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就是公理：高升号事件谁先开枪？

中国的史学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考证甲午战争的第一枪究竟是谁开的。这一考证的答案，自然是无悬念地告诉了我们，是日本人开的第一枪。于是，在我们用激愤的语言指责日本人丧心病狂的时候，又多了一种令我们气壮的理由。但很遗憾，在中日双方的史料中，这一问题是相互矛盾的，双方都在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进行推理，然后相互指责。

其实，在剑拔弩张、风满西楼的危急时刻，去追究谁开第一枪丝毫没有意义。即令果真不是我们开第一枪，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仁者之师吗？宋襄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只有勇者与怯者、只有胜利者与失败者，而在最缺乏Fairplay精神、最缺乏裁判的国家征战中，强权往往就是公理。失败者即使能获得所有的同情，也还是一个被同情的失败者。而同情不能让失败者改变命运，只有奋起才可以。

在这一部分，我们虽然将分享这场大战中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但关键不是要在道义上为我们民族寻找宽慰，而是在对比各方记录的过程中、在跟踪信息的扭曲过程中，再次体会那个残酷的真理：弱肉强食，至今依然，国际社会还是丛林准则，只有自强方可御侮。



高升号的悲剧，是丰岛海战的一部分。当高升号在日舰的炮口下，希望能以自己高扬的英国国旗免除灾难的时候，全船1116名中国官兵和74名中外船员并不十分清楚，在此前的两个多小时中，中日已经进行了激烈的海上交锋。

关于这场战斗的中国记录，作为国耻教育的一部分，相信各位都已经熟悉了。此处也不用赘叙，比当日（1894年7月25日）的海战细节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以下两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

l        11天前（7月14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即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关闭了中日商谈的大门。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落空。其后，双方中枢都多次训令备战；

l        2天前（7月23日）深夜，日军突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停泊在仁川的英国军舰警告中国军队，日本大队军舰可能于次日前来袭击。同时，在白石浦外又发现日舰游弋。

这两个事件告诉我们：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剩下的无非是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打响第一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25日早上，护送运输船至牙山后返航的北洋军舰济远号（Tsi Yuen）、广乙号（Kwang Yi）在丰岛洋面遭遇日本舰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载中国陆军的高升号（Kowshing）及满载饷银弹药的操江号（Tsao-kiang），随后也到达了附近海域。令我们后世读史者奇怪的是，庞大的世界第八大舰队北洋舰队，在这个暴风雨的前夕，居然没有为高升号、操江号安排武装护航！

于是，日本人的袭击就这样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成了一种狩猎行动。

先看咱们的主流记载：

7时45分，“吉野”号首先向中国兵舰开炮，日本不宣而战。7时52分，“济远”发第一炮还击“吉野”。7时55分，“秋津洲”开始向“济远”发炮；一分钟后，“浪速”也向“济远”开炮。这是主要根据《济远航海日志》里的记载：“7点45分‘吉野’首先开炮，向‘济远’轰击。7点52分，‘济远’发炮还击。”中国学术界在日舰首先发炮上取得一致，但在发炮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的专家认为日舰发炮时间是在7点52分，当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有的认为是在7点15分；另一种意见就是根据《济远航海日志》认为日舰发炮时间是7点45分。

再看日本人的记载：

日本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7时52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

而我收藏的《日清战争实录》第二编则展示了日本军舰在双方那样紧张的形势下匪夷所思的“礼节”：“我舰……对清国虽暗中敌视，表面仍作为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做海军的普通的敬礼。我军一舰升起将旗，以为靠近对方军舰时，对方必定做相应的敬礼。然而，他们非但不敬礼，反而进行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我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未咎其无礼，转向西南，驶进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接近，对方突然开炮。既然对方已挑起战事，我舰岂能迟疑，立即开炮应战。”

日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而“转向西南，驶进外海”是实，但不是什么“未咎其无礼”，而是要抢占更好的战斗位置。由于丰岛附近海面南宽北窄，而日舰是在中国舰队的南面向北航进。对日舰的回旋运动不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日舰向右十六度变换针路，转舵向东行驶，以便待中国军舰驶至丰岛南僻海面宽阔处，再行转轮攻击。当驶至丰岛南侧海面时，日舰突然转轮西下，然后掉头向北，以单纵阵向济远、广乙迎面扑来，截住中国军舰去路。这一细节，得到了中外战史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根据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战史料》（载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六），当日本舰队的报告送交海军省时，任海军主事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报告中“我方正拟致送礼号，对方却做出战斗准备，及至相近，遂以炮火相见”的文句很不满，亲自执笔，在“对方却做出战斗准备”这句话的下面，加上了“当济远从我舰队近旁通过时，由舰尾发出鱼雷向我袭击，因此，我方遂以炮火相见”。修改后的报告，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批准发表。遗憾的似乎，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在转引这一史料时没有考证原始出处。

浪速号（Naniwa）舰长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参见我的博文《日本海军战神：偷袭起家的小矮个》）则根本不屑去雕琢文字，他的战时日记直白写道：“……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

从常理推测，从动机、性格等推测，自然是日本人先动手的可能大。但正如前面所言，在这样的气氛下，要去考究谁开第一枪实际上毫无意义。日本人自然是有备而来的，完全可能先行挑衅；而中国军舰在敌人的优势兵力威逼下，也完全有可能首先开火抢占先机。战争的开端，绝对不可以是由谁先抠动扳机、发出第一声炮响来判定的，第一炮永远不可能是战争的起因，而只是战争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由Fred T. Jane （全名John Fredrick Thomas Jane，1865年8月6日-1916年3月8日，著名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创始人）于1904年写的《日本帝国海军》（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一书中，也认为这场遭遇战本身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而只是让东乡这个胆大妄为的日本军官走到了前台、为世人所知。

真正让东乡“名满天下”的就是他悍然打沉了高升号。高升号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近千名中国陆军在毫无还手能力的情况下被屠杀于大海之上，更在于这个小小的日本舰长擅做主张打沉了英国商船。与前面的中日舰队激战形成对比的是，高升号的悲剧性沉没，引发争论的并非史实本身、而是在史实的解读层面上。

基本史实是，东乡在没有接获上级明确指令的前提下，下令攻击了这艘英国商船，从而开创了近代日本军人不顾外交形势、不顾训令而擅自行动的先例。海外的关于东乡的基本评价中，几乎都有the daring Japanese admiral的字句。

日本政府知晓高升号事件，首先是通过上海的电讯，而非海军的汇报，当时，接获消息的伊藤博文极为愤怒，害怕会因此遭致列强的干预、尤其是英国的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根据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战史料》，载《中日战争》卷六）。

而在我所收藏的《日清战争实录》第二编中，日本外务省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向外务大臣提交的调查始末书认为：

“浪速”舰采取发炮这一最后手段以前，充分运用了一般手段。我国军舰已经知道上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有许多清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从当地形势来看，当时敌舰有从岛屿的后面驶来的可能；同行的我军两艘军舰正在追击敌舰，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苦战。在此军机倥偬之际，只因“高升”号悬挂着英国国旗，往复谈判，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由此可知我军用心之周到，又足以证明我军忍耐程度之深。加之，当时“浪速”舰已经看到中国兵在“高升”号甲板上激昂喧嚣之状，“浪速”舰若采取一般手段，已不可能将其俘获。根据“高升”号船长等人的陈述，此事亦明白无误了。也就是说，“浪速”之炮击，实出于无奈。

应该说，虽然日本政府被东乡逼着转圜，但以上狡辩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当时的国际舆论则一致谴责日本对中立国商船的暴行，以及对落水中国官兵的屠杀（此点史料互相矛盾，后文专题讨论）。所以，在英国提出抗议后，日本政府几乎是立即答应赔偿所有的损失。

尽管日本政府一直有着很不光彩的篡改历史的记录，但在高升号事件以及此后长达八年的法律争议和索赔中，因为大量牵扯第三国人士的证词以及英国律师的辩护，争论集中在事实的法律解读方面。不幸的是，几乎西方所有的国际法专家最终都认同了日本政府及其英国律师的解释，最终导致中国政府赔偿英国人的损失，并导致了国际法的修改（此点后文专题讨论）。

多年后，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在制定《日俄战史编纂纲领》时，规定《日俄战史》“对有可能违反国际法或有碍外交的事不得记述，因为虐待俘虏和百姓，或伤害非战人员、当局者否认雇用马贼等内容往往引起争议，危害国交，降低我军声誉”。这一编史方针，后来在否认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从军慰安妇等行为中均可窥见。

我们在缅怀民族血泪史的同时，值得沉思的还有：对篡改历史的爱好，似乎并不仅仅是日本人独有的专利……中国的史学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考证甲午战争的第一枪究竟是谁开的。这一考证的答案，自然是无悬念地告诉了我们，是日本人开的第一枪。于是，在我们用激愤的语言指责日本人丧心病狂的时候，又多了一种令我们气壮的理由。但很遗憾，在中日双方的史料中，这一问题是相互矛盾的，双方都在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进行推理，然后相互指责。

其实，在剑拔弩张、风满西楼的危急时刻，去追究谁开第一枪丝毫没有意义。即令果真不是我们开第一枪，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仁者之师吗？宋襄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只有勇者与怯者、只有胜利者与失败者，而在最缺乏Fairplay精神、最缺乏裁判的国家征战中，强权往往就是公理。失败者即使能获得所有的同情，也还是一个被同情的失败者。而同情不能让失败者改变命运，只有奋起才可以。

在这一部分，我们虽然将分享这场大战中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但关键不是要在道义上为我们民族寻找宽慰，而是在对比各方记录的过程中、在跟踪信息的扭曲过程中，再次体会那个残酷的真理：弱肉强食，至今依然，国际社会还是丛林准则，只有自强方可御侮。



高升号的悲剧，是丰岛海战的一部分。当高升号在日舰的炮口下，希望能以自己高扬的英国国旗免除灾难的时候，全船1116名中国官兵和74名中外船员并不十分清楚，在此前的两个多小时中，中日已经进行了激烈的海上交锋。

关于这场战斗的中国记录，作为国耻教育的一部分，相信各位都已经熟悉了。此处也不用赘叙，比当日（1894年7月25日）的海战细节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以下两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

l        11天前（7月14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即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关闭了中日商谈的大门。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落空。其后，双方中枢都多次训令备战；

l        2天前（7月23日）深夜，日军突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停泊在仁川的英国军舰警告中国军队，日本大队军舰可能于次日前来袭击。同时，在白石浦外又发现日舰游弋。

这两个事件告诉我们：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剩下的无非是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打响第一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25日早上，护送运输船至牙山后返航的北洋军舰济远号（Tsi Yuen）、广乙号（Kwang Yi）在丰岛洋面遭遇日本舰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载中国陆军的高升号（Kowshing）及满载饷银弹药的操江号（Tsao-kiang），随后也到达了附近海域。令我们后世读史者奇怪的是，庞大的世界第八大舰队北洋舰队，在这个暴风雨的前夕，居然没有为高升号、操江号安排武装护航！

于是，日本人的袭击就这样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成了一种狩猎行动。

先看咱们的主流记载：

7时45分，“吉野”号首先向中国兵舰开炮，日本不宣而战。7时52分，“济远”发第一炮还击“吉野”。7时55分，“秋津洲”开始向“济远”发炮；一分钟后，“浪速”也向“济远”开炮。这是主要根据《济远航海日志》里的记载：“7点45分‘吉野’首先开炮，向‘济远’轰击。7点52分，‘济远’发炮还击。”中国学术界在日舰首先发炮上取得一致，但在发炮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的专家认为日舰发炮时间是在7点52分，当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有的认为是在7点15分；另一种意见就是根据《济远航海日志》认为日舰发炮时间是7点45分。

再看日本人的记载：

日本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7时52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

而我收藏的《日清战争实录》第二编则展示了日本军舰在双方那样紧张的形势下匪夷所思的“礼节”：“我舰……对清国虽暗中敌视，表面仍作为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做海军的普通的敬礼。我军一舰升起将旗，以为靠近对方军舰时，对方必定做相应的敬礼。然而，他们非但不敬礼，反而进行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我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未咎其无礼，转向西南，驶进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接近，对方突然开炮。既然对方已挑起战事，我舰岂能迟疑，立即开炮应战。”

日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而“转向西南，驶进外海”是实，但不是什么“未咎其无礼”，而是要抢占更好的战斗位置。由于丰岛附近海面南宽北窄，而日舰是在中国舰队的南面向北航进。对日舰的回旋运动不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日舰向右十六度变换针路，转舵向东行驶，以便待中国军舰驶至丰岛南僻海面宽阔处，再行转轮攻击。当驶至丰岛南侧海面时，日舰突然转轮西下，然后掉头向北，以单纵阵向济远、广乙迎面扑来，截住中国军舰去路。这一细节，得到了中外战史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根据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战史料》（载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六），当日本舰队的报告送交海军省时，任海军主事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报告中“我方正拟致送礼号，对方却做出战斗准备，及至相近，遂以炮火相见”的文句很不满，亲自执笔，在“对方却做出战斗准备”这句话的下面，加上了“当济远从我舰队近旁通过时，由舰尾发出鱼雷向我袭击，因此，我方遂以炮火相见”。修改后的报告，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批准发表。遗憾的似乎，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在转引这一史料时没有考证原始出处。

浪速号（Naniwa）舰长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参见我的博文《日本海军战神：偷袭起家的小矮个》）则根本不屑去雕琢文字，他的战时日记直白写道：“……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

从常理推测，从动机、性格等推测，自然是日本人先动手的可能大。但正如前面所言，在这样的气氛下，要去考究谁开第一枪实际上毫无意义。日本人自然是有备而来的，完全可能先行挑衅；而中国军舰在敌人的优势兵力威逼下，也完全有可能首先开火抢占先机。战争的开端，绝对不可以是由谁先抠动扳机、发出第一声炮响来判定的，第一炮永远不可能是战争的起因，而只是战争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由Fred T. Jane （全名John Fredrick Thomas Jane，1865年8月6日-1916年3月8日，著名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创始人）于1904年写的《日本帝国海军》（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一书中，也认为这场遭遇战本身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而只是让东乡这个胆大妄为的日本军官走到了前台、为世人所知。

真正让东乡“名满天下”的就是他悍然打沉了高升号。高升号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近千名中国陆军在毫无还手能力的情况下被屠杀于大海之上，更在于这个小小的日本舰长擅做主张打沉了英国商船。与前面的中日舰队激战形成对比的是，高升号的悲剧性沉没，引发争论的并非史实本身、而是在史实的解读层面上。

基本史实是，东乡在没有接获上级明确指令的前提下，下令攻击了这艘英国商船，从而开创了近代日本军人不顾外交形势、不顾训令而擅自行动的先例。海外的关于东乡的基本评价中，几乎都有the daring Japanese admiral的字句。

日本政府知晓高升号事件，首先是通过上海的电讯，而非海军的汇报，当时，接获消息的伊藤博文极为愤怒，害怕会因此遭致列强的干预、尤其是英国的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根据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战史料》，载《中日战争》卷六）。

而在我所收藏的《日清战争实录》第二编中，日本外务省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向外务大臣提交的调查始末书认为：

“浪速”舰采取发炮这一最后手段以前，充分运用了一般手段。我国军舰已经知道上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有许多清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从当地形势来看，当时敌舰有从岛屿的后面驶来的可能；同行的我军两艘军舰正在追击敌舰，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苦战。在此军机倥偬之际，只因“高升”号悬挂着英国国旗，往复谈判，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由此可知我军用心之周到，又足以证明我军忍耐程度之深。加之，当时“浪速”舰已经看到中国兵在“高升”号甲板上激昂喧嚣之状，“浪速”舰若采取一般手段，已不可能将其俘获。根据“高升”号船长等人的陈述，此事亦明白无误了。也就是说，“浪速”之炮击，实出于无奈。

应该说，虽然日本政府被东乡逼着转圜，但以上狡辩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当时的国际舆论则一致谴责日本对中立国商船的暴行，以及对落水中国官兵的屠杀（此点史料互相矛盾，后文专题讨论）。所以，在英国提出抗议后，日本政府几乎是立即答应赔偿所有的损失。

尽管日本政府一直有着很不光彩的篡改历史的记录，但在高升号事件以及此后长达八年的法律争议和索赔中，因为大量牵扯第三国人士的证词以及英国律师的辩护，争论集中在事实的法律解读方面。不幸的是，几乎西方所有的国际法专家最终都认同了日本政府及其英国律师的解释，最终导致中国政府赔偿英国人的损失，并导致了国际法的修改（此点后文专题讨论）。

多年后，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在制定《日俄战史编纂纲领》时，规定《日俄战史》“对有可能违反国际法或有碍外交的事不得记述，因为虐待俘虏和百姓，或伤害非战人员、当局者否认雇用马贼等内容往往引起争议，危害国交，降低我军声誉”。这一编史方针，后来在否认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从军慰安妇等行为中均可窥见。

我们在缅怀民族血泪史的同时，值得沉思的还有：对篡改历史的爱好，似乎并不仅仅是日本人独有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