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论史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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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史魂(下）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历史的公正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四章“评判还是理解”一节中，提出历史的公正这一重要命题。 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其内心倾向于何方。 古往今来，实现历史的公正或公正无私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很困难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误认为是法官。“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布洛赫不同意这种作法，指出：“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了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今中国读者对此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的游戏，已经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这又使我想起清代学者崔东壁所说的一段话：“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考信录提要》卷上）可见，真诚的历史学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 东壁还为我们讲了两个“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大半为不能通车的山路。有个和尚急公好义，主动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倾其囊以成之”。这本来是损己利人的善举，但许多人却议论说：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只是由于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积蓄修路。其二：东壁本人在福建任内，“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其清廉为当地百姓与上官所深知。回故乡后，住在山村，每餐不过一盂饭、一盘菜，堪称清贫淡泊。但故乡之人反而认为是携有重赀而不愿露富。所以东壁慨叹：“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1986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60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把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60年代初年，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林则徐》故事片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文艺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文艺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文艺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文艺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希望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法官角色，但我们过去却长期习惯于用法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的功过区分，往往成为盖棺论定的套语。 这种传统来自古代史学的正统观。王夫之曾把它总结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划分正邪、是非、功罪的标准，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但船山不愧为颇具史识的大儒，他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这番议论堪称至理名言，所谓“平其情”与“思其反”，都是史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要领，否则便只能“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自然也就无从寻求历史的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被船山贬之为“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而且“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的李贽，倒是船山平情思反的同调。他不满于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而且他还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所谓此，就是前者具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后者则不过是按古圣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发现。作者在解释困惑人们心灵的“洞穴”等假象之后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他把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依他人权威而形成的同意，斥之为“苟从与附合”；并且强调：“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培根还尖锐地批评了16—17世纪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各种学术团体：“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中译本，商务，1984）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三位思想家，在自主判断与学术自由方面的认识却如此契合，这除了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或前近代）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学术良知。用我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公正。 求实存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向、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在我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史学当然无从也不应脱离现实政治，但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在布洛赫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捍卫史学尊严与捍卫民族尊严在他的生命中融为一体。因此，法西斯的子弹只能结束其肉体的生命，却无从阻遏其精神与学术通往永恒。 收稿日期：1997—09—06 【责任编辑】沈继成 【参考文献】 ［1］［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英］培根：《新工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章学诚：《文史通义》。 ［4］王夫之：《宋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 | ||
论史魂(下）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历史的公正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四章“评判还是理解”一节中，提出历史的公正这一重要命题。
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其内心倾向于何方。
古往今来，实现历史的公正或公正无私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很困难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误认为是法官。“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布洛赫不同意这种作法，指出：“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了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今中国读者对此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的游戏，已经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这又使我想起清代学者崔东壁所说的一段话：“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考信录提要》卷上）可见，真诚的历史学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
东壁还为我们讲了两个“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大半为不能通车的山路。有个和尚急公好义，主动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倾其囊以成之”。这本来是损己利人的善举，但许多人却议论说：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只是由于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积蓄修路。其二：东壁本人在福建任内，“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其清廉为当地百姓与上官所深知。回故乡后，住在山村，每餐不过一盂饭、一盘菜，堪称清贫淡泊。但故乡之人反而认为是携有重赀而不愿露富。所以东壁慨叹：“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1986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60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把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60年代初年，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林则徐》故事片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文艺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文艺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文艺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文艺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希望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法官角色，但我们过去却长期习惯于用法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的功过区分，往往成为盖棺论定的套语。
这种传统来自古代史学的正统观。王夫之曾把它总结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划分正邪、是非、功罪的标准，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但船山不愧为颇具史识的大儒，他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这番议论堪称至理名言，所谓“平其情”与“思其反”，都是史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要领，否则便只能“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自然也就无从寻求历史的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被船山贬之为“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而且“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的李贽，倒是船山平情思反的同调。他不满于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而且他还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所谓此，就是前者具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后者则不过是按古圣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发现。作者在解释困惑人们心灵的“洞穴”等假象之后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他把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依他人权威而形成的同意，斥之为“苟从与附合”；并且强调：“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培根还尖锐地批评了16—17世纪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各种学术团体：“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中译本，商务，1984）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三位思想家，在自主判断与学术自由方面的认识却如此契合，这除了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或前近代）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学术良知。用我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公正。
求实存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向、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在我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史学当然无从也不应脱离现实政治，但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在布洛赫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捍卫史学尊严与捍卫民族尊严在他的生命中融为一体。因此，法西斯的子弹只能结束其肉体的生命，却无从阻遏其精神与学术通往永恒。
收稿日期：1997—09—06
【责任编辑】沈继成
【参考文献】
［1］［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英］培根：《新工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章学诚：《文史通义》。
［4］王夫之：《宋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