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宋哲元——看抗日时中国军阀的民族气节

转自军事博克报:

作者: 阿道夫二世

　　在我们缅怀抗日烈士、追悼死难同胞之时，也不要忘记了坚持抗日，不做汉奸的中国将领。我想起了当年在卢沟桥指挥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宋哲元将军。

　　宋将军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在日本人看来，以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便存有瓦解收买之妄想。

　　早在1935年，日方施展其威胁利诱、挑拨离间、捣乱挑衅、恃强要挟的伎俩，在天津租界组织了许多流氓团体，搞什么“自治”、“自救”运动。在冀东，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悍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自治”、“防共区域”及“缓冲区域”等。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在政治经济上，日本人也加紧进逼，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华北明朗化”的要求。宋哲元提出，取消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先决条件，而这一条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就在日方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不逞之后，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7月7日以后，日军继续进攻宛平城，遭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反击，双方打打停停。几天后，中日双方谈判已有结果，决定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7月20日，日方逼宋哲元表态，一是脱离南京政府，二是离开北平。
　　面对威胁，宋将军选择了拼死一战，拟定对日作战计划，决定以石振纲旅守城，三十七师及一三二师主力向丰台之敌进攻，三十八师向天津海光寺之敌进攻，一四三师出南日进攻昌平、密云等地，断敌后路。

　　宋哲元拟定对日作战计划本于8月1日实施。不料，日军于7月28日先动手了。日军步兵利用青纱账掩护，配以飞机、坦克，分自通州、丰台出发，对我南苑二十九军军部给予猛烈的突然袭击。面对优势之敌，宋将军终于没能扭转北平抗战的结局。（上述史料见“1987年第20辑《河北文史资料》李诚一”）
由此可见，日本也了解宋将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隔阂，在停火间隙多次与宋谈判，对起进行威逼、利诱，宋将军在其间虽然有犹豫，但最终选择了维护民族大义的正确道路。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北洋军阀首脑吴佩孚，1932年3月9日，日本军利用溥仪在长春宣布成立伪满洲国，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吴佩孚对此十分气愤。3月10日他发出通电，怒陈日本罪行，文称：“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4月，他呈《致国联调查团书》给李顿调查团，抨击日本割裂中国版图的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恢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

　　北平沦陷后，北洋失宠政客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江朝宗曾参与张勋复辟而受人唾骂，自知难堪“大任”，就想请吴佩孚出山。当江向吴佩孚说明其意思后，吴没有给他一点面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道：“你个老而不死的东西！”吓得江抱头鼠窜而去。

　　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

　　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汪精卫先是派人与吴佩孚接触，1939年6月26日汪精卫又亲自飞往北平，并邀吴佩孚在铁狮子胡同日本侵华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公馆里会晤。吴佩孚对报界称：“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也，如商国事，当相见于中国人住所。”拒绝汪的请求。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内会面。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由，请汪“来敝舍会谈”。其实他根本不愿与汪精卫会谈。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去劝驾，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

　　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吴佩孚被日本特务利用手术之机刺杀在手术台上。吴佩孚的死顷间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人们纷纷为吴佩孚送行。（摘自《文史春秋》 ）
军阀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依靠日本支持起家的大帅，在日本向其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将军满怀国仇家恨，摈弃与国民党中央的旧怨，依然易帜归顺，打乱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计划。

　　张自忠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驰援孙连仲将军。孙原是冯玉祥的旧将，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临阵倒戈，张将军在国家为难时刻，同样也是以民族大义为重。

　　还有就是被称为“逃跑将军”的韩复榘，与蒋介石矛盾极深，日本人对其也是百般利诱，1931年初到1937年底，这几年是日本加强对中国侵略的时候，日本各军政要员纷纷到山东来访韩复榘，劝韩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 日本军方出面与韩复榘交涉的一向是武官花谷。花谷对实现此事十分有把握，也因此被提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一天，花谷便醉熏熏地闯进了韩的办公室，要韩复榘明白表示对“华北五省三市自治”的态度。“不然”，花谷猛地掏出了手枪正对着韩说，“我今天要跟你拼命!”

　　“好说好商量，请坐请坐!”韩复榘假装冷静劝花谷不要动气时，乘机一把夺下手枪喝道：“自治不自治跟我有个屁关系!你们找南京商量去。你给我滚出去!”花谷拔刀要当场剖腹自杀，幸好被拦住并架送回领事馆里去了。

　　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9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来到了济南。在这次极其秘密的会谈中，双方究竟有怎样的交易尚有待于历史查考，但韩复榘乐于接受的条款有这样三条：①山东宣布中立；②拒绝中国军队在山东境内与日军作战；③日军不进攻山东。土肥原兴冲冲地离开了济南，韩复榘则令人赶快拟电发向全国。亲信刘熙众看着已拟好的电文，愈看愈觉得不对劲，对韩说：“主席，我看这件事还是得三思而后行为好。溥仪在东北的处境你是知道的。自古以来，外敌入侵的时候，被人扶植起来的人结果都很悲惨。当汉奸，是要挨骂的……”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倒也使韩复榘犹豫起来。
韩最终没有当汉奸，他选择了逃跑，1938年1月，韩的大部队已经撤至鲁西南与河南交界的曹县一带了。韩复榘留下十二军孙桐萱断后，放火烧掉省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市重要建筑物，一律向鲁西南撤退。何思源问：“主席，这次战争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民族战争？我们什么时候打？”韩复榘说：“是全面的。中国最终会胜利的，它太大了。但我们要最后参战。”（三晋都市报）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有人说，“军阀那有什么民族气节，不过是具有最简单的民族感情而已”，有点道理。大多数军阀远不是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选择往大说是民族气节、往小说就是民族感情。但即使如此，重新回顾他们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

　　请看，当今的日本的反动势力，不反省战争罪责，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者招魂不说，还公然修改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则”，为干涉我国的最终统一作准备，而与此对照，国内一些“精英”也粉墨登场，纷纷抛出“新思维”、新“友邦惊诧论”。看来，汪精卫已死，阴魂不散。对于这些“精英”，要求其具有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显然是过高的要求，我们只能要求其具有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感情。

　　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的中央军嫡系，还是各个地方实力派军阀，无论互相之间怎样集怨重重、勾心斗角，但对于抗日，对于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同仇敌忾的。从现实看，回顾这段历史也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很多人对大陆存在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腐败等问题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向往美国的民主，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在涉及国家、涉及祖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不能以任何理由心存二意，不能对台独分子心存同情、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报幸灾乐祸的态度。

　　汪精卫为了争夺国民党的中央控制权，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卖身投靠，是公认的汉奸，同样，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分裂祖国，也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这不是什么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最起码的民族感情问题。当年土匪出身、镇压工运的军阀大帅、土皇帝，尚知道“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的起子孙”，当代青年在维护统一这个问题上还要摇摆吗？

也有人会说，当年军阀没有降日，要么是自己开价过高，要么是日本开价过低，仅此而已。对此我没有考证。但在此到可以提醒一些精英，既然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一定要叫个高价，不要既遭国人唾骂，又被外国人以一个字来评价。

　　勿亡国耻！！！转自军事博克报:

作者: 阿道夫二世

　　在我们缅怀抗日烈士、追悼死难同胞之时，也不要忘记了坚持抗日，不做汉奸的中国将领。我想起了当年在卢沟桥指挥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宋哲元将军。

　　宋将军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在日本人看来，以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便存有瓦解收买之妄想。

　　早在1935年，日方施展其威胁利诱、挑拨离间、捣乱挑衅、恃强要挟的伎俩，在天津租界组织了许多流氓团体，搞什么“自治”、“自救”运动。在冀东，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悍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自治”、“防共区域”及“缓冲区域”等。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在政治经济上，日本人也加紧进逼，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华北明朗化”的要求。宋哲元提出，取消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先决条件，而这一条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就在日方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不逞之后，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7月7日以后，日军继续进攻宛平城，遭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反击，双方打打停停。几天后，中日双方谈判已有结果，决定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7月20日，日方逼宋哲元表态，一是脱离南京政府，二是离开北平。
　　面对威胁，宋将军选择了拼死一战，拟定对日作战计划，决定以石振纲旅守城，三十七师及一三二师主力向丰台之敌进攻，三十八师向天津海光寺之敌进攻，一四三师出南日进攻昌平、密云等地，断敌后路。

　　宋哲元拟定对日作战计划本于8月1日实施。不料，日军于7月28日先动手了。日军步兵利用青纱账掩护，配以飞机、坦克，分自通州、丰台出发，对我南苑二十九军军部给予猛烈的突然袭击。面对优势之敌，宋将军终于没能扭转北平抗战的结局。（上述史料见“1987年第20辑《河北文史资料》李诚一”）
由此可见，日本也了解宋将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隔阂，在停火间隙多次与宋谈判，对起进行威逼、利诱，宋将军在其间虽然有犹豫，但最终选择了维护民族大义的正确道路。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北洋军阀首脑吴佩孚，1932年3月9日，日本军利用溥仪在长春宣布成立伪满洲国，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吴佩孚对此十分气愤。3月10日他发出通电，怒陈日本罪行，文称：“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4月，他呈《致国联调查团书》给李顿调查团，抨击日本割裂中国版图的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恢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

　　北平沦陷后，北洋失宠政客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江朝宗曾参与张勋复辟而受人唾骂，自知难堪“大任”，就想请吴佩孚出山。当江向吴佩孚说明其意思后，吴没有给他一点面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道：“你个老而不死的东西！”吓得江抱头鼠窜而去。

　　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

　　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汪精卫先是派人与吴佩孚接触，1939年6月26日汪精卫又亲自飞往北平，并邀吴佩孚在铁狮子胡同日本侵华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公馆里会晤。吴佩孚对报界称：“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也，如商国事，当相见于中国人住所。”拒绝汪的请求。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内会面。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由，请汪“来敝舍会谈”。其实他根本不愿与汪精卫会谈。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去劝驾，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

　　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吴佩孚被日本特务利用手术之机刺杀在手术台上。吴佩孚的死顷间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人们纷纷为吴佩孚送行。（摘自《文史春秋》 ）
军阀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依靠日本支持起家的大帅，在日本向其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将军满怀国仇家恨，摈弃与国民党中央的旧怨，依然易帜归顺，打乱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计划。

　　张自忠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驰援孙连仲将军。孙原是冯玉祥的旧将，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临阵倒戈，张将军在国家为难时刻，同样也是以民族大义为重。

　　还有就是被称为“逃跑将军”的韩复榘，与蒋介石矛盾极深，日本人对其也是百般利诱，1931年初到1937年底，这几年是日本加强对中国侵略的时候，日本各军政要员纷纷到山东来访韩复榘，劝韩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 日本军方出面与韩复榘交涉的一向是武官花谷。花谷对实现此事十分有把握，也因此被提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一天，花谷便醉熏熏地闯进了韩的办公室，要韩复榘明白表示对“华北五省三市自治”的态度。“不然”，花谷猛地掏出了手枪正对着韩说，“我今天要跟你拼命!”

　　“好说好商量，请坐请坐!”韩复榘假装冷静劝花谷不要动气时，乘机一把夺下手枪喝道：“自治不自治跟我有个屁关系!你们找南京商量去。你给我滚出去!”花谷拔刀要当场剖腹自杀，幸好被拦住并架送回领事馆里去了。

　　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9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来到了济南。在这次极其秘密的会谈中，双方究竟有怎样的交易尚有待于历史查考，但韩复榘乐于接受的条款有这样三条：①山东宣布中立；②拒绝中国军队在山东境内与日军作战；③日军不进攻山东。土肥原兴冲冲地离开了济南，韩复榘则令人赶快拟电发向全国。亲信刘熙众看着已拟好的电文，愈看愈觉得不对劲，对韩说：“主席，我看这件事还是得三思而后行为好。溥仪在东北的处境你是知道的。自古以来，外敌入侵的时候，被人扶植起来的人结果都很悲惨。当汉奸，是要挨骂的……”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倒也使韩复榘犹豫起来。
韩最终没有当汉奸，他选择了逃跑，1938年1月，韩的大部队已经撤至鲁西南与河南交界的曹县一带了。韩复榘留下十二军孙桐萱断后，放火烧掉省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市重要建筑物，一律向鲁西南撤退。何思源问：“主席，这次战争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民族战争？我们什么时候打？”韩复榘说：“是全面的。中国最终会胜利的，它太大了。但我们要最后参战。”（三晋都市报）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有人说，“军阀那有什么民族气节，不过是具有最简单的民族感情而已”，有点道理。大多数军阀远不是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选择往大说是民族气节、往小说就是民族感情。但即使如此，重新回顾他们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

　　请看，当今的日本的反动势力，不反省战争罪责，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者招魂不说，还公然修改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则”，为干涉我国的最终统一作准备，而与此对照，国内一些“精英”也粉墨登场，纷纷抛出“新思维”、新“友邦惊诧论”。看来，汪精卫已死，阴魂不散。对于这些“精英”，要求其具有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显然是过高的要求，我们只能要求其具有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感情。

　　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的中央军嫡系，还是各个地方实力派军阀，无论互相之间怎样集怨重重、勾心斗角，但对于抗日，对于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同仇敌忾的。从现实看，回顾这段历史也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很多人对大陆存在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腐败等问题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向往美国的民主，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在涉及国家、涉及祖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不能以任何理由心存二意，不能对台独分子心存同情、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报幸灾乐祸的态度。

　　汪精卫为了争夺国民党的中央控制权，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卖身投靠，是公认的汉奸，同样，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分裂祖国，也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这不是什么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最起码的民族感情问题。当年土匪出身、镇压工运的军阀大帅、土皇帝，尚知道“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的起子孙”，当代青年在维护统一这个问题上还要摇摆吗？

也有人会说，当年军阀没有降日，要么是自己开价过高，要么是日本开价过低，仅此而已。对此我没有考证。但在此到可以提醒一些精英，既然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一定要叫个高价，不要既遭国人唾骂，又被外国人以一个字来评价。

　　勿亡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