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威胁论”不足为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3:21:23
“中国威胁论”不足为怪
2006年12月21日 11:08环球时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国际战略形势中的“中国因素”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相继产生。形形色色的“中国论”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莫衷一是。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去看待和面对“中国论”，既不陶醉于对中国的追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实力，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对待“中国威胁论”，这对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提“中国威胁”心态各不相同
据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他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开始于1992年，后在西方国家此伏彼起。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可谓五花八门：“经济威胁”、“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人口威胁”、“文化威胁”等不一而足。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
当今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庞杂，领域宽泛，涉及的国家较多。但从性质和动机上看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别有用心的蛊惑宣传，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二是对“中国崛起”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担心和疑虑，目的是评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做好同中国打交道的各种准备；三是本国或本集团利益遭受损害后迁怒于中国的怨气或言论，目的是表达某种不满。
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显然是基于所谓“霸权更替规律”，即认为历史上任何大国实力的增强都会对现有霸权国构成挑战，甚至导致战争。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必须在其崛起过程中对其进行围堵或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造成第二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国情和现行国家战略认识不清，但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直接关系。第三种情况，主要是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由此导致利益受损者的怨气或不满。
由此可见，不能一概地把“中国威胁论”等同于和中国为敌的论调。除了少数居心叵测的反华势力以外，更多的国家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能正确理解，表示出某种疑虑和担心，类似于患上了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症，即：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不大适应。要让世界接受一个发展的中国尚需时间。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威胁论”挡不住大国的脚步
其实，如果我们回眸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历过中国今天的处境。所不同的是，当年美日依靠实力走的是一条军事侵略和资本扩张的崛起之路，而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融入全球化的利益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道路不同，但国际社会的“威胁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高速工业化时期，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强劲崛起。1887、1890和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铁产量、煤产量相继超过了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不仅如此，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的商品，如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和棉花等大规模涌入欧洲。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作过一项统计，1897—1901年，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亚当斯当时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逐渐把欧洲竞争对手挤出各主要市场。法国学者埃米尔·巴比埃在谈到美国的出口潮时惊呼：“美国产品将淹没老欧洲。”
1898年，美国与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爆发战争。战后，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并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关岛割让给美国，“美国威胁论”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美国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入侵菲律宾则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请自来。1899年1月，欧洲评论家奥克塔夫·诺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祸害》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不仅进入了一个武力侵略阶段，而且这种使欧洲人措手不及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诺埃尔进一步预测：“不久，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必将与欧洲发生冲突”。为了对付“美国祸害”，有些欧洲人甚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美国。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日本威胁论”也曾风靡一时。当日本人用金钱购买了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洛克菲勒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夏威夷大片地产时，有美国人惊呼：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就会买下整个美国。“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在这时形成了鲜明反差，一时间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很多美国人因失业和不景气迁怒于日本，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砸日本汽车等恶性事件。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美国威胁论”，还是20世纪末的“日本威胁论”，都未能阻止两国崛起的步伐。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关键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避免不了“威胁论”的鼓噪。今天，世界上也并不只有“中国威胁论”，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威胁论”、“印度威胁论”也在兴起，“日本威胁论”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拉美国家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特殊关注”。所以，我们在看到“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要认识到它也是某种正常的国际现象。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虽然外界的各种疑虑没有完全消除，但中国在政治、经贸和军事等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建立互信机制的措施，都大大减少了外界的担心、怀疑、甚至敌意。对于各类“威胁论”的指责，中国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驳斥和解释完全必要，但也需要区分是哪一种动机的“威胁论”。对于那些抱有明显政治目的、心怀叵测的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怎样去做都无济于事。现在西方大国确有这样一些人，把中国的几乎所有言行都扣上“威胁”的帽子。他们把中国的“多极化”战略解读为反美战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读为“建立以中国为霸权的新体系”；就连“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被某些人解读为以此“对抗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势。对这种“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让它自生自灭。这种“中国威胁论”只占少数，即便在美国也不是主流看法。
“中国威胁论”更多的还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理解和误解。我们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在国际社会有必要做更多更扎实的“释疑解惑”工作。但与此同时，更要在“修炼内功，强心健体”、“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上狠下功夫，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存在和泛滥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的主张，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新的道路。虽然尚处于实践和探索的初级阶段，但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良好的评价。“和谐世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超越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视角和范围，从人类繁荣与稳定的高度和负责任大国的视野，勾画出中国新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与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发展。所有这些努力，虽不可能使“中国威胁论”销声匿迹，但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论调的可信度与影响力。“中国威胁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也可以使我们自警、自省、自勉，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威胁论”不足为怪
2006年12月21日 11:08环球时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国际战略形势中的“中国因素”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相继产生。形形色色的“中国论”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莫衷一是。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去看待和面对“中国论”，既不陶醉于对中国的追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实力，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对待“中国威胁论”，这对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提“中国威胁”心态各不相同
据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他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开始于1992年，后在西方国家此伏彼起。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可谓五花八门：“经济威胁”、“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人口威胁”、“文化威胁”等不一而足。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
当今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庞杂，领域宽泛，涉及的国家较多。但从性质和动机上看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别有用心的蛊惑宣传，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二是对“中国崛起”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担心和疑虑，目的是评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做好同中国打交道的各种准备；三是本国或本集团利益遭受损害后迁怒于中国的怨气或言论，目的是表达某种不满。
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显然是基于所谓“霸权更替规律”，即认为历史上任何大国实力的增强都会对现有霸权国构成挑战，甚至导致战争。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必须在其崛起过程中对其进行围堵或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造成第二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国情和现行国家战略认识不清，但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直接关系。第三种情况，主要是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由此导致利益受损者的怨气或不满。
由此可见，不能一概地把“中国威胁论”等同于和中国为敌的论调。除了少数居心叵测的反华势力以外，更多的国家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能正确理解，表示出某种疑虑和担心，类似于患上了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症，即：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不大适应。要让世界接受一个发展的中国尚需时间。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威胁论”挡不住大国的脚步
其实，如果我们回眸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历过中国今天的处境。所不同的是，当年美日依靠实力走的是一条军事侵略和资本扩张的崛起之路，而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融入全球化的利益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道路不同，但国际社会的“威胁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高速工业化时期，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强劲崛起。1887、1890和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铁产量、煤产量相继超过了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不仅如此，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的商品，如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和棉花等大规模涌入欧洲。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作过一项统计，1897—1901年，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亚当斯当时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逐渐把欧洲竞争对手挤出各主要市场。法国学者埃米尔·巴比埃在谈到美国的出口潮时惊呼：“美国产品将淹没老欧洲。”
1898年，美国与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爆发战争。战后，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并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关岛割让给美国，“美国威胁论”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美国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入侵菲律宾则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请自来。1899年1月，欧洲评论家奥克塔夫·诺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祸害》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不仅进入了一个武力侵略阶段，而且这种使欧洲人措手不及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诺埃尔进一步预测：“不久，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必将与欧洲发生冲突”。为了对付“美国祸害”，有些欧洲人甚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美国。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日本威胁论”也曾风靡一时。当日本人用金钱购买了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洛克菲勒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夏威夷大片地产时，有美国人惊呼：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就会买下整个美国。“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在这时形成了鲜明反差，一时间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很多美国人因失业和不景气迁怒于日本，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砸日本汽车等恶性事件。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美国威胁论”，还是20世纪末的“日本威胁论”，都未能阻止两国崛起的步伐。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关键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避免不了“威胁论”的鼓噪。今天，世界上也并不只有“中国威胁论”，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威胁论”、“印度威胁论”也在兴起，“日本威胁论”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拉美国家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特殊关注”。所以，我们在看到“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要认识到它也是某种正常的国际现象。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虽然外界的各种疑虑没有完全消除，但中国在政治、经贸和军事等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建立互信机制的措施，都大大减少了外界的担心、怀疑、甚至敌意。对于各类“威胁论”的指责，中国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驳斥和解释完全必要，但也需要区分是哪一种动机的“威胁论”。对于那些抱有明显政治目的、心怀叵测的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怎样去做都无济于事。现在西方大国确有这样一些人，把中国的几乎所有言行都扣上“威胁”的帽子。他们把中国的“多极化”战略解读为反美战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读为“建立以中国为霸权的新体系”；就连“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被某些人解读为以此“对抗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势。对这种“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让它自生自灭。这种“中国威胁论”只占少数，即便在美国也不是主流看法。
“中国威胁论”更多的还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理解和误解。我们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在国际社会有必要做更多更扎实的“释疑解惑”工作。但与此同时，更要在“修炼内功，强心健体”、“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上狠下功夫，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存在和泛滥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的主张，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新的道路。虽然尚处于实践和探索的初级阶段，但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良好的评价。“和谐世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超越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视角和范围，从人类繁荣与稳定的高度和负责任大国的视野，勾画出中国新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与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发展。所有这些努力，虽不可能使“中国威胁论”销声匿迹，但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论调的可信度与影响力。“中国威胁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也可以使我们自警、自省、自勉，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2006年12月21日 11:08环球时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国际战略形势中的“中国因素”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相继产生。形形色色的“中国论”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莫衷一是。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去看待和面对“中国论”，既不陶醉于对中国的追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实力，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对待“中国威胁论”，这对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提“中国威胁”心态各不相同
据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他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开始于1992年，后在西方国家此伏彼起。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可谓五花八门：“经济威胁”、“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人口威胁”、“文化威胁”等不一而足。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
当今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庞杂，领域宽泛，涉及的国家较多。但从性质和动机上看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别有用心的蛊惑宣传，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二是对“中国崛起”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担心和疑虑，目的是评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做好同中国打交道的各种准备；三是本国或本集团利益遭受损害后迁怒于中国的怨气或言论，目的是表达某种不满。
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显然是基于所谓“霸权更替规律”，即认为历史上任何大国实力的增强都会对现有霸权国构成挑战，甚至导致战争。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必须在其崛起过程中对其进行围堵或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造成第二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国情和现行国家战略认识不清，但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直接关系。第三种情况，主要是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由此导致利益受损者的怨气或不满。
由此可见，不能一概地把“中国威胁论”等同于和中国为敌的论调。除了少数居心叵测的反华势力以外，更多的国家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能正确理解，表示出某种疑虑和担心，类似于患上了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症，即：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不大适应。要让世界接受一个发展的中国尚需时间。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威胁论”挡不住大国的脚步
其实，如果我们回眸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历过中国今天的处境。所不同的是，当年美日依靠实力走的是一条军事侵略和资本扩张的崛起之路，而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融入全球化的利益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道路不同，但国际社会的“威胁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高速工业化时期，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强劲崛起。1887、1890和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铁产量、煤产量相继超过了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不仅如此，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的商品，如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和棉花等大规模涌入欧洲。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作过一项统计，1897—1901年，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亚当斯当时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逐渐把欧洲竞争对手挤出各主要市场。法国学者埃米尔·巴比埃在谈到美国的出口潮时惊呼：“美国产品将淹没老欧洲。”
1898年，美国与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爆发战争。战后，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并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关岛割让给美国，“美国威胁论”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美国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入侵菲律宾则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请自来。1899年1月，欧洲评论家奥克塔夫·诺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祸害》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不仅进入了一个武力侵略阶段，而且这种使欧洲人措手不及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诺埃尔进一步预测：“不久，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必将与欧洲发生冲突”。为了对付“美国祸害”，有些欧洲人甚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美国。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日本威胁论”也曾风靡一时。当日本人用金钱购买了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洛克菲勒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夏威夷大片地产时，有美国人惊呼：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就会买下整个美国。“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在这时形成了鲜明反差，一时间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很多美国人因失业和不景气迁怒于日本，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砸日本汽车等恶性事件。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美国威胁论”，还是20世纪末的“日本威胁论”，都未能阻止两国崛起的步伐。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关键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避免不了“威胁论”的鼓噪。今天，世界上也并不只有“中国威胁论”，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威胁论”、“印度威胁论”也在兴起，“日本威胁论”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拉美国家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特殊关注”。所以，我们在看到“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要认识到它也是某种正常的国际现象。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虽然外界的各种疑虑没有完全消除，但中国在政治、经贸和军事等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建立互信机制的措施，都大大减少了外界的担心、怀疑、甚至敌意。对于各类“威胁论”的指责，中国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驳斥和解释完全必要，但也需要区分是哪一种动机的“威胁论”。对于那些抱有明显政治目的、心怀叵测的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怎样去做都无济于事。现在西方大国确有这样一些人，把中国的几乎所有言行都扣上“威胁”的帽子。他们把中国的“多极化”战略解读为反美战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读为“建立以中国为霸权的新体系”；就连“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被某些人解读为以此“对抗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势。对这种“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让它自生自灭。这种“中国威胁论”只占少数，即便在美国也不是主流看法。
“中国威胁论”更多的还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理解和误解。我们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在国际社会有必要做更多更扎实的“释疑解惑”工作。但与此同时，更要在“修炼内功，强心健体”、“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上狠下功夫，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存在和泛滥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的主张，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新的道路。虽然尚处于实践和探索的初级阶段，但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良好的评价。“和谐世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超越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视角和范围，从人类繁荣与稳定的高度和负责任大国的视野，勾画出中国新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与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发展。所有这些努力，虽不可能使“中国威胁论”销声匿迹，但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论调的可信度与影响力。“中国威胁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也可以使我们自警、自省、自勉，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威胁论”不足为怪
2006年12月21日 11:08环球时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国际战略形势中的“中国因素”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相继产生。形形色色的“中国论”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莫衷一是。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去看待和面对“中国论”，既不陶醉于对中国的追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实力，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对待“中国威胁论”，这对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提“中国威胁”心态各不相同
据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他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开始于1992年，后在西方国家此伏彼起。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可谓五花八门：“经济威胁”、“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人口威胁”、“文化威胁”等不一而足。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
当今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庞杂，领域宽泛，涉及的国家较多。但从性质和动机上看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别有用心的蛊惑宣传，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二是对“中国崛起”中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担心和疑虑，目的是评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做好同中国打交道的各种准备；三是本国或本集团利益遭受损害后迁怒于中国的怨气或言论，目的是表达某种不满。
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显然是基于所谓“霸权更替规律”，即认为历史上任何大国实力的增强都会对现有霸权国构成挑战，甚至导致战争。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必须在其崛起过程中对其进行围堵或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造成第二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国情和现行国家战略认识不清，但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直接关系。第三种情况，主要是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由此导致利益受损者的怨气或不满。
由此可见，不能一概地把“中国威胁论”等同于和中国为敌的论调。除了少数居心叵测的反华势力以外，更多的国家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能正确理解，表示出某种疑虑和担心，类似于患上了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症，即：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不大适应。要让世界接受一个发展的中国尚需时间。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威胁论”挡不住大国的脚步
其实，如果我们回眸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历过中国今天的处境。所不同的是，当年美日依靠实力走的是一条军事侵略和资本扩张的崛起之路，而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融入全球化的利益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道路不同，但国际社会的“威胁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高速工业化时期，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强劲崛起。1887、1890和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铁产量、煤产量相继超过了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不仅如此，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的商品，如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和棉花等大规模涌入欧洲。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作过一项统计，1897—1901年，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亚当斯当时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逐渐把欧洲竞争对手挤出各主要市场。法国学者埃米尔·巴比埃在谈到美国的出口潮时惊呼：“美国产品将淹没老欧洲。”
1898年，美国与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爆发战争。战后，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并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关岛割让给美国，“美国威胁论”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美国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入侵菲律宾则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请自来。1899年1月，欧洲评论家奥克塔夫·诺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祸害》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不仅进入了一个武力侵略阶段，而且这种使欧洲人措手不及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诺埃尔进一步预测：“不久，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必将与欧洲发生冲突”。为了对付“美国祸害”，有些欧洲人甚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美国。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日本威胁论”也曾风靡一时。当日本人用金钱购买了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洛克菲勒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夏威夷大片地产时，有美国人惊呼：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就会买下整个美国。“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在这时形成了鲜明反差，一时间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很多美国人因失业和不景气迁怒于日本，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砸日本汽车等恶性事件。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美国威胁论”，还是20世纪末的“日本威胁论”，都未能阻止两国崛起的步伐。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关键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避免不了“威胁论”的鼓噪。今天，世界上也并不只有“中国威胁论”，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威胁论”、“印度威胁论”也在兴起，“日本威胁论”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拉美国家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特殊关注”。所以，我们在看到“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要认识到它也是某种正常的国际现象。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虽然外界的各种疑虑没有完全消除，但中国在政治、经贸和军事等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建立互信机制的措施，都大大减少了外界的担心、怀疑、甚至敌意。对于各类“威胁论”的指责，中国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驳斥和解释完全必要，但也需要区分是哪一种动机的“威胁论”。对于那些抱有明显政治目的、心怀叵测的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怎样去做都无济于事。现在西方大国确有这样一些人，把中国的几乎所有言行都扣上“威胁”的帽子。他们把中国的“多极化”战略解读为反美战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读为“建立以中国为霸权的新体系”；就连“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被某些人解读为以此“对抗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势。对这种“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让它自生自灭。这种“中国威胁论”只占少数，即便在美国也不是主流看法。
“中国威胁论”更多的还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理解和误解。我们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在国际社会有必要做更多更扎实的“释疑解惑”工作。但与此同时，更要在“修炼内功，强心健体”、“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上狠下功夫，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存在和泛滥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的主张，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新的道路。虽然尚处于实践和探索的初级阶段，但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良好的评价。“和谐世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超越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视角和范围，从人类繁荣与稳定的高度和负责任大国的视野，勾画出中国新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与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发展。所有这些努力，虽不可能使“中国威胁论”销声匿迹，但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论调的可信度与影响力。“中国威胁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也可以使我们自警、自省、自勉，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