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ＺＴ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21:26:54
当秋风吹拂着落叶的季节，你可曾漫游在乡间小道上？那远山的深绿，夹带着淡黄和绯红，缤纷之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夕照，正把她最后一抹灿烂，投射到附近一尊灰黑色的石柱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无痕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当秋风吹拂着落叶的季节，你可曾漫游在乡间小道上？那远山的深绿，夹带着淡黄和绯红，缤纷之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夕照，正把她最后一抹灿烂，投射到附近一尊灰黑色的石柱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无痕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无痕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当秋风吹拂着落叶的季节，你可曾漫游在乡间小道上？那远山的深绿，夹带着淡黄和绯红，缤纷之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夕照，正把她最后一抹灿烂，投射到附近一尊灰黑色的石柱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无痕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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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参图1.1），可以看见南宋的地图形状就象一只碗的侧面，这只碗的碗面对着北方，碗的西部就是四川。南宋首都临安在碗的东面靠着东海，与四川的距离最为遥远，按照当时的里数，临安（今浙江杭州）和成都的距离超过两万里，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注 10），控制起来并非易事。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并非一直在南方政权的管理之下，它一时间独立，一时间属于北方政权，可是在南宋时期，除了后期在蒙古的军事打击下导致残破，南宋政权一直都把四川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四川是南宋王朝主要财赋来源之一，更重要地，就是南宋朝野都认识到四川是南宋抵御北方蛮族政权的上游要塞。
秦国灭楚采取了司马错的战略决策，首先兼并了巴蜀，然后顺流出峡，占领了楚国的上游地区。灭蜀以后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也是采纳了镇守荆州地区的将军羊祜的建议，在巴蜀地区建造舰只，最后以高屋建瓴之势，由益州刺史王浚率领的舰队，一举突破了孙吴的建业外围防线。东晋时期，镇守荆襄地区的大将军桓温，为了北伐，也是先从长江峡口溯江西上，灭亡了西晋末在巴蜀割据的李氏成汉国，然后才敢以水载舟，水陆并进，挺进关中平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由此总结道:
“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注 11）
因此，四川在古代战略的地理位置上对于保卫南中国十分重要。
南宋建炎末，正当金人铁骑来势汹汹，蹂躏苏、浙、徽、赣，湘的大遍地区之时，南宋负责西部防守的大员张浚起用吴玠率领原统帅曲端所部。吴玠领导关陕和四川军队，在秦岭北坡的和尚原与大散关等地同金军数战皆胜。以后，吴玠之弟吴麟率部在秦陇山区继续抵抗入侵者，使金人不能进入四川膏腴之地（参图1.2），直到1141年和议的达成。
从1165年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算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注 12）以外，四川出现了承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注 13）三千万缗（注 14），淳熙（1174--1189 AD）末，全国总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注 3），由此可知，四川竟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
除了正常的田赋以外，四川还向中央交纳茶、马、绢、布、酒、盐、巩、商税（注 15），南宋中央在四川设茶马和绢麻等榷局，专门管理四川的税收。四川向中央政府提供这样高的税额，难怪南宋当局对四川的治理和防卫给予了高度重视。
注释
1。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仅用了两年时间（1218-1220），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1251-1259），征服俄罗斯，建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1220-1235），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1235-1240）。
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中亚向叙利亚推进，直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木路克卫队所挫败。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三》。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
4。780年，楊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它的得名來源於其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以戶稅和地稅代替了租庸調，捨棄了以丁身為本的原則，實行“唯以資鄉為宗”的“戶稅”，即按資產的多寡定出戶等，再按戶等高低徵稅。這是一種貨幣稅，但在真正實行的過程中，仍以實物稅為主。到了唐穆宗時，政府才明文規定，兩稅既可以納錢，也可交納布帛。
宋代仍沿用兩稅法，夏稅所輸納稅物，一般折為布帛，故夏稅所輸者，也稱為“稅絹”。
5。Richard Hine,(1996) ’The Late Empire: The Sung’, Richard Hook, New York.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7。《宋史。陈东传》。又，南宋太学生多次联名向皇帝上书对国事的看法。
8。参《名臣奏议》里的关于南宋攻防的论辩。
又参辛弃疾、叶适、陈亮、陆游等人的策略。
南宋朝有如此多的大小文武官员、布衣学者参
与对国防的讨论，实属晚清以前所仅见。
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淳祐二年），六月。。。寻诏敕四川官吏军民等息条陈大计以闻。”
10。吴昌裔（# 1），《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一，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呼叫难闻，全籍置邮，以通气脉。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
11。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下》。
12。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AD）正月，吴麟之孙，守卫四川北线的兴州(即沔州)帅吴曦接受金主的诏命，称蜀王，率十万兵发动叛乱，叛乱被粮官杨巨源联合四川安抚副使安丙，以及吴曦的部将讨平，吴曦叛乱仅历时四十一日，事见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吴曦之乱》。
13。宋代的赋税依据货物的不同，用不同的单位，对于茶、盐、商税，用的是钱税，单位是缗。但在计总税收时，则不用单位的硬加在一起，参《宋史。食货志》：“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
14。按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所述，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四川每年税收为三千三百四十二万，在孝宗淳熙时期，为三千六百六十七万。
1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又据《宋史。葛洪传》：（四川）“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
# 1。清嘉庆《三台县志》：“吴昌裔，（吴）泳之弟。好程、朱书，研释不倦。举嘉定十年进士。历监察御史。遇事敢言，虑蜀拈危，条陈规模，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四事以进。徙为大理少卿。以宝章阁侍制致仕。卒，谥忠肃，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容台议礼文集》行世。”又参《宋史。吴昌裔传》，按：吴昌裔和吴泳兄弟是南宋宁宗、理宗朝著名川籍官吏。
秦国灭楚采取了司马错的战略决策，首先兼并了巴蜀，然后顺流出峡，占领了楚国的上游地区。灭蜀以后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也是采纳了镇守荆州地区的将军羊祜的建议，在巴蜀地区建造舰只，最后以高屋建瓴之势，由益州刺史王浚率领的舰队，一举突破了孙吴的建业外围防线。东晋时期，镇守荆襄地区的大将军桓温，为了北伐，也是先从长江峡口溯江西上，灭亡了西晋末在巴蜀割据的李氏成汉国，然后才敢以水载舟，水陆并进，挺进关中平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由此总结道:
“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注 11）
因此，四川在古代战略的地理位置上对于保卫南中国十分重要。
南宋建炎末，正当金人铁骑来势汹汹，蹂躏苏、浙、徽、赣，湘的大遍地区之时，南宋负责西部防守的大员张浚起用吴玠率领原统帅曲端所部。吴玠领导关陕和四川军队，在秦岭北坡的和尚原与大散关等地同金军数战皆胜。以后，吴玠之弟吴麟率部在秦陇山区继续抵抗入侵者，使金人不能进入四川膏腴之地（参图1.2），直到1141年和议的达成。
从1165年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算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注 12）以外，四川出现了承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注 13）三千万缗（注 14），淳熙（1174--1189 AD）末，全国总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注 3），由此可知，四川竟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
除了正常的田赋以外，四川还向中央交纳茶、马、绢、布、酒、盐、巩、商税（注 15），南宋中央在四川设茶马和绢麻等榷局，专门管理四川的税收。四川向中央政府提供这样高的税额，难怪南宋当局对四川的治理和防卫给予了高度重视。
注释
1。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仅用了两年时间（1218-1220），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1251-1259），征服俄罗斯，建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1220-1235），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1235-1240）。
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中亚向叙利亚推进，直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木路克卫队所挫败。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三》。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
4。780年，楊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它的得名來源於其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以戶稅和地稅代替了租庸調，捨棄了以丁身為本的原則，實行“唯以資鄉為宗”的“戶稅”，即按資產的多寡定出戶等，再按戶等高低徵稅。這是一種貨幣稅，但在真正實行的過程中，仍以實物稅為主。到了唐穆宗時，政府才明文規定，兩稅既可以納錢，也可交納布帛。
宋代仍沿用兩稅法，夏稅所輸納稅物，一般折為布帛，故夏稅所輸者，也稱為“稅絹”。
5。Richard Hine,(1996) ’The Late Empire: The Sung’, Richard Hook, New York.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7。《宋史。陈东传》。又，南宋太学生多次联名向皇帝上书对国事的看法。
8。参《名臣奏议》里的关于南宋攻防的论辩。
又参辛弃疾、叶适、陈亮、陆游等人的策略。
南宋朝有如此多的大小文武官员、布衣学者参
与对国防的讨论，实属晚清以前所仅见。
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淳祐二年），六月。。。寻诏敕四川官吏军民等息条陈大计以闻。”
10。吴昌裔（# 1），《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一，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呼叫难闻，全籍置邮，以通气脉。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
11。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下》。
12。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AD）正月，吴麟之孙，守卫四川北线的兴州(即沔州)帅吴曦接受金主的诏命，称蜀王，率十万兵发动叛乱，叛乱被粮官杨巨源联合四川安抚副使安丙，以及吴曦的部将讨平，吴曦叛乱仅历时四十一日，事见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吴曦之乱》。
13。宋代的赋税依据货物的不同，用不同的单位，对于茶、盐、商税，用的是钱税，单位是缗。但在计总税收时，则不用单位的硬加在一起，参《宋史。食货志》：“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
14。按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所述，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四川每年税收为三千三百四十二万，在孝宗淳熙时期，为三千六百六十七万。
1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又据《宋史。葛洪传》：（四川）“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
# 1。清嘉庆《三台县志》：“吴昌裔，（吴）泳之弟。好程、朱书，研释不倦。举嘉定十年进士。历监察御史。遇事敢言，虑蜀拈危，条陈规模，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四事以进。徙为大理少卿。以宝章阁侍制致仕。卒，谥忠肃，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容台议礼文集》行世。”又参《宋史。吴昌裔传》，按：吴昌裔和吴泳兄弟是南宋宁宗、理宗朝著名川籍官吏。
（二）蒙古初期的入侵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1228 AD），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注 1），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注 2）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注 3）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注 5）。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注 6）。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 AD）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注 8）以宝章阁侍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注 9），“西连蕃（代字，上棘下人）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注 10）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参 11）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注 12），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AD）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注 13）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注 14），蒙军遂围青野原，义军统帅曹有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端平三年（1236 AD）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注 15），而致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敌人。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注 16，参图2.3）。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 - 1239 AD），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这是自秦国张仪筑巴郡郡治城以来（注 17），对重庆（注 18）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重庆后来代替了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注 19）。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注 20），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 AD）、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参图2.4）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1228 AD），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注 1），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注 2）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注 3）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注 5）。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注 6）。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 AD）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注 8）以宝章阁侍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注 9），“西连蕃（代字，上棘下人）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注 10）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参 11）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注 12），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AD）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注 13）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注 14），蒙军遂围青野原，义军统帅曹有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端平三年（1236 AD）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注 15），而致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敌人。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注 16，参图2.3）。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 - 1239 AD），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这是自秦国张仪筑巴郡郡治城以来（注 17），对重庆（注 18）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重庆后来代替了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注 19）。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注 20），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 AD）、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参图2.4）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三）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
（四）钓鱼城保卫战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注1）
宝祐元年（1251 AD）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注 2）
从宝祐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祐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祐六年（1258 AD）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注 3，参图4.1）。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注 4）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注 5）；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方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参图4.2），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注 6）宝祐六年（1258 AD）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祐六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注 7），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注 8），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注 9）、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祐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注10），宝祐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注 11）。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
开庆元年（1259 AD）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注 12），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的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注 13）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注 14，参图4.3），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注15），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注 16）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注 17）巴州温汤峡（注 18）。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注 19）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注 20）。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见下节讨论）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注 21），合州围解。
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注 22）。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注 23）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注 24）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注1）
宝祐元年（1251 AD）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注 2）
从宝祐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祐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祐六年（1258 AD）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注 3，参图4.1）。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注 4）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注 5）；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方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参图4.2），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注 6）宝祐六年（1258 AD）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祐六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注 7），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注 8），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注 9）、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祐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注10），宝祐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注 11）。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
开庆元年（1259 AD）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注 12），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的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注 13）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注 14，参图4.3），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注15），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注 16）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注 17）巴州温汤峡（注 18）。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注 19）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注 20）。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见下节讨论）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注 21），合州围解。
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注 22）。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注 23）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注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