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邓小平一生十个重要的阶段中最感人的故事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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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行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欢迎辞中特意真挚地提到：“希望这次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因为您在法国曾生活过5年。”
而就是这位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宾，50年前却是法国警方搜捕的对象。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邓希贤。
1926年1月8日，在凌晨的黑暗中，数十名法国警察直奔卡斯德亚街3号。这个旅馆的5号房间，就是中国青年邓希贤的住所。
法国警方为什么要去搜查邓希贤？这个不足22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呢？事隔78年后，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我们掀开了邓小平早年的这段历史。
在卷宗编号为第F7－13438的档案中，有一份1926年1月7日的警察密报。这恰好是搜捕行动的前一天。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邓希贤的日常活动：“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
这个引起法国警方注意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在5年多前远行到达法国时，还只是一个想“学点本事”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走出四川广安，远离家乡来到法国留学。然而，留学生活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由于勤工所得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学费，邓希贤只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课就面临着被迫退学的危险。他只好写信向家里求助，希望能完成求学的愿望。
邓垦（邓先修）（邓小平弟弟）
要交伙食费，还有少量的学费，还有什么书籍费等等。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家里管钱，困难多多。这样子，小平同志就知道家里也有数。他上学，继续上下去恐怕困难很多。他自己也发愁，家里的人也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想不出个办法来。
最终，邓希贤没有凑足学费，求学之路就此断绝。他被迫走上了靠做工维持生计的勤工之路。正是在这一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夏天，18岁的邓希贤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规定，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邓希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邓希贤还不满20岁。
1925年春，邓希贤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来到法国里昂区负责华工运动，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月后，邓希贤遇到了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危险。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1925年，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后，中共旅欧支部就组织了一场运动，就是组织学生的游行，突然冲进中国驻法国大（公）使馆，把公使抓起来，强令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是让他以公使的名义通电全国，支持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当局就大肆搜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20多名党团员被抓起来。
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邓希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组织革命工作。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仅仅一周之后，中共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21岁的邓希贤出任执行委员。
革命组织又开始恢复活力，但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希贤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密探的报告里。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就是在这样密切监视下，邓小平他们不怕，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且在1925年9月15日那天，在巴黎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会，有1000多个旅法华人参加，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动。所以法国警方马上逮捕了会议的主持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因为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所以就没有遭到逮捕，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然而，当大批警察闯进卡斯德亚街3号小旅馆5号房间时，这里已是一座空房。在这天的搜查报告中，法国警方这样形容：“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
就在搜捕之前的几个小时，在夜色笼罩的巴黎火车站灯光昏暗的月台上，邓希贤和另外十几名中国青年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二、老兵
1945年，根据地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途。8月27日，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邓小平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
裴植（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摄影科长）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宝丰会议为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则在淮海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国民党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后，胸有大局的邓小平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他把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邓小平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此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三、破冰
1966年6月18日，北京四中和北京女子一中两个学校的高三毕业班同学向全国发出过一份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不可能因为学生们的一个倡议而被废除的。但“文革”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劫难，许多大专院校已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然而，事隔11年后的1977年，在距离北京四中只有两个街区的小胡同里，一位老人再一次改变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就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中会见了来自长沙工学院的同志。长沙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它不仅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更是当时国防科研的重要平台。但是，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教育界一样，经历了一个冰封雪压的寒冬。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诉长沙来的同志：“1975年时，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尽管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但心情急迫的邓小平还是表明了想从教育界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同时也表露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整顿教育、恢复高考的想法。于是，1977年7月23日，成为了长沙工学院命运的转折点，而就在两天前，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
四、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次科学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都说，它象征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感到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就在5000多名科学家代表前来开会时还戴着沉重的“臭老九”帽子。
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为科学家们卸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已经当上了陈景润的“后勤部长”。当时，陈景润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他研究的课题却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来没有分管过科技战线的邓小平，突然提到了两位科技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这个时候，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被誉为“陈氏定理”。
然而，邓小平提到陈景润，并不只是因为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更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当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景润，在国内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受到批判。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陈景润那就很了不起了，就说我们中国出了1个陈景润，假如不是出1个，而是有1000个像他这样高水平的科学家的的话，那我们就好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润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小屋，进行课题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身患的多种疾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五、拓路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市区，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么好，悄悄请示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4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刘波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张荣请示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春节只有几天了，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心情难以言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跟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张荣
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了。一进门邓楠就说了，爸爸，你要给深圳写几个字呀。（邓楠说）人家不好交差呀，这个年都过不好。当时老人家进来就开玩笑地讲，是不是那么严重呀。这样邓楠扶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小平同志就问我，你们要求写字，写什么字。我去的时候，市里面写了几个，还有深圳特区报，反正是写深圳特区好呀。没敢想那么高。老人家坐了一下，邓楠扶着他起来，走向写字台。我看老人家拿起笔来没怎么思考就写了。
小平同志刚写下开头，一旁的张荣禁不住激动起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张荣他们当时不曾想到的评价！不太会照相的张荣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随后，张荣就忙着往回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激动地反复说：“题了题了！”直到市委领导几次问，题的是什么？他才一字一句地读了题词，他刚念完，就听到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张荣拿着题词就往深圳赶。途中，当他又一次端详邓小平的墨迹时，他突然发现：当天已是1月29日，而小平同志在题词上的落款时间却是三天前的1月26日，而那一天，正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细心的邓小平似乎要告诉深圳的同志，这样的话，他三天前就想说了，或者说，他三天前就应该说了。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六、心愿
1982年9月2日，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曾经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碰面了。
或许是出于外交惯例，或许是对一位女士表示尊重，邓小平在见面开始时首先选择了轻松的话题。他对首相夫人说起马克思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撒切尔夫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说：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
从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不能够轻易让步。她就端出了三个条约是有效，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单独毁约，打出这张牌。
面对气势汹汹的谈判对手，邓小平这样说道。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
周南
（撒切尔夫人）又用威胁的语言讲，香港目前的繁荣是英国统治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那么你们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她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她就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香港，没有香港的繁荣，你的四化就搞不成。当时气势汹汹，但是小平决不含糊。
面对撒切尔夫人接连打出的王牌，桥牌技艺精湛的邓小平，在谈判的对峙中也很快识破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开始刚柔并济地反击对手。
周南
他就针锋相对地回答，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如果中国是采取这样的方针，那我们就是错误，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否是正确的方针。这是一点，驳回了。第二就是针对她灾难性的后果，夫人刚才讲的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你所谓的灾难性后果，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几番交锋过后，曾经在英国议会以强硬手段通过马岛之战议案的首相夫人，这一次终于意识到强硬和恫吓对于眼前这位小个子巨人完全无济于事，于是，她转换了话题，开始在谈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
她提出，“这次谈判的题目，无非是一个归属问题”。
然而，邓小平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我说是三个议程。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
周南
最后他还是很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人就是李鸿章，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最厉害的是，到最后他还讲了几句话。
邓小平
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香港发生意外，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
什么叫做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呢，那就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却包含在里面了，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听懂了觉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风打掉了。
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终于瓦解了对手的恋战之心。最后，邓小平建议“中英双方从现在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首相夫人尽管知道这不是英方希望的结局，却没有再表示异议。
对这次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当时的心情，她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而当年的外电在评述这次会谈时却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中寓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一、远行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欢迎辞中特意真挚地提到：“希望这次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因为您在法国曾生活过5年。”
而就是这位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宾，50年前却是法国警方搜捕的对象。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邓希贤。
1926年1月8日，在凌晨的黑暗中，数十名法国警察直奔卡斯德亚街3号。这个旅馆的5号房间，就是中国青年邓希贤的住所。
法国警方为什么要去搜查邓希贤？这个不足22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呢？事隔78年后，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我们掀开了邓小平早年的这段历史。
在卷宗编号为第F7－13438的档案中，有一份1926年1月7日的警察密报。这恰好是搜捕行动的前一天。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邓希贤的日常活动：“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
这个引起法国警方注意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在5年多前远行到达法国时，还只是一个想“学点本事”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走出四川广安，远离家乡来到法国留学。然而，留学生活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由于勤工所得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学费，邓希贤只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课就面临着被迫退学的危险。他只好写信向家里求助，希望能完成求学的愿望。
邓垦（邓先修）（邓小平弟弟）
要交伙食费，还有少量的学费，还有什么书籍费等等。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家里管钱，困难多多。这样子，小平同志就知道家里也有数。他上学，继续上下去恐怕困难很多。他自己也发愁，家里的人也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想不出个办法来。
最终，邓希贤没有凑足学费，求学之路就此断绝。他被迫走上了靠做工维持生计的勤工之路。正是在这一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夏天，18岁的邓希贤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规定，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邓希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邓希贤还不满20岁。
1925年春，邓希贤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来到法国里昂区负责华工运动，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月后，邓希贤遇到了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危险。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1925年，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后，中共旅欧支部就组织了一场运动，就是组织学生的游行，突然冲进中国驻法国大（公）使馆，把公使抓起来，强令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是让他以公使的名义通电全国，支持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当局就大肆搜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20多名党团员被抓起来。
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邓希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组织革命工作。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仅仅一周之后，中共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21岁的邓希贤出任执行委员。
革命组织又开始恢复活力，但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希贤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密探的报告里。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就是在这样密切监视下，邓小平他们不怕，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且在1925年9月15日那天，在巴黎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会，有1000多个旅法华人参加，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动。所以法国警方马上逮捕了会议的主持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因为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所以就没有遭到逮捕，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然而，当大批警察闯进卡斯德亚街3号小旅馆5号房间时，这里已是一座空房。在这天的搜查报告中，法国警方这样形容：“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
就在搜捕之前的几个小时，在夜色笼罩的巴黎火车站灯光昏暗的月台上，邓希贤和另外十几名中国青年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二、老兵
1945年，根据地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途。8月27日，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邓小平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
裴植（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摄影科长）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宝丰会议为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则在淮海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国民党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后，胸有大局的邓小平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他把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邓小平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此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三、破冰
1966年6月18日，北京四中和北京女子一中两个学校的高三毕业班同学向全国发出过一份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不可能因为学生们的一个倡议而被废除的。但“文革”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劫难，许多大专院校已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然而，事隔11年后的1977年，在距离北京四中只有两个街区的小胡同里，一位老人再一次改变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就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中会见了来自长沙工学院的同志。长沙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它不仅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更是当时国防科研的重要平台。但是，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教育界一样，经历了一个冰封雪压的寒冬。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诉长沙来的同志：“1975年时，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尽管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但心情急迫的邓小平还是表明了想从教育界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同时也表露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整顿教育、恢复高考的想法。于是，1977年7月23日，成为了长沙工学院命运的转折点，而就在两天前，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
四、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次科学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都说，它象征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感到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就在5000多名科学家代表前来开会时还戴着沉重的“臭老九”帽子。
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为科学家们卸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已经当上了陈景润的“后勤部长”。当时，陈景润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他研究的课题却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来没有分管过科技战线的邓小平，突然提到了两位科技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这个时候，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被誉为“陈氏定理”。
然而，邓小平提到陈景润，并不只是因为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更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当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景润，在国内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受到批判。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陈景润那就很了不起了，就说我们中国出了1个陈景润，假如不是出1个，而是有1000个像他这样高水平的科学家的的话，那我们就好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润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小屋，进行课题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身患的多种疾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五、拓路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市区，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么好，悄悄请示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4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刘波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张荣请示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春节只有几天了，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心情难以言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跟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张荣
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了。一进门邓楠就说了，爸爸，你要给深圳写几个字呀。（邓楠说）人家不好交差呀，这个年都过不好。当时老人家进来就开玩笑地讲，是不是那么严重呀。这样邓楠扶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小平同志就问我，你们要求写字，写什么字。我去的时候，市里面写了几个，还有深圳特区报，反正是写深圳特区好呀。没敢想那么高。老人家坐了一下，邓楠扶着他起来，走向写字台。我看老人家拿起笔来没怎么思考就写了。
小平同志刚写下开头，一旁的张荣禁不住激动起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张荣他们当时不曾想到的评价！不太会照相的张荣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随后，张荣就忙着往回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激动地反复说：“题了题了！”直到市委领导几次问，题的是什么？他才一字一句地读了题词，他刚念完，就听到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张荣拿着题词就往深圳赶。途中，当他又一次端详邓小平的墨迹时，他突然发现：当天已是1月29日，而小平同志在题词上的落款时间却是三天前的1月26日，而那一天，正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细心的邓小平似乎要告诉深圳的同志，这样的话，他三天前就想说了，或者说，他三天前就应该说了。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六、心愿
1982年9月2日，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曾经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碰面了。
或许是出于外交惯例，或许是对一位女士表示尊重，邓小平在见面开始时首先选择了轻松的话题。他对首相夫人说起马克思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撒切尔夫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说：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
从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不能够轻易让步。她就端出了三个条约是有效，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单独毁约，打出这张牌。
面对气势汹汹的谈判对手，邓小平这样说道。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
周南
（撒切尔夫人）又用威胁的语言讲，香港目前的繁荣是英国统治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那么你们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她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她就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香港，没有香港的繁荣，你的四化就搞不成。当时气势汹汹，但是小平决不含糊。
面对撒切尔夫人接连打出的王牌，桥牌技艺精湛的邓小平，在谈判的对峙中也很快识破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开始刚柔并济地反击对手。
周南
他就针锋相对地回答，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如果中国是采取这样的方针，那我们就是错误，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否是正确的方针。这是一点，驳回了。第二就是针对她灾难性的后果，夫人刚才讲的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你所谓的灾难性后果，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几番交锋过后，曾经在英国议会以强硬手段通过马岛之战议案的首相夫人，这一次终于意识到强硬和恫吓对于眼前这位小个子巨人完全无济于事，于是，她转换了话题，开始在谈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
她提出，“这次谈判的题目，无非是一个归属问题”。
然而，邓小平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我说是三个议程。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
周南
最后他还是很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人就是李鸿章，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最厉害的是，到最后他还讲了几句话。
邓小平
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香港发生意外，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
什么叫做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呢，那就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却包含在里面了，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听懂了觉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风打掉了。
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终于瓦解了对手的恋战之心。最后，邓小平建议“中英双方从现在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首相夫人尽管知道这不是英方希望的结局，却没有再表示异议。
对这次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当时的心情，她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而当年的外电在评述这次会谈时却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中寓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欢迎辞中特意真挚地提到：“希望这次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因为您在法国曾生活过5年。”
而就是这位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宾，50年前却是法国警方搜捕的对象。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邓希贤。
1926年1月8日，在凌晨的黑暗中，数十名法国警察直奔卡斯德亚街3号。这个旅馆的5号房间，就是中国青年邓希贤的住所。
法国警方为什么要去搜查邓希贤？这个不足22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呢？事隔78年后，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我们掀开了邓小平早年的这段历史。
在卷宗编号为第F7－13438的档案中，有一份1926年1月7日的警察密报。这恰好是搜捕行动的前一天。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邓希贤的日常活动：“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
这个引起法国警方注意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在5年多前远行到达法国时，还只是一个想“学点本事”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走出四川广安，远离家乡来到法国留学。然而，留学生活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由于勤工所得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学费，邓希贤只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课就面临着被迫退学的危险。他只好写信向家里求助，希望能完成求学的愿望。
邓垦（邓先修）（邓小平弟弟）
要交伙食费，还有少量的学费，还有什么书籍费等等。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家里管钱，困难多多。这样子，小平同志就知道家里也有数。他上学，继续上下去恐怕困难很多。他自己也发愁，家里的人也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想不出个办法来。
最终，邓希贤没有凑足学费，求学之路就此断绝。他被迫走上了靠做工维持生计的勤工之路。正是在这一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夏天，18岁的邓希贤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规定，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邓希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邓希贤还不满20岁。
1925年春，邓希贤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来到法国里昂区负责华工运动，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月后，邓希贤遇到了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危险。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1925年，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后，中共旅欧支部就组织了一场运动，就是组织学生的游行，突然冲进中国驻法国大（公）使馆，把公使抓起来，强令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是让他以公使的名义通电全国，支持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当局就大肆搜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20多名党团员被抓起来。
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邓希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组织革命工作。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仅仅一周之后，中共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21岁的邓希贤出任执行委员。
革命组织又开始恢复活力，但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希贤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密探的报告里。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就是在这样密切监视下，邓小平他们不怕，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且在1925年9月15日那天，在巴黎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会，有1000多个旅法华人参加，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动。所以法国警方马上逮捕了会议的主持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因为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所以就没有遭到逮捕，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然而，当大批警察闯进卡斯德亚街3号小旅馆5号房间时，这里已是一座空房。在这天的搜查报告中，法国警方这样形容：“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
就在搜捕之前的几个小时，在夜色笼罩的巴黎火车站灯光昏暗的月台上，邓希贤和另外十几名中国青年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二、老兵
1945年，根据地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途。8月27日，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邓小平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
裴植（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摄影科长）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宝丰会议为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则在淮海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国民党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后，胸有大局的邓小平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他把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邓小平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此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三、破冰
1966年6月18日，北京四中和北京女子一中两个学校的高三毕业班同学向全国发出过一份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不可能因为学生们的一个倡议而被废除的。但“文革”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劫难，许多大专院校已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然而，事隔11年后的1977年，在距离北京四中只有两个街区的小胡同里，一位老人再一次改变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就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中会见了来自长沙工学院的同志。长沙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它不仅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更是当时国防科研的重要平台。但是，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教育界一样，经历了一个冰封雪压的寒冬。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诉长沙来的同志：“1975年时，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尽管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但心情急迫的邓小平还是表明了想从教育界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同时也表露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整顿教育、恢复高考的想法。于是，1977年7月23日，成为了长沙工学院命运的转折点，而就在两天前，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
四、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次科学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都说，它象征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感到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就在5000多名科学家代表前来开会时还戴着沉重的“臭老九”帽子。
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为科学家们卸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已经当上了陈景润的“后勤部长”。当时，陈景润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他研究的课题却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来没有分管过科技战线的邓小平，突然提到了两位科技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这个时候，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被誉为“陈氏定理”。
然而，邓小平提到陈景润，并不只是因为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更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当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景润，在国内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受到批判。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陈景润那就很了不起了，就说我们中国出了1个陈景润，假如不是出1个，而是有1000个像他这样高水平的科学家的的话，那我们就好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润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小屋，进行课题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身患的多种疾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五、拓路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市区，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么好，悄悄请示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4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刘波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张荣请示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春节只有几天了，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心情难以言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跟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张荣
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了。一进门邓楠就说了，爸爸，你要给深圳写几个字呀。（邓楠说）人家不好交差呀，这个年都过不好。当时老人家进来就开玩笑地讲，是不是那么严重呀。这样邓楠扶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小平同志就问我，你们要求写字，写什么字。我去的时候，市里面写了几个，还有深圳特区报，反正是写深圳特区好呀。没敢想那么高。老人家坐了一下，邓楠扶着他起来，走向写字台。我看老人家拿起笔来没怎么思考就写了。
小平同志刚写下开头，一旁的张荣禁不住激动起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张荣他们当时不曾想到的评价！不太会照相的张荣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随后，张荣就忙着往回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激动地反复说：“题了题了！”直到市委领导几次问，题的是什么？他才一字一句地读了题词，他刚念完，就听到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张荣拿着题词就往深圳赶。途中，当他又一次端详邓小平的墨迹时，他突然发现：当天已是1月29日，而小平同志在题词上的落款时间却是三天前的1月26日，而那一天，正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细心的邓小平似乎要告诉深圳的同志，这样的话，他三天前就想说了，或者说，他三天前就应该说了。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六、心愿
1982年9月2日，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曾经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碰面了。
或许是出于外交惯例，或许是对一位女士表示尊重，邓小平在见面开始时首先选择了轻松的话题。他对首相夫人说起马克思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撒切尔夫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说：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
从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不能够轻易让步。她就端出了三个条约是有效，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单独毁约，打出这张牌。
面对气势汹汹的谈判对手，邓小平这样说道。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
周南
（撒切尔夫人）又用威胁的语言讲，香港目前的繁荣是英国统治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那么你们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她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她就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香港，没有香港的繁荣，你的四化就搞不成。当时气势汹汹，但是小平决不含糊。
面对撒切尔夫人接连打出的王牌，桥牌技艺精湛的邓小平，在谈判的对峙中也很快识破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开始刚柔并济地反击对手。
周南
他就针锋相对地回答，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如果中国是采取这样的方针，那我们就是错误，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否是正确的方针。这是一点，驳回了。第二就是针对她灾难性的后果，夫人刚才讲的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你所谓的灾难性后果，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几番交锋过后，曾经在英国议会以强硬手段通过马岛之战议案的首相夫人，这一次终于意识到强硬和恫吓对于眼前这位小个子巨人完全无济于事，于是，她转换了话题，开始在谈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
她提出，“这次谈判的题目，无非是一个归属问题”。
然而，邓小平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我说是三个议程。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
周南
最后他还是很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人就是李鸿章，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最厉害的是，到最后他还讲了几句话。
邓小平
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香港发生意外，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
什么叫做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呢，那就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却包含在里面了，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听懂了觉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风打掉了。
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终于瓦解了对手的恋战之心。最后，邓小平建议“中英双方从现在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首相夫人尽管知道这不是英方希望的结局，却没有再表示异议。
对这次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当时的心情，她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而当年的外电在评述这次会谈时却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中寓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一、远行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接待。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欢迎辞中特意真挚地提到：“希望这次访法能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因为您在法国曾生活过5年。”
而就是这位受到最高礼遇的国宾，50年前却是法国警方搜捕的对象。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邓希贤。
1926年1月8日，在凌晨的黑暗中，数十名法国警察直奔卡斯德亚街3号。这个旅馆的5号房间，就是中国青年邓希贤的住所。
法国警方为什么要去搜查邓希贤？这个不足22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呢？事隔78年后，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我们掀开了邓小平早年的这段历史。
在卷宗编号为第F7－13438的档案中，有一份1926年1月7日的警察密报。这恰好是搜捕行动的前一天。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邓希贤的日常活动：“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
这个引起法国警方注意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在5年多前远行到达法国时，还只是一个想“学点本事”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9月，16岁的邓希贤走出四川广安，远离家乡来到法国留学。然而，留学生活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由于勤工所得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学费，邓希贤只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课就面临着被迫退学的危险。他只好写信向家里求助，希望能完成求学的愿望。
邓垦（邓先修）（邓小平弟弟）
要交伙食费，还有少量的学费，还有什么书籍费等等。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家里管钱，困难多多。这样子，小平同志就知道家里也有数。他上学，继续上下去恐怕困难很多。他自己也发愁，家里的人也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想不出个办法来。
最终，邓希贤没有凑足学费，求学之路就此断绝。他被迫走上了靠做工维持生计的勤工之路。正是在这一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夏天，18岁的邓希贤加入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规定，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邓希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邓希贤还不满20岁。
1925年春，邓希贤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来到法国里昂区负责华工运动，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月后，邓希贤遇到了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危险。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1925年，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运动，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后，中共旅欧支部就组织了一场运动，就是组织学生的游行，突然冲进中国驻法国大（公）使馆，把公使抓起来，强令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是让他以公使的名义通电全国，支持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当局就大肆搜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20多名党团员被抓起来。
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邓希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组织革命工作。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仅仅一周之后，中共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21岁的邓希贤出任执行委员。
革命组织又开始恢复活力，但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希贤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密探的报告里。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就是在这样密切监视下，邓小平他们不怕，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并且在1925年9月15日那天，在巴黎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会，有1000多个旅法华人参加，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动。所以法国警方马上逮捕了会议的主持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因为在大会上没有发言，所以就没有遭到逮捕，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然而，当大批警察闯进卡斯德亚街3号小旅馆5号房间时，这里已是一座空房。在这天的搜查报告中，法国警方这样形容：“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
就在搜捕之前的几个小时，在夜色笼罩的巴黎火车站灯光昏暗的月台上，邓希贤和另外十几名中国青年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二、老兵
1945年，根据地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途。8月27日，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邓小平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
裴植（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摄影科长）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宝丰会议为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则在淮海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国民党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后，胸有大局的邓小平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他把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邓小平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重任。不久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此后，刘邓大军又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三、破冰
1966年6月18日，北京四中和北京女子一中两个学校的高三毕业班同学向全国发出过一份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不可能因为学生们的一个倡议而被废除的。但“文革”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劫难，许多大专院校已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然而，事隔11年后的1977年，在距离北京四中只有两个街区的小胡同里，一位老人再一次改变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就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中会见了来自长沙工学院的同志。长沙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它不仅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更是当时国防科研的重要平台。但是，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教育界一样，经历了一个冰封雪压的寒冬。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诉长沙来的同志：“1975年时，教育战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尽管这不是一次正式谈话，但心情急迫的邓小平还是表明了想从教育界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同时也表露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整顿教育、恢复高考的想法。于是，1977年7月23日，成为了长沙工学院命运的转折点，而就在两天前，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
四、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次科学大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都说，它象征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感到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就在5000多名科学家代表前来开会时还戴着沉重的“臭老九”帽子。
邓小平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为科学家们卸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已经当上了陈景润的“后勤部长”。当时，陈景润还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他研究的课题却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来没有分管过科技战线的邓小平，突然提到了两位科技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陈景润。这个时候，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被誉为“陈氏定理”。
然而，邓小平提到陈景润，并不只是因为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更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与他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去甚远。当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景润，在国内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仅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受到批判。
王元（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陈景润那就很了不起了，就说我们中国出了1个陈景润，假如不是出1个，而是有1000个像他这样高水平的科学家的的话，那我们就好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润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小屋，进行课题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身患的多种疾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五、拓路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市区，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么好，悄悄请示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4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刘波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张荣请示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春节只有几天了，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心情难以言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跟小平同志请示后，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张荣
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了。一进门邓楠就说了，爸爸，你要给深圳写几个字呀。（邓楠说）人家不好交差呀，这个年都过不好。当时老人家进来就开玩笑地讲，是不是那么严重呀。这样邓楠扶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小平同志就问我，你们要求写字，写什么字。我去的时候，市里面写了几个，还有深圳特区报，反正是写深圳特区好呀。没敢想那么高。老人家坐了一下，邓楠扶着他起来，走向写字台。我看老人家拿起笔来没怎么思考就写了。
小平同志刚写下开头，一旁的张荣禁不住激动起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张荣他们当时不曾想到的评价！不太会照相的张荣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随后，张荣就忙着往回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激动地反复说：“题了题了！”直到市委领导几次问，题的是什么？他才一字一句地读了题词，他刚念完，就听到电话那边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张荣拿着题词就往深圳赶。途中，当他又一次端详邓小平的墨迹时，他突然发现：当天已是1月29日，而小平同志在题词上的落款时间却是三天前的1月26日，而那一天，正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细心的邓小平似乎要告诉深圳的同志，这样的话，他三天前就想说了，或者说，他三天前就应该说了。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六、心愿
1982年9月2日，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曾经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碰面了。
或许是出于外交惯例，或许是对一位女士表示尊重，邓小平在见面开始时首先选择了轻松的话题。他对首相夫人说起马克思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撒切尔夫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说：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
从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不能够轻易让步。她就端出了三个条约是有效，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单独毁约，打出这张牌。
面对气势汹汹的谈判对手，邓小平这样说道。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
周南
（撒切尔夫人）又用威胁的语言讲，香港目前的繁荣是英国统治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那么你们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她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她就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香港，没有香港的繁荣，你的四化就搞不成。当时气势汹汹，但是小平决不含糊。
面对撒切尔夫人接连打出的王牌，桥牌技艺精湛的邓小平，在谈判的对峙中也很快识破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开始刚柔并济地反击对手。
周南
他就针锋相对地回答，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如果中国是采取这样的方针，那我们就是错误，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否是正确的方针。这是一点，驳回了。第二就是针对她灾难性的后果，夫人刚才讲的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你所谓的灾难性后果，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几番交锋过后，曾经在英国议会以强硬手段通过马岛之战议案的首相夫人，这一次终于意识到强硬和恫吓对于眼前这位小个子巨人完全无济于事，于是，她转换了话题，开始在谈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
她提出，“这次谈判的题目，无非是一个归属问题”。
然而，邓小平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我说是三个议程。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
周南
最后他还是很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人就是李鸿章，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最厉害的是，到最后他还讲了几句话。
邓小平
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香港发生意外，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
什么叫做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呢，那就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却包含在里面了，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听懂了觉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风打掉了。
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终于瓦解了对手的恋战之心。最后，邓小平建议“中英双方从现在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首相夫人尽管知道这不是英方希望的结局，却没有再表示异议。
对这次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当时的心情，她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而当年的外电在评述这次会谈时却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中寓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七、相依
这是一张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照片。奇怪的是，在这张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黑白照片上，却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而位于画面右侧的夫妇才是邓小平和卓琳。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个人合照的呢？这张特殊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5年后，我们找到照片上的那位新娘卓琳。在北京景山后街一条普通的胡同里，我们来到了卓琳现在的家。
如今，卓琳已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了。说起卓琳的那张结婚照，时光回到了1937年的延安。
卓琳的原名叫浦琼英，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浦琼英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追求上进。1937年，她为了追求自由和理想，来到了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将蒲琼英改名为卓琳。
两年之后，一个与她的年龄和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喜欢上了她，并尝试着走进她的生活。
卓琳（邓小平夫人）
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
这个青年人就是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但卓琳并没有因此有所顾虑，心直口快的她连想都没想就叫女友转达了自己的态度。
卓琳
我说我现在还年轻，我不想结婚，我拒绝了。
生于1916年的卓琳，此时已经23岁，按说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然而，在1938年夏天的延安，面对自己的爱情抉择，卓琳断然拒绝了比自己大12岁的邓小平的求爱。
卓琳
我要找，就找知识分子。
其实，当时的卓琳对邓小平的经历并不了解，也并不知道邓小平早年读过书，而且曾经留学法国。迂回作战受到挫折后，邓小平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提出希望能和这位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当面谈一谈。
卓琳
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说反正都得结婚，早晚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就凑合吧，他亲自谈。
就这样，从相识到决定结婚，在很短的时间内，邓小平就和卓琳走到了一起。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
卓琳
结婚的那天呢，刚好主席住在窑洞里头，有两对夫妇结婚，我和首长，还有一个孔原跟许明要结婚。在哪儿吃喜酒呢，就在毛主席窑洞外头，还摆两张方桌，摆点酒菜，拿几条板凳在主席的窑洞门口就结婚了。
当时的延安由于胶卷缺乏，两对夫妇只好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八、情趣
在北京景山后街一座闹中取静的院落，从1977年搬进了一户人家。乔迁新居的主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后，便对这条小道的长度产生了兴趣。他让人仔细丈量了一下，围绕院子转一圈一共是188米。这以后，他每天都要沿着这条小道走上18圈。他，就是邓小平。
1959年，邓小平在打台球时不慎摔伤了股骨，伤愈之后为了恢复脚力，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锻炼方式。他散步与别人不同的是，每天风雨无阻，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着走着。
1989年邓小平退休以后，在这座小院里每天三公里的散步中，又渐渐增添了另一种情致。在爷爷的带动下孙儿孙女有时也会加入散步的行列。每次爷孙同行的时候，邓小平还是自觉地沿着小道的外圈行走，坚持走足三公里，一旦发现调皮的孙儿孙女投机取巧走内圈、抄近路时，他总要发出警告：“不许偷工减料。”
1977年，邓小平一家刚搬进北京景山后街的这所院子时，光秃秃的院落里还是草木凋零。然而，经历了十多个冬春之后，这个小院已经变得枝繁叶茂，满院浓荫。两棵紧紧依偎的松树，位于小院的前庭中央，由于邓小平和卓琳都属龙，因此，孩子们就把这两棵相偎在一起的松树称作“双龙树”。
每当冬天过去的时候，热爱春天的邓小平，总是第一个发现院子里的草变绿了。他甚至能说出来，院子里的牡丹、芍药、月季，结了多少花苞。秋天，他喜欢吃自家院子里又大又甜的石榴，还有柿子和新鲜的大枣。
这里的一切都在感动着邓小平，他喜欢这里的绿色，喜欢这里生机勃勃的气息。对院子里的每一株花草树木，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爱好广泛的长者，有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情趣。
九、亲情
这间办公室，是邓小平生前工作的地方。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有大半时间在这里运筹帷幄。然而，这里同时也是他和孩子们欢聚的乐园，有时工作越忙，压力越大，他就越需要从亲情中得到一种放松。
卓琳
他喜欢这些小孩，他做工作的时候，小孩在他桌子底下过家家，我说吵不吵你，他说没关系，我听不见，他特专心。
邓楠（邓小平女儿）
我父亲和母亲都特别爱这个家，也爱孩子们，他们很维护这个家庭的亲情。很民主的、很融洽的、很活跃的这样一个气氛。所以感到这个家庭特别温暖。
邓小平在晚年更加珍惜与家人的亲情关系，吃饭时总要等到人到齐才开饭。如果有人回来晚了，他总是坚持要等。他认为，平常全家人各有各的事情，不能强求统一，但吃饭时应该要求集中。饭桌上，全家人可以交流信息，增添感情。
邓楠
我们家吃饭的规矩就是这样，准时。到了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半，大家准时都来吃饭，因为他很准时，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准时，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到这时候就一起来吃饭。
邓小平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一直摆放在邓家客厅的茶几上。照片拍摄于1986年，那一年，爷爷邓小平82岁，孙子小弟儿只有1岁，所以照片的名字就叫“82＋1”。
岁月在亲情洋溢的生活中一天天过去，这张相片上的孙子慢慢长大了。而爷爷邓小平也要退休了。
每年8月22日，孩子们就张罗着为爷爷准备生日礼物。1992年，送给爷爷88岁寿辰的礼物，是地上的一幅树里装着城市的粉笔画。而就在这年的一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部，看到了一副经济特区蓬勃发展的风景画。
1997年8月22日，原本是邓小平93岁的生日。然而，属于邓小平的这一天，却再也未能来到北京景山后街这个充满亲情、充满期待的小院。
就在这一年的2月19日，已经98岁的夏伯根老人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儿子，和自己共同生活了48年的邓小平，居然会先她一步而去。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
老祖已经糊涂了，平常吃饭都是别人喂，就从那天开始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明白还是不明白，就从（邓小平）去世那天，就不吃不喝好几天。就送到301医院，最后插了鼻食管，才给她喂水喂饭。
我们后来就觉得她有一种情感在里头。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90只象征吉祥的折叠鸟，是孩子们1994年送给爷爷90岁生日的礼物；在爷爷92岁的时候，他们又买来彩色的绒线，编织出一串串精美的粽子，挂在门口。
邓小平去世后，折叠鸟和粽子就一直悬挂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现在。
十、财富
对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邓小平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与重视。他为什么特别重视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呢？
1993年夏季到来的时候，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的邓小平，这一次破例没去大海里游泳。这位89岁的老人，冒着酷暑在北京逐篇审定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119篇文稿。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我们）分批送给他，89岁，他那么高龄，而且到了送他的时候，天气热了，他也抓得很紧，我们逐篇报给他，同时有一个报告，每一篇，整理有什么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动，是怎么考虑的，都是相当详尽地报告给他，他这么一个高龄，抓得这么紧，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感动。
1993年9月3日，邓小平审完了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批文稿。当读完作为本卷结束篇章的南方谈话最后一段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大功告成。”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这样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政治交待的东西，算完成一件大事。
1993年的冬季，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
12月9日早晨，就在大家忙着做离京前的准备时，邓小平突然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邓小平要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郑必坚
那天早上，那时候他大概5点多钟起来，就写了（一封信）：“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三同志对于邓选，特别是邓选第三卷，出力甚多，故相约合影，以为纪念”，邓小平。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当时我们就很兴奋了，我记得那天我穿着比较随便，穿着一件茄克衫，要照相我赶紧找周围同志借了一件西服，系了一条领带。
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编辑组的同志都去了，全体都去了。去了以后，一到那就照相。跟我们一个一个握手。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那天非常遗憾龚育之同志没参加，他出差了。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小平同志专门为这件事情合影，我参加（《邓小平文选》编辑）这个工作，没有参加合影，就我个人讲，当然是一个遗憾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于1993年11月出版发行。在这之后，前两卷又经过修订增补，于1994年重新出版发行。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体现了邓小平的毕生智慧，特别是记录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和思考出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十五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庄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这是邓小平留给人民、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张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照片。奇怪的是，在这张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黑白照片上，却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而位于画面右侧的夫妇才是邓小平和卓琳。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个人合照的呢？这张特殊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5年后，我们找到照片上的那位新娘卓琳。在北京景山后街一条普通的胡同里，我们来到了卓琳现在的家。
如今，卓琳已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了。说起卓琳的那张结婚照，时光回到了1937年的延安。
卓琳的原名叫浦琼英，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浦琼英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追求上进。1937年，她为了追求自由和理想，来到了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将蒲琼英改名为卓琳。
两年之后，一个与她的年龄和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喜欢上了她，并尝试着走进她的生活。
卓琳（邓小平夫人）
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
这个青年人就是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但卓琳并没有因此有所顾虑，心直口快的她连想都没想就叫女友转达了自己的态度。
卓琳
我说我现在还年轻，我不想结婚，我拒绝了。
生于1916年的卓琳，此时已经23岁，按说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然而，在1938年夏天的延安，面对自己的爱情抉择，卓琳断然拒绝了比自己大12岁的邓小平的求爱。
卓琳
我要找，就找知识分子。
其实，当时的卓琳对邓小平的经历并不了解，也并不知道邓小平早年读过书，而且曾经留学法国。迂回作战受到挫折后，邓小平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提出希望能和这位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当面谈一谈。
卓琳
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说反正都得结婚，早晚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就凑合吧，他亲自谈。
就这样，从相识到决定结婚，在很短的时间内，邓小平就和卓琳走到了一起。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
卓琳
结婚的那天呢，刚好主席住在窑洞里头，有两对夫妇结婚，我和首长，还有一个孔原跟许明要结婚。在哪儿吃喜酒呢，就在毛主席窑洞外头，还摆两张方桌，摆点酒菜，拿几条板凳在主席的窑洞门口就结婚了。
当时的延安由于胶卷缺乏，两对夫妇只好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八、情趣
在北京景山后街一座闹中取静的院落，从1977年搬进了一户人家。乔迁新居的主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后，便对这条小道的长度产生了兴趣。他让人仔细丈量了一下，围绕院子转一圈一共是188米。这以后，他每天都要沿着这条小道走上18圈。他，就是邓小平。
1959年，邓小平在打台球时不慎摔伤了股骨，伤愈之后为了恢复脚力，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锻炼方式。他散步与别人不同的是，每天风雨无阻，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着走着。
1989年邓小平退休以后，在这座小院里每天三公里的散步中，又渐渐增添了另一种情致。在爷爷的带动下孙儿孙女有时也会加入散步的行列。每次爷孙同行的时候，邓小平还是自觉地沿着小道的外圈行走，坚持走足三公里，一旦发现调皮的孙儿孙女投机取巧走内圈、抄近路时，他总要发出警告：“不许偷工减料。”
1977年，邓小平一家刚搬进北京景山后街的这所院子时，光秃秃的院落里还是草木凋零。然而，经历了十多个冬春之后，这个小院已经变得枝繁叶茂，满院浓荫。两棵紧紧依偎的松树，位于小院的前庭中央，由于邓小平和卓琳都属龙，因此，孩子们就把这两棵相偎在一起的松树称作“双龙树”。
每当冬天过去的时候，热爱春天的邓小平，总是第一个发现院子里的草变绿了。他甚至能说出来，院子里的牡丹、芍药、月季，结了多少花苞。秋天，他喜欢吃自家院子里又大又甜的石榴，还有柿子和新鲜的大枣。
这里的一切都在感动着邓小平，他喜欢这里的绿色，喜欢这里生机勃勃的气息。对院子里的每一株花草树木，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爱好广泛的长者，有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情趣。
九、亲情
这间办公室，是邓小平生前工作的地方。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有大半时间在这里运筹帷幄。然而，这里同时也是他和孩子们欢聚的乐园，有时工作越忙，压力越大，他就越需要从亲情中得到一种放松。
卓琳
他喜欢这些小孩，他做工作的时候，小孩在他桌子底下过家家，我说吵不吵你，他说没关系，我听不见，他特专心。
邓楠（邓小平女儿）
我父亲和母亲都特别爱这个家，也爱孩子们，他们很维护这个家庭的亲情。很民主的、很融洽的、很活跃的这样一个气氛。所以感到这个家庭特别温暖。
邓小平在晚年更加珍惜与家人的亲情关系，吃饭时总要等到人到齐才开饭。如果有人回来晚了，他总是坚持要等。他认为，平常全家人各有各的事情，不能强求统一，但吃饭时应该要求集中。饭桌上，全家人可以交流信息，增添感情。
邓楠
我们家吃饭的规矩就是这样，准时。到了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半，大家准时都来吃饭，因为他很准时，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准时，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到这时候就一起来吃饭。
邓小平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一直摆放在邓家客厅的茶几上。照片拍摄于1986年，那一年，爷爷邓小平82岁，孙子小弟儿只有1岁，所以照片的名字就叫“82＋1”。
岁月在亲情洋溢的生活中一天天过去，这张相片上的孙子慢慢长大了。而爷爷邓小平也要退休了。
每年8月22日，孩子们就张罗着为爷爷准备生日礼物。1992年，送给爷爷88岁寿辰的礼物，是地上的一幅树里装着城市的粉笔画。而就在这年的一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部，看到了一副经济特区蓬勃发展的风景画。
1997年8月22日，原本是邓小平93岁的生日。然而，属于邓小平的这一天，却再也未能来到北京景山后街这个充满亲情、充满期待的小院。
就在这一年的2月19日，已经98岁的夏伯根老人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儿子，和自己共同生活了48年的邓小平，居然会先她一步而去。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
老祖已经糊涂了，平常吃饭都是别人喂，就从那天开始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明白还是不明白，就从（邓小平）去世那天，就不吃不喝好几天。就送到301医院，最后插了鼻食管，才给她喂水喂饭。
我们后来就觉得她有一种情感在里头。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90只象征吉祥的折叠鸟，是孩子们1994年送给爷爷90岁生日的礼物；在爷爷92岁的时候，他们又买来彩色的绒线，编织出一串串精美的粽子，挂在门口。
邓小平去世后，折叠鸟和粽子就一直悬挂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现在。
十、财富
对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邓小平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与重视。他为什么特别重视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呢？
1993年夏季到来的时候，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的邓小平，这一次破例没去大海里游泳。这位89岁的老人，冒着酷暑在北京逐篇审定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119篇文稿。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我们）分批送给他，89岁，他那么高龄，而且到了送他的时候，天气热了，他也抓得很紧，我们逐篇报给他，同时有一个报告，每一篇，整理有什么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动，是怎么考虑的，都是相当详尽地报告给他，他这么一个高龄，抓得这么紧，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感动。
1993年9月3日，邓小平审完了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批文稿。当读完作为本卷结束篇章的南方谈话最后一段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大功告成。”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这样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政治交待的东西，算完成一件大事。
1993年的冬季，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
12月9日早晨，就在大家忙着做离京前的准备时，邓小平突然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邓小平要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郑必坚
那天早上，那时候他大概5点多钟起来，就写了（一封信）：“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三同志对于邓选，特别是邓选第三卷，出力甚多，故相约合影，以为纪念”，邓小平。
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当时我们就很兴奋了，我记得那天我穿着比较随便，穿着一件茄克衫，要照相我赶紧找周围同志借了一件西服，系了一条领带。
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编辑组的同志都去了，全体都去了。去了以后，一到那就照相。跟我们一个一个握手。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那天非常遗憾龚育之同志没参加，他出差了。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小平同志专门为这件事情合影，我参加（《邓小平文选》编辑）这个工作，没有参加合影，就我个人讲，当然是一个遗憾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于1993年11月出版发行。在这之后，前两卷又经过修订增补，于1994年重新出版发行。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体现了邓小平的毕生智慧，特别是记录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和思考出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十五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庄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这是邓小平留给人民、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