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唐太宗的陪陵功臣

　自六镇叛乱以来，关陇与关东两处政权便以生死像搏，彼此敌意积存甚深，及至宇文周一统北方，敌对之势犹存，乃至杨隋开国以後，彼此敌意尚有迹可寻。唐高祖在位时，虽未改变以关陇人士为基的统治班底，然时或礼用关东臣僚。太宗倚重关东文武人材，但并非即此解除对关东人士的戒备。广为引证的是他对士族姓氏谱牒的重修及裁定，《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五：‘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祗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不管从什么角度上怎么看，无可否认的是太宗对关东世家著姓的奕世优势颇不以为然，亟思以一己标准取而代之，除此之外，在用人方面，太宗亦有所流露其对关东人的敌意。《旧唐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二十八：‘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资治通鉴》将之系於贞观元年十二月，见诸唐纪八：‘贞观元年。十二月，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似乎即位甫初，便流露此意。毕竟出身关陇，耳濡目染，深悉东西彼此积怨。总体而言，太宗还是挺能唯才是用，兼容并蓄，使关东人材竞相宣力王室的。
　　在征辽时，太宗深忧爪牙之帅行渐老去，唯乏狗马之将青黄不接为念，《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同年，十一月：‘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旧唐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三十三：‘太宗将征辽东，召名振问以经略之事，名振初对失旨；太宗动色诘之，名振酬对逾辩，太宗意解，谓左右曰：“房玄龄常在我前，每见别嗔余人，犹颜色无主。名振生平不见我，向来责让，而词理纵横，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授平壤道行军总管。前后攻沙卑城，破独山阵，皆以少击众，称为名将。’
　　然在征战期间，最得太宗瞩目者莫若新人薛仁贵。《旧唐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三十三：‘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及大军攻安地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拒战，依山结营，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生口十人。及军还，太宗谓曰：“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寻迁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贞观十九年：‘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功臣行将老逝而不堪受任阃外军务的问题亟待解决。除了擢拔汉将外，还有蕃胡将领。名列陪陵的五名蕃将即肇始於唐初与突厥、薛延陀、吐谷浑、吐蕃诸塞外强权角逐霸主的接连大战中，胡骑战法，汉将不甚了然，然蕃将却稔之甚详，以夷制夷正是制驭诸国的方略，这也解释了除史大奈外，其余蕃将每多参与对外战争而扬名立万；他们的战术技法甚至有时凌驾於汉将之上，《资治通鉴》唐纪十贞观九年七月：‘上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薛万均排毁契苾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忿，拔刀起，欲杀万均，诸将救止之。上闻之，以让何力，何力具言其状，上怒，欲解万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辞，曰：“陛下以臣之故解万均官，群胡无知，以陛下为重胡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且使胡人谓诸将皆如万均，将有轻汉之心。”上善之而止。寻令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尚宗女临洮县主。’契苾何力所谓‘其状’实指‘七年，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时吐谷浑主在突沦川，何力复欲袭之，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浑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还。有诏劳于大斗拔谷。万均乃排毁何力，自称己功。’（《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列传第五十九）
　　尚有一例似可补证，《旧唐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三十三：‘俄又以孝恪为昆丘道副大总管以讨龟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余军分道别进，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孝恪以城外未宾，乃出营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为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宜备之。”孝恪不以为虞。那利等果率众万余，阴与城内降胡表里为应。孝恪失于警候，贼将入城鼓噪，孝恪始觉之，乃率部下千余人入城，与贼合战。城中人复应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战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复出，战于城门，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诏亦同死于阵。贼竟退走，将军曹继叔复拔其城。太宗闻之，初责孝恪不加警备，以致颠覆；后又怜之，为其家举哀。……。孝恪性奢侈，仆妾器玩，务极鲜华，虽在军中，床帐完具。尝以遗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社尔一无所受。太宗闻之曰：“三将优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为寇虏所屠，可谓自贻伊咎耳。”’
太宗之所以招揽山东豪杰泰半出于无力在京师抗衡太子建成的绝对优势，太子的优势体现在——一、外廷大臣中，高祖最宠信的裴寂及封德彝均支持东宫；二、太子长居长安，与後宫交往密切，并成功收买了尹德妃与张婕妤；三、长安内有东宫兵及私养精兵，且招募两千人为东宫府长林兵，加上元吉的齐王府兵，远较秦王府兵为多；四、成功拉拢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譬如：幽州罗艺，并在河北发展势力；五、重金收买秦王部下，譬如：尉迟恭、段志玄等人，并设计逐房、杜出秦王府。尽管收买未遂，然其实力绝对是占颇大优势的。故秦王“阴结纳山东豪杰”，与太子争立军功，以博父皇欢心。
　　但两人竞相招揽的“山东豪杰”与传统的“山东士族”截然不同，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与《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论证如李勣等人具有胡族血统。据袁英光《陈寅恪对隋唐史的贡献》分析，山东豪杰泰半出生在冀、定、瀛、相、济、青、徐诸州，俱北魏军屯营户所在，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认为：自西晋永嘉之乱以降，长期战乱，山东地区人口中渐已混杂了不少胡族血统。秦汉以来的“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情况有所转变，山东不再仅出相材，还渐出将材了。
　　由于太子储位早定，因而获得部分关陇旧臣武将的支持，譬如左领军大都督长史唐宪。秦王要丰满羽翼，便只能从山东武将着手。他派遣张亮潜往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事变前，曾问计於李靖、李勣，此诚乃秦王府所能召集宿将精兵，泰半掌於二李手中之故。必须探询二李本心所向如何，方能举事。更兼玄武门守将何常亦出身山东豪杰，为秦王所贿赂，大势始定。故“山东豪杰”对秦王弑嫡逼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早在武德四年秦王开设文学馆，《旧唐书●太宗纪上》：‘于时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太宗实际上在建立为其出谋画策的智囊团，该馆凡学士二十人，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杜淹、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盖文达、苏勖、刘孝孙。建文学馆，除了抗衡太子势力之外，亦与其时世局有关，唐初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地区矛盾，据汪籛《隋代户数的增长》：山东地区人口达四百六十万户，占全国九百万户一半以上。在政治上，山东地区又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强盛之地，历来名相辈出於斯。经济上，江南地区自六朝以降，便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富庶之地。这里人才荟萃，更被视为华夏正统优良文化所在，并孕育了一批高素质的士子。然而自西魏、北周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有抗拒山东、江南地区政治力量的特质。至李唐开国，犹承此风，且以关陇本位为其统治基础。故，秦王建文学馆，对广大长期遭抑的山东、江南人士，无疑是跃入李唐政治层，发挥才能的大好机会，他们为秦王出谋画策，亦可视作为山东、江南人士在以後的仕途上，开创了一条晋升之道。
　　开建文学馆，为秦王招揽人材打开了一条大路。除了派张亮招揽之外，在平王世充、窦建德後，他引用新人中包括了虞世南、蔡允恭、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陆德明、杜淹为文学馆学士，另收戴胄为秦王府士曹参，刘师立为左亲卫。其中刘师立“当诛，太宗惜其才，特免之”。（《旧唐书●刘文静传》）而杜淹本出关陇，然恐为太子所获，在房玄龄建议下，引为部下。
　　玄武门之变後，汪籛《唐太宗》分析为秦王府与东宫府两府僚属起了心理剧变，影响了太宗与原秦王府僚属之间的主仆关系。
　　首先在玄武门之变後，山东地区政局不稳，因太子先曾采纳了王珪、魏徵的建议，也招揽山东人士，以获地方力量的支持。然太子与齐王罹难消息传出，“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新唐书●魏徵传》）先後有幽州都督李援、王君廓叛乱，兼之太子馀党——包括中央及地方官员逃至关东，与相勾结，山东的複杂还在於其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隋末唐初，混战使该地破坏严重，加速触发起地人士的动乱之念，且其地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地区，有强烈的抗争性，譬如：李密、窦建德等。且山东豪杰与李唐皇室亦有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兼之太子曾招揽部分山东豪杰，太子噩耗曾触发昔日支持东宫的地方势力有叛乱之举，故隐患重重。若要解决此患，必先整顿内部，清除两府在政变後的矛盾。
　　秦王府僚毫无疑问是秦王死党，太宗倚之夺得皇位，初治朝政，也需倚之以稳定局面。然而，功臣易恃功勋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或会包围太宗耳目，垄断大权，把持政局，使太宗成为其傀儡，这便形成了太宗与秦王府僚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斗争。另一方面秦王府僚对太子、齐王馀党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馀人，籍没其家”，（《资治通鉴●唐纪七》）可见功臣们唯恐东宫府党人为重用，威胁其权势利益。
　　太宗面对来自山东借着太子之故叛乱起事的局面，若采取强硬手段，剿灭之，或会引发更大战乱，倒不如加以安抚，招为己用。
　　而东宫府僚之所以反秦王，甚至欲杀之，无非维护太子利益，并以此进取自身仕途，他们与太宗并无私人恩怨，故太宗视之为“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诚可理解，免其一死，乃至擢用，足可令其感恩图报，乐为我用的。再者，其中有人与山东叛党有着密切关系，可利用他们，迅速勘定河北、山东局势。其次，拔用他们，可牵制秦王府僚的影响力，摆脱旧僚对太宗的包围。再次，东宫府僚着实有不少军政良才，拔用他们，对治国理政有莫大的益处。最後，玄武门之变後，东宫馀党满怀疑惧，拔用他们，会强有力地消除内部政治不稳的局面。

因此，太宗即位後，迅速组织其朝政班子，把秦王府僚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杜淹擢升为相，又招揽东宫府僚的王珪、魏徵为谏议大夫。此二人虽为谏官，却有议政之职。《旧唐书●王珪传》：‘太宗称善，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珪每推诚纳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并负责审驳职务，起到制衡秦王旧僚的效用。魏徵更兼门下封驳大权。简言之，是以魏徵为首的东宫旧属的山东势力，抗衡以房玄龄为首的秦王旧属的山东势力；又以王珪为首的东宫府江南势力，抗衡以许敬宗为首的秦王府江南势力，然因江南人士力量比山东地区小，相对地其重要性亦较低。故可知太宗此举用意，实在制衡以房、魏为代表的两股山东势力，他根据环境变化，制造出朝政内部的两府旧属相互抗衡关系，使朝政不被任何一方所垄断。
　　解决山东问题，最明显莫过於派遣魏徵前往山东，安抚宣慰，因其即替前太子联结山东地方势力，更与山东地区的社会势力有着密切关系。太宗此举，或有“解铃人还须系铃人”之意，魏徵曾释放东宫旧属李志安、李思行，为太宗树立信义。太宗亦免山东赋税一年，并据当地经济实情，贯彻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方针。如
　　贞观元年，山东大旱，太宗下令立刻赈恤，且免该年租赋，更派温彦博、魏徵安抚山东。除此之外，在贞观三年之前的几年里，接纳魏徵“所陈前後二百馀事”，（《旧唐书●魏徵传》）个中固难免有些替山东立场说话的意思在内。显例譬如：贞观元年，太宗怀疑冯盎谋反，欲派兵戡乱而被谏阻，因为战乱会破坏山东经济的恢復。又如：谏阻在山东地区封禅，因为该地经济未復，不宜劳扰关东之民。太宗均一一接纳，後魏徵被任宰相，成为朝政里的中流砥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太宗朝政班子之骨干一半皆山东人士，但他们莫不尽为寒门庶族，无一高门大族。这与魏晋以来，门阀垄断朝政，形成高门大族与皇室分享政权的局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虽然也擢用山东高门大族之士为官，但朝政骨干中的山东人士，却均以才华见称，而非以望地名世。
　　除了山东，太宗还吸纳江南人材，早在秦王府时，便有许敬宗被“召补秦府学士”（《旧唐书●许敬宗传》），玄武门之变後，招揽了王珪，又自行提拔了岑文本。《新唐书●岑文本传》：‘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时颜师古为侍郎，自武德以来，诏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号善职，而敏速过之。或策令丛遽，敕吏六七人泚笔待，分口占授，成无遗意。师古以谴罢，温彦博为请帝曰：“师古练时事，长于文诰，人少逮者，幸得复用。”帝曰：“朕自举一人，公毋忧。”乃授文本侍郎，专典机要。’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汉唐辅相》：‘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征、王珪、褚遂良……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太宗朝政班底除了最大多数的山东庶士之外，还有不少关陇人士。自玄武门之变後，秦王即位，面对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他不得不从自身权益出发，重新调整与关陇人士的关系了，以便组建听命於己的政治班子，掌控朝政。


李唐皇室与关陇人士一了来过从密迩，其本身原籍陇西李氏，《唐会要》记载武德三年，高祖尝谓裴寂：“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这起码表明了两点：李唐皇室原在陇西，还颇有权势，与前朝帝室关系密切。故太原起兵，联同大量关陇人士，肇建大唐，亦不足奇。盖陇西李氏与之前的西魏、北周、杨隋来路悉一，关陇人士自然而然支持他们了。恰如陈寅恪所谓：“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6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之後裔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事实上，高祖手下，实有不少人物出身关陇，譬如：窦威、窦抗、宇文士及、杨恭仁等。
　　虽说关陇在西魏、北周时期，人材济济，帝王倚之为心膂，可谓盛极一时，但到了杨隋一朝，却因南北一统，取士之途，不能如西魏、北周那般局限於关陇之地了。毕竟资兼文武如高颎、杨雄辈寥若晨星。直至陇西文人苏威官拜尚书右仆射，成为“四贵”之一，才算初步打破仅以陇西武将任相的陈年旧规。到了大业年间，当时朝中“五贵”，便有三位非关陇人士，他们各系裴矩、裴蕴、虞世南，来自山东和江南，馀下两位则是苏威与宇文述了。这些足可说明关中本位政策已不合时宜了，帝王不可能因小失大，而失天下士庶之心的。韦云起曾上疏：“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炀帝“令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竝坐朋党，配流蛮头赤水，馀免官者九人。”（《旧唐书●韦云起传》），可见炀帝仅整肃了十一人而已，并未大肆株连其他山东人。而韦某人却因後来弹劾裴蕴、虞世南，终受外迁之谪。关陇式微之势，於此，亦可见一斑了。
　　尽管如此，高祖立朝，仍奉“关中本位政策”，关陇家族多以皇亲国戚面世，譬如：窦威、窦抗、宇文士及是也。盖“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资治通鉴●唐纪一》武德元年高祖语）。而且，关陇多出武将，治国经纶不逮山东、江南人士。《新唐书●柳冲传》：“关中之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也。”於此可见关中之风了。
　　至太宗时，所用关陇人士唯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等寥寥数人，以武功见称者仅李靖、侯君集二人而已。故太宗不得不用，亦不得大用，以防山东、江南政见不同者有所异议。
　　俗语：“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宗亦不例外。纵使即位之初，一度沿用前朝老臣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为相，然终因其与高祖过从密切，弃而不用。
　　其间裴寂尝协助高祖密谋晋阳起兵，有“佐命之勋”，然武德二年，与秦王因刘文静一事大起争执，復公然袒护太子，数忤秦王。及秦王弑夺大宝後，裴寂虽获虚尊，其实被褫大权。贞观元年，他获赐食封一千五百户，位居第一，同时被免去参议政事一职。三年，因沙门法雅案，株连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旧唐书●裴寂传》），後死於返京途中。
　　在此微妙的关系环境中，太宗只好擢用关陇新人，即重用与己关系密切者，另建一套关陇班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贵为文德皇后的舅父高士廉，他早在秦王谋嫡时期，便预襄赞了，玄武门之变时，更立功勋，故政变後，跃身而入统治阶层了。
　　前述太宗吸纳江南人士与吸纳山东人士主因大体相同，但当考证到关陇式微之际，不由自主想到：太宗如是，或有别意。
　　太宗心思，或以江南人士来平衡山东、关陇两处人士权益，矧且宇内混一，天下大统，岂能仅以山东、关陇两地采择人材？故，融合南北文武士风，洵为太宗治国指归，庶使江南人士一扫被征之耻，为朝廷效力。
　　贞观一朝廿三年，拜相凡二十八人，其中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徳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六人系武德朝故相，馀者二十二辈方可号为贞观之相。换言之，即太宗朝政班底是以此二十二人为骨干的，若按地域而分，则为：
　　一、关陇——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凡六人，占27.3％。
　　二、山东——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行成、张亮、马周、高季辅、崔仁师、高士廉（虽可恃藉与长孙无忌和国戚关系入围陇西之中，然仅一孔之见，姑暂仍史载，以藉贯为据）；凡十一人，占50％。
　　三、江南——王珪、许敬宗、岑文本、刘洎、褚遂良；凡五人，占22.7％。
　　这个朝政班底是逐渐形成的，刘洎、褚遂良、杨师道、崔仁师四人是为强化政治力度而被加入的，他们均於贞观七年後甫获重用。譬如：崔仁师，贞观初年，官拜度支郎中，至十六年始迁给事中；见《旧唐书●崔仁师传》。其馀十八人很大程度是由於玄武门之变前後内、外诸因变化而列席入内的。除却温彦博、张行成、马周、高季辅、岑文本五人是政变後拔用，馀者十三人均参预了玄武门之变，无论敌我方。在十八相中，他们占72.2％，其分别为：
　　一、关陇——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凡五人，占38.5％。
　　二、山东——房玄龄、高士廉、魏徵、戴胄、李勣、张亮；凡六人，占46.2％。
　　三、江南——王珪、许敬宗；凡二人，占15.3％。
　　後来加入的大抵以此为模，进而发展罢了。故可以说，玄武门之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太宗朝政班底的构建。
　　到贞观四年为止，太宗一朝廿二位宰相中，已擢用十八人为中央要员，占81.8％。其中关陇者五人，约27.8％；山东者十人，约55.5％；江南者三人，约16.7％。兹粗一览其人贞观初年职位、根脚、地域如下：
　　关陇——
　　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元年），长孙皇后之兄；
　　杜如晦：尚书右仆射（三年，翌年卒），秦王府文学馆学士；
　　李靖：尚书右仆射（四年），关陇武将；
　　杜淹：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秦王府文学馆学士；
　　侯君集：兵部尚书参预朝政，关陇武将；
　　山东——
　　高士廉：侍中（《新唐书●宰相表上》）、吏部尚书（严耕望《唐仆丞郎表》），长孙皇后舅父；
　　房玄龄：尚书左仆射，秦王府文学馆学士；
　　魏徵：秘书监参预朝政，东宫故僚；
　　温彦博：中书令参预朝政，山东文人；
　　马周：监察御史，山东文人；
　　高季辅：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山东文人；
　　戴胄：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山东豪杰；
　　李勣：行军总管，山东豪杰；
　　张亮：御史大夫，山东豪杰；
　　张行成：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亲擢；
　　江南——
　　许敬宗：中书舍人（《旧唐书●许敬宗传》），秦王府文学馆学士；
　　王珪：侍中，东宫故僚；
　　岑文本：中书侍郎，太宗亲擢。
　　若按个人背景再分，则为：一、外戚；二、关陇武将；三、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四、山东文人；五、山东豪杰；六、东宫故僚；七、太宗亲擢。每支系不逾三人，使之不能霸权，於此足见太宗匠心所在。
　　自官职着眼，贞观四年间虽任九相，含加衔者，即：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杜淹、侯君集、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占十八人中一半。在此九人中，关陇者莫不拜相，馀者山东亦为相；再其馀者九人分居要津。贞观四年後，此其馀者陆续任相，即有否者，亦受重用，视同政要。凡计贞观初年，关陇者尽为相五人，比例百分百；反之，山东拜相者仅四人，比例40％。这无疑表明关陇者之优先地位，同时，也拉拢山东者入局。
　　综上所述，太宗显非故老相传“唯才是用，善择明臣”，实由时局所拘，机断制变，因势导利，以就帝业。
　　全文讲了这么多的山东、关陇、江南，恐有人不详就里，这里做一政治地理的简要说明。主要参考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竝进》，兹以贞观十道作划分：关内道、陇右道为关陇地区；河南、河东、河北三道为山东地区；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五道为江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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