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明亡清衰屈服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5:06:02
一般认为,中国在明代后期开始落后于西方,李自成造反和满清入关中断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虽有所谓的“康乾盛世”,而中国作为领先千年的帝国已经衰落了。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真相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
  究竟是什么让傲慢的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一块肥肉?
  
  究竟是什么让俺们由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的高贵子民变成了西方人眼里的原始民族?
  
  中国开始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中华的三个帝国时期》和第四集《该摸那块石头过河?》捋了一下“中华”历史,中间跳过了南北朝、五代、元、清几个历史时期。一是因为可能比较“敏感”,二是因为南北朝、五代是三个“中华帝国”之间的过渡阶段,而元是一个比较短暂时期,清代则一直想好好琢磨一下再说,因为越近的历史越容易模糊不清。
  
   象俺以前的帖子一样,参考、引用的书籍、资料就不指出了,一是希望文章阅读起来能连贯一些,再者俺记性不好,总是忘记了具体出处和作者,望原著者谅解,呵呵~~
1.明的国策和制度分析
  
   (俺在第三集《中华的三个帝国时期》说了一些,这次再重复一下。)
  
   宋明时期看到隋唐“扩张(造成地方军阀势力国强)、开放(社会伦理混乱、政权影响力下降)”之祸,而力图改进。
  
   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以天灾为导火索,以大规模农民起义为契机,但往往是被某个地方割据政权“篡位”。作为在东亚大陆一极独大的国家,朝廷主要的担心是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外族入侵。所以明通过文官挂帅、军队分治等等制度,避免产生权力过高的文武合一的地方势力;并通过儒教科举制度,彻底压倒可能作为造反的心理依托的其他宗教,大大增强中央政权在民众心理的影响力,形成国家机器和宗教信仰重合的金字塔结构。应该说,明朝廷基本达到了目的,宋明时期有外族入侵,有农民起义,但没有什么大的地方政权割据发生(明初期另论)。
  
   社会资源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是农民起义的两大导火索——天灾、人祸——中的后者,是其不断积累下来,被天灾“触发”,才会酿成社会动乱的爆发,它也是人力“可以为”的因素。每个朝代的开始,刚刚经历了一次“阶级洗牌”,社会资源被“均”了一下,阶级矛盾有所化解,明试图通过比较极端的“静止”政策来维持这个状态。但运动是绝对的,哪怕人心不想“运动”,只要有自然灾害和战争,社会资源自然就要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是无法避免,也不应该避免的。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应该允许“勤劳致富”,“有能力者获得更大责任、权力、利益”,才能鼓励社会进步。但为了避免过度集中造成贫富悬殊成为动乱基础,就要通过体制让社会财富合理“流动”:一是通过宗教、信仰“规劝”富有者把资源“施舍”给贫穷者,二是通过政权政策、税赋强制重新分配部分财富,三是通过商业、工业运作鼓励新生力量打破旧有的走向极端的垄断趋势,这三种都是促进社会资源上下间合理流动的方法,并通过这种流动产生更多的财富,也都需要政权负起直接运作和政策支持的责任来。而中国当时的体制和生产力水平是无法做到这些要求的。“静止政策”不仅没能阻止财富资源的集中趋势,并且瓦解和压制了可能的新生力量,最终使得社会进步停止,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宗教思想和政策不断走向极端化。
  
   明的制度建设达到了“中华帝国时期”(俺经常重复,中国的封建时期在秦始皇手里就开始结束,经历汉八王之乱后正式结束。中国后来直到清末都是皇帝世袭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一个巅峰,甚至在皇帝不作为时也能比较“正常”的运作。这是儒教一直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敬“天”获得信仰,选拔贤人治国),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也得到体现(甚至可以说,即使傻瓜当皇帝,国家也能正常运作,但这仅仅在国家比较“正常”的时候)。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科技水平,政权所试图达到的权力超越了它的现实能力,即使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大大进步的新中国政府都不能完全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工商业,何况在明代呢?这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扼杀排挤新生事物,因为东西越少越好管嘛~~能管好现有的不出“问题”(挑战政权、贵族和既得利益层,并避免社会动荡)就不错了,新生的“异端”再出来岂不手忙脚乱了?这种“遗毒”直到今天仍然徘徊不去,中国反复的论述着新生事物的不可行性,而眼睁睁的看着欧美日把“不成熟的东西”逐步完善一次又一次远超中国,而自己只好一次又一次吸收引进“成熟的先进技术”,永远跟着人家爬行。
  
   儒教在明代走向巅峰,也走向极端。俺反复在说这个问题。中华帝国在汉代后就形成儒释道三教制衡竞争的状态,这时的儒教还不是优势宗教,南北朝时期是佛道教义辩论阶段,佛教在教义上占了上风,并获得广大民众信仰,但道教在唐代成为“本土的”“官方”宗教。由于宗教信众众多,宗教就必然和政权发生了争夺社会资源的矛盾,教众往往可以逃避赋税和兵役,而“教会”则无偿占据土地资源。政权需要宗教来神话统治,但宗教过盛,其统治力必然受到削弱。道教从汉代一直起义到清末,甚至在国共之争时还能看到其烙印,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也有宗教起义发生,并且道和佛互为对手,为“政府军”和“反政府军”所利用。而儒从来不“暴动”,并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维护政权的特殊的“宗教”,所以自隋代开始,政权统治者就试图利用儒教来削弱其他宗教的心理影响力。俺个人认为,是隋代天子们精通道佛教义,知晓其根本吸引力在于“众生平等,修炼升级”,所以就有了儒教科举制度。儒教科举制度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在之前,朝廷最多采用“地方举荐”的方式吸收一些平民精英,但随着建国日久,举荐得都是豪门子弟,失去了这个制度的意义。反观欧洲,直到英国海军改革时期,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兴办平民可以报考的海军学校,平民担任的技术岗位的地位大大提高,并允许平民担任指挥岗位,才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科举制度的模样,而之前都是豪门贵族担任官职,除非,改朝换代。但现实主义的儒教只有在宋代加入了道教神秘学说后,才获得了精英和平民的广泛信仰,并在完善科举八股制度后,使得公平性和规范性大大提高,获得了广泛信仰。由于儒教“修炼成仙”的道路很“模式化”,有大量成功的先例,并同时获得了接近“天子”的神圣感、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还能获得充分的现实利益,所以能够完全压倒道教和佛教,道教和佛教的主流派别再无暴动的机会,社会资源的争夺能力也受到极大制约。但儒教的一极独大和形成事实的政教合一后,道德=法律的弊端日益明显(详见第七集《道德=法律的陷阱》),并最终从心理上“铲除”了进步的力量,物极必反,甚至瓦解了政权本身的强制力的影响力。
  
   当现实主义的儒教成为中国事实国教后,中国人成了林语堂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中国人”,而之前,并非如此。当然,这也是与当时中国在任何方面几乎都是世界领先,尤其在饮食娱乐方面现在也远超欧美,也成就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认为这样即是最佳状态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的天主教此时也达到了垄断和极端状态。但由于宗教本身的差异,由于欧洲与中国的差异,欧洲率先走上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之路,并最终领先于中国。现在俺们多谈“满清入侵中断了所谓的中国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仅仅是一种遮羞的说法,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萌芽,大一统的儒教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不会给私人集群势力能够左右政权的机会的。而作为思想改革萌芽的宗教改革,也就是从一元到多元,从来世到现世的改革,中国因为独特的宗教历史,本身不可能产生这种改革力量,也已经是个“现实主义教义为主,宗教来世教义为辅”的状态,无从改起,只能等待欧洲宗教和主义们来冲击了。一般认为,中国在明代后期开始落后于西方,李自成造反和满清入关中断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虽有所谓的“康乾盛世”,而中国作为领先千年的帝国已经衰落了。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真相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
  究竟是什么让傲慢的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一块肥肉?
  
  究竟是什么让俺们由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的高贵子民变成了西方人眼里的原始民族?
  
  中国开始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中华的三个帝国时期》和第四集《该摸那块石头过河?》捋了一下“中华”历史,中间跳过了南北朝、五代、元、清几个历史时期。一是因为可能比较“敏感”,二是因为南北朝、五代是三个“中华帝国”之间的过渡阶段,而元是一个比较短暂时期,清代则一直想好好琢磨一下再说,因为越近的历史越容易模糊不清。
  
   象俺以前的帖子一样,参考、引用的书籍、资料就不指出了,一是希望文章阅读起来能连贯一些,再者俺记性不好,总是忘记了具体出处和作者,望原著者谅解,呵呵~~
1.明的国策和制度分析
  
   (俺在第三集《中华的三个帝国时期》说了一些,这次再重复一下。)
  
   宋明时期看到隋唐“扩张(造成地方军阀势力国强)、开放(社会伦理混乱、政权影响力下降)”之祸,而力图改进。
  
   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以天灾为导火索,以大规模农民起义为契机,但往往是被某个地方割据政权“篡位”。作为在东亚大陆一极独大的国家,朝廷主要的担心是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外族入侵。所以明通过文官挂帅、军队分治等等制度,避免产生权力过高的文武合一的地方势力;并通过儒教科举制度,彻底压倒可能作为造反的心理依托的其他宗教,大大增强中央政权在民众心理的影响力,形成国家机器和宗教信仰重合的金字塔结构。应该说,明朝廷基本达到了目的,宋明时期有外族入侵,有农民起义,但没有什么大的地方政权割据发生(明初期另论)。
  
   社会资源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是农民起义的两大导火索——天灾、人祸——中的后者,是其不断积累下来,被天灾“触发”,才会酿成社会动乱的爆发,它也是人力“可以为”的因素。每个朝代的开始,刚刚经历了一次“阶级洗牌”,社会资源被“均”了一下,阶级矛盾有所化解,明试图通过比较极端的“静止”政策来维持这个状态。但运动是绝对的,哪怕人心不想“运动”,只要有自然灾害和战争,社会资源自然就要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是无法避免,也不应该避免的。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应该允许“勤劳致富”,“有能力者获得更大责任、权力、利益”,才能鼓励社会进步。但为了避免过度集中造成贫富悬殊成为动乱基础,就要通过体制让社会财富合理“流动”:一是通过宗教、信仰“规劝”富有者把资源“施舍”给贫穷者,二是通过政权政策、税赋强制重新分配部分财富,三是通过商业、工业运作鼓励新生力量打破旧有的走向极端的垄断趋势,这三种都是促进社会资源上下间合理流动的方法,并通过这种流动产生更多的财富,也都需要政权负起直接运作和政策支持的责任来。而中国当时的体制和生产力水平是无法做到这些要求的。“静止政策”不仅没能阻止财富资源的集中趋势,并且瓦解和压制了可能的新生力量,最终使得社会进步停止,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宗教思想和政策不断走向极端化。
  
   明的制度建设达到了“中华帝国时期”(俺经常重复,中国的封建时期在秦始皇手里就开始结束,经历汉八王之乱后正式结束。中国后来直到清末都是皇帝世袭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一个巅峰,甚至在皇帝不作为时也能比较“正常”的运作。这是儒教一直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敬“天”获得信仰,选拔贤人治国),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也得到体现(甚至可以说,即使傻瓜当皇帝,国家也能正常运作,但这仅仅在国家比较“正常”的时候)。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科技水平,政权所试图达到的权力超越了它的现实能力,即使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大大进步的新中国政府都不能完全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工商业,何况在明代呢?这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扼杀排挤新生事物,因为东西越少越好管嘛~~能管好现有的不出“问题”(挑战政权、贵族和既得利益层,并避免社会动荡)就不错了,新生的“异端”再出来岂不手忙脚乱了?这种“遗毒”直到今天仍然徘徊不去,中国反复的论述着新生事物的不可行性,而眼睁睁的看着欧美日把“不成熟的东西”逐步完善一次又一次远超中国,而自己只好一次又一次吸收引进“成熟的先进技术”,永远跟着人家爬行。
  
   儒教在明代走向巅峰,也走向极端。俺反复在说这个问题。中华帝国在汉代后就形成儒释道三教制衡竞争的状态,这时的儒教还不是优势宗教,南北朝时期是佛道教义辩论阶段,佛教在教义上占了上风,并获得广大民众信仰,但道教在唐代成为“本土的”“官方”宗教。由于宗教信众众多,宗教就必然和政权发生了争夺社会资源的矛盾,教众往往可以逃避赋税和兵役,而“教会”则无偿占据土地资源。政权需要宗教来神话统治,但宗教过盛,其统治力必然受到削弱。道教从汉代一直起义到清末,甚至在国共之争时还能看到其烙印,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也有宗教起义发生,并且道和佛互为对手,为“政府军”和“反政府军”所利用。而儒从来不“暴动”,并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维护政权的特殊的“宗教”,所以自隋代开始,政权统治者就试图利用儒教来削弱其他宗教的心理影响力。俺个人认为,是隋代天子们精通道佛教义,知晓其根本吸引力在于“众生平等,修炼升级”,所以就有了儒教科举制度。儒教科举制度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在之前,朝廷最多采用“地方举荐”的方式吸收一些平民精英,但随着建国日久,举荐得都是豪门子弟,失去了这个制度的意义。反观欧洲,直到英国海军改革时期,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兴办平民可以报考的海军学校,平民担任的技术岗位的地位大大提高,并允许平民担任指挥岗位,才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科举制度的模样,而之前都是豪门贵族担任官职,除非,改朝换代。但现实主义的儒教只有在宋代加入了道教神秘学说后,才获得了精英和平民的广泛信仰,并在完善科举八股制度后,使得公平性和规范性大大提高,获得了广泛信仰。由于儒教“修炼成仙”的道路很“模式化”,有大量成功的先例,并同时获得了接近“天子”的神圣感、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还能获得充分的现实利益,所以能够完全压倒道教和佛教,道教和佛教的主流派别再无暴动的机会,社会资源的争夺能力也受到极大制约。但儒教的一极独大和形成事实的政教合一后,道德=法律的弊端日益明显(详见第七集《道德=法律的陷阱》),并最终从心理上“铲除”了进步的力量,物极必反,甚至瓦解了政权本身的强制力的影响力。
  
   当现实主义的儒教成为中国事实国教后,中国人成了林语堂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中国人”,而之前,并非如此。当然,这也是与当时中国在任何方面几乎都是世界领先,尤其在饮食娱乐方面现在也远超欧美,也成就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认为这样即是最佳状态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的天主教此时也达到了垄断和极端状态。但由于宗教本身的差异,由于欧洲与中国的差异,欧洲率先走上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之路,并最终领先于中国。现在俺们多谈“满清入侵中断了所谓的中国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仅仅是一种遮羞的说法,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萌芽,大一统的儒教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不会给私人集群势力能够左右政权的机会的。而作为思想改革萌芽的宗教改革,也就是从一元到多元,从来世到现世的改革,中国因为独特的宗教历史,本身不可能产生这种改革力量,也已经是个“现实主义教义为主,宗教来世教义为辅”的状态,无从改起,只能等待欧洲宗教和主义们来冲击了。
2.从剽悍到窝囊的明军
  
   元靠强力占领中原,但并没能“真正征服”汉人,尤其是骄傲的汉文化,很短的时间后,汉人武装就将元军逐出中原。当然,这也是蒙古军一贯的劫掠而不是占领的战争性质决定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汉民族在蒙受耻辱后的反抗力量。应该说,经历了战争磨炼的明军此时必定是非常剽悍的,并形成浓烈的“民族军”信仰。
  
  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即朱元璋以明教为根基起义,明教来自西域拜火教(金庸《倚天屠龙记》中关于明教的描述基本属实,但武功未免夸张了太多,呵呵~~)。古代战争的双方往往托付神灵以增强军队信仰和自信,而中国儒教和佛教几乎毫无战斗力(汉传佛教具有战斗力的宗派都被瓦解掉了,而传入西藏、日本的佛教还留有一定战斗力),道教组织本身的战斗力在南北朝时也被瓦解,三大教主流不是“厌战”就是“政教分离”,无法成为军队信仰的核心,只好嫁接西域外来宗教了,而当朱元璋“成事”后,就开始利用道教,获得本地、本民族的认同感,明代皇帝也按此惯例大多崇道。利用外传宗教和佛道嫁接形式起义的模式也一直延续到“太平(太平道)天国(基督教)”时期。
  
  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代开国名将多为“回将”。伊斯兰教初期的扩张势头和唐帝国在西域相撞,虽然唐军初次战败,但由于是在人数非常劣势的情况下,并且表现出极高的战术素养和装备技术水平,伊斯兰教的扩张战争就此止步,待唐军想要反攻时,却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的伊斯兰教分别从西域和海路通过贸易传入中国,并带来了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由于伊斯兰教义规定教外通婚须对方归信真主,伊斯兰商人也控制了西域和海路的贸易,所以伊斯兰教在宋代取得了很大发展。元代虽然把“色目人”的等级列于“汉人/北人”之上,但蒙古军对伊斯兰圣地的冒犯却激起了穆斯林们强烈的反抗。伊斯兰教的战斗教义和纯洁意识被用作军队信仰,并同时具有“统一战线”的作用。明朝建立后,回民大量迁居中原,初期和当地汉人有过一些冲突和矛盾,明中期以后相处比较和睦,从郑和(回民)下西洋就可以看出皇帝对回民的信任。虽然伊斯兰教在明末清初似乎作用不彰,但在清代却引起了巨大波澜。(似乎当时是对西域传播过来的伊斯兰教众和本地后代称为“回回”,后来把这个“回回”名称统称东西两个方向的伊斯兰教众,还要请教回族同胞。)
  
   明军的战史似乎难以评价,先把蒙古军赶出中原,但也有皇帝被俘之耻,有“三大征”的胜利,也被倭寇长期骚扰不止,最后简直窝囊的要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不“应该”趁胜追击,再来次北逐匈奴吗?看郑和当年的架势不“应该”去捣灭倭巢吗?为何号称200万的明军被“控弦6万”的后金军击败,长期相持后再败直至亡国?但如此“虚弱”的军队却又有“三大征”之胜,真是匪夷所思了。(本人愚钝,苦苦想了半月)
  
   前面说了,在东亚大陆一极独大的中国,皇帝始终认为亡国或者说改朝换代的危险出于内部,也即可能割据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只要内部团结一致,“外藩属国们”是难以动摇中原政权的。虽然蒙古、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不时劫掠中原,但只要其不能统一联接来攻,也就不敢深入中原腹地。宋亡之耻虽然不远,但明帝也多“勇武之材”,明代开国将领们也均骁勇善战,不仅一举收复华北,并定都北京对威胁最大的蒙古诸部采取战略进攻态势,和秦汉唐定都西北腹地意图相同,并且在南京还一直有一套备用的“领导班子”,算是深谋远虑了。中华第三帝国的宋明时期,中央政权为了防止发生汉唐时期地方军政权造反作乱的危机(隋唐扩张时期,由于科技水平所限,地方军政权必然拥有较高的授权,并逐渐有独立中央的趋势),国策非常内敛,而由于中华帝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是周边最高的,也占据了几乎所有适于农耕生产的疆域,所以皇帝们并不想开疆扩土,而是形成主藩国关系、松散联邦关系、东亚纳贡体系等等,只要没有大规模反叛威胁就可以了。而实际上,由于中华物产富饶,周边国家在臣服后的贸易中取得了很大实惠,当时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气候稳定期,周边部族也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即使有桀骜人物也难以说服或者统一整个民族对中华帝国构成威胁。所以边境虽不时有小规模冲突,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即使是蒙古部族对青海、山西的袭扰也不用太大担心,都是劫掠性质而非正式入侵。
  
   没有强大的外敌,中央政权就必然更加重视内部统一,明代实际是中华各个帝国时期里中央政权力量最强大的,思想上用儒教科举和道教神秘主义,官僚体制中文武分权文官挂帅,还有著名的锦衣卫组织监督(并非小说家们描写的那么黑暗恐怖),消除可能的地方割据。而且在军力部署上重视“平衡”,避免某省某方向的军力过强难以管制,甚至并不注重装备和战术素养,避免出现某支“精兵”难以管制,明军完全靠数量而不是质量取胜,这样即使有一地造反也可及时调周边兵力扑灭。同时,这也造成各省军力分散,各自为政,简直无法统一调遣,但皇帝并不怎么担心,反正集一省兵力就可和周边一国相持很长时间,再从容派兵就是了;这种体制也扼杀了可能的军事天才,这正是皇帝所希望的。
  
   由前面可知,郑和下西洋并非要开疆扩土,网上的看法有以下几个:a.追剿当年争天下失败的陈友谅残部,并夺取东南亚贸易垄断权;b.连纵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防止蒙古帖木儿帝国对中华帝国形成包围态势;c.寻找贵重金属,补充国内贸易所需。俺比较认同前两个,因为中国汉人皇帝远征的目的从来就是“报仇和防止被报仇”,如真想找黄金,去日本就是了,当然,也不排除郑和想去朝圣,呵呵~~郑和舰队对付东南亚的陈友谅余部无异以石击卵,顺便输出一下文化,形成纳贡体系消除可能的威胁,第一个目的很容易完成;象每个蒙古帝国一样,帖木儿帝国猛烈扩张后迅速崩溃,第二个目的也就实现了,郑和舰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海军向来是个“吞金兽”,中国政权也不能从东南亚海上贸易直接获得多少利益(赏赐比上贡多得多),维持庞大的舰队就会感觉得不偿失。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政权最忌某下属实力过强,偌大的舰队若失去控制完全可以在海外建国然后“反攻大陆”,这是决不容许的,既然目的达成,就自废武功算了。当时派太监统领舰队也是如此考虑,太监无后代,就没有裂土之心,也能降低士兵对将领的信仰。所以足以横扫全球的明海军迅速衰落,明代中后期还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失去了和欧洲同步发展的机会。到明末期,明海关实际由招安的海盗集团控制,国家只抽些红利罢了。
  
   明虽然收复了华北,但并没有恢复秦汉隋唐时期对良马产地的控制(河套、祁连、张家口、呼伦贝尔等,本来张家口、承德一线适合养马,但担心“外族劫掠”,干脆马政荒废,长叹~~当然,既然步兵驻点防御就能保平安,何必训练大队骑兵呢?万一其统兵官造反,其他省区的军队又怎能弹压?(只要能“理解”明代皇帝的“国策”,所有“怪事”就很容易理解了)),造成明陆军中骑兵编制很少并且训练荒废,北部军队战斗力甚至比不上长期与倭寇靡战的南军。马匹在冷兵器战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是步兵难以比拟的,若双方实力相当,骑兵一方可不待步兵方结阵完成,在其没有形成防御纵深时把步兵一冲而散(金、蒙古对宋);若步兵方人多势众,骑兵可昼伏夜出反复袭扰,并大踏步后退,拉长步兵方的补给线然后从容断其粮道,在步兵疲惫不堪粮草断绝时包围聚歼(金对北宋前期的北伐);即使步兵防守反击得胜,骑兵也可远遁,步兵方也无法追击。所以,步兵对骑兵,只有小胜而败必全军覆没,在平原上简直难以和骑兵野战。中原军队一般擅车战,但战车的冲击力虽强,远程奔袭能力(易损坏)和战场穿插灵活性(密集车队难以转向和掉头)却远不如骑兵,只能用作决战冲击和防守中的反冲击。据可查资料,女真后金兵虽然骑兵比例不是很高(不如蒙古军,其主力野战部队的步骑比例约3:1),但面对明军(步骑比例约10:1)还是有很大优势的,更不用说单兵战斗能力了;直到明清战争后期,明主力野战军的步骑比例和训练水平才接近清兵。明边境战争胜例多是坚城固守然后防守反击,或者山区作战化解骑兵威力,或者一味靠人数绝对优势取胜,或者攻心为上进行政治瓦解,明军单兵的实际战斗力很低,这就意味着当双方人数相当,而明军没有地形或城垒优势时,必败,更不用说装备和地形不如对方的时候了。当然,指挥官的谋略可以弥补战斗力的不足,但俺前面说了,皇帝并不愿出现这样的人物。
  
   数量型而不是质量型军队,是皇帝乐意看到的,更不能出现一支战斗力过强的“方面军”。除非情势所迫,皇帝才会授权组织一支比较强大的“野战集团军”,但必然用种种条件来制约统帅者,甚至当此军过于强大并且将领威望过高时,其统帅必然被皇帝所杀,反正中国人有的是~~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军在越天高皇帝远的地区作战,越容易得胜,而靠近京城的几乎全一败涂地。这就是“置死地而后生”、“将领临阵决断权、自主权的强弱”、“谁都插手无所适从”的缘故了(本公司的施工项目也是如此,长叹~~),而临近京城,皇帝不仅总想过把御驾亲征的瘾,并且还要受到腐儒众多的文官集团的制肘。皇帝也不愿看到京城附近出现一支他不能亲自统领的强大的野战军团。内忧始终重于外患嘛~~
  
  宋代的岳飞也好、明代的袁崇焕也罢,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上述,其他只算次要原因。而戚继光被调往北方后,除了整肃边防并无太大建功,算是“识时务者”了,并且还要充分表现出对文官集团的服从和融入才行。
  
   但是,大家一定有个疑问,虽然中原皇帝自废武功,但为何当时号称200万的明军会屡败于后金之手?后金形成战斗力时不过号称“控弦6万”而已,再窝囊的200人总也打得过剽悍的6个人吧?当时双方虽然有步骑比例区别,但战争多发生在山区,明军又有先进火炮,总不比当年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的装备差别那么大(轻武器基本相当,但重武器相差很大),怎么就打不过呢?且看下文。
3.从清剿到退守
  
  
  3.1第一次决战,清剿变溃败
  
   虽然明军号称200万,但其中不仅有“吃空额”的现象,也有很多地方驻防军、其他方向的边防军、非直接战斗人员等等;而女真刚刚统一获得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成分也比较“纯洁”,“控弦6万”几乎都可开赴战场。据可查资料,明对后金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作战时(萨尔浒之战),前线兵力为8~10万,而一般认为,进攻方应3倍于防守方,再计入步骑比例、单兵战斗力因素,前线明军简直处于劣势。
  
  本来就不占优势,明军偏偏还要“分进合击”!而此种战术不仅需要战前周密的部署,还必须确保各方向的密切联系协调,各方向的统兵官的决断力也要强,并且各方向的战斗力都要较高,这才能在一路遭遇敌主力时拖住敌军,然后其他各路形成包围态势,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敌军。而明军如此打法显然是没把“藩奴”的战斗力放在眼里,妄想凭一路就可击溃后金主力,然后就是清剿了。战斗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了,不是吗?
  
  后金集中兵力消灭明军冒进的前锋,然后穿插歼灭其他各路明军,明军顺次崩溃,几乎全军覆没。俺们应该很熟悉这种打法,是的,红军反围剿作战就是如此。分进合击战术直到老蒋时代有了电台联络也不能很好实施,更不消说明代了。轻敌冒进,劣势分兵,无疑是明军围剿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3.2力挽狂澜,凌迟处死
  
   接下来,后金从防御转入进攻。
  
  辽沈大战,后金集中兵力进攻战略要地沈阳,克之;再战援沈明军,击溃;攻辽阳,再克。明军失去辽沈重地,损失二十万(待考)军队;而后金获得比较富庶的地区,有了根据地。
  
  之后,历次战斗几乎都是在后金攻城拔地和明军损兵失地为结局。这不禁又让俺们深怀疑问,难道200万明军连100万甚至50万都不能集中调用,一举扑杀刚成立的后金政权吗?事实却是,前线明军数量总是和后金军大体相当。而加之行动迟缓,联络协同失利,总是孤城被拔,援军被歼。
  
   而回想前文提及的中原皇帝国策之弊也就不难理解了。首先,军队素质低劣,全靠人多壮胆,遇强敌必崩溃,被包抄必降;其次,无高明的统兵官,须知一将功成须万骨枯,纸上谈兵误大事,明偏偏是文官挂帅,武将们不仅指挥权有限,也无统帅大军的经验和素养,加上腐儒们七嘴八舌一番,不乱才怪;第三,军队分散在各省,不仅调动困难,而且南北军区矛盾严重,各路军队的凝聚力很低,协调困难,坚守悍战者缺乏侧翼掩护和支援,总是被清兵逐一击败,虽然部分南军战斗素养较高,但不适北方地形和气候;第四,皇帝不愿看到眼皮底下出现一个他难以操控的统兵几十上百万的司令官,即使到明清相持阶段,仍不愿集中全国兵力(待想要集中时却被李自成拖住了),更担心此人会“勾结外贼谋图独立”,甚至杀个“回马枪”改朝换代(北宋不就如此而立吗?)。
  
   这时袁崇焕出现了,他的宁远大捷、京城保卫战和之后的凌迟处死堪比岳飞。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家对此人比较熟悉也比较敬仰,但他的实际作战过程往往存在认识误区和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误导。袁崇焕驻防边境后,看到明军疲弱现状,放弃野战,转入坚城堡垒战,可谓明智;他同时看到南北军的矛盾和弊病,开始收拢民心,组建本地化军队,扩充骑兵,终于训练成一支可与清兵野战的剽悍军队,战斗力居明军之首。袁崇焕的经略恰也是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打法(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待后金自身有变,可随时趁机攻占清剿,并不消耗外地军力(但需要全国范围的军饷和装备补给,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之一)。
  
  著名的宁远大捷,袁崇焕以类似西方的火炮+城堡防御,化解后金骑兵的野战冲击力,并不时在炮火掩护下进行反冲击,后金终于因粮草匮乏,人员损失过大而退,但明军因兵力悬殊也不能追击(据可查资料,后金攻城者五六万(此时后金总兵力不超过九万),明守城军不满两万)。宁远之战无疑是明清战争中一次关键的战斗,它和随后的锦州大捷遏制了后金的进攻势头,后金认识到不可能短时间彻底击败明朝,开始劫掠作战,即以部分军力侵扰山西、河北、山东一带,消耗明军实力,瓦解明朝斗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宁远之战是明军首次以少胜多的战例,是发挥中原技术装备和城防优势的典范战例,也使得后金充分认识到火炮的威力,自身开始注重缴获装备,待战争后期清炮兵实力已不弱于明军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后金立朝并不稳固,东有朝鲜,西有蒙古,部族内还有不服者,新占土地的汉人也不“忠诚”,若此时明军能够步步为营,相机进攻,明还是有很大胜算的,尤其在满族内部动荡和远征朝鲜之时,但不幸的是,众所周知,明朝廷再次“自毁长城”。
  
   关于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史学家”们和网上一直存在争议,俺的观点是这样的:
  
   A.后金千里奔袭,实为险着,内部反对者众多,从实际效果看也并不多么辉煌,得以较为顺利的返回老巢应该算个“意外”,这同时也就大大出乎了袁崇焕和其他明将的意料。皇太极其实是想重整士气,树立个人权威,消除可能的内部分离倾向。
  
  B.明军驻防重点在山海关和宁锦一带,山海关以西防卫松懈,后金得以顺利冲过。袁崇焕确实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他没能建立起一套灵敏准确的情报网络,要待内线失守才不得不先率9千骑兵回防,大队步兵根本不及撤回;其次,在几次防守战役取胜后,明军产生骄傲麻痹思想,而后金假道当时并未反叛的蒙古科尔沁部也出乎了明军意料。
  
  C.后金进入明境如入无人之地,一路攻城拔寨,连续歼灭沿途各营明军,“顺利”抵达北京城下。造成这个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都过于靠近前线,在采取攻势时指挥比较方便,但在劣势时也就容易被敌突破直取“首级”;二是明军布防分散,麻痹大意,没有形成此方向的防御重心,虽然人数不少,但各点又都远少于集中进攻的后金兵,加上联络不便,支援不速,又没有统一组织部署,被后金大军逐一歼灭。
  
  D.袁崇焕先头部队仅9千骑兵,这是遭人非议的重点。实际上,在后金攻入明境后,袁崇焕已调兵驰援,但由于人数较少,被后金歼灭,俺个人认为,此时的袁崇焕仍对后金主力位置心存疑虑,认为后金不可能以主力冒进千里,以为这是小股劫掠或者调虎离山之计,后金主力可能伺机进攻山海关;待探知确是后金主力深入腹地后,他首先调集山海关驻军回防扼守要地,试图切断后金军归路,后金虽强,但深入明腹地后总打不过各路驰援的明军,只要北京能坚守城防拖住后金主力,外围就可形成反包围态势,聚歼后金主力于北京城下,然后挥师北上,一举平定后金,这也是后金所担心的,就宁锦战役看,守城明军只要充分发挥炮火和城墙优势,是可以抗拒3倍于己的后金军的,但袁崇焕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城内的情况远非宁锦可比;后金进攻速度确实惊人,袁崇焕手头可用的快速反应部队骑兵可能(待考)也只有9千骑兵,此队骑兵2昼夜行300里(大队步兵不可能做到),终于抢在后金大举攻城之前到达城下,若等大军驰援恐怕城防已破。
  
  E.后金军担心被围,既然已实现作战目的(俺曾经说过,后金当时还没能梦想要入主中原,本次主要作战目的是其巩固内部集权统治,击溃明军士气,掠夺资源财富笼络内部人心),就准备撤回,其主力回撤也可谓迅捷,各地明援军还不及到达。后金的反间计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但皇太极恐怕也没能料到崇祯就真能杀死袁崇焕(俺设想皇太极以为袁崇焕被降职(布防失误)最多撤职就很心满意足了)。崇祯杀袁崇焕的真正原因前面俺已经说过了,中原皇帝是不愿看到一个本朝将领拥有一支精锐的集团军的,并且袁崇焕的威望日高,可谓功高盖主,就早已埋下杀身之祸,兼之还有文官集团、宦官集团的政治斗争因素,崇祯本人又生性多疑,袁崇焕被杀只是时间问题,只需一个导火索罢了。
  
  应该说,袁崇焕确有失职,但罪不致死。
  
   杀掉袁崇焕后,辽军军心涣散,失去了统一指挥,逃散叛降大量出现,后金击破沿途防御和援军,回撤沈阳。
  
   此战是明清之战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后金开始频繁袭掠山西、河北、山东,极大的打击了明朝军民的抵抗意志,同时严重破坏了明朝的华北地区生产力,更加重了明朝其他地区的税赋,推动明朝内部剧变;明朝边防军信仰崩溃,人心涣散,大量叛逃,加上后金的安抚政策,辽兵辽民最后终于成为清军的向导和重要骨干力量(崇祯的怀疑终于变成事实)。
  
  有时,俺不想过多责备投降者,设身处地,当投降成为“主流”时,又是谁的原因?是谁把他们推向侵略者一方?而更为关键的是,当贫民一无所有时,当政府只会盘剥而无力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又为何而战?
3.3第二次决战,大军冒进遭覆没
  
   后金虽然取得重大胜利,每次袭掠也均顺利得手(主要原因是明军畏战并无统一部署,总是被各个击破),但长期无法突破宁锦防线,所以不能动摇明朝根本,但因明军被内部农民军拖住,边防军一味防守避战,清兵得以攻下蒙古和朝鲜,剪除两翼威胁,准备全力攻明。这就爆发了明清的第二次决战——宁锦大战,这场大战也可说是两国赌国运之战。
  
   清兵曾多次攻锦州失利,面对坚城和炮火苦无对策,最终放弃急功近利,制定“围城打援”方针,派重兵把锦州外围据点逐个拔除,对锦州形成包围态势。但清兵在围困初期尚不够坚决,锦州粮道未断,坚守依然。皇太极闻之大怒,亲临前线,指示各旗挖掘封锁壕沟,彻底断绝锦州与外界联系,逼迫明军来救。
  
   明军调集东北各地边防精锐共13万精兵来解锦州之围,其中骑兵4万,步兵9万。东北边防军经多年训练和作战,又有全国给养补充,步骑比例达较高水平(类似现在的“机械化程度”),单兵战斗力达到清兵(含满、蒙、汉、朝)水准,又是集中使用兵力,在解围沿途作战中和清兵阻击部队互有胜负,伤亡相当(相比前期作战,可谓难得,尤其在野战情况下),一步步逼近锦州,围锦清兵已无法阻挡,军心有所动摇。
  
   明军统帅洪承畴和农民军周旋十余年,作战经验丰富,本已和锦州城防军沟通明白(城中尚有半年粮草),决定采取步步为营,压迫式进攻的方式,但文职督军和崇祯一味催战,结果大军冒进,虽迅速齐集松山,但未充分布置沿途兵力,造成后方空虚,随军粮草所剩不多。
  
   围城清军支持不住,清军各将皆有避战之心,皇太极紧急全国动员,遣兵总数还有待考证,据估计约13万左右,与明军相当,准备和明军在松山进行战略决战。皇太极发现明军匆忙前来、前重后轻、粮草匮乏的缺陷,遣兵断明军粮道,并掘壕沟围困明军,此时明军仅剩不足三日粮草,军心动摇。
  
   明军冲击清兵主阵未果,双方伤亡基本相当(可见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但入夜后,军中对明日继续冲围救锦、立刻突围、突围返后方补充等等意见争论不下。结果半夜时分,各总兵分率兵卒突围,而夜间突围马上变成溃逃,被清军大举掩杀,13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
  
   如果说第一次决战是因明军过于轻敌、分兵冒进被各个击破,而本次战役前期还算指挥得当,明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得到改善,这次大败则主要是败在明军体制和高层指挥手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以13万大军冒进,被困孤城造成军心动摇;前线统帅没能得到完全授权,皇帝试图千里遥控,文官填乱,却是明军痼疾,如10余万大军奋力向前,锦州很可能一战得解,也可获得粮草补充,而清兵遭到重创,即使不紧迫追剿,边境也能得到一个稳定时期,此时挥军平息国内动乱,明朝或可再支撑若干年也未可知,即使等天亮整军选择包围薄弱处突围,以清兵军力,也无法阻挡明军主力,而锦州尚可支撑,再战结果未知,但此处伏笔在朱元璋那代就已埋下;兵卒虽勇,将领却孬,遇挫被围即肝胆俱裂,纷纷自行逃离,造成军心溃散。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较少被提及,就是明军情报可能又出现问题,极可能错估清兵总兵力(有记录说清兵达24万),而明军精锐和清兵战斗力不过相当,如清军人数多于明军,加之连年的军事失败自信不足,也就不敢再行进攻,同时,皇太极面对危局果断的变守为攻,断绝锦州城和松山的所有外界联系,明军也难以了解四周清兵究竟多少,清兵肯定还要设迷阵虚阵,加之明军后路被截,士气必然崩溃。
  
  反观清兵,皇太极破釜沉舟调集全国兵力决战,势在必得,清兵作战初期动摇后仍能坚守阵地,并最终实现作战意图。清兵决战之时态势非常不利,此时清兵的兵力和明军基本相当,极易被明军里应外合击溃,能够得胜全赖士气和指挥决心。同时,清军预料到了明军溃围,进行了截杀布局,得以全歼明军。
  
   松山大战清军大获全胜,锦州不久也即拿下。
  
  此战后,明外围防御据点全失,只得退守山海关一线,如被突破,骑兵三昼夜即可至北京城下,明对清已无力进攻。明东北边防军和华北驻防军精锐尽失,只能把剩余力量全力防守边境,在华北腹地已无野战能力,为后来李自成挺进北京敞开门户。
  
  此战后,明清两国国运已定,清取北京仅是时机问题(清当时仍不认为自己有入主中原的绝对把握,明还禁得起失败,而清因为兵力有限和旗间组织尚不够紧密,却禁不起一次大的损失)。
  
  
  
  4.天灾酿剧变
  
   地球有周期性的暖湿/冷干周期,每次气候转变过渡期都会造成自然灾害频发。如果将气候变化图和历史朝代、战争演变图叠加,就可以发现,气候转变过渡期恰也是战争频发期,往往酿成改朝换代。同时可以发现,在冷干期,往往是游牧民族进攻甚至入主中原时期,而暖湿期则是农耕民族反攻游牧民族“开疆扩土”时期。
  
  这是因为,亚欧大陆边缘受海洋季风等自然气候影响,适于农耕生产,越向中心降雨越少,直至形成草原,最终形成中亚沙漠。每当自然灾害频发期到来,沿海地区虽然受到影响,但如能妥善调配粮食,虽有饥荒但仍能保持民族生息;而草原生态极为脆弱,畜牧生产的周期比农耕生产的长很多(牛羊马等牲畜繁衍一代约须3年,而农业可以二季三季式的生产,并有多种作物可供选择和临时抢种),畜牧生产的季节性更强(在原始畜牧阶段,牲畜产仔必须要控制在夏秋两季节,以保证母体怀孕和幼仔成长时期得到充足的食物),一旦遇到一次大面积的气候灾害或连续几年的灾害频发,可能酿成民族灭绝,或者就要侵入中原地区谋求生存。在冷干期,草原生产能力减弱,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就会“拼命”占据中原;而到了暖湿期,农耕民族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就会试图“报仇”,同时草原的生产能力增强,游牧民族打起仗来也就不够“坚决”,往往退往草原深处。
  
   地质和气候灾害也会酿成国家内部民变,尤其是发生在国家政治或经济核心区域的时候,不仅造成平民死亡,还会制造出大量“灾民”和“流民”,根据“血酬定律”,如果这些灾民无法得到及时救济,面临挨饿(肯定死)还是冒险(可能死)的选择时,就会爆发农民起义。如果是局部的短时的自然灾害,如果政权能够及时救济,仍是可以维持统治的,如果自然灾害大范围爆发,就会酿成全国性的农民战争;而当自然灾害连续爆发,还会形成互因爆发(旱灾引发蝗灾,水灾引发瘟疫),同时还会遭到游牧民族的侵入,在内外交困下,这个政权就极为危险了。
  
   上述这些就是“天时”,被古代星相/气候/地理学家们神秘化以后,就成了“天命”,星相学家们常借异常天象(往往带来气候变化)醒喻君王。“天命”有不可(人)为的,比如气候的周期演变,天命也有可为的,一是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各地配给,避免灾民暴动;二是通过神秘主义宣传和君王“勤政”、“爱民”、“敬天”的表率,给予民众信仰和希望,延缓矛盾激化。但神秘主义是把“两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它神话统治,或将道德观、政令、法律加以神化获得迅速普及和执行,但造反者也可利用神秘主义吸引民众信仰,灾年更可说成是执政者“气数已尽”,同样能获得民众广泛认同。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秦土地肥沃富饶,但因自秦国兴起之时的过度开发,和几朝建都人口爆发,以及长年与西北游牧民族战争影响,生态系统已经极为脆弱,无法继续作为国都所在,所以自宋代起就不在陕西建都。但此地进可攻退可守,仍作为防御西北的重地,驻军较多。明代军饷多由本省内部供给,各省间协调则十分困难,筹集的军饷粮草又大部调配东北前线,所以明末的天灾爆发时,陕西驻军的粮草供给严重缺乏,军属都有卖儿卖女事件发生,也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当欠饷达30个月的时候,李自成领导的驻军和灾民起义爆发。
  
   每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会造成全国范围的动乱,平民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破坏,还可能招致外敌入侵,这是某些人贬低和敌视农民起义的原因。但是,在面临“必然死”还是“可能死”的选择时,你又会选择哪个?也只有选择后者的才配活在这个世上,才有可能成为“民族的脊梁”。而一个再“先进”的王朝,如果不能保证平民的温饱和人身安全,那它还是“先进”的吗?难道每个中华帝国时期不就是在检讨和反思前朝和自身中才得以进步的吗?
  
   从某些角度看,这次农民起义“必然”要爆发,因为天灾,因为边境战争,因为社会贫富极端分化。虽然历史不能改变,但俺们不妨假设,如果对后金的战争能够即早得胜,哪怕忍一时屈辱先对后金采取议和的缓兵之计;如果贫富分化不那么悬殊,国家能有效的调配救济(贫富悬殊后,国家的控制力也会被大资产者所分化瓦解,并造成社会不公心理爆发),也许就能扑灭或者拖延此次农民起义的爆发,也许…….但众所周知,农民军几经转战,初期虽遭挫折,但终于酿成全国风暴,向北京进军。
  
  天灾和人祸的作用下,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就算死了李自成,还会有王自成,刘自成,甚至蜂带刀之类,只要灾害扩散到全国范围,只要越来越多的灾民走投无路,或早或晚,结果仍然相同。朝廷的军队能砍下几千颗几万颗灾民的头颅,却填不饱几百万几千万灾民的肚子,随着砍下的脑袋越来越多,终会造成军饷更无着落,官军终也会变成流寇。
  
   所以俺们在曾经剽悍、辉煌、骄傲的明朝历史的最后,看到的是东北边防军死守山海关,清军埋伏关外蓄势待发,而百万(号称)农民军挺进北京。
 5.满清入主中原
  
  
   明末农民起义具有其特殊性,虽然改朝换代的导火索大多是农民起义,但往往被旧贵族、地方割据政权所利用或架空,但这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因为旧贵族和地方割据政权还是具有一定的执政素养和经验的,他们本身虽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但因为政治需要,会尽力使得地主和贫民的矛盾有所妥协和缓解,在能预计到胜利必然来临时,也会整肃地方,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历史的经验是,领导进步的往往是社会的中下阶层,而不是保守的上层或者过于激进、盲动的下层,中下层具有变革的欲望,能够通过道义和道理形成坚强的信念,同时具有相当的素养、受到过一定的训练。虽然最终称帝的可能是上层和中上层的某个枭雄,但此人领导的骨干力量必定是社会的中下阶层,也即读书人、专业技术人员、宗教人士、中小地主阶层等等,也只有如此才能及时恢复生产力,及时使社会形成新的平衡。就算是草莽枭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在听取了投奔的汉族或其他有过建国经验的民族的谋士的建议,也采取了内部的休养生息、道德贯彻、缓和民族矛盾等等措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成为“龙兴”基础。
  
  可悲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首领们并没有如此素质,和整个地主阶层、儒教阶层等等社会的上层和中层形成尖锐的对立,造成民族、国家信仰的彻底分裂。同时因为明代政策(文武分治、文官挂帅、重文轻武、重数量轻质量、省际分治平衡却矛盾重重等等),官军一方也没能出现大范围武装割据或者篡夺起义军领导位置等等的局面,没能挽救危局,加重了上述矛盾和恶果的激化。
  
  李自成军一路转战,没能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根据地,同时在沿途不断和地方地主武装作战,虽人数众多,但多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进入北京大肆抢掠,更失去华北民心。农民军虽号称百万,但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并不多,沿途抢掠得手的又会纷纷逃亡回家。华北地区长期受到清兵袭掠,人口流失严重,又经过连年天灾,生产力下降严重,很多地方武装很多也并未征服,农民军也得不到有效补充。这就为李自成军的失败埋下伏笔。
  
   这次轮到吴三桂出场了。此人负千古骂名,又颇有争议,其实,争议都来自“脸谱化”的“简单片面”的看待人性的误区。俺们习惯把一个坏人当成从小就是坏蛋、天天做坏事,但事实并非如此,盗亦有“道”(道德观和具体行规),土匪尚有孝子,强盗多讲义气,关键是要看一个人对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影响来判断善恶,还要结合其成长环境和经历来看待表现实质。
  
   吴三桂手中虽有精兵,但总数不过十多万,面对号称百万的李闯军,并不自信能够战胜,并不存在某些人推测的“吴三桂领兵回朝或可保明朝不亡”的结论。从民族信仰的角度判断,吴三桂所领的边防军,民族感较强,对朝廷的效忠感很强,而农民军的“劣迹”传闻和最终颠覆明朝,必然会产生“老子在前方拼命,你们在背后捅刀子”的想法,对农民军比较仇恨;从现实利益角度判断,吴三桂降李自成不过是“前朝降将”,必然受到排挤打压稍不留神就脑袋搬家,而投降满清则是“开国功臣”,自可裂土封王;从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宿命论角度判断,大明气数已尽,对朝廷的效忠感无所寄托了;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判断,吴三桂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李自成代表贫民阶级利益,双方在明末的矛盾不可调和,反倒是和满清统治者利益更能够找到共同点。而且此时还不能盖棺定论,关键在于,吴三桂不仅一路追击失败的李自成军,还要追杀明军残部和国君直到缅甸,并亲手绞死,这就无法说其具有什么对朝廷的坚贞效忠,也无法说具有什么民族信念;其后,他后来造反是在满清朝廷步步紧逼下先下手为强,也没有得到当时全国汉人相应,并要自立称帝,而当时还有几个前明皇族后裔在世。俺虽给他四条开脱的“理由”,但无法抵消后面的事实,吴三桂是大汉奸可以盖棺定论了。
  
   据可查资料,著名的一片石大战,李自成提精锐6万(如此决战竟只带6万,没有形成对防御方的绝对优势,可见号称百万的农民军的迅速衰败),与吴三桂5万精锐作苦战竟日,双方均筋疲力尽,此时清生力铁骑杀入,李自成大败。
  
  清兵此时进关十余万,加上吴三桂军,共二十余万。人数看似不多,但均是久战精兵,是明清两国的最精锐部队联军,骑兵和炮兵比例也是明、清、农民军中最高的,战斗力极强。
  
  曾有朋友提及清兵此时骑兵比例并不是很高,战斗力似乎被俺高估了,俺查找了一下《明清战争史略》,加上本人推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由于兵员扩充,清兵中骑兵比例确实不是很高(明清大战时期双方步骑比例约2~3:1,此时应略降低),但仍比其他地区明军和农民军高得多;b.明清马匹多来自蒙古,而蒙古后来与清联合,清兵骑兵总数一直持续增长;c.农民军中骑兵比例很低,应该还要少于明军;d.骑兵训练需要时间和经验,明边防骑兵战斗力尚可,农民军的骑兵只能算马上步兵而已,战斗力根本无法与清骑兵相比,后来的战斗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e.虽然清兵中骑兵比例并不是很高(相比蒙古军),但入关均为精锐部队,可集中使用骑兵,入关部队中骑兵比例必然很高的。同时,清兵缴获了明军较多火炮,通过投降明军训练了自己的炮兵部队,并拥有较多实战经验,明边防军的火炮数量和操控熟练度也为全国之冠,技术装备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如果把骑兵和技术装备折算成三倍的步兵(使用得当还要更高,即把骑兵和炮兵集中使用在大型决战场合),满清和吴三桂相当于拥有了40~50万军队,如果加上单兵战斗素养、体能、战斗经验等等加权因素,哪怕只乘以2倍(已经很低了),满清和吴三桂就拥有了80~100万军队,而满清和吴三桂军不论主帅还是各级将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尤其是指挥大军团和大型战役的能力又要远高于其他明军和农民军将领,再乘以1.5倍系数,则满清和吴三桂的部队折算成明军和农民军就可能达到120~150万。相比之下,各路明军和农民军空额较多,逃亡严重,加之互相PK乱作一团(明军和农民军打,明军各拥立的皇亲之间打,农民军之间也打),就算总兵力能达到300万(大灾之后恐怕很难),还要减掉100万的自残人数,兵力也就和敌军相当。满清和吴三桂军总是能形成拳头作战形成局部优势,明军和农民军却各自为战,只要没有太大意外,胜负可知了。
  
  当然,上述是理想状态,而且是平原野战场合,如果明军和农民军能够依托优势地形和城防,获得优势的城防炮火支撑,那么攻方就需要三倍兵力;但防御一方必须进行防守反击和里应外合的反包围,否则最终会困死孤城,攻方也可“围城打援”,但总的来说,攻方所需兵力至少应为守方(含城防军和援军)的1.5倍方足够调用;如双方兵力1:1就需要攻方几乎不出错,守方连续失误才行;而攻方如少于守方,则需将守方分股调出防御阵地,逐个歼灭,使双方兵力比逐渐逆转,但往往难以实现全歼守方敌军,只算攻势防御,主要为了阻止对方进攻自己。这样计算,明军和起义军只要能协调配合指挥得当,并非没有机会。
  
   农民军的初期失败和撤离北京并不意外,不过汉族军队还可以退守山西、陕西、江南、四川(在华北平原是无力和敌军对抗的),休养生息,待敌自乱,里应外合,恢复中原。但李自成军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乌合之众们先“忙里偷闲”自己PK一下,残部只想着“逃回家”罢了(也是因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被吴三桂一路追杀,而蒙古已与满清联合,陕西两面受敌,农民军主力覆没。南京作为明朝的“贮备都城”,这时建立弘光政权,兵马号称百万有些夸张,但几十万还是有的,本有可能反攻清军,但却又陷入太监与东林党的朝廷斗争,几路军队内讧,瓦解部分,逃跑部分,投降部分,最后只求自保而已。当清兵进攻时,明军“文官挂帅,号令不一”的老毛病再次发作,城池逐一被攻陷,虽有史可法守城悲壮,但战略失误、内讧、民众信仰崩溃,失败乃是必然。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往往叛军对于前身军队的作战更为凶残,因为叛军实际无路可退,这次更背上“汉奸”名声,吴三桂军也只能为清军效死命,杀尽农民军和前朝军队方为心安。清对吴三桂类叛军的使用也分两个阶段,先是主要用于剿杀农民军,南明弘光政权覆没后,叛军无心理寄托,叛变行为也板上钉钉后,才又主要用于剿杀明军残部。
  
   此时,农民起义军和明官军残部,还在各地摩擦不断。明残部各拥立若干皇帝,他们之间有攻伐无合作。也就是说,当时汉人并无统一有力的“信仰代表”来指挥作战,多个“天子”都自称“真龙”,让民众无所适从,而几百年的儒教极端化的思想,又必须得找个“真龙天子”才有“主心骨”,结果被清军和叛军各个击破。
  
  当农民军和朝廷军走向联合时,明江山已沦陷殆尽,无力与清兵和叛军对抗。满清最终统一中国。
6.清的国策和制度实质
  
   对于满清的国策和制度评析有很多文章,但俺不想深入研究官僚制度、金融财政这些,俺更关心满清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文化演变。
  
  骄傲的汉文化流传了2千年,远领先于周边“蛮夷”,甚至也领先于世界,虽然本身存在某些痼疾,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东西(除非上帝,但它并不在世(俗)),数个周边民族都曾企图占据中原的花花世界,有几个也成功过一阵子,但时间都很短暂,或者就必须完全汉化,彻底融入汉民族。满清却保留着本民族特点统治中原汉人几百年,这简直是个奇迹,即使英帝国也是以更先进的文化统治殖民地的。经历了萌芽的秦汉、扩张的隋唐、内敛的宋明的中华帝国,满清帝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是否能够避免前朝误区,还是重蹈覆辙?一度强大的满清帝国又带给了国民性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俺从来不会试图绕过任何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6.1联亲藩属
  
   在以前的一个帖子里,俺说过“联亲和姻”政策对于汉人帝国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作为“缓兵之计”,维护边境的暂时安定,而且可以输出文化,“和.平.演.变”周边藩国,尤其是中原儒教形成的强大的“道德向心力”会起到文化征服的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其可以转变“战争性质”的力量。
  
  俺曾经说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战争可以分为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两种,宗教战争是来世利益之争,政治战争是现实利益之争。前者往往表现为奋不顾身的牺牲和虐杀战俘,作为对信仰的奉献,并以此换取“天堂”中的位置;后者往往表现的较为理智人道,因为人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若都死掉了要其他资源何用?但除了几个特例,每场战争都表现为不同的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的因素和部分,甚至作战双方的宗教性和政治性也会不同(比如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就是具有宗教性的政治战争,而对于越军这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战争)。如果说到近现代的那些“国际公约”的制定背景,其实都是在政治战争下做出的(西方诸国的信仰基本相同)。对于“民族间战争”来说,起因主要是生产资源争夺,但作战日久,其宗教战争性质就会成为主要矛盾,就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鼓动下的残酷战争。
  
  联亲和姻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中原皇室女性嫁给周边藩国国君,这样双方皇室就成了“亲家”,藩国以后的国君可能就是胡汉混血,即使双方仍会出现边境冲突,其宗教性、民族性就会大大减弱,转变为几乎完全的政治战争,而政治战争是为了现实利益的,也可以容易和解的。既然联亲,双方就订立了比“歃血”更紧密的联盟关系(血脉融合),利于长久和平共处。陪嫁过去的往往还有大量的文职、技术人员,可以起到文化征服的作用,而且肯定会渗入情报人员,在当地建立庞大的情报网,这对中原政权来说都是有利的,藩国能得到先进的文化技术,也不算多吃亏。就实际效果来看,匈奴皇室后裔在晋乱造反时,还要扯出“刘汉”旗号,可见文化征服的效果。
  
  至于曾经被某些人士关心的联亲双方和当事人心态,俺个人想来,中原皇帝自可认为占了人家大辈,而藩国国君搞到了中原公主,可算“双赢”,哈哈~~至于公主们的心态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怎么说对方也是一国之君嘛~~以后自己很可能就是一国的国母,而中原宗室公主众多,自己未必就能多么显贵,就是永远不会见到亲人未免伤心。
  
  联亲政策在中国朝代初创时有着重要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边境冲突,防止初期的内忧外患同时爆发,满清学习并运用了这个制度。当满清立足稳定后,又用铁腕征服周边,加强对藩属的行政统治力(派驻行政大臣),最终成为一个版图辽阔的大帝国。
  
  6.2分化内族
  
   汉族开始于汉代,前身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或者说汉代方始形成汉民族的信仰观。在中华帝国内部自古就存在众多民族。“民族主义催生民族,而不是相反”(《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由于是在书店随手翻的,作者没记住,一本很薄的书竟然标价20.00,就没买。呵呵~~)),汉民族不论是人口、地域、宗教信仰和文化技术,都远领先于其他民族,必然产生骄傲自大和恃强凌弱之心,但同时也有条件采取较为宽容的心态对待“蛮夷”,尤其在儒教文化的灌输下,使得汉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众不同,只要信仰和融入儒教即可被汉人认同,这在当时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同时也被满清统治者所利用。
  
   自宋代儒教加入道教神秘主义学说后,天命论和宿命论渗入原本基本无神的儒教思想中,虽然这更利于儒教的推广和渗透人心,可以为统治者所利用神化统治,但造反者同样可以利用其来神化造反的“天命必然性”,同样都用来坚定军队信心和迷惑普通民众,满清统治者自努尔哈赤起就这么做了。
  
   明之所以亡,内外因都有作用,内因更是主要的,满清统治者深知这一点。在国策中他们一方面避免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但同时又继续加大了汉人中思想意识的灌输。满清统治者以敬天而民族性不强的儒教、外来传入的佛教作为立国信仰,而打压其他具有战斗性的宗教,比如道教的符禄派、伊斯兰教、明教(拜火教)和其他一些佛道融合、中外融合具有战斗力的宗教,即用无战斗力的无民族特征的宗教信仰制约可能的民族性战斗性的宗教信仰,而且佛教、儒教的信众甚广,教义博大精深,其他宗教教义很难匹敌(道学和道教丹鼎派教义也深,但其政治诉求都是“政教分离”,无战斗性)。而如此下去一段时间,汉人的民族主义就被瓦解,民族属性就变得含糊和虚无起来。
  
  对于满清统治这个问题,汉民族自身就变得自相矛盾起来,因为满清符合了汉民族所信仰的儒教思想,也可算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偏满清入主中原后,也渡过了气候转变期,年景不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天命所归,本来就很现实的中国人(因为儒教而现实)也腻烦了连年战乱,开始认同满清的统治,反清力量只能隐匿在偏远地区了。
  
   满清统治者采取了北朝制度,促进满汉融合,避免满汉矛盾过于激化,但却有意分化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前面俺说过,朱元璋借明教起义,同时任用大量回族将领,这主要是因中国儒教、佛教的主要流派已无战斗力可言,而道教主要派别在元初即投靠,只得利用西域传来的其他具有战斗力的宗教来增强信仰感了。明代回汉较为团结,可以说回族是汉族的主要助手,蒙古大多部落和汉族在明中后也实现妥协和解(松锦之战中仍有蒙古兵助战明军)。满清为了避免各民族的联合造反,就分化瓦解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制造民族间矛盾,同时也顺手制造了不少汉民族内部矛盾,地方民族动乱时有发生,而满清政府以秩序维护者的面目出现,相对维护汉民族利益弹压其他民族,似乎成为了汉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成为一种必须必要的心理依托,汉民族虽然被满清统治,但地位实际在其他大多民族(由于蒙古一些部族和满族联盟很早,所以蒙古地位也很高)之上,也获得了一种畸形的满足感。(鉴于可能涉及敏感问题,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查阅清代回民暴乱和南方居民迁徙冲突暴乱资料)
  
  民众没有统一的信仰,就不能脱离一盘散沙状态,就不能对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统治者造成威胁,几百年下来,“一条龙”就真的变成了“一窝虫”。这对于国家长远利益是毁灭性的,但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是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对于人口占少数的统治民族来说是一种“不得不”的政策,从这种角度看,满清的统治者很高明也很成功。
  
  6.4扩张止,衰落始
  
   以武力谋求和平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暴力征服,让对手不敢正视,一种是以强大的武装为依托,让对手不敢挑衅,两者要适当的灵活的运用才行,因为维持强大的武装和这个武装力量本身可能将对政权构成威胁。
  
   满清初始的体制应该说是比较原始和落后的,和蒙古有些类似,皇帝在贵族中推选,或出现“伟大”人物征服其他部落。有时看起来似乎相对于“皇位世袭制”比较“民主”,但在产生新皇帝的过程中则极易造成内部动荡甚至战乱,还可能成为民族从兴盛到衰落的开端。并且造成中央集权不够强大,酿成国家事实分裂状态,为地方割据冲突埋下伏笔。为了维护民族统一,为了提高新皇帝的威信,为了满足其他贵族的欲念,满清建国初期就必须不断对周边就行袭掠式战争。
  
   袭掠式战争必须在自己的根据地内终止,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后金取辽东后就开始转变策略,对外继续袭掠,对内则维持安定,促进生产。满清取得中原后,对反清力量进行强力镇压,但同时也终止了对中原地区的掠夺,转为维持安定,恢复生产,远高明于元统治者。但为了能满足满族贵族,对他们又提供了一定特权,并开始向更远的周边进行扩张运动,因这时满清成为了正朔,就不能叫袭掠了,转而叫做征服。
  
   俺曾经说过,宋明看到隋唐扩张之后,因为技术手段限制,不得不给与地方军政权过高权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这才施行内敛的政策,加大中央控制力,清难道就不知道这点吗?清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满清扩张后并没有出现地方割据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满清是一个人口占绝对劣势的统治民族,满族的封疆大吏无法也不敢造反割据,而汉族文武官员要到清末才能掌握较大兵权。所以满清能在隋唐的扩张模式下,又运作宋明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并通过意识信仰灌输,集中华第二帝国时期和第三帝国时期之大成,创造中国的帝国时期最后的辉煌。
  
   但是,当清的版图再次扩张到隋唐年间那种无地可扩(遇到中亚沙漠)的状态后,国内的汉民族反清起义也陷入低谷,必然重新走上中华几个帝国时期的老路,盛世之下必危机潜伏。不过是因为担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终爆发全国范围的起义,清代帝王多勤勉而已,但俺们知道,勤勉只会拖延一下历史的脚步,并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
 7.从常胜铁骑到原始的军队
  
   不论后金还是满清,对付明军基本是全胜的,尤其是在野战时。明军能取得“大捷”的,大都是城防之下,后金止步,甚至很难进行“防守反击”,但明军的炮火仍给与满清深刻印象,并想方设法缴获装备,当明清战争后期,清军炮兵和明军主力相当,远强于明军其他部队,更不要说农民军了。这样,清军不仅拥有了一直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还用有了东亚大陆最强大的炮兵部队,很长时期内确是所向无敌的。有了先进的装备,清兵也才能在后来对以骑兵著名的蒙古部族的讨伐中大获全胜。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火炮制造是高科技,仅靠寻常铁匠敲敲打打是不可能做出来的,要控制铁矿资源、拥有高技术人员、施行标准化生产等等,周边地区根本不具备生产火炮的条件,只有中原军队(明、清)才能引进西洋技术制造,这足以在东亚大陆长久的领先下去了,根本没人可以竞争。但当时的火炮和火枪还比较原始,装填时间长,弹药性能不稳定,重量很大,一般只用于城防或野战布阵防御而不是野战进攻,这也是明清战争初期,明军随有火炮优势,但野战仍不能取胜的原因。只有出现了膛线、后装填、金属子弹、自动上膛等等先进技术后,火枪才最终取代其他兵器的位置,而当重机枪和现代火炮出现后,骑兵就开始下岗了。
  
   当满清军队“天下无敌”后,和明朝的政策类似,同样走上了有意遏制新技术,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老路(详见前文论述),虽然装备一定数量的火炮和火铳,但在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的兵器技术和工业停滞了下来。因为这样就足以称霸东亚了,任何新的技术都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
  
  虽然康乾时期就得知了西洋枪炮威力惊人,但当时枪炮技术仍不成熟存在很多缺陷(没有膛线的枪管射出的子弹甚至能被大风吹回来,装填速度也很低必须由其他军种护卫。在拿破仑时期,火枪手得排列多层密集阵线以保证密集连续的火力,在大平原野战时,火枪威力就会大幅降低,而骑兵多装备几把短枪,打一下扔一把,冲到跟前就挥刀上阵了),不足以对人多势众刀马娴熟的清兵构成太大威胁。
  
   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曾经骁勇无敌的清兵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纨绔子弟的,清兵在清朝整个历史中对对付边境和内部叛乱上全都取得了胜利,而旗兵对西方军队的作战中也有英勇表现。但是,满清停滞的200年,却是西方取得突飞猛进的时期,当终于面对拥有近现代军舰、火炮、步枪的西洋军队时,这种代差无异于弓箭骑兵对付只有木棍的原始人,而这次轮到骁勇的铁骑们成了原始的靶子。
  
   当满清终于决定装备西洋枪炮时,却仍然频繁惨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先进的技术装备还是需要善用者的,西方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更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技术素养。而且先进的装备也需要士兵的勇气,需要指挥者的才干和决心,脱胎于畸形社会的汉人士兵的作战信仰早已成为“雇佣军”而不是“民族军”,很多汉族高层将领在“光复中华”还是“抵御外侮”中徘徊观望,又怎能取得战争胜利呢?
  
  
  
   关于清末民族心理和战争过程,请参见《该摸哪块石头过河?——系列之四》的第一章“反思与探索”,或搜索本人在《中国近代宗教战争》中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战争的分析,在此就不重复了。简单说就是:
  
  由于满清的分化政策,和很久以来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成为满清政治军事重心等原因,清末的中国南北分化非常严重,而“革命”也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爆发;中国传统宗教愈发无力,信仰不断虚无,佛教、道教、儒教均不足以成为全国性信仰,随着他们的瓦解,民众甚至转而依附原始多神教(义和团运动),当再次和洋教“斗法”失败后,转为彻底虚无,也即鲁迅所说“麻木的看客”。
  
  新生就在废墟中建立,各种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奔跑过西学为用——君主立宪——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满清作为人口绝对劣势的统治民族不敢放权(若是汉族政权则很难说了),袁世凯是中华帝制最后一次挣扎(若提前几年也很难说了),但当时民主信念已深入中国精英阶层,中华帝制彻底告终。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也由于历史的沿革原因,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因为思想意识基础、国民经济模式基础和千百年中华帝制的影响,体制基础还远未成熟……
  
  
  
   明亡清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选择了屈服,造成了中国近代的种种弊端,至今也不能彻底革除。有人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归咎于满清的入侵,归罪于李自成的起义,但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个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体制是不是就是“正常”的,该不该千秋万代万世一系下去?李自成为什么要起义,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他造反?
  
   究竟是什么让帝国衰落,让民族屈服?看过本文,希望大家已经找到了答案。
好文章,很多想法和我一样!
超级好文章,我佩服。我整整看了1小时,把它看完。很受启发,谢谢。
我始终为一个问题困扰:松锦之战中,清军一夜挖掘三道长壕断明军粮道,清军兵力多数都在当民工(当地被清军长期围攻,居民应该不多,清军只有自己动手),明军为什么不抓住战机以主力突击,甚至连部分兵力袭扰都没有?

如果说过去是明军畏惧和清军野战,那这次已经交战多次,双方旗鼓相当,应该已经有一定信心了,为什么在决战前依然如此迟钝被动?

其实这次决战,清军胜利也是险胜,但是皇太极的主动求战精神,却是洪承畴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