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解放日报前书记谈皇甫平评论:91南巡鲜为人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3:17:25
解放日报前书记谈皇甫平评论:91南巡鲜为人知
2007年02月03日 09:02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鲜为人知的“91小南巡”
记者：你16年前那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呢？
周瑞金：这组文章的创作与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的讲话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根据他那次在上海的春节讲话精神而写的。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一发不可收，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所以这组文章都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记者：这组文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周瑞金：对，当时很多大报、大刊都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观点表示支持。
对这场争论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
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当时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
周瑞金：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在南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经过一年的争论，他等来了更成熟的时机。
1991年，他从改革中看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直接走向前台，而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之做了一些宣传，不想反而引来那么多的批评，有些批评文章的矛头甚至针对整个改革的方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小平同志走到了前台。
他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正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开始讨论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如何确定十四大报告的主题。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把握大时机大方向
记者：小平南巡后一时风平浪静，但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又起。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南巡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与利益重新分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情况，深层原因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讨论的声音不多，但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推行。我主张由易而难，在党的领导下先从政府行政体系改革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科学的民主决策的体制。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整体，必须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改革相配套，这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15年前，小平提出过“不争论”原则，是因为担心当时过分的争论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因此想让基本理论问题慢点争论，先进行实践探索，先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搞起来再说。这实际上是把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延后了，但引起姓社姓资争论的那些问题还存在。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
周瑞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集中到一点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智慧地选择改革时机，务实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5年前是个发展经济的大时机。如果我们当时不转向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经济上的大发展。因此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放下争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15年后的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
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其实在1985年之前，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谈的也较多，但前苏联发生变化后，让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当巨大，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矛盾也不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专心发展市场经济，再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推政治体制改革。
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有尚待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时机与大方向。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 赵刚
解放日报前书记谈皇甫平评论:91南巡鲜为人知
2007年02月03日 09:02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鲜为人知的“91小南巡”
记者：你16年前那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呢？
周瑞金：这组文章的创作与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的讲话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根据他那次在上海的春节讲话精神而写的。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一发不可收，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所以这组文章都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记者：这组文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周瑞金：对，当时很多大报、大刊都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观点表示支持。
对这场争论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
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当时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
周瑞金：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在南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经过一年的争论，他等来了更成熟的时机。
1991年，他从改革中看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直接走向前台，而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之做了一些宣传，不想反而引来那么多的批评，有些批评文章的矛头甚至针对整个改革的方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小平同志走到了前台。
他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正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开始讨论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如何确定十四大报告的主题。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把握大时机大方向
记者：小平南巡后一时风平浪静，但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又起。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南巡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与利益重新分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情况，深层原因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讨论的声音不多，但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推行。我主张由易而难，在党的领导下先从政府行政体系改革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科学的民主决策的体制。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整体，必须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改革相配套，这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15年前，小平提出过“不争论”原则，是因为担心当时过分的争论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因此想让基本理论问题慢点争论，先进行实践探索，先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搞起来再说。这实际上是把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延后了，但引起姓社姓资争论的那些问题还存在。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
周瑞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集中到一点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智慧地选择改革时机，务实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5年前是个发展经济的大时机。如果我们当时不转向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经济上的大发展。因此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放下争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15年后的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
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其实在1985年之前，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谈的也较多，但前苏联发生变化后，让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当巨大，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矛盾也不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专心发展市场经济，再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推政治体制改革。
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有尚待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时机与大方向。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 赵刚
2007年02月03日 09:02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鲜为人知的“91小南巡”
记者：你16年前那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呢？
周瑞金：这组文章的创作与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的讲话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根据他那次在上海的春节讲话精神而写的。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一发不可收，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所以这组文章都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记者：这组文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周瑞金：对，当时很多大报、大刊都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观点表示支持。
对这场争论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
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当时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
周瑞金：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在南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经过一年的争论，他等来了更成熟的时机。
1991年，他从改革中看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直接走向前台，而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之做了一些宣传，不想反而引来那么多的批评，有些批评文章的矛头甚至针对整个改革的方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小平同志走到了前台。
他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正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开始讨论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如何确定十四大报告的主题。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把握大时机大方向
记者：小平南巡后一时风平浪静，但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又起。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南巡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与利益重新分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情况，深层原因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讨论的声音不多，但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推行。我主张由易而难，在党的领导下先从政府行政体系改革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科学的民主决策的体制。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整体，必须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改革相配套，这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15年前，小平提出过“不争论”原则，是因为担心当时过分的争论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因此想让基本理论问题慢点争论，先进行实践探索，先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搞起来再说。这实际上是把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延后了，但引起姓社姓资争论的那些问题还存在。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
周瑞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集中到一点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智慧地选择改革时机，务实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5年前是个发展经济的大时机。如果我们当时不转向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经济上的大发展。因此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放下争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15年后的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
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其实在1985年之前，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谈的也较多，但前苏联发生变化后，让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当巨大，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矛盾也不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专心发展市场经济，再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推政治体制改革。
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有尚待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时机与大方向。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 赵刚
解放日报前书记谈皇甫平评论:91南巡鲜为人知
2007年02月03日 09:02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鲜为人知的“91小南巡”
记者：你16年前那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呢？
周瑞金：这组文章的创作与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的讲话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根据他那次在上海的春节讲话精神而写的。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一发不可收，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所以这组文章都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记者：这组文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周瑞金：对，当时很多大报、大刊都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观点表示支持。
对这场争论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
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当时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
周瑞金：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在南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经过一年的争论，他等来了更成熟的时机。
1991年，他从改革中看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直接走向前台，而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之做了一些宣传，不想反而引来那么多的批评，有些批评文章的矛头甚至针对整个改革的方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小平同志走到了前台。
他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正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开始讨论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如何确定十四大报告的主题。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把握大时机大方向
记者：小平南巡后一时风平浪静，但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又起。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南巡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与利益重新分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情况，深层原因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讨论的声音不多，但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推行。我主张由易而难，在党的领导下先从政府行政体系改革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科学的民主决策的体制。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整体，必须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改革相配套，这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15年前，小平提出过“不争论”原则，是因为担心当时过分的争论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因此想让基本理论问题慢点争论，先进行实践探索，先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搞起来再说。这实际上是把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延后了，但引起姓社姓资争论的那些问题还存在。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
周瑞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集中到一点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智慧地选择改革时机，务实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5年前是个发展经济的大时机。如果我们当时不转向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经济上的大发展。因此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放下争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15年后的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
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其实在1985年之前，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谈的也较多，但前苏联发生变化后，让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当巨大，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矛盾也不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专心发展市场经济，再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推政治体制改革。
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有尚待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时机与大方向。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 赵刚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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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对改革开放有什么理论权威么~?"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昏死~中国文人大抵如此,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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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对改革开放有什么理论权威么~?"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昏死~中国文人大抵如此,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摸论"其实是公开承认没有理论嘛.
“皇甫平”还主张妓女合法化呢,
不知他自己的孩子愿不愿送去当野鸡婆?
也不知道妓女合法化是周瑞金个人意见呢,还是周瑞金得到了矮子理论的密传灌顶大法?
“皇甫平”还主张妓女合法化呢,
不知他自己的孩子愿不愿送去当野鸡婆?
也不知道妓女合法化是周瑞金个人意见呢,还是周瑞金得到了矮子理论的密传灌顶大法?
小平的伟大之处，不到一定的年龄是看不出来的。
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能够坚定的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带领全党全国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小平确实是让人敬佩的。
别忘了还有香港、澳门的回归，小平也功不可没。
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能够坚定的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带领全党全国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小平确实是让人敬佩的。
别忘了还有香港、澳门的回归，小平也功不可没。
香港,澳门的回归,小平仅仅是作为老一辈的代表接受功劳
改革不该腐败,腐败是乱国之路.
开放不该买办,买办经济不是强国之路.
矮子的错误之处，不到一定的年龄是看不出来的。
开放不该买办,买办经济不是强国之路.
矮子的错误之处，不到一定的年龄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的腐败要比改革前严重/轻微得多，如何评判要看怎么定义腐败。
买办经济？这种大而无当的词汇也就是楼上这种缺乏经济常识的人自欺欺人的扯淡而已。
猫论和摸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其对国家发展的功绩而言，很少有如此透彻精辟的论述。
买办经济？这种大而无当的词汇也就是楼上这种缺乏经济常识的人自欺欺人的扯淡而已。
猫论和摸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其对国家发展的功绩而言，很少有如此透彻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