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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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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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风


1986.5 洁煊

  中国康生不仅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个国家文物珍宝的大盗。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抢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大发国难财。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赶紧亲自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帐,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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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风


1986.5 洁煊

  中国康生不仅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个国家文物珍宝的大盗。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抢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大发国难财。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赶紧亲自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帐,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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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