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王朝的建立看待另一个中国ZT

<span style="FONT-SIZE: 14px;">漫长的中国古代史，由于她长期保持的文明优势和重大的科技文化延续，使得中国历史在世界古代史中保持着璀璨夺目的光环。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建树，无不外乎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一些重大时代，秦皇的统一和汉武的雄风被赋予史诗般的传颂和评价、文景治国和贞观盛世被认为传统中国文明治理的典范和成就楷模、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农业国家新生生产力量的发展被后人质疑和给予想象力。但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除了这些依承“华夏正统”的各朝外，中国史中还充斥着外族部分控制着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且这些值得争议其性质的控制还被马列史学者依归到了整体的中国历史范畴内，并给予他们传统中国政权的平等地位。对这些来自中国本土以外的政权，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他的性质，是外来征服者——如果单从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是西方列国来看是无疑的；是同样的封建特权阶级——从马列历史观的态度来讲，只看重阶级统治状态不看重文明演绎的本质，亦或者是其他的形态呢？<br/><br/>不管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在形态上已经走出了古代社会的模式，在本土以外的很多策源征服或被征服区大致在同一辖制模式下处于“统一”状态下。也许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史评判才会如此迷惑，到底那些征服王朝要保留作什么形态。如果我们用消极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些“外国”无疑是消极的，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但我们说，事物不违背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秩序，他必然会得到成长的。从外族统治中国的规模来说，总是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一次是在西晋后期的乱世时代，外族进入中国导致了社会动荡文明衰败；第二次是在唐朝覆灭之后，辽金元甚至西夏逐步蚕食了中原王朝直到征服中国全境；最后一次是满州时代，中国不仅丢失了所有的领地，还在文化形态上被依归到蛮族状态。我们说，中国第一次遭受外族的攻击，完全是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败所致的，从当时来看，外族还没有作好准备到进入中原称霸的贮备。所以，这次的动乱年代完全是消极的，被后人夸大的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部分使蛮夷中国化了，并最终在唐代获得了同等中国正统的地位。但毕竟北方民族介入过早、接触相对过深，使北魏在汉化的争端上走上了矛盾丛生的分裂，我们依稀看到了几百年后元朝覆亡的罪魁和不安。<br/><br/>但消极地看待以后的外族进入中国，那是不理智的。在外族统治中国的间隔期，总是一次比一次短，他们的成功也是不断地扩大。由于涉及内容过广，我们就谨此以再一次的异族统治的开端来说明问题的本质所在。传统的优越中国文化都根深蒂固的以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被延续着。但文化不仅仅只限于原创者，他的成就是能被他人分享和借鉴的。如果说在汉代由于国家在文化和技术形态上对被认为是敌对的政治团体实行封锁，并导致了外族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升，那么在隋唐的开放和全面扩展的年代，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唐王朝对北方和西方的征服和怀柔，固然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最为灿烂的辉煌时代，但从长远来看，从这中间得到好处的更是非中国人。在这些外族和唐朝的接触中，他们得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崛起的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如果中原的汉族王朝不能再度取得较大的作为，那么就必将面临着这些已进入半文明状态下的拥有精锐骑兵和悍将的王朝威胁。相对平和的发展环境可能是重大科技和文化孕育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中国人如果过度处在蛮族力量的威胁下，那么对这个古老文明的进化是很有害的。不幸的是，那个既是中原王朝又是草原霸主的唐帝国就是酿成了这样的不利环境，而这个结局的上溯，还可以追溯到汉代中兴的光武时代，正是在那时，中国特色的怀柔政策完善和固定了下来。<br/><br/>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是这些后续王朝的标准版本和缩影，他的崛起和取得的成绩，很能解释一些不太明晰的历史疑虑和长远的历史走势。辽帝国的建立，可以上溯到先前契丹人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时代。也许是他们的幸运，总之我们可以预言，在唐王朝以后，必然会出现一些他族的集权帝国，环嗣于中国的周边，虽然这不一定是契丹、党项，或者是西南的南昭和吐蕃。契丹人的崛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早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大乱的年代，这个族群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传统史家的文字提示，契丹大致是出自鲜卑宇文部，后来宇文部被燕国的慕容部击败，并分裂成了三部分。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的后来又分为库莫奚（后来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支离破碎的各方文字，最终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契丹居于辽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很明显，当时的契丹包括了其他各阿尔泰民族在文化形态和生产水平上都是很落后的。在其初始的年代，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还被诸如北魏、柔然等民族政权挟制或威胁。但应该注意到，阿尔泰民族名称的起源，常常以政治联盟形态出现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所以这种联盟是因需而置，当时是为了应付严重的军事危机或者是共同的利益争夺，但一旦事态结束，联盟也会分化，所以就更别惶论立国集权了。由于契丹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文字记录的稀少和实物的缺乏，契丹文化被认为拥有西部草原和东部通古斯森林地区的共性。但具体形态估计已经难以给出。而不管怎么说，他和临近的民族有着相近的风俗，如男子的剃发发式。在这些脆弱的起源年代，他们可能也会在动乱年代饲机而动，但由于组织落后，往往遭到惨败，北齐和隋王朝时代都曾经大破契丹人的入侵。<br/><br/>契丹人的命运可能代表了当时北方各民族的景况，在唐代建立以前，契丹族先后事奉北魏、柔然、突厥，直到被隋王朝彻底赶出了中华本土。到唐王朝崛起的时候，契丹族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公元630年突厥被唐军击败后，整个草原地区臣服唐室，契丹族也加入到了新的政治体系之下，他的首领入长安朝觐。扩张的国策使得唐朝在远离边境的地区军事征伐，北方各族首领也在唐朝的统一节制下加入到军事扩张的活动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契丹一些大族通过接触唐皇室和随同唐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执政经验和军旅生活。8世纪以前，唐朝廷通过加封契丹亲华贵族来控制契丹，但到这个时代的晚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吐蕃国的崛起和扩张，唐开始了长达几乎百年的西域争夺战，相对地对北方的控制开始削弱。在7世纪末，契丹人甚至进攻了中国的河北地区，但在唐军的反扑和突厥人的落井下石下得到了惨重的代价。直到唐玄宗统治时代，契丹人才再度宾服，并保持了一段时期。但到唐室扶持的亲华家族衰落后，契丹再度反叛，并一度大破唐军。直到公元755年，镇守范阳的安禄山才彻底击败了契丹叛军。隋唐时代的政策仅仅是企图羁縻北方各族，以怀柔政策将各族监控在自己的意图之内，但效果和汉魏相较已知实在很差。而唐既不彻底歼灭富有野心的侵略民族，也不把这些危险民族逐出中国边境。所以在当时，突厥、回鹘、契丹等都是在反复无常中积聚力量和基础。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国失去了对北方民族命运节制的主导权。<br/><br/>安史之乱以后，衰落的唐帝国已经不可挽回，尤其是在疆域的西部，吐蕃人的入侵使他的海外领地在9世纪前彻底丧失，对西南的防御严重制约了帝国的作为。但庆幸地是北方各族对中原还算相对安定，包括契丹在内的北方各族转已臣服于回鹘，这个政权将成为新的北方挑战所在。可能由于同样受安禄山时代的遭遇，契丹此后长时期处于稳定平和的状态，他们对回鹘和唐朝都表现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9世纪中期，回鹘政权瓦解后，契丹再次归属唐朝。此后直到契丹人再度叛唐的时代，这一时段被认为是契丹民族崛起的时代，也是他在建国基石的积累上最重要的时代。契丹崛起的途径大致为：当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后，契丹不仅摆脱了原宗主的控制，还接管了由于突厥诸族和回鹘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他们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转向东北，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毗邻部落奚和室韦。当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时，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即辽东富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当他的力量在关外足够壮大后，契丹向中国本身提起了挑战。传统的保留方面：民族特色的辽代神话传说有关于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和驾青牛车的女子及他们的八个儿子的故事，而契丹族群长期以来有着八部成员作为契丹的核心，每三年八个部落的酋长聚在一起，选举他们中的一位作为联盟的可汗。这些传统的延续时间几乎达到半个世纪，而作为辽朝奠定者的耶律阿保机最终的汉化专制帝国出台就必然是万分艰辛的。公元907年，契丹可汗因政绩不佳被罢免，八部首领选举联盟的军事统帅阿保机这个非原统治家族的杰出人才取代他的位置，传统的旧秩序走到了尽头。<br/><br/>不管这些后续的好处和糟糕如何的潜在和危急，毕竟那个混沌的糟糕古代已经过去，并且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未来的世界会如何发展及对他们评价。当辽的缔造者在完成对北方的征服后，已经把我们姑且叫做“贪婪”的目光描向了中国。唐代中国在后期为了保持边疆稳定，就赐予了大量的金钱给予回鹘，并在优惠的贸易体制下，北方贵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契丹人当然了解中国的优越，他的文化、政治和道德建设成就，但这是次要的甚至是他不考虑的，因为无论哪个北方民族都更想拥有中国的财富。在这里，我们看到，唐王朝的贸易在北方极其活跃，契丹人的名马将会被高价买走。但我们说这还不如看作是唐代无奈的怀柔羁縻政策，因为唐统治集团已经明白，恢复对北方草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晚唐的北方相对晚明安定，更应该看到贸易制度所起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唐朝的藩镇。当贸易不能满足契丹的要求时，劫掠部队就会跨过边境进入中国，他们不仅掠夺财物和牲畜，还掠夺人口，特别是那些具备特殊技能的人口。而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任何一个落后、愚蛮国家需要工匠人才的动因。在黄巢流寇意外地攻破长安以前，唐帝国依然还是一个具备集权能力的强大国家，他的中央军队依然能有效克制契丹人的不轨。但到黄巢之乱以后，帝国实际上垮台了，几乎和汉代结局时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样就给了契丹人扩张的天赐良机，当然，地方军阀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北方中国依然尚武，在幽并游侠地区的太原、卢龙两大藩镇的阻击下，契丹人的军队不能取胜。但也没有出现类似曹操的彻底击败外族强大觊觎集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在阿保机称汗以前，契丹人在对中国的作战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骁勇的中国北方藩镇军队甚至主动攻击了他们。<br/><br/>辽朝的建立者，不仅是契丹民族的英雄，还应该从他的崛起道路上看到其他民族领袖类似的经历与干练。阿保机出身于迭剌部（后改称耶律），这个部落已经在9世纪末提高到仅次于统治家族的地位上。迭剌部权力的建立不仅通过战争和掠夺，还通过发展和一个具有较高见识和权势的萧氏家族联姻，提升了自己的力量。阿保机的父亲是本部的首领，而他的伯父更是掌握了契丹军事大权的仅次于汗位的官员。901年，阿保机继承父亲做了本部落的首领，并亲自为可汗出兵室韦、女真和奚，此后，他的主要作战方向是中国本部。到903，他已经是契丹的军事统帅了。为了取得对中国军事上的胜利，他和强大竞争对手沙陀统治者李克用在云州举行了一次和平谈判，他们盟誓为兄弟，象征性地交换了战袍和马匹。军阀李本人是为了更好地和其他军阀夺利而谋求北方边境的稳定，而阿保机则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卢龙节度使。随着契丹军事的不利和可汗对中国边将所表现出的妥协和无能，到907年。阿保机被众人推举为可汗。在其坐上可汗的位置后，契丹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除了对临近的民族暴动实行镇压外，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了契丹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领土欲望。但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始终是难有作为，直到这个时代，中原地区的优势和力量仍然是外族不能挑战的，除了在五胡乱华的岁月里，中国本部几乎是外族不可能介入的神圣领地。在909年，契丹军队在一个萧氏贵族的统帅下于河北打败了地方军阀，随后阿保机亲自率领军队进攻中国，但北境刘氏燕国被李存勗（李克用之子）灭亡，卢龙被并入后晋的沙陀版图。由于阿保机试图与当时的军阀朱温取得友好关系，导致了原本与之结义的李克用父子的嫉恨。由于李存勗在军阀割据中力量的大增，使得契丹向中国边境推进的努力归于失败。<br/><br/>李存勗的力量强大使得契丹本身的边境变得不妙，但中原地区的争夺使得契丹可以逃过这场挑衅。在南下扩张未果的情况下，阿保机更面临着一场由传统带来的威胁，那就是首领选举制对他的权利的挑战。契丹惯例要求首领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在910年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序。他的兄弟们试图阻止他建立一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在公元911、912年均发生了一次密谋叛乱。913年，阿保机第二个三年可汗任期结束，他又一次拒绝进行重新选举。于是由他的弟弟们、叔父与担任迭剌部首领的族弟发动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叛乱，这次叛乱被更加血腥地镇压下去。这些措施加速了阿保机集权的进程，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君主，他依然受制于传统部族制度，这使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的对手。虽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处死，但他弟弟们的生命则被保留下来。契丹贵族对集权的汉化制度一直存在抵制，在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北魏和元代对之的激烈反应和动荡后果。到916年，当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阿保机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宣布自己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个年号，宣称自己政权独立于后梁（以前采用它的纪年）并表示他现在处于与中原统治者平等的地位。这一年被视作辽朝的建立，虽然他的国号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建立中国式政权的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庙，辽建国以后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正统王朝的地位，这可以从《辽史》记载的阿保机建国于907年看出端倪。汉化的国家政策还有，建立帝国的都城。从当时帝国都城上京的建立规模和参照原型来看，阿保机的确试图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和中原王朝平等的中国。不知道今天的马列学者是怎么想的，辽帝国的确立的确是说明了当时的一些真实状况，那就是这个独立的帝国不管在形态上如何像中国，但他的确是海外的一个独立国。而大中华的学者，更把辽看作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当时，接受汉文明的国家已遍布东亚。<br/><br/>当时的契丹还是一个仅仅在军事上有很大影响的落后国家，汉地的幽云州城池和富庶的渤海国还未能征服。要成为一个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庞大帝国，辽的使命还有许多未能完成。虽然帝国新皇帝已经宣布建立起中国式的朝廷，但在具体汉化形式和组政形态上还没能完善。鉴于民族特色和旧贵族的抵制，阿保机着手建立有辽一代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统治地区的部族事务，早在910年，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内兄萧敌鲁管理北面官系统，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构建，负责定居人口特别是汉人的事务。这一发展于947年帝国正式分为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除此之外就是利用汉人的学者直接来帮助帝国的政治组建和改革，曾经作过卢龙地方财政官员的韩廷徽，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主要负责设计南面官的中原管理体制。从契丹国引进先进的政治文化组织来看，我们就能看到许多时代的共性。那就是在接受新体制时，会保留自己的原先组织状态，在这些保留中，我们根本区分不出什么是继承民族特色，什么是在阻碍社会进步，甚至什么是两者兼是。这样的疑虑甚至放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环境里依然是存在和迷惑的。但历史要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不管辽代政治怎么中国化，他毕竟不是完全的中国。这和其他汉化的国家一样，不能因为做了皇帝，就一定是中国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当时的强势文化，汉文明的确同化和摧折了很多地区的特色民俗文化。另外，“边疆”政权作出的历史贡献，固然有他的主体人民的勤劳，但不要忘记文明的传播对其的催化，蛮夷的原始组织不谈治国连自己的完全固定族群和名字都难以留给后人知悉。<br/><br/>在帝制的建立和巩固以后，阿保机再度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并且占领了一些边境地区的中原土地，但李存勗的军事强大保证了中原的边境稳定，他不但一次次地赶走了契丹来犯军队，还最终消灭了后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后唐，成为真正的中国北方地区的霸主。阿保机随后改变了扩张方向，他把契丹的军队进击方向指向了广阔的草原，打败了漠北的游牧部落，几乎囊括了整个原回鹘统治地区；向西契丹人进入了准噶尔东部和甘肃走廊西部；向南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率军控制了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北角的诸部落。公元926年，阿保机发动了对渤海国的兼并战争，这对于一贯向南和西部扩张的契丹来说意义深远，因为渤海不是一个草原蛮国，而是一个汉化水平相当高的传统中国式的国家。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东亚国家秩序中他保持着和中国、高丽和日本的稳定关系，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众多的城邑，在国家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农业人口。阿保机将渤海置于傀儡国的位置上，并让深受汉化影响的长子去治理。但唯一不能实现的是，阿保机不能取得他梦寐以求的中原领土，他给后唐使臣的最后一个答复是要取得幽州和河北，当然在还没来得及出兵的情形下就患病死去了。当他的儿子即位后，契丹族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弱小和蛮荒，辽帝国控制了漠北与东北的诸游牧民族，并容纳了许多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建造城邑和初步发展各种手工业与定居农耕。他创立的政治组织形式，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农业人口，又能用传统方式统治传统领域内的游牧民族。<br/><br/>契丹旧体制的淡出，只能应该看作是中华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灿烂的隋唐时代及其后来中国的领土不断退缩的耻辱岁月里，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却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传统中国控制范围以外的政权和那些马列观的非中国地区的政权均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追溯到７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以及日本的大化革新。作为一个稳固的原本落后的草原国家的辽，更是可以直接承自于汉化的东北政权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集权帝国的构建过程中，对开化国度渤海的征服可能比在937 年获得中原贫苦的幽云十六州更为重要。唐帝国的努力，换取的是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的发达的汉文化。南诏、渤海两个政权具有强烈独立性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度的适应就把邻近的人民纳入到了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中。但谁也不曾想到，这个东亚的庞大文化群体，在近代的历史上毫无作为，原创的中国文化在宋明时代因为陋政和不安定的恶劣生存环境，使主体的华夏文化为今几乎已异化。而吸收了汉文化走上集权专制的北方民族政权，正是中原恶劣生存环境的直接制造者，而边疆各汉文明政权，包括朝鲜半岛、东南亚和日本列岛，他们大致作为文化的受承者缺乏再度原创的能力。而我们直观地追溯根源，作为非中国人的政权，辽代的南北两院建制，让一些贵族精英固守部落传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在中国观念和文化的冲击下播洒了长期冲突的种子，而这将会是这些另类中国不能调和的矛盾所在。到了清代，就干脆把满文化粗暴地强加到所有中国人头上，即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对文明的毁灭。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正是汉文明的传播才使边疆外族出现了帝国形式的开化。如果将游牧的哪怕是非传统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那必将是对原创中国的极大凌残。</span><span style="FONT-SIZE: 14px;">漫长的中国古代史，由于她长期保持的文明优势和重大的科技文化延续，使得中国历史在世界古代史中保持着璀璨夺目的光环。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建树，无不外乎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一些重大时代，秦皇的统一和汉武的雄风被赋予史诗般的传颂和评价、文景治国和贞观盛世被认为传统中国文明治理的典范和成就楷模、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农业国家新生生产力量的发展被后人质疑和给予想象力。但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除了这些依承“华夏正统”的各朝外，中国史中还充斥着外族部分控制着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且这些值得争议其性质的控制还被马列史学者依归到了整体的中国历史范畴内，并给予他们传统中国政权的平等地位。对这些来自中国本土以外的政权，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他的性质，是外来征服者——如果单从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是西方列国来看是无疑的；是同样的封建特权阶级——从马列历史观的态度来讲，只看重阶级统治状态不看重文明演绎的本质，亦或者是其他的形态呢？<br/><br/>不管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在形态上已经走出了古代社会的模式，在本土以外的很多策源征服或被征服区大致在同一辖制模式下处于“统一”状态下。也许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史评判才会如此迷惑，到底那些征服王朝要保留作什么形态。如果我们用消极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些“外国”无疑是消极的，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但我们说，事物不违背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秩序，他必然会得到成长的。从外族统治中国的规模来说，总是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一次是在西晋后期的乱世时代，外族进入中国导致了社会动荡文明衰败；第二次是在唐朝覆灭之后，辽金元甚至西夏逐步蚕食了中原王朝直到征服中国全境；最后一次是满州时代，中国不仅丢失了所有的领地，还在文化形态上被依归到蛮族状态。我们说，中国第一次遭受外族的攻击，完全是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败所致的，从当时来看，外族还没有作好准备到进入中原称霸的贮备。所以，这次的动乱年代完全是消极的，被后人夸大的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部分使蛮夷中国化了，并最终在唐代获得了同等中国正统的地位。但毕竟北方民族介入过早、接触相对过深，使北魏在汉化的争端上走上了矛盾丛生的分裂，我们依稀看到了几百年后元朝覆亡的罪魁和不安。<br/><br/>但消极地看待以后的外族进入中国，那是不理智的。在外族统治中国的间隔期，总是一次比一次短，他们的成功也是不断地扩大。由于涉及内容过广，我们就谨此以再一次的异族统治的开端来说明问题的本质所在。传统的优越中国文化都根深蒂固的以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被延续着。但文化不仅仅只限于原创者，他的成就是能被他人分享和借鉴的。如果说在汉代由于国家在文化和技术形态上对被认为是敌对的政治团体实行封锁，并导致了外族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升，那么在隋唐的开放和全面扩展的年代，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唐王朝对北方和西方的征服和怀柔，固然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最为灿烂的辉煌时代，但从长远来看，从这中间得到好处的更是非中国人。在这些外族和唐朝的接触中，他们得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崛起的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如果中原的汉族王朝不能再度取得较大的作为，那么就必将面临着这些已进入半文明状态下的拥有精锐骑兵和悍将的王朝威胁。相对平和的发展环境可能是重大科技和文化孕育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中国人如果过度处在蛮族力量的威胁下，那么对这个古老文明的进化是很有害的。不幸的是，那个既是中原王朝又是草原霸主的唐帝国就是酿成了这样的不利环境，而这个结局的上溯，还可以追溯到汉代中兴的光武时代，正是在那时，中国特色的怀柔政策完善和固定了下来。<br/><br/>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是这些后续王朝的标准版本和缩影，他的崛起和取得的成绩，很能解释一些不太明晰的历史疑虑和长远的历史走势。辽帝国的建立，可以上溯到先前契丹人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时代。也许是他们的幸运，总之我们可以预言，在唐王朝以后，必然会出现一些他族的集权帝国，环嗣于中国的周边，虽然这不一定是契丹、党项，或者是西南的南昭和吐蕃。契丹人的崛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早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大乱的年代，这个族群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传统史家的文字提示，契丹大致是出自鲜卑宇文部，后来宇文部被燕国的慕容部击败，并分裂成了三部分。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的后来又分为库莫奚（后来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支离破碎的各方文字，最终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契丹居于辽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很明显，当时的契丹包括了其他各阿尔泰民族在文化形态和生产水平上都是很落后的。在其初始的年代，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还被诸如北魏、柔然等民族政权挟制或威胁。但应该注意到，阿尔泰民族名称的起源，常常以政治联盟形态出现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所以这种联盟是因需而置，当时是为了应付严重的军事危机或者是共同的利益争夺，但一旦事态结束，联盟也会分化，所以就更别惶论立国集权了。由于契丹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文字记录的稀少和实物的缺乏，契丹文化被认为拥有西部草原和东部通古斯森林地区的共性。但具体形态估计已经难以给出。而不管怎么说，他和临近的民族有着相近的风俗，如男子的剃发发式。在这些脆弱的起源年代，他们可能也会在动乱年代饲机而动，但由于组织落后，往往遭到惨败，北齐和隋王朝时代都曾经大破契丹人的入侵。<br/><br/>契丹人的命运可能代表了当时北方各民族的景况，在唐代建立以前，契丹族先后事奉北魏、柔然、突厥，直到被隋王朝彻底赶出了中华本土。到唐王朝崛起的时候，契丹族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公元630年突厥被唐军击败后，整个草原地区臣服唐室，契丹族也加入到了新的政治体系之下，他的首领入长安朝觐。扩张的国策使得唐朝在远离边境的地区军事征伐，北方各族首领也在唐朝的统一节制下加入到军事扩张的活动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契丹一些大族通过接触唐皇室和随同唐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执政经验和军旅生活。8世纪以前，唐朝廷通过加封契丹亲华贵族来控制契丹，但到这个时代的晚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吐蕃国的崛起和扩张，唐开始了长达几乎百年的西域争夺战，相对地对北方的控制开始削弱。在7世纪末，契丹人甚至进攻了中国的河北地区，但在唐军的反扑和突厥人的落井下石下得到了惨重的代价。直到唐玄宗统治时代，契丹人才再度宾服，并保持了一段时期。但到唐室扶持的亲华家族衰落后，契丹再度反叛，并一度大破唐军。直到公元755年，镇守范阳的安禄山才彻底击败了契丹叛军。隋唐时代的政策仅仅是企图羁縻北方各族，以怀柔政策将各族监控在自己的意图之内，但效果和汉魏相较已知实在很差。而唐既不彻底歼灭富有野心的侵略民族，也不把这些危险民族逐出中国边境。所以在当时，突厥、回鹘、契丹等都是在反复无常中积聚力量和基础。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国失去了对北方民族命运节制的主导权。<br/><br/>安史之乱以后，衰落的唐帝国已经不可挽回，尤其是在疆域的西部，吐蕃人的入侵使他的海外领地在9世纪前彻底丧失，对西南的防御严重制约了帝国的作为。但庆幸地是北方各族对中原还算相对安定，包括契丹在内的北方各族转已臣服于回鹘，这个政权将成为新的北方挑战所在。可能由于同样受安禄山时代的遭遇，契丹此后长时期处于稳定平和的状态，他们对回鹘和唐朝都表现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9世纪中期，回鹘政权瓦解后，契丹再次归属唐朝。此后直到契丹人再度叛唐的时代，这一时段被认为是契丹民族崛起的时代，也是他在建国基石的积累上最重要的时代。契丹崛起的途径大致为：当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后，契丹不仅摆脱了原宗主的控制，还接管了由于突厥诸族和回鹘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他们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转向东北，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毗邻部落奚和室韦。当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时，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即辽东富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当他的力量在关外足够壮大后，契丹向中国本身提起了挑战。传统的保留方面：民族特色的辽代神话传说有关于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和驾青牛车的女子及他们的八个儿子的故事，而契丹族群长期以来有着八部成员作为契丹的核心，每三年八个部落的酋长聚在一起，选举他们中的一位作为联盟的可汗。这些传统的延续时间几乎达到半个世纪，而作为辽朝奠定者的耶律阿保机最终的汉化专制帝国出台就必然是万分艰辛的。公元907年，契丹可汗因政绩不佳被罢免，八部首领选举联盟的军事统帅阿保机这个非原统治家族的杰出人才取代他的位置，传统的旧秩序走到了尽头。<br/><br/>不管这些后续的好处和糟糕如何的潜在和危急，毕竟那个混沌的糟糕古代已经过去，并且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未来的世界会如何发展及对他们评价。当辽的缔造者在完成对北方的征服后，已经把我们姑且叫做“贪婪”的目光描向了中国。唐代中国在后期为了保持边疆稳定，就赐予了大量的金钱给予回鹘，并在优惠的贸易体制下，北方贵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契丹人当然了解中国的优越，他的文化、政治和道德建设成就，但这是次要的甚至是他不考虑的，因为无论哪个北方民族都更想拥有中国的财富。在这里，我们看到，唐王朝的贸易在北方极其活跃，契丹人的名马将会被高价买走。但我们说这还不如看作是唐代无奈的怀柔羁縻政策，因为唐统治集团已经明白，恢复对北方草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晚唐的北方相对晚明安定，更应该看到贸易制度所起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唐朝的藩镇。当贸易不能满足契丹的要求时，劫掠部队就会跨过边境进入中国，他们不仅掠夺财物和牲畜，还掠夺人口，特别是那些具备特殊技能的人口。而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任何一个落后、愚蛮国家需要工匠人才的动因。在黄巢流寇意外地攻破长安以前，唐帝国依然还是一个具备集权能力的强大国家，他的中央军队依然能有效克制契丹人的不轨。但到黄巢之乱以后，帝国实际上垮台了，几乎和汉代结局时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样就给了契丹人扩张的天赐良机，当然，地方军阀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北方中国依然尚武，在幽并游侠地区的太原、卢龙两大藩镇的阻击下，契丹人的军队不能取胜。但也没有出现类似曹操的彻底击败外族强大觊觎集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在阿保机称汗以前，契丹人在对中国的作战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骁勇的中国北方藩镇军队甚至主动攻击了他们。<br/><br/>辽朝的建立者，不仅是契丹民族的英雄，还应该从他的崛起道路上看到其他民族领袖类似的经历与干练。阿保机出身于迭剌部（后改称耶律），这个部落已经在9世纪末提高到仅次于统治家族的地位上。迭剌部权力的建立不仅通过战争和掠夺，还通过发展和一个具有较高见识和权势的萧氏家族联姻，提升了自己的力量。阿保机的父亲是本部的首领，而他的伯父更是掌握了契丹军事大权的仅次于汗位的官员。901年，阿保机继承父亲做了本部落的首领，并亲自为可汗出兵室韦、女真和奚，此后，他的主要作战方向是中国本部。到903，他已经是契丹的军事统帅了。为了取得对中国军事上的胜利，他和强大竞争对手沙陀统治者李克用在云州举行了一次和平谈判，他们盟誓为兄弟，象征性地交换了战袍和马匹。军阀李本人是为了更好地和其他军阀夺利而谋求北方边境的稳定，而阿保机则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卢龙节度使。随着契丹军事的不利和可汗对中国边将所表现出的妥协和无能，到907年。阿保机被众人推举为可汗。在其坐上可汗的位置后，契丹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除了对临近的民族暴动实行镇压外，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了契丹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领土欲望。但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始终是难有作为，直到这个时代，中原地区的优势和力量仍然是外族不能挑战的，除了在五胡乱华的岁月里，中国本部几乎是外族不可能介入的神圣领地。在909年，契丹军队在一个萧氏贵族的统帅下于河北打败了地方军阀，随后阿保机亲自率领军队进攻中国，但北境刘氏燕国被李存勗（李克用之子）灭亡，卢龙被并入后晋的沙陀版图。由于阿保机试图与当时的军阀朱温取得友好关系，导致了原本与之结义的李克用父子的嫉恨。由于李存勗在军阀割据中力量的大增，使得契丹向中国边境推进的努力归于失败。<br/><br/>李存勗的力量强大使得契丹本身的边境变得不妙，但中原地区的争夺使得契丹可以逃过这场挑衅。在南下扩张未果的情况下，阿保机更面临着一场由传统带来的威胁，那就是首领选举制对他的权利的挑战。契丹惯例要求首领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在910年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序。他的兄弟们试图阻止他建立一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在公元911、912年均发生了一次密谋叛乱。913年，阿保机第二个三年可汗任期结束，他又一次拒绝进行重新选举。于是由他的弟弟们、叔父与担任迭剌部首领的族弟发动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叛乱，这次叛乱被更加血腥地镇压下去。这些措施加速了阿保机集权的进程，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君主，他依然受制于传统部族制度，这使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的对手。虽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处死，但他弟弟们的生命则被保留下来。契丹贵族对集权的汉化制度一直存在抵制，在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北魏和元代对之的激烈反应和动荡后果。到916年，当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阿保机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宣布自己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个年号，宣称自己政权独立于后梁（以前采用它的纪年）并表示他现在处于与中原统治者平等的地位。这一年被视作辽朝的建立，虽然他的国号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建立中国式政权的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庙，辽建国以后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正统王朝的地位，这可以从《辽史》记载的阿保机建国于907年看出端倪。汉化的国家政策还有，建立帝国的都城。从当时帝国都城上京的建立规模和参照原型来看，阿保机的确试图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和中原王朝平等的中国。不知道今天的马列学者是怎么想的，辽帝国的确立的确是说明了当时的一些真实状况，那就是这个独立的帝国不管在形态上如何像中国，但他的确是海外的一个独立国。而大中华的学者，更把辽看作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当时，接受汉文明的国家已遍布东亚。<br/><br/>当时的契丹还是一个仅仅在军事上有很大影响的落后国家，汉地的幽云州城池和富庶的渤海国还未能征服。要成为一个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庞大帝国，辽的使命还有许多未能完成。虽然帝国新皇帝已经宣布建立起中国式的朝廷，但在具体汉化形式和组政形态上还没能完善。鉴于民族特色和旧贵族的抵制，阿保机着手建立有辽一代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统治地区的部族事务，早在910年，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内兄萧敌鲁管理北面官系统，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构建，负责定居人口特别是汉人的事务。这一发展于947年帝国正式分为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除此之外就是利用汉人的学者直接来帮助帝国的政治组建和改革，曾经作过卢龙地方财政官员的韩廷徽，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主要负责设计南面官的中原管理体制。从契丹国引进先进的政治文化组织来看，我们就能看到许多时代的共性。那就是在接受新体制时，会保留自己的原先组织状态，在这些保留中，我们根本区分不出什么是继承民族特色，什么是在阻碍社会进步，甚至什么是两者兼是。这样的疑虑甚至放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环境里依然是存在和迷惑的。但历史要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不管辽代政治怎么中国化，他毕竟不是完全的中国。这和其他汉化的国家一样，不能因为做了皇帝，就一定是中国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当时的强势文化，汉文明的确同化和摧折了很多地区的特色民俗文化。另外，“边疆”政权作出的历史贡献，固然有他的主体人民的勤劳，但不要忘记文明的传播对其的催化，蛮夷的原始组织不谈治国连自己的完全固定族群和名字都难以留给后人知悉。<br/><br/>在帝制的建立和巩固以后，阿保机再度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并且占领了一些边境地区的中原土地，但李存勗的军事强大保证了中原的边境稳定，他不但一次次地赶走了契丹来犯军队，还最终消灭了后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后唐，成为真正的中国北方地区的霸主。阿保机随后改变了扩张方向，他把契丹的军队进击方向指向了广阔的草原，打败了漠北的游牧部落，几乎囊括了整个原回鹘统治地区；向西契丹人进入了准噶尔东部和甘肃走廊西部；向南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率军控制了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北角的诸部落。公元926年，阿保机发动了对渤海国的兼并战争，这对于一贯向南和西部扩张的契丹来说意义深远，因为渤海不是一个草原蛮国，而是一个汉化水平相当高的传统中国式的国家。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东亚国家秩序中他保持着和中国、高丽和日本的稳定关系，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众多的城邑，在国家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农业人口。阿保机将渤海置于傀儡国的位置上，并让深受汉化影响的长子去治理。但唯一不能实现的是，阿保机不能取得他梦寐以求的中原领土，他给后唐使臣的最后一个答复是要取得幽州和河北，当然在还没来得及出兵的情形下就患病死去了。当他的儿子即位后，契丹族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弱小和蛮荒，辽帝国控制了漠北与东北的诸游牧民族，并容纳了许多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建造城邑和初步发展各种手工业与定居农耕。他创立的政治组织形式，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农业人口，又能用传统方式统治传统领域内的游牧民族。<br/><br/>契丹旧体制的淡出，只能应该看作是中华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灿烂的隋唐时代及其后来中国的领土不断退缩的耻辱岁月里，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却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传统中国控制范围以外的政权和那些马列观的非中国地区的政权均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追溯到７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以及日本的大化革新。作为一个稳固的原本落后的草原国家的辽，更是可以直接承自于汉化的东北政权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集权帝国的构建过程中，对开化国度渤海的征服可能比在937 年获得中原贫苦的幽云十六州更为重要。唐帝国的努力，换取的是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的发达的汉文化。南诏、渤海两个政权具有强烈独立性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度的适应就把邻近的人民纳入到了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中。但谁也不曾想到，这个东亚的庞大文化群体，在近代的历史上毫无作为，原创的中国文化在宋明时代因为陋政和不安定的恶劣生存环境，使主体的华夏文化为今几乎已异化。而吸收了汉文化走上集权专制的北方民族政权，正是中原恶劣生存环境的直接制造者，而边疆各汉文明政权，包括朝鲜半岛、东南亚和日本列岛，他们大致作为文化的受承者缺乏再度原创的能力。而我们直观地追溯根源，作为非中国人的政权，辽代的南北两院建制，让一些贵族精英固守部落传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在中国观念和文化的冲击下播洒了长期冲突的种子，而这将会是这些另类中国不能调和的矛盾所在。到了清代，就干脆把满文化粗暴地强加到所有中国人头上，即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对文明的毁灭。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正是汉文明的传播才使边疆外族出现了帝国形式的开化。如果将游牧的哪怕是非传统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那必将是对原创中国的极大凌残。</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