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挺进大别山 ZT

第一，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决心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第二，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也大为削弱。

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人），急需得到休整。但由于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政治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于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因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一直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①。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②。即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于当时斗争的特别艰苦。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牺牲。

第三，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于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③。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9月间三次企图围歼敌58师、85师，都因部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打破敌人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队则靠人多势众，猬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军在大别山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打破，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了。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三个纵队六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只好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地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了。

第四，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不利于我军在此立足。

大别山地区的确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着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其苦，特别是我们的伤病员更是经常遭到他们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部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因而统治基础十分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

第五，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

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有着丰富的适应北方气候的作战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却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是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是苦不堪言。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饥饿，草鞋，毒蛇，敌情，无处安置的伤病员，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第一，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决心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第二，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也大为削弱。

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人），急需得到休整。但由于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政治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于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因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一直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①。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②。即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于当时斗争的特别艰苦。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牺牲。

第三，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于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③。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9月间三次企图围歼敌58师、85师，都因部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打破敌人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队则靠人多势众，猬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军在大别山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打破，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了。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三个纵队六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只好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地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了。

第四，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不利于我军在此立足。

大别山地区的确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着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其苦，特别是我们的伤病员更是经常遭到他们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部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因而统治基础十分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

第五，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

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有着丰富的适应北方气候的作战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却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是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是苦不堪言。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饥饿，草鞋，毒蛇，敌情，无处安置的伤病员，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