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魂(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21:13:14
论史魂(上)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史学寻找自己
  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
  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即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直至本世纪30年代,偏僻的江南农村,由于缺医少药,还保持着“叫魂”的古老习俗。病者的亲属一人在自家门口反复呼唤:“××(病者小名)回来呀”!一人则在远处高声回应:“回来了!”其声摇曳凄惋,闻之令人心碎。特别是在严冬傍晚,这种悲切之声从远处传来,更增添天寒岁暮的几分苍凉。
  如果不算夸张,我正是带有几分苍凉为史学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这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给史学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去年冬天辞世的匡亚明前辈,认为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讲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刘知几也对史学与史学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肯定刘氏“史才三长”之说,但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以著书心术论史德,堪称一绝,实乃大彻大悟之言,至今犹足以警世醒俗。
  章学诚既强调“笔削谨严”,又强调“别识心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独立思考。他本人就是这样,当时人“纷纷攻击”《通志》,“势若不共戴天”的时候,章氏却挺身而出,再三为郑樵辩诬,申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把引文的注释(“自注”)提高到史德(心术)的层次,章学诚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辩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用天真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而这正是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布洛赫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一位年迈的工匠(布洛赫自称—…引者)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行当值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此处用张和声、程郁译文,下同)为此他写了这本书,不仅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质疑。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1990年秋天,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侄子到普林斯顿来探亲,经常开车陪我到远处旅行。年轻人性急,车速快而路又不熟,因此经常迷路。每逢这种情况,他必定问我:“我们在哪里?”于是我立即翻开地图,对照路标帮助他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确定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此反复多次,我受到某种启示,也不禁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
  长期以来,史学走过的并非全是康庄大道。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过去,史学尽管受到这样或那样磨难,但史学工作者总算还有铁饭碗可端。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简直是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若干大学的历史系已经改办旅游系、旅游学院,有的考古专业则开珠宝古玩店,为数不少的年轻历史学者干脆下海或从政,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
  我决不认为史学现在已经是漆黑一团,史学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前进,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论著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消极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严重,我们怎能熟视无睹!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再注重史德或心术,而刻意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正是这些人最好的写照。我郑重呼吁史学同行认真阅读布洛赫此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部书稿,便为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留下的是对民族与史学的无限忠诚,而这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史德或心术!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
论史魂(上)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史学寻找自己
  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
  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即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直至本世纪30年代,偏僻的江南农村,由于缺医少药,还保持着“叫魂”的古老习俗。病者的亲属一人在自家门口反复呼唤:“××(病者小名)回来呀”!一人则在远处高声回应:“回来了!”其声摇曳凄惋,闻之令人心碎。特别是在严冬傍晚,这种悲切之声从远处传来,更增添天寒岁暮的几分苍凉。
  如果不算夸张,我正是带有几分苍凉为史学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这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给史学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去年冬天辞世的匡亚明前辈,认为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讲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刘知几也对史学与史学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肯定刘氏“史才三长”之说,但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以著书心术论史德,堪称一绝,实乃大彻大悟之言,至今犹足以警世醒俗。
  章学诚既强调“笔削谨严”,又强调“别识心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独立思考。他本人就是这样,当时人“纷纷攻击”《通志》,“势若不共戴天”的时候,章氏却挺身而出,再三为郑樵辩诬,申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把引文的注释(“自注”)提高到史德(心术)的层次,章学诚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辩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用天真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而这正是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布洛赫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一位年迈的工匠(布洛赫自称—…引者)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行当值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此处用张和声、程郁译文,下同)为此他写了这本书,不仅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质疑。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1990年秋天,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侄子到普林斯顿来探亲,经常开车陪我到远处旅行。年轻人性急,车速快而路又不熟,因此经常迷路。每逢这种情况,他必定问我:“我们在哪里?”于是我立即翻开地图,对照路标帮助他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确定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此反复多次,我受到某种启示,也不禁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
  长期以来,史学走过的并非全是康庄大道。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过去,史学尽管受到这样或那样磨难,但史学工作者总算还有铁饭碗可端。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简直是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若干大学的历史系已经改办旅游系、旅游学院,有的考古专业则开珠宝古玩店,为数不少的年轻历史学者干脆下海或从政,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
  我决不认为史学现在已经是漆黑一团,史学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前进,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论著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消极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严重,我们怎能熟视无睹!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再注重史德或心术,而刻意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正是这些人最好的写照。我郑重呼吁史学同行认真阅读布洛赫此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部书稿,便为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留下的是对民族与史学的无限忠诚,而这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史德或心术!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