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对内镇压导致了洋务运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8:33:07
对内镇压导致了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的武器改进措施
龚振麟 ，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生，从政前为长洲县监生，有革新思想，好研习西学，对西方的算学、火器有一定研究。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省嘉兴县县丞。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和条件限制根本就没有推广，只限于浙江部分地区的炮台，就工艺水平而言比之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机床加工火炮来仍非常原始。
龚振麟还制造了炮车，炮车是四轮车，重炮放置车上，可以后推前拉。另外在炮车上设磨盘，炮在车上就能四面旋转，向所需的方向发。这对大炮的运用，很为方便。林则徐也在1844—1845年间制造了炸炮。弹能炸开，一炮可抵十余炮之用，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开花炮弹。这种炸炮给回民起义军以重大杀伤，但随着林则徐的去世也无人发展了，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才再次由西方引进该项技术。
龚振麟还制造了“踏轮船”。这种战船是在每边按装两个轮子，轮子都是结实的用木料所做成。横轴也是木的，在横轴上有坚固的木制齿轮，这种齿轮是与绞盘的齿轮相结的，而由人工来推转。所有的机械都完全在下面，两边的甲板之间，因此是被掩盖起来的。在外形上很象西方当时的火轮船（即明轮蒸汽船），不过使用人力。该船装上枪炮，就可以作为军舰使用。
1842年，广州绅士潘世荣，十三行中仁和行的老板，首先提倡并制造了一艘火轮船。该船把蒸汽机安在中间，水轮安在中部的两侧，相当的应用了车轮战船的经验。由于是中国工匠制造，工艺不太先进，所以船只不甚灵便。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西方，蒸汽机船也并没有多先进，如果加紧猛追，是可以赶上的。但保守的清廷一听说不甚灵便，就不准再造了，直至约二十年后，曾国藩才再开始仿制明轮蒸汽船，是时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已经相差更远了。而曾由外国学得制造火轮船和各种战船的技术的广东工匠何礼贵，道光以为他是可疑之人，于1843年命令他到湖北，制造长江水师的船舰，同时还命令了湖北的统治者，特别注意何礼贵，不许他和外国人来往，以防他逃跑。这并不是长江水师真是需要制造战船的人，而是要使何礼贵离开外国人较多的广州，把他软禁在内地湖北省，使他不致为外国人所用。科学技术、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险品，大清国的洋务企业和强兵梦想，岂非一枕黄粱！（与此类似的，光绪二十一年，京郊通州的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天能磨二百担细面粉的机器磨坊。就这么个小小的民间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触犯了清朝总理衙门“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滋生流弊”的规定，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参劾，并以“私开机器磨坊”对李福明论罪，勒令停业，拆毁机器。
潘仕成(1804—1873），字德舆，广东番禺人，为广州“十三行”同孚行的商人。鸦片战争中，他曾因捐助军需银八万两，得赏戴花翎，封为道员头衔。从1841年起，他积极捐资仿造外国战船共四艘。第一艘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八尺，头桅长七丈五尺，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用铜六千七百多斤。炮大小四十位，水手三百多人，造价一万九千两。最后两艘在1842年9月完工。后来，他又“迭次倡捐”资助团练，“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
潘仕成还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他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当时为雇聘壬雷斯而支付的报酬十分巨大，先是每月5000两，历时9个月便共达4.5万两，制成后，又给2万两奖金。
潘仕成在报请“靖逆将军”奕山后，正式开局制造，地点设在距广州城约5公里的离明观。经过9个月的反复试验，水雷终于制成。这种水雷是利用水的压力，触机发火，爆发火药。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效果颇佳。在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赞誉为“火攻利器”。
在潘仕成看来，“每省但费四千金，即可制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敌，制夷胜算，莫过于此。”他将水雷的构造、原理、制作程序及方法，编成《攻船水雷图说》。但这水雷也有缺点：1.用人把水雷系在敌人船底，易为敌人发现。2.若是大船吃水在二三丈以上，不易潜水系定。因此谕令“李光铃等三人，并广东带来匠役，均着即饬令回粤”并没有对此种新技术加以采用。直隶方面又针对着这种缺点，由大兴县知县高邦哲制造水中炸炮，先制成铁鸭，鸭背放入火药铁沙用引线发火后，以小风帆驶近敌舰㈨。这种做法完全是手工业的产品，就不同于潘仕成所作水雷，中间有些力学和机械的道理。
1842年夏天，有两艘美国兵船驶抵广州外的黄埔，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福建金门县安岐人）登船参观，接受美舰长赠送的小三板船模一艘。该船模"分上下两层，安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亦为纯熟，其尤灵便处，中间大桅及头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设置风暴，即将上截桅篷落下。较之我船桅整枝，尤觉实用"。以上这段文字引自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它生动地描写了这艘西洋船模所显示的当时西方兵船先进之处。这引起了吴建勋的兴趣，他根据这些优点，按照美国战舰模型仿造了一艘船长达十三丈九尺，宽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战船。该船有三桅，各桅都分为三截；锚皆铁制（当时中国还普遍用石锚），共重五千六百斤；船底和头尾都用铜皮包裹；全船大小火炮达四十六门，其中二三千斤重的炮二十四门，有旋转炮架；船员三百余人，此举即开了利用洋人所赠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
我国鸦片战争以前的枪，是用火绳点燃的，有风有雨，或是夜间都不能用，大大的不如外国枪的灵活，一击就自能生火，因此中国用重价购买这种秘方。户部王事丁守存请依照这种秘方，作成西洋自来火统制法㈠。先仿西洋制成火统，再制自来火药，就是制造枪子，枪子是红铜为筩，径分许，长分许，中空，底粘白药一层，所谓秘方就指白药而论。这种白药正是一八四三年正月耆英密奏中所说的外国甚为秘密，一时不能搜求的铜帽火药方。其实对这些追逐财利的资本家，中国的官吏们也摸透了，只要用金钱，就可以收买过来，旻宁不必望洋兴叹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报功获赏了。这种白药的制造，丁守存记录甚详，先制硝，再制酒精，再配合为镪水，将银片投入强水，融解为白末，倾出镪水，阴干白末，就成白药。
1842年，清王朝曾命令广东将军奕山等将潘仕成所造成的战舰和吴建勋所仿造的美国兵舰图案做了五份，分送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托浑布，江苏巡抚程矞采，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巡抚刘鸿翱酌量本省洋面情况采择，候旨发交广东制造，来加强海军力量。
但清朝保守力量之强，是一场丧权辱国的战争和一系列新技术所无法突破的。以造船而论，首先潘仕成和吴建勋所造战舰的图样送到各省，都被打回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答复是山东沿海暗礁较多，只宜吃水较浅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吴建勋式样的战船，只需要许祥光式的战船㈣。江苏巡抚程矞采的答复是，他和福建同安人，那时正任浙江提督的李廷钰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虽能制胜，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旧式的战船)，因此决定缓造广东的战船，另造同安梭船㈤。浙江巡抚刘韵珂仍然赞同李廷钰的意见，主张制造同安梭船，并请福建代制四十支。至于福建巡抚刘鸿翱并不见答复，但因闽浙同一总督，而且闽省是制造同安梭船的厂地，可能仍是主张同安梭船的。由此可以看出潘仕成、吴建勋新造的船式，完全被否定了，道光也出于对中国能够很快模仿、掌握一些西方新技术的满足，下命令不必雇佣外国工匠制造，也不必购买外国船支。
总之，虽然全国上下在战争期间颇有一番前“洋务运动”的气象，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保守，使当时本来形势大好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那个混混噩噩的睡狮之国，少数官员、商人、工匠并不能使她苏醒。真正让清朝统治者开始大力引进西方技术的契机，居然是由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引发的。为了镇压这场可以威胁到自己生存的革命运动，统治者们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是对内镇压而不是对外御侮导致了洋务运动，这真是一个颇为讽刺的现实。对内镇压导致了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的武器改进措施
龚振麟 ，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生，从政前为长洲县监生，有革新思想，好研习西学，对西方的算学、火器有一定研究。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省嘉兴县县丞。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和条件限制根本就没有推广，只限于浙江部分地区的炮台，就工艺水平而言比之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机床加工火炮来仍非常原始。
龚振麟还制造了炮车，炮车是四轮车，重炮放置车上，可以后推前拉。另外在炮车上设磨盘，炮在车上就能四面旋转，向所需的方向发。这对大炮的运用，很为方便。林则徐也在1844—1845年间制造了炸炮。弹能炸开，一炮可抵十余炮之用，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开花炮弹。这种炸炮给回民起义军以重大杀伤，但随着林则徐的去世也无人发展了，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才再次由西方引进该项技术。
龚振麟还制造了“踏轮船”。这种战船是在每边按装两个轮子，轮子都是结实的用木料所做成。横轴也是木的，在横轴上有坚固的木制齿轮，这种齿轮是与绞盘的齿轮相结的，而由人工来推转。所有的机械都完全在下面，两边的甲板之间，因此是被掩盖起来的。在外形上很象西方当时的火轮船（即明轮蒸汽船），不过使用人力。该船装上枪炮，就可以作为军舰使用。
1842年，广州绅士潘世荣，十三行中仁和行的老板，首先提倡并制造了一艘火轮船。该船把蒸汽机安在中间，水轮安在中部的两侧，相当的应用了车轮战船的经验。由于是中国工匠制造，工艺不太先进，所以船只不甚灵便。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西方，蒸汽机船也并没有多先进，如果加紧猛追，是可以赶上的。但保守的清廷一听说不甚灵便，就不准再造了，直至约二十年后，曾国藩才再开始仿制明轮蒸汽船，是时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已经相差更远了。而曾由外国学得制造火轮船和各种战船的技术的广东工匠何礼贵，道光以为他是可疑之人，于1843年命令他到湖北，制造长江水师的船舰，同时还命令了湖北的统治者，特别注意何礼贵，不许他和外国人来往，以防他逃跑。这并不是长江水师真是需要制造战船的人，而是要使何礼贵离开外国人较多的广州，把他软禁在内地湖北省，使他不致为外国人所用。科学技术、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险品，大清国的洋务企业和强兵梦想，岂非一枕黄粱！（与此类似的，光绪二十一年，京郊通州的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天能磨二百担细面粉的机器磨坊。就这么个小小的民间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触犯了清朝总理衙门“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滋生流弊”的规定，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参劾，并以“私开机器磨坊”对李福明论罪，勒令停业，拆毁机器。
潘仕成(1804—1873），字德舆，广东番禺人，为广州“十三行”同孚行的商人。鸦片战争中，他曾因捐助军需银八万两，得赏戴花翎，封为道员头衔。从1841年起，他积极捐资仿造外国战船共四艘。第一艘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八尺，头桅长七丈五尺，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用铜六千七百多斤。炮大小四十位，水手三百多人，造价一万九千两。最后两艘在1842年9月完工。后来，他又“迭次倡捐”资助团练，“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
潘仕成还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他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当时为雇聘壬雷斯而支付的报酬十分巨大，先是每月5000两，历时9个月便共达4.5万两，制成后，又给2万两奖金。
潘仕成在报请“靖逆将军”奕山后，正式开局制造，地点设在距广州城约5公里的离明观。经过9个月的反复试验，水雷终于制成。这种水雷是利用水的压力，触机发火，爆发火药。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效果颇佳。在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赞誉为“火攻利器”。
在潘仕成看来，“每省但费四千金，即可制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敌，制夷胜算，莫过于此。”他将水雷的构造、原理、制作程序及方法，编成《攻船水雷图说》。但这水雷也有缺点：1.用人把水雷系在敌人船底，易为敌人发现。2.若是大船吃水在二三丈以上，不易潜水系定。因此谕令“李光铃等三人，并广东带来匠役，均着即饬令回粤”并没有对此种新技术加以采用。直隶方面又针对着这种缺点，由大兴县知县高邦哲制造水中炸炮，先制成铁鸭，鸭背放入火药铁沙用引线发火后，以小风帆驶近敌舰㈨。这种做法完全是手工业的产品，就不同于潘仕成所作水雷，中间有些力学和机械的道理。
1842年夏天，有两艘美国兵船驶抵广州外的黄埔，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福建金门县安岐人）登船参观，接受美舰长赠送的小三板船模一艘。该船模"分上下两层，安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亦为纯熟，其尤灵便处，中间大桅及头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设置风暴，即将上截桅篷落下。较之我船桅整枝，尤觉实用"。以上这段文字引自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它生动地描写了这艘西洋船模所显示的当时西方兵船先进之处。这引起了吴建勋的兴趣，他根据这些优点，按照美国战舰模型仿造了一艘船长达十三丈九尺，宽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战船。该船有三桅，各桅都分为三截；锚皆铁制（当时中国还普遍用石锚），共重五千六百斤；船底和头尾都用铜皮包裹；全船大小火炮达四十六门，其中二三千斤重的炮二十四门，有旋转炮架；船员三百余人，此举即开了利用洋人所赠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
我国鸦片战争以前的枪，是用火绳点燃的，有风有雨，或是夜间都不能用，大大的不如外国枪的灵活，一击就自能生火，因此中国用重价购买这种秘方。户部王事丁守存请依照这种秘方，作成西洋自来火统制法㈠。先仿西洋制成火统，再制自来火药，就是制造枪子，枪子是红铜为筩，径分许，长分许，中空，底粘白药一层，所谓秘方就指白药而论。这种白药正是一八四三年正月耆英密奏中所说的外国甚为秘密，一时不能搜求的铜帽火药方。其实对这些追逐财利的资本家，中国的官吏们也摸透了，只要用金钱，就可以收买过来，旻宁不必望洋兴叹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报功获赏了。这种白药的制造，丁守存记录甚详，先制硝，再制酒精，再配合为镪水，将银片投入强水，融解为白末，倾出镪水，阴干白末，就成白药。
1842年，清王朝曾命令广东将军奕山等将潘仕成所造成的战舰和吴建勋所仿造的美国兵舰图案做了五份，分送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托浑布，江苏巡抚程矞采，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巡抚刘鸿翱酌量本省洋面情况采择，候旨发交广东制造，来加强海军力量。
但清朝保守力量之强，是一场丧权辱国的战争和一系列新技术所无法突破的。以造船而论，首先潘仕成和吴建勋所造战舰的图样送到各省，都被打回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答复是山东沿海暗礁较多，只宜吃水较浅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吴建勋式样的战船，只需要许祥光式的战船㈣。江苏巡抚程矞采的答复是，他和福建同安人，那时正任浙江提督的李廷钰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虽能制胜，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旧式的战船)，因此决定缓造广东的战船，另造同安梭船㈤。浙江巡抚刘韵珂仍然赞同李廷钰的意见，主张制造同安梭船，并请福建代制四十支。至于福建巡抚刘鸿翱并不见答复，但因闽浙同一总督，而且闽省是制造同安梭船的厂地，可能仍是主张同安梭船的。由此可以看出潘仕成、吴建勋新造的船式，完全被否定了，道光也出于对中国能够很快模仿、掌握一些西方新技术的满足，下命令不必雇佣外国工匠制造，也不必购买外国船支。
总之，虽然全国上下在战争期间颇有一番前“洋务运动”的气象，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保守，使当时本来形势大好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那个混混噩噩的睡狮之国，少数官员、商人、工匠并不能使她苏醒。真正让清朝统治者开始大力引进西方技术的契机，居然是由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引发的。为了镇压这场可以威胁到自己生存的革命运动，统治者们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是对内镇压而不是对外御侮导致了洋务运动，这真是一个颇为讽刺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的武器改进措施
龚振麟 ，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生，从政前为长洲县监生，有革新思想，好研习西学，对西方的算学、火器有一定研究。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省嘉兴县县丞。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和条件限制根本就没有推广，只限于浙江部分地区的炮台，就工艺水平而言比之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机床加工火炮来仍非常原始。
龚振麟还制造了炮车，炮车是四轮车，重炮放置车上，可以后推前拉。另外在炮车上设磨盘，炮在车上就能四面旋转，向所需的方向发。这对大炮的运用，很为方便。林则徐也在1844—1845年间制造了炸炮。弹能炸开，一炮可抵十余炮之用，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开花炮弹。这种炸炮给回民起义军以重大杀伤，但随着林则徐的去世也无人发展了，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才再次由西方引进该项技术。
龚振麟还制造了“踏轮船”。这种战船是在每边按装两个轮子，轮子都是结实的用木料所做成。横轴也是木的，在横轴上有坚固的木制齿轮，这种齿轮是与绞盘的齿轮相结的，而由人工来推转。所有的机械都完全在下面，两边的甲板之间，因此是被掩盖起来的。在外形上很象西方当时的火轮船（即明轮蒸汽船），不过使用人力。该船装上枪炮，就可以作为军舰使用。
1842年，广州绅士潘世荣，十三行中仁和行的老板，首先提倡并制造了一艘火轮船。该船把蒸汽机安在中间，水轮安在中部的两侧，相当的应用了车轮战船的经验。由于是中国工匠制造，工艺不太先进，所以船只不甚灵便。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西方，蒸汽机船也并没有多先进，如果加紧猛追，是可以赶上的。但保守的清廷一听说不甚灵便，就不准再造了，直至约二十年后，曾国藩才再开始仿制明轮蒸汽船，是时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已经相差更远了。而曾由外国学得制造火轮船和各种战船的技术的广东工匠何礼贵，道光以为他是可疑之人，于1843年命令他到湖北，制造长江水师的船舰，同时还命令了湖北的统治者，特别注意何礼贵，不许他和外国人来往，以防他逃跑。这并不是长江水师真是需要制造战船的人，而是要使何礼贵离开外国人较多的广州，把他软禁在内地湖北省，使他不致为外国人所用。科学技术、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险品，大清国的洋务企业和强兵梦想，岂非一枕黄粱！（与此类似的，光绪二十一年，京郊通州的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天能磨二百担细面粉的机器磨坊。就这么个小小的民间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触犯了清朝总理衙门“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滋生流弊”的规定，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参劾，并以“私开机器磨坊”对李福明论罪，勒令停业，拆毁机器。
潘仕成(1804—1873），字德舆，广东番禺人，为广州“十三行”同孚行的商人。鸦片战争中，他曾因捐助军需银八万两，得赏戴花翎，封为道员头衔。从1841年起，他积极捐资仿造外国战船共四艘。第一艘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八尺，头桅长七丈五尺，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用铜六千七百多斤。炮大小四十位，水手三百多人，造价一万九千两。最后两艘在1842年9月完工。后来，他又“迭次倡捐”资助团练，“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
潘仕成还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他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当时为雇聘壬雷斯而支付的报酬十分巨大，先是每月5000两，历时9个月便共达4.5万两，制成后，又给2万两奖金。
潘仕成在报请“靖逆将军”奕山后，正式开局制造，地点设在距广州城约5公里的离明观。经过9个月的反复试验，水雷终于制成。这种水雷是利用水的压力，触机发火，爆发火药。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效果颇佳。在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赞誉为“火攻利器”。
在潘仕成看来，“每省但费四千金，即可制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敌，制夷胜算，莫过于此。”他将水雷的构造、原理、制作程序及方法，编成《攻船水雷图说》。但这水雷也有缺点：1.用人把水雷系在敌人船底，易为敌人发现。2.若是大船吃水在二三丈以上，不易潜水系定。因此谕令“李光铃等三人，并广东带来匠役，均着即饬令回粤”并没有对此种新技术加以采用。直隶方面又针对着这种缺点，由大兴县知县高邦哲制造水中炸炮，先制成铁鸭，鸭背放入火药铁沙用引线发火后，以小风帆驶近敌舰㈨。这种做法完全是手工业的产品，就不同于潘仕成所作水雷，中间有些力学和机械的道理。
1842年夏天，有两艘美国兵船驶抵广州外的黄埔，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福建金门县安岐人）登船参观，接受美舰长赠送的小三板船模一艘。该船模"分上下两层，安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亦为纯熟，其尤灵便处，中间大桅及头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设置风暴，即将上截桅篷落下。较之我船桅整枝，尤觉实用"。以上这段文字引自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它生动地描写了这艘西洋船模所显示的当时西方兵船先进之处。这引起了吴建勋的兴趣，他根据这些优点，按照美国战舰模型仿造了一艘船长达十三丈九尺，宽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战船。该船有三桅，各桅都分为三截；锚皆铁制（当时中国还普遍用石锚），共重五千六百斤；船底和头尾都用铜皮包裹；全船大小火炮达四十六门，其中二三千斤重的炮二十四门，有旋转炮架；船员三百余人，此举即开了利用洋人所赠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
我国鸦片战争以前的枪，是用火绳点燃的，有风有雨，或是夜间都不能用，大大的不如外国枪的灵活，一击就自能生火，因此中国用重价购买这种秘方。户部王事丁守存请依照这种秘方，作成西洋自来火统制法㈠。先仿西洋制成火统，再制自来火药，就是制造枪子，枪子是红铜为筩，径分许，长分许，中空，底粘白药一层，所谓秘方就指白药而论。这种白药正是一八四三年正月耆英密奏中所说的外国甚为秘密，一时不能搜求的铜帽火药方。其实对这些追逐财利的资本家，中国的官吏们也摸透了，只要用金钱，就可以收买过来，旻宁不必望洋兴叹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报功获赏了。这种白药的制造，丁守存记录甚详，先制硝，再制酒精，再配合为镪水，将银片投入强水，融解为白末，倾出镪水，阴干白末，就成白药。
1842年，清王朝曾命令广东将军奕山等将潘仕成所造成的战舰和吴建勋所仿造的美国兵舰图案做了五份，分送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托浑布，江苏巡抚程矞采，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巡抚刘鸿翱酌量本省洋面情况采择，候旨发交广东制造，来加强海军力量。
但清朝保守力量之强，是一场丧权辱国的战争和一系列新技术所无法突破的。以造船而论，首先潘仕成和吴建勋所造战舰的图样送到各省，都被打回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答复是山东沿海暗礁较多，只宜吃水较浅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吴建勋式样的战船，只需要许祥光式的战船㈣。江苏巡抚程矞采的答复是，他和福建同安人，那时正任浙江提督的李廷钰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虽能制胜，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旧式的战船)，因此决定缓造广东的战船，另造同安梭船㈤。浙江巡抚刘韵珂仍然赞同李廷钰的意见，主张制造同安梭船，并请福建代制四十支。至于福建巡抚刘鸿翱并不见答复，但因闽浙同一总督，而且闽省是制造同安梭船的厂地，可能仍是主张同安梭船的。由此可以看出潘仕成、吴建勋新造的船式，完全被否定了，道光也出于对中国能够很快模仿、掌握一些西方新技术的满足，下命令不必雇佣外国工匠制造，也不必购买外国船支。
总之，虽然全国上下在战争期间颇有一番前“洋务运动”的气象，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保守，使当时本来形势大好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那个混混噩噩的睡狮之国，少数官员、商人、工匠并不能使她苏醒。真正让清朝统治者开始大力引进西方技术的契机，居然是由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引发的。为了镇压这场可以威胁到自己生存的革命运动，统治者们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是对内镇压而不是对外御侮导致了洋务运动，这真是一个颇为讽刺的现实。对内镇压导致了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的武器改进措施
龚振麟 ，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生，从政前为长洲县监生，有革新思想，好研习西学，对西方的算学、火器有一定研究。道光十九年（1839）任浙江省嘉兴县县丞。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和条件限制根本就没有推广，只限于浙江部分地区的炮台，就工艺水平而言比之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机床加工火炮来仍非常原始。
龚振麟还制造了炮车，炮车是四轮车，重炮放置车上，可以后推前拉。另外在炮车上设磨盘，炮在车上就能四面旋转，向所需的方向发。这对大炮的运用，很为方便。林则徐也在1844—1845年间制造了炸炮。弹能炸开，一炮可抵十余炮之用，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开花炮弹。这种炸炮给回民起义军以重大杀伤，但随着林则徐的去世也无人发展了，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才再次由西方引进该项技术。
龚振麟还制造了“踏轮船”。这种战船是在每边按装两个轮子，轮子都是结实的用木料所做成。横轴也是木的，在横轴上有坚固的木制齿轮，这种齿轮是与绞盘的齿轮相结的，而由人工来推转。所有的机械都完全在下面，两边的甲板之间，因此是被掩盖起来的。在外形上很象西方当时的火轮船（即明轮蒸汽船），不过使用人力。该船装上枪炮，就可以作为军舰使用。
1842年，广州绅士潘世荣，十三行中仁和行的老板，首先提倡并制造了一艘火轮船。该船把蒸汽机安在中间，水轮安在中部的两侧，相当的应用了车轮战船的经验。由于是中国工匠制造，工艺不太先进，所以船只不甚灵便。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西方，蒸汽机船也并没有多先进，如果加紧猛追，是可以赶上的。但保守的清廷一听说不甚灵便，就不准再造了，直至约二十年后，曾国藩才再开始仿制明轮蒸汽船，是时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已经相差更远了。而曾由外国学得制造火轮船和各种战船的技术的广东工匠何礼贵，道光以为他是可疑之人，于1843年命令他到湖北，制造长江水师的船舰，同时还命令了湖北的统治者，特别注意何礼贵，不许他和外国人来往，以防他逃跑。这并不是长江水师真是需要制造战船的人，而是要使何礼贵离开外国人较多的广州，把他软禁在内地湖北省，使他不致为外国人所用。科学技术、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险品，大清国的洋务企业和强兵梦想，岂非一枕黄粱！（与此类似的，光绪二十一年，京郊通州的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天能磨二百担细面粉的机器磨坊。就这么个小小的民间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触犯了清朝总理衙门“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滋生流弊”的规定，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参劾，并以“私开机器磨坊”对李福明论罪，勒令停业，拆毁机器。
潘仕成(1804—1873），字德舆，广东番禺人，为广州“十三行”同孚行的商人。鸦片战争中，他曾因捐助军需银八万两，得赏戴花翎，封为道员头衔。从1841年起，他积极捐资仿造外国战船共四艘。第一艘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八尺，头桅长七丈五尺，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用铜六千七百多斤。炮大小四十位，水手三百多人，造价一万九千两。最后两艘在1842年9月完工。后来，他又“迭次倡捐”资助团练，“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
潘仕成还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他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当时为雇聘壬雷斯而支付的报酬十分巨大，先是每月5000两，历时9个月便共达4.5万两，制成后，又给2万两奖金。
潘仕成在报请“靖逆将军”奕山后，正式开局制造，地点设在距广州城约5公里的离明观。经过9个月的反复试验，水雷终于制成。这种水雷是利用水的压力，触机发火，爆发火药。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效果颇佳。在呈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赞誉为“火攻利器”。
在潘仕成看来，“每省但费四千金，即可制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敌，制夷胜算，莫过于此。”他将水雷的构造、原理、制作程序及方法，编成《攻船水雷图说》。但这水雷也有缺点：1.用人把水雷系在敌人船底，易为敌人发现。2.若是大船吃水在二三丈以上，不易潜水系定。因此谕令“李光铃等三人，并广东带来匠役，均着即饬令回粤”并没有对此种新技术加以采用。直隶方面又针对着这种缺点，由大兴县知县高邦哲制造水中炸炮，先制成铁鸭，鸭背放入火药铁沙用引线发火后，以小风帆驶近敌舰㈨。这种做法完全是手工业的产品，就不同于潘仕成所作水雷，中间有些力学和机械的道理。
1842年夏天，有两艘美国兵船驶抵广州外的黄埔，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福建金门县安岐人）登船参观，接受美舰长赠送的小三板船模一艘。该船模"分上下两层，安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亦为纯熟，其尤灵便处，中间大桅及头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设置风暴，即将上截桅篷落下。较之我船桅整枝，尤觉实用"。以上这段文字引自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它生动地描写了这艘西洋船模所显示的当时西方兵船先进之处。这引起了吴建勋的兴趣，他根据这些优点，按照美国战舰模型仿造了一艘船长达十三丈九尺，宽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战船。该船有三桅，各桅都分为三截；锚皆铁制（当时中国还普遍用石锚），共重五千六百斤；船底和头尾都用铜皮包裹；全船大小火炮达四十六门，其中二三千斤重的炮二十四门，有旋转炮架；船员三百余人，此举即开了利用洋人所赠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
我国鸦片战争以前的枪，是用火绳点燃的，有风有雨，或是夜间都不能用，大大的不如外国枪的灵活，一击就自能生火，因此中国用重价购买这种秘方。户部王事丁守存请依照这种秘方，作成西洋自来火统制法㈠。先仿西洋制成火统，再制自来火药，就是制造枪子，枪子是红铜为筩，径分许，长分许，中空，底粘白药一层，所谓秘方就指白药而论。这种白药正是一八四三年正月耆英密奏中所说的外国甚为秘密，一时不能搜求的铜帽火药方。其实对这些追逐财利的资本家，中国的官吏们也摸透了，只要用金钱，就可以收买过来，旻宁不必望洋兴叹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报功获赏了。这种白药的制造，丁守存记录甚详，先制硝，再制酒精，再配合为镪水，将银片投入强水，融解为白末，倾出镪水，阴干白末，就成白药。
1842年，清王朝曾命令广东将军奕山等将潘仕成所造成的战舰和吴建勋所仿造的美国兵舰图案做了五份，分送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托浑布，江苏巡抚程矞采，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巡抚刘鸿翱酌量本省洋面情况采择，候旨发交广东制造，来加强海军力量。
但清朝保守力量之强，是一场丧权辱国的战争和一系列新技术所无法突破的。以造船而论，首先潘仕成和吴建勋所造战舰的图样送到各省，都被打回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答复是山东沿海暗礁较多，只宜吃水较浅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吴建勋式样的战船，只需要许祥光式的战船㈣。江苏巡抚程矞采的答复是，他和福建同安人，那时正任浙江提督的李廷钰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虽能制胜，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旧式的战船)，因此决定缓造广东的战船，另造同安梭船㈤。浙江巡抚刘韵珂仍然赞同李廷钰的意见，主张制造同安梭船，并请福建代制四十支。至于福建巡抚刘鸿翱并不见答复，但因闽浙同一总督，而且闽省是制造同安梭船的厂地，可能仍是主张同安梭船的。由此可以看出潘仕成、吴建勋新造的船式，完全被否定了，道光也出于对中国能够很快模仿、掌握一些西方新技术的满足，下命令不必雇佣外国工匠制造，也不必购买外国船支。
总之，虽然全国上下在战争期间颇有一番前“洋务运动”的气象，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保守，使当时本来形势大好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潮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那个混混噩噩的睡狮之国，少数官员、商人、工匠并不能使她苏醒。真正让清朝统治者开始大力引进西方技术的契机，居然是由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引发的。为了镇压这场可以威胁到自己生存的革命运动，统治者们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是对内镇压而不是对外御侮导致了洋务运动，这真是一个颇为讽刺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