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李世民的将道（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6: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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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性格和将道
1、智与勇
如前所述，将道除了和时代背景有关，也依赖于将领本身的人身要素，尤其是性格因素，常常直接影响到将领的作战风格。一般说来，性格豪爽的将领会显得更倾向猛冲猛打，而心思缜密的将领则更倾向于谋定而后动。这也就是常人说说的勇将和智将的差别。实际上，智和勇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想要成为一个名将，有勇有谋或者智勇双全是必须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将性格和智、勇联系起来，那么智勇双全这样的描述就难免给人以人格分裂的联想。不过好在人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复杂和多种特质融合的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两方面的因素都表现的过于强烈，那么依然存在人格分裂的危险。实际上，大部分将领的风格都是或者智稍多或者勇稍多或者比较均衡的配合，如果一方面过于强烈，多半另一方面则难免较为逊色。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两位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的例子，以做参照。
卫青和霍去病当然都是智勇双全的名将，但是其作战风格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拿两人进行比较的话，卫青的风格侧重于整备好各方面因素之后按部就班的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而霍去病则擅长以高机动力的骑兵做深远的突击和奇袭。应该说，在随机应变、捕捉乃至创造战机方面，强调机动性和突然性、惯于身先士卒充满活力的霍去病显然要高出卫青一筹，但是如果做为一个大型部队统帅而言，他却难免有力有未逮的地方。例如，有关霍去病不体恤士卒的记载相当的多，正如班固所说“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可以在士卒挨饿的时候自己依然锦衣玉食还浪费食物。相反，卫青则是“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如果简单化地进行素描的话，霍去病可以被形容为盛气凌人而骠悍迅捷，而卫青则是谨慎细致而深沉多思。
实际上这种作战风格上的特质和两人的性格和家庭出身也是完全吻合的。卫青年幼时出身低微而且政治环境复杂，从而决定了他谨慎细致的个性，而霍去病成年的时候家族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以皇后之弟十八岁直接成为侍中，一直深受皇帝宠爱，最后形成了骄纵的人格也是完全合理的。从对李敢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个性差异：一个是加以包容而一个则是以私怨杀人。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差异也可以解释为对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态度，卫青式的性格是一种曲己从人的态度，更多的考虑环境中的诸多因素，这种性格特征在作战中自然更多的考虑部下、对手和环境的方方面面，擅长计划和布局。而霍去病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无视他人感受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名将在作战风格上则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强调以我为主，采取主动的行动来打乱对方的平衡并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总的说来，如果在智勇双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战风格中的智和勇的话，卫青和霍去病似乎是两个合适的标准，前者可以做为智的代表而后者则体现的勇的极诣。而他们的性格差异也表明了性格和作战风格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进一步的，如果可以用百分之多少的卫青＋百分之多霍去病的方式来刻画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名将的作战风格并进行对应性格分析的话，也许两种的结果并不会相差很远。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李世民的诸次战役，则会发现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走到了极端。一方面，李世民最擅长的战略是防守反击，而且显著地追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境界，基本能做到迫使敌方在战略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会战，对于战局的计算和主动权的控制是其拿手好戏，这方面他的谨慎和细致比卫青甚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地喜欢以身犯险冲杀在第一线，除了在正面决战中担任突击箭头之外，还常常亲自执行侦察袭扰这样的辅助工作，而且在从防守转入进攻之后，他往往会亲自带队进行强力追击，其彻底性和坚决程度在中国战史上可以说是无人可比。
换句话说，在李世民这里，是难以简单的用智勇双全这样套话来形容的，那样会丢失了太多的信息。而如果用卫青和霍去病的百分比加成来形容的话，那么就会是100％的卫青＋100％的霍去病，因为他在发挥一方面特质的时候并未限制到另一方面特质的发挥。这么看来，如果在李世民的个案中将智和勇与性格直接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其个性就多少有点人格分裂的嫌疑了。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物呢。
2、血统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不论是血缘这样的先天因素抑或家庭教育这样的后天因素都离不开家庭背景的分析。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血统。关于李世民家的血统，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首先是他们家自己声称的“陇西李氏”。陇西李家族较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的秦国大将李信。再往下一点就是西汉名将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李陵在汉击匈奴的战争中被俘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混合了胡汉两方面血统的李陵后代迁徙到陇上这一胡汉杂居的边境地区居住下来，这就是陇西李氏。按这一族谱，陇西李已经是一个胡汉合流的家族。
但史家尤其是近现代史家对李唐出于陇西的说法抱怀疑态度，这引申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李唐之李根本是纯粹的胡人伪冒；一派认为李唐之李其实是更纯粹的汉人，出于赵郡李氏，只是为了迎合关陇集团的集体认知宁可改变郡望认祖陇西，一个主要证据就是李世民曾祖父李虎最早是封的赵郡公，后来才改为陇西郡公，而当时的封爵名号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不管李唐到底是什么李，有一点是很确定的：李虎改选了陇西，李唐最后选择的也是陇西李，即使一度被封为“赵国公”，李世民最终是以“秦王”而非“赵王”的留名青史。今天的甘肃天水，是李唐认定的家乡，也是李虎埋骨的祖坟。在唐代，这里就是“陇上秦州”。对李唐坚持陇西李氏这一行为，论家也多注意到李唐所坚持的陇西李算是“汉人”的一面。但如果真的和汉族血统更纯粹一点的赵郡李相比，其实李唐所强调的，只怕是一种更综合的色彩。这吻合于胡汉合流的时代背景，尤其切合其时关陇集团的特色。
而且即使李世民家族的确是相对纯粹汉族血统的赵郡李，但是从选择加入鲜卑军事贵族集团以后，就不可避免和鲜卑血统的其他家族互相通婚。李虎之子李昞和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成婚生下李渊，李渊的结发妻子也是鲜卑人的窦氏。不过反过来说，独孤氏和窦氏也在与汉族通婚，所以要明确数出李世民身上汉人血统和胡人血统的比例，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说李世民是一个胡汉的混血儿是不会有错的，而且他的家族做为关陇集团的一员，也必然染上关陇集团的特殊色彩。
3、家庭背景
关陇集团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基干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而李家更是这“八柱国家”的贵族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由于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集团处于一个身为游牧民族军人贵族向农耕民族文化贵族转化的过程。从而这一时期的陇西李氏的子弟接受了大量汉族文化教育，但是也依然保持了游牧民族尚武的风气。就李世民而言，前者体现在他对于围棋、书法和诗歌的喜爱上，基本上他算是一个那个年代二流以上水平的书法家和诗人。而后者则体现在他弓马的娴熟和对狩猎等活动的热衷，实际上据他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喜欢骑射狩猎饮宴等活动而厌恶读书，“挟弹铜驼之右，连镳金谷之前”就是这一个时期的写照。实际上，他娴熟的骑射功夫在他日后的征战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599年1月23日），是家中次子，这一点对他形成意气飞扬的性格也有影响。家庭之中长子常常受到严格的教育并且较早担负起协助父亲的责任，从而具有相对厚重的性格，而家庭次子则成长的环境则往往宽松得多，而且就李世民兄弟的情况看来，长兄建成要比他年长10岁，在他兄弟之间有连续4个姐姐，而比他小1岁的三弟玄霸自幼多病，而四弟元吉从出生就不招母亲窦夫人喜爱，应该说，在李家的这几个儿子中最受宠的应该非老二莫属了。再加上姐姐们和长兄的照拂，在这种情况下次子李世民应该拥有一个相当顺心的成长环境，或者说是有一个非常适合培养出骄纵个性的环境。
如果单从这些内容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吸纳了部分汉化却又保留了相当游牧民族活力的意气飞扬的豪族次子，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关陇贵族会培养出文弱谦和的子弟来，不过李世民由于家庭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将这些特点表现得较常人更为强烈。但是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最后可能出现的只会是霍去病而不是李世民。而两者的家庭背景主要不同在于两点，一点在于卫家是典型的暴发户而李家已经数代贵族了，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李世民少年时家族所处的环境非常微妙，而没有如霍去病那样具有外戚的地位。
陇西李家虽然是当年的八柱国之一，不过这个更多是宇文泰掌权初期为了安抚自己的老同事们而做的设置。如果皇权能最后稳定下来，这些可疑的柱国大将军及其家族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从西魏到北周，皇权始终未能稳定下来，所以一直是限制和防范为主，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到了李渊的姨父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之后，李家由于血缘较亲所以地位上升不少。但是到杨广继位之后，对他的这位李渊表兄却相当的冷淡和猜疑。大业年间，李渊的官位一直得不到晋升，直到大业九年（613年）才获得掌握兵权的实职，而这个时候李世民是14岁。但是实际上直到李世民18岁，也就是公元617年李渊决定起兵自立为止，李家一直都是处于提心吊胆担心炀帝猜疑的境地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家庭中会成长出一个霍去病式性格的人，而出现一个卫青式的性格的人倒是大有可能。实际上，无论是李渊还是李建成都是属于那种小心谨慎、性格老成的人物。但正如前面分析表明的，从社会集团和家庭的背景来看，李世民性格上具有成为霍去病式性格的潜在可能，但是这一可能受家族具体政治形势的约束，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性格。
3、性格中的“贞观”
但是有趣的是，在李世民这里，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中和后消灭各方面特点的“中庸”，恰恰相反却是形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个性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格局。实际上，如果是对立的因素简单地互相中和之后再作用于性格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个人也难以有什么成就，而如李世民这样对立的因素并未湮灭而是共同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况，虽然一旦失控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这样的精神问题，但是如果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其兼收并蓄，那么这样磨砺而出的则往往是一个天才。
更进一步，在李世民身上对立冲突而又互相融合并非仅仅是骄纵和深沉的这两种个性，如果我们看得更加宏观的话，归根结底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军事（贵族）和文化（贵族）两个不同层面的四种要素互相冲击融合形成的时代洪流在其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而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功业，可以说正是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冲击和融合中达到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挥。最后，李世民拥有胡人血统却被视为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武功显赫却得以溢为“文皇帝”，正是这一性格特征的最好证明。
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中含义既可以解释其一生功业的基础，也可以用来解读其性格。《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天地之理主于正；观：以示人也。也就是说，贞观表明了在那个急剧冲击之后逐步融合走向定型的年代里，对个方面因素采取不偏不倚、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预设的中庸立场将各因素的锋芒磨去，而是要给予各因素锋芒毕露的空间，再以强大的包容性使其共存。
以上论述基本属于理论和宏观层面，下面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事例，看看这种对立统一是怎么表现出来又是如何完成的。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容貌“英毅”，不熟悉他的大臣刚见到他的时候都比较畏首畏尾，甚至有人连话都说不连贯。而熟悉他和他私人关系很好的大臣，如房玄龄，在他发怒时也极其诚惶诚恐。有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加深人们对李世民之“威仪”的 印象：一次李世民接见一个叫程名振的将军时发怒，程名振神色自若继续谈论自己的观点，李世民于是大加赞叹，回头对心腹大臣们说“程名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晋见都能在我发怒时这么镇静，真是不错”。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容貌，但“相由心生”，李世民的容貌神情所表现的正是他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一般史家都认为，这表明李世民个性里强横坚毅甚至刚愎凌人的一面。
在具体的处事行为上，则有几个人的死为李世民之“骄暴”做为注脚。首先是卢祖尚的死：李世民决定派卢祖尚去广州做刺史，但卢以广州偏远太辛苦抗旨不从，李世民几次三番劝说不起作用，最后终于大怒当场斩了卢祖尚。应该说，这一事件上只是显示了李世民偶尔也会脾气失控，尚不算太严重，而且事后李世民马上表示悔意和做出弥补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人的死。这两个人，一个叫孔德绍，一个叫薛德音，都是大世族的子弟和名士。这样两位分别依附于依附于窦建德和王世充，掌管的都是文檄写作。李世民在洛阳、虎牢战役中一举消灭王、窦两大割据势力之后，立刻就把孔德绍和薛德音抓来以“为檄不逊”的罪名杀掉，其中孔德绍还是被扔下楼去活活摔死的。
孔、薛二人的死和卢祖尚之死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李世民不是一时怒气过头杀人，而且杀了以后他也不曾后悔。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霍去病式的例子，霍之所以要杀李敢，是因为李敢去找他舅舅卫青争执并伤了卫青。也就是说，霍去病并没有非杀李敢不可的“正当理由”，他纯粹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要争这个面子，或者对以下犯上行为的极端仇视。李世民杀孔、薛二人也是同理，这两位笔杆子最多也就是“文人无行”，对他没有实质上的伤害。李世民杀这两个人亦纯粹是咽不下这口气要争一个面子，或者是个性中对这种并无主见而靠出卖文字的无行文人的格外鄙视。总之，也属于一种“快意恩仇”的私人行为。这是一种豪侠般的骄气，清人王夫之评价李世民“侠烈之气，荡乎天性”，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问题。
如果联系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似乎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李世民的性格，那就是为对苏威的态度。苏威是隋文帝时期的两大名相之一，治绩卓著、名重天下。在隋炀帝时期也算是重臣，但是年纪老了愈发怕事加上炀帝杀了另外一位名相元老高颎之后，表现得畏首畏尾，甚至谎报平安。洛阳城破，这位老丞相来见李世民的时候摆了下谱，结果被秦王殿下拒不接见，还派人数落他一顿，大意是“你身为国家重臣，隋朝亡了也不见你扶持。你见到李密王世充都舞蹈下拜，你现在还摆什么谱？”。
应该说，这两件事情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并非是“骄暴”，而是多少有“没必要”或者“犯不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坚信自己内心的“正义感”而不肯妥协的倔强少年的形象。如果将对环境的妥协看做成熟的象征的话，那么这里的李世民似乎可以用“天真”来描述。换句话说，如果环境的压力触碰到他相信的原则，他可能将不惜代价的予以反击。
至于李世民本人对自己的这种个性也有一个自我评论，他的原话是“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这句话的背景是武德末年他和父亲大哥的关系恶化，并且据说就是因为这样，使李渊几次打算“处理”这个次子时犹豫不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促使李世民发动玄武门的个性推动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强硬无畏、不肯屈就的气质。而如果没有这种强横的精神力量，也很难想象他能够从乱世中脱颖而出，取得文治武功两方面的卓越成绩。
但是，李世民又不是一个单纯的霍去病式人物，如果我们转入实践层面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有如卫青一样细致。
霍去病之骄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很不体恤士卒，骄人傲物，这时候他就象人们熟悉的那种“单纯”的豪门子弟一样不关心“世间疾苦”。但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他对手下士卒相当“体贴”。
河东战役中的雀鼠谷追击战里，李世民亲自率领的先锋部队在狂飙突进猛烈追击三天以后，后面的后勤线根本供应不上，当时全军只弄到一只羊，他就叫人把这只羊敖一大锅汤好分给大家共食，至于他自己就只喝一碗汤了事。以致于两天后进入张难堡时，根据他左右的卫兵的说法，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另外，因为李世民经常亲自率领小分队去执行侦察试探的工作，不免常常和敌人发生遭遇战，遭遇战时也不免出现敌众我寡的窘境。这时候如果左右士卒表现出恐惧畏敌的情绪，李世民并不是痛加斥责，而是让害怕的士卒在前面先退、自己殿后，或者说一些鼓励激勉之语，这样反而有效地激发起众人的感激之情和羞愧之心，从而能以少胜多或顺利撤走。
还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李世民在辽东之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穿着同一套外袍。他很认真地解释说，这样我就能确定天气变冷的程度，看士卒们是否能够承受。当战事持续到秋天以后，他感到这套衣服已不足以御寒，即使未尽全功，仍然果断下令撤军。这里一般被许多文人视作做作之举，但是事实上则未必。李世民自然可以一面自己穿上非常保暖的衣服，一面对天气冷还是不冷作出判断。可这种缺乏“感同身受”的判断是非感性的，很容易被所谓“理性”给压过，从而形成不同的决策。因为在“理性”上来说，他这一次御驾亲征，不能尽全功而回就是没面子。如果穿得暖暖和和，纯粹用“理性”在气候冷暖和皇帝的面子朝廷的威严政治的影响之间做选择，那么李世民的选择很可能就变得“无情”起来。但他绝不肯这么做，表现出一种层次很高的“体贴”和“温情”。
在这里，本为卫青之注脚的“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倒很适合放在李世民身上。终其一生，他和属下将领、大臣们的关系基本上都很不错。武德年间的皇位之争时，尽管李渊下定决心不肯改立储君，李建成也非无能昏庸之辈，但秦王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不利的局面下，面对太子的拉拢分化仍然对李世民个人表现得十分忠诚。如果光以政治形势或个人野心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有大把理由背叛李世民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翻阅李世民和家人以及部下之间的通信记录的话，谦恭关切的言辞处处可见，应该说他在接人待物方面表现出对对方的一种诚恳的关心。唐军进入关中以后，李渊把长子留在身边，派次子出去招抚各路流寇，李世民很快拉起一支十九万人的杂牌大军，并且说服了长安周边的城镇投降。很难想像一个骄人傲物的人能够胜任这种安抚收编工作。而且如我们所知，秦王府诸多大将来自于群盗，如李世绩程咬金等等皆是如此。和这些江湖豪杰打交道想令其臣服于己，世家公子型的温良恭俭让固然不行，但是自我中心的骄暴个性恐怕会更糟。但是李世民却能很好的把握其中的尺度。
正如我们在家庭背景分析中说明的，李世民的家庭背景使其出现激烈、倔强和自我中心的个性的内在潜质，但由于在性格成熟阶段家族所处的微妙的外部环境和被交付的“交结豪右”、统军打仗等诸多具体事务，迫使他在内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如我们所知，除了少数如霍去病这样碰到汉武以数代积蓄任其挥霍这样的极端情况之外，如果你想成功和获人赞赏的话就必须向环境妥协。否则即使你贵为帝王也难免败亡的命运，对于李世民来说，表叔杨广就是最近和最切身的例子。也就是说，内在的强烈个性和外部的严苛环境的互相冲突，得以奠定他独特的个性。这也是前面所说的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冲击和融合的历史进程得以在其个人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性格基础。
1、智与勇
如前所述，将道除了和时代背景有关，也依赖于将领本身的人身要素，尤其是性格因素，常常直接影响到将领的作战风格。一般说来，性格豪爽的将领会显得更倾向猛冲猛打，而心思缜密的将领则更倾向于谋定而后动。这也就是常人说说的勇将和智将的差别。实际上，智和勇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想要成为一个名将，有勇有谋或者智勇双全是必须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将性格和智、勇联系起来，那么智勇双全这样的描述就难免给人以人格分裂的联想。不过好在人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复杂和多种特质融合的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两方面的因素都表现的过于强烈，那么依然存在人格分裂的危险。实际上，大部分将领的风格都是或者智稍多或者勇稍多或者比较均衡的配合，如果一方面过于强烈，多半另一方面则难免较为逊色。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两位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的例子，以做参照。
卫青和霍去病当然都是智勇双全的名将，但是其作战风格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拿两人进行比较的话，卫青的风格侧重于整备好各方面因素之后按部就班的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而霍去病则擅长以高机动力的骑兵做深远的突击和奇袭。应该说，在随机应变、捕捉乃至创造战机方面，强调机动性和突然性、惯于身先士卒充满活力的霍去病显然要高出卫青一筹，但是如果做为一个大型部队统帅而言，他却难免有力有未逮的地方。例如，有关霍去病不体恤士卒的记载相当的多，正如班固所说“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可以在士卒挨饿的时候自己依然锦衣玉食还浪费食物。相反，卫青则是“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如果简单化地进行素描的话，霍去病可以被形容为盛气凌人而骠悍迅捷，而卫青则是谨慎细致而深沉多思。
实际上这种作战风格上的特质和两人的性格和家庭出身也是完全吻合的。卫青年幼时出身低微而且政治环境复杂，从而决定了他谨慎细致的个性，而霍去病成年的时候家族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以皇后之弟十八岁直接成为侍中，一直深受皇帝宠爱，最后形成了骄纵的人格也是完全合理的。从对李敢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个性差异：一个是加以包容而一个则是以私怨杀人。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差异也可以解释为对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态度，卫青式的性格是一种曲己从人的态度，更多的考虑环境中的诸多因素，这种性格特征在作战中自然更多的考虑部下、对手和环境的方方面面，擅长计划和布局。而霍去病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无视他人感受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名将在作战风格上则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强调以我为主，采取主动的行动来打乱对方的平衡并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总的说来，如果在智勇双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战风格中的智和勇的话，卫青和霍去病似乎是两个合适的标准，前者可以做为智的代表而后者则体现的勇的极诣。而他们的性格差异也表明了性格和作战风格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进一步的，如果可以用百分之多少的卫青＋百分之多霍去病的方式来刻画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名将的作战风格并进行对应性格分析的话，也许两种的结果并不会相差很远。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李世民的诸次战役，则会发现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走到了极端。一方面，李世民最擅长的战略是防守反击，而且显著地追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境界，基本能做到迫使敌方在战略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会战，对于战局的计算和主动权的控制是其拿手好戏，这方面他的谨慎和细致比卫青甚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地喜欢以身犯险冲杀在第一线，除了在正面决战中担任突击箭头之外，还常常亲自执行侦察袭扰这样的辅助工作，而且在从防守转入进攻之后，他往往会亲自带队进行强力追击，其彻底性和坚决程度在中国战史上可以说是无人可比。
换句话说，在李世民这里，是难以简单的用智勇双全这样套话来形容的，那样会丢失了太多的信息。而如果用卫青和霍去病的百分比加成来形容的话，那么就会是100％的卫青＋100％的霍去病，因为他在发挥一方面特质的时候并未限制到另一方面特质的发挥。这么看来，如果在李世民的个案中将智和勇与性格直接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其个性就多少有点人格分裂的嫌疑了。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物呢。
2、血统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不论是血缘这样的先天因素抑或家庭教育这样的后天因素都离不开家庭背景的分析。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血统。关于李世民家的血统，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首先是他们家自己声称的“陇西李氏”。陇西李家族较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的秦国大将李信。再往下一点就是西汉名将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李陵在汉击匈奴的战争中被俘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混合了胡汉两方面血统的李陵后代迁徙到陇上这一胡汉杂居的边境地区居住下来，这就是陇西李氏。按这一族谱，陇西李已经是一个胡汉合流的家族。
但史家尤其是近现代史家对李唐出于陇西的说法抱怀疑态度，这引申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李唐之李根本是纯粹的胡人伪冒；一派认为李唐之李其实是更纯粹的汉人，出于赵郡李氏，只是为了迎合关陇集团的集体认知宁可改变郡望认祖陇西，一个主要证据就是李世民曾祖父李虎最早是封的赵郡公，后来才改为陇西郡公，而当时的封爵名号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不管李唐到底是什么李，有一点是很确定的：李虎改选了陇西，李唐最后选择的也是陇西李，即使一度被封为“赵国公”，李世民最终是以“秦王”而非“赵王”的留名青史。今天的甘肃天水，是李唐认定的家乡，也是李虎埋骨的祖坟。在唐代，这里就是“陇上秦州”。对李唐坚持陇西李氏这一行为，论家也多注意到李唐所坚持的陇西李算是“汉人”的一面。但如果真的和汉族血统更纯粹一点的赵郡李相比，其实李唐所强调的，只怕是一种更综合的色彩。这吻合于胡汉合流的时代背景，尤其切合其时关陇集团的特色。
而且即使李世民家族的确是相对纯粹汉族血统的赵郡李，但是从选择加入鲜卑军事贵族集团以后，就不可避免和鲜卑血统的其他家族互相通婚。李虎之子李昞和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成婚生下李渊，李渊的结发妻子也是鲜卑人的窦氏。不过反过来说，独孤氏和窦氏也在与汉族通婚，所以要明确数出李世民身上汉人血统和胡人血统的比例，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说李世民是一个胡汉的混血儿是不会有错的，而且他的家族做为关陇集团的一员，也必然染上关陇集团的特殊色彩。
3、家庭背景
关陇集团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基干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而李家更是这“八柱国家”的贵族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由于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集团处于一个身为游牧民族军人贵族向农耕民族文化贵族转化的过程。从而这一时期的陇西李氏的子弟接受了大量汉族文化教育，但是也依然保持了游牧民族尚武的风气。就李世民而言，前者体现在他对于围棋、书法和诗歌的喜爱上，基本上他算是一个那个年代二流以上水平的书法家和诗人。而后者则体现在他弓马的娴熟和对狩猎等活动的热衷，实际上据他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喜欢骑射狩猎饮宴等活动而厌恶读书，“挟弹铜驼之右，连镳金谷之前”就是这一个时期的写照。实际上，他娴熟的骑射功夫在他日后的征战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599年1月23日），是家中次子，这一点对他形成意气飞扬的性格也有影响。家庭之中长子常常受到严格的教育并且较早担负起协助父亲的责任，从而具有相对厚重的性格，而家庭次子则成长的环境则往往宽松得多，而且就李世民兄弟的情况看来，长兄建成要比他年长10岁，在他兄弟之间有连续4个姐姐，而比他小1岁的三弟玄霸自幼多病，而四弟元吉从出生就不招母亲窦夫人喜爱，应该说，在李家的这几个儿子中最受宠的应该非老二莫属了。再加上姐姐们和长兄的照拂，在这种情况下次子李世民应该拥有一个相当顺心的成长环境，或者说是有一个非常适合培养出骄纵个性的环境。
如果单从这些内容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吸纳了部分汉化却又保留了相当游牧民族活力的意气飞扬的豪族次子，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关陇贵族会培养出文弱谦和的子弟来，不过李世民由于家庭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将这些特点表现得较常人更为强烈。但是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最后可能出现的只会是霍去病而不是李世民。而两者的家庭背景主要不同在于两点，一点在于卫家是典型的暴发户而李家已经数代贵族了，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李世民少年时家族所处的环境非常微妙，而没有如霍去病那样具有外戚的地位。
陇西李家虽然是当年的八柱国之一，不过这个更多是宇文泰掌权初期为了安抚自己的老同事们而做的设置。如果皇权能最后稳定下来，这些可疑的柱国大将军及其家族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从西魏到北周，皇权始终未能稳定下来，所以一直是限制和防范为主，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到了李渊的姨父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之后，李家由于血缘较亲所以地位上升不少。但是到杨广继位之后，对他的这位李渊表兄却相当的冷淡和猜疑。大业年间，李渊的官位一直得不到晋升，直到大业九年（613年）才获得掌握兵权的实职，而这个时候李世民是14岁。但是实际上直到李世民18岁，也就是公元617年李渊决定起兵自立为止，李家一直都是处于提心吊胆担心炀帝猜疑的境地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家庭中会成长出一个霍去病式性格的人，而出现一个卫青式的性格的人倒是大有可能。实际上，无论是李渊还是李建成都是属于那种小心谨慎、性格老成的人物。但正如前面分析表明的，从社会集团和家庭的背景来看，李世民性格上具有成为霍去病式性格的潜在可能，但是这一可能受家族具体政治形势的约束，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性格。
3、性格中的“贞观”
但是有趣的是，在李世民这里，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中和后消灭各方面特点的“中庸”，恰恰相反却是形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个性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格局。实际上，如果是对立的因素简单地互相中和之后再作用于性格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个人也难以有什么成就，而如李世民这样对立的因素并未湮灭而是共同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况，虽然一旦失控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这样的精神问题，但是如果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其兼收并蓄，那么这样磨砺而出的则往往是一个天才。
更进一步，在李世民身上对立冲突而又互相融合并非仅仅是骄纵和深沉的这两种个性，如果我们看得更加宏观的话，归根结底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军事（贵族）和文化（贵族）两个不同层面的四种要素互相冲击融合形成的时代洪流在其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而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功业，可以说正是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冲击和融合中达到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挥。最后，李世民拥有胡人血统却被视为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武功显赫却得以溢为“文皇帝”，正是这一性格特征的最好证明。
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中含义既可以解释其一生功业的基础，也可以用来解读其性格。《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天地之理主于正；观：以示人也。也就是说，贞观表明了在那个急剧冲击之后逐步融合走向定型的年代里，对个方面因素采取不偏不倚、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预设的中庸立场将各因素的锋芒磨去，而是要给予各因素锋芒毕露的空间，再以强大的包容性使其共存。
以上论述基本属于理论和宏观层面，下面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事例，看看这种对立统一是怎么表现出来又是如何完成的。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容貌“英毅”，不熟悉他的大臣刚见到他的时候都比较畏首畏尾，甚至有人连话都说不连贯。而熟悉他和他私人关系很好的大臣，如房玄龄，在他发怒时也极其诚惶诚恐。有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加深人们对李世民之“威仪”的 印象：一次李世民接见一个叫程名振的将军时发怒，程名振神色自若继续谈论自己的观点，李世民于是大加赞叹，回头对心腹大臣们说“程名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晋见都能在我发怒时这么镇静，真是不错”。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容貌，但“相由心生”，李世民的容貌神情所表现的正是他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一般史家都认为，这表明李世民个性里强横坚毅甚至刚愎凌人的一面。
在具体的处事行为上，则有几个人的死为李世民之“骄暴”做为注脚。首先是卢祖尚的死：李世民决定派卢祖尚去广州做刺史，但卢以广州偏远太辛苦抗旨不从，李世民几次三番劝说不起作用，最后终于大怒当场斩了卢祖尚。应该说，这一事件上只是显示了李世民偶尔也会脾气失控，尚不算太严重，而且事后李世民马上表示悔意和做出弥补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人的死。这两个人，一个叫孔德绍，一个叫薛德音，都是大世族的子弟和名士。这样两位分别依附于依附于窦建德和王世充，掌管的都是文檄写作。李世民在洛阳、虎牢战役中一举消灭王、窦两大割据势力之后，立刻就把孔德绍和薛德音抓来以“为檄不逊”的罪名杀掉，其中孔德绍还是被扔下楼去活活摔死的。
孔、薛二人的死和卢祖尚之死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李世民不是一时怒气过头杀人，而且杀了以后他也不曾后悔。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霍去病式的例子，霍之所以要杀李敢，是因为李敢去找他舅舅卫青争执并伤了卫青。也就是说，霍去病并没有非杀李敢不可的“正当理由”，他纯粹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要争这个面子，或者对以下犯上行为的极端仇视。李世民杀孔、薛二人也是同理，这两位笔杆子最多也就是“文人无行”，对他没有实质上的伤害。李世民杀这两个人亦纯粹是咽不下这口气要争一个面子，或者是个性中对这种并无主见而靠出卖文字的无行文人的格外鄙视。总之，也属于一种“快意恩仇”的私人行为。这是一种豪侠般的骄气，清人王夫之评价李世民“侠烈之气，荡乎天性”，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问题。
如果联系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似乎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李世民的性格，那就是为对苏威的态度。苏威是隋文帝时期的两大名相之一，治绩卓著、名重天下。在隋炀帝时期也算是重臣，但是年纪老了愈发怕事加上炀帝杀了另外一位名相元老高颎之后，表现得畏首畏尾，甚至谎报平安。洛阳城破，这位老丞相来见李世民的时候摆了下谱，结果被秦王殿下拒不接见，还派人数落他一顿，大意是“你身为国家重臣，隋朝亡了也不见你扶持。你见到李密王世充都舞蹈下拜，你现在还摆什么谱？”。
应该说，这两件事情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并非是“骄暴”，而是多少有“没必要”或者“犯不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坚信自己内心的“正义感”而不肯妥协的倔强少年的形象。如果将对环境的妥协看做成熟的象征的话，那么这里的李世民似乎可以用“天真”来描述。换句话说，如果环境的压力触碰到他相信的原则，他可能将不惜代价的予以反击。
至于李世民本人对自己的这种个性也有一个自我评论，他的原话是“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这句话的背景是武德末年他和父亲大哥的关系恶化，并且据说就是因为这样，使李渊几次打算“处理”这个次子时犹豫不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促使李世民发动玄武门的个性推动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强硬无畏、不肯屈就的气质。而如果没有这种强横的精神力量，也很难想象他能够从乱世中脱颖而出，取得文治武功两方面的卓越成绩。
但是，李世民又不是一个单纯的霍去病式人物，如果我们转入实践层面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有如卫青一样细致。
霍去病之骄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很不体恤士卒，骄人傲物，这时候他就象人们熟悉的那种“单纯”的豪门子弟一样不关心“世间疾苦”。但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他对手下士卒相当“体贴”。
河东战役中的雀鼠谷追击战里，李世民亲自率领的先锋部队在狂飙突进猛烈追击三天以后，后面的后勤线根本供应不上，当时全军只弄到一只羊，他就叫人把这只羊敖一大锅汤好分给大家共食，至于他自己就只喝一碗汤了事。以致于两天后进入张难堡时，根据他左右的卫兵的说法，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另外，因为李世民经常亲自率领小分队去执行侦察试探的工作，不免常常和敌人发生遭遇战，遭遇战时也不免出现敌众我寡的窘境。这时候如果左右士卒表现出恐惧畏敌的情绪，李世民并不是痛加斥责，而是让害怕的士卒在前面先退、自己殿后，或者说一些鼓励激勉之语，这样反而有效地激发起众人的感激之情和羞愧之心，从而能以少胜多或顺利撤走。
还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李世民在辽东之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穿着同一套外袍。他很认真地解释说，这样我就能确定天气变冷的程度，看士卒们是否能够承受。当战事持续到秋天以后，他感到这套衣服已不足以御寒，即使未尽全功，仍然果断下令撤军。这里一般被许多文人视作做作之举，但是事实上则未必。李世民自然可以一面自己穿上非常保暖的衣服，一面对天气冷还是不冷作出判断。可这种缺乏“感同身受”的判断是非感性的，很容易被所谓“理性”给压过，从而形成不同的决策。因为在“理性”上来说，他这一次御驾亲征，不能尽全功而回就是没面子。如果穿得暖暖和和，纯粹用“理性”在气候冷暖和皇帝的面子朝廷的威严政治的影响之间做选择，那么李世民的选择很可能就变得“无情”起来。但他绝不肯这么做，表现出一种层次很高的“体贴”和“温情”。
在这里，本为卫青之注脚的“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倒很适合放在李世民身上。终其一生，他和属下将领、大臣们的关系基本上都很不错。武德年间的皇位之争时，尽管李渊下定决心不肯改立储君，李建成也非无能昏庸之辈，但秦王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不利的局面下，面对太子的拉拢分化仍然对李世民个人表现得十分忠诚。如果光以政治形势或个人野心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有大把理由背叛李世民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翻阅李世民和家人以及部下之间的通信记录的话，谦恭关切的言辞处处可见，应该说他在接人待物方面表现出对对方的一种诚恳的关心。唐军进入关中以后，李渊把长子留在身边，派次子出去招抚各路流寇，李世民很快拉起一支十九万人的杂牌大军，并且说服了长安周边的城镇投降。很难想像一个骄人傲物的人能够胜任这种安抚收编工作。而且如我们所知，秦王府诸多大将来自于群盗，如李世绩程咬金等等皆是如此。和这些江湖豪杰打交道想令其臣服于己，世家公子型的温良恭俭让固然不行，但是自我中心的骄暴个性恐怕会更糟。但是李世民却能很好的把握其中的尺度。
正如我们在家庭背景分析中说明的，李世民的家庭背景使其出现激烈、倔强和自我中心的个性的内在潜质，但由于在性格成熟阶段家族所处的微妙的外部环境和被交付的“交结豪右”、统军打仗等诸多具体事务，迫使他在内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如我们所知，除了少数如霍去病这样碰到汉武以数代积蓄任其挥霍这样的极端情况之外，如果你想成功和获人赞赏的话就必须向环境妥协。否则即使你贵为帝王也难免败亡的命运，对于李世民来说，表叔杨广就是最近和最切身的例子。也就是说，内在的强烈个性和外部的严苛环境的互相冲突，得以奠定他独特的个性。这也是前面所说的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冲击和融合的历史进程得以在其个人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性格基础。
巨人也每个人回个帖犒劳一下:')
马上皇帝很多，但像李世民着样好以身犯险的只有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