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西藏---->"雪山佛国，佛光照耀的美好国度！ ...

　　　　　　
　　　
　　　　　　 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制订的《十三法典》部分条款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

　　　　　　　　　　

　　旧社会的监狱（拉萨“朗子辖”）里用作铐“犯人”的木脚镣。这种刑具，每副能铐四、五个人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不堪重负——拉萨市郊的女农奴们在背负麦草回村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农奴必须定期无偿地为领主劳役。在农忙季节，甚至放弃自己的农田，首先要去领主的地里劳动。这是一张化工单。一个农奴劳动一天，换来的仅是管家一枚图章印记而已！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山南凯松庄园的农奴和奴隶们在服劳役——为领主索康·旺清格勒捻毛钱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在西藏金龙谿卡，一个年已八十余岁的老农奴在为农奴主服劳役——制作酥油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朗吉，在旧西藏是是一个贫苦农奴，由于交不起农奴主的税金，竞被砍去左臂，这样的人在藏民中很普遍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与野狗争食的西藏儿童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西藏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的一个奴隶次仁卓玛（女），由于年老力衰，被放逐出家园，只好靠行乞为生。这间厕所，成了她栖身之地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西藏民主改革前拉萨的一个贫困区——鲁固帮仓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国家”（引号为引者所加）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从尼木流浪到拉萨的逃亡农奴，举家露宿街头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

文章来源: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的故事》
作者: 张晓明　　　　　　
　　　
　　　　　　 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制订的《十三法典》部分条款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

　　　　　　　　　　

　　旧社会的监狱（拉萨“朗子辖”）里用作铐“犯人”的木脚镣。这种刑具，每副能铐四、五个人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不堪重负——拉萨市郊的女农奴们在背负麦草回村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农奴必须定期无偿地为领主劳役。在农忙季节，甚至放弃自己的农田，首先要去领主的地里劳动。这是一张化工单。一个农奴劳动一天，换来的仅是管家一枚图章印记而已！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山南凯松庄园的农奴和奴隶们在服劳役——为领主索康·旺清格勒捻毛钱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在西藏金龙谿卡，一个年已八十余岁的老农奴在为农奴主服劳役——制作酥油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朗吉，在旧西藏是是一个贫苦农奴，由于交不起农奴主的税金，竞被砍去左臂，这样的人在藏民中很普遍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与野狗争食的西藏儿童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西藏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的一个奴隶次仁卓玛（女），由于年老力衰，被放逐出家园，只好靠行乞为生。这间厕所，成了她栖身之地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西藏民主改革前拉萨的一个贫困区——鲁固帮仓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国家”（引号为引者所加）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从尼木流浪到拉萨的逃亡农奴，举家露宿街头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

文章来源: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的故事》
作者: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