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要100万，有本事就来拿吧！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崖天书”，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但至今无人能解。


“红崖天书”位于黄果树大瀑布附近。记者看到，一面崖壁上留下了一处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碑文，其字大小不一，参差排列，似篆非篆，也非甲骨文，神秘而优美。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为“天书”。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

一些专家认为“天书”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诏檄”；有人认为“天书”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也有传说认为“天书”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还有人认为“天书”是苗、彝等民族的原始文字。

关岭县外宣中心主任张定文说，著名学者郭沫若、丁文江、徐中舒都曾尝试破译，可真正有说服力，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至今没有出现。



红崖天书：在距黄果树瀑布约7公里的红崖山的半山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 高达30多米，在山峦的一片绿色中，格外耀眼夺目，好似镶嵌在碧绿地毯中的红宝石。



破译红崖天书的三次高潮
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位于贵州安顺关索岭一处红色岩壁上，这些符号非凿非刻，大者有人高，小者如斗，似文似图，若篆若隶，排列参差错落。对于红崖天书的研究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以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10年的事了，其间更多的学者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新一轮研究，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解释。最新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红崖天书与明建文帝有无关系？

山东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红崖天书的研究者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留言牌。

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至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恭闵帝》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红崖天书破译者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20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该书记载：“上（建文帝）遂落发易服从地道出。须臾宫火起，传言上崩。程济从，上每遇厄，济辄以术脱去，后济不知所终。”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极做铺垫。在清代官修《明史》时受到明代朝廷定论影响，将对程济记载的“后济不知所终”，改为“帝不知所终。”

刘乐一说：“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林国恩则认为，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纂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天书是“讨燕檄诏”吗？

林国恩经过9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有专家指出，建文帝面临朱棣的追杀，怎能把“留言牌”和“讨燕檄诏”写在人来人往的崖壁上呢？如果他不想让人们看懂，那天书又怎起到留言和檄诏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明史专家、博士生导师顾诚教授介绍，建文帝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对红崖天书的猜测还不足以证实。依据红崖天书来断定建文帝的下落纯属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历史学界对此长期流行两种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

刘乐一称自己在安顺境内高峰山寺找到了建文帝在那里出家的证据。寺院里有一个藏身洞，洞里刻有一段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刘乐一说，秀峰是当时高峰山寺的住持，“肇”即“创建”的意思，“建文迹”，与后半句连起来，指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寺院里有一幅“大明皇帝建文帝遗像”，画面上，建文帝已是垂暮之年，以僧人面貌出现，高坐在靠椅抚琴，系工笔写真。这幅遗像成了建文帝在此修行的铁证。高峰寺对面的石崖上，有“西来面壁”的石刻，据当地传说是建文帝所书。

建文帝逃出宫时22岁，有两个儿子。曾有云南一户龙姓人家找到刘乐一，自称是建文帝的后代，湖北一户让姓人家也自称是建文帝太子文奎后裔，并出示了族谱。刘乐一说，据我考证，其中太子文奎与建文帝一起逃走。到底哪一支是建文帝的后代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证当中。“历史上建文帝并无流落民间的子嗣。”顾诚教授说，燕王夺取政权后，建文帝的两个儿子、兄弟都被押至安徽凤阳囚禁，称为“建庶人”。直到英宗年间，他们才被放出高墙，其间经历了文宗、宣宗两朝。由于和外界接触少，“建庶人”被释放时连牛羊都不认识，不久便死去了。所以，建文帝之父朱彪（朱元璋长子）与建文帝这一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

红崖天书是不是汉字系统？

刘乐一说：“1992年去贵州安顺看到了‘红崖天书’，当时石崖上只剩下四个半字形。看上去像水牛血写上去的。”

根据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自有人发现了红崖天书之后，当地及贵州的许多官员和文人纷纷对天书进行拓印，或进行考证，或收藏悬于堂中，或作为送礼之物，这样，使得红崖天书在多年的传承沿袭当中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或附庸风雅的器物。

清光绪27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型肢解。林国恩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的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描述道：“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而顾诚教授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古代的云贵、广西多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也似乎合情合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专家、博士生导师董晓萍认为，红崖天书可能与壁画有一定的关系。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用来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董晓萍说：“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所以，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并不是很恰当的。”那么，红崖天书究竟是属于汉字系统还是少数民族的壁画或是文字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我只见过‘红崖天书’的摹本。摹本的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专家认为可尝试用水文破解“红崖天书”

“贵州长期未得到破译的红崖石刻，与水文有无关系？亦可尝试用水文破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鹿近日在贵州召开的水书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设想。

“红崖天书”位于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索岭保护区，在一名为红崖山西侧北端，有一块高６米、宽１０米的岩面上，有一些赭红色遗迹，若字若图，非镌非刻，非阴非阳，竖不成行，横不成列，大者齐人，小者如斗，结构奇特，笔画古拙，难以辨认。从明代至今，若干中外专家亲临考究，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红岩石刻至今仍是千秋之谜。

而“水书”是水族的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其形状类似甲骨文和金文，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尚存的象形文字，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水族文字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有相通之处，进而提出了水族先民来自北方。至今，水族人仍在广泛使用水族古文字。

王元鹿说，水族古文字及用它来书写的水书，有若干迥然不同于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民族古文字的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其无论是自造字还是借源字，较之独自制造的世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和本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字系统，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在文字学研究上都有很大价值。由于水族文字的资料工作和研究起步较迟，关于水书及其古文字的未知问题很多。如水族古文字的发生时间，其独立创造的自造字其渊源是什么，其异体字又是因何造成的等等。


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崖天书”，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但至今无人能解。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崖天书”，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但至今无人能解。


“红崖天书”位于黄果树大瀑布附近。记者看到，一面崖壁上留下了一处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碑文，其字大小不一，参差排列，似篆非篆，也非甲骨文，神秘而优美。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为“天书”。

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

一些专家认为“天书”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诏檄”；有人认为“天书”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也有传说认为“天书”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还有人认为“天书”是苗、彝等民族的原始文字。

关岭县外宣中心主任张定文说，著名学者郭沫若、丁文江、徐中舒都曾尝试破译，可真正有说服力，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至今没有出现。



红崖天书：在距黄果树瀑布约7公里的红崖山的半山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 高达30多米，在山峦的一片绿色中，格外耀眼夺目，好似镶嵌在碧绿地毯中的红宝石。



破译红崖天书的三次高潮
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位于贵州安顺关索岭一处红色岩壁上，这些符号非凿非刻，大者有人高，小者如斗，似文似图，若篆若隶，排列参差错落。对于红崖天书的研究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以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10年的事了，其间更多的学者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新一轮研究，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解释。最新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红崖天书与明建文帝有无关系？

山东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红崖天书的研究者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留言牌。

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至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恭闵帝》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红崖天书破译者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20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该书记载：“上（建文帝）遂落发易服从地道出。须臾宫火起，传言上崩。程济从，上每遇厄，济辄以术脱去，后济不知所终。”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极做铺垫。在清代官修《明史》时受到明代朝廷定论影响，将对程济记载的“后济不知所终”，改为“帝不知所终。”

刘乐一说：“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林国恩则认为，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纂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天书是“讨燕檄诏”吗？

林国恩经过9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有专家指出，建文帝面临朱棣的追杀，怎能把“留言牌”和“讨燕檄诏”写在人来人往的崖壁上呢？如果他不想让人们看懂，那天书又怎起到留言和檄诏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明史专家、博士生导师顾诚教授介绍，建文帝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对红崖天书的猜测还不足以证实。依据红崖天书来断定建文帝的下落纯属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历史学界对此长期流行两种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

刘乐一称自己在安顺境内高峰山寺找到了建文帝在那里出家的证据。寺院里有一个藏身洞，洞里刻有一段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刘乐一说，秀峰是当时高峰山寺的住持，“肇”即“创建”的意思，“建文迹”，与后半句连起来，指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寺院里有一幅“大明皇帝建文帝遗像”，画面上，建文帝已是垂暮之年，以僧人面貌出现，高坐在靠椅抚琴，系工笔写真。这幅遗像成了建文帝在此修行的铁证。高峰寺对面的石崖上，有“西来面壁”的石刻，据当地传说是建文帝所书。

建文帝逃出宫时22岁，有两个儿子。曾有云南一户龙姓人家找到刘乐一，自称是建文帝的后代，湖北一户让姓人家也自称是建文帝太子文奎后裔，并出示了族谱。刘乐一说，据我考证，其中太子文奎与建文帝一起逃走。到底哪一支是建文帝的后代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证当中。“历史上建文帝并无流落民间的子嗣。”顾诚教授说，燕王夺取政权后，建文帝的两个儿子、兄弟都被押至安徽凤阳囚禁，称为“建庶人”。直到英宗年间，他们才被放出高墙，其间经历了文宗、宣宗两朝。由于和外界接触少，“建庶人”被释放时连牛羊都不认识，不久便死去了。所以，建文帝之父朱彪（朱元璋长子）与建文帝这一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

红崖天书是不是汉字系统？

刘乐一说：“1992年去贵州安顺看到了‘红崖天书’，当时石崖上只剩下四个半字形。看上去像水牛血写上去的。”

根据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自有人发现了红崖天书之后，当地及贵州的许多官员和文人纷纷对天书进行拓印，或进行考证，或收藏悬于堂中，或作为送礼之物，这样，使得红崖天书在多年的传承沿袭当中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或附庸风雅的器物。

清光绪27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型肢解。林国恩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的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描述道：“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而顾诚教授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古代的云贵、广西多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也似乎合情合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专家、博士生导师董晓萍认为，红崖天书可能与壁画有一定的关系。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用来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董晓萍说：“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所以，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并不是很恰当的。”那么，红崖天书究竟是属于汉字系统还是少数民族的壁画或是文字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我只见过‘红崖天书’的摹本。摹本的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专家认为可尝试用水文破解“红崖天书”

“贵州长期未得到破译的红崖石刻，与水文有无关系？亦可尝试用水文破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鹿近日在贵州召开的水书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设想。

“红崖天书”位于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索岭保护区，在一名为红崖山西侧北端，有一块高６米、宽１０米的岩面上，有一些赭红色遗迹，若字若图，非镌非刻，非阴非阳，竖不成行，横不成列，大者齐人，小者如斗，结构奇特，笔画古拙，难以辨认。从明代至今，若干中外专家亲临考究，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红岩石刻至今仍是千秋之谜。

而“水书”是水族的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其形状类似甲骨文和金文，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尚存的象形文字，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水族文字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有相通之处，进而提出了水族先民来自北方。至今，水族人仍在广泛使用水族古文字。

王元鹿说，水族古文字及用它来书写的水书，有若干迥然不同于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民族古文字的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其无论是自造字还是借源字，较之独自制造的世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和本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字系统，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在文字学研究上都有很大价值。由于水族文字的资料工作和研究起步较迟，关于水书及其古文字的未知问题很多。如水族古文字的发生时间，其独立创造的自造字其渊源是什么，其异体字又是因何造成的等等。


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崖天书”，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但至今无人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