政策？”比起生活上的不便，老金更怀念当年充满人情味儿的日子。“过去在老胡同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没事就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话，几十年了还相处得很愉快。谁临时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忙，短时间出个门，买个东西去个厕所都不用锁门。”让他不断怀想的还有那些讲究的老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冬暖夏凉。那些精美的砖雕和描金的彩绘，虽然旧了，但看上去更有味道。那些花园里面从南方远道运过来的太湖石，拆了多么可惜。
移民带
“一定要搬吗？”那些忧伤的老北京人问。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车警官出前门记》中，讲述了一位名叫车金鼎的老北京人，遭遇拆迁，被迫搬离他位于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祖产四合院的经历。
南香红写道：“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当把那100多万从存折里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甚至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过去数年间，数百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上十万的北京人却选择出走。据有关统计，外地人以及外籍人士，正以每年新增5.6万人的速度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置业安家。而自2004年起，外地人在京购房的比重已近北京楼市半数。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一个明显的移民带正在迅速形成。
以天安门为圆心，这个移民带大约分布在60公里半径以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方60公里处的涿州以及正东方向30公里处的燕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万北京人涌入了燕郊，2万左右搬到了涿州。此外，新移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廊坊、固安，乃至更远的天津。
而这些被当作目的地的城镇却因此看到了无穷的机会。
“京郊生态卫星城”是河北人喊出的口号，所谓是生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周边，既要环境好，又要交通方便，同时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镇。虽然这些地方对应这些标准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北京人移居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北京人投在河北房地产上的钱最少也有500亿元，光税就上了十几亿元。”涿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保守地估计说，“除此之外，北京人住在河北，要吃饭吧，要买东西吧，小孩要上学吧，这些消费每年至少也得三四亿元。”
建设“京郊生态卫星城”，“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是涿州这个总人口60万，面积却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喊出的口号。而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正忙着说服北京市将八通线东延到燕郊，以拉近燕郊和天安门的“距离”。此外，当地还将投资17亿元兴建一座有1200个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要建老年服务中心，还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目的就是在未来吸引更多的北京人来此居住、度假、娱乐。
而这些新来的北京人却在无意中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又一轮的压力。他们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必然带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涿州的房子是每平方米均价1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到1500元；燕郊的房子在1999年时均价是每平方米9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每平方米接近3500元的水平。北京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传染病”蔓延到了河北，最典型的是燕郊，有燕郊人感叹：“北京人一来，餐饮、商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过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本地人都买不起房子了。”
北京城疯狂生长，“逆城市化”潮流涌动。
但这种“逆城市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描述的那样，那样完美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眼下还只是个乌托邦。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率先从北京出走的那部分人，多数还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这更像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挤水运动”，最无力的那群，往往被最先驱赶。
不能否认，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虽然眼下多少带有悲情色彩，被动性多于主动性，但这正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它的意义是积极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陈伯君肯定这种潮流对于发展村镇的推动意义。他认为：“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
而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的先行者。“之前进行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特意强调了与周边省市的协调与分工。”这位负责人说，“北京目前的市域已经很难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是必然会实现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源和推动力，与珠江、长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规模很大，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带，区域经济协同力量薄弱。
而一个北京大七环的概念的设想还将把北京的能量向外扩展，连接起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平谷，加强北京和外围城市的联系，共同走向“区域发展”，摆脱“北京一城独大，周边贫困带环绕”的局面。
心中的城
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怀想。
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写道：“内城中央的城门(指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和高贵。”
100年后，一些告别成为必然。
2007年4月，有个老北京的新移民，在一个名为“老北京”的民间网站的论坛上写道：
“我当年念书的学校在东堂子，每到某个季节，都能闻到那胡同里熟悉的潮味儿，相当怀念……”
引来跟贴无数。
“还有墙根儿上的青苔。”
“夏天下完雨，真是舒服。”
“嗯，对，春天的时候树上还往下掉虫子。”
“夏天知了叫个不停。还有鸽子的哨声，简直是天籁之音。还有换汽水、修雨伞、磨刀、收破烂儿的。”
“怀念胡同的青苔、板儿砖、北冰洋汽水儿、破背心儿的大爷、芭蕉扇的老奶奶、大茶缸子、生了锈的的28自行车。”
“胡同。喜欢胡同。”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1954年，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她成了一名坚定的北京民间古城保护者，为了向拆房者宣战，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女人，不仅经常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还屡屡将已经抡起镐的工人，从房顶上叫下来……
华新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财经时报》：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老北京人因为拆迁搬到北京边缘的？
华新民：这种情况有很多，他们以前住在市内，拆迁后搬到了四环五环或者更远，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悲伤，感觉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去北京的郊区看过，那里有很多以前住在市内的老北京人，在自家窗台上挂着以前居住的胡同牌子，这种留恋，是显而易见的。
《财经时报》：由于高房价，有的北京人甚至把家搬出了北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华新民：除了同情他们，我还觉得很悲哀，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见过一个开发商，他是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有一次私下聊天，这个开发商竟然带着很蔑视的神情跟我说，他就是要把这些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扔出去。当时我很生气，你凭什么把这些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的人赶走，要是走得不够快，还会被称做“钉子户”，这真是荒唐。
眼看着古城的全部空间都在论斤论两地卖出去，眼看着在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里，也要以一个个昂贵的新四合院空壳来代替真实的老房子和其主人，眼看着一个个北京人的背影，我感到焦急。
《财经时报》：刚才说到 “钉子户”， 我知道你刚刚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庆钉子户”的文章，你觉得它和北京人的迁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华新民：有联系啊，其它很多城市也是在大力外迁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现在我们城市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成天立项，成天盖楼，把城市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把原有的成熟的社会结构破坏了。
城市有人口流动是很正常，但是每个城市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主人。对于北京，如果老北京人都走了，那这座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失去文化、甚至失去本身存在意义的城市，不要忘了这是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座历史名城。
《财经时报》：你觉得这种迁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吗？
华新民：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导致交通堵塞和破坏家庭和谐。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华新民：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本来住在城里，不需要汽车，上班可能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搬远了，不得不买个汽车，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在城东，遭遇搬迁之后，有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矛盾更多的体现在亲情的破裂。比如一家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自己外面有过去的福利分房，老三住在祖宅。这个祖宅的产权可能兄弟三人都有份，没有拆迁的时候，哥哥是不会惦记这个地方的，兄弟之间也相处得很好。如果遇到拆迁这种外来的干扰，有了补偿费，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兄弟反目是多么可悲。
《财经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既能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老建筑和它的主人？
华新民：比如说可以通过游客带来的资金把一些破败的房子修起来。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北京最向往的住处不是星级酒店，甚至也不是胡同深处的四合院式旅馆，而是住进一个真正家居的四合院，一个地道北京人传统的家，用这个钱就能把很多院落恢复如初。我真不希望2008年奥运会时，远方来的客人会向国人投来看不起中国眼色，那眼色里包含着问号，你们的历史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啊。
《财经时报》：国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华新民：这个很难说，因为两者经常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是我们有“文革”的背景，大部分的破败景象是“文革”留下的，但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改造的主体问题，为什么“改造”的主体不能是房主人自己呢？五十年代，北京被公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城市，如今它降到第几位？现在我听到北京话都觉得新鲜，会忍不住扭头去看是谁在说话。在驾驶着推土机的人眼里，这里都是“闲置土地”，宅院和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陈伯君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伯君：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本文节选自《“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2007年04月06日21:48 来源：《财经时报》
老北京们正在逐渐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胡同，他们中有近十万人选择出走，在生活成本低廉的河北安家。 被动性多于主动性的出走，带着惆怅，但却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璐璐
城里
住在北京东四西花厅胡同31号院的老何，有天专门找了个机会爬到了旁边北京二中新盖的教学楼上，想看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个啥样子。站在那栋闪闪发光的新大楼上他发现，脚下那片四合院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灰色的破烂场。
就是这片破烂场，曾是一个傲人的地界儿——西临王府井(29.73,0.50,1.71%)，南靠长安街，这里曾经是皇城根儿下众多王府的坐落之处。而就在3年前的某天，这里忽然失去了宁静。2004年4月，北京二中扩建工程启动，西花厅胡同的拆迁工作随之展开。
告示的拆迁期限是2007年1月，眼下已是4月，180家住户却还有100家没动窝。已经搬迁走了的部分院落上新的运动场和教学楼已经建好了，胡同里的沥青路面也被来往施工的车辆轧的坑洼不平。
老何不想走。“习惯了，从上小学起就住在这儿，地上几块砖我都知道，黑着灯都能走。”他念叨着。虽然现在住的很逼仄——老何家17平方米大的房子靠近31号院的门口，旁边没几步就是院子里住户公用的厕所。房门内，老何家不大的屋子里的东西多而杂乱，院子里的过道上也满是杂物。屋顶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板，是防漏雨用的。
2001年从朝阳区某国营粮食部门的股份制改革浪潮中下岗的老何，眼下根本没有贷款买房的能力。而他拥有的17平方米老房，能拿到的补偿价是每平方米80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东四，面对最低每平方米13000的价格，想买到同样17平方米的面积都是妄想。
20多岁的女儿现在还和老何夫妻住在一间屋子里，“我的要求并不高，支持国家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政府的政策。可我挪一地儿，必须要比这儿宽敞点，但我不想去郊区。”老何说。虽然住得很拥挤，但现在老何一家至少还能充分的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出门300米就是东四南大街，东边靠着朝阳门南小街，女儿上班方便，买东西看病都不远。
住在隔壁15号院的吴大妈却日夜渴望着能搬走。“房管会已经不管这片了，水电费大家也不交了，前两年发生居民和施工队的武力冲突时，连110都不愿管了。没有暖气，一下雨院子里满是积水，加上房子漏水，躲都没处躲”，吴大妈说，“哪怕我们再添几万能买个房凑合着住也行啊！”
吴大妈很羡慕曾经的邻居邓大爷。邓大爷家的房子所在地属于二中扩建急需拆迁的范围内，如果不搬走就建不了新楼扩不了马路。所以，30平方米的房子得了105万的拆迁费，一家五口人在二环以里买到了一套二手的二居室后还有节余，欢欢喜喜地搬走了。拆迁费的等级分化更加刺激了这些留守的人们，“拆迁费要是不涨，这一片的人也是决不会走的。”吴大妈说。
在这近乎执拗的等待中，让人焦心的还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房价。
城外
“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我做梦都想回北京，可就是没钱买房。”梅大妈说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天安门广场正东30公里处，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
53岁的梅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1年，她下岗了。当时她的家还在北京城内的广渠门，家门前不远就是铁路。“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火车，看着看着就心想，连机器都在跑来跑去，我一个大活人却闲着。”不久后，梅大妈的丈夫也下岗了。但更难受的还在后头。
2002年6月，梅大妈夫妇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因为是自建的平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梅大妈一家得到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当时北京市商品房平均售价已经是每平方米4764元。“我们转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然而，“房顶都给掀了，找不到也得找。”
在那年的国贸房展会上，梅大妈夫妇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商品房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的燕郊。
最初的欣喜过后，怀乡病来势汹汹。
“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一把年纪了却被挤出北京，到了河北的郊区安家落户，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梅大妈情绪有些激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不是北京的房价太高，谁会大老远跑燕郊啊。在北京，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胡同，晚上都不可能有黑道，而这里，我刚来的几年，晚上黑灯瞎火的，白天脏了吧唧的。”
“我母亲还在时，每次回城里，我都会呆半个多月，真的很不想回来啊。”母亲去世后，梅大妈很少回北京了，“没有家了，回去我上哪儿啊？”现在，她靠着在小区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回不去了，”梅大妈说。同样选择在燕郊买房的也不是没有在北京上班的年轻人，或是家底比较殷实的白领阶层，梅大妈感慨道：“我们没法跟年轻人和有钱人比啊，他们只是燕郊的过客，而我们，很难再脱离这块土地。”
63岁的郭大爷住在燕郊的东方御景小区，他是2005年搬来的。
“在北京，早上起来胡同口一遛弯儿，吃碗炒肝，再带点油条豆浆回家。”郭大爷一边叹气一边说，“现在小区门口倒是有个炸油饼的，可看着就不干净，刮着大风也在那吃，我还真是没那习惯。看个病啊，领个退休费啊，都要跑到通州去，这里毕竟是河北境内，取五十元钱都收手续费呢。”
和郭大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金已经动了搬回北京的念头，“像我这样有拆迁证的北京人，如果再回北京购房，不知道有没有优惠政策？”比起生活上的不便，老金更怀念当年充满人情味儿的日子。“过去在老胡同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没事就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话，几十年了还相处得很愉快。谁临时有什么事都互相帮忙，短时间出个门，买个东西去个厕所都不用锁门。”让他不断怀想的还有那些讲究的老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冬暖夏凉。那些精美的砖雕和描金的彩绘，虽然旧了，但看上去更有味道。那些花园里面从南方远道运过来的太湖石，拆了多么可惜。
移民带
“一定要搬吗？”那些忧伤的老北京人问。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车警官出前门记》中，讲述了一位名叫车金鼎的老北京人，遭遇拆迁，被迫搬离他位于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祖产四合院的经历。
南香红写道：“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飙升的房价。作为车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当把那100多万从存折里过户到另一个人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两种撕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甚至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过去数年间，数百万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上十万的北京人却选择出走。据有关统计，外地人以及外籍人士，正以每年新增5.6万人的速度进入北京，并在北京置业安家。而自2004年起，外地人在京购房的比重已近北京楼市半数。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一个明显的移民带正在迅速形成。
以天安门为圆心，这个移民带大约分布在60公里半径以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方60公里处的涿州以及正东方向30公里处的燕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万北京人涌入了燕郊，2万左右搬到了涿州。此外，新移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廊坊、固安，乃至更远的天津。
而这些被当作目的地的城镇却因此看到了无穷的机会。
“京郊生态卫星城”是河北人喊出的口号，所谓是生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周边，既要环境好，又要交通方便，同时城市功能齐全的小城镇。虽然这些地方对应这些标准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北京人移居而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北京人投在河北房地产上的钱最少也有500亿元，光税就上了十几亿元。”涿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保守地估计说，“除此之外，北京人住在河北，要吃饭吧，要买东西吧，小孩要上学吧，这些消费每年至少也得三四亿元。”
建设“京郊生态卫星城”，“打造面向北京人的宜居城市”是涿州这个总人口60万，面积却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喊出的口号。而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正忙着说服北京市将八通线东延到燕郊，以拉近燕郊和天安门的“距离”。此外，当地还将投资17亿元兴建一座有1200个床位的综合性医院，要建老年服务中心，还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目的就是在未来吸引更多的北京人来此居住、度假、娱乐。
而这些新来的北京人却在无意中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成了又一轮的压力。他们在拉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必然带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涿州的房子是每平方米均价1000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到1500元；燕郊的房子在1999年时均价是每平方米9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每平方米接近3500元的水平。北京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传染病”蔓延到了河北，最典型的是燕郊，有燕郊人感叹：“北京人一来，餐饮、商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过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本地人都买不起房子了。”
北京城疯狂生长，“逆城市化”潮流涌动。
但这种“逆城市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描述的那样，那样完美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眼下还只是个乌托邦。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率先从北京出走的那部分人，多数还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这更像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挤水运动”，最无力的那群，往往被最先驱赶。
不能否认，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虽然眼下多少带有悲情色彩，被动性多于主动性，但这正是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再分配的体现，它的意义是积极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
陈伯君肯定这种潮流对于发展村镇的推动意义。他认为：“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
而这些易地而居的北京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发出了大京津冀地区概念正在形成，环渤海区域经济融合的信号。
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的先行者。“之前进行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特意强调了与周边省市的协调与分工。”这位负责人说，“北京目前的市域已经很难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是必然会实现的，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合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源和推动力，与珠江、长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规模很大，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带，区域经济协同力量薄弱。
而一个北京大七环的概念的设想还将把北京的能量向外扩展，连接起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平谷，加强北京和外围城市的联系，共同走向“区域发展”，摆脱“北京一城独大，周边贫困带环绕”的局面。
心中的城
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怀想。
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写道：“内城中央的城门(指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和高贵。”
100年后，一些告别成为必然。
2007年4月，有个老北京的新移民，在一个名为“老北京”的民间网站的论坛上写道：
“我当年念书的学校在东堂子，每到某个季节，都能闻到那胡同里熟悉的潮味儿，相当怀念……”
引来跟贴无数。
“还有墙根儿上的青苔。”
“夏天下完雨，真是舒服。”
“嗯，对，春天的时候树上还往下掉虫子。”
“夏天知了叫个不停。还有鸽子的哨声，简直是天籁之音。还有换汽水、修雨伞、磨刀、收破烂儿的。”
“怀念胡同的青苔、板儿砖、北冰洋汽水儿、破背心儿的大爷、芭蕉扇的老奶奶、大茶缸子、生了锈的的28自行车。”
“胡同。喜欢胡同。”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1954年，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她成了一名坚定的北京民间古城保护者，为了向拆房者宣战，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女人，不仅经常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还屡屡将已经抡起镐的工人，从房顶上叫下来……
华新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财经时报》：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老北京人因为拆迁搬到北京边缘的？
华新民：这种情况有很多，他们以前住在市内，拆迁后搬到了四环五环或者更远，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悲伤，感觉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去北京的郊区看过，那里有很多以前住在市内的老北京人，在自家窗台上挂着以前居住的胡同牌子，这种留恋，是显而易见的。
《财经时报》：由于高房价，有的北京人甚至把家搬出了北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华新民：除了同情他们，我还觉得很悲哀，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见过一个开发商，他是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有一次私下聊天，这个开发商竟然带着很蔑视的神情跟我说，他就是要把这些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扔出去。当时我很生气，你凭什么把这些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的人赶走，要是走得不够快，还会被称做“钉子户”，这真是荒唐。
眼看着古城的全部空间都在论斤论两地卖出去，眼看着在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里，也要以一个个昂贵的新四合院空壳来代替真实的老房子和其主人，眼看着一个个北京人的背影，我感到焦急。
《财经时报》：刚才说到 “钉子户”， 我知道你刚刚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庆钉子户”的文章，你觉得它和北京人的迁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华新民：有联系啊，其它很多城市也是在大力外迁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现在我们城市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成天立项，成天盖楼，把城市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把原有的成熟的社会结构破坏了。
城市有人口流动是很正常，但是每个城市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主人。对于北京，如果老北京人都走了，那这座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失去文化、甚至失去本身存在意义的城市，不要忘了这是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座历史名城。
《财经时报》：你觉得这种迁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吗？
华新民：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导致交通堵塞和破坏家庭和谐。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华新民：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本来住在城里，不需要汽车，上班可能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搬远了，不得不买个汽车，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在城东，遭遇搬迁之后，有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矛盾更多的体现在亲情的破裂。比如一家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自己外面有过去的福利分房，老三住在祖宅。这个祖宅的产权可能兄弟三人都有份，没有拆迁的时候，哥哥是不会惦记这个地方的，兄弟之间也相处得很好。如果遇到拆迁这种外来的干扰，有了补偿费，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兄弟反目是多么可悲。
《财经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既能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老建筑和它的主人？
华新民：比如说可以通过游客带来的资金把一些破败的房子修起来。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北京最向往的住处不是星级酒店，甚至也不是胡同深处的四合院式旅馆，而是住进一个真正家居的四合院，一个地道北京人传统的家，用这个钱就能把很多院落恢复如初。我真不希望2008年奥运会时，远方来的客人会向国人投来看不起中国眼色，那眼色里包含着问号，你们的历史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啊。
《财经时报》：国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华新民：这个很难说，因为两者经常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是我们有“文革”的背景，大部分的破败景象是“文革”留下的，但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改造的主体问题，为什么“改造”的主体不能是房主人自己呢？五十年代，北京被公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城市，如今它降到第几位？现在我听到北京话都觉得新鲜，会忍不住扭头去看是谁在说话。在驾驶着推土机的人眼里，这里都是“闲置土地”，宅院和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陈伯君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伯君：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本文节选自《“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