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历程——人民空军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图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6:04:10
]]
]]
]]
  三、军阀属下办起红色航空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标榜“联苏联共”,在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后,扩建了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并设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训飞行和机务人员。
  当时,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的代表,他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从红军中选一批人,送到盛世才办的航空训练班学习。陈云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最后达成了为中国共产党培训航空人员的协议。
  中共中央对选调学员非常关心,要陈云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尽可能做到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人入选。1937年10月初,陈云来到红军西路军进疆部队(代号为新兵营)挑选学员。确定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经过考察,选中25人。同年11月,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到延安后,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挑选了19人。陈云在送他们赴新疆学习时,勉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938年3月,两部分学员会合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继任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代表邓发宣布了学习组织和分工。当时,组成两个班,一个飞行班,吕黎平任班长;一个机械班,严振刚任班长。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这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色航空队”,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新疆航空队”。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航空队。尽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利用各种机会选派共产党员到广州革命政府航空学校和苏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但组建较为正规的完全由我党领导的航空队,这还是第一次。
  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正式开课。先是进行航空理论的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航空气象学》等。学习这些内容,对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军学员来说,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课的第一天,国民党飞行教官王应其明知我军学员实际上只是小学文化的情况,却在讲《机械物理学》之前奚落大家:“你们都是中学毕业生,现在复习一下早就学过的普通物理,什么叫物理三变态?”他接连问了我军三名学员都回答不出来,就火冒三丈地说:“中学毕业竟然回答不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没法教这门课了!”教育股长王聪讲《飞行原理》时,见大家听不懂,就挖苦说:“没念几天书还想学航空,给你们讲课,简直是对牛弹琴!”面对理论难关,航空队党支部激励大家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论难关,并将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与文化较低的学员配对,组成“互助小组”,建立“包干制”,不让一个人掉队。当盛世才的人带着妻子、女友,逛公园、看戏、看电影时,我军的学员们却在拼命地学习,常常通宵达旦。我军的学员们硬是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初步掌握了航空理论知识。一个月后,教官进行考试,我军学员个个及格,教官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经过一段共同的航空理论知识学习后,飞行班和机械班分别进行专业训练。飞行班学员从1938年4月8日开飞,到1942年4月毕业,先后飞过苏制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个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和实习锻炼,于1939年9月毕业,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到飞行班毕业时他们已能熟练地掌握苏制4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其实,我飞行班学员在1941年秋就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可以毕业。按国民党军队规定,学员毕业后可以授予中尉军衔,月薪一百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待遇),还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可是学员成为军官以后,飞行时间就要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大家一致要求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推迟毕业时间。后经党中央驻新疆第三任代表陈潭秋的积极交涉和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我军学员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盛世才航空队的军官们听到这个消息,不得其解地说:“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们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不同的使命和志向,他们哪里能理解我们学员的胸怀!
  这些学员在新疆学习期间,党中央对他们十分关心。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两次经过迪化时,都特意接见了学员代表,并深情地对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去航空队看望大家,请你们转达。并鼓励大家说: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旦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将来我们建设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很差,体质明显下降。陈潭秋经向中共中央请示,确定从新疆共产党组织历年来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他们的伙食补助。在当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照顾。
1942年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时,在蒋介石的拉拢和怂恿下,曾经高唱亲苏亲共调子的盛世才,撕下伪装公开反共,并于9月17日,突然分几处软禁了共产党在新疆工作、学习和从苏联归来路过新疆的人员。在航空队学习的这批学员,先被囚禁在迪化市北门里教导队驻地,后又转移到南门里的“刘公馆”,完全割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11月6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施行残酷折磨。这批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以威武不屈的政治节操,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身处铁窗之中,还坚持学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准备日后为创立人民空军作贡献。
  中共中央得知这批人员被盛世才关押以后,曾经多方设法营救,并请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盛世才拒不答应。1945年8月,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直接交涉,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后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又亲自登门拜访了国民党政府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经张治中多次电陈蒋介石,再三催促,这批被关押了三年九个月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在张治中和迪化市市长屈武的关照下,这批人民航空的种子和骨干于7月10日顺利回到了延安。
延安的党政军民为他们的胜利归来隆重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关照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准备迎接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这批幸存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航空骨干力量终于保存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除利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航空训练班培养航空人才外,还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布置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共产党员报考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自己培养航空人才。这些人学成后,大部分先后辗转来到延安,后来也都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四、延安航空机构的曲折变迁
  1940年10月,从苏联学习航空后辗转回到延安的王弼、常乾坤,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延安建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指出: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要有耐心。
  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筹备工作。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选定了校址,配备了干部和教学人员,选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10日,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县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先学数学、物理、语文、俄文等课程,提高文化水平,尔后学习航空理论。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来抗大三分校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随之改编为军事学院的第三大队。他们除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如考白铁活,拿一块铁皮做成一个茶杯;考木工活,做简单的凳子、盒子等。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随之撤销。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航空组成立后,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后又协助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负责看管和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所乘的飞机,就是由他们负责维护保障的。9月、10月间,航空组还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留下来的航空器材。随后航空组全体成员在常乾坤率领下去东北筹建航校,延安的航空组即行撤销。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接收了张北、灵丘和张家口等4个机场,还有两架飞机和一批航空器材、油料。1945年9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王弼任站长。航空站设有场务科和修理厂,负责保管飞机、航材和油料,保障飞机的起降。后来,因为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航空站将飞机、航材和油料撤离张家口,其使命随之结束。
  延安工程学校、航空组以及晋察冀军区航空站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些航空机构却起到了在战时保障航空和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储备干部、培养人才的作用。
  五、迎着太阳飞来的“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在重要转折关头。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汪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爱国行动和革命政策的感召下,追求革命,毅然脱离反动阵营,接连驾机起义,投向光明。
  1945年8月20日,汪精卫伪政权的一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等3人驾驶,少尉飞行员管序东、空勤机械士沈时槐、黄文星等3人随同,从江苏扬州机场起义飞抵延安。周致和等人起义后,受到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和欢迎。参与这次起义的还有汪伪空军航空处主任白景丰少将、汪伪空军参赞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士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他们由共产党地下组织指引,携带眷属从陆路抵达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这架飞机,是日本政府送给汪伪空军“国府专机班”使用的,被命名为“建国”号。它是第一架由敌对营垒起义飞往延安的飞机。因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后来改为820号。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共产党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的经过是: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因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军籍,于是到南京找到汪伪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经商量,两人决定脱离反动阵营到延安去。两人还决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接上关系,周致和设法将汪伪国府的专机搞到手。经多方努力,黄哲夫终于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黄哲夫返回南京后,与周致和一道又联系了汪伪航空处主任白景丰、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飞行教官吉翔、少尉飞行员赵乃强等人一道起义。这时,周致和借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回武汉为名,已把“国府”专机“建国”号搞到手。8月19日,周致和率机组驾机先送叶蓬到武汉,后飞扬州着陆加油,第二天即开始了起义行动。后来黄哲夫回忆道:“这次飞行尽管只有6个小时,我们像是在经历漫长的黑夜,人人都在期待着黎明。”
  1946年,正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毅然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从成都飞抵延安。同机起义的还有上尉飞行员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信士唐玉文等人。这是国民党空军第一起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善本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秋考入国民党官校第八期,1938年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1943年赴美国学习驾驶B-24轰炸机。1945年5月取道印度驾机回国。他渴望飞赴抗日前线,不料在归国途中,国民党当局却令他“就地待命”,滞留于卡拉奇达半年之久。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又被国民党驱向内战战场。刘善本对此非常不满。于是,他乘机组由成都去昆明执行任务途中,毅然改变航向,飞抵延安。
  刘善本机组驾机起义到达延安后,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6月29日晚上,在中共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毛泽东、朱德接见了刘善本机组的全体人员。刘善本握着毛泽东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容易才说了一句:“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毛泽东微笑着说: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朱德鼓励刘善本机组说:我们很快就要建立空军,你们还年轻,今后大有用武之地。7月5日,《解放日报》以头条位置刊登新华社采访刘善本的报道:“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号召空军人员拒运军火,拒炸同胞。”7月9日,刘善本在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们驾机起义,号召国民党空军人员起来反对内战。
刘善本的正义行动,给一些不愿意祖国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的国民党空军人员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此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这段时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俞渤、周作舟、郝桂桥、谢派芬等54人,驾驶P-47、P-51战斗机,蚊式战斗轰炸机,B-24轰炸机,C-46、C-47运输机,L-5通信机、PT-17教练机等20架飞机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飞向解放区,投向共产党的怀抱,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的人员,后来许多人成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
  年轻时候的刘善本
  刘善本(左一)和驾机起义人员合影
]]


  六、历经千辛万苦,办起“东北老航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拣破烂”办航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1945年9月、10月间,王弼、常乾坤等三十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此期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指示先期到达东北地区的刘风、蔡云翔等人开始了工作,并将归降的一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后又组成了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航空委员会。1946年1月1日,又将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
  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后,继续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日军的毒菌场而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协助下,用肩抬、牛车拉、骡子驮等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改编日本航空大队。 日本投降后,我大军挺进辽东半岛时,于1945年9月9日在凤凰城附近包围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驻辽阳奉集堡机场的日本关东军第四练成飞行大队,共三百余人,队长是林弥一郎。日本投降后,他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逃窜的二十多天里,粮已耗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和平改编这支飞行队,为我创办航校服务。于是派出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既可保全生命,待时机成熟,还可安排回国,并给他们送去粮食、蔬菜和牛羊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主要军官。伍修权还当场将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勃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作纪念。10月下旬,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蔡云翔为航空队队长,黄乃一为政治委员,刘风为副队长。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
  五次大“搬家”。 创办东北航校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共产党有航空学校存在。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我东北老航校,包括其前身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进行了五次大“搬家”。前三次是1945年11月下旬,因国民党进攻沈阳,我刚刚成立的航空队被迫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宫原,最后又迁到通化。这三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第四次是1946年4月中下旬。正当成立的航校准备开始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在占领锦州、沈阳、铁岭后,直逼四平,并派空军频繁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又被迫由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在这次转移期间,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轰击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最后一批准备空中转场的7架飞机。被打坏的飞机和其他航空器材,又以同样车拉马驮的方法,翻山越岭辗转几百公里,历经两个多月运到牡丹江。第五次是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轰炸、扫射,航校又被迫从牡丹江迁移到黑龙江省兴凯湖畔的东安(即密山)。这时已到严冬季节,风雪满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经过一个多月的赶运和抢修机场,航校终于在11月底在东安安了家。在一年时间里,我东北航空机构能够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袭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这无疑又是一个奇迹。
  攻克训练、生活难关。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他们就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作飞机燃料的新途径。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冬天无暖气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于1948年3月由东安迁回牡丹江,1949年3月又搬到长春。到1949年7月,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创办和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就是这所航校初期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人们亲切地称呼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它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它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民空军中传扬。

DSC09506.jpg

  1960年拍摄的电影《红鹰展翅》,形象地刻画了老航校的创业精神。
  《红鹰展翅》故事梗概: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将几十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党中央为建立人民空军,从延安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到了东北牡丹江后,他们立即筹备建立航空学校。惟一的机务队长赵航因负重伤还留在医院。新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飞行教员蔡杰飞,望着眼前的废墟和刚从陆军调来、文化水平不高的学员,心里感到失望。以飞行大队长刘凯为首的一批干部,在政委黄平的坚强领导下,信心十足,决心在废墟上建起第一所航空学校。他们不顾严寒,在瓦砾堆上修筑校舍,填平机场,搜集破旧的航空器材,修复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破飞机。学员们以无比坚强的毅力,攻下文化堡垒,闯过理论关。正要试飞的时候,仅有的一架初级教练机摔坏,汽油存量越来越少。于是,在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飞高级教练机的训练方法上,用酒精代替汽油的大胆创举上,人们展开了辩论。这时,敌人向我解放军大举进攻,学员求战心切,有人要求离开学校回到陆军。这样更坚定了干部们建立航空学校的决心。春暖花开,学员们第一次上了天,进行了一次“感觉飞行”。敌人妄想把人民空军扼死在摇篮里,派大批飞机进行偷袭,炸毁油库。学员林小刚奋不顾身,在抢救汽油的烈火中牺牲了。敌人的阴谋落空了,人们的斗志越战越强。有严重守旧思想的蔡杰飞看到人们的英勇行为,从中受到教育。学员们凭着敢想敢做的精神,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冲破重重难关,终于把第一座航空学校建立起来了,把一群没有念过几天书、但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士培养成优秀的航空员,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了一批种子”。
  导 演:沈剡 编 剧:群智 主 演:刘磊 王仁 陈瑶 张璋 赵汝平

  六、历经千辛万苦,办起“东北老航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拣破烂”办航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1945年9月、10月间,王弼、常乾坤等三十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此期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指示先期到达东北地区的刘风、蔡云翔等人开始了工作,并将归降的一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后又组成了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航空委员会。1946年1月1日,又将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
  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后,继续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日军的毒菌场而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协助下,用肩抬、牛车拉、骡子驮等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改编日本航空大队。 日本投降后,我大军挺进辽东半岛时,于1945年9月9日在凤凰城附近包围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驻辽阳奉集堡机场的日本关东军第四练成飞行大队,共三百余人,队长是林弥一郎。日本投降后,他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逃窜的二十多天里,粮已耗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和平改编这支飞行队,为我创办航校服务。于是派出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既可保全生命,待时机成熟,还可安排回国,并给他们送去粮食、蔬菜和牛羊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主要军官。伍修权还当场将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勃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作纪念。10月下旬,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蔡云翔为航空队队长,黄乃一为政治委员,刘风为副队长。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
  五次大“搬家”。 创办东北航校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共产党有航空学校存在。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我东北老航校,包括其前身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进行了五次大“搬家”。前三次是1945年11月下旬,因国民党进攻沈阳,我刚刚成立的航空队被迫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宫原,最后又迁到通化。这三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第四次是1946年4月中下旬。正当成立的航校准备开始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在占领锦州、沈阳、铁岭后,直逼四平,并派空军频繁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又被迫由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在这次转移期间,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轰击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最后一批准备空中转场的7架飞机。被打坏的飞机和其他航空器材,又以同样车拉马驮的方法,翻山越岭辗转几百公里,历经两个多月运到牡丹江。第五次是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轰炸、扫射,航校又被迫从牡丹江迁移到黑龙江省兴凯湖畔的东安(即密山)。这时已到严冬季节,风雪满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经过一个多月的赶运和抢修机场,航校终于在11月底在东安安了家。在一年时间里,我东北航空机构能够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袭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这无疑又是一个奇迹。
  攻克训练、生活难关。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他们就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作飞机燃料的新途径。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冬天无暖气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于1948年3月由东安迁回牡丹江,1949年3月又搬到长春。到1949年7月,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创办和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就是这所航校初期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人们亲切地称呼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它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它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民空军中传扬。

DSC09506.jpg

  1960年拍摄的电影《红鹰展翅》,形象地刻画了老航校的创业精神。
  《红鹰展翅》故事梗概: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将几十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党中央为建立人民空军,从延安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到了东北牡丹江后,他们立即筹备建立航空学校。惟一的机务队长赵航因负重伤还留在医院。新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飞行教员蔡杰飞,望着眼前的废墟和刚从陆军调来、文化水平不高的学员,心里感到失望。以飞行大队长刘凯为首的一批干部,在政委黄平的坚强领导下,信心十足,决心在废墟上建起第一所航空学校。他们不顾严寒,在瓦砾堆上修筑校舍,填平机场,搜集破旧的航空器材,修复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破飞机。学员们以无比坚强的毅力,攻下文化堡垒,闯过理论关。正要试飞的时候,仅有的一架初级教练机摔坏,汽油存量越来越少。于是,在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飞高级教练机的训练方法上,用酒精代替汽油的大胆创举上,人们展开了辩论。这时,敌人向我解放军大举进攻,学员求战心切,有人要求离开学校回到陆军。这样更坚定了干部们建立航空学校的决心。春暖花开,学员们第一次上了天,进行了一次“感觉飞行”。敌人妄想把人民空军扼死在摇篮里,派大批飞机进行偷袭,炸毁油库。学员林小刚奋不顾身,在抢救汽油的烈火中牺牲了。敌人的阴谋落空了,人们的斗志越战越强。有严重守旧思想的蔡杰飞看到人们的英勇行为,从中受到教育。学员们凭着敢想敢做的精神,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冲破重重难关,终于把第一座航空学校建立起来了,把一群没有念过几天书、但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士培养成优秀的航空员,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了一批种子”。
  导 演:沈剡 编 剧:群智 主 演:刘磊 王仁 陈瑶 张璋 赵汝平
  1949年11月1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军种——空军。从此,中国共产党人的蓝天梦想终于变为现实,站起来的四万万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一、常乾坤、王弼受命组建军委航空局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审时度势作出的决策。
  1947年12月5日,中央军委即向东北局了解航校情况,并提出:建立空军已经成为我党的迫切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中正式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老航校的常乾坤、王弼,听取汇报,对航校培养航空人才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对常乾坤等人关于发展未来航空事业的设想和建议十分满意。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3月,中央军委先后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人员从东北航校抽调。30日,航空局正式成立,编制64人,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正式办公。从此,中央军委有了直接管理全国航空工作的业务部门。航空局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协助各大军区和各野战军接收解放区的机场、设备、器材及航空技术人员等工作,以便有计划地为建立人民空军创造条件。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建立各地航空办事机构。航空局成立后,立即从东北航校调干部在全国各地设置航空办事机构。3月至7月间,先后在北平、济南、南昌、长沙、汉口、上海、西安等地设立了航空办事处,在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了航空站。至1950年2月,先后组建了华北、中南、华东、西北、东北、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这些机构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至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航空器材、物资4万余吨,还有大量航空炸弹、枪炮弹等作战物资;接管飞机修理厂、飞机装配厂,航空配件厂、通信器材厂、氧气厂、降落伞厂等32所,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使人民空军在初建时拥有的航空技术人员增加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
  设计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 随着各地缴获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日益增多,统一标志、尽快设计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就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军委航空局成立设计组精心设计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于1949年10月1日起实行。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边缘的红带,它标志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肩负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任务。人民空军的机徽、军徽一直沿用至今,她是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
  开辟空中航线。 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西南,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航空局迅速开始了开辟空中航线的工作。至1949年10月底,修复机场达40个,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4条空中航线。还完成了接送新政协代表赴北京专机的保障任务,以及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的保障任务。 组建飞行中队。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迁入北平后,北平就成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轰炸机低空袭击北平南苑机场,集中对航空修理厂和宿舍区进行轰炸,投弹30多枚,炸毁通信机2架,炸伤C-46、B-25飞机各1架,炸毁房屋20余幢,死伤16人,使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的威胁。
  为防止敌人从空中破坏,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根据周恩来“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在北平组建一支能担负起防空任务的作战飞行队”的指示,军委航空局迅即从各军区和东北老航校抽调10架战斗机和12名飞行员,集中到北平。8月15日,新中国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
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飞行中队每天保持2~4架P-51战斗机昼夜值班,从上午6时到下午5时都处在作战状态,随时准备升空作战。飞行员阎磊回忆道:“当时北平正在召开第一届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飞行中队的责任非常重大,每天拂晓,我们10架战斗机要试车检查,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很远就能听到,北平城内风传共产党调来大批空军驻扎在南苑机场,传闻的数字先是几十架,以后变成了上百架。这种传闻虽不确实,但也无害,因为它使敌人弄不清我们的虚实,起到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率机关的前身,它在7个月时间里,为人民空军的正式建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潜力贴,顶之。
  成立时的空军司令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23号
  二、毛泽东点将,“军中骄子”刘亚楼当司令员
  随着大陆的解放,解放台湾已成为我党我军的一项主要任务。为了配合陆、海军解放台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速组建空军。
  1949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出:今后的战局,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解放台湾、海南岛需费大力,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
  7月10日,毛泽东又致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当日,周恩来马上来见毛泽东,共同商量建立空军的问题。两位领导人以他们惯有的思路,决定首先为空军选一个好的司令员。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古今中外,一支部队的素质如何,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水平,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主席觉得谁来担当组建空军的重任更合适呢?
  毛泽东深思了一会儿说: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我们又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空军司令员得要了解我军的过去和发展航空力量的历史,又要有文化,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建立空军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必须从野战军领导中找一个熟悉苏联军队的人。
实际上,毛泽东一边说话,一边在脑海中勾画着未来的空军司令形象,话说完了,形象也就很清晰了。毛泽东提到一个人,以征询的口气问周恩来:“你觉得怎么样?”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我们想到一起了。……我看就这样决定吧!
  这个人就是刘亚楼。
  刘亚楼,1910年4月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初,刘亚楼进入本村私塾,翌年起入崇德小学,1924年考入湘店高等小学,两年后又顺利考入省立第七中学。1927年冬参加革命活动,并结识了张赤男、杨成武等革命志士,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参加武平暴动后被编入闽西红军游击大队武北第四支队。6月,武北第四支队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八支队。刘亚楼作战勇敢,办事精明,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被提升为班长、排长。1929年12月,刘亚楼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两个多月后回原部队任连长,1930年4月任红四军第六团一营营长兼政委,6月改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政委。同年10月支队改团,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1932年3月调任红十一师政委,6月上旬任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参加了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1935年11月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1936年6月,刘亚楼进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2月任红大训练部长。1938年1月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留苏期间,刘亚楼刻苦努力,不仅学到了马列理论和现代军事知识,而且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并被授予少校军衔,苏军为了挽留他,多次提出要他加入苏联国籍,他都没有答应。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祖国,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为我军参谋队伍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协助民主联军主要首长指挥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战役,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指挥能力。其中,天津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任天津前线总指挥期间,多方收集、分析敌军情报,并亲临第一线选择主攻方向,提出了“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据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结果,只用了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歼灭战。
  刘亚楼驰骋沙场二十多年,对党忠诚,身经百战,才智过人,战功显赫,的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党中央、毛泽东选他担任空军司令员,正是慧眼识英雄,伯乐选中千里马。
  平津战役后的3月下旬,刘亚楼已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正当刘亚楼准备率第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速去毛泽东住地,领受新的任务。7月11日,正是两位党和军队领导人定夺空军司令员人选的第二天,刘亚楼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高兴地打量着这位出色的战将,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曾经兼任过东北航空学校的校长,但并不十分了解飞行,他根本没有想到会让他担任空军司令员,因此,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主席,我在苏联学的是陆军,怕做不了。”刘亚楼坦率地说。
  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刘亚楼慎重地说。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让刘亚楼坐在身边,然后,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一直谈至深夜。经毛泽东安排,周恩来又与刘亚楼就建立空军的具体事宜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谈话的大意是:组建空军在我军历史上可是一件大事。建立空军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起空军领导机构……
  此刻,刘亚楼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告别周恩来后,马上来到灯市口军委航空局,与常乾坤等同志商量组建空军的有关事宜,开始了正式筹建空军的历史性工作。
  空军第一任政治委员萧华
  三、刘少奇亲自出马买飞机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争取苏联援助我建立空军。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时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参加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第二,拟请苏联空军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其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出国。第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于9月底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校工作。拟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来苏参加这一计划的商谈。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对中方计划表示原则赞同,但又指出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设在中国国内。刘少奇会后致电党中央,通报会谈情况。
  中共中央接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决定派刘亚楼、王弼、吕黎平赴苏联,具体商谈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行前,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就与苏联商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
  31日下午,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在中南海先后受到朱德和周恩来的接见。5时半,三人又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刘亚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8月1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出发,9日到达莫斯科。早已到达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接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一行,刘亚楼将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初步考虑的方案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说:我已同斯大林同志谈妥了,具体计划将由你们同苏联武装力量部会谈商定。我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商定以后,我就要回国了。
  13日上午,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由一名苏军少将陪同,来到苏联武装力量办公大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热情地迎接他们,并客气地说:“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谈谈设想和意见。”刘亚楼用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一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量。王弼补充说:“训练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的比例为1∶2,妥否?”参加会谈的苏方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问:“你们要求组建由300~500架飞机构成的作战部队,根据是什么?歼击机、轰炸机的比例如何?”
  吕黎平回答说:“我们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空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将是国民党空军的200~250架作战飞机,我们在数量、质量上应占优势,故提出建300~500架飞机的空军战斗部队,歼、轰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
  刘少奇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元帅再谈一次,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不久刘少奇回国,以后会谈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
  8月14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到苏联空军总部参加第二轮会谈,苏方代表详细询问了我东北老航校的训练情况,飞行员技术水平、各类飞机数量、机场面积、地勤人员数量、国民党空军实力等情况。中方则了解了苏空军总部的机构名称,航校体制编制和训练情况,飞机种类等。最后,维尔希宁说:“好。情况就是这样了,双方心里都有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
  8月18日,中苏双方进行第三轮会谈,维尔希宁元帅说: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1年速成训练,每个飞行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60小时,总共飞行150~180小时即可毕业。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过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2个歼击师,1个轰炸师。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拟每所航校配雅克-18初教机15架、雅克-11中教机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图-2轰炸机20架,作战飞机共有160架。
  专家的数目,每所歼击航校100人,每所轰炸航校120人,加上地勤、理论教员共878名。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双方就签字,以便上报。刘亚楼对维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为此,我以代表团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联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有些具体问题以后可继续磋商,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估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接着,刘亚楼、维尔希宁元帅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10月6日,中共中央告刘亚楼,与友方谈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7日,刘亚楼一行启程回国,组建空军的工作全面展开。
  图为刘少奇在与空军干部交谈
  四、高效的空军领率机关速成两件大事
  一支优良的部队,取决于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更需要一个高素质的领导集团。早在7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确定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时,周恩来就告诉刘亚楼: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起空军领导机构,你回去后搞一个方案,最好是把一个兵团级机关直接转过来,再从各野战军中选一些素质好的领导干部充实进来。
  领受任务后的刘亚楼,与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研究,很快提出了空军主要干部人选及组建空军机关的初步设想。经请示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罗瑞卿等有关负责同志,并报中央批准,最后确定:空军领导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组成。8月11日和12日,第十四兵团机关全体人员2515人分两批由汉口乘火车开赴北平。10月下旬,正式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并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50年1月将四野后勤部第六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任命谷广善为部长。1950年5月,肖华调任总政后,同年7月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9月又兼任空军干部部部长。
  1950年7月1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浦、方强、王集成、李世安、刘风、吕黎平、黄玉昆等15名同志组成。中央军委指定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吴法宪为正副书记。
空军领率机关建立后,很快就制订出空军的使命任务、初期发展计划和建设方案。
  刘亚楼在1950年4月召开的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对空军的使命任务和建设方案作了具体阐述:空军的任务,一方面是为了执行歼灭残敌的当前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执行巩固国防的长远建设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任务,其建设方针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1950年10月4日,空军党委常委会第1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计划大纲”。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设立7个航空学校,4年内毕业3期学员。组成97个航空兵团,内含16个喷气式驱逐团,38个普通驱逐团,32个图-2型轰炸团,1个伊-10冲击团,1个侦察团,9个运输团。到1953年底将拥有战斗飞机2640架,运输飞机180架。组成一个约4000人的空军陆战旅。
  空军初建,百业待兴,领率机关制定的4年发展计划,拉开了共和国创建空军的历史序幕。
  空军领率机关成立后,以各大军区司令部的原航空处或航空办事处为基础,先后组建了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以该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于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聂凤智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蒋天然任参谋长,王德贵任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空军党委于1951年1月12日成立,王集成任书记。
  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于1950年7月28日在沈阳成立,由该军区航空处和辽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辽西军区供给部,171师供给部,军委空军后勤部长春分部合编组成。段苏权任司令员(不久由刘震接任),周赤萍任政治委员(1951年5月任命),胡奇才任副司令员,王德贵任副政治委员(1950年12月任命),欧阳家祥任参谋长,赵正洪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28日,成立了东北军区空军党委,段苏权任书记,赵正洪任副书记。
  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以该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于1950年9月22日在四川重庆成立(同年11月28日迁驻成都)。傅传作任司令员,余非任政治委员,欧阳挺任参谋长(1950年11月任命),夏屏西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3日成立了西南军区空军党委,余非任书记,傅传作任副书记。
  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于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由该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组成。刘震任司令员,吴富善任副政治委员,黄炜华任参谋长,王建中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3日成立了中南军区空军党委,刘震任书记,吴富善任副书记。
  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于1950年10月28日在北京成立,以该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205师师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组成。徐德操任司令员,漆远渥任政治委员(1952年12月任命),油江任参谋长,李克如任政治部主任。同日成立了华北军区空军党委,徐德操任书记。
  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于1951年12月在兰州成立,由该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陆军第6军军部合并组成。罗元发任司令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赵光远任副政治委员,陈海涵任参谋长,张孝德任政治部主任。1952年2月11日成立了西北军区空军临时党委,罗元发任书记。同年6月,西北军区空军机关由兰州迁至陕西省西安市。
  至此,人民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工作顺利完成,空军的组织指挥和领导体制逐步健全。这是在中央军委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各野战军积极支持和热情援助的结果。

  集中力量办航校。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一所解放战争初期建立的航校,即东北老航校。它规模小,条件简陋,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空军领率机关建立后,面临的一个首要而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建立一批航校,大批地培养飞行人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以便建立航空兵部队担负防空和作战任务。当苏联同意帮助我国建立6所航校后,空军迅即派出实地考察校址小组,同1949年10月19日来华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一道分赴东北、华北各地考察。校址确定后,10月30日刘亚楼召开各航校临时负责人会议,提出了“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工作方针。会议结束时,刘亚楼落地有声地宣布命令:“一个月筹建,12月1日开学。”
  当时,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对航校校址的选定.确定了四条原则:(一)便于争取时间,及早开训;(二)节省经费开支.尽可能利用原有的机场设备;(三)有较好的气象条件,保证有较多的可飞天气;(四)受敌机空袭威胁小,有较安全的训练环境。根据这些原则,空军派出专门工作组,会同先期来华的苏联专家一道分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航校校址选定方案。1949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先后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查批准。这6所航校的校址是:第1轰炸机航校在哈尔滨,第2轰炸机航校在长春,第1歼击机航校在锦州,第2歼击机航校在沈阳,第3歼击机航校在济南,第4歼击机航校在北京。此外,鉴于东北老航校尚有一批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和飞机、器材,经中央军委11月18日批准,在牡丹江再建立一所航校,培训运输机空、地勤人员。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至第7航空学校。
  对航校校长的人选,空军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刘风,第3航校校长陈熙,第4航校校长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魏坚。
  各航校的政治委员,由于当时空军缺少合适人选,于1949年10月21日报请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中选调。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所需人数3倍的名单交中央军委挑选。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定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佑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委员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
  经过五十多天的紧张准备,包括经后来中央军委批准的牡丹江航校共7所航校于1949年11月前后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相继成立。随着形势发展和组建部队的需要,又在1950年3次扩大航校的培训规模,还于1950年5月至1953年2月,在沈阳、长春、太原、户县和临汾等地又新建了5所航校。在大批组建航校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不同成分、不同文化程度的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文化和身体素质,减轻航校建设中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负担,空军又于1950年1月至1953年6月,在长春、西安、成都、笕桥(后迁徐州)、杭州、孝感、保定等地先后建立了8个航空预科总队。1954年初,航空预科总队改为航空预备学校。至此,航空学校已具有相当规模。
  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养出飞行、机务等各类人员3.13万多名,这为一批又一批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组建航空兵部队。组建航空兵部队是人民空军创建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但当时,除已培养出一批空、地勤人员外,部队师、团领导机构问题尚未解决。为了解决部队的领导机构问题,经空军具体筹划并报中央军委批准,在1950年到1951年间,先后从陆军调进12个建制师部和49个建制团部。这些从陆军调来的师、团机构,大都经过实战锻炼,有的是来自屡建战功的老部队。他们不仅为空军部队的迅速组建创造了条件,而且带来了陆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空军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同年9月17日,空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空军陆战第一旅在开封成立。同年11月24日,空军第一支空运部队——高空运输团在四川新津正式组成。随后,大批航空兵部队很快组建起来。从1950年6月到1954年初,人民空军共组建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基本形成一支由各种航空兵部队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
以下内容转自《党史文汇》2006年第04期


常乾坤,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延安上书——工程学校诞生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他从小聪颖好学,1922年进入晋军学兵团读书、受训。1925年6月,常乾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25年7月,常乾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6月,常乾坤作为飞行学员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到苏联后,他首先进入航空理论学校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业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常乾坤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1938年3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1938年9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回到新疆后,中共中央在迪化办了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1940年12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培训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一旦需要时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1941年2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1941年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立即从延安搬到安塞,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工作。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抓紧时间备课。4月6日正式开始上课。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
  为适应形势和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1944年9月,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组长。
  
  枣园受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9点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0月15日,常乾坤等一行20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总队长。2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194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和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老航校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能飞行,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赴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搬家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老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1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等办法,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老航校有几架初级教练机,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经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然后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老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1947年3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老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300多人,其中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侍,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为老航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500多人。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南苑练兵——第一支飞行队受阅开国大典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要从老航校抽调。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1949年5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172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器材4万余吨,接管器材厂等32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修复机场40个,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4条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10月29日和11月9日两批起义的12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1949年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下午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这盛况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抗美援朝——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6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20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10名左右,机务人员20名左右。6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1672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发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1950年6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四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10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10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10月17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呕心沥血——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的定型试飞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
  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ΠΦ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期待下文!顶!:)


  五、银翅初展,献给开国大典一份“厚礼”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会议,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以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军委航空局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了21名飞行员,调集了17架各型飞机,按照机种的不同,组成6个空中分队。邢海帆任空中受阅飞行总领队。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这次空中受阅是由5种机型组成的混合编队,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周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受阅的指挥员和飞行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然而,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紧迫了。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受阅分队进行了紧张、严格的演练。9月23日,受阅机群举行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全体代表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到机群的隆隆声,关切的询问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保卫政协会议安全的任务,现在正在进行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演练,代表们听了感到十分振奋。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分列式开始,受阅机群排着整齐、壮观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上空轰鸣而过;接着是两架蚊式轰炸机,排着“一”字队形;紧跟着是3架C-46运输机;最后是两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最先通过天安门的9架P-51战斗机,由于它的速度快,按照预定方案,绕了一圈,又衔接在第六分队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严整的队形和阵容展示了人民空军飞行员的雄姿。

DSC09404.JPG

  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使广场成为一片沸腾的海洋。
  开国大典的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席间,朱德总司令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DSC09403.JPG

  五、银翅初展,献给开国大典一份“厚礼”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会议,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以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军委航空局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了21名飞行员,调集了17架各型飞机,按照机种的不同,组成6个空中分队。邢海帆任空中受阅飞行总领队。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这次空中受阅是由5种机型组成的混合编队,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周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受阅的指挥员和飞行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然而,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紧迫了。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受阅分队进行了紧张、严格的演练。9月23日,受阅机群举行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全体代表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到机群的隆隆声,关切的询问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保卫政协会议安全的任务,现在正在进行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演练,代表们听了感到十分振奋。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分列式开始,受阅机群排着整齐、壮观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上空轰鸣而过;接着是两架蚊式轰炸机,排着“一”字队形;紧跟着是3架C-46运输机;最后是两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最先通过天安门的9架P-51战斗机,由于它的速度快,按照预定方案,绕了一圈,又衔接在第六分队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严整的队形和阵容展示了人民空军飞行员的雄姿。

DSC09404.JPG

  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使广场成为一片沸腾的海洋。
  开国大典的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席间,朱德总司令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DSC09403.JPG
  六、人民齐心协力建空军
  在千疮百孔、国力极其薄弱的新中国初期,建立一支如此庞大的新军种谈何容易。人民空军之所以能够迅速而顺利建立起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重视和领导的结果,是空军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和苏联政府积极援助的结果,也得力于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建人民空军的力量源泉。
  在创建第一批航校时期,整修遭受破坏的机场、营房和教室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一建设工作得到了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1949年11月,第三航校的领导干部到达锦州时,面对的是弹坑累累的机场和不足千米的跑道,抢修人力不足,又缺营房。时任中共辽西省省长的杨易辰表示,为了建立空军可倾囊相助,要啥给啥。并当即决定把锦州师范学校的校舍让给第三航校做教室和学员宿舍,把省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沙发搬给航校接待苏联专家。同时组织当地驻军和群众赶修机场,在断垣残壁的房基上重新垒起营房,使航校按时开训。第一航校要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进行飞行训练,但该机场当时已被东北农学院占用。农学院的师生听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动员他们搬迁的来信之后,为新中国即将有自己的空军而欢欣鼓舞,立即行动起来,3天时间就全部迁出,并将房舍打扫干净,迎接航校人员进驻。
  1949年底,中国向苏联订购的飞机、器材陆续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运进。空军的接运人员在铁道、外贸部门干部和职工的全力协助下,顶风冒雪,日夜奋战,装车编组,以最快的速度将飞机、器材直接运抵6所新建的航校,为按时进行训练提供了物资保证。
  1950年初,为了准备解放台湾和参加抗美援朝作战需要新建一批机场。在陈毅市长关怀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动员两万人,突击抢修了上海江湾、大场和龙华机场,保证了空军部队及时进驻上海,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同年8月至10月,在东北人民政府林枫副主席领导下,组织突击修建了东塔、北陵、于洪屯、东丰、公主岭、辽阳、鞍山、浪头等8个机场,保证了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
  1951年,由于空军部队、航校迅速发展和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空军航空技术装备和器材的需要量急剧增加,单靠国外订货已不能满足需要。空军相继在东北、华东、华北3个地区成立了订货小组,派出大批人员,进行调查,挑选工厂,组织紧缺航空器材的试制、试验工作。经过24个科研单位,64个工厂的共同努力,用一年多时间,生产出飞机轮胎几千个,副油箱十几万个,以及航空电瓶、刹车片和航空玻璃等上千项急需器材。这些器材不仅满足了作战、训练的需要,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仅飞机副油箱一项就比国外订购节省1.9万亿元(旧币),这笔钱当时可以购置喷气式歼击机数百架。
  空军是一个技术复杂的军种,建设空军需要开支大量经费,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解放初期的政务院对空军初建的用款,给予了充分的保证。以1950年为例,当年空军共使用经费3.691万亿元(旧币),不包括经常费在内,占当年国家预算的5.39%,占整个国防经费的13.18%。这些不协调的数字,一方面说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人民为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作出了巨大的付出和努力。
  朱德总司令与空军女飞行员在一起
  1950年7月,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半岛,一直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不断派遣飞机侵犯我国领空,不满一岁的中国空军被逼上了空中战场……
  一、年轻的中国空军揭开空战之“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空、海军全力支持南朝鲜军作战,并派其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然后,公然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侵入朝鲜,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逼,并派遣飞机侵犯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要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空军对中、朝地面部队和后方交通线进行狂轰滥炸,给中朝军队作战行动造成极大困难。严重的战争形势,要求中国人民空军必须迅速组成志愿军空军开赴前线,支援志愿军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当时人民空军刚刚建立,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到练好了再打,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后,空军立即抓紧参战的准备工作。空军领导机关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了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和保障地面部队战斗活动为前提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各参战部队结合形势任务,广泛地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以及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参战水平,部队用两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战前突击训练。在战场建设、工程机务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志愿军空军参战创造了条件。1951年3月15日,在安东(今丹东)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考虑到与朝鲜人民军空军作战的协同问题,又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由中、朝双方人员组成,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有一名副司令员。4月2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开始履行全面领导空军参战部队的职责。
  1950年12月,在中、朝军队连续取得两次战役胜利,美国空军以“空中封锁交通线”和“密切支援”地面部队加强对中、朝军队攻击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进入安东前线机场,开始了与侵朝空军的空中作战。
  志愿军空军是在与侵朝空中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劣势情况下入朝作战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空中力量达15个联队(相当于师),拥有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其中,美国空中力量有14个联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且性能优良;飞行员近半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经验丰富,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而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绝大多数飞行员飞行时间只有30小时,最多的也只有600小时,都没有参加过空战。双方空中力量对比之悬殊,并没有动摇人民空军入朝作战的决心。空军领导遵照毛泽东主席“慎重初战”的指示,决定先以飞行大队为单位,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实战锻炼,从小仗打起,揭开空战之“谜”。
  志愿军空军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空军第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这个大队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经过战斗考验的年轻优秀干部、共产党员。他们是在东北老航校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速成的方法学会飞行技术的,平均飞行时间200小时,在喷气式战斗机上只飞了二十几个小时。但是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英勇作战的精神,出征之前,他们庄严地宣誓:坚决打好第一仗,以战斗的胜利回答祖国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图为空四师二十八大队飞行员
  1950年12月21日,这个大队在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率领下由辽阳开赴安东浪头机场,开始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实战。
  方师长带着几个参谋在机场北端山头上一个简易棚子里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所里只有一部无线电台,一块标图板,一部电话机。这位经历过长征,在新疆航空队学过飞行的人民空军师长,便开始了第一次空战的组织指挥工作。
  1951年1月21日,美国空军出动20架F-84战斗轰炸机,对平壤至新安州铁路进行轰炸,企图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大队长李汉奉命率6架战鹰飞向战区,在清川江桥上空与美机展开空战。李汉乘美机慌乱逃脱之机,迅速抓住战机,将一美机击伤。这次战斗是志愿军空军与侵朝美空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取得了击伤1架美机的战绩。空军首长在贺电中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这次战斗证明,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
  初战的胜利鼓舞着这个大队乘胜前进。1951年1月29日,他们又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的胜利。当日,一批美机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桥。师指挥所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令李汉率8架飞机迅速飞向战区。当机群飞到定州以西,发现16架F-86型美机分上下两层正在寻找地面攻击目标时,李汉乘其不备,率队攻击上层的8架美机。美机立即分成两个4机编队向左右摆脱,李汉迅速转弯顺势咬住一架美机,逼近至400米时,三炮齐发,当即将其击落。位于下层的8架美机奋力反扑,被我僚机中队的猛烈炮火驱散,四处溃逃。李汉率队追击,又击伤美机1架,二十八大队胜利结束战斗,安全返航。
  这次空战创下了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美空军飞机的纪录。连同第一次空战,共击落击伤美机3架,而自己无一损伤。初战的三比零战果,标志着志愿军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证明了美国的空军同它的陆军一样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
  继二十八大队之后,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十团二十九、三十大队和第十二团的各个大队,也先后进行了实战。3月2日,空四师完成了实战练习任务。在整个实战练习中,全师共战斗出动28批145架次,击落美机1架,击伤2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
  人们空军第一个打下敌机的飞行员李汉
原帖由 铁甲威龙 于 2006-11-11 21:45 发表
期待下文!顶!:)

  不必着急,慢慢看吧。全文共约10万多字,还有许多珍贵照片。好看的还在后面。:P
李汉可以当我们空军代言人了,太有型了
楼主辛苦鸟:)
  李 汉,1924年生。河北省唐县人。1938年4月入伍,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工团员、学员、飞行员、大队长、师技术检查主任、副团长、师长、航校副参谋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敌机1架,击伤3架。l951年1 月21日,他首开我志愿军空军击伤敌机的记录,同月29日,又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的范例。1952年12月,空军给他记一等功1次,并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83年12月离职休养。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97年9月因病逝世。
原帖由 westcrwest 于 2006-11-11 22:31 发表
楼主辛苦鸟:)

  有这么多网友的鼓励,只能是不辞辛苦啦。
  欢迎到河南军迷活动里走走。;P
  二、雄鹰大战美机群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双方转入战略相持。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朝、中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方并无诚意,一面谈判,一面发动新的攻势,企图凭借空中优势取得军事和谈判的有利地位。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所谓“绞杀战”计划。当时,侵朝美空军已增至19个联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经常一次出动上百架甚至数百架飞机,空中活动十分猖獗。
  为了粉碎美空军的“绞杀战”计划,从9月起,志愿军空军开始以师为单位,采取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和由少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陆续参战,先后出动9个歼击航空兵师、2个轰炸航空兵团的兵力与美空军进行了上百次的大规模空战。
  9月25日,再次进驻前线机场的志愿军空军第四师首先与美空军大机群展开激烈空战。当时,我方发现美空军5批112架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清川江上的新安州大桥进犯。为了保卫这一连接中、朝军队前后方的咽喉要道,空四师出动32架米格-15型歼击机与美机展开激战。副团长李文模率领的16架飞机在安州上空突然与20多架美机遭遇,相距仅1000米,来不及展开兵力就投入了格斗。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6架美机激战,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F-86型飞机记录。大队长李永泰与8架美机格斗,在飞机中弹30余发,负伤56处的情况下仍然沉着应战,并驾驶飞机安全返回,表现了临危不惧、英勇顽强的气概,后来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空中坦克”的美称。这次空战是与美空军大规模空战的开始。在此后的5天空战中,志愿军空军与友空军配合,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美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空中优势受到了严重挑战,他不得不承认志愿军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得在米格走廊(指米格飞机作战范围)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只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内的铁路交通线实施攻击。
  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四师的战报后,欣然写下“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赞语。10月份,空四师又连续与美空军进行了6次大规模空战,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尤其是10月5日和10日的两次战斗最为出色。这两次战斗,空四师共出动飞机80架次同美机空战,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而自己仅被击落1架。随后,空四师于10月20日奉命转回沈阳休整,志愿军空军第三师、第二师和第十四师陆续转到一线机场,在朝鲜上空的更大规模空战激烈展开。
此贴应该置顶。
如果好文,无言,细观。
  王海和王海大队
  就在空四师奉命调回二线休整的同一天,空三师开赴安东前线。初次参战,他们就以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取得战果。11月上旬,他们连续与美空军分散活动的小机群空战5次,击落击伤美机8架,自己仅轻伤1架。从中旬以后,又开始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
  11月18日,美机9批184架进至安州、清川江一带袭击铁路目标。空三师九团在副团长林虎的率领下立即起飞16架米格-15型歼击机迎战。临近战区,一大队发现正向清川江桥投弹的60多架美F-84型战斗轰炸机。大队长王海率队投入战斗,空战中他们发挥我机优越的垂直机动性能,几次上下冲击,使美机队形大乱。他们抓住有利战机,连续猛攻。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在五六百米的距离内,瞄准美机开炮,各击落美机2架。4号机孙生禄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在300米距离用猛烈的炮火把一架美机打得凌空开花。这次空战,全团共击落美机6架。23日,美空军6批116架飞机北窜。空三师七团在副团长孟进率领下起飞20架飞机与20架F-84战斗轰炸机进行空战。这次空战,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击伤美机8架,自己仅轻伤1架的范例,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还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美机4架的记录。
  图为战斗英雄刘玉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