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卫兵大串联——儿戏般结束(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8 08:18:21
红卫兵大串联——儿戏般结束(图)
2007年01月29日 11:27新闻午报
在井冈山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萌芽》杂志主编、著名作家赵长天的半自传文集《曾经》日前出版。其中记述了作者由儿时、读书到参军，再到如何踏上文艺创作生涯的往事。由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时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段最动荡的时代，既有朴素而明媚的青春记忆、革命时期的爱情，亦有社会大背景下的跌宕起伏。在30年之后，作者以一个作家的成熟笔调将那段年轻时的经历娓娓道来，把我们带到了逝去的历史场景中。革命来了，我们成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来的。事后看，实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开展之前，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在一次会议上指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接下来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有教改，就有“四清运动”，就有京剧现代戏，就有学术批判……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字报已经漫山遍野，走廊贴不下了，战场移到了大礼堂。礼堂里拉起麻绳，变成以纸为墙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联合写的大字报。这些校友在中学也都是学生干部，现在就读的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他们说要回到母校来“放火烧荒”，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支部，直指校长、党支书、团委书记，用词锐利尖刻。他们委托我们团支部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张贴出去。
夜里，在东校园的大树底下，在黑暗中，团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我们是习惯有事向党请示的，但现在这张大字报矛头就是指向党支部，我们当然无法就这个问题去向当事人请示。我们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们已经习惯没有自己了，最后只好决定连夜去向市委请示。
已经夜深人静，公交车也早就停驶。我们几个人步行从虹口到静安，找到了市委办公厅，找到了市委接待处。接待我们的当然只是个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个模棱的答复，和没有答复差不多。我们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张，决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张贴出来，然后另写我们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反驳。
这是真正的师大一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报。我们也因为和这张大字报划清界限，而成为保皇派。
故宫被改成“血泪宫”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于是全国都成立红卫兵了。上海成立的官方承认的叫做“上海市红卫兵”，后来又陆续出现“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几方打成一团。
那个炎热的夏天，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们反复学习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琢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思索怎么做才是革命行动。那时候，学校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也宽容着无政府的状态。全国大串联开始了，这是匪夷所思的免费大旅游，坐车住宿吃饭全部不要钱，还可以随手写张借条就向接待站借零花钱。当时学生的普遍觉悟是现今无法想象的，我后来出去串联，从没向接待站借过钱，和我同行的同学也没人借过钱，在各地的接待站，也很少看到有人去借零花钱。
留在学校里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还在苦苦求索。最后，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到校党支部书记蔡多瑞老师家乡去调查，他要是真的有如大字报所说的历史问题，我们就反戈一击，揭竿而起。即使玩，也满含革命意味我们开始南下的旅行。首站到杭州。我们居然没有去西湖，真是死心眼地革命啊，几天都在浙大的校园里转来转去看大字报；然后继续南下福州。
那条线路红卫兵很少，列车不像去北京的那样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们一人一个座位，在浙南闽北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到大山、深谷、森林，见到清澈见底的闽江，内心抒发着“江山如此多娇”的豪情。在福州几乎没有停留，就直接去了蔡老师的家乡，是泉州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是有名的侨乡，房屋都用石头砌成，属于比较富裕的乡村。抗战期间此地活跃着抗日游击队，蔡老师的“历史问题”，就发生在那段历史时期。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深入到农村，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来过红卫兵，农民们完全弄不明白我们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我们又几乎听不懂天书一样的福建方言，比划来比划去我们最终只好选择放弃。千里迢迢的革命行动，儿戏一样地结束了。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我们忽然觉得，应该玩一玩了。既然没有任务了，为什么不玩一玩呢？中午坐长途汽车到达这个闽东小站时，我们已经办好了下午去厦门的车票。当然都是免费的。可是下午我们去上车时，小站的站长拦住我们，说经请示，因厦门是海防前线，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要给我们改换去福州的车票。我们辩说这里离厦门很近，而离福州很远，按合理的路线，是应该从厦门转道鹰厦铁路去南昌。站长说我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也没办法。
我们没了主意，心虚着，表面装出强硬的态度要挟道：“你们不给我们上车，我们就走到厦门去。”我们以为，这样，站长只好无奈地同意我们上车。哪里知道，站长双手一摊说：“你们一定要走，我也没办法。”
弄假成真的我们只好英雄似地朝着厦门的方向步行前进，内心十分沮丧。长途汽车发动起来，呼哧呼哧从我们身边驶过，毫不留恋地开走了。
10月的闽南，太阳毒人。本来就是因为骑虎难下一时赌气，就变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砂石路面的公路冷冷清清，基本没有来往车辆。我们搞不清到厦门有多少路，要走多少时间，下一个车站也似乎遥遥无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眼看着太阳倒要偏西了，心里便慌起来。
真是天无绝人路，天色将晚时分，后面又开来一辆长途客车，去厦门的。我们急忙站到路中央拦车。我们小聪明还是有一点，拿出先前办好的到厦门的车票给售票员看，说我们是有车票的，但为了锻炼革命意志，不坐车，步行拉练；现在天色将晚，准备搭这辆车去厦门。这辆车的售票员哪里知道早先那一幕，验完票，当然客气地让我们上车。
其实离厦门不远了，个把小时以后，就到了华灯齐放的城市。到了厦门才发现，所谓不接待红卫兵的前哨城市厦门照样有很多红卫兵，照样吃住免费。1966年的红卫兵真是“无冕之王”！
游览鼓浪屿，在海滩遥望金门岛，参观1958年炮击金门时向对岸广播的硕大无比的喇叭。然后转道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玩，也是满含革命意味。然后，就去北京朝拜了。忍着，忍着！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蜷缩在洗脸池上，占地不足半平方。尽管毗邻厕所，熏人的阿莫尼亚气味凝固不散，但自以为占据了最佳地形：渴了，屁股底下有水龙头，偶尔会滴出水来；尿急了，隔壁就能方便。干粮是随身带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全部满足了。而在车厢里面，那些吊在行李架上，蜷在座位底下或金鸡独立于座位靠背上的，可就惨了。累不去说它，生理的新陈代谢就没办法。比较起来，还是那些金鸡独立者强些，既然能在窄窄的椅背上保持平衡，总是小脑发达，就能从这个椅背跳到那个椅背，猴子一样跳到茅坑。正正经经占到座位的才最倒霉，别看坐垫、靠背都是软的，却最无自由——身后靠背上蹲一个，屁股在你脑瓜上蹭来蹭去；面前小桌上坐一个，门板一样贴着你鼻尖擦来擦去；行李架吊下两只臭脚丫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稍一动弹，就得前后左右打招呼。
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奇迹。
车走走停停。列车早已没了时刻表。这是保定附近的一个小站，车头惨叫一声，洒一泡热气，就趴窝了，仿佛再也不打算挪动。
不知道时间。全车厢没一个手表。或许只有两三个小时吧，两三小时也能拖成一辈子那么长。车行时一切都能忍受，咔嚓咔嚓的车轮声就是希望，就是北京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一旦脚步声消失，希望就变得渺茫而遥远。关节疼痛得快要散架，肌肉僵硬得已经板结，背脊痒得仿佛跳蚤们在开大会却又挠不到，尿憋得胀痛厕所却有人占着不开门……
忍着，忍着！为了进北京，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啊，何等的神圣，去见毛主席！领袖车队骤然驶过，消失得无影无踪接见红卫兵的频率大约半月一次，可到了北京，整整等半个月了，依然没有接见的消息。
我住在某某胡同小学。从南方来，没带棉衣，怎么也想不到11月底的风就已经像碎磁片，能割出血来。就只好围着炉子烤馒头片，烤干的馒头很香，整天嘎嘣嘎嘣咬着熬钟点。当时，哪儿都不想去，生怕因为外出而耽误了接见。
终于等到了，12月9日。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却不觉得冷。没宣布去哪里，也没人问，因为每次接见都在天安门，这次当然不会例外。谁知卡车却朝郊外开去，开进一片驻有部队的空阔土场子。事后才知道是西郊机场，当时只认定是军事重地，是极保密的处所。于是，心里更紧张起来，更郑重起来，更庄严起来。
好像是发了一点干粮，然后就地等待。天南海北聚拢来的红卫兵按军事建制编为班排连，由解放军带领，秩序井然。放眼望去，阴沉沉的天幕下，几十万红卫兵整整齐齐盘腿席地而坐，黑压压一片人头，无边无际。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零星的咳嗽，在寒风中飘荡。那情景实在令人肃然。
因为天阴，感觉不出时辰的变化，但时间是过去很久了。我渐渐感到小肚子坠胀，想小便。这事情真糟。我常常这样，并不比别人多喝，却老想方便。那天早晨既没喝稀饭又没喝水，却照样胀尿，简直无中生有。
身后两百米外，有芦席围起的临时厕所。我想去，又犹豫，担心就在小便的一刹那，毛主席来了。我向远处张望，看看东面，看看西面，两边都没动静，小肚子却一阵胀似一阵。我夹紧腿，身体微微颠颤，把注意力尽量引开……这些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都不灵了。该死的尿！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我觉得意志的防线随时可能崩溃。不敢想象，不仅是丢脸，而且是对这个神圣时刻神圣地点的亵渎。终于无法忍受了，我产生一个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那么凑巧吧，便急急忙忙站起，挤出静坐的队列。
难言的痛快！我深深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惬意地体味这种快感。忽然，平地滚过一阵炸雷，地面地震似地抖动起来，连空气也发生共震，呼啦啦响。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闪电般冲出芦席棚。坏喽！秩序肃然的机场刹那间乱成一锅煮翻了的粥，队伍已经不成方圆，所有人全站起来，踮着脚，还不停地向上蹦。要想挤回原来的队列已经不可能，并且也已经不存在什么队列了。领袖车队将要经过的跑道淹没在人头攒动的海洋里，欢呼声惊天动地。远处，似乎出现了车队的影子。我当机立断，转身朝后跑去，找到一块略微凸起的小坡，以图居高临下，可还是白搭。几十万人又喊又叫又蹦又跳顿时把机场表面的浮土掀起来，尘土的颗粒升腾弥漫，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黄色巨龙蜿蜒蠕动。透过遮天蔽日的浮尘，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只见车队渐大渐近，骤然驶过，转眼又消失在浮尘的背后，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结束了———1966年的，也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壮举，就这么消失了———盼望已久，期待已久，历尽艰辛换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圣时刻。红卫兵大串联——儿戏般结束(图)
2007年01月29日 11:27新闻午报
在井冈山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萌芽》杂志主编、著名作家赵长天的半自传文集《曾经》日前出版。其中记述了作者由儿时、读书到参军，再到如何踏上文艺创作生涯的往事。由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时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段最动荡的时代，既有朴素而明媚的青春记忆、革命时期的爱情，亦有社会大背景下的跌宕起伏。在30年之后，作者以一个作家的成熟笔调将那段年轻时的经历娓娓道来，把我们带到了逝去的历史场景中。革命来了，我们成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来的。事后看，实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开展之前，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在一次会议上指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接下来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有教改，就有“四清运动”，就有京剧现代戏，就有学术批判……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字报已经漫山遍野，走廊贴不下了，战场移到了大礼堂。礼堂里拉起麻绳，变成以纸为墙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联合写的大字报。这些校友在中学也都是学生干部，现在就读的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他们说要回到母校来“放火烧荒”，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支部，直指校长、党支书、团委书记，用词锐利尖刻。他们委托我们团支部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张贴出去。
夜里，在东校园的大树底下，在黑暗中，团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我们是习惯有事向党请示的，但现在这张大字报矛头就是指向党支部，我们当然无法就这个问题去向当事人请示。我们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们已经习惯没有自己了，最后只好决定连夜去向市委请示。
已经夜深人静，公交车也早就停驶。我们几个人步行从虹口到静安，找到了市委办公厅，找到了市委接待处。接待我们的当然只是个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个模棱的答复，和没有答复差不多。我们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张，决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张贴出来，然后另写我们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反驳。
这是真正的师大一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报。我们也因为和这张大字报划清界限，而成为保皇派。
故宫被改成“血泪宫”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于是全国都成立红卫兵了。上海成立的官方承认的叫做“上海市红卫兵”，后来又陆续出现“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几方打成一团。
那个炎热的夏天，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们反复学习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琢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思索怎么做才是革命行动。那时候，学校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也宽容着无政府的状态。全国大串联开始了，这是匪夷所思的免费大旅游，坐车住宿吃饭全部不要钱，还可以随手写张借条就向接待站借零花钱。当时学生的普遍觉悟是现今无法想象的，我后来出去串联，从没向接待站借过钱，和我同行的同学也没人借过钱，在各地的接待站，也很少看到有人去借零花钱。
留在学校里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还在苦苦求索。最后，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到校党支部书记蔡多瑞老师家乡去调查，他要是真的有如大字报所说的历史问题，我们就反戈一击，揭竿而起。即使玩，也满含革命意味我们开始南下的旅行。首站到杭州。我们居然没有去西湖，真是死心眼地革命啊，几天都在浙大的校园里转来转去看大字报；然后继续南下福州。
那条线路红卫兵很少，列车不像去北京的那样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们一人一个座位，在浙南闽北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到大山、深谷、森林，见到清澈见底的闽江，内心抒发着“江山如此多娇”的豪情。在福州几乎没有停留，就直接去了蔡老师的家乡，是泉州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是有名的侨乡，房屋都用石头砌成，属于比较富裕的乡村。抗战期间此地活跃着抗日游击队，蔡老师的“历史问题”，就发生在那段历史时期。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深入到农村，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来过红卫兵，农民们完全弄不明白我们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我们又几乎听不懂天书一样的福建方言，比划来比划去我们最终只好选择放弃。千里迢迢的革命行动，儿戏一样地结束了。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我们忽然觉得，应该玩一玩了。既然没有任务了，为什么不玩一玩呢？中午坐长途汽车到达这个闽东小站时，我们已经办好了下午去厦门的车票。当然都是免费的。可是下午我们去上车时，小站的站长拦住我们，说经请示，因厦门是海防前线，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要给我们改换去福州的车票。我们辩说这里离厦门很近，而离福州很远，按合理的路线，是应该从厦门转道鹰厦铁路去南昌。站长说我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也没办法。
我们没了主意，心虚着，表面装出强硬的态度要挟道：“你们不给我们上车，我们就走到厦门去。”我们以为，这样，站长只好无奈地同意我们上车。哪里知道，站长双手一摊说：“你们一定要走，我也没办法。”
弄假成真的我们只好英雄似地朝着厦门的方向步行前进，内心十分沮丧。长途汽车发动起来，呼哧呼哧从我们身边驶过，毫不留恋地开走了。
10月的闽南，太阳毒人。本来就是因为骑虎难下一时赌气，就变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砂石路面的公路冷冷清清，基本没有来往车辆。我们搞不清到厦门有多少路，要走多少时间，下一个车站也似乎遥遥无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眼看着太阳倒要偏西了，心里便慌起来。
真是天无绝人路，天色将晚时分，后面又开来一辆长途客车，去厦门的。我们急忙站到路中央拦车。我们小聪明还是有一点，拿出先前办好的到厦门的车票给售票员看，说我们是有车票的，但为了锻炼革命意志，不坐车，步行拉练；现在天色将晚，准备搭这辆车去厦门。这辆车的售票员哪里知道早先那一幕，验完票，当然客气地让我们上车。
其实离厦门不远了，个把小时以后，就到了华灯齐放的城市。到了厦门才发现，所谓不接待红卫兵的前哨城市厦门照样有很多红卫兵，照样吃住免费。1966年的红卫兵真是“无冕之王”！
游览鼓浪屿，在海滩遥望金门岛，参观1958年炮击金门时向对岸广播的硕大无比的喇叭。然后转道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玩，也是满含革命意味。然后，就去北京朝拜了。忍着，忍着！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蜷缩在洗脸池上，占地不足半平方。尽管毗邻厕所，熏人的阿莫尼亚气味凝固不散，但自以为占据了最佳地形：渴了，屁股底下有水龙头，偶尔会滴出水来；尿急了，隔壁就能方便。干粮是随身带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全部满足了。而在车厢里面，那些吊在行李架上，蜷在座位底下或金鸡独立于座位靠背上的，可就惨了。累不去说它，生理的新陈代谢就没办法。比较起来，还是那些金鸡独立者强些，既然能在窄窄的椅背上保持平衡，总是小脑发达，就能从这个椅背跳到那个椅背，猴子一样跳到茅坑。正正经经占到座位的才最倒霉，别看坐垫、靠背都是软的，却最无自由——身后靠背上蹲一个，屁股在你脑瓜上蹭来蹭去；面前小桌上坐一个，门板一样贴着你鼻尖擦来擦去；行李架吊下两只臭脚丫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稍一动弹，就得前后左右打招呼。
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奇迹。
车走走停停。列车早已没了时刻表。这是保定附近的一个小站，车头惨叫一声，洒一泡热气，就趴窝了，仿佛再也不打算挪动。
不知道时间。全车厢没一个手表。或许只有两三个小时吧，两三小时也能拖成一辈子那么长。车行时一切都能忍受，咔嚓咔嚓的车轮声就是希望，就是北京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一旦脚步声消失，希望就变得渺茫而遥远。关节疼痛得快要散架，肌肉僵硬得已经板结，背脊痒得仿佛跳蚤们在开大会却又挠不到，尿憋得胀痛厕所却有人占着不开门……
忍着，忍着！为了进北京，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啊，何等的神圣，去见毛主席！领袖车队骤然驶过，消失得无影无踪接见红卫兵的频率大约半月一次，可到了北京，整整等半个月了，依然没有接见的消息。
我住在某某胡同小学。从南方来，没带棉衣，怎么也想不到11月底的风就已经像碎磁片，能割出血来。就只好围着炉子烤馒头片，烤干的馒头很香，整天嘎嘣嘎嘣咬着熬钟点。当时，哪儿都不想去，生怕因为外出而耽误了接见。
终于等到了，12月9日。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却不觉得冷。没宣布去哪里，也没人问，因为每次接见都在天安门，这次当然不会例外。谁知卡车却朝郊外开去，开进一片驻有部队的空阔土场子。事后才知道是西郊机场，当时只认定是军事重地，是极保密的处所。于是，心里更紧张起来，更郑重起来，更庄严起来。
好像是发了一点干粮，然后就地等待。天南海北聚拢来的红卫兵按军事建制编为班排连，由解放军带领，秩序井然。放眼望去，阴沉沉的天幕下，几十万红卫兵整整齐齐盘腿席地而坐，黑压压一片人头，无边无际。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零星的咳嗽，在寒风中飘荡。那情景实在令人肃然。
因为天阴，感觉不出时辰的变化，但时间是过去很久了。我渐渐感到小肚子坠胀，想小便。这事情真糟。我常常这样，并不比别人多喝，却老想方便。那天早晨既没喝稀饭又没喝水，却照样胀尿，简直无中生有。
身后两百米外，有芦席围起的临时厕所。我想去，又犹豫，担心就在小便的一刹那，毛主席来了。我向远处张望，看看东面，看看西面，两边都没动静，小肚子却一阵胀似一阵。我夹紧腿，身体微微颠颤，把注意力尽量引开……这些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都不灵了。该死的尿！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我觉得意志的防线随时可能崩溃。不敢想象，不仅是丢脸，而且是对这个神圣时刻神圣地点的亵渎。终于无法忍受了，我产生一个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那么凑巧吧，便急急忙忙站起，挤出静坐的队列。
难言的痛快！我深深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惬意地体味这种快感。忽然，平地滚过一阵炸雷，地面地震似地抖动起来，连空气也发生共震，呼啦啦响。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闪电般冲出芦席棚。坏喽！秩序肃然的机场刹那间乱成一锅煮翻了的粥，队伍已经不成方圆，所有人全站起来，踮着脚，还不停地向上蹦。要想挤回原来的队列已经不可能，并且也已经不存在什么队列了。领袖车队将要经过的跑道淹没在人头攒动的海洋里，欢呼声惊天动地。远处，似乎出现了车队的影子。我当机立断，转身朝后跑去，找到一块略微凸起的小坡，以图居高临下，可还是白搭。几十万人又喊又叫又蹦又跳顿时把机场表面的浮土掀起来，尘土的颗粒升腾弥漫，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黄色巨龙蜿蜒蠕动。透过遮天蔽日的浮尘，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只见车队渐大渐近，骤然驶过，转眼又消失在浮尘的背后，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结束了———1966年的，也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壮举，就这么消失了———盼望已久，期待已久，历尽艰辛换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圣时刻。
2007年01月29日 11:27新闻午报
在井冈山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字报已经漫山遍野，走廊贴不下了，战场移到了大礼堂。礼堂里拉起麻绳，变成以纸为墙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联合写的大字报。这些校友在中学也都是学生干部，现在就读的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他们说要回到母校来“放火烧荒”，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支部，直指校长、党支书、团委书记，用词锐利尖刻。他们委托我们团支部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张贴出去。
夜里，在东校园的大树底下，在黑暗中，团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我们是习惯有事向党请示的，但现在这张大字报矛头就是指向党支部，我们当然无法就这个问题去向当事人请示。我们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们已经习惯没有自己了，最后只好决定连夜去向市委请示。
已经夜深人静，公交车也早就停驶。我们几个人步行从虹口到静安，找到了市委办公厅，找到了市委接待处。接待我们的当然只是个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个模棱的答复，和没有答复差不多。我们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张，决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张贴出来，然后另写我们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反驳。
这是真正的师大一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报。我们也因为和这张大字报划清界限，而成为保皇派。
故宫被改成“血泪宫”
那个炎热的夏天，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们反复学习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琢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思索怎么做才是革命行动。那时候，学校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也宽容着无政府的状态。全国大串联开始了，这是匪夷所思的免费大旅游，坐车住宿吃饭全部不要钱，还可以随手写张借条就向接待站借零花钱。当时学生的普遍觉悟是现今无法想象的，我后来出去串联，从没向接待站借过钱，和我同行的同学也没人借过钱，在各地的接待站，也很少看到有人去借零花钱。
留在学校里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还在苦苦求索。最后，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到校党支部书记蔡多瑞老师家乡去调查，他要是真的有如大字报所说的历史问题，我们就反戈一击，揭竿而起。即使玩，也满含革命意味我们开始南下的旅行。首站到杭州。我们居然没有去西湖，真是死心眼地革命啊，几天都在浙大的校园里转来转去看大字报；然后继续南下福州。
那条线路红卫兵很少，列车不像去北京的那样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们一人一个座位，在浙南闽北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到大山、深谷、森林，见到清澈见底的闽江，内心抒发着“江山如此多娇”的豪情。在福州几乎没有停留，就直接去了蔡老师的家乡，是泉州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是有名的侨乡，房屋都用石头砌成，属于比较富裕的乡村。抗战期间此地活跃着抗日游击队，蔡老师的“历史问题”，就发生在那段历史时期。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深入到农村，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来过红卫兵，农民们完全弄不明白我们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我们又几乎听不懂天书一样的福建方言，比划来比划去我们最终只好选择放弃。千里迢迢的革命行动，儿戏一样地结束了。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我们忽然觉得，应该玩一玩了。既然没有任务了，为什么不玩一玩呢？中午坐长途汽车到达这个闽东小站时，我们已经办好了下午去厦门的车票。当然都是免费的。可是下午我们去上车时，小站的站长拦住我们，说经请示，因厦门是海防前线，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要给我们改换去福州的车票。我们辩说这里离厦门很近，而离福州很远，按合理的路线，是应该从厦门转道鹰厦铁路去南昌。站长说我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也没办法。
我们没了主意，心虚着，表面装出强硬的态度要挟道：“你们不给我们上车，我们就走到厦门去。”我们以为，这样，站长只好无奈地同意我们上车。哪里知道，站长双手一摊说：“你们一定要走，我也没办法。”
弄假成真的我们只好英雄似地朝着厦门的方向步行前进，内心十分沮丧。长途汽车发动起来，呼哧呼哧从我们身边驶过，毫不留恋地开走了。
10月的闽南，太阳毒人。本来就是因为骑虎难下一时赌气，就变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砂石路面的公路冷冷清清，基本没有来往车辆。我们搞不清到厦门有多少路，要走多少时间，下一个车站也似乎遥遥无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眼看着太阳倒要偏西了，心里便慌起来。
真是天无绝人路，天色将晚时分，后面又开来一辆长途客车，去厦门的。我们急忙站到路中央拦车。我们小聪明还是有一点，拿出先前办好的到厦门的车票给售票员看，说我们是有车票的，但为了锻炼革命意志，不坐车，步行拉练；现在天色将晚，准备搭这辆车去厦门。这辆车的售票员哪里知道早先那一幕，验完票，当然客气地让我们上车。
其实离厦门不远了，个把小时以后，就到了华灯齐放的城市。到了厦门才发现，所谓不接待红卫兵的前哨城市厦门照样有很多红卫兵，照样吃住免费。1966年的红卫兵真是“无冕之王”！
游览鼓浪屿，在海滩遥望金门岛，参观1958年炮击金门时向对岸广播的硕大无比的喇叭。然后转道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玩，也是满含革命意味。然后，就去北京朝拜了。忍着，忍着！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蜷缩在洗脸池上，占地不足半平方。尽管毗邻厕所，熏人的阿莫尼亚气味凝固不散，但自以为占据了最佳地形：渴了，屁股底下有水龙头，偶尔会滴出水来；尿急了，隔壁就能方便。干粮是随身带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全部满足了。而在车厢里面，那些吊在行李架上，蜷在座位底下或金鸡独立于座位靠背上的，可就惨了。累不去说它，生理的新陈代谢就没办法。比较起来，还是那些金鸡独立者强些，既然能在窄窄的椅背上保持平衡，总是小脑发达，就能从这个椅背跳到那个椅背，猴子一样跳到茅坑。正正经经占到座位的才最倒霉，别看坐垫、靠背都是软的，却最无自由——身后靠背上蹲一个，屁股在你脑瓜上蹭来蹭去；面前小桌上坐一个，门板一样贴着你鼻尖擦来擦去；行李架吊下两只臭脚丫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稍一动弹，就得前后左右打招呼。
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奇迹。
车走走停停。列车早已没了时刻表。这是保定附近的一个小站，车头惨叫一声，洒一泡热气，就趴窝了，仿佛再也不打算挪动。
不知道时间。全车厢没一个手表。或许只有两三个小时吧，两三小时也能拖成一辈子那么长。车行时一切都能忍受，咔嚓咔嚓的车轮声就是希望，就是北京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一旦脚步声消失，希望就变得渺茫而遥远。关节疼痛得快要散架，肌肉僵硬得已经板结，背脊痒得仿佛跳蚤们在开大会却又挠不到，尿憋得胀痛厕所却有人占着不开门……
忍着，忍着！为了进北京，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啊，何等的神圣，去见毛主席！领袖车队骤然驶过，消失得无影无踪接见红卫兵的频率大约半月一次，可到了北京，整整等半个月了，依然没有接见的消息。
我住在某某胡同小学。从南方来，没带棉衣，怎么也想不到11月底的风就已经像碎磁片，能割出血来。就只好围着炉子烤馒头片，烤干的馒头很香，整天嘎嘣嘎嘣咬着熬钟点。当时，哪儿都不想去，生怕因为外出而耽误了接见。
终于等到了，12月9日。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却不觉得冷。没宣布去哪里，也没人问，因为每次接见都在天安门，这次当然不会例外。谁知卡车却朝郊外开去，开进一片驻有部队的空阔土场子。事后才知道是西郊机场，当时只认定是军事重地，是极保密的处所。于是，心里更紧张起来，更郑重起来，更庄严起来。
好像是发了一点干粮，然后就地等待。天南海北聚拢来的红卫兵按军事建制编为班排连，由解放军带领，秩序井然。放眼望去，阴沉沉的天幕下，几十万红卫兵整整齐齐盘腿席地而坐，黑压压一片人头，无边无际。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零星的咳嗽，在寒风中飘荡。那情景实在令人肃然。
因为天阴，感觉不出时辰的变化，但时间是过去很久了。我渐渐感到小肚子坠胀，想小便。这事情真糟。我常常这样，并不比别人多喝，却老想方便。那天早晨既没喝稀饭又没喝水，却照样胀尿，简直无中生有。
身后两百米外，有芦席围起的临时厕所。我想去，又犹豫，担心就在小便的一刹那，毛主席来了。我向远处张望，看看东面，看看西面，两边都没动静，小肚子却一阵胀似一阵。我夹紧腿，身体微微颠颤，把注意力尽量引开……这些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都不灵了。该死的尿！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我觉得意志的防线随时可能崩溃。不敢想象，不仅是丢脸，而且是对这个神圣时刻神圣地点的亵渎。终于无法忍受了，我产生一个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那么凑巧吧，便急急忙忙站起，挤出静坐的队列。
难言的痛快！我深深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惬意地体味这种快感。忽然，平地滚过一阵炸雷，地面地震似地抖动起来，连空气也发生共震，呼啦啦响。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闪电般冲出芦席棚。坏喽！秩序肃然的机场刹那间乱成一锅煮翻了的粥，队伍已经不成方圆，所有人全站起来，踮着脚，还不停地向上蹦。要想挤回原来的队列已经不可能，并且也已经不存在什么队列了。领袖车队将要经过的跑道淹没在人头攒动的海洋里，欢呼声惊天动地。远处，似乎出现了车队的影子。我当机立断，转身朝后跑去，找到一块略微凸起的小坡，以图居高临下，可还是白搭。几十万人又喊又叫又蹦又跳顿时把机场表面的浮土掀起来，尘土的颗粒升腾弥漫，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黄色巨龙蜿蜒蠕动。透过遮天蔽日的浮尘，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只见车队渐大渐近，骤然驶过，转眼又消失在浮尘的背后，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结束了———1966年的，也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壮举，就这么消失了———盼望已久，期待已久，历尽艰辛换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圣时刻。红卫兵大串联——儿戏般结束(图)
2007年01月29日 11:27新闻午报
在井冈山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萌芽》杂志主编、著名作家赵长天的半自传文集《曾经》日前出版。其中记述了作者由儿时、读书到参军，再到如何踏上文艺创作生涯的往事。由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时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段最动荡的时代，既有朴素而明媚的青春记忆、革命时期的爱情，亦有社会大背景下的跌宕起伏。在30年之后，作者以一个作家的成熟笔调将那段年轻时的经历娓娓道来，把我们带到了逝去的历史场景中。革命来了，我们成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来的。事后看，实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开展之前，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在一次会议上指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接下来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有教改，就有“四清运动”，就有京剧现代戏，就有学术批判……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字报已经漫山遍野，走廊贴不下了，战场移到了大礼堂。礼堂里拉起麻绳，变成以纸为墙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联合写的大字报。这些校友在中学也都是学生干部，现在就读的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他们说要回到母校来“放火烧荒”，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支部，直指校长、党支书、团委书记，用词锐利尖刻。他们委托我们团支部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张贴出去。
夜里，在东校园的大树底下，在黑暗中，团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我们是习惯有事向党请示的，但现在这张大字报矛头就是指向党支部，我们当然无法就这个问题去向当事人请示。我们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们已经习惯没有自己了，最后只好决定连夜去向市委请示。
已经夜深人静，公交车也早就停驶。我们几个人步行从虹口到静安，找到了市委办公厅，找到了市委接待处。接待我们的当然只是个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个模棱的答复，和没有答复差不多。我们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张，决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张贴出来，然后另写我们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反驳。
这是真正的师大一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报。我们也因为和这张大字报划清界限，而成为保皇派。
故宫被改成“血泪宫”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于是全国都成立红卫兵了。上海成立的官方承认的叫做“上海市红卫兵”，后来又陆续出现“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几方打成一团。
那个炎热的夏天，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们反复学习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琢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思索怎么做才是革命行动。那时候，学校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也宽容着无政府的状态。全国大串联开始了，这是匪夷所思的免费大旅游，坐车住宿吃饭全部不要钱，还可以随手写张借条就向接待站借零花钱。当时学生的普遍觉悟是现今无法想象的，我后来出去串联，从没向接待站借过钱，和我同行的同学也没人借过钱，在各地的接待站，也很少看到有人去借零花钱。
留在学校里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还在苦苦求索。最后，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到校党支部书记蔡多瑞老师家乡去调查，他要是真的有如大字报所说的历史问题，我们就反戈一击，揭竿而起。即使玩，也满含革命意味我们开始南下的旅行。首站到杭州。我们居然没有去西湖，真是死心眼地革命啊，几天都在浙大的校园里转来转去看大字报；然后继续南下福州。
那条线路红卫兵很少，列车不像去北京的那样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们一人一个座位，在浙南闽北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到大山、深谷、森林，见到清澈见底的闽江，内心抒发着“江山如此多娇”的豪情。在福州几乎没有停留，就直接去了蔡老师的家乡，是泉州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是有名的侨乡，房屋都用石头砌成，属于比较富裕的乡村。抗战期间此地活跃着抗日游击队，蔡老师的“历史问题”，就发生在那段历史时期。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深入到农村，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来过红卫兵，农民们完全弄不明白我们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我们又几乎听不懂天书一样的福建方言，比划来比划去我们最终只好选择放弃。千里迢迢的革命行动，儿戏一样地结束了。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我们忽然觉得，应该玩一玩了。既然没有任务了，为什么不玩一玩呢？中午坐长途汽车到达这个闽东小站时，我们已经办好了下午去厦门的车票。当然都是免费的。可是下午我们去上车时，小站的站长拦住我们，说经请示，因厦门是海防前线，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要给我们改换去福州的车票。我们辩说这里离厦门很近，而离福州很远，按合理的路线，是应该从厦门转道鹰厦铁路去南昌。站长说我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也没办法。
我们没了主意，心虚着，表面装出强硬的态度要挟道：“你们不给我们上车，我们就走到厦门去。”我们以为，这样，站长只好无奈地同意我们上车。哪里知道，站长双手一摊说：“你们一定要走，我也没办法。”
弄假成真的我们只好英雄似地朝着厦门的方向步行前进，内心十分沮丧。长途汽车发动起来，呼哧呼哧从我们身边驶过，毫不留恋地开走了。
10月的闽南，太阳毒人。本来就是因为骑虎难下一时赌气，就变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砂石路面的公路冷冷清清，基本没有来往车辆。我们搞不清到厦门有多少路，要走多少时间，下一个车站也似乎遥遥无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眼看着太阳倒要偏西了，心里便慌起来。
真是天无绝人路，天色将晚时分，后面又开来一辆长途客车，去厦门的。我们急忙站到路中央拦车。我们小聪明还是有一点，拿出先前办好的到厦门的车票给售票员看，说我们是有车票的，但为了锻炼革命意志，不坐车，步行拉练；现在天色将晚，准备搭这辆车去厦门。这辆车的售票员哪里知道早先那一幕，验完票，当然客气地让我们上车。
其实离厦门不远了，个把小时以后，就到了华灯齐放的城市。到了厦门才发现，所谓不接待红卫兵的前哨城市厦门照样有很多红卫兵，照样吃住免费。1966年的红卫兵真是“无冕之王”！
游览鼓浪屿，在海滩遥望金门岛，参观1958年炮击金门时向对岸广播的硕大无比的喇叭。然后转道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玩，也是满含革命意味。然后，就去北京朝拜了。忍着，忍着！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蜷缩在洗脸池上，占地不足半平方。尽管毗邻厕所，熏人的阿莫尼亚气味凝固不散，但自以为占据了最佳地形：渴了，屁股底下有水龙头，偶尔会滴出水来；尿急了，隔壁就能方便。干粮是随身带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全部满足了。而在车厢里面，那些吊在行李架上，蜷在座位底下或金鸡独立于座位靠背上的，可就惨了。累不去说它，生理的新陈代谢就没办法。比较起来，还是那些金鸡独立者强些，既然能在窄窄的椅背上保持平衡，总是小脑发达，就能从这个椅背跳到那个椅背，猴子一样跳到茅坑。正正经经占到座位的才最倒霉，别看坐垫、靠背都是软的，却最无自由——身后靠背上蹲一个，屁股在你脑瓜上蹭来蹭去；面前小桌上坐一个，门板一样贴着你鼻尖擦来擦去；行李架吊下两只臭脚丫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稍一动弹，就得前后左右打招呼。
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奇迹。
车走走停停。列车早已没了时刻表。这是保定附近的一个小站，车头惨叫一声，洒一泡热气，就趴窝了，仿佛再也不打算挪动。
不知道时间。全车厢没一个手表。或许只有两三个小时吧，两三小时也能拖成一辈子那么长。车行时一切都能忍受，咔嚓咔嚓的车轮声就是希望，就是北京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一旦脚步声消失，希望就变得渺茫而遥远。关节疼痛得快要散架，肌肉僵硬得已经板结，背脊痒得仿佛跳蚤们在开大会却又挠不到，尿憋得胀痛厕所却有人占着不开门……
忍着，忍着！为了进北京，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啊，何等的神圣，去见毛主席！领袖车队骤然驶过，消失得无影无踪接见红卫兵的频率大约半月一次，可到了北京，整整等半个月了，依然没有接见的消息。
我住在某某胡同小学。从南方来，没带棉衣，怎么也想不到11月底的风就已经像碎磁片，能割出血来。就只好围着炉子烤馒头片，烤干的馒头很香，整天嘎嘣嘎嘣咬着熬钟点。当时，哪儿都不想去，生怕因为外出而耽误了接见。
终于等到了，12月9日。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却不觉得冷。没宣布去哪里，也没人问，因为每次接见都在天安门，这次当然不会例外。谁知卡车却朝郊外开去，开进一片驻有部队的空阔土场子。事后才知道是西郊机场，当时只认定是军事重地，是极保密的处所。于是，心里更紧张起来，更郑重起来，更庄严起来。
好像是发了一点干粮，然后就地等待。天南海北聚拢来的红卫兵按军事建制编为班排连，由解放军带领，秩序井然。放眼望去，阴沉沉的天幕下，几十万红卫兵整整齐齐盘腿席地而坐，黑压压一片人头，无边无际。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零星的咳嗽，在寒风中飘荡。那情景实在令人肃然。
因为天阴，感觉不出时辰的变化，但时间是过去很久了。我渐渐感到小肚子坠胀，想小便。这事情真糟。我常常这样，并不比别人多喝，却老想方便。那天早晨既没喝稀饭又没喝水，却照样胀尿，简直无中生有。
身后两百米外，有芦席围起的临时厕所。我想去，又犹豫，担心就在小便的一刹那，毛主席来了。我向远处张望，看看东面，看看西面，两边都没动静，小肚子却一阵胀似一阵。我夹紧腿，身体微微颠颤，把注意力尽量引开……这些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都不灵了。该死的尿！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我觉得意志的防线随时可能崩溃。不敢想象，不仅是丢脸，而且是对这个神圣时刻神圣地点的亵渎。终于无法忍受了，我产生一个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那么凑巧吧，便急急忙忙站起，挤出静坐的队列。
难言的痛快！我深深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惬意地体味这种快感。忽然，平地滚过一阵炸雷，地面地震似地抖动起来，连空气也发生共震，呼啦啦响。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闪电般冲出芦席棚。坏喽！秩序肃然的机场刹那间乱成一锅煮翻了的粥，队伍已经不成方圆，所有人全站起来，踮着脚，还不停地向上蹦。要想挤回原来的队列已经不可能，并且也已经不存在什么队列了。领袖车队将要经过的跑道淹没在人头攒动的海洋里，欢呼声惊天动地。远处，似乎出现了车队的影子。我当机立断，转身朝后跑去，找到一块略微凸起的小坡，以图居高临下，可还是白搭。几十万人又喊又叫又蹦又跳顿时把机场表面的浮土掀起来，尘土的颗粒升腾弥漫，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黄色巨龙蜿蜒蠕动。透过遮天蔽日的浮尘，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只见车队渐大渐近，骤然驶过，转眼又消失在浮尘的背后，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结束了———1966年的，也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壮举，就这么消失了———盼望已久，期待已久，历尽艰辛换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圣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