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胡锦涛之旅与非洲的痼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8:22:02
新加坡联合早报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非洲八国，是中国与非洲飞速发展关系的最新标志。正如法国《世界报》指出，对北京而言，中非关系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而主要在于经贸。说得再坦白一点，中国对非洲的注重，实在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
西方以双重标准看待中非关系
或许是凑巧，正在胡锦涛访非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月6日宣布：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五角大楼成立“非洲军区”司令部，专门负责美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军事行动和计划，改变了从冷战时代至今非洲由美国“中部军区”司令部和“欧洲军区”司令部分别管辖的次要地位，表明华盛顿对非洲的注重也在不断上升。
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迅速加深的关系，日益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朝野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大致在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代表一种掠夺性的 “新殖民主义”；第二便是北京在发展中非关系时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人权”，特别是与若干在西方形象恶劣的非洲政府关系密切。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同意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建设新总统府。《华盛顿邮报》借此大作文章，指苏丹总统巴希尔是达尔富尔地区“种族灭绝”的罪魁，中国为他修建新总统府，是纵容和姑息“种族灭绝”的行为云云，甚至将此“上纲上线”到“抹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纳粹种族灭绝”的高度。
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新殖民主义”和“无视人权”的批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双重标准，但是也凸现了在北京加深与非洲关系时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是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这其实是对西方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变相洗刷。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9世纪晚期设立“刚果自由州”（后来的比属刚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橡胶和象牙，不仅推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更以斩截黑人肢体作为惩罚手段，被砍下来的手臂除了作为“战利品”炫耀，竟然还变成某种“通货”。死于比利时殖民暴政的刚果黑人估计在200万到1500万之间，属于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
就是“模范”殖民老手英国，直到1950年代的非殖化运动期间，还毫无顾忌地随意屠杀黑人，尤其是在镇压肯尼亚“茅茅”游击运动时的大量暴行，包括砍手作为“战利品”，连保守的《经济学家》周刊在近年的书评中也承认属于“人道罪行”。
阻碍非洲发展的根源
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的确是场重大的悲剧。但是除了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这一悲剧是否算得上是“种族灭绝”，则颇成问题。就以估计的死亡人数，西方人士喜欢引用的数字4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只有5万多），决不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调查估计，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于非命的42万至79万伊拉克平民人数。因此，何以见得后一例子就不是“种族灭绝”？
但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始终无法平息的达尔富尔冲突，也是非洲深重社会问题的缩影。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非殖化之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都是失败的例子。这一情况可以归结到非洲的两大痼疾：恶政和战乱。
先讲恶政。毋庸讳言，大部分非洲国家长期被专制腐败的政府领导。但溯本求源，非洲非殖化之后的政治领袖来自西方殖民时代培养的当地精英，而其政治结构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谁应该对非洲国家的恶政负责自不待言，冷战时期西方扶持豢养诸如扎伊尔（前比属刚果）反共独裁者蒙博托的例子更不在话下。如今指责中国姑息非洲恶政，颇有倒打一耙的意趣。
殖民主义的恶果
第二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更大痼疾：战乱和内乱不断。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瓜分非洲期间随意划分的边界。
打开世界地图，就知道非洲是地球上最多以直线划分国界的地方。这一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使得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传统的各种民族莫名其妙地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则硬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使得内部战乱和邻国干预成为非洲终年不断的家常便饭。从尼日利亚独立的常年血腥内战、卢旺达几年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种族仇杀，直到涉及邻国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都是这一痼疾的例子。
面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北京已经做出不少努力，力图增加中非关系的“双赢”色彩。但以笔者之见，前述两大痼疾将继续困扰非洲，尤其是在北京主张的“维持领土完整”原则下，非洲的内乱难有宁日。这使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和中国之间，难以超越目前一边倒的原料供应的布局。
除此之外，中非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在外交上的两个弱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公关。尤其在国际游戏规则上，北京一再强调的“尊重主权”，日益受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有限主权论”的挑战。但这是另外一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新加坡联合早报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非洲八国，是中国与非洲飞速发展关系的最新标志。正如法国《世界报》指出，对北京而言，中非关系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而主要在于经贸。说得再坦白一点，中国对非洲的注重，实在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
西方以双重标准看待中非关系
或许是凑巧，正在胡锦涛访非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月6日宣布：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五角大楼成立“非洲军区”司令部，专门负责美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军事行动和计划，改变了从冷战时代至今非洲由美国“中部军区”司令部和“欧洲军区”司令部分别管辖的次要地位，表明华盛顿对非洲的注重也在不断上升。
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迅速加深的关系，日益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朝野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大致在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代表一种掠夺性的 “新殖民主义”；第二便是北京在发展中非关系时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人权”，特别是与若干在西方形象恶劣的非洲政府关系密切。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同意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建设新总统府。《华盛顿邮报》借此大作文章，指苏丹总统巴希尔是达尔富尔地区“种族灭绝”的罪魁，中国为他修建新总统府，是纵容和姑息“种族灭绝”的行为云云，甚至将此“上纲上线”到“抹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纳粹种族灭绝”的高度。
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新殖民主义”和“无视人权”的批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双重标准，但是也凸现了在北京加深与非洲关系时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是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这其实是对西方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变相洗刷。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9世纪晚期设立“刚果自由州”（后来的比属刚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橡胶和象牙，不仅推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更以斩截黑人肢体作为惩罚手段，被砍下来的手臂除了作为“战利品”炫耀，竟然还变成某种“通货”。死于比利时殖民暴政的刚果黑人估计在200万到1500万之间，属于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
就是“模范”殖民老手英国，直到1950年代的非殖化运动期间，还毫无顾忌地随意屠杀黑人，尤其是在镇压肯尼亚“茅茅”游击运动时的大量暴行，包括砍手作为“战利品”，连保守的《经济学家》周刊在近年的书评中也承认属于“人道罪行”。
阻碍非洲发展的根源
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的确是场重大的悲剧。但是除了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这一悲剧是否算得上是“种族灭绝”，则颇成问题。就以估计的死亡人数，西方人士喜欢引用的数字4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只有5万多），决不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调查估计，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于非命的42万至79万伊拉克平民人数。因此，何以见得后一例子就不是“种族灭绝”？
但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始终无法平息的达尔富尔冲突，也是非洲深重社会问题的缩影。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非殖化之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都是失败的例子。这一情况可以归结到非洲的两大痼疾：恶政和战乱。
先讲恶政。毋庸讳言，大部分非洲国家长期被专制腐败的政府领导。但溯本求源，非洲非殖化之后的政治领袖来自西方殖民时代培养的当地精英，而其政治结构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谁应该对非洲国家的恶政负责自不待言，冷战时期西方扶持豢养诸如扎伊尔（前比属刚果）反共独裁者蒙博托的例子更不在话下。如今指责中国姑息非洲恶政，颇有倒打一耙的意趣。
殖民主义的恶果
第二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更大痼疾：战乱和内乱不断。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瓜分非洲期间随意划分的边界。
打开世界地图，就知道非洲是地球上最多以直线划分国界的地方。这一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使得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传统的各种民族莫名其妙地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则硬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使得内部战乱和邻国干预成为非洲终年不断的家常便饭。从尼日利亚独立的常年血腥内战、卢旺达几年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种族仇杀，直到涉及邻国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都是这一痼疾的例子。
面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北京已经做出不少努力，力图增加中非关系的“双赢”色彩。但以笔者之见，前述两大痼疾将继续困扰非洲，尤其是在北京主张的“维持领土完整”原则下，非洲的内乱难有宁日。这使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和中国之间，难以超越目前一边倒的原料供应的布局。
除此之外，中非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在外交上的两个弱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公关。尤其在国际游戏规则上，北京一再强调的“尊重主权”，日益受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有限主权论”的挑战。但这是另外一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非洲八国，是中国与非洲飞速发展关系的最新标志。正如法国《世界报》指出，对北京而言，中非关系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而主要在于经贸。说得再坦白一点，中国对非洲的注重，实在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
西方以双重标准看待中非关系
或许是凑巧，正在胡锦涛访非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月6日宣布：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五角大楼成立“非洲军区”司令部，专门负责美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军事行动和计划，改变了从冷战时代至今非洲由美国“中部军区”司令部和“欧洲军区”司令部分别管辖的次要地位，表明华盛顿对非洲的注重也在不断上升。
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迅速加深的关系，日益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朝野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大致在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代表一种掠夺性的 “新殖民主义”；第二便是北京在发展中非关系时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人权”，特别是与若干在西方形象恶劣的非洲政府关系密切。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同意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建设新总统府。《华盛顿邮报》借此大作文章，指苏丹总统巴希尔是达尔富尔地区“种族灭绝”的罪魁，中国为他修建新总统府，是纵容和姑息“种族灭绝”的行为云云，甚至将此“上纲上线”到“抹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纳粹种族灭绝”的高度。
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新殖民主义”和“无视人权”的批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双重标准，但是也凸现了在北京加深与非洲关系时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是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这其实是对西方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变相洗刷。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9世纪晚期设立“刚果自由州”（后来的比属刚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橡胶和象牙，不仅推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更以斩截黑人肢体作为惩罚手段，被砍下来的手臂除了作为“战利品”炫耀，竟然还变成某种“通货”。死于比利时殖民暴政的刚果黑人估计在200万到1500万之间，属于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
就是“模范”殖民老手英国，直到1950年代的非殖化运动期间，还毫无顾忌地随意屠杀黑人，尤其是在镇压肯尼亚“茅茅”游击运动时的大量暴行，包括砍手作为“战利品”，连保守的《经济学家》周刊在近年的书评中也承认属于“人道罪行”。
阻碍非洲发展的根源
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的确是场重大的悲剧。但是除了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这一悲剧是否算得上是“种族灭绝”，则颇成问题。就以估计的死亡人数，西方人士喜欢引用的数字4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只有5万多），决不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调查估计，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于非命的42万至79万伊拉克平民人数。因此，何以见得后一例子就不是“种族灭绝”？
但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始终无法平息的达尔富尔冲突，也是非洲深重社会问题的缩影。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非殖化之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都是失败的例子。这一情况可以归结到非洲的两大痼疾：恶政和战乱。
先讲恶政。毋庸讳言，大部分非洲国家长期被专制腐败的政府领导。但溯本求源，非洲非殖化之后的政治领袖来自西方殖民时代培养的当地精英，而其政治结构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谁应该对非洲国家的恶政负责自不待言，冷战时期西方扶持豢养诸如扎伊尔（前比属刚果）反共独裁者蒙博托的例子更不在话下。如今指责中国姑息非洲恶政，颇有倒打一耙的意趣。
殖民主义的恶果
第二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更大痼疾：战乱和内乱不断。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瓜分非洲期间随意划分的边界。
打开世界地图，就知道非洲是地球上最多以直线划分国界的地方。这一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使得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传统的各种民族莫名其妙地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则硬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使得内部战乱和邻国干预成为非洲终年不断的家常便饭。从尼日利亚独立的常年血腥内战、卢旺达几年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种族仇杀，直到涉及邻国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都是这一痼疾的例子。
面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北京已经做出不少努力，力图增加中非关系的“双赢”色彩。但以笔者之见，前述两大痼疾将继续困扰非洲，尤其是在北京主张的“维持领土完整”原则下，非洲的内乱难有宁日。这使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和中国之间，难以超越目前一边倒的原料供应的布局。
除此之外，中非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在外交上的两个弱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公关。尤其在国际游戏规则上，北京一再强调的“尊重主权”，日益受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有限主权论”的挑战。但这是另外一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新加坡联合早报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非洲八国，是中国与非洲飞速发展关系的最新标志。正如法国《世界报》指出，对北京而言，中非关系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而主要在于经贸。说得再坦白一点，中国对非洲的注重，实在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
西方以双重标准看待中非关系
或许是凑巧，正在胡锦涛访非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月6日宣布：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五角大楼成立“非洲军区”司令部，专门负责美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军事行动和计划，改变了从冷战时代至今非洲由美国“中部军区”司令部和“欧洲军区”司令部分别管辖的次要地位，表明华盛顿对非洲的注重也在不断上升。
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迅速加深的关系，日益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朝野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大致在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代表一种掠夺性的 “新殖民主义”；第二便是北京在发展中非关系时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人权”，特别是与若干在西方形象恶劣的非洲政府关系密切。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同意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建设新总统府。《华盛顿邮报》借此大作文章，指苏丹总统巴希尔是达尔富尔地区“种族灭绝”的罪魁，中国为他修建新总统府，是纵容和姑息“种族灭绝”的行为云云，甚至将此“上纲上线”到“抹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纳粹种族灭绝”的高度。
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新殖民主义”和“无视人权”的批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双重标准，但是也凸现了在北京加深与非洲关系时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是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这其实是对西方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变相洗刷。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9世纪晚期设立“刚果自由州”（后来的比属刚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橡胶和象牙，不仅推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更以斩截黑人肢体作为惩罚手段，被砍下来的手臂除了作为“战利品”炫耀，竟然还变成某种“通货”。死于比利时殖民暴政的刚果黑人估计在200万到1500万之间，属于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
就是“模范”殖民老手英国，直到1950年代的非殖化运动期间，还毫无顾忌地随意屠杀黑人，尤其是在镇压肯尼亚“茅茅”游击运动时的大量暴行，包括砍手作为“战利品”，连保守的《经济学家》周刊在近年的书评中也承认属于“人道罪行”。
阻碍非洲发展的根源
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的确是场重大的悲剧。但是除了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这一悲剧是否算得上是“种族灭绝”，则颇成问题。就以估计的死亡人数，西方人士喜欢引用的数字4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只有5万多），决不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调查估计，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于非命的42万至79万伊拉克平民人数。因此，何以见得后一例子就不是“种族灭绝”？
但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始终无法平息的达尔富尔冲突，也是非洲深重社会问题的缩影。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非殖化之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都是失败的例子。这一情况可以归结到非洲的两大痼疾：恶政和战乱。
先讲恶政。毋庸讳言，大部分非洲国家长期被专制腐败的政府领导。但溯本求源，非洲非殖化之后的政治领袖来自西方殖民时代培养的当地精英，而其政治结构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谁应该对非洲国家的恶政负责自不待言，冷战时期西方扶持豢养诸如扎伊尔（前比属刚果）反共独裁者蒙博托的例子更不在话下。如今指责中国姑息非洲恶政，颇有倒打一耙的意趣。
殖民主义的恶果
第二是阻碍非洲发展的更大痼疾：战乱和内乱不断。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瓜分非洲期间随意划分的边界。
打开世界地图，就知道非洲是地球上最多以直线划分国界的地方。这一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使得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传统的各种民族莫名其妙地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则硬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使得内部战乱和邻国干预成为非洲终年不断的家常便饭。从尼日利亚独立的常年血腥内战、卢旺达几年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种族仇杀，直到涉及邻国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都是这一痼疾的例子。
面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北京已经做出不少努力，力图增加中非关系的“双赢”色彩。但以笔者之见，前述两大痼疾将继续困扰非洲，尤其是在北京主张的“维持领土完整”原则下，非洲的内乱难有宁日。这使得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和中国之间，难以超越目前一边倒的原料供应的布局。
除此之外，中非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在外交上的两个弱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公关。尤其在国际游戏规则上，北京一再强调的“尊重主权”，日益受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有限主权论”的挑战。但这是另外一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新加坡联合早报
● 韩方明（香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在今天结束非洲八国之行。在赞誉、猜忌、质疑和指责的氛围中，世界对中国的非洲战略认识又跨进一步，较前更为清晰。
可以说，近年来尽管中国通过《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非合作论坛等各种渠道阐明中国的非洲战略，似乎不存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非洲”的问题。
但是，中非关系也开始像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关系一样，举手投足间都会触及世界某些“敏感的神经”。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非关系发展的转变及其中的矛盾，却似乎不愿相信中国非洲政策的宣示，更没有认识到这些转变和矛盾，或担心中国成为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或抱怨中国“阻碍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更令人忧心的是，类似的质疑在非洲内部同样存在，甚至成为某些集团争取利益的“把柄”。
这次胡锦涛出访非洲，通过强化各种积极的举措，进一步用行动向世界说明了“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非洲”。
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非洲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非洲一些地区的和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非洲整体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则已走上“快车道”。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悄然转换，中非关系正不断走向多元、走向互利共赢。与时俱进是时代使然，也是双方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使然。
其一，中非交流从强调政治交往走向全面合作。当前的中非合作不再集中于国与国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这些传统模式，而是不断走向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全面合作。例如，多元化表现在政党、外交、经济、社会、军事、文教卫生和医疗等领域上。多层次表现在双方交往既有首脑，也有中央高层、省市地方；既有国企、也有民营；既有政界，也有商界。
其二，政治意识淡化，经济影响力全面提升。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非关系已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和合资等方式，从单一的政府层面贸易走向国家与民间贸易并举，从援助性经济合作走向追求共赢的经贸合作。中国目前已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55亿美元，同时日益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其三，双方还要深刻认识到，中非合作的性质要从经济援助走向互利共赢，不仅局限在经援方式的变化，更要重视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
如要跟上时代步伐，中非双方都要有积极的作为。可喜的是，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非洲国家的使命感也越来越强烈。2006年底第13届非洲各国常驻非洲联盟使节会议提出打造非洲与中国等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需要一个正视现实矛盾的非洲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关系出现一些新的矛盾，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特别是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一些新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例如，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利益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其他大国既利益的矛盾、中国能源开采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处理关系到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非洲政策可以看到，中国在战略上高度重视非洲。不仅中国外长每年访问非洲，而且中国也积极处理这些矛盾。但是，总有某些批评者借这些矛盾攻击中国“支持独裁政权”、“漠视人权”、“对非洲进行掠夺性开发”等等。
实际上，他们忽视了几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一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事实。特别是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以石油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非洲在自主自愿基础上将能源出售给中国，是互利双赢的国际贸易；中国在非洲所获取的石油开采权或勘探权是通过国际竞争得来的。
二是他们无视非洲长期有独立、无稳定、有增长、无发展、边缘化不断加深的历史，片面强调“民主”。1990年代初，非洲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内部有部族冲突。至今，世界上最贫穷的35个国家中还有31个在非洲。还无视了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影响刚刚起步的问题。
笔者感到，非洲内部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非洲还需进一步正视这些问题。
需要一个发展的非洲
不可否认，中国的非洲政策同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各有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要帮助非洲共同发展。
中国的非洲政策与实践表明，中非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非洲，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在投资上，为了使中国企业能达到中非共赢的目的，中国商务部适时发布指导性文件，如《在东南非洲地区开展纺织服装加工贸易类投资国别指导目录》。
在贸易上，中国一直力图改变中非贸易顺差问题，免除了非洲31国总额约109亿人民币的156笔到期债务，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
在人力资源培养上，中国高度重视对非洲人才的培养。中国确立了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两条原则。三年前，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截至 2006年4月，中国共为非洲国家培训有关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医疗卫生、网络通信、农业技术、领事保护、教育、环保等领域人才约1万4600人次。
中国也特别加强与非洲的农业合作，特别是在土地开发、农用耕地、饲养技术、食品安全、农用机械和农业加工等技术方面，提高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中国将在三年内向非洲派遣100位农业专家，并帮助非洲建立十个农业示范基地。
从根本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的资源；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对中非关系转变的认识还是从中非现实问题的处理以及中国推动中非合作的行动看，中国都以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和谐、持续发展的非洲，一个与中国共同发展的非洲。
·作者是香港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 韩方明（香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在今天结束非洲八国之行。在赞誉、猜忌、质疑和指责的氛围中，世界对中国的非洲战略认识又跨进一步，较前更为清晰。
可以说，近年来尽管中国通过《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非合作论坛等各种渠道阐明中国的非洲战略，似乎不存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非洲”的问题。
但是，中非关系也开始像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关系一样，举手投足间都会触及世界某些“敏感的神经”。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非关系发展的转变及其中的矛盾，却似乎不愿相信中国非洲政策的宣示，更没有认识到这些转变和矛盾，或担心中国成为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或抱怨中国“阻碍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更令人忧心的是，类似的质疑在非洲内部同样存在，甚至成为某些集团争取利益的“把柄”。
这次胡锦涛出访非洲，通过强化各种积极的举措，进一步用行动向世界说明了“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非洲”。
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非洲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非洲一些地区的和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非洲整体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则已走上“快车道”。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悄然转换，中非关系正不断走向多元、走向互利共赢。与时俱进是时代使然，也是双方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使然。
其一，中非交流从强调政治交往走向全面合作。当前的中非合作不再集中于国与国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这些传统模式，而是不断走向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全面合作。例如，多元化表现在政党、外交、经济、社会、军事、文教卫生和医疗等领域上。多层次表现在双方交往既有首脑，也有中央高层、省市地方；既有国企、也有民营；既有政界，也有商界。
其二，政治意识淡化，经济影响力全面提升。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非关系已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和合资等方式，从单一的政府层面贸易走向国家与民间贸易并举，从援助性经济合作走向追求共赢的经贸合作。中国目前已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55亿美元，同时日益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其三，双方还要深刻认识到，中非合作的性质要从经济援助走向互利共赢，不仅局限在经援方式的变化，更要重视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
如要跟上时代步伐，中非双方都要有积极的作为。可喜的是，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非洲国家的使命感也越来越强烈。2006年底第13届非洲各国常驻非洲联盟使节会议提出打造非洲与中国等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需要一个正视现实矛盾的非洲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关系出现一些新的矛盾，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特别是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一些新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例如，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利益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其他大国既利益的矛盾、中国能源开采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处理关系到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非洲政策可以看到，中国在战略上高度重视非洲。不仅中国外长每年访问非洲，而且中国也积极处理这些矛盾。但是，总有某些批评者借这些矛盾攻击中国“支持独裁政权”、“漠视人权”、“对非洲进行掠夺性开发”等等。
实际上，他们忽视了几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一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事实。特别是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以石油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非洲在自主自愿基础上将能源出售给中国，是互利双赢的国际贸易；中国在非洲所获取的石油开采权或勘探权是通过国际竞争得来的。
二是他们无视非洲长期有独立、无稳定、有增长、无发展、边缘化不断加深的历史，片面强调“民主”。1990年代初，非洲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内部有部族冲突。至今，世界上最贫穷的35个国家中还有31个在非洲。还无视了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影响刚刚起步的问题。
笔者感到，非洲内部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非洲还需进一步正视这些问题。
需要一个发展的非洲
不可否认，中国的非洲政策同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各有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要帮助非洲共同发展。
中国的非洲政策与实践表明，中非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中国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非洲，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在投资上，为了使中国企业能达到中非共赢的目的，中国商务部适时发布指导性文件，如《在东南非洲地区开展纺织服装加工贸易类投资国别指导目录》。
在贸易上，中国一直力图改变中非贸易顺差问题，免除了非洲31国总额约109亿人民币的156笔到期债务，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
在人力资源培养上，中国高度重视对非洲人才的培养。中国确立了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两条原则。三年前，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截至 2006年4月，中国共为非洲国家培训有关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医疗卫生、网络通信、农业技术、领事保护、教育、环保等领域人才约1万4600人次。
中国也特别加强与非洲的农业合作，特别是在土地开发、农用耕地、饲养技术、食品安全、农用机械和农业加工等技术方面，提高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中国将在三年内向非洲派遣100位农业专家，并帮助非洲建立十个农业示范基地。
从根本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的资源；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对中非关系转变的认识还是从中非现实问题的处理以及中国推动中非合作的行动看，中国都以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和谐、持续发展的非洲，一个与中国共同发展的非洲。
·作者是香港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
● 叶鹏飞
对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日程上日益显著的事实，已经是国际舆论在争辩中国崛起的意义时所无法绕过的课题。
继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巡访非洲八个友邦，自然又是一起国际媒体关注的大事。
表面上，西方国家和媒体在意的是中国是否在非洲进行资源掠夺式的“能源外交”，以及不顾西方人权标准，与非洲各政权一视同仁地交易；实际上，让西方社会暗中忧心的是中国会否主导非洲局势，成为黑暗大陆的新霸主。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其实更隐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线索：中国对非外交的精神与措施，是否将树立一种新的典范，与目前流行的西方外交理念一较高低？
西方媒体注意到胡锦涛此行的一些微妙变化。他一改以往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做法，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打破沉默，技巧地向苏丹政府施压，希望让联合国扮演更积极角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令人鼓舞”一词形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另一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指责是“重商主义”，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非洲，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胡锦涛在纳米比亚和中资企业代表座谈时，要求这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多做深得民心的好事、实事，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社会，特别是非洲民众中的积极影响。
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是他八国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他一方面通过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四次到访非洲东海岸的历史，强调“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暗批欧洲旧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也澄清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以及不平等的做法强加于其他国家，更不会做任何有损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事。”
胡锦涛此行也给非洲国家派送礼物，除了签署一系列经贸文教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还保证提供贷款和援助，并免除了一些债务。
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说明中国已经在非洲推行新外交，然而客观条件却提供了北京树立典范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三块大陆上，南美洲依然被美国视为后院，亚洲则列强林立，唯有向来被忽视的非洲让中国能施展拳脚。
中国实力雄厚且企图心强烈是个事实，南非总统姆贝基去年曾直言不讳地警告，非洲应防止同中国陷入一种“殖民关系”。中国历史固然充满着“合纵连横”的奸诈，但也不缺如何避免成为霸主的经验和思想资源，《春秋》就满载着“兴灭国，继绝世”的王道人文主义。
历史家何炳棣指出，尽管上古政治与武力斗争不容过份美化，存亡继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华夏文化的宽宏气度与高尚情操。他考证发现，“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从夏禹到春秋，延续千多年，而且适用于华夏及非华夏先朝先王和诸侯。
寻找被消灭的部族后代旁支继续繁衍，恢复其政治组织，代表着华夏民族尊重各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气量，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也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国际政治精神。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首次以强权姿态返回国际舞台，从美国宣布组建非洲司令部看来，新一轮的非洲大国竞争或已拉开序幕。背负着几世纪惨痛殖民历史的非洲，对外来强权在自己的大陆上竞争并不陌生。美国的军事反应显然并没有摆脱旧思维的本能，中国如果能在对非外交上开创新的典范，“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则不仅将在非洲获得外交成功，恐怕对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准则也将提出全新的挑战，从中真正实践大国崛起的意义。
● 叶鹏飞
对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日程上日益显著的事实，已经是国际舆论在争辩中国崛起的意义时所无法绕过的课题。
继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巡访非洲八个友邦，自然又是一起国际媒体关注的大事。
表面上，西方国家和媒体在意的是中国是否在非洲进行资源掠夺式的“能源外交”，以及不顾西方人权标准，与非洲各政权一视同仁地交易；实际上，让西方社会暗中忧心的是中国会否主导非洲局势，成为黑暗大陆的新霸主。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其实更隐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线索：中国对非外交的精神与措施，是否将树立一种新的典范，与目前流行的西方外交理念一较高低？
西方媒体注意到胡锦涛此行的一些微妙变化。他一改以往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做法，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打破沉默，技巧地向苏丹政府施压，希望让联合国扮演更积极角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令人鼓舞”一词形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另一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指责是“重商主义”，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非洲，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胡锦涛在纳米比亚和中资企业代表座谈时，要求这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多做深得民心的好事、实事，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社会，特别是非洲民众中的积极影响。
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是他八国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他一方面通过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四次到访非洲东海岸的历史，强调“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暗批欧洲旧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也澄清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以及不平等的做法强加于其他国家，更不会做任何有损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事。”
胡锦涛此行也给非洲国家派送礼物，除了签署一系列经贸文教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还保证提供贷款和援助，并免除了一些债务。
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说明中国已经在非洲推行新外交，然而客观条件却提供了北京树立典范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三块大陆上，南美洲依然被美国视为后院，亚洲则列强林立，唯有向来被忽视的非洲让中国能施展拳脚。
中国实力雄厚且企图心强烈是个事实，南非总统姆贝基去年曾直言不讳地警告，非洲应防止同中国陷入一种“殖民关系”。中国历史固然充满着“合纵连横”的奸诈，但也不缺如何避免成为霸主的经验和思想资源，《春秋》就满载着“兴灭国，继绝世”的王道人文主义。
历史家何炳棣指出，尽管上古政治与武力斗争不容过份美化，存亡继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华夏文化的宽宏气度与高尚情操。他考证发现，“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从夏禹到春秋，延续千多年，而且适用于华夏及非华夏先朝先王和诸侯。
寻找被消灭的部族后代旁支继续繁衍，恢复其政治组织，代表着华夏民族尊重各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气量，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也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国际政治精神。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首次以强权姿态返回国际舞台，从美国宣布组建非洲司令部看来，新一轮的非洲大国竞争或已拉开序幕。背负着几世纪惨痛殖民历史的非洲，对外来强权在自己的大陆上竞争并不陌生。美国的军事反应显然并没有摆脱旧思维的本能，中国如果能在对非外交上开创新的典范，“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则不仅将在非洲获得外交成功，恐怕对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准则也将提出全新的挑战，从中真正实践大国崛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