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崛起&必然衰落：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

偶然崛起&必然衰落：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   


都说海外华人社会几乎都是广东人的天下，刚出国的时候，不会说粤语，在唐人街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没几年的时间，风水轮流转，连闻声在澳洲的香港邻居，也要开始艰难地学习国语，澳大利亚的风景点内，如不配备国语店员，几乎等于是商业自杀。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闻声却惊奇地看到2006年在广州居然发生所谓驱逐北方方言的讨论，两派口水仗掐得死去活来。无论对错，在闻声看来，都只说明一点：在粤语作为华语老大的地位正无可阻挡地衰退中，在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等“明珠”在内的珠三角正无可阻挡地失色的时候，广州网民与其说在捍卫语言，莫如说在捍卫一种正在消逝的老大的感觉。
    这种老大的感觉，应该是香港人带动起来的。曾经一度在经济上遥遥领先的香港，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以及相当一些香港人忘乎所以的政治盲动，正逐渐沉没在自大的洪流中，它所带来的旋涡和掀起的巨浪，令紧紧相邻、甚至相捆绑的广东，感觉到一阵阵下沉的寒意。
    香港毕竟是在沉没，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香港的崛起本身，就只是一个偶然而已，正如一些更为激进的网友们所说，香港的成功只是建基于中国的苦难之上。虚伪的英国人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的神话，而直到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香港还是一个相当落后和混乱的乡下小城市而已，莫说上海，即令是广州，也不是它所能企及的。大英帝国管治殖民地的低下水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949年的内战消停，却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自那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被所谓的铁幕主动或被动地包围了，只留下香港这么一个窗口可以与外界进行交流（香港和金门岛一样，是共产党牵制住西方和台湾的小抓手，这不能不说是毛、周等的政治大智慧），全中国的所有进出口都涌到了这个小小的地方，量天朝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这样的捧场下，香港能不成为明星吗?
与其说所谓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般地和世界断绝了往来，香港就因此而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台湾、乃至日本，不都是因为沾了中国奇迹般地自绝于国际的光吗？在同一起跑线的数亿人，突然弃权不跑了，剩下的几个选手，就算最笨的也能跑出好成绩。
    到了邓大人在南海边画圈之后，醒过神来的中国，活力急剧增加，可窗口还是这么一个，香港以1100平方公里吐纳960万平方公里，以一对万，如此机遇，等于是财从天降，放哪哪发。英国人起初倒也没怎么好意思自我吹嘘，快到九七大限的时候，gentlemen的伪善劲上来了，开始贪天之功。
    当年有刘晓波者说中国该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以为香港的繁华是靠当殖民地做出来的，怎么就不去看看大英帝国更多的别的殖民地呢，比如非洲。香港的发展，一是托毛主席的福，大陆关了门；二是托邓大人的福，大陆又开了门。一开一关，就是30年的机遇，日本不就是这30年发展起来的吗？
    天上掉银子，但香港人珍惜这些机会了吗？没有。香港人不仅没有对此常怀凛凛之心，甚至还忘乎所以了。以闻声在海外多年生活的经验，香港人是华人中最不把自己当华人看的，比上海人在江浙人中时时展现的莫名的傲慢还要糟糕。（2000年台湾大选时，台湾政客叫嚷把导弹对准上海和香港，台湾就有网友建议千万别打上海，只打香港，因为香港的繁荣是虚假的，是政治对峙造成的，而且香港人也很少把自己当中国人，毁了香港，不伤大陆感情，两岸一样可以携手共建新中国。虽是戏言，却也是能反应一些民情。）
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的奶水喂肥了香港，但香港拥有了什么呢？建成了什么呢？除了少数的像李嘉诚那样的企业家之外，满香港几乎都是投机者，几乎都是投机行为，和旧时代的上海相仿。言必称民主，行必曰市场的香港，居然会因为房价的正常下跌而全民起来逼迫政府抬市。一艘大船要沉没，最先跑到甲板上的就是仓鼠，从那一刻起，闻声就看到了香港沉没的征兆。九七后，几乎是谁做港督谁戆大，董大爷也好，曾小弟也罢，再才高八斗，奈何那些又要政府包投机获利又一边嚷嚷民主（当年没有民选港督时没听有人吭声）的大爷们？多亏咱们人民政府爱人民，要做个样板给世界看，还真去抬市护盘了，否则，哼哼，换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让房价跌到南海里去吧，不正能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
    香港人忙着投机、忙着移民、坐失良机之后，一觉醒来，天翻地覆，大陆开放得已是千“窗”百孔，自己的窗口不稀罕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其实早不是那么回事了。大陆经济的急剧崛起，尤其是门户洞开的巨大速度，连台湾都痛感被“边陲化”，惶论投机为主的香港呢？用专业术语来说，造成香港困局的深层的原因，就是“坐商意识”被彻底粉碎。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所谓的港商，其主流群体是有“坐”无“商”，无非是“坐”在独特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独特地缘经济优势上，而从未真正“商”过，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历史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既是香港崛起的机会，也是香港沉没的原因：来钱容易，就忽视了内功的训练，更破坏了应有的谦卑、自省和危机感，其实也害了香港，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港人的不自知，连李敖都看不惯，说香港有些问题本来就是“挡不住的”，像九七回归后遇上金融风暴，假如不是北京出手救了香港，“当时股、汇市场亦毁灭了”，不要甚么事情都“赖”共产党（其实，所谓的香港民主派，无非是一群找借口推卸自己责任的小市民，这种人，上海也是一抓一大把，只不过香港人包装得更体面些，用了“民主”的外套而已，这简直就是对民主二字的亵渎）。
    香港的这种大衰退，历史上也曾经在广州上演过。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作为唯一窗口的功能弱化，而长期的垄断性又令以所谓十三行为首的广州工商界几乎没有任何适应新的形势的能力，被迅速边陲化和边缘化。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呆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咱们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理解，温室里释放出来的香港，怎么能拼得过长江三角洲尤其浙江那些从各种桎梏和石缝中挣扎出来的、带着满身伤痕和坚强意志的百战余生呢？
一艘本就偶然崛起的航船，满载着自大和肤浅，搁浅了、沉没了，这似乎根本就不令人奇怪。
    至于香港为人欣赏的金融体制，一辄那根本就不是香港之功，而是西方完善的金融体制，全球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假以时日和特殊倾斜政策，你或许也能把兰州或者银川打造成这么个金融中心；二是随着长三角的发展，这些最嗜血的金融资本不也都集聚到了上海了吗，假如你给上海也来个“一国两制”的政策倾斜，香港还有可能会继续维持什么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上海居然有学者建议要走香港的道路。在闻声看来，那纯粹是扯淡，什么是香港道路？香港的发展其实根本就没有道路，或者说根本就不具备可复制性，因为彼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早就雨打风吹去了，上海没有任何特殊政策或特殊的地缘优势可以利用，所以，那种香港式的、买办式的、泡沫式的思路，都是对上海的戕害（房地产的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就是学习香港的短浅典型，结果发展至今，既抬高了商务成本，造成资金外逃（很多流入苏南），又严重影响民，更是把政府本该更多花费在更基础、更扎实的产业哺育上的资源，都消耗在泡沫政绩上）。偶然崛起&必然衰落：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   


都说海外华人社会几乎都是广东人的天下，刚出国的时候，不会说粤语，在唐人街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没几年的时间，风水轮流转，连闻声在澳洲的香港邻居，也要开始艰难地学习国语，澳大利亚的风景点内，如不配备国语店员，几乎等于是商业自杀。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闻声却惊奇地看到2006年在广州居然发生所谓驱逐北方方言的讨论，两派口水仗掐得死去活来。无论对错，在闻声看来，都只说明一点：在粤语作为华语老大的地位正无可阻挡地衰退中，在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等“明珠”在内的珠三角正无可阻挡地失色的时候，广州网民与其说在捍卫语言，莫如说在捍卫一种正在消逝的老大的感觉。
    这种老大的感觉，应该是香港人带动起来的。曾经一度在经济上遥遥领先的香港，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以及相当一些香港人忘乎所以的政治盲动，正逐渐沉没在自大的洪流中，它所带来的旋涡和掀起的巨浪，令紧紧相邻、甚至相捆绑的广东，感觉到一阵阵下沉的寒意。
    香港毕竟是在沉没，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香港的崛起本身，就只是一个偶然而已，正如一些更为激进的网友们所说，香港的成功只是建基于中国的苦难之上。虚伪的英国人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的神话，而直到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香港还是一个相当落后和混乱的乡下小城市而已，莫说上海，即令是广州，也不是它所能企及的。大英帝国管治殖民地的低下水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949年的内战消停，却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自那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被所谓的铁幕主动或被动地包围了，只留下香港这么一个窗口可以与外界进行交流（香港和金门岛一样，是共产党牵制住西方和台湾的小抓手，这不能不说是毛、周等的政治大智慧），全中国的所有进出口都涌到了这个小小的地方，量天朝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这样的捧场下，香港能不成为明星吗?
与其说所谓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般地和世界断绝了往来，香港就因此而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台湾、乃至日本，不都是因为沾了中国奇迹般地自绝于国际的光吗？在同一起跑线的数亿人，突然弃权不跑了，剩下的几个选手，就算最笨的也能跑出好成绩。
    到了邓大人在南海边画圈之后，醒过神来的中国，活力急剧增加，可窗口还是这么一个，香港以1100平方公里吐纳960万平方公里，以一对万，如此机遇，等于是财从天降，放哪哪发。英国人起初倒也没怎么好意思自我吹嘘，快到九七大限的时候，gentlemen的伪善劲上来了，开始贪天之功。
    当年有刘晓波者说中国该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以为香港的繁华是靠当殖民地做出来的，怎么就不去看看大英帝国更多的别的殖民地呢，比如非洲。香港的发展，一是托毛主席的福，大陆关了门；二是托邓大人的福，大陆又开了门。一开一关，就是30年的机遇，日本不就是这30年发展起来的吗？
    天上掉银子，但香港人珍惜这些机会了吗？没有。香港人不仅没有对此常怀凛凛之心，甚至还忘乎所以了。以闻声在海外多年生活的经验，香港人是华人中最不把自己当华人看的，比上海人在江浙人中时时展现的莫名的傲慢还要糟糕。（2000年台湾大选时，台湾政客叫嚷把导弹对准上海和香港，台湾就有网友建议千万别打上海，只打香港，因为香港的繁荣是虚假的，是政治对峙造成的，而且香港人也很少把自己当中国人，毁了香港，不伤大陆感情，两岸一样可以携手共建新中国。虽是戏言，却也是能反应一些民情。）
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的奶水喂肥了香港，但香港拥有了什么呢？建成了什么呢？除了少数的像李嘉诚那样的企业家之外，满香港几乎都是投机者，几乎都是投机行为，和旧时代的上海相仿。言必称民主，行必曰市场的香港，居然会因为房价的正常下跌而全民起来逼迫政府抬市。一艘大船要沉没，最先跑到甲板上的就是仓鼠，从那一刻起，闻声就看到了香港沉没的征兆。九七后，几乎是谁做港督谁戆大，董大爷也好，曾小弟也罢，再才高八斗，奈何那些又要政府包投机获利又一边嚷嚷民主（当年没有民选港督时没听有人吭声）的大爷们？多亏咱们人民政府爱人民，要做个样板给世界看，还真去抬市护盘了，否则，哼哼，换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让房价跌到南海里去吧，不正能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
    香港人忙着投机、忙着移民、坐失良机之后，一觉醒来，天翻地覆，大陆开放得已是千“窗”百孔，自己的窗口不稀罕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其实早不是那么回事了。大陆经济的急剧崛起，尤其是门户洞开的巨大速度，连台湾都痛感被“边陲化”，惶论投机为主的香港呢？用专业术语来说，造成香港困局的深层的原因，就是“坐商意识”被彻底粉碎。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所谓的港商，其主流群体是有“坐”无“商”，无非是“坐”在独特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独特地缘经济优势上，而从未真正“商”过，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历史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既是香港崛起的机会，也是香港沉没的原因：来钱容易，就忽视了内功的训练，更破坏了应有的谦卑、自省和危机感，其实也害了香港，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港人的不自知，连李敖都看不惯，说香港有些问题本来就是“挡不住的”，像九七回归后遇上金融风暴，假如不是北京出手救了香港，“当时股、汇市场亦毁灭了”，不要甚么事情都“赖”共产党（其实，所谓的香港民主派，无非是一群找借口推卸自己责任的小市民，这种人，上海也是一抓一大把，只不过香港人包装得更体面些，用了“民主”的外套而已，这简直就是对民主二字的亵渎）。
    香港的这种大衰退，历史上也曾经在广州上演过。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作为唯一窗口的功能弱化，而长期的垄断性又令以所谓十三行为首的广州工商界几乎没有任何适应新的形势的能力，被迅速边陲化和边缘化。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呆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咱们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理解，温室里释放出来的香港，怎么能拼得过长江三角洲尤其浙江那些从各种桎梏和石缝中挣扎出来的、带着满身伤痕和坚强意志的百战余生呢？
一艘本就偶然崛起的航船，满载着自大和肤浅，搁浅了、沉没了，这似乎根本就不令人奇怪。
    至于香港为人欣赏的金融体制，一辄那根本就不是香港之功，而是西方完善的金融体制，全球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假以时日和特殊倾斜政策，你或许也能把兰州或者银川打造成这么个金融中心；二是随着长三角的发展，这些最嗜血的金融资本不也都集聚到了上海了吗，假如你给上海也来个“一国两制”的政策倾斜，香港还有可能会继续维持什么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上海居然有学者建议要走香港的道路。在闻声看来，那纯粹是扯淡，什么是香港道路？香港的发展其实根本就没有道路，或者说根本就不具备可复制性，因为彼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早就雨打风吹去了，上海没有任何特殊政策或特殊的地缘优势可以利用，所以，那种香港式的、买办式的、泡沫式的思路，都是对上海的戕害（房地产的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就是学习香港的短浅典型，结果发展至今，既抬高了商务成本，造成资金外逃（很多流入苏南），又严重影响民，更是把政府本该更多花费在更基础、更扎实的产业哺育上的资源，都消耗在泡沫政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