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养活中国\"问题重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9:51:45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提出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命题。只在一年后,中国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人均占有量超过400斤,"如果中国养活不了自己,将使全世界挨饿"似乎成了一个伪命题。但日前中国各地农产品价格突然上涨,专家指称市场已在释放信号:中国在中长期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开始暴露,其根源仍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2003年入秋,中国范围内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猛然走高,平均涨幅10%。习惯了低粮价的国人反应强烈,讨论先聚焦通货膨胀,最终有专家将其归因为粮食安全问题。

  近几年间中国耕地已消失1亿亩,加之水利灌溉系统、水土保持难题及部门利益调整等从1999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已逐年减少。专家表示:"如果中国大规模进口粮食,世界粮价会疯涨。"尽管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但是近期中国大规模进口棉花已经引起了国际棉价的飙升。

  专家指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已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面临巨大挑战。为此,《凤凰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

 《凤凰周刊》: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了几次粮食价格波动?

  温:三次。第一次是1979-1982年,国家连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涨幅在40%以上,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粮食迅速增产后,粮价下跌。1985年开始,农民自发调整耕种面积;

  第二次是1989年城市经济进入萧条期,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下降,造成卖粮难;

  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4600万以男性为主的农民工进城,导致了粮食需求结构变化。这部分人在农村时粮食自给自足,但在城市吃商品粮,当时普通市民一天的口粮是7两,他们是两三斤。本来是当时的供给体制跟不上,但有人认为是粮食生产问题,便在1994-1996年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幅度高达100%以上。当时还大规模进口粮食,一下子出现了粮食难卖,三农问题凸显。

  《凤凰周刊》:看来粮价波动一般是受政策因素的影响?

  温:大规模波动只能是政策影响的结果。

  1995年我们在几个粮食主产区就发现了粮食生产过剩,警告说在1996年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时的普遍心态是"粮食危机",仍然不断提高收购价格,过度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按人均需求量计算,1996年的粮产量超过了2000年应有的水平。最后消费跟不上,大量粮食只能积压。学界有"理性小农"的说法,农民本来是能够做出理性决定的,三年内两次大调价幅度超过100%,这种刺激下农民才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

  纵观25年的历史,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呢?马克思说,历史往往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凤凰周刊》:这次粮食价格波动跟以前的调价有什么不同?

  柯:中国现在的口粮需求并不大,不会发生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连口粮也无法保证的情况。

  现在粮食紧张的时候一般会带动饲料等上涨,从而带动猪肉、鸡蛋等价格上涨。

  现在几种主要粮食作物价格上涨10%左右,并不算很高。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通货膨胀指数上涨了100%,人均收入农村增长3倍,城镇增长4倍,粮价的这点增长算什么呢?前几年我们还要动用保护价收购粮食,现在市场自动调价等于做到了以前我们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凤凰周刊》:有专家提出,尽管现在中国还不存在粮食危机,可是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等于在挖自己的库存。

  柯:的确是这样。这次粮食涨价是件好事,市场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让大家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人口一直在增加,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却在下降,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是应该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我们的耕地在逐年减少,就算政府工作能够切实到位,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被占用的耕地都是东部的、肥沃的、高产的、一年多熟的土地,而新开垦的远不是这样。水资源也是这样。而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长期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依靠进口。

  《凤凰周刊》:自给率要达到多少,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才算是安全的?

  温:这个问题要两说。十六大既然提出中国现今社会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那么我们考虑问题就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现在很多人提出的数据完全是照搬西方的,只适合西方工业化的农业情况。中国有8亿多的农业人口,而且他们的兼业率(在种粮的同时还种植经济作物)达到70%。所以我们在建立自己的粮食安全体系的时候,应该按照粮食的商品量来计算,应该是商品量加上进口量,大量的农业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应该排除在外。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凤凰周刊》:要解决长期的粮食问题,应该怎么做?

  柯:首先,国家要增加投入,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在耕地面积无法增加又无法依靠进口的情况下,这是惟一出路。但是我们现在农业科技的投入少得可怜,总共每年30多亿元。美国孟山都公司用于玉米研究的经费相当于中国农科院系统一年经费总和的5倍。

  温:不能孤立地看待粮食问题,它不只是粮食本身的问题。

  比如1993年,政府为了平抑粮价,让地方粮食部门抛售400亿斤储备粮,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粮食部门普遍亏损,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谁都愿意囤积而不是抛售。所以很多地方吃掉了国家的政策补贴后转账,大部分粮食甚至没有出库。结果粮价也没有平抑下来,还是要依靠政府提高收购价,这是粮食流通部门的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政府必须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高度评价今年1月份的农工委会议。粮食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不要总是回到老路上去。

  《凤凰周刊》:加入WTO了后,在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时,是不是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柯:WTO是一个贸易政策,而且各国都对本国农业有一定保护,现在中国国内的粮食涨价和它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现在的粮食配额是5%,在粮食配额内关税为1%,配额外关税达到40%。

  不过,入世后我们有一个承诺,对农民的价格补贴不应大于农业产值的8.5%。我们做过计算,现在的补贴仅仅为1.4%左右,而且还要对农民征收8.4%的农业税,合在一起算来,中国目前对农民的补贴是个负值。所以说,在我们国家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怎么补贴都不会超过WTO的限制,我们离那个框架还远着呢。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税降下来,把农民负担减下来。你做记者没听说征收过"记者税",也没征收过我的"研究税",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民就要征收农业税?也别提什么"以工养农",大家公平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从1998年到2002年,每年国家对农业几百亿元的补贴大多给了流通部门,农民没有拿到多少。出现这一现象,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财力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补贴,还有一个是认识问题:这些年农业没有出现危机,于是农民苦农民自己知道,别人谁知道?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提出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命题。只在一年后,中国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人均占有量超过400斤,"如果中国养活不了自己,将使全世界挨饿"似乎成了一个伪命题。但日前中国各地农产品价格突然上涨,专家指称市场已在释放信号:中国在中长期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开始暴露,其根源仍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2003年入秋,中国范围内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猛然走高,平均涨幅10%。习惯了低粮价的国人反应强烈,讨论先聚焦通货膨胀,最终有专家将其归因为粮食安全问题。

  近几年间中国耕地已消失1亿亩,加之水利灌溉系统、水土保持难题及部门利益调整等从1999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已逐年减少。专家表示:"如果中国大规模进口粮食,世界粮价会疯涨。"尽管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但是近期中国大规模进口棉花已经引起了国际棉价的飙升。

  专家指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已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面临巨大挑战。为此,《凤凰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

 《凤凰周刊》: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了几次粮食价格波动?

  温:三次。第一次是1979-1982年,国家连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涨幅在40%以上,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粮食迅速增产后,粮价下跌。1985年开始,农民自发调整耕种面积;

  第二次是1989年城市经济进入萧条期,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下降,造成卖粮难;

  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4600万以男性为主的农民工进城,导致了粮食需求结构变化。这部分人在农村时粮食自给自足,但在城市吃商品粮,当时普通市民一天的口粮是7两,他们是两三斤。本来是当时的供给体制跟不上,但有人认为是粮食生产问题,便在1994-1996年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幅度高达100%以上。当时还大规模进口粮食,一下子出现了粮食难卖,三农问题凸显。

  《凤凰周刊》:看来粮价波动一般是受政策因素的影响?

  温:大规模波动只能是政策影响的结果。

  1995年我们在几个粮食主产区就发现了粮食生产过剩,警告说在1996年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时的普遍心态是"粮食危机",仍然不断提高收购价格,过度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按人均需求量计算,1996年的粮产量超过了2000年应有的水平。最后消费跟不上,大量粮食只能积压。学界有"理性小农"的说法,农民本来是能够做出理性决定的,三年内两次大调价幅度超过100%,这种刺激下农民才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

  纵观25年的历史,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呢?马克思说,历史往往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凤凰周刊》:这次粮食价格波动跟以前的调价有什么不同?

  柯:中国现在的口粮需求并不大,不会发生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连口粮也无法保证的情况。

  现在粮食紧张的时候一般会带动饲料等上涨,从而带动猪肉、鸡蛋等价格上涨。

  现在几种主要粮食作物价格上涨10%左右,并不算很高。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通货膨胀指数上涨了100%,人均收入农村增长3倍,城镇增长4倍,粮价的这点增长算什么呢?前几年我们还要动用保护价收购粮食,现在市场自动调价等于做到了以前我们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凤凰周刊》:有专家提出,尽管现在中国还不存在粮食危机,可是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等于在挖自己的库存。

  柯:的确是这样。这次粮食涨价是件好事,市场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让大家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人口一直在增加,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却在下降,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是应该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我们的耕地在逐年减少,就算政府工作能够切实到位,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被占用的耕地都是东部的、肥沃的、高产的、一年多熟的土地,而新开垦的远不是这样。水资源也是这样。而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长期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依靠进口。

  《凤凰周刊》:自给率要达到多少,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才算是安全的?

  温:这个问题要两说。十六大既然提出中国现今社会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那么我们考虑问题就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现在很多人提出的数据完全是照搬西方的,只适合西方工业化的农业情况。中国有8亿多的农业人口,而且他们的兼业率(在种粮的同时还种植经济作物)达到70%。所以我们在建立自己的粮食安全体系的时候,应该按照粮食的商品量来计算,应该是商品量加上进口量,大量的农业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应该排除在外。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凤凰周刊》:要解决长期的粮食问题,应该怎么做?

  柯:首先,国家要增加投入,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在耕地面积无法增加又无法依靠进口的情况下,这是惟一出路。但是我们现在农业科技的投入少得可怜,总共每年30多亿元。美国孟山都公司用于玉米研究的经费相当于中国农科院系统一年经费总和的5倍。

  温:不能孤立地看待粮食问题,它不只是粮食本身的问题。

  比如1993年,政府为了平抑粮价,让地方粮食部门抛售400亿斤储备粮,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粮食部门普遍亏损,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谁都愿意囤积而不是抛售。所以很多地方吃掉了国家的政策补贴后转账,大部分粮食甚至没有出库。结果粮价也没有平抑下来,还是要依靠政府提高收购价,这是粮食流通部门的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政府必须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高度评价今年1月份的农工委会议。粮食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不要总是回到老路上去。

  《凤凰周刊》:加入WTO了后,在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时,是不是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柯:WTO是一个贸易政策,而且各国都对本国农业有一定保护,现在中国国内的粮食涨价和它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现在的粮食配额是5%,在粮食配额内关税为1%,配额外关税达到40%。

  不过,入世后我们有一个承诺,对农民的价格补贴不应大于农业产值的8.5%。我们做过计算,现在的补贴仅仅为1.4%左右,而且还要对农民征收8.4%的农业税,合在一起算来,中国目前对农民的补贴是个负值。所以说,在我们国家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怎么补贴都不会超过WTO的限制,我们离那个框架还远着呢。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税降下来,把农民负担减下来。你做记者没听说征收过"记者税",也没征收过我的"研究税",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民就要征收农业税?也别提什么"以工养农",大家公平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从1998年到2002年,每年国家对农业几百亿元的补贴大多给了流通部门,农民没有拿到多少。出现这一现象,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财力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补贴,还有一个是认识问题:这些年农业没有出现危机,于是农民苦农民自己知道,别人谁知道?
这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可以预见了,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结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少,前几年电视台报导了许多农村改革的成果,很突出的一项就是增加经济林、经济作物等等,再有就是城市面积增长过快,非法征地现象严重,是时候警惕了!![em03][em11][e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