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左翼右翼针锋相对 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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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1978年8月上旬，福田赳夫首相派园田直外相亲赴北京谈判，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互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皇宫“竹间”会见邓小平。
这是中共建政后，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日本方面有些担心，邓小平是否会当面追究裕仁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会见开始时气氛稍有点紧张。
裕仁天皇对邓小平说，你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来日本，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天皇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共同社评论说，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裕仁天皇在以后几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不时流露出愿访华的想法，但日本政府对此十分谨慎，每次都要求中方不要就此事作公开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中国探询邀请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
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
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1月4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渡边美智雄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于上半年访问日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应日本国会邀请，也于年内访问日本。钱其琛重申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于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访问中国。渡边美智雄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还说促成实现天皇访华也是他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在这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于2月21日会见记者，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讲，答记者问。果然，提问大都集中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有的还直接问中方对天皇访华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有何要求。杨振亚回答说，中国是重视礼仪的国家，天皇陛下访华必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如果天皇访华时，对过去两国间一段不幸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必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都报道了我讲的这段话，但标题强调中国“要求天皇在历史问题上谢罪”，有的还暗示这是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日本外务省立即要求我驻日使馆作出澄清。对此，我驻日使馆当即予以驳回，表示“希望很好地了解杨大使的讲话原文”。
同一天，日本各报还报道自民党干事长等领导人开会，决定对天皇访华问题采取慎重态度，这预示着天皇访华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日本国内围绕天皇访华的舆论日渐活跃。右翼势力坚决反对，政界和其他各界认为需要慎重考虑的“慎重论”占多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天皇访华会被“政治利用”，或对历史问题被强迫表态成为“谢罪天皇”等。
面对日方的谨慎动向，中国考虑对天皇访华一事，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日方的政治决断，所以决定不再提此事。五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日时对此只字未提。这样一来，反倒引起日方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客观上形成压力。在万里委员长回国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谷野作太郎专程赶到大阪向随行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作解释和说明，说当前的麻烦主要在于自民党内还有反对势力，但媒体论调开始出现积极变化，有的大报还发表社论表示赞成。
6月19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见正在日本访问的由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率领的代表团。宫泽把杨振亚引进他的办公室说：“关于天皇访华的事，我一直当成大事在办，看来自民党内还有阻力，我为进一步调整党内意见，还需要些时间，希望中方务必能予理解。请相信我一定会克服阻力，尽早作出决定。”
日本各大报的论调在七月底明显变化，“赞成论”逐步取代“慎重论”占上风。8月5日，宫泽首相还召开自民党最高顾问恳谈会，争取前首相等重量级政治人物的支持。在这前后，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前首相和金丸信自民党副总裁等都公开表示理解和赞成。公明党委员长和社会党委员长等也相继表示支持。这时，自民党内虽仍有一些议员与右翼学者开会表示反对，但赞成天皇访华的声音已逐步形成大势。
1992年8月25日，宫泽内阁开会终于作出同意天皇访华的正式决定，中日两国同时对外发表天皇十月访华的消息。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1978年8月上旬，福田赳夫首相派园田直外相亲赴北京谈判，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互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皇宫“竹间”会见邓小平。
这是中共建政后，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日本方面有些担心，邓小平是否会当面追究裕仁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会见开始时气氛稍有点紧张。
裕仁天皇对邓小平说，你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来日本，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天皇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共同社评论说，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裕仁天皇在以后几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不时流露出愿访华的想法，但日本政府对此十分谨慎，每次都要求中方不要就此事作公开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中国探询邀请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
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
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1月4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渡边美智雄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于上半年访问日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应日本国会邀请，也于年内访问日本。钱其琛重申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于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访问中国。渡边美智雄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还说促成实现天皇访华也是他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在这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于2月21日会见记者，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讲，答记者问。果然，提问大都集中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有的还直接问中方对天皇访华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有何要求。杨振亚回答说，中国是重视礼仪的国家，天皇陛下访华必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如果天皇访华时，对过去两国间一段不幸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必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都报道了我讲的这段话，但标题强调中国“要求天皇在历史问题上谢罪”，有的还暗示这是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日本外务省立即要求我驻日使馆作出澄清。对此，我驻日使馆当即予以驳回，表示“希望很好地了解杨大使的讲话原文”。
同一天，日本各报还报道自民党干事长等领导人开会，决定对天皇访华问题采取慎重态度，这预示着天皇访华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日本国内围绕天皇访华的舆论日渐活跃。右翼势力坚决反对，政界和其他各界认为需要慎重考虑的“慎重论”占多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天皇访华会被“政治利用”，或对历史问题被强迫表态成为“谢罪天皇”等。
面对日方的谨慎动向，中国考虑对天皇访华一事，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日方的政治决断，所以决定不再提此事。五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日时对此只字未提。这样一来，反倒引起日方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客观上形成压力。在万里委员长回国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谷野作太郎专程赶到大阪向随行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作解释和说明，说当前的麻烦主要在于自民党内还有反对势力，但媒体论调开始出现积极变化，有的大报还发表社论表示赞成。
6月19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见正在日本访问的由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率领的代表团。宫泽把杨振亚引进他的办公室说：“关于天皇访华的事，我一直当成大事在办，看来自民党内还有阻力，我为进一步调整党内意见，还需要些时间，希望中方务必能予理解。请相信我一定会克服阻力，尽早作出决定。”
日本各大报的论调在七月底明显变化，“赞成论”逐步取代“慎重论”占上风。8月5日，宫泽首相还召开自民党最高顾问恳谈会，争取前首相等重量级政治人物的支持。在这前后，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前首相和金丸信自民党副总裁等都公开表示理解和赞成。公明党委员长和社会党委员长等也相继表示支持。这时，自民党内虽仍有一些议员与右翼学者开会表示反对，但赞成天皇访华的声音已逐步形成大势。
1992年8月25日，宫泽内阁开会终于作出同意天皇访华的正式决定，中日两国同时对外发表天皇十月访华的消息。
1978年8月上旬，福田赳夫首相派园田直外相亲赴北京谈判，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互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皇宫“竹间”会见邓小平。
这是中共建政后，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日本方面有些担心，邓小平是否会当面追究裕仁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会见开始时气氛稍有点紧张。
裕仁天皇对邓小平说，你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来日本，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天皇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共同社评论说，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裕仁天皇在以后几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不时流露出愿访华的想法，但日本政府对此十分谨慎，每次都要求中方不要就此事作公开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中国探询邀请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
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
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1月4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渡边美智雄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于上半年访问日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应日本国会邀请，也于年内访问日本。钱其琛重申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于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访问中国。渡边美智雄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还说促成实现天皇访华也是他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在这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于2月21日会见记者，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讲，答记者问。果然，提问大都集中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有的还直接问中方对天皇访华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有何要求。杨振亚回答说，中国是重视礼仪的国家，天皇陛下访华必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如果天皇访华时，对过去两国间一段不幸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必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都报道了我讲的这段话，但标题强调中国“要求天皇在历史问题上谢罪”，有的还暗示这是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日本外务省立即要求我驻日使馆作出澄清。对此，我驻日使馆当即予以驳回，表示“希望很好地了解杨大使的讲话原文”。
同一天，日本各报还报道自民党干事长等领导人开会，决定对天皇访华问题采取慎重态度，这预示着天皇访华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日本国内围绕天皇访华的舆论日渐活跃。右翼势力坚决反对，政界和其他各界认为需要慎重考虑的“慎重论”占多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天皇访华会被“政治利用”，或对历史问题被强迫表态成为“谢罪天皇”等。
面对日方的谨慎动向，中国考虑对天皇访华一事，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日方的政治决断，所以决定不再提此事。五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日时对此只字未提。这样一来，反倒引起日方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客观上形成压力。在万里委员长回国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谷野作太郎专程赶到大阪向随行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作解释和说明，说当前的麻烦主要在于自民党内还有反对势力，但媒体论调开始出现积极变化，有的大报还发表社论表示赞成。
6月19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见正在日本访问的由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率领的代表团。宫泽把杨振亚引进他的办公室说：“关于天皇访华的事，我一直当成大事在办，看来自民党内还有阻力，我为进一步调整党内意见，还需要些时间，希望中方务必能予理解。请相信我一定会克服阻力，尽早作出决定。”
日本各大报的论调在七月底明显变化，“赞成论”逐步取代“慎重论”占上风。8月5日，宫泽首相还召开自民党最高顾问恳谈会，争取前首相等重量级政治人物的支持。在这前后，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前首相和金丸信自民党副总裁等都公开表示理解和赞成。公明党委员长和社会党委员长等也相继表示支持。这时，自民党内虽仍有一些议员与右翼学者开会表示反对，但赞成天皇访华的声音已逐步形成大势。
1992年8月25日，宫泽内阁开会终于作出同意天皇访华的正式决定，中日两国同时对外发表天皇十月访华的消息。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1978年8月上旬，福田赳夫首相派园田直外相亲赴北京谈判，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互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皇宫“竹间”会见邓小平。
这是中共建政后，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日本方面有些担心，邓小平是否会当面追究裕仁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会见开始时气氛稍有点紧张。
裕仁天皇对邓小平说，你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来日本，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天皇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共同社评论说，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裕仁天皇在以后几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不时流露出愿访华的想法，但日本政府对此十分谨慎，每次都要求中方不要就此事作公开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中国探询邀请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
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
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1月4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渡边美智雄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于上半年访问日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应日本国会邀请，也于年内访问日本。钱其琛重申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于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访问中国。渡边美智雄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还说促成实现天皇访华也是他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在这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于2月21日会见记者，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讲，答记者问。果然，提问大都集中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有的还直接问中方对天皇访华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有何要求。杨振亚回答说，中国是重视礼仪的国家，天皇陛下访华必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如果天皇访华时，对过去两国间一段不幸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必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都报道了我讲的这段话，但标题强调中国“要求天皇在历史问题上谢罪”，有的还暗示这是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日本外务省立即要求我驻日使馆作出澄清。对此，我驻日使馆当即予以驳回，表示“希望很好地了解杨大使的讲话原文”。
同一天，日本各报还报道自民党干事长等领导人开会，决定对天皇访华问题采取慎重态度，这预示着天皇访华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日本国内围绕天皇访华的舆论日渐活跃。右翼势力坚决反对，政界和其他各界认为需要慎重考虑的“慎重论”占多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天皇访华会被“政治利用”，或对历史问题被强迫表态成为“谢罪天皇”等。
面对日方的谨慎动向，中国考虑对天皇访华一事，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日方的政治决断，所以决定不再提此事。五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日时对此只字未提。这样一来，反倒引起日方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客观上形成压力。在万里委员长回国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谷野作太郎专程赶到大阪向随行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作解释和说明，说当前的麻烦主要在于自民党内还有反对势力，但媒体论调开始出现积极变化，有的大报还发表社论表示赞成。
6月19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见正在日本访问的由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率领的代表团。宫泽把杨振亚引进他的办公室说：“关于天皇访华的事，我一直当成大事在办，看来自民党内还有阻力，我为进一步调整党内意见，还需要些时间，希望中方务必能予理解。请相信我一定会克服阻力，尽早作出决定。”
日本各大报的论调在七月底明显变化，“赞成论”逐步取代“慎重论”占上风。8月5日，宫泽首相还召开自民党最高顾问恳谈会，争取前首相等重量级政治人物的支持。在这前后，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前首相和金丸信自民党副总裁等都公开表示理解和赞成。公明党委员长和社会党委员长等也相继表示支持。这时，自民党内虽仍有一些议员与右翼学者开会表示反对，但赞成天皇访华的声音已逐步形成大势。
1992年8月25日，宫泽内阁开会终于作出同意天皇访华的正式决定，中日两国同时对外发表天皇十月访华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