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学者走极端：欧洲中心论又走向中国中心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3 20:49:39
西方学者走极端：欧洲中心论又走向中国中心论
2007年01月22日 15:01北京日报
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他在书中对
自己的“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做了新的否定性分析，颇中肯綮；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所谓“中国中心论”。
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在对1800年之前，世界有没有一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是哪里等问题上，二者又有差异。
●由否定“欧洲中心论”想到的几个问题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对之也持批判的态度，而且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由此我不禁想起几个问题:“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与“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有点像拿着长矛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找错了对象。
●两位西方学者的“中国中心论”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的曲折挣扎，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走出来，“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正是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欧洲中心论”受到批评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尽管柯文书中的有些论点是不正确或值得质疑的，但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与弗兰克等人所主张的“中国中心论”还不完全相同。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他明确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中国中心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这是引用麦迪森1991年的估算。但麦迪森后来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却修正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弗兰克还引用拜罗克的估算，认为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而照麦迪森的估算，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中国3倍多。对于建立在这样差距巨大的估算数据基础上的所谓“中国中心论”，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美洲密切的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只能上溯到世界新航路和美洲发现之后，亦即16世纪中叶以后。即使是这样，也谈不上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史家所谓的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关于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海内外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果我们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的话，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全汉升曾经观察过苏州和扬州这两个长江下游商业中心的米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这种现象。
我们应当明确地说，“中国中心论”也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远。弗兰克说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1800年以前‘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这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要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要说曾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则不符合史实。
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180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明清经济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是挨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打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西方学者走极端：欧洲中心论又走向中国中心论
2007年01月22日 15:01北京日报
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他在书中对
自己的“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做了新的否定性分析，颇中肯綮；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所谓“中国中心论”。
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在对1800年之前，世界有没有一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是哪里等问题上，二者又有差异。
●由否定“欧洲中心论”想到的几个问题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对之也持批判的态度，而且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由此我不禁想起几个问题:“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与“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有点像拿着长矛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找错了对象。
●两位西方学者的“中国中心论”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的曲折挣扎，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走出来，“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正是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欧洲中心论”受到批评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尽管柯文书中的有些论点是不正确或值得质疑的，但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与弗兰克等人所主张的“中国中心论”还不完全相同。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他明确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中国中心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这是引用麦迪森1991年的估算。但麦迪森后来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却修正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弗兰克还引用拜罗克的估算，认为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而照麦迪森的估算，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中国3倍多。对于建立在这样差距巨大的估算数据基础上的所谓“中国中心论”，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美洲密切的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只能上溯到世界新航路和美洲发现之后，亦即16世纪中叶以后。即使是这样，也谈不上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史家所谓的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关于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海内外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果我们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的话，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全汉升曾经观察过苏州和扬州这两个长江下游商业中心的米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这种现象。
我们应当明确地说，“中国中心论”也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远。弗兰克说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1800年以前‘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这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要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要说曾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则不符合史实。
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180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明清经济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是挨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打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2007年01月22日 15:01北京日报
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他在书中对
自己的“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在对1800年之前，世界有没有一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是哪里等问题上，二者又有差异。
●由否定“欧洲中心论”想到的几个问题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对之也持批判的态度，而且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由此我不禁想起几个问题:“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与“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有点像拿着长矛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找错了对象。
●两位西方学者的“中国中心论”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的曲折挣扎，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走出来，“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正是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欧洲中心论”受到批评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尽管柯文书中的有些论点是不正确或值得质疑的，但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与弗兰克等人所主张的“中国中心论”还不完全相同。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他明确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中国中心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这是引用麦迪森1991年的估算。但麦迪森后来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却修正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弗兰克还引用拜罗克的估算，认为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而照麦迪森的估算，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中国3倍多。对于建立在这样差距巨大的估算数据基础上的所谓“中国中心论”，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美洲密切的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只能上溯到世界新航路和美洲发现之后，亦即16世纪中叶以后。即使是这样，也谈不上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史家所谓的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关于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海内外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果我们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的话，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全汉升曾经观察过苏州和扬州这两个长江下游商业中心的米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这种现象。
我们应当明确地说，“中国中心论”也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远。弗兰克说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1800年以前‘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这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要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要说曾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则不符合史实。
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180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明清经济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是挨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打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西方学者走极端：欧洲中心论又走向中国中心论
2007年01月22日 15:01北京日报
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他在书中对
自己的“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做了新的否定性分析，颇中肯綮；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所谓“中国中心论”。
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在对1800年之前，世界有没有一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是哪里等问题上，二者又有差异。
●由否定“欧洲中心论”想到的几个问题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对之也持批判的态度，而且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由此我不禁想起几个问题:“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与“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有点像拿着长矛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找错了对象。
●两位西方学者的“中国中心论”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的曲折挣扎，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走出来，“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正是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欧洲中心论”受到批评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尽管柯文书中的有些论点是不正确或值得质疑的，但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与弗兰克等人所主张的“中国中心论”还不完全相同。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他明确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中国中心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这是引用麦迪森1991年的估算。但麦迪森后来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却修正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弗兰克还引用拜罗克的估算，认为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而照麦迪森的估算，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中国3倍多。对于建立在这样差距巨大的估算数据基础上的所谓“中国中心论”，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
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美洲密切的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只能上溯到世界新航路和美洲发现之后，亦即16世纪中叶以后。即使是这样，也谈不上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史家所谓的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关于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海内外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果我们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的话，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全汉升曾经观察过苏州和扬州这两个长江下游商业中心的米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这种现象。
我们应当明确地说，“中国中心论”也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远。弗兰克说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1800年以前‘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这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要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要说曾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则不符合史实。
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180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明清经济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是挨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打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打的去。
欧洲中心论在十九世纪左右是正确的，因为欧洲就是中心。
时间上无限外推就不对了。
时间上无限外推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