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20:17:32
作者 林苑竹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
不变的是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基本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动情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我国的千古功臣，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被世人赞颂和纪念。”
西安事变亲历者之一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最近撰文指出：张学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从事，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领袖唯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恨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而海峡对岸的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
可变的是事变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探索与事变真实情况披露的进程。
由于国共双方政治利益、宣传需要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档案长期尘封，时经七十年的事变真相至今仍然披着神秘迷人的面纱，整个过程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仍有很多材料未能公诸于世，一众学者仍在苦苦追索争论不休。
例如：事变发生的具体经过与准确进程，中共和平处理事变政策，蒋、周会面之谜，张学良的忏悔录与张氏事变日记，宋子文事变日记与家藏档案……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共在事前、事中、事后一段短时期内的“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进行简要概括。如果能够对诸位在解读历史事件时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则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意外惊喜。
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作者 林苑竹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
不变的是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基本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动情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我国的千古功臣，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被世人赞颂和纪念。”
西安事变亲历者之一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最近撰文指出：张学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从事，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领袖唯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恨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而海峡对岸的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
可变的是事变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探索与事变真实情况披露的进程。
由于国共双方政治利益、宣传需要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档案长期尘封，时经七十年的事变真相至今仍然披着神秘迷人的面纱，整个过程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仍有很多材料未能公诸于世，一众学者仍在苦苦追索争论不休。
例如：事变发生的具体经过与准确进程，中共和平处理事变政策，蒋、周会面之谜，张学良的忏悔录与张氏事变日记，宋子文事变日记与家藏档案……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共在事前、事中、事后一段短时期内的“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进行简要概括。如果能够对诸位在解读历史事件时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则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意外惊喜。
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
不变的是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基本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动情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我国的千古功臣，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被世人赞颂和纪念。”
西安事变亲历者之一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最近撰文指出：张学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从事，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领袖唯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恨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而海峡对岸的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
可变的是事变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探索与事变真实情况披露的进程。
由于国共双方政治利益、宣传需要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档案长期尘封，时经七十年的事变真相至今仍然披着神秘迷人的面纱，整个过程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仍有很多材料未能公诸于世，一众学者仍在苦苦追索争论不休。
例如：事变发生的具体经过与准确进程，中共和平处理事变政策，蒋、周会面之谜，张学良的忏悔录与张氏事变日记，宋子文事变日记与家藏档案……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共在事前、事中、事后一段短时期内的“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进行简要概括。如果能够对诸位在解读历史事件时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则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意外惊喜。
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作者 林苑竹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
不变的是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基本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动情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我国的千古功臣，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被世人赞颂和纪念。”
西安事变亲历者之一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最近撰文指出：张学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从事，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领袖唯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恨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而海峡对岸的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
可变的是事变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探索与事变真实情况披露的进程。
由于国共双方政治利益、宣传需要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档案长期尘封，时经七十年的事变真相至今仍然披着神秘迷人的面纱，整个过程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仍有很多材料未能公诸于世，一众学者仍在苦苦追索争论不休。
例如：事变发生的具体经过与准确进程，中共和平处理事变政策，蒋、周会面之谜，张学良的忏悔录与张氏事变日记，宋子文事变日记与家藏档案……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共在事前、事中、事后一段短时期内的“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进行简要概括。如果能够对诸位在解读历史事件时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则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意外惊喜。
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民心——事变的由来
我们先来看看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个八项政治主张，与中共近一年来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作一比较，就可以判定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本一致的。“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注1）
这个不是张学良思想自动转变、急切地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而是缘于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政治艺术的运用。
我们先来看看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个八项政治主张，与中共近一年来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作一比较，就可以判定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本一致的。“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注1）
这个不是张学良思想自动转变、急切地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而是缘于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政治艺术的运用。
长征结束后，中共很快地就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东北军身上。这个举动，与其说是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地位、背景、特点的分析，倒不如说是因为三大主力会师后处境艰难的现实需要迫使。
在联络成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这个文件很明显是毛泽东的手笔，限在党内传阅，就“政治艺术”而言，可谓经典之作。比如：
在统战政策上，“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注2）
在具体措施上，文件号召要通过“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结合”，以及“外部方式与内部方式相结合”来做东北军的工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要与东北军的上层官员谈判，而且要在东北军的各级官兵中进行鼓动，既要公开地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也要在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组织机构。它坚持“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以及“东北军中建立的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之间不可发生横的联系”。
在政治原则上，“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经过福建事变的教训，中共中央对于统战工作的态度已经大不相同，政治谈判的技巧已能熟练地掌握，同时也能适当地摆脱共产国际的掣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国人可以普遍接受的爱国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抗日而战”，而不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过高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私下施展一些小计谋以贪图小利。可以说，共产党在社会各界的形象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措施方面则提出了极高明的策略，即是强调在必要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联盟必须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注3）而关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内容，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待东北军的态度。
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原则、策略和技巧，有学者喻之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很有些意思。而直接与张学良谈判的周恩来，则以其政治经验、人格魅力、外交技巧等等，集中而完美地体现了上述“政治艺术”——外表上作为私人身份坦率而诚挚，内心则忠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利益和原则。
在联络成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这个文件很明显是毛泽东的手笔，限在党内传阅，就“政治艺术”而言，可谓经典之作。比如：
在统战政策上，“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注2）
在具体措施上，文件号召要通过“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结合”，以及“外部方式与内部方式相结合”来做东北军的工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要与东北军的上层官员谈判，而且要在东北军的各级官兵中进行鼓动，既要公开地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也要在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组织机构。它坚持“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以及“东北军中建立的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之间不可发生横的联系”。
在政治原则上，“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经过福建事变的教训，中共中央对于统战工作的态度已经大不相同，政治谈判的技巧已能熟练地掌握，同时也能适当地摆脱共产国际的掣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国人可以普遍接受的爱国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抗日而战”，而不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过高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私下施展一些小计谋以贪图小利。可以说，共产党在社会各界的形象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措施方面则提出了极高明的策略，即是强调在必要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联盟必须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注3）而关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内容，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待东北军的态度。
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原则、策略和技巧，有学者喻之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很有些意思。而直接与张学良谈判的周恩来，则以其政治经验、人格魅力、外交技巧等等，集中而完美地体现了上述“政治艺术”——外表上作为私人身份坦率而诚挚，内心则忠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利益和原则。
在与东北军结盟直至事变发生的不同阶段，中共所运用的策略与技巧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成功地获得和平并与东北军结成同盟后，共产党人并没有满足于居于一寓的苟安，而是继续一步一步稳健地把张学良向前推进。一边致力于巩固和完善双边关系，一边把这种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政治舞台上，利用张学良的影响和关系向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乃至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尽最大可能地努力争取地方各实力派系对于中共的同情和支持。继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下个一步骤是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给同盟者以信心，极力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控制，鼓动他们公开反抗蒋介石的命令。
联系西安事变前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中共与张、杨的联盟还未能完全巩固，而张、杨仍然心存疑虑暂时不敢奋起反抗蒋介石或者说反抗成功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严厉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主张。而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经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介石的机会确实已经存在，并且在事变发生后业已实现之时，共产党人却转变了斗争的策略，谴责蒋介石卖国的调门由先前的慷慨激昂转为降低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策略，对于鼓动张、杨的反蒋行动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中共成功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可以从毛泽东、周恩来1936年10月5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清晰地表现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注4）
成功地获得和平并与东北军结成同盟后，共产党人并没有满足于居于一寓的苟安，而是继续一步一步稳健地把张学良向前推进。一边致力于巩固和完善双边关系，一边把这种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政治舞台上，利用张学良的影响和关系向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乃至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尽最大可能地努力争取地方各实力派系对于中共的同情和支持。继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下个一步骤是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给同盟者以信心，极力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控制，鼓动他们公开反抗蒋介石的命令。
联系西安事变前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中共与张、杨的联盟还未能完全巩固，而张、杨仍然心存疑虑暂时不敢奋起反抗蒋介石或者说反抗成功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严厉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主张。而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经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介石的机会确实已经存在，并且在事变发生后业已实现之时，共产党人却转变了斗争的策略，谴责蒋介石卖国的调门由先前的慷慨激昂转为降低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策略，对于鼓动张、杨的反蒋行动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中共成功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可以从毛泽东、周恩来1936年10月5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清晰地表现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注4）
在张学良的支持或说最起码的默许之下，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下半年已经成功渗透进西北地区的所有社会阶层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甚至高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深地进入到了西安的大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集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则由共产党组织。只是中共坚持务实平衡的大局观，没有像过去那样过多地表现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从现实效果看，这种做法赢得了更多民众的认可。
社会舆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抗日呼声，对其他将领不一定能够构成多大的现实压力，但对十分爱惜形象、看重社会舆论和部属意见、且可能因处于同一年龄段而钟爱甚至偏爱年轻人的张学良，却特别有效。
至此，局部地区的民心向背已经了然，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反蒋几乎可以说是走上了必然的轨道。
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
张学良在台湾奉蒋介石之命而作“忏悔”时仍然认为：“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注5）
他在回答记者就中共作用问题的问话时，同样提到：“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抗日抓住了民心。”（注6）
社会舆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抗日呼声，对其他将领不一定能够构成多大的现实压力，但对十分爱惜形象、看重社会舆论和部属意见、且可能因处于同一年龄段而钟爱甚至偏爱年轻人的张学良，却特别有效。
至此，局部地区的民心向背已经了然，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反蒋几乎可以说是走上了必然的轨道。
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
张学良在台湾奉蒋介石之命而作“忏悔”时仍然认为：“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注5）
他在回答记者就中共作用问题的问话时，同样提到：“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抗日抓住了民心。”（注6）
周旋——应急的处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内部欢呼雀跃，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除掉”蒋介石。12月12日，中共发出响应事变的第一封电报，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审判。从感情上讲，这种激烈的第一反应再正常不过。但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共领导人毕竟较之以往成熟了许多，情绪当中还保留着理智，阶级区分也没有完全抛弃政治利益。
毛泽东在12月13日讨论西安事变的第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对事变前途的分析是三种可能：（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之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在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张闻天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朱德也赞成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毛泽东在总结的时候说：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要轻易地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明确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张闻天、朱德关于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意见。因此，12月14日，中共再次致电张、杨：“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也就是说，即使《真理报》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没有传到中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未曾到来，中共高层就已经留有几分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但对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关系此前商讨的西北发动事宜，中共自己无法作出独立的决定，必须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做法，既在12月18日以前始终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暗示张学良事情复杂多变，须作各种打算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强调政治主张的同时，要紧的还是军事方面的部署。毛泽东多次讲，必须切实打几个大的胜仗，打痛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有可能到来。这是后话。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内部欢呼雀跃，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除掉”蒋介石。12月12日，中共发出响应事变的第一封电报，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审判。从感情上讲，这种激烈的第一反应再正常不过。但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共领导人毕竟较之以往成熟了许多，情绪当中还保留着理智，阶级区分也没有完全抛弃政治利益。
毛泽东在12月13日讨论西安事变的第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对事变前途的分析是三种可能：（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之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在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张闻天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朱德也赞成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毛泽东在总结的时候说：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要轻易地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明确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张闻天、朱德关于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意见。因此，12月14日，中共再次致电张、杨：“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也就是说，即使《真理报》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没有传到中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未曾到来，中共高层就已经留有几分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但对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关系此前商讨的西北发动事宜，中共自己无法作出独立的决定，必须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做法，既在12月18日以前始终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暗示张学良事情复杂多变，须作各种打算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强调政治主张的同时，要紧的还是军事方面的部署。毛泽东多次讲，必须切实打几个大的胜仗，打痛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有可能到来。这是后话。
中共中央12月14日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原文至今未能发现），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予以答复，因为他们必须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
苏联最初是从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主要依据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这个一点也不奇怪。苏联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共的利益，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3天后，该报甚至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无独有偶，苏联这个表态，恰似1933年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情形。当时，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这一回也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这两个举动尤其是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态度，其实都是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而且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则使用了外交辞令，稍为婉转地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注7）而蒋廷黻本人，则觉得苏联把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
苏联人如此反应，毛泽东等人当作何应对？
苏联最初是从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主要依据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这个一点也不奇怪。苏联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共的利益，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3天后，该报甚至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无独有偶，苏联这个表态，恰似1933年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情形。当时，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这一回也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这两个举动尤其是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态度，其实都是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而且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则使用了外交辞令，稍为婉转地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注7）而蒋廷黻本人，则觉得苏联把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
苏联人如此反应，毛泽东等人当作何应对？
苏联和中共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来考虑对待事变的立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苏联的外交利益而言，中共乃至中国都只不过是东亚利益这个大棋盘上的一个棋子，甚至不是至关重要的棋子。但对于陷入重重包围、濒临绝境而几乎要进行第二次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西安事变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生存大博弈，能否跳出牢笼、逃出生天，成败在此一举。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既不能放弃现实政治利益这个根本原则，而不能开罪苏联和共产国际同样也是大道理，周旋难度之大不难想见，因此处理起来十分小心谨慎，以至西路军的生死存亡都不得不暂时放到一边。在12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建议中共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中共中央找到了与苏联沟通的渠道。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中共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毛泽东一直对季米特洛夫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西安事变解决方案上季氏帮了中共的大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13日、14日两天紧张的讨论，中共内部初步拟定了对事变的方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15日离开保安，次日抵达延安后乘坐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16日下午到达西安。此时，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中共中央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尚未回电。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可以许诺保住蒋安全的，但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刚开始时的激烈相比较，中共这个条件已相当缓和，但比较张、杨的八项主张仍要强硬得多。比如，张、杨所提“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救国会议”只起监督作用，而中共主张“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前者是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只要求“容纳”各党各派，后者则是否定南京的正统地位，要求根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意愿，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实上，这时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根本原因是还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
而一旦明确地与苏联达成了共识，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处理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化之快不单让张学良感到吃惊，而且甚为不快。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可以许诺保住蒋安全的，但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刚开始时的激烈相比较，中共这个条件已相当缓和，但比较张、杨的八项主张仍要强硬得多。比如，张、杨所提“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救国会议”只起监督作用，而中共主张“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前者是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只要求“容纳”各党各派，后者则是否定南京的正统地位，要求根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意愿，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实上，这时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根本原因是还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
而一旦明确地与苏联达成了共识，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处理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化之快不单让张学良感到吃惊，而且甚为不快。
机变——谈判的成功
中共中央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张闻天明确否定了公审蒋介石的口号，（注8）改变了此前的基调。而处理方针的根本性改变，是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之后。21日，中共中央参照共产国际的提议，致电周恩来作出指示：“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三）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注9）这一新的提议，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中共中央从事变之初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转而许诺保全蒋介石的安全，现在又进而大幅度让步，态度之日趋软化令张学良颇有牢骚，申伯纯回忆说，张学良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注10）
中共中央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张闻天明确否定了公审蒋介石的口号，（注8）改变了此前的基调。而处理方针的根本性改变，是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之后。21日，中共中央参照共产国际的提议，致电周恩来作出指示：“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三）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注9）这一新的提议，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中共中央从事变之初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转而许诺保全蒋介石的安全，现在又进而大幅度让步，态度之日趋软化令张学良颇有牢骚，申伯纯回忆说，张学良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注10）
也许是考虑到己方态度的不断软化可能给此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以更大的打击，也许是为了给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其“革命”义举反应如何的张氏予鼓励，（注11）毛泽东于12月20日晚8时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同一时间再发，周、张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不过，精明的毛泽东在转述的电报中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只将国际来电的以下这段内容告诉了张：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12）
毛泽东将可能对张学良刺激甚大的电报第一段内容删去后，整个电报的意思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足以令张作出这样的理解：（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但并没有否定发动这样的事变，相反地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二）共产国际赞成他的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同意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因此，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杨对中共中央更加信任，双边关系更加密切与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注13）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12）
毛泽东将可能对张学良刺激甚大的电报第一段内容删去后，整个电报的意思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足以令张作出这样的理解：（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但并没有否定发动这样的事变，相反地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二）共产国际赞成他的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同意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因此，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杨对中共中央更加信任，双边关系更加密切与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注13）
解决了是否保全蒋介石个人生命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与张、杨的信任关系后，中共已经在事变谈判桌上确立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可以放手寻求和平解决的各种渠道了。而追求己方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则一直是中共代表团自12月16日至25日所有行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但谈判的难度依然很大。
事变要想成功，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政治谈判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京方面却不是这样想，何应钦等人意图通过战争来解决诸多问题。西安方面，张、杨和中共中央虽然并无战胜的把握，但积极备战并以此为后盾却决不可少，而且双方已经交上了手，除非国民党中央军停止进攻和轰炸，否则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无可避免。
西安城内，较劲的双方也拧在了一起。年少气盛的张学良既然已经再三对外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无法解决问题；而蒋丢不下领袖的面子，也是宁死不屈的倔强性格，哪肯轻易妥协。如此僵持下去，难免鱼死网破。中共要想成功斡旋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光靠了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不行的。因此，当得知对日强硬而同情中共的宋子文到来时，毛泽东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周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张学良与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亦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就这样成了张、杨和中共方面的直接谈判对手。
事变要想成功，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政治谈判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南京方面却不是这样想，何应钦等人意图通过战争来解决诸多问题。西安方面，张、杨和中共中央虽然并无战胜的把握，但积极备战并以此为后盾却决不可少，而且双方已经交上了手，除非国民党中央军停止进攻和轰炸，否则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无可避免。
西安城内，较劲的双方也拧在了一起。年少气盛的张学良既然已经再三对外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无法解决问题；而蒋丢不下领袖的面子，也是宁死不屈的倔强性格，哪肯轻易妥协。如此僵持下去，难免鱼死网破。中共要想成功斡旋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光靠了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不行的。因此，当得知对日强硬而同情中共的宋子文到来时，毛泽东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周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张学良与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亦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就这样成了张、杨和中共方面的直接谈判对手。
宋子文一边对张、杨私下表示同情“义举”，一边力劝蒋“松动”，同时密洽中共代表，做得三方逢源、八面玲珑。在得到蒋介石一定程度上的允诺或者“暗示”之后，宋继而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而周恩来在旁洞若观火，不断地抱柴加薪，同时将谈判主题引导到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上来。周恩来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帖注）”，“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注14）在此局面下，除了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张、杨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外，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的政治要求能否得到满足，至于何时放蒋、如何个放法，都给摆到了一边。
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表示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中共方面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在来电中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至此，张学良已经全盘听从中共的意见，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注15）城府较深的杨虎城曾经担心过蒋介石会进行报复，不想在蒋没有作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放了他。但只要中共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兵少将寡的杨虎城只能改变主意。
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表示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中共方面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在来电中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至此，张学良已经全盘听从中共的意见，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注15）城府较深的杨虎城曾经担心过蒋介石会进行报复，不想在蒋没有作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放了他。但只要中共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兵少将寡的杨虎城只能改变主意。
屏障——战争的筹措
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不希望打内战。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自然最好不过。问题是这个手段根本行不通。而扣押蒋介石本身就是动用武力，是一种武装挑衅，逼迫改组南京政府的手法，更是自下犯上，如果政府轻易接受，此例一开，势必后患无穷。因此，战争的准备，在事变前就已经有所筹措。如果张、杨事先判断西北方面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政府军队相抗衡，事变也许就完全不可能发生。蒋介石的性格，张、杨都是很清楚的，绝不是苟且偷生的人。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如果中央军不顾一切发动全面进攻，西北方面不能打几个胜仗抗拒来敌，政治谈判根本没法进行下去，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瓦解。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也许蒋介石此时尚未找到，张学良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报，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红军主力立即南下至环县一带，以便配合西安方面之行动，防止正在向定边、盐池推进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回师攻陕。中共中央也十分明白军事上紧急应变的重要性，一方面明确表示愿意尊从张学良的作战部署，另一方面催促迅速建立“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军愿意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任务，同时特别提醒张学良务必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至平凉之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至潼关之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线留给红军防守即可。随后，又特别通知张应速派重兵抢占潼关，强调应将“重兵置于潼关、风翔、平凉，潼关尤要”，以便严拒樊崧甫。应张学良的要求，红军除留部分主力于定边、盐池、洪德继续在正面箝制胡宗南部以外，迅速分兵约2万人开始南下至环县、曲子镇、豫旺堡、毛居井一带，准备与驻守在平凉、固原、庆阳一带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截击可能回师的胡宗南部。（注16）
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不希望打内战。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自然最好不过。问题是这个手段根本行不通。而扣押蒋介石本身就是动用武力，是一种武装挑衅，逼迫改组南京政府的手法，更是自下犯上，如果政府轻易接受，此例一开，势必后患无穷。因此，战争的准备，在事变前就已经有所筹措。如果张、杨事先判断西北方面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政府军队相抗衡，事变也许就完全不可能发生。蒋介石的性格，张、杨都是很清楚的，绝不是苟且偷生的人。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如果中央军不顾一切发动全面进攻，西北方面不能打几个胜仗抗拒来敌，政治谈判根本没法进行下去，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瓦解。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也许蒋介石此时尚未找到，张学良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报，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红军主力立即南下至环县一带，以便配合西安方面之行动，防止正在向定边、盐池推进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回师攻陕。中共中央也十分明白军事上紧急应变的重要性，一方面明确表示愿意尊从张学良的作战部署，另一方面催促迅速建立“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军愿意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任务，同时特别提醒张学良务必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至平凉之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至潼关之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线留给红军防守即可。随后，又特别通知张应速派重兵抢占潼关，强调应将“重兵置于潼关、风翔、平凉，潼关尤要”，以便严拒樊崧甫。应张学良的要求，红军除留部分主力于定边、盐池、洪德继续在正面箝制胡宗南部以外，迅速分兵约2万人开始南下至环县、曲子镇、豫旺堡、毛居井一带，准备与驻守在平凉、固原、庆阳一带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截击可能回师的胡宗南部。（注16）
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就是讨论军事情势，大家均感不容乐观。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再电西安方面，详细说明了目前应取的军事方针。此时，南京方面作出强烈反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始发生分化，黄永安、冯钦哉投靠南京，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占潼关，所属董钊师更进一步抢占了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由此而洞开。甘北胡宗南等部中央军这时也得到消息，蠢蠢欲动，西安方面腹背受敌。情急之下，张学良于14日专电通报中共中央，要求红军给予全力支持。中共中央回电，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做好迎战准备。同时建议：“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於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於大局无碍。”（注17）而红军内部，则在紧急商议如何利用事变之机获取更为有利的局面。毛泽东提出“我野战军三个方面有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到后以情况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之任务”，彭德怀提出：借机击破胡宗南，创立甘北根据地，进一步接通甘西并出宁夏，争取实现接取苏联援助的目标，对整个“三位一体”的巩固和发展，要比南下西峰镇去增援西安更有意义。但毛泽东坚持认为，既然现地胡宗南暂时没有动静，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相救，“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又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又在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一来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来也不影响打胡，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都有几种机动，而在现在情况下孤军伸出宁夏，完全没有可能。（注18）因为考虑到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从保持第三者姿态的宣传角度考虑，认为“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
15日以后，何应钦指挥“讨逆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被炸，大规模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这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暂时退居次要，应战并力争打几个胜仗成为焦点。毛泽东曾经设想过其擅长的转向外线、运动迂回的大胆的主动的进攻作战，提出：“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则表示怀疑，主张“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若野战军立即“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一旦胡宗南等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很可能隔断我与苏联以及同西路军之间的联系，使我无法取得外援。刘伯承也认为目前不宜出河南，而应尽力掌握全甘肃，并以相当兵力乘黄河结冰期夺取相关之战略要点，攻取宁夏，以援绥远，接通外蒙。毛泽东坚持己见，在得到中央军委的认同后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说服彭德怀。而此时，张学良更担心的是西安和兰州的巩固问题，认为毛泽东的外线作战远水救不得近火，因而坚持认为：红军主力参加对胡宗南部作战，一部接防延安、甘泉；在胡宗南向北退却后，红军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出渭水下游北岸，侧击由潼关向西安推进之国民党中央军，参加决战。张学良同时提议，宁夏战役时已渡过黄河西岸的红军西路军应暂停西去新疆接取援助的行动，而以一部东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并可接近兰州与东北军打通，张本人可以从于学忠处拨弹药以援助西路军，同时派一骑兵团向靖远游击与之配合。虽然毛泽东这时仍旧相信红军首先东出更为机动有利，但当周恩来同一天将张学良的命令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还是决定尊重张学良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于20日复电表示同意，称“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则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随后，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再度下令红军主力遵照张学良命令行动。
20日，毛泽东提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应立即开始做从西安就近撤退的准备，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应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应逐渐向两地转移，以防万一不守时仓促误事。此时，西安方面已经组成抗日援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任正、副主任，下设参谋团、设计委员会、民运指导委员会。张、杨还与周恩来具体商量了进一步组织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方案，决定推张学良为总司令，杨虎城、朱德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均加入军政会。“三位一体”正式结成，红军不日即将赶来西安参加决战，这两条消息有效地鼓舞了整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上上下下，军心至此稍稳。21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甘北红军部分主力依据张学良的命令开始向庆阳、环县一带集中，准备协同王以哲军打击胡宗南。但是情况出现反复，20日华县失守、三个连的东北军“尽遭枪杀”的消息传来，表明南京方面并没有切实执行蒋介石的停战令，张学良颇为震动，意识东线防务确较西线更为危险，转而认同毛泽东提议的先东后西的作战计划。是日，张学良明确向周恩来提出改变前此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首先进行东线决战。经讨论后，双方共同决定：除红军以一部尾随胡敌牵制其行动外。红军主力全部由庆阳、西峰经正宁、分阝县在咸阳过河转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在此期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力迟阻刘敌於临潼、渭南，等东北军主力集中，红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即与东来之敌进行决战。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转告张学良认同其先东后西作战计划的来电后，十分兴奋，一面于22日迅速复电周恩来，表示：“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肖劲光、谢嵩三部箝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亦加入”；一面转电彭德怀等人：周恩来21日电称，张、杨已赞同先打刘峙，红军务必在10天内赶到分州，再10天赶到咸阳、兴平、石桥，应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分州南下。被服、子弹在感阳领取。张、杨主战，士气亦高，但胜负关键在红军。（注19）鉴于此，“野战军应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集中咸阳，消灭刘敌，对胡敌以王以哲、于学忠、罗炳辉、肖劲光箝制之”。与此同时，为防备胡宗南等部乘虚从西线开始进攻，毛泽东在要求东北军步骑5个师立即固原、西峰、平凉一带加筑碉堡，屯集粮食，准备死守外，还特别指示红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军尾击胡宗南、曾万钟部，与东北军“密切配合，协同动作”，第一步集中大水坑地域，“第二步依胡、曾等敌军南进情况积极动作，于其侧后并相机消灭其一部”。（注20）（注21）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先行赶往庆阳，然后兼程赶往咸阳，二、四方面军亦迅速跟进，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南京中央军展开决战。毛泽东并一再鼓励张学良、杨虎城，要“决不动摇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也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建议，向张、杨表示必须很快地打几个胜仗，才能真正和下来。经过数天时间的各方情况综合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头脑也基本冷静了下来，没有再提极富想像力和冲击力的进击河南、乃至迂回直迫南京的战略设想，更多的意识到过激的军事步骤“有造成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他这时更多地强调作战的“防御性”，强调要将作战目的局限在促使南京方面“反省”的水平上。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南京方面也随之开始实施停火，以候谈判的结果。战火，渐渐地熄灭了。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先行赶往庆阳，然后兼程赶往咸阳，二、四方面军亦迅速跟进，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南京中央军展开决战。毛泽东并一再鼓励张学良、杨虎城，要“决不动摇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也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建议，向张、杨表示必须很快地打几个胜仗，才能真正和下来。经过数天时间的各方情况综合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头脑也基本冷静了下来，没有再提极富想像力和冲击力的进击河南、乃至迂回直迫南京的战略设想，更多的意识到过激的军事步骤“有造成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他这时更多地强调作战的“防御性”，强调要将作战目的局限在促使南京方面“反省”的水平上。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南京方面也随之开始实施停火，以候谈判的结果。战火，渐渐地熄灭了。
善后——事变的结局
张学良被扣押，西安方面顿时群龙无首。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运用武力？各方陷入激烈争论。东北军内部主战、主和两派各持异议，莫衷一是，杨虎城的实力与资望均不足以威服东北军众人。共产党人要“保持第三者姿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关注焦点在于中共自己与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为了维持局面，也为了向南京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增加砝码，中共中央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由是，外界就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1937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张闻天在会上力主和谈，认为蒋介石仍然是在动摇之中，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他的意见为与会者多数人接受。1月5日，张、毛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1月2日会议精神；并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立即接洽宋子文，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
张学良被扣押，西安方面顿时群龙无首。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运用武力？各方陷入激烈争论。东北军内部主战、主和两派各持异议，莫衷一是，杨虎城的实力与资望均不足以威服东北军众人。共产党人要“保持第三者姿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关注焦点在于中共自己与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为了维持局面，也为了向南京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增加砝码，中共中央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由是，外界就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1937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张闻天在会上力主和谈，认为蒋介石仍然是在动摇之中，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他的意见为与会者多数人接受。1月5日，张、毛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1月2日会议精神；并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立即接洽宋子文，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
1月7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再次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为此奋斗。这个文件是内部指示，内容关系中共在事变善后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有必要重点展开一下。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认为也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方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军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注22）
对内尚且如此定调，指望中共真的出兵争取张学良获释是不可能的了。就现实利益而言，刚刚凭借西安事变而“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的中共，断然不会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前途而让自己再关进去。因此，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接洽中，中共中央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镇压共产党和红军部队。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认为也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方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军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注22）
对内尚且如此定调，指望中共真的出兵争取张学良获释是不可能的了。就现实利益而言，刚刚凭借西安事变而“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的中共，断然不会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前途而让自己再关进去。因此，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接洽中，中共中央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镇压共产党和红军部队。
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一方面批判亲日派的行动，一方面提出督促和逼迫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周、博，强调“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同一天，蒋介石提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种方案。中共代表团成员及彭德怀等中共将领对东北军耐心进行解释，希望主战派权衡利弊，改变主意，与主和派精诚团结，在接受甲案条件下与南京谈判。1月10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高高兴兴地离开保安，13日迁入延安，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延安也随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长达十年之久，根据地范围扩展到西安北部几十里的三原地区。
此后的进程一如大家所熟悉的情况，不再赘述。这里略提一下许多史书不大提及的一些细节——
1月25日，“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博古语），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从延安出发秘密前往西安。1月27日夜里，张秘密住进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因东北军中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当中包括主和派和中共党人，博古急忙找到张，催促张尽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张到达云阳后，经过与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人的紧急商议，后以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周、博，提出：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我们的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且“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目的是避免蒋躲在后面，放手他人进攻西安）电报还进一步强调：“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 1月29日、30日上午，张闻天致电毛、周、博，再谈中共策略：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然进攻我们时，我们方实行自卫战。（注23）
此后的进程一如大家所熟悉的情况，不再赘述。这里略提一下许多史书不大提及的一些细节——
1月25日，“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博古语），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从延安出发秘密前往西安。1月27日夜里，张秘密住进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因东北军中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当中包括主和派和中共党人，博古急忙找到张，催促张尽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张到达云阳后，经过与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人的紧急商议，后以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周、博，提出：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我们的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且“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目的是避免蒋躲在后面，放手他人进攻西安）电报还进一步强调：“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 1月29日、30日上午，张闻天致电毛、周、博，再谈中共策略：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然进攻我们时，我们方实行自卫战。（注23）
在形势可能转向战争，东北军内部主战派压倒主和派，杨虎城也由主和变得暧昧时，周恩来向西安方面表示，红军绝不做对不起友军的事，但需协商后决定。
周、博随后于30日下午5时匆匆赶到云阳，与张、任、彭、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寻求对策。随后，提出了一个既不会导致东北军过于反感和对立，又不至于令中共重陷困局的模棱两可的决定来：“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采取一致行动。换句话说，如果不经中共同意而让仗真的打起来，红军是否与东北军、十七路共同进退，责任不在中共一方。而充分地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力量，也可以逼迫蒋介石给予中共和红军力量更多的重视，利于中共与蒋的讨价还价。是夜10时，与会者联名致电在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如果万一要打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平和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当晚12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这个对外的口号，由周恩来返回西安宣告。
在中共代表的主导下，1月3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随后，东北军中的激进分子展开暗杀行动，东北军发生更大分裂，西安“三位一体”局面彻底瓦解。而中共代表极力周旋，迅速处理了事件，保全了自己一方。当东北军在1937年2月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当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
周、博随后于30日下午5时匆匆赶到云阳，与张、任、彭、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寻求对策。随后，提出了一个既不会导致东北军过于反感和对立，又不至于令中共重陷困局的模棱两可的决定来：“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采取一致行动。换句话说，如果不经中共同意而让仗真的打起来，红军是否与东北军、十七路共同进退，责任不在中共一方。而充分地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力量，也可以逼迫蒋介石给予中共和红军力量更多的重视，利于中共与蒋的讨价还价。是夜10时，与会者联名致电在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如果万一要打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平和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当晚12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这个对外的口号，由周恩来返回西安宣告。
在中共代表的主导下，1月3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随后，东北军中的激进分子展开暗杀行动，东北军发生更大分裂，西安“三位一体”局面彻底瓦解。而中共代表极力周旋，迅速处理了事件，保全了自己一方。当东北军在1937年2月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当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注24），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成为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从这个月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紧张而持久的谈判。
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注25）
对于西安事变的结局，中共领导人十分满意。毛泽东在1937年3月6日致电任弼时称：“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注25）
对于西安事变的结局，中共领导人十分满意。毛泽东在1937年3月6日致电任弼时称：“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比较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策略、手法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进。闽变的领导人为共产党提供了诸多优惠条件以求结盟，博古等人却应用了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比如阶级划分、第三党团、改良主义路线等等，作为现实政策的指导原则，对这些条件予以坚决的拒绝。而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人学得聪明多了。尽管事件本身极其复杂艰难，中共中央却成功地利用了它并设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以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高喊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必须是为中共的实际政治利益决策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决不会让书本的教条来拖住前进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成功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成功一样多，通过精心的投资和运用自身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增值。
反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也不是西安事变的失利者。正如著名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的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注26）
反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也不是西安事变的失利者。正如著名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的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注26）
1937年5月29日，“红都”延安张灯结彩，毛泽东亲自布置延安军民迎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的到来。墙上到处张贴着“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权利，促进对日抗战”等标语。在盛大的晚宴后，中共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讲话，称：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注27）其情其境，恰似在迎来久别的至亲好友。
（注1）杨奎松《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注2）《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3）前引《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另见《聂荣臻回忆录》
（注4）《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5）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注6）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注7）《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8）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注9）《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注11）张学良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参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注13）《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4）《周恩来选集》（上）。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注15）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注1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电报）。
（注17）《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936年12月14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8）《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
（注19）《军委主席团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2日；《军委主席团关于配合东北军消灭胡、毛、曾等敌的部署给前敌总指挥部的指示》，1936年12月23日。
（注20）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注2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卷。
（注22）《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23）孙彦钊《西安事变：张闻天的秘密之行》，载《炎黄春秋》。
（注24）五项要求是：（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1）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注25）前引杨奎松《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注26）转引自奎松《张学良的“不归路”》，载《百年潮》，1997年第6期。
（注27）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年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一稿，写于2006年12月）
（注2）《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3）前引《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另见《聂荣臻回忆录》
（注4）《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5）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注6）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注7）《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8）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注9）《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注11）张学良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参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注13）《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4）《周恩来选集》（上）。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注15）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注1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电报）。
（注17）《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936年12月14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注18）《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
（注19）《军委主席团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2日；《军委主席团关于配合东北军消灭胡、毛、曾等敌的部署给前敌总指挥部的指示》，1936年12月23日。
（注20）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注2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卷。
（注22）《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注23）孙彦钊《西安事变：张闻天的秘密之行》，载《炎黄春秋》。
（注24）五项要求是：（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1）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注25）前引杨奎松《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注26）转引自奎松《张学良的“不归路”》，载《百年潮》，1997年第6期。
（注27）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年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一稿，写于2006年12月）
是时候还原历史真像了,历史要公平公正的写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真象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草堆人君,莫非你要改写历史?
那不成了香山大漠了.哈哈哈哈;P
草堆人君,莫非你要改写历史?
那不成了香山大漠了.哈哈哈哈;P
事变真相要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目前尚有一些资料未能公开，国共双方均是如此。疑者传疑，缺者缺焉。
楼上滴,你说得比较中肯.
顶.
顶.
支持!: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写的真好！
哼哼,楼上滴.
你在灌水骗分耶.当然,偶也是,嘎嘎~;P ;P
不要拿石头丢偶~偶闪~
哎哟~~~~:P
你在灌水骗分耶.当然,偶也是,嘎嘎~;P ;P
不要拿石头丢偶~偶闪~
哎哟~~~~:P
对光赞扬而不提看法的楼上诸位，深切PS之！;P ;P ;P
偶有罪,55555:') 偶错了555555555:')
大家原谅偶吧,偶一时情不自禁手快就发了灌水帖子.:L
因为偶实在是黔驴计穷了呀5555555555,偶怕提了看法会挨骂;funk
-_-~
大家原谅偶吧,偶一时情不自禁手快就发了灌水帖子.:L
因为偶实在是黔驴计穷了呀5555555555,偶怕提了看法会挨骂;funk
-_-~
======楼主，对西安事变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少帅本人
的思想来看，我建议你找找关于少帅的资料对比看看。
有几个问题值得琢磨：
1、少帅是怎么与共产党接触的？他第一次与共产党接触
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
2、少帅对蒋是什么态度？
3、少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然了，历史资料要对比与、分析来看。但接触少帅
是最直接的途径，他已经做古，非常珍贵的是，91年他
曾经谈了一些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说的话更加可信。
的思想来看，我建议你找找关于少帅的资料对比看看。
有几个问题值得琢磨：
1、少帅是怎么与共产党接触的？他第一次与共产党接触
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
2、少帅对蒋是什么态度？
3、少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然了，历史资料要对比与、分析来看。但接触少帅
是最直接的途径，他已经做古，非常珍贵的是，91年他
曾经谈了一些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说的话更加可信。
原帖由 dula 于 2007-3-1 11:48 发表
======楼主，对西安事变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少帅本人
的思想来看，我建议你找找关于少帅的资料对比看看。
有几个问题值得琢磨：
1、少帅是怎么与共产党接触的？他第一次与共产党接触
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和 ...
dula兄这可不叫拍砖，是几十枚导弹齐射！每个话题都可以开专帖讨论，够顶个一百几十楼的。:L
张学良的相关资料，写本帖之前已经核对过几个版本，唐德刚的口述历史，手上也有。
不急，等我稍整理了，逐个道来。到时，兄弟你可别扔下不管，让我自说自话哦。:L
====楼主，我个人觉得你的资料来源有些单调了，
所以才提了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时期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多从少帅这
方面入手，中共的工作是很出色，但对西安事变来说不是
主要因素，至少在起因上不是。少帅搞兵谏，中共并不
知道，也没有预见到，但当时反应是很快的，而且决策
得很好，这是事实。但关键还是在东北军和少帅本人那里，
中共资料中有些过于强调自己因素的味道。毕竟少帅当时
还是“剿总”副司令，而且当时中共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是
有限的。
我们在谈历史时，往往弄得好象一们高深的学问，其实往往
忽略当事人个人因素，某些重大事件当然脱离不了大背景，有
其必然性，但发生的那一刻，往往是偶然因素，少帅98年自己
就说过，那件事就是因为一句话。
建议你从另外的渠道找一些资料，比如大陆出的《张学良年谱》、
《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等，还有吕正操老将军的一些东西，吕老
现在还挺好的呢！
还有比较关键的：张少帅主动找日本NHK电视台做的访谈节目的
原版，凤凰卫视也做过少帅的6集节目，虽然删减了一些，但也有
价值。还有84-88年时期，中共中央党校有一册胡绳的《中国共产
党的70年》。
所以才提了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时期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多从少帅这
方面入手，中共的工作是很出色，但对西安事变来说不是
主要因素，至少在起因上不是。少帅搞兵谏，中共并不
知道，也没有预见到，但当时反应是很快的，而且决策
得很好，这是事实。但关键还是在东北军和少帅本人那里，
中共资料中有些过于强调自己因素的味道。毕竟少帅当时
还是“剿总”副司令，而且当时中共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是
有限的。
我们在谈历史时，往往弄得好象一们高深的学问，其实往往
忽略当事人个人因素，某些重大事件当然脱离不了大背景，有
其必然性，但发生的那一刻，往往是偶然因素，少帅98年自己
就说过，那件事就是因为一句话。
建议你从另外的渠道找一些资料，比如大陆出的《张学良年谱》、
《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等，还有吕正操老将军的一些东西，吕老
现在还挺好的呢！
还有比较关键的：张少帅主动找日本NHK电视台做的访谈节目的
原版，凤凰卫视也做过少帅的6集节目，虽然删减了一些，但也有
价值。还有84-88年时期，中共中央党校有一册胡绳的《中国共产
党的70年》。
====就任剿总副司令后，张学良实际上还是统领着东北军，而且领导着西
北军和一部分蒋介石中央军部队。一年期间，张学良基本上没有与共产党的
红军发生过大的冲突。因为张主观上不想打内战，想保存自己的力量用于抗
日，客观上，张学良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共产党人，也了解了当时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所以对共产党也持观察的态度。
张学良指挥的部队与红军发生的大的武装冲突是1935年10月的劳山、榆林桥
战役和11月的直罗镇战役。这三仗张学良吃了少有的败仗。被打掉了两个师。
作战期间张学良又亲自驾机飞临战场，，而且张学良将军自己回忆曾在空中指
挥射击过一个分队，后来经分析，应该是周恩来所率的红军机关，够悬的。
北军和一部分蒋介石中央军部队。一年期间，张学良基本上没有与共产党的
红军发生过大的冲突。因为张主观上不想打内战，想保存自己的力量用于抗
日，客观上，张学良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共产党人，也了解了当时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所以对共产党也持观察的态度。
张学良指挥的部队与红军发生的大的武装冲突是1935年10月的劳山、榆林桥
战役和11月的直罗镇战役。这三仗张学良吃了少有的败仗。被打掉了两个师。
作战期间张学良又亲自驾机飞临战场，，而且张学良将军自己回忆曾在空中指
挥射击过一个分队，后来经分析，应该是周恩来所率的红军机关，够悬的。
======劳山、榆林桥、直罗镇这三仗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这以前我找过共产党，就是没交往过，他们底下的事我也没管过”这是少帅
的原话，我想1998年在美国的少帅的话更可信吧。
“这以前我找过共产党，就是没交往过，他们底下的事我也没管过”这是少帅
的原话，我想1998年在美国的少帅的话更可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