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男子怀疑老婆与父亲通奸杀死妻女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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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怀疑老婆与父亲通奸杀死妻女案始末
2007年01月08日 10:35
埇桥公安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宋军对记者说，在挖掘两个小孩尸体时，一个小孩的小手首先出现，在场的很多人都转过了身子，不忍看下去。但宋军说，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凶手朱大鹏的那句话“10年来我都在计划杀我的父母，我后悔现在用全家4条人命，仍然没有杀死父母”。凶案的快速告破，制止了这一家庭悲剧的进一步发展。朱大鹏坦言，他逃往上海后不久就打算近期返回宿州杀死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这一悲剧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启幕，它的“上演”本可以避免，只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阻止，以至于任由朱大鹏这样的家庭发生“癌变”，进而发生血案。
“这一案件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是这出家庭悲剧的观众，它给社会提出了很多问题……”一位读者说。
悲剧有着深厚家庭“土壤”
10年前，朱大鹏的大女儿降生。这本该是一件喜事。但在朱大鹏心里却埋下了阴影，他怀疑这个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而且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朱大鹏说，在1993年刚结婚不久，他就怀疑老婆和父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我问我老婆，我老婆默认了。我觉得我大女儿就是我父亲和我老婆生的。我杀我父母的念头在10年前就有了，我一直在找机会。”
对于如何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有这样的事发生，母亲是有责任的，“而且母亲对我和我的老婆孩子都不好，连小孩生病都不问。”
这是朱大鹏的猜疑，他也没有证据。朱大鹏父亲也否认有此事。用朱大鹏父亲的话说：“其实他是小心眼子，心里不平衡。”
朱大鹏的父亲对这一悲剧已有预感。他说，在去年中秋节前后，他曾让老乡找在杭州的儿媳蔡某给他打了电话，他告诉蔡某，他心里有种预感，可能要出事，“要么是大鹏，或大鹏勾人干”。
朱父还说：“你娘仨如有什么不测，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从这不难看出，如此处理可能发生的悲剧，是这个家庭从猜疑、隔阂到对立、激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场悲剧中，朱大鹏的妻子蔡某无疑是最悲惨的。
“我杀死我两个女儿回到城里后，在家里我就对我老婆讲孩子都没有了，我老婆问怎么回事，我就讲是为她出气，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死，这样我就不用考虑孩子的事了，我就可以杀我父母了。我老婆只是说我心太狠了，就没有说别的。”这是朱大鹏为妻子画的像。在10多年的猜疑中，蔡某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正是这种愚昧，才使这场悲剧更加令人心酸。
据朱大鹏自己说，在杀害两个女儿后，他将妻子送出去打工，希望蔡某自己养活自己，“但她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杀了她，我杀了父母判死罪她才不会受罪。”
从家庭的角度看，亲情的泯灭、道德的丧失是这一家庭血案的主要元素。一位社会学者说，这不能仅归结为农村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出现猜疑、问题时，家庭成员没有积极去消解，而是变成了“旁观成员”。这位学者认为，当前，由于社会转型，家庭集聚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缓解，像朱大鹏这样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压力源的现象有所抬头，应引起重视。家庭里应建立良好的氛围和人际关系，注意互相沟通，给成员发泄的渠道。
本案中基层管理机关缺位
“今年初，由于认识的周某(朱的情人)规劝，我曾一度放弃杀死父母的计划，但由于回家过中秋因用车带人，与父母再起纠纷，决定立即实施杀父母计划。”朱大鹏说，当天他在村子里公开大骂父母，并扬言要杀死他们。
这一次，朱大鹏行动极快。2006年10月26日，返回宿州城后，朱大鹏便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女儿。
当晚，在将两个女儿尸体埋到自己家宅基地里后，朱大鹏在村边的大堤上睡了一夜，准备杀死父亲。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朱大鹏就开车去了其父任教的柏山小学门口，等其父上班的时候开车撞死他。七点钟左右，看见其父到了学校门口，朱大鹏猛加油门就迎面朝其父撞去，结果其父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跳到学校门口的桥栏杆上，因而没有撞到。后来，很多人围观，朱大鹏只好作罢。
然而，朱大鹏杀父的事情在当地很快传开了。
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找过朱大鹏问问缘由，及时化解。
一位知情人说，朱大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多年了。但朱大鹏猜疑的事情在农村是件难以启齿的事，由于无法沟通，排除猜疑，以致于父子结怨不断加深。
一位网友在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留言认为，这起悲剧应该让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认真思考，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在家庭层面上不留隐患。
记者曾问朱大鹏，这么多年来，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没有村干部调解过，朱大鹏给了否定答案。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说，父子间结怨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想不到，“平常朱大鹏讲些狠话，以为是吓唬人罢了。”
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十余年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新建说，基层管理机关在这起案件中的缺位是造成惨案的原因之一。家庭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但如果不及时疏导与处理，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势必酿成人间悲剧。
李新建分析说，根据近年来农村刑事案件逐渐呈现高发态势的趋势，再结合案发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许多犯罪分子从本性上讲并不是十恶不赦，大多是因为一句话、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争吵而演化成凶杀案的。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就是，在文化层次较低、生活条件较艰苦的农村，怎样才能让心里有怨气的农民用平常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心理变得健康呢？城市里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找心理医生帮忙，农村村民出现这种情况，却没有人来慰藉和抚平他们心理的创伤。
来源：法制日报
男子怀疑老婆与父亲通奸杀死妻女案始末
2007年01月08日 10:35
埇桥公安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宋军对记者说，在挖掘两个小孩尸体时，一个小孩的小手首先出现，在场的很多人都转过了身子，不忍看下去。但宋军说，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凶手朱大鹏的那句话“10年来我都在计划杀我的父母，我后悔现在用全家4条人命，仍然没有杀死父母”。凶案的快速告破，制止了这一家庭悲剧的进一步发展。朱大鹏坦言，他逃往上海后不久就打算近期返回宿州杀死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这一悲剧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启幕，它的“上演”本可以避免，只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阻止，以至于任由朱大鹏这样的家庭发生“癌变”，进而发生血案。
“这一案件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是这出家庭悲剧的观众，它给社会提出了很多问题……”一位读者说。
悲剧有着深厚家庭“土壤”
10年前，朱大鹏的大女儿降生。这本该是一件喜事。但在朱大鹏心里却埋下了阴影，他怀疑这个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而且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朱大鹏说，在1993年刚结婚不久，他就怀疑老婆和父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我问我老婆，我老婆默认了。我觉得我大女儿就是我父亲和我老婆生的。我杀我父母的念头在10年前就有了，我一直在找机会。”
对于如何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有这样的事发生，母亲是有责任的，“而且母亲对我和我的老婆孩子都不好，连小孩生病都不问。”
这是朱大鹏的猜疑，他也没有证据。朱大鹏父亲也否认有此事。用朱大鹏父亲的话说：“其实他是小心眼子，心里不平衡。”
朱大鹏的父亲对这一悲剧已有预感。他说，在去年中秋节前后，他曾让老乡找在杭州的儿媳蔡某给他打了电话，他告诉蔡某，他心里有种预感，可能要出事，“要么是大鹏，或大鹏勾人干”。
朱父还说：“你娘仨如有什么不测，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从这不难看出，如此处理可能发生的悲剧，是这个家庭从猜疑、隔阂到对立、激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场悲剧中，朱大鹏的妻子蔡某无疑是最悲惨的。
“我杀死我两个女儿回到城里后，在家里我就对我老婆讲孩子都没有了，我老婆问怎么回事，我就讲是为她出气，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死，这样我就不用考虑孩子的事了，我就可以杀我父母了。我老婆只是说我心太狠了，就没有说别的。”这是朱大鹏为妻子画的像。在10多年的猜疑中，蔡某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正是这种愚昧，才使这场悲剧更加令人心酸。
据朱大鹏自己说，在杀害两个女儿后，他将妻子送出去打工，希望蔡某自己养活自己，“但她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杀了她，我杀了父母判死罪她才不会受罪。”
从家庭的角度看，亲情的泯灭、道德的丧失是这一家庭血案的主要元素。一位社会学者说，这不能仅归结为农村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出现猜疑、问题时，家庭成员没有积极去消解，而是变成了“旁观成员”。这位学者认为，当前，由于社会转型，家庭集聚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缓解，像朱大鹏这样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压力源的现象有所抬头，应引起重视。家庭里应建立良好的氛围和人际关系，注意互相沟通，给成员发泄的渠道。
本案中基层管理机关缺位
“今年初，由于认识的周某(朱的情人)规劝，我曾一度放弃杀死父母的计划，但由于回家过中秋因用车带人，与父母再起纠纷，决定立即实施杀父母计划。”朱大鹏说，当天他在村子里公开大骂父母，并扬言要杀死他们。
这一次，朱大鹏行动极快。2006年10月26日，返回宿州城后，朱大鹏便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女儿。
当晚，在将两个女儿尸体埋到自己家宅基地里后，朱大鹏在村边的大堤上睡了一夜，准备杀死父亲。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朱大鹏就开车去了其父任教的柏山小学门口，等其父上班的时候开车撞死他。七点钟左右，看见其父到了学校门口，朱大鹏猛加油门就迎面朝其父撞去，结果其父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跳到学校门口的桥栏杆上，因而没有撞到。后来，很多人围观，朱大鹏只好作罢。
然而，朱大鹏杀父的事情在当地很快传开了。
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找过朱大鹏问问缘由，及时化解。
一位知情人说，朱大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多年了。但朱大鹏猜疑的事情在农村是件难以启齿的事，由于无法沟通，排除猜疑，以致于父子结怨不断加深。
一位网友在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留言认为，这起悲剧应该让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认真思考，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在家庭层面上不留隐患。
记者曾问朱大鹏，这么多年来，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没有村干部调解过，朱大鹏给了否定答案。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说，父子间结怨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想不到，“平常朱大鹏讲些狠话，以为是吓唬人罢了。”
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十余年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新建说，基层管理机关在这起案件中的缺位是造成惨案的原因之一。家庭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但如果不及时疏导与处理，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势必酿成人间悲剧。
李新建分析说，根据近年来农村刑事案件逐渐呈现高发态势的趋势，再结合案发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许多犯罪分子从本性上讲并不是十恶不赦，大多是因为一句话、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争吵而演化成凶杀案的。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就是，在文化层次较低、生活条件较艰苦的农村，怎样才能让心里有怨气的农民用平常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心理变得健康呢？城市里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找心理医生帮忙，农村村民出现这种情况，却没有人来慰藉和抚平他们心理的创伤。
来源：法制日报
2007年01月08日 10:35
埇桥公安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宋军对记者说，在挖掘两个小孩尸体时，一个小孩的小手首先出现，在场的很多人都转过了身子，不忍看下去。但宋军说，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凶手朱大鹏的那句话“10年来我都在计划杀我的父母，我后悔现在用全家4条人命，仍然没有杀死父母”。凶案的快速告破，制止了这一家庭悲剧的进一步发展。朱大鹏坦言，他逃往上海后不久就打算近期返回宿州杀死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这一悲剧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启幕，它的“上演”本可以避免，只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阻止，以至于任由朱大鹏这样的家庭发生“癌变”，进而发生血案。
“这一案件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是这出家庭悲剧的观众，它给社会提出了很多问题……”一位读者说。
悲剧有着深厚家庭“土壤”
10年前，朱大鹏的大女儿降生。这本该是一件喜事。但在朱大鹏心里却埋下了阴影，他怀疑这个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而且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朱大鹏说，在1993年刚结婚不久，他就怀疑老婆和父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我问我老婆，我老婆默认了。我觉得我大女儿就是我父亲和我老婆生的。我杀我父母的念头在10年前就有了，我一直在找机会。”
对于如何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有这样的事发生，母亲是有责任的，“而且母亲对我和我的老婆孩子都不好，连小孩生病都不问。”
这是朱大鹏的猜疑，他也没有证据。朱大鹏父亲也否认有此事。用朱大鹏父亲的话说：“其实他是小心眼子，心里不平衡。”
朱大鹏的父亲对这一悲剧已有预感。他说，在去年中秋节前后，他曾让老乡找在杭州的儿媳蔡某给他打了电话，他告诉蔡某，他心里有种预感，可能要出事，“要么是大鹏，或大鹏勾人干”。
朱父还说：“你娘仨如有什么不测，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从这不难看出，如此处理可能发生的悲剧，是这个家庭从猜疑、隔阂到对立、激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场悲剧中，朱大鹏的妻子蔡某无疑是最悲惨的。
“我杀死我两个女儿回到城里后，在家里我就对我老婆讲孩子都没有了，我老婆问怎么回事，我就讲是为她出气，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死，这样我就不用考虑孩子的事了，我就可以杀我父母了。我老婆只是说我心太狠了，就没有说别的。”这是朱大鹏为妻子画的像。在10多年的猜疑中，蔡某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正是这种愚昧，才使这场悲剧更加令人心酸。
据朱大鹏自己说，在杀害两个女儿后，他将妻子送出去打工，希望蔡某自己养活自己，“但她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杀了她，我杀了父母判死罪她才不会受罪。”
从家庭的角度看，亲情的泯灭、道德的丧失是这一家庭血案的主要元素。一位社会学者说，这不能仅归结为农村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出现猜疑、问题时，家庭成员没有积极去消解，而是变成了“旁观成员”。这位学者认为，当前，由于社会转型，家庭集聚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缓解，像朱大鹏这样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压力源的现象有所抬头，应引起重视。家庭里应建立良好的氛围和人际关系，注意互相沟通，给成员发泄的渠道。
本案中基层管理机关缺位
“今年初，由于认识的周某(朱的情人)规劝，我曾一度放弃杀死父母的计划，但由于回家过中秋因用车带人，与父母再起纠纷，决定立即实施杀父母计划。”朱大鹏说，当天他在村子里公开大骂父母，并扬言要杀死他们。
这一次，朱大鹏行动极快。2006年10月26日，返回宿州城后，朱大鹏便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女儿。
当晚，在将两个女儿尸体埋到自己家宅基地里后，朱大鹏在村边的大堤上睡了一夜，准备杀死父亲。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朱大鹏就开车去了其父任教的柏山小学门口，等其父上班的时候开车撞死他。七点钟左右，看见其父到了学校门口，朱大鹏猛加油门就迎面朝其父撞去，结果其父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跳到学校门口的桥栏杆上，因而没有撞到。后来，很多人围观，朱大鹏只好作罢。
然而，朱大鹏杀父的事情在当地很快传开了。
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找过朱大鹏问问缘由，及时化解。
一位知情人说，朱大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多年了。但朱大鹏猜疑的事情在农村是件难以启齿的事，由于无法沟通，排除猜疑，以致于父子结怨不断加深。
一位网友在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留言认为，这起悲剧应该让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认真思考，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在家庭层面上不留隐患。
记者曾问朱大鹏，这么多年来，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没有村干部调解过，朱大鹏给了否定答案。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说，父子间结怨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想不到，“平常朱大鹏讲些狠话，以为是吓唬人罢了。”
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十余年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新建说，基层管理机关在这起案件中的缺位是造成惨案的原因之一。家庭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但如果不及时疏导与处理，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势必酿成人间悲剧。
李新建分析说，根据近年来农村刑事案件逐渐呈现高发态势的趋势，再结合案发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许多犯罪分子从本性上讲并不是十恶不赦，大多是因为一句话、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争吵而演化成凶杀案的。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就是，在文化层次较低、生活条件较艰苦的农村，怎样才能让心里有怨气的农民用平常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心理变得健康呢？城市里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找心理医生帮忙，农村村民出现这种情况，却没有人来慰藉和抚平他们心理的创伤。
来源：法制日报
男子怀疑老婆与父亲通奸杀死妻女案始末
2007年01月08日 10:35
埇桥公安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宋军对记者说，在挖掘两个小孩尸体时，一个小孩的小手首先出现，在场的很多人都转过了身子，不忍看下去。但宋军说，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凶手朱大鹏的那句话“10年来我都在计划杀我的父母，我后悔现在用全家4条人命，仍然没有杀死父母”。凶案的快速告破，制止了这一家庭悲剧的进一步发展。朱大鹏坦言，他逃往上海后不久就打算近期返回宿州杀死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这一悲剧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启幕，它的“上演”本可以避免，只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阻止，以至于任由朱大鹏这样的家庭发生“癌变”，进而发生血案。
“这一案件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是这出家庭悲剧的观众，它给社会提出了很多问题……”一位读者说。
悲剧有着深厚家庭“土壤”
10年前，朱大鹏的大女儿降生。这本该是一件喜事。但在朱大鹏心里却埋下了阴影，他怀疑这个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而且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朱大鹏说，在1993年刚结婚不久，他就怀疑老婆和父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我问我老婆，我老婆默认了。我觉得我大女儿就是我父亲和我老婆生的。我杀我父母的念头在10年前就有了，我一直在找机会。”
对于如何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有这样的事发生，母亲是有责任的，“而且母亲对我和我的老婆孩子都不好，连小孩生病都不问。”
这是朱大鹏的猜疑，他也没有证据。朱大鹏父亲也否认有此事。用朱大鹏父亲的话说：“其实他是小心眼子，心里不平衡。”
朱大鹏的父亲对这一悲剧已有预感。他说，在去年中秋节前后，他曾让老乡找在杭州的儿媳蔡某给他打了电话，他告诉蔡某，他心里有种预感，可能要出事，“要么是大鹏，或大鹏勾人干”。
朱父还说：“你娘仨如有什么不测，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从这不难看出，如此处理可能发生的悲剧，是这个家庭从猜疑、隔阂到对立、激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场悲剧中，朱大鹏的妻子蔡某无疑是最悲惨的。
“我杀死我两个女儿回到城里后，在家里我就对我老婆讲孩子都没有了，我老婆问怎么回事，我就讲是为她出气，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死，这样我就不用考虑孩子的事了，我就可以杀我父母了。我老婆只是说我心太狠了，就没有说别的。”这是朱大鹏为妻子画的像。在10多年的猜疑中，蔡某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正是这种愚昧，才使这场悲剧更加令人心酸。
据朱大鹏自己说，在杀害两个女儿后，他将妻子送出去打工，希望蔡某自己养活自己，“但她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杀了她，我杀了父母判死罪她才不会受罪。”
从家庭的角度看，亲情的泯灭、道德的丧失是这一家庭血案的主要元素。一位社会学者说，这不能仅归结为农村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出现猜疑、问题时，家庭成员没有积极去消解，而是变成了“旁观成员”。这位学者认为，当前，由于社会转型，家庭集聚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缓解，像朱大鹏这样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压力源的现象有所抬头，应引起重视。家庭里应建立良好的氛围和人际关系，注意互相沟通，给成员发泄的渠道。
本案中基层管理机关缺位
“今年初，由于认识的周某(朱的情人)规劝，我曾一度放弃杀死父母的计划，但由于回家过中秋因用车带人，与父母再起纠纷，决定立即实施杀父母计划。”朱大鹏说，当天他在村子里公开大骂父母，并扬言要杀死他们。
这一次，朱大鹏行动极快。2006年10月26日，返回宿州城后，朱大鹏便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女儿。
当晚，在将两个女儿尸体埋到自己家宅基地里后，朱大鹏在村边的大堤上睡了一夜，准备杀死父亲。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朱大鹏就开车去了其父任教的柏山小学门口，等其父上班的时候开车撞死他。七点钟左右，看见其父到了学校门口，朱大鹏猛加油门就迎面朝其父撞去，结果其父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跳到学校门口的桥栏杆上，因而没有撞到。后来，很多人围观，朱大鹏只好作罢。
然而，朱大鹏杀父的事情在当地很快传开了。
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找过朱大鹏问问缘由，及时化解。
一位知情人说，朱大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多年了。但朱大鹏猜疑的事情在农村是件难以启齿的事，由于无法沟通，排除猜疑，以致于父子结怨不断加深。
一位网友在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留言认为，这起悲剧应该让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认真思考，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在家庭层面上不留隐患。
记者曾问朱大鹏，这么多年来，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没有村干部调解过，朱大鹏给了否定答案。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说，父子间结怨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想不到，“平常朱大鹏讲些狠话，以为是吓唬人罢了。”
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十余年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新建说，基层管理机关在这起案件中的缺位是造成惨案的原因之一。家庭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但如果不及时疏导与处理，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势必酿成人间悲剧。
李新建分析说，根据近年来农村刑事案件逐渐呈现高发态势的趋势，再结合案发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许多犯罪分子从本性上讲并不是十恶不赦，大多是因为一句话、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争吵而演化成凶杀案的。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就是，在文化层次较低、生活条件较艰苦的农村，怎样才能让心里有怨气的农民用平常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心理变得健康呢？城市里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找心理医生帮忙，农村村民出现这种情况，却没有人来慰藉和抚平他们心理的创伤。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