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解放战争各野战军相对条件对比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8:06:50
首先明确的一点，即本文所对比的是“相对条件”。何谓“相对条件”，即：解放区地理位置、军队指挥人员素质、作战位置人民态度、中共中央全国战争进程统一部署、国外势力支持、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等。
一、第一野战军
就地理位置而言，第一野战军所处的解放区地理位置无疑是较为险恶的，当时的边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艰难，军用必须物资，包括粮草、弹药、甚至是饮用水的供应都是相当贫乏的，同时受物资供应困难的干扰，兵源自然成了大问题，许多时候由于不能解决粮草问题而不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这就导致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第一野战军仍只能保持在5~8万人马之间（不包括华北野战军补充兵力）。而彭总也多次指出，陕北的战争主要是打粮草战争、物资战争，第一野战军也多次为了夺取粮草和物资，不惜以身犯险、虎口拔牙，也因此出现三打榆林、宝鸡战争后期失利的情况（备注：这以成为很多人指责彭总有勇无谋的例子，需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打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将第一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放置到牵制胡宗南和二马集团，保持在边区的影响力之中。这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在西柏坡成立中央华北工作组看出，而毛主席等转战陕北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反观蒋军，自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着手对陕北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南面有胡宗南集团重兵把守，北面有傅作义集团虎视耽耽，西面的二马更是仇深似海、东面有黄河天险，并有阎锡山的10万晋军，整个边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第一野战军受制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不可能东渡黄河，退入晋绥边区，只能在陕北即小的地方内进行运动作战，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对比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更是险恶，蒋军共有兵力40万之众，准备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重要的是，由于蒋军急于干掉中共中央，力图以陕北战争作为胜利的象征，故倾全力而来。反观我军，仅有区区4万，这还是临时由各地方部队抽调组建，包括原晋绥军区一纵队（含358旅和独一旅），以及五省联防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晋绥二纵，区区几万人马就包括如此众多的建制，对于集中指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上述部队基本上在几年内未经过实战的锻炼，大部分作战人员作战经验不够，而王震的晋绥二纵虽然具备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从中原军区退下来的时候损失很大，部队未能很好休整，战斗力发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使得我军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发挥，许多战役是为进行牵制敌军而举行的。但我军在此恶劣条件下，以一腔热情，越战越勇，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不得让人佩服。
关于人心所向，由于我党长期基于边区，根据地人民基础相当之好，人民自觉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很高，使得我军情报和保密工作相当完善，蒋军的举动均不能逃脱我军的眼线。同时我军由于长期活动于陕北地区，对地理位置较为熟悉，而黄土高坡的复杂地形也适合于运动战，有利于我军山地作战优势的最大发挥，这就极大的促进战争的胜利。
二、第二野战军
由于第二野战军在47年前后活动于不同地点，不同地点间的相对条件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故本文分地域进行对第二野战军的相对条件的探讨。
二野是由红四方面军的剩余底子发展起来的部队，许多基层指挥人员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到1945年部队人数发展为接近10万之众。1947年之前，二野主要活动于晋翼鲁豫根据地，这是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牢固，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多士兵是根据地的子弟兵，对保卫胜利的成果热情很高，战斗力相对较强。同时该根据地处于四省交界之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较薄弱，虽同样受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集团的合围之势，但由于该根据地主要占据的是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且土地相对贫瘠，无太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胡、傅对此均不太重视，只有阎锡山为抢回自己的地盘而做了几下努力，不过毕竟实力不济（晋军仅适合于进防御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在上党等地均吃了大亏。而其他进攻该根据地的蒋军大致也属于杂牌军系列（例如邯郸战役之中的马、高军），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战斗力因此相对薄弱，也就不足为惧。也必须看到的，晋翼鲁豫根据地与晋绥、晋察翼根据地抵足相连，互为攻守，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让蒋军疲于奔命。而中共中央交给二野主要任务也是内线歼敌，支持东北的战斗，在此条件下，我军的相对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1947年，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要求二野向外突击，实现战略大进军，二野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迎来自己的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个人认为二野的相对条件是最为恶劣的。大别山纵横数千里，横跨湖北、安徽、河南数省，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而此处的国民党统治基础相当强，甲长保长随处可在，堡垒要塞四下散布。而在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新四军第5师几出几入和国民党的多次屠杀之后，当地的百姓已经被国民党杀怕了，群众对“拥红”普遍具有畏惧心理，加之国民党耳目众多，可以说当地我党的群众基础处于空白状况，而我军远离大后方，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无临近友军作为依仗，我军的粮草征集、兵源的补充、甚至伤兵的安置呈极度困难之状，这比起东北解放区的黄克诚陈诉的“七无”不知差到何处。同时，由于二野士兵大多属于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条件、饮食状况普遍不适应，并且南方当时蚊虫遍地、瘟疫盛行，导致当时士兵思乡思想严重，甚至有“宁向北方行千里，不向南方迈一砖”的说法，逃兵现象众多，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二野要想打开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反观蒋军，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统治基础比较牢固，同时蒋军兵力为张金兵团、胡琏兵团等王牌军队，战斗力极强，而我军在过黄泛区的时候将重武器全部丢失，攻击力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以3个纵队却不能消灭敌一个师（缺一个团）的现象。加之中央交给二野的战略任务是牵制蒋军王牌部队，保障华野、陈谢兵团行动胜利，从而多次进行别人吃肉我啃骨头的苦战、血战，甚至在淮海战役之中以残兵包围黄维兵团，并发出了“即使打光二野，也要保证全国胜利”的铮铮宣言。第二野战军以此条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很好的完成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让人佩服之至。
以下是二野的兵力不同时期的同期的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野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三、第三野战军
与二野一样，三野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部队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因此文本将根据阶段此展开分析。
1、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队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并于1946年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7师，第8师，总兵力约7.4万余人。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由上可以得出，三野在当时我军之中的实力是最为突出的，但也必须看到，其所承受的和抵御的蒋军无论在相对（绝对）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最多和较强的。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三野纵横驰骋的区域位于山东、安徽、河南以及江北之地，正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也是自古以来军事政治必争之地。当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运输发达，在次范围内的铁路网和重要交通中心是确保国民党当局维护南北物资、兵源调配、完成其全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枢纽，所以，无论从军事、经济利益而言，都决定了国民党必须倾全力争夺该地，因此蒋军在该地的兵力投入是最多的，战役也是最为频繁的，自1946年夏季，蒋介石便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采取南北夹击的“牵制”战术向华东解放区进攻，并连续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组织战役，而在此期间可以说蒋军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大的，进攻部队之中汇聚了众多的精兵强将，同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强大的海运能力保证了兵力调配的迅速性和突然性，反观我军，45年底的分兵虽然保证我军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但又使得我军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强敌，同时受敌军的牵制，山野和中野之间比较缺乏相互配合及协调，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在战役举行阶段也为防范敌军的快速支援又必须确保组织一定的兵力进行阻击战，因此导致一部分战役的失利（淮阴、涟水战役皆如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战争主要集中在解放区进行，对解放区生产、经济的破坏非常之大，对于战争消耗的补给产生极大的困难，而战役的频繁性也使得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这对于我军的兵源、弹药补充、军队休整造成极大的不便。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部分军队基层人员和老百姓对战争性质的不了解，在心理上仍处于“抗日胜利盼望和平生活”的想法，对我军的战斗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军克服困难，在优秀指挥员的带领下，依托内线作战的地理熟悉优势，并充分揭露蒋军反人民的暴行和解放战争的性质，唤起人民的支持，以至越战越勇，至1947年2月，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粉碎了蒋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取得巨大胜利。首先明确的一点，即本文所对比的是“相对条件”。何谓“相对条件”，即：解放区地理位置、军队指挥人员素质、作战位置人民态度、中共中央全国战争进程统一部署、国外势力支持、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等。
一、第一野战军
就地理位置而言，第一野战军所处的解放区地理位置无疑是较为险恶的，当时的边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艰难，军用必须物资，包括粮草、弹药、甚至是饮用水的供应都是相当贫乏的，同时受物资供应困难的干扰，兵源自然成了大问题，许多时候由于不能解决粮草问题而不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这就导致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第一野战军仍只能保持在5~8万人马之间（不包括华北野战军补充兵力）。而彭总也多次指出，陕北的战争主要是打粮草战争、物资战争，第一野战军也多次为了夺取粮草和物资，不惜以身犯险、虎口拔牙，也因此出现三打榆林、宝鸡战争后期失利的情况（备注：这以成为很多人指责彭总有勇无谋的例子，需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打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将第一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放置到牵制胡宗南和二马集团，保持在边区的影响力之中。这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在西柏坡成立中央华北工作组看出，而毛主席等转战陕北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反观蒋军，自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着手对陕北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南面有胡宗南集团重兵把守，北面有傅作义集团虎视耽耽，西面的二马更是仇深似海、东面有黄河天险，并有阎锡山的10万晋军，整个边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第一野战军受制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不可能东渡黄河，退入晋绥边区，只能在陕北即小的地方内进行运动作战，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对比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更是险恶，蒋军共有兵力40万之众，准备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重要的是，由于蒋军急于干掉中共中央，力图以陕北战争作为胜利的象征，故倾全力而来。反观我军，仅有区区4万，这还是临时由各地方部队抽调组建，包括原晋绥军区一纵队（含358旅和独一旅），以及五省联防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晋绥二纵，区区几万人马就包括如此众多的建制，对于集中指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上述部队基本上在几年内未经过实战的锻炼，大部分作战人员作战经验不够，而王震的晋绥二纵虽然具备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从中原军区退下来的时候损失很大，部队未能很好休整，战斗力发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使得我军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发挥，许多战役是为进行牵制敌军而举行的。但我军在此恶劣条件下，以一腔热情，越战越勇，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不得让人佩服。
关于人心所向，由于我党长期基于边区，根据地人民基础相当之好，人民自觉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很高，使得我军情报和保密工作相当完善，蒋军的举动均不能逃脱我军的眼线。同时我军由于长期活动于陕北地区，对地理位置较为熟悉，而黄土高坡的复杂地形也适合于运动战，有利于我军山地作战优势的最大发挥，这就极大的促进战争的胜利。
二、第二野战军
由于第二野战军在47年前后活动于不同地点，不同地点间的相对条件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故本文分地域进行对第二野战军的相对条件的探讨。
二野是由红四方面军的剩余底子发展起来的部队，许多基层指挥人员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到1945年部队人数发展为接近10万之众。1947年之前，二野主要活动于晋翼鲁豫根据地，这是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牢固，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多士兵是根据地的子弟兵，对保卫胜利的成果热情很高，战斗力相对较强。同时该根据地处于四省交界之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较薄弱，虽同样受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集团的合围之势，但由于该根据地主要占据的是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且土地相对贫瘠，无太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胡、傅对此均不太重视，只有阎锡山为抢回自己的地盘而做了几下努力，不过毕竟实力不济（晋军仅适合于进防御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在上党等地均吃了大亏。而其他进攻该根据地的蒋军大致也属于杂牌军系列（例如邯郸战役之中的马、高军），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战斗力因此相对薄弱，也就不足为惧。也必须看到的，晋翼鲁豫根据地与晋绥、晋察翼根据地抵足相连，互为攻守，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让蒋军疲于奔命。而中共中央交给二野主要任务也是内线歼敌，支持东北的战斗，在此条件下，我军的相对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1947年，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要求二野向外突击，实现战略大进军，二野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迎来自己的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个人认为二野的相对条件是最为恶劣的。大别山纵横数千里，横跨湖北、安徽、河南数省，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而此处的国民党统治基础相当强，甲长保长随处可在，堡垒要塞四下散布。而在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新四军第5师几出几入和国民党的多次屠杀之后，当地的百姓已经被国民党杀怕了，群众对“拥红”普遍具有畏惧心理，加之国民党耳目众多，可以说当地我党的群众基础处于空白状况，而我军远离大后方，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无临近友军作为依仗，我军的粮草征集、兵源的补充、甚至伤兵的安置呈极度困难之状，这比起东北解放区的黄克诚陈诉的“七无”不知差到何处。同时，由于二野士兵大多属于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条件、饮食状况普遍不适应，并且南方当时蚊虫遍地、瘟疫盛行，导致当时士兵思乡思想严重，甚至有“宁向北方行千里，不向南方迈一砖”的说法，逃兵现象众多，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二野要想打开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反观蒋军，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统治基础比较牢固，同时蒋军兵力为张金兵团、胡琏兵团等王牌军队，战斗力极强，而我军在过黄泛区的时候将重武器全部丢失，攻击力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以3个纵队却不能消灭敌一个师（缺一个团）的现象。加之中央交给二野的战略任务是牵制蒋军王牌部队，保障华野、陈谢兵团行动胜利，从而多次进行别人吃肉我啃骨头的苦战、血战，甚至在淮海战役之中以残兵包围黄维兵团，并发出了“即使打光二野，也要保证全国胜利”的铮铮宣言。第二野战军以此条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很好的完成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让人佩服之至。
以下是二野的兵力不同时期的同期的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野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三、第三野战军
与二野一样，三野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部队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因此文本将根据阶段此展开分析。
1、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队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并于1946年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7师，第8师，总兵力约7.4万余人。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由上可以得出，三野在当时我军之中的实力是最为突出的，但也必须看到，其所承受的和抵御的蒋军无论在相对（绝对）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最多和较强的。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三野纵横驰骋的区域位于山东、安徽、河南以及江北之地，正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也是自古以来军事政治必争之地。当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运输发达，在次范围内的铁路网和重要交通中心是确保国民党当局维护南北物资、兵源调配、完成其全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枢纽，所以，无论从军事、经济利益而言，都决定了国民党必须倾全力争夺该地，因此蒋军在该地的兵力投入是最多的，战役也是最为频繁的，自1946年夏季，蒋介石便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采取南北夹击的“牵制”战术向华东解放区进攻，并连续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组织战役，而在此期间可以说蒋军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大的，进攻部队之中汇聚了众多的精兵强将，同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强大的海运能力保证了兵力调配的迅速性和突然性，反观我军，45年底的分兵虽然保证我军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但又使得我军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强敌，同时受敌军的牵制，山野和中野之间比较缺乏相互配合及协调，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在战役举行阶段也为防范敌军的快速支援又必须确保组织一定的兵力进行阻击战，因此导致一部分战役的失利（淮阴、涟水战役皆如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战争主要集中在解放区进行，对解放区生产、经济的破坏非常之大，对于战争消耗的补给产生极大的困难，而战役的频繁性也使得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这对于我军的兵源、弹药补充、军队休整造成极大的不便。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部分军队基层人员和老百姓对战争性质的不了解，在心理上仍处于“抗日胜利盼望和平生活”的想法，对我军的战斗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军克服困难，在优秀指挥员的带领下，依托内线作战的地理熟悉优势，并充分揭露蒋军反人民的暴行和解放战争的性质，唤起人民的支持，以至越战越勇，至1947年2月，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粉碎了蒋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取得巨大胜利。
一、第一野战军
就地理位置而言，第一野战军所处的解放区地理位置无疑是较为险恶的，当时的边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艰难，军用必须物资，包括粮草、弹药、甚至是饮用水的供应都是相当贫乏的，同时受物资供应困难的干扰，兵源自然成了大问题，许多时候由于不能解决粮草问题而不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这就导致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第一野战军仍只能保持在5~8万人马之间（不包括华北野战军补充兵力）。而彭总也多次指出，陕北的战争主要是打粮草战争、物资战争，第一野战军也多次为了夺取粮草和物资，不惜以身犯险、虎口拔牙，也因此出现三打榆林、宝鸡战争后期失利的情况（备注：这以成为很多人指责彭总有勇无谋的例子，需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打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将第一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放置到牵制胡宗南和二马集团，保持在边区的影响力之中。这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在西柏坡成立中央华北工作组看出，而毛主席等转战陕北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反观蒋军，自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着手对陕北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南面有胡宗南集团重兵把守，北面有傅作义集团虎视耽耽，西面的二马更是仇深似海、东面有黄河天险，并有阎锡山的10万晋军，整个边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第一野战军受制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不可能东渡黄河，退入晋绥边区，只能在陕北即小的地方内进行运动作战，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对比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更是险恶，蒋军共有兵力40万之众，准备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重要的是，由于蒋军急于干掉中共中央，力图以陕北战争作为胜利的象征，故倾全力而来。反观我军，仅有区区4万，这还是临时由各地方部队抽调组建，包括原晋绥军区一纵队（含358旅和独一旅），以及五省联防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晋绥二纵，区区几万人马就包括如此众多的建制，对于集中指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上述部队基本上在几年内未经过实战的锻炼，大部分作战人员作战经验不够，而王震的晋绥二纵虽然具备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从中原军区退下来的时候损失很大，部队未能很好休整，战斗力发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使得我军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发挥，许多战役是为进行牵制敌军而举行的。但我军在此恶劣条件下，以一腔热情，越战越勇，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不得让人佩服。
关于人心所向，由于我党长期基于边区，根据地人民基础相当之好，人民自觉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很高，使得我军情报和保密工作相当完善，蒋军的举动均不能逃脱我军的眼线。同时我军由于长期活动于陕北地区，对地理位置较为熟悉，而黄土高坡的复杂地形也适合于运动战，有利于我军山地作战优势的最大发挥，这就极大的促进战争的胜利。
二、第二野战军
由于第二野战军在47年前后活动于不同地点，不同地点间的相对条件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故本文分地域进行对第二野战军的相对条件的探讨。
二野是由红四方面军的剩余底子发展起来的部队，许多基层指挥人员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到1945年部队人数发展为接近10万之众。1947年之前，二野主要活动于晋翼鲁豫根据地，这是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牢固，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多士兵是根据地的子弟兵，对保卫胜利的成果热情很高，战斗力相对较强。同时该根据地处于四省交界之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较薄弱，虽同样受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集团的合围之势，但由于该根据地主要占据的是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且土地相对贫瘠，无太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胡、傅对此均不太重视，只有阎锡山为抢回自己的地盘而做了几下努力，不过毕竟实力不济（晋军仅适合于进防御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在上党等地均吃了大亏。而其他进攻该根据地的蒋军大致也属于杂牌军系列（例如邯郸战役之中的马、高军），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战斗力因此相对薄弱，也就不足为惧。也必须看到的，晋翼鲁豫根据地与晋绥、晋察翼根据地抵足相连，互为攻守，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让蒋军疲于奔命。而中共中央交给二野主要任务也是内线歼敌，支持东北的战斗，在此条件下，我军的相对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1947年，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要求二野向外突击，实现战略大进军，二野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迎来自己的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个人认为二野的相对条件是最为恶劣的。大别山纵横数千里，横跨湖北、安徽、河南数省，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而此处的国民党统治基础相当强，甲长保长随处可在，堡垒要塞四下散布。而在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新四军第5师几出几入和国民党的多次屠杀之后，当地的百姓已经被国民党杀怕了，群众对“拥红”普遍具有畏惧心理，加之国民党耳目众多，可以说当地我党的群众基础处于空白状况，而我军远离大后方，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无临近友军作为依仗，我军的粮草征集、兵源的补充、甚至伤兵的安置呈极度困难之状，这比起东北解放区的黄克诚陈诉的“七无”不知差到何处。同时，由于二野士兵大多属于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条件、饮食状况普遍不适应，并且南方当时蚊虫遍地、瘟疫盛行，导致当时士兵思乡思想严重，甚至有“宁向北方行千里，不向南方迈一砖”的说法，逃兵现象众多，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二野要想打开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反观蒋军，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统治基础比较牢固，同时蒋军兵力为张金兵团、胡琏兵团等王牌军队，战斗力极强，而我军在过黄泛区的时候将重武器全部丢失，攻击力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以3个纵队却不能消灭敌一个师（缺一个团）的现象。加之中央交给二野的战略任务是牵制蒋军王牌部队，保障华野、陈谢兵团行动胜利，从而多次进行别人吃肉我啃骨头的苦战、血战，甚至在淮海战役之中以残兵包围黄维兵团，并发出了“即使打光二野，也要保证全国胜利”的铮铮宣言。第二野战军以此条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很好的完成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让人佩服之至。
以下是二野的兵力不同时期的同期的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野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三、第三野战军
与二野一样，三野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部队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因此文本将根据阶段此展开分析。
1、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队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并于1946年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7师，第8师，总兵力约7.4万余人。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由上可以得出，三野在当时我军之中的实力是最为突出的，但也必须看到，其所承受的和抵御的蒋军无论在相对（绝对）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最多和较强的。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三野纵横驰骋的区域位于山东、安徽、河南以及江北之地，正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也是自古以来军事政治必争之地。当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运输发达，在次范围内的铁路网和重要交通中心是确保国民党当局维护南北物资、兵源调配、完成其全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枢纽，所以，无论从军事、经济利益而言，都决定了国民党必须倾全力争夺该地，因此蒋军在该地的兵力投入是最多的，战役也是最为频繁的，自1946年夏季，蒋介石便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采取南北夹击的“牵制”战术向华东解放区进攻，并连续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组织战役，而在此期间可以说蒋军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大的，进攻部队之中汇聚了众多的精兵强将，同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强大的海运能力保证了兵力调配的迅速性和突然性，反观我军，45年底的分兵虽然保证我军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但又使得我军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强敌，同时受敌军的牵制，山野和中野之间比较缺乏相互配合及协调，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在战役举行阶段也为防范敌军的快速支援又必须确保组织一定的兵力进行阻击战，因此导致一部分战役的失利（淮阴、涟水战役皆如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战争主要集中在解放区进行，对解放区生产、经济的破坏非常之大，对于战争消耗的补给产生极大的困难，而战役的频繁性也使得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这对于我军的兵源、弹药补充、军队休整造成极大的不便。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部分军队基层人员和老百姓对战争性质的不了解，在心理上仍处于“抗日胜利盼望和平生活”的想法，对我军的战斗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军克服困难，在优秀指挥员的带领下，依托内线作战的地理熟悉优势，并充分揭露蒋军反人民的暴行和解放战争的性质，唤起人民的支持，以至越战越勇，至1947年2月，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粉碎了蒋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取得巨大胜利。首先明确的一点，即本文所对比的是“相对条件”。何谓“相对条件”，即：解放区地理位置、军队指挥人员素质、作战位置人民态度、中共中央全国战争进程统一部署、国外势力支持、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等。
一、第一野战军
就地理位置而言，第一野战军所处的解放区地理位置无疑是较为险恶的，当时的边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艰难，军用必须物资，包括粮草、弹药、甚至是饮用水的供应都是相当贫乏的，同时受物资供应困难的干扰，兵源自然成了大问题，许多时候由于不能解决粮草问题而不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这就导致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第一野战军仍只能保持在5~8万人马之间（不包括华北野战军补充兵力）。而彭总也多次指出，陕北的战争主要是打粮草战争、物资战争，第一野战军也多次为了夺取粮草和物资，不惜以身犯险、虎口拔牙，也因此出现三打榆林、宝鸡战争后期失利的情况（备注：这以成为很多人指责彭总有勇无谋的例子，需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打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将第一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放置到牵制胡宗南和二马集团，保持在边区的影响力之中。这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在西柏坡成立中央华北工作组看出，而毛主席等转战陕北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反观蒋军，自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着手对陕北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南面有胡宗南集团重兵把守，北面有傅作义集团虎视耽耽，西面的二马更是仇深似海、东面有黄河天险，并有阎锡山的10万晋军，整个边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第一野战军受制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不可能东渡黄河，退入晋绥边区，只能在陕北即小的地方内进行运动作战，其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对比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更是险恶，蒋军共有兵力40万之众，准备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重要的是，由于蒋军急于干掉中共中央，力图以陕北战争作为胜利的象征，故倾全力而来。反观我军，仅有区区4万，这还是临时由各地方部队抽调组建，包括原晋绥军区一纵队（含358旅和独一旅），以及五省联防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晋绥二纵，区区几万人马就包括如此众多的建制，对于集中指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上述部队基本上在几年内未经过实战的锻炼，大部分作战人员作战经验不够，而王震的晋绥二纵虽然具备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从中原军区退下来的时候损失很大，部队未能很好休整，战斗力发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使得我军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发挥，许多战役是为进行牵制敌军而举行的。但我军在此恶劣条件下，以一腔热情，越战越勇，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不得让人佩服。
关于人心所向，由于我党长期基于边区，根据地人民基础相当之好，人民自觉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很高，使得我军情报和保密工作相当完善，蒋军的举动均不能逃脱我军的眼线。同时我军由于长期活动于陕北地区，对地理位置较为熟悉，而黄土高坡的复杂地形也适合于运动战，有利于我军山地作战优势的最大发挥，这就极大的促进战争的胜利。
二、第二野战军
由于第二野战军在47年前后活动于不同地点，不同地点间的相对条件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故本文分地域进行对第二野战军的相对条件的探讨。
二野是由红四方面军的剩余底子发展起来的部队，许多基层指挥人员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到1945年部队人数发展为接近10万之众。1947年之前，二野主要活动于晋翼鲁豫根据地，这是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牢固，支援解放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多士兵是根据地的子弟兵，对保卫胜利的成果热情很高，战斗力相对较强。同时该根据地处于四省交界之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较薄弱，虽同样受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集团的合围之势，但由于该根据地主要占据的是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且土地相对贫瘠，无太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胡、傅对此均不太重视，只有阎锡山为抢回自己的地盘而做了几下努力，不过毕竟实力不济（晋军仅适合于进防御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在上党等地均吃了大亏。而其他进攻该根据地的蒋军大致也属于杂牌军系列（例如邯郸战役之中的马、高军），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战斗力因此相对薄弱，也就不足为惧。也必须看到的，晋翼鲁豫根据地与晋绥、晋察翼根据地抵足相连，互为攻守，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让蒋军疲于奔命。而中共中央交给二野主要任务也是内线歼敌，支持东北的战斗，在此条件下，我军的相对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1947年，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要求二野向外突击，实现战略大进军，二野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迎来自己的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个人认为二野的相对条件是最为恶劣的。大别山纵横数千里，横跨湖北、安徽、河南数省，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而此处的国民党统治基础相当强，甲长保长随处可在，堡垒要塞四下散布。而在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新四军第5师几出几入和国民党的多次屠杀之后，当地的百姓已经被国民党杀怕了，群众对“拥红”普遍具有畏惧心理，加之国民党耳目众多，可以说当地我党的群众基础处于空白状况，而我军远离大后方，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无临近友军作为依仗，我军的粮草征集、兵源的补充、甚至伤兵的安置呈极度困难之状，这比起东北解放区的黄克诚陈诉的“七无”不知差到何处。同时，由于二野士兵大多属于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条件、饮食状况普遍不适应，并且南方当时蚊虫遍地、瘟疫盛行，导致当时士兵思乡思想严重，甚至有“宁向北方行千里，不向南方迈一砖”的说法，逃兵现象众多，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二野要想打开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反观蒋军，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统治基础比较牢固，同时蒋军兵力为张金兵团、胡琏兵团等王牌军队，战斗力极强，而我军在过黄泛区的时候将重武器全部丢失，攻击力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以3个纵队却不能消灭敌一个师（缺一个团）的现象。加之中央交给二野的战略任务是牵制蒋军王牌部队，保障华野、陈谢兵团行动胜利，从而多次进行别人吃肉我啃骨头的苦战、血战，甚至在淮海战役之中以残兵包围黄维兵团，并发出了“即使打光二野，也要保证全国胜利”的铮铮宣言。第二野战军以此条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很好的完成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让人佩服之至。
以下是二野的兵力不同时期的同期的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野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三、第三野战军
与二野一样，三野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部队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因此文本将根据阶段此展开分析。
1、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队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并于1946年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7师，第8师，总兵力约7.4万余人。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由上可以得出，三野在当时我军之中的实力是最为突出的，但也必须看到，其所承受的和抵御的蒋军无论在相对（绝对）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最多和较强的。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三野纵横驰骋的区域位于山东、安徽、河南以及江北之地，正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也是自古以来军事政治必争之地。当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运输发达，在次范围内的铁路网和重要交通中心是确保国民党当局维护南北物资、兵源调配、完成其全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枢纽，所以，无论从军事、经济利益而言，都决定了国民党必须倾全力争夺该地，因此蒋军在该地的兵力投入是最多的，战役也是最为频繁的，自1946年夏季，蒋介石便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采取南北夹击的“牵制”战术向华东解放区进攻，并连续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组织战役，而在此期间可以说蒋军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大的，进攻部队之中汇聚了众多的精兵强将，同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强大的海运能力保证了兵力调配的迅速性和突然性，反观我军，45年底的分兵虽然保证我军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但又使得我军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强敌，同时受敌军的牵制，山野和中野之间比较缺乏相互配合及协调，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在战役举行阶段也为防范敌军的快速支援又必须确保组织一定的兵力进行阻击战，因此导致一部分战役的失利（淮阴、涟水战役皆如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战争主要集中在解放区进行，对解放区生产、经济的破坏非常之大，对于战争消耗的补给产生极大的困难，而战役的频繁性也使得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这对于我军的兵源、弹药补充、军队休整造成极大的不便。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部分军队基层人员和老百姓对战争性质的不了解，在心理上仍处于“抗日胜利盼望和平生活”的想法，对我军的战斗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军克服困难，在优秀指挥员的带领下，依托内线作战的地理熟悉优势，并充分揭露蒋军反人民的暴行和解放战争的性质，唤起人民的支持，以至越战越勇，至1947年2月，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粉碎了蒋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取得巨大胜利。
2、第二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斗争，我军虽然取得重大的胜利，但实力和根据地也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中野战军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解放区面积缩小，而部队和机关相对集中，加剧了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很大。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华东军队内部山头林立，原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愿119师与120师、原新四军与八路军、华野与山野、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派系斗争也是比较激烈的，互相都不服气，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者陈毅将军在经历饶漱石等人阴谋进行的“黄花塘事件”之后威信受到冲击，加之其本人的军事能力也确实不高，这样一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完全控制矛盾也局势的发展，导致陈毅在勉励华野作战时不得不说“再不打好，退到山东都不知道有没有饭吃”之类的话。幸运的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对山野、华野两野战军进行了整编，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共约27.5万人。并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鲁南会议，统一了全军的思想，解决了派系斗争的困绕，加强了我军内部的团结和协作。反观蒋军，自1947年3月起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其势之凶，不亚于第一阶段，74师更是携涟水、淮阴胜利之势，如狼似虎。本次进攻，蒋军仍采取南北并进的策略，妄图合围我军。虽我军回旋余地甚小，但此时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更多的远离交通要道而更多的集中在沂蒙山区，蒋军的机械化优势不能体现而我军山地作战的优势尽显，加之沂蒙山区属革命老区，群众基础较好，适合我军的发挥。也必须看到的是，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我军的指挥人员获得宝贵的指挥经验，基层人员的实战经验取得提升，加之蒋军在解放区的暴行使得大部分士兵同仇敌忾，士气和战斗力获得明显提升，而蒋军经长时期的作战，战斗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双方对比优势有利于我军。故4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在泰安歼敌第72师。接着，转移至蒙阴、新泰和莱芜以东地区隐蔽集结。至7月底，举行了孟良崮及南麻、临朐等战役，歼敌近8万人，其中“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同时恰在华野危急关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鏖兵鲁西南，分兵外线作战的华野陈、唐兵团和叶、陶纵队切断津浦路，以势如破竹的猛烈攻势迫敌改变部署，停止东犯，从进攻鲁中的部队中调出七个整编师后撤西援，致使蒋军在鲁中山区击破华野主力的“重点进攻”计划彻底破产。
3、第三阶段
经过前阶段的战斗，且最重要的是二野突破黄河，进入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蒋军不得不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华野当面之敌已大大减少，战略的主动已经易手。但是可以说第三阶段的开始阶段我军发挥的不太理想，究其重要原因，无非是“骄兵必败”。我军前阶段发挥的较好，取得重大胜利，故产生骄傲的情绪。部队互以“七战七捷“ 及“天下第一团”为称呼，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而且当时由于我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天气及地理位置对我军不战优势，故我军接连失利：打南麻，连日阴雨，部队弹药受潮，难以发挥效力，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
攻临朐，时逢暴雨山洪，弥河泛滥，临胸城外水深数尺，又是一个五天五夜，仅仅吃掉两个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八仗，却有五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巨大，然而比伤广更令人焦灼的是部队士气受到重创。经领导者认识并逐渐组织解决问题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经过沙士集战、洛阳等战役后，华野已控制战争的进程，蒋军也只是疲于招架，剩下的也只是时间和全国局势的变化了
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所以分析其相对形式，必须先了解东北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局势环境。东北三省是我国的重要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开始，张作霖为增强自身实力，大力修建矿山、工厂，使得东北的基础工业得到大力的发展，而日寇侵占该地后，为保证其侵略战争的进行，将东北作为重要的资源掠夺基地而重点开发，修建了大量矿山、工厂及铁路交通网，同时东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经济所受损失较小，即使是苏军在抗战胜利后对东北的大肆掠夺后，基础仍然未受大的破坏，而内地由于战火绵联，经济损失巨大，故在抗战胜利后东北的经济在国内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后，东北出现权利真空，这就使得东北地区变成一块“肥肉”，需要有政权的介入来填补空白。
中共中央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东北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毛主席就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其所著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我党我军对东北的策略。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我党一直以来就寻求打通国际援助的通道，也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红军西路军），而在东北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理所当然要尽全力争夺。
自抗战开始，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斗争一是坚持抗日，二是发动群众，为今后的争夺东北打下基础。在苏军对日宣战期间，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进入东北，会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同时作为先锋，为争夺东北作好准备。抗战胜利后，我党基于全国形式的分析，特别是针对北方我党我军实力较强，南方较弱的现象，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利用苏军占领东北，国民党正忙于接收华东、华南的旧统治中心而无暇北顾的情况，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先后调进东北的部队有：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队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5师一部，鲁中、滨海、胶东、渤海等军区主力部队各一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第359旅、警备第1旅、教导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兵学校等万余人；晋绥、冀中、冀鲁豫各1个团。以上连同先期进入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同时，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也陆续进入东北。10月31日，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兵力达15万之众。
由于苏联受制于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外交条约，不能大张旗鼓的向我军提供大规模援助，但由于到底都姓“马列”，同宗同族一个祠堂，是亲三分向，因此在苏军的默许下，早期沈阳及各地堆积如山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均为我军获取，同时，苏军在军事行动上配合我军，利用突然撤军的方式，掩护我军趁势夺取各大中城市并歼灭国民党收编的大量伪军，给国民党造成极大的损失，延缓了其对东北争夺的进程。
以上的现象可以说在我军早期对东北的争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我党我军的部分同志也因此被表面的环境所蒙蔽，对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的情绪，认为在苏军的帮助下，我军具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不足为惧，在这种观念的左右下，面对蒋军的进攻，甚至提出了“独占东北”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狂妄口号。而当时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以下可以得知：一、根据地建设。可以说我党高层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相当重视，派遣了包括“政工元帅”罗荣桓和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在内的众多干部前往东北开辟根据地。但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局势的有利，部分党政军人员产生了贪图享受，迷恋城市生活的念头，从承德来的干部，几乎无人愿在乡村工作，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忘却了我党“一切到群众之中，立足于群众，立足于根据地”的根本， 不愿下到基层，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不重视我党政策的宣传，这就造成我党在东北的根据地力量相当薄弱（备注：由于可知，毛主席在49年对全党提出的“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不被敌人糖衣炮弹击倒”的要求是多么的英明和高瞻远瞩，毛主席万岁）；二、军队建设。当时在新组建的军队上，存在满足于数量不顾质量，缺乏必要的整顿、训练和再教育的现象，忽视了我军“精兵简政“的优良传统，以至于装备虽好，但缺乏战斗力，同时大量参差不齐的破坏分子得以混入革命队伍，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在群众之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而后入关东的真正主力部队由于东北时局的变化不能获取较好的装备，作战物资缺乏，同时由于大部分均背井离乡远上关东，加之对残酷战争的认识不够，思乡观念严重，逃亡人数增加，士气低落。同时部队番号众多，缺乏横向联络，不利于统一指挥；三、人心向背。东北人民苦受日寇的压迫，渴望着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归来。由于我党的宣传不够，缺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纰漏，所以当时人民更多的盼望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而对我军有所抵触，认为我军是“杂牌军”而加以抵制。四、形式估计和战争准备。我党我军在战争开始期间，对全国形式估计乐观，战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缺乏打仗打大仗的心理准备，总存在“一战解决战斗”的侥幸心理，同时缺乏对蒋军战斗力的认识和了解，仍以旧的观念去看待，必要的物资和兵力准备不足，用兵层次性太多而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这样一来，由于我党我军在工作上的失误，造成在当时东北存在“七无”现象，即无党、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虽然我军抢的先机，但局势的发展却不利于我方。
反观蒋军，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有新6军和新1军、13军、52军、滇军60军和93军，原东北军53军。共十二个正规军，30万人左右。全是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的。其中，新6军和新1军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而52军，53军，71军都是曾经进入缅甸，或是中缅边境作战的远征军，战斗力非常强大，武器装备精良。同时由于其军队整编的进行， 比之过去一般蒋军有下列进步：1、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2、官兵关系有进步；3、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民众，同时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4、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5、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6、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到达即做工事，故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畏惧心理；7、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更好。这样一来，我军与蒋军的对比处于劣势。也就产生了接下来战斗失礼的客观因素。
在战斗打响后，由于我军对形式发展和蒋军实力严重估计不足，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军内存在一种“保地盘”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严重左倾冒险主义，无论在山海关还是锦州等地，我军均采取阵地防御的作战策略，甚至在四平保卫战中提出“保卫东方马德里”“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这样，我军就自己背上了坛坛罐罐，丧失自己运动作战的传统优势，而使得蒋军将其阵地作战的长处发挥的淋漓尽致，使得我军不得不在四平保卫战失利后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在撤退过程中，我军有部分同志又由原来的左倾盲目乐观主义转变为右倾悲观逃跑主义，甚至出现投降和叛变的倾向，加之土匪、国民党特务分子的骚扰及破坏，以及人民群众的不支持，使得我军蒙受巨大的损失。而缺乏稳固的根据地，缺乏人民的支持，是四野在战争开始阶段失利的最根本因素。
在经历惨痛的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四野指战员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合符当时条件的正确策略。毛主席在病休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东北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明确了我党的工作重点是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全党全军已此为中心开展工作，一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政治政策，一手组织进行剿匪，消除不稳定因素。至47年初，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北满、南满两大根据地，后方局势相对稳定下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我军实力得以恢复和增强。
而此时的形式是怎样的呢？虽然经过46~47年的战争，蒋军占领了包括辽宁、吉林等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工业中心和交通要道，但此时局势的发展有利于我军，具体如下：
一、我军主要控制的北满地区与苏联相连，苏军在撤军之后，仍在该地保持重要的政治影响和一定数量的驻军，这就使得国民党政权投鼠忌器，不得以集中军事力量进攻该地区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外交冲突，而主要的是采取占领重要据点以切断北满与南满及内地的联系，只以少部分兵力加以骚扰，更多的呈现一种守势（编者注：从查阅的历史资料显示，国民党政权对于控制东北呈现矛盾的心理，可以说是打到哪算哪，缺乏控制全东北的雄心），这也使得我军有充足的时间安定后方，站稳脚跟。同时北满根据地的建立我军与苏联的外部援助通道已经打开，这就使得我军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资上均有可靠的后方依靠，对我军的军心和后勤供应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北满根据地成为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最为牢固的根据地，便于我军攻守自如，取得主动权。
二、47年初以后的东北战争重点集中在对南满地区的争夺，蒋军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战略，希望可以消除我军在南满地区的势力，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其对东北重要工业中心的统治。但这个战略一开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蒋军兵力有限，又要分散兵力守卫大中城市，不能集中足够的优势兵力与我交战，同时参战的部队实力参差不齐，最主要的是，蒋军由于长期处于战略的进攻方，部队缺乏整修，而下层士兵对战争有一定的抵触，导致士气低落、军心不稳，逃跑、投降、起义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军在南满的实力不弱，同时由于形式的紧迫，我党的政工制度体现出强大的效率，“七道江会议”统一了军队内的思想，“主动出击”的军事方针使得士兵由一味的撤退中获得进攻的动力，士气得到明显提升。而同时南北满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协调性大为增强。针对蒋军的策略，我党我军指定了“南北联手” 针锋相对的策略方针，“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又拉又打”，叫蒋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这就使得我军的运动战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蒋军的作战劣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出来。
三、随着我方正确策略方针的指定和执行，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宣传攻势的迅猛进行，人民对我党我军有了高度的认同感，出现了拥军拥属的热烈场面和气氛。反观蒋军，随着其对大中城镇的占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暴露无疑，各级官员忙着“五子登科”，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和欺压，导致人民群众对蒋军的好感基本丧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一来，人心向背有利我方而不利于蒋军。
在这种条件和局势下，战争的主动权就此易手，形式对我军极为有利。在此基础上，也就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伟大胜利，为东北的解放奠定良好的基础。虽然之后有“四平攻坚战”的失利，但也只是一时的挫折而已。经过对心理的调整，剩下的也只是时间和全国局势变化的问题了。
经过第一阶段的斗争，我军虽然取得重大的胜利，但实力和根据地也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中野战军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解放区面积缩小，而部队和机关相对集中，加剧了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很大。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华东军队内部山头林立，原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愿119师与120师、原新四军与八路军、华野与山野、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派系斗争也是比较激烈的，互相都不服气，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者陈毅将军在经历饶漱石等人阴谋进行的“黄花塘事件”之后威信受到冲击，加之其本人的军事能力也确实不高，这样一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完全控制矛盾也局势的发展，导致陈毅在勉励华野作战时不得不说“再不打好，退到山东都不知道有没有饭吃”之类的话。幸运的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对山野、华野两野战军进行了整编，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共约27.5万人。并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鲁南会议，统一了全军的思想，解决了派系斗争的困绕，加强了我军内部的团结和协作。反观蒋军，自1947年3月起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其势之凶，不亚于第一阶段，74师更是携涟水、淮阴胜利之势，如狼似虎。本次进攻，蒋军仍采取南北并进的策略，妄图合围我军。虽我军回旋余地甚小，但此时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更多的远离交通要道而更多的集中在沂蒙山区，蒋军的机械化优势不能体现而我军山地作战的优势尽显，加之沂蒙山区属革命老区，群众基础较好，适合我军的发挥。也必须看到的是，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我军的指挥人员获得宝贵的指挥经验，基层人员的实战经验取得提升，加之蒋军在解放区的暴行使得大部分士兵同仇敌忾，士气和战斗力获得明显提升，而蒋军经长时期的作战，战斗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双方对比优势有利于我军。故4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在泰安歼敌第72师。接着，转移至蒙阴、新泰和莱芜以东地区隐蔽集结。至7月底，举行了孟良崮及南麻、临朐等战役，歼敌近8万人，其中“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同时恰在华野危急关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鏖兵鲁西南，分兵外线作战的华野陈、唐兵团和叶、陶纵队切断津浦路，以势如破竹的猛烈攻势迫敌改变部署，停止东犯，从进攻鲁中的部队中调出七个整编师后撤西援，致使蒋军在鲁中山区击破华野主力的“重点进攻”计划彻底破产。
3、第三阶段
经过前阶段的战斗，且最重要的是二野突破黄河，进入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蒋军不得不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华野当面之敌已大大减少，战略的主动已经易手。但是可以说第三阶段的开始阶段我军发挥的不太理想，究其重要原因，无非是“骄兵必败”。我军前阶段发挥的较好，取得重大胜利，故产生骄傲的情绪。部队互以“七战七捷“ 及“天下第一团”为称呼，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而且当时由于我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天气及地理位置对我军不战优势，故我军接连失利：打南麻，连日阴雨，部队弹药受潮，难以发挥效力，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
攻临朐，时逢暴雨山洪，弥河泛滥，临胸城外水深数尺，又是一个五天五夜，仅仅吃掉两个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八仗，却有五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巨大，然而比伤广更令人焦灼的是部队士气受到重创。经领导者认识并逐渐组织解决问题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经过沙士集战、洛阳等战役后，华野已控制战争的进程，蒋军也只是疲于招架，剩下的也只是时间和全国局势的变化了
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所以分析其相对形式，必须先了解东北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局势环境。东北三省是我国的重要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开始，张作霖为增强自身实力，大力修建矿山、工厂，使得东北的基础工业得到大力的发展，而日寇侵占该地后，为保证其侵略战争的进行，将东北作为重要的资源掠夺基地而重点开发，修建了大量矿山、工厂及铁路交通网，同时东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经济所受损失较小，即使是苏军在抗战胜利后对东北的大肆掠夺后，基础仍然未受大的破坏，而内地由于战火绵联，经济损失巨大，故在抗战胜利后东北的经济在国内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后，东北出现权利真空，这就使得东北地区变成一块“肥肉”，需要有政权的介入来填补空白。
中共中央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东北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毛主席就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其所著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我党我军对东北的策略。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我党一直以来就寻求打通国际援助的通道，也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红军西路军），而在东北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理所当然要尽全力争夺。
自抗战开始，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斗争一是坚持抗日，二是发动群众，为今后的争夺东北打下基础。在苏军对日宣战期间，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进入东北，会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同时作为先锋，为争夺东北作好准备。抗战胜利后，我党基于全国形式的分析，特别是针对北方我党我军实力较强，南方较弱的现象，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利用苏军占领东北，国民党正忙于接收华东、华南的旧统治中心而无暇北顾的情况，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先后调进东北的部队有：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队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5师一部，鲁中、滨海、胶东、渤海等军区主力部队各一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第359旅、警备第1旅、教导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兵学校等万余人；晋绥、冀中、冀鲁豫各1个团。以上连同先期进入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同时，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也陆续进入东北。10月31日，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兵力达15万之众。
由于苏联受制于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外交条约，不能大张旗鼓的向我军提供大规模援助，但由于到底都姓“马列”，同宗同族一个祠堂，是亲三分向，因此在苏军的默许下，早期沈阳及各地堆积如山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均为我军获取，同时，苏军在军事行动上配合我军，利用突然撤军的方式，掩护我军趁势夺取各大中城市并歼灭国民党收编的大量伪军，给国民党造成极大的损失，延缓了其对东北争夺的进程。
以上的现象可以说在我军早期对东北的争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我党我军的部分同志也因此被表面的环境所蒙蔽，对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的情绪，认为在苏军的帮助下，我军具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不足为惧，在这种观念的左右下，面对蒋军的进攻，甚至提出了“独占东北”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狂妄口号。而当时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以下可以得知：一、根据地建设。可以说我党高层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相当重视，派遣了包括“政工元帅”罗荣桓和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在内的众多干部前往东北开辟根据地。但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局势的有利，部分党政军人员产生了贪图享受，迷恋城市生活的念头，从承德来的干部，几乎无人愿在乡村工作，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忘却了我党“一切到群众之中，立足于群众，立足于根据地”的根本， 不愿下到基层，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不重视我党政策的宣传，这就造成我党在东北的根据地力量相当薄弱（备注：由于可知，毛主席在49年对全党提出的“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不被敌人糖衣炮弹击倒”的要求是多么的英明和高瞻远瞩，毛主席万岁）；二、军队建设。当时在新组建的军队上，存在满足于数量不顾质量，缺乏必要的整顿、训练和再教育的现象，忽视了我军“精兵简政“的优良传统，以至于装备虽好，但缺乏战斗力，同时大量参差不齐的破坏分子得以混入革命队伍，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在群众之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而后入关东的真正主力部队由于东北时局的变化不能获取较好的装备，作战物资缺乏，同时由于大部分均背井离乡远上关东，加之对残酷战争的认识不够，思乡观念严重，逃亡人数增加，士气低落。同时部队番号众多，缺乏横向联络，不利于统一指挥；三、人心向背。东北人民苦受日寇的压迫，渴望着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归来。由于我党的宣传不够，缺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纰漏，所以当时人民更多的盼望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而对我军有所抵触，认为我军是“杂牌军”而加以抵制。四、形式估计和战争准备。我党我军在战争开始期间，对全国形式估计乐观，战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缺乏打仗打大仗的心理准备，总存在“一战解决战斗”的侥幸心理，同时缺乏对蒋军战斗力的认识和了解，仍以旧的观念去看待，必要的物资和兵力准备不足，用兵层次性太多而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这样一来，由于我党我军在工作上的失误，造成在当时东北存在“七无”现象，即无党、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虽然我军抢的先机，但局势的发展却不利于我方。
反观蒋军，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有新6军和新1军、13军、52军、滇军60军和93军，原东北军53军。共十二个正规军，30万人左右。全是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的。其中，新6军和新1军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而52军，53军，71军都是曾经进入缅甸，或是中缅边境作战的远征军，战斗力非常强大，武器装备精良。同时由于其军队整编的进行， 比之过去一般蒋军有下列进步：1、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2、官兵关系有进步；3、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民众，同时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4、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5、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6、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到达即做工事，故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畏惧心理；7、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更好。这样一来，我军与蒋军的对比处于劣势。也就产生了接下来战斗失礼的客观因素。
在战斗打响后，由于我军对形式发展和蒋军实力严重估计不足，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军内存在一种“保地盘”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严重左倾冒险主义，无论在山海关还是锦州等地，我军均采取阵地防御的作战策略，甚至在四平保卫战中提出“保卫东方马德里”“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这样，我军就自己背上了坛坛罐罐，丧失自己运动作战的传统优势，而使得蒋军将其阵地作战的长处发挥的淋漓尽致，使得我军不得不在四平保卫战失利后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在撤退过程中，我军有部分同志又由原来的左倾盲目乐观主义转变为右倾悲观逃跑主义，甚至出现投降和叛变的倾向，加之土匪、国民党特务分子的骚扰及破坏，以及人民群众的不支持，使得我军蒙受巨大的损失。而缺乏稳固的根据地，缺乏人民的支持，是四野在战争开始阶段失利的最根本因素。
在经历惨痛的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四野指战员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合符当时条件的正确策略。毛主席在病休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东北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明确了我党的工作重点是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全党全军已此为中心开展工作，一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政治政策，一手组织进行剿匪，消除不稳定因素。至47年初，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北满、南满两大根据地，后方局势相对稳定下来，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我军实力得以恢复和增强。
而此时的形式是怎样的呢？虽然经过46~47年的战争，蒋军占领了包括辽宁、吉林等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工业中心和交通要道，但此时局势的发展有利于我军，具体如下：
一、我军主要控制的北满地区与苏联相连，苏军在撤军之后，仍在该地保持重要的政治影响和一定数量的驻军，这就使得国民党政权投鼠忌器，不得以集中军事力量进攻该地区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外交冲突，而主要的是采取占领重要据点以切断北满与南满及内地的联系，只以少部分兵力加以骚扰，更多的呈现一种守势（编者注：从查阅的历史资料显示，国民党政权对于控制东北呈现矛盾的心理，可以说是打到哪算哪，缺乏控制全东北的雄心），这也使得我军有充足的时间安定后方，站稳脚跟。同时北满根据地的建立我军与苏联的外部援助通道已经打开，这就使得我军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资上均有可靠的后方依靠，对我军的军心和后勤供应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北满根据地成为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最为牢固的根据地，便于我军攻守自如，取得主动权。
二、47年初以后的东北战争重点集中在对南满地区的争夺，蒋军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战略，希望可以消除我军在南满地区的势力，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其对东北重要工业中心的统治。但这个战略一开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蒋军兵力有限，又要分散兵力守卫大中城市，不能集中足够的优势兵力与我交战，同时参战的部队实力参差不齐，最主要的是，蒋军由于长期处于战略的进攻方，部队缺乏整修，而下层士兵对战争有一定的抵触，导致士气低落、军心不稳，逃跑、投降、起义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军在南满的实力不弱，同时由于形式的紧迫，我党的政工制度体现出强大的效率，“七道江会议”统一了军队内的思想，“主动出击”的军事方针使得士兵由一味的撤退中获得进攻的动力，士气得到明显提升。而同时南北满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协调性大为增强。针对蒋军的策略，我党我军指定了“南北联手” 针锋相对的策略方针，“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又拉又打”，叫蒋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这就使得我军的运动战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蒋军的作战劣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出来。
三、随着我方正确策略方针的指定和执行，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宣传攻势的迅猛进行，人民对我党我军有了高度的认同感，出现了拥军拥属的热烈场面和气氛。反观蒋军，随着其对大中城镇的占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暴露无疑，各级官员忙着“五子登科”，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和欺压，导致人民群众对蒋军的好感基本丧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一来，人心向背有利我方而不利于蒋军。
在这种条件和局势下，战争的主动权就此易手，形式对我军极为有利。在此基础上，也就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伟大胜利，为东北的解放奠定良好的基础。虽然之后有“四平攻坚战”的失利，但也只是一时的挫折而已。经过对心理的调整，剩下的也只是时间和全国局势变化的问题了。
第一个顶。
有华北的吗？
有华北的吗？
第二个顶
要是说说华北就好了
我对华北不太了解，只知道和傅作义部对峙多年，互有攻守
我对华北不太了解，只知道和傅作义部对峙多年，互有攻守
不错，定
东北条件是比较好的，而且还吸收了相当的伪军以补充兵员。
顶
不错，只是有几个数据与实际差距不小！
不错，只是有几个数据与实际差距不小！到抗日结束，共产党拥有正规军120万，按照你介绍的，一共不足60万，那时侯，晋冀鲁豫有正规军30多万，地方部队加民兵共80万。晋察冀正规军和地方军队也有三四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