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霸天下——楚庄王金戈铁马的一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7:45:09
<span style="FONT-SIZE: 14px;">楚庄王(前614—前591),姓熊,名旅(又作吕、侣),楚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br/><br/>在周朝历史上,楚国本就是中原各国眼中的蛮夷之地,庄王祖先熊绎曾在西周初年被成王封为子爵。古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子爵本就地位不高,楚国国君自然是心中不服。因此在整个周朝,楚国都是时服时叛。周昭王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威胁到了周王朝在汉水以北的大小诸侯国,并且常常有意不向周朝纳供,直接挑战周王室权威。<br/><br/><br/><br/>周昭王是个有勇无谋,志大才疏的君主,与后世的崇祯皇帝有得一拼。为了树立周室权威,他对楚国进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南证。但是他在出发前并没有好好研究楚国地形,天气气候,导致三攻三败,最后一次还被用树胶粘的大船害死在汉水。这就是后来齐桓公伐楚时的三条理由之一“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春秋时各国交战都讲求兴“礼仪之兵”,凡事都要有个理由,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个“说法”,后来更出了个高举“仁义”大旗,傻得可爱的宋襄公(就是那个主持鹿下会盟闹剧和败给楚国后说敌人队还没排好不能攻击的牛人)。代表楚国去谈判的屈完没办法,只好敷衍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渚水滨。”最后,楚成王与齐桓公定下盟约。<br/><br/><br/><br/>这次楚国北进的步伐被阻,齐桓公成就霸业,楚国上下自然是心怀怨恨,后来又在晋文公时战败于城濮,使北进图谋一再受挫,在这次战役中,晋文公以当日之恩退避三舍,引兵城濮,大败楚军,楚国引以为耻。<br/><br/><br/><br/>公元613三年,楚穆王崩黜,庄王即位。自此,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br/><br/>说到楚庄王,就不得不说说他的谥号“庄”。所谓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虽然后代谥号纯属为谄媚帝王将相所设,但在先秦,谥号也从各个角度客观地浓缩了君王的一生。<br/><br/>楚庄王的“庄”字,在谥号中的意思是:兵甲亟作曰庄、叡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 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由此看来,庄王的一生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的,他的武功,在楚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br/><br/><br/><br/>庄王即位初期还不满二十岁,国内政局不稳,朝廷大臣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政治极端腐化。当时的国家大权在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以及庄王的两位老师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的手上,公子燮与子仪更是挟君主以自重,庄王毫无实权,甚至有被废掉的危险。但他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国君,甫一即位便用了一招“假痴不癫”之计,稳住了朝中权贵。他在宫中成天只想着享乐,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顾着打猎游玩,不问政事,一副昏庸君王的模样,众权贵认为他不成气候,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朝政混乱。对此庄王闭耳不闻,依然是夜夜笙歌。<br/><br/>历朝历代以来,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仕途之路染满了鲜血,在这个权利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争权夺利一旦到达颠峰,便会引发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庄王“假痴不癫”就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时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来得如此之快。<br/><br/>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晋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当时,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这些小国都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皋陶后裔时所建封国,号称“群舒”。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他们这一走,郢都就是公子燮和子仪的天下了。《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斗克曾经被秦俘虏,后来秦在有殽之战败给了晋国,楚国又有城濮之败,秦王有心与楚国交好,便放了斗克,让他回国撮合。斗克自以为对楚国有功,对这段屈辱的俘虏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国君的重用,对王室极端不满;公子燮想当令尹,但令尹之位世代都是由若敖氏一族的人担当,他的希望落了空,自然也是对王室及子孔恨得咬牙切齿。两人一合计,就决定乘此机会犯上作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但他派出的刺客太无能,只得“不克而还”。<br/><br/>在官场上,要么大家一团和气,如果要陷害就得往死里整,如果不走运没有整死对方,那么对方将会用十倍、百倍,乃至千倍的阴毒计策来报复。公子燮和斗克当然明白这一点,一听说没有害死子孔,吓得脸都白了。当时若敖氏权倾朝野,树大根深,公子燮和斗克知道没有胜算,便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公元前613年八月,两人挟持着庄王出逃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原本他们在郢都还可以以国君的名义对付子孔二人,现在这一逃,而且还以国君为人质逃走,根本就是把自己推到了悬崖上。朝野上下顿时全情激愤,二人成了众矢之的。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设计诱杀公子燮和斗克,平定了“二子之乱”。在史书里对戢梨与叔麇是如何诱杀公子燮和斗克,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他们的确做得非常漂亮,没有留下任何隐患,为楚庄王扫清了霸业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br/><br/>关于“二子之乱”,《左传》里丝毫没有提到庄王的任何卓越表现,似乎在这场震惊天下的政变中,庄王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但从后面庄王在争霸和振兴楚国的一系列的表现来看,庄王又绝不会是个任人宰割,而不会还手的软骨头。因此,在这场政治斗争所引发的叛乱里,庄王应当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子孔、潘崇的“伐舒蓼”,刺客的“不克而還”,公子燮和斗克的“挟王出逃”,戢梨与叔麇的诱杀之计,这一系列的巧合都应该有庄王的部署在内,只是为了麻痹众人,庄王表面上仍然暂时饰演了一个昏庸君主的角色。对那依然无法看清真相,只认为庄王无能的朝廷大臣,只能叹一句“庄王非在梦中,尔等在梦中矣。”<br/><br/>按理说经过这次之后庄王应当真正掌权治理国家了,但是放眼朝中,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他并不知道。潘崇等人从成王时代开始就不是很忠诚,庄王的祖父成王当年想要废掉“蜂目而豺声”的太子商臣,潘崇是商臣的太傅,就问商臣说:“能事之乎?”商臣说:“不能。”又问:“能亡去之乎?”商臣答:“不能。”又问:“能行大事乎?”商臣眼睛一亮,说:“能!”<br/><br/>后来,商臣果然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死了成王,自立为穆王。可以说商臣的大逆行为就是潘崇教唆的,如今潘崇等人大权在握,庄王不能不防。所以他只能继续他的“假痴不癫”,整整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善恶忠奸一一浮出水面。<br/><br/>就在正直的大臣为楚国的将来而担忧的时候,那些惯于谄媚,察言观色的小人更是认为巴结庄王,出人头地的时机到了,有个名叫刘须的大夫便是其中之一,因其善于溜须拍马,人们称他为“溜须大夫”。他为庄王献上两位绝世美人郑姬和越女,庄王不动声色,装作很高兴,说:“刘须,我心之腹、贤臣也!”刘须大喜,在朝中肆无忌惮,贪赃枉法。一时间朝廷上下邪风盛行,民间怨声载道。贤臣纷纷晋见,劝说庄王励精图治。庄王当然知道忠奸未辩,自己的戏就得继续演下去,便在宫门口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有敢谏者死无赦。<br/><br/>这下子还真唬住了不少人,不过也有不怕死的,一个叫伍举的大夫入宫晋见,看见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心想这也太不想话了,便说:“愿有进隐。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明白他的意思,但又觉得这个臣子太没有血性了,你要进谏就进谏,猜什么谜,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以后怎么帮我铲除权贵,治理天下,争夺霸业?不过这个伍举怎么说也算是个忠臣,不能不给面子,就暗示他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一鸣惊人”的故事,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出处,世代都有所争议。它最早出自与《韩非子·喻老》,“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在《史记·楚世家》中,更是对这个故事做了详细的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里,《滑稽列传》又说道:“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由此看来,一鸣惊人的又变成齐威王了。为何两个不同的时代会出现同样的故事?连说的话,打的比喻都一模一样?要说是历史的巧合又未免太过牵强,不可能巧合到这种地步。想来应当是张冠李戴了,历史典故张冠李戴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子》成书较《史记》要早,《史记》中关于楚庄王“一鸣惊人”的记载应来源于此,但齐威王的故事却不见于先秦,照此看来,齐戴楚冠的可能性相当大,况且这个故事《左传》并无记载,说明诛杀臣子的规模不会很大,《韩非子》中“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的记载也较《史记》中“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可信。<br/><br/>“一鸣惊人”的故事后,众大臣想这下子你总该勤于政务了吧。谁知庄王“居数月,淫益甚”。他不仅不改,还变本加厉。大夫苏从一看坐不住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肚子里没有那么多的城府(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看出了庄王的意图,故意进谏,投其所好),冲到庄王的面前直言不讳地数落他的过错。庄王装做不高兴的样子,说:“若不闻令乎?”这句话的下一句可能就是“拖出去斩了”,但苏从正色道:“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庄王一听大喜,连忙抓住他的衣袖,说:“我找的就是你啊。”两人促膝长谈,议论国事。从此之后庄王“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庄王用这招“假痴不癫”顺利地除去权贵,分辨忠奸,真可谓一石二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王位,相比较之下,后来的孙膑比起他都要稍逊一筹,也不愧他“霸主”之名。说到庄王,有一件事情是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震惊天下的“楚王问鼎”。庄王一鸣惊人后,因其任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实行改革,修明政治,发展生产,扩充军伍,国力大盛。他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了他的称霸之路。庄王四年,灭庸,庄王六年,伐宋,庄王八年,伐陆浑(今河南少嵩县北)戎,“观兵于周郊”。他的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当时名义上的天子周王室。周定王慌了手脚,连忙派王孙满去犒劳楚王。楚王这时已经被接连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问起了九鼎的大小来。自大禹铸造九鼎以来,这九个大鼎就成为了王权的象征。诸侯只能有七鼎,大小也不一样,楚王问鼎就是在觊觎周王室的天子之位。王孙满是个能言善辩的能臣,便说:“在德不在鼎。”庄王还没听出个中深意,自满地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就是我们国家的兵器折下来就可能铸造九个鼎了,以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还当不了天子吗?王孙满回答说:“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就是周成王当年占卜过,我们周王室有七百年的基业,三十位君主,现在我们的气数还没尽,你撼动不了王室。你要是仗着武力强攻,你就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鼎的大小不是你应该问的。庄王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就觉察出自己实在是太冲动了。春秋时各国普遍信奉鬼神,特别是楚国,巫风盛行,从《离骚》、《国殇》、《山鬼》等世代相传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一听周王室有神明守护,自然是不敢造次;周王室是当时的天子,是君,庄王是臣,臣夺君位就是犯上作乱,势必会遗臭万年,庄王自己也不想留下千古骂名。况且当时北方有诸多强国,如秦、晋、齐等,齐国“尊王攘夷”,很大程度上就是“攘”的楚国。如果他真的灭掉周王室,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北方众强国将会联合起来,以勤王的名义,一起南下对付楚国,楚国就会面临多线作战的危险,况且战线拉得如此之长,即使有再大的根基,也经不起折腾。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实力灭亡周室,只得退兵。庄王九年,这位集聚文韬武略的君王面临他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前面就已经说过,相当于丞相的令尹一职世代都是由若敖氏一族的人担任。若敖氏是熊姓的分支,春秋初期的楚国君王熊仪号称若敖,他的儿子斗伯即以若敖为氏,经几代之后便成为在楚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姓,权倾朝野。庄王韬光养晦,假痴不癫,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防若敖一族。庄王掌权之后,立刻就任命若敖氏的政敌贾氏为工正(古代官职,管理百工),分了若敖氏的权。庄王九年的时候,若敖氏的子杨,子越两人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楚国军政大权。这个子越是个野心家,一心想着除掉贾氏,废除打压若敖势力的庄王。《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载,其伯父子文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预言他会导致灭族大祸,言辞恳切地对子越的父亲子良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心疼儿子,道:“不可。”子文身在官场,深知楚国政治,知道功高盖主,大祸将至,临死前召集全部族人,道:“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大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了子文确实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庄王北伐,问鼎中原,贾氏与若敖氏的权利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工正蒍贾罗织罪名,在庄王面前告了令尹子杨一状。庄王正愁找不到机会向若敖氏下手,就坡上驴地免了子杨的官职,赐他一死。子杨死后,庄王任命子越为令尹,蒍贾为司马。《周礼·夏官司马》载:“乃立夏官司马,使师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证明司马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官员,相当于汉代的大将军。庄王的这项任命,等于是夺了若敖氏的军权。子越生性凶残,对贾氏和庄王极度不满,“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尞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左传·宣公四年》)完全不把庄王放在眼里。庄王没想到他真敢犯上作乱,而且动作还这么快,于是决定采用缓兵之计,要求用三王之子(楚文王、成王、穆王子孙)为人质,向子越妥协。子越狂傲以极,断然拒绝,其实他自己也知道,既然已经发兵攻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好走了,“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左传·宣公四年》)此时灭掉了庄王,不过是像赵盾那样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而已,如果不灭,庄王迟早都会反攻,到时候连生存都不可能,还谈什么名誉。但是他小看了庄王的才智和胆量,庄王亲自带兵出征,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左传·宣公四年》)。这场战争险象环生,子越向庄王射了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王军大恐,纷纷后退,庄王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君主,急中生智,对士兵们说:“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只这寥寥数语,就轻松地稳住了军心,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若敖的军队,灭了若敖全族。 从这个时候开始,庄王才算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军政大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北上称霸再无后顾之忧。 庄王另一个足以为众人所道的是他的仁义和德行。春秋时代沿袭了周朝的礼制,凡事都讲求礼义为先,战争也奉行礼仪之兵。所谓“礼仪之兵”,就是“终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但是在那个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的年代,礼仪之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现实。战场本来就是杀人和被杀的屠场,将仁义带上战场无疑是自取灭亡。“泓水之战”标志着“礼仪之兵”逐渐走向终结。但是人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为了名正言顺,春秋诸侯都习惯出兵时高举仁义大旗,以遮掩自己的真正动机,即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来。庄王被后世称为“仁义之君”,主要是因为三件大事:复陈国,受郑降,撤围宋之兵。庄王十六年,楚国出兵伐陈,杀了夏征舒,以陈为县。夏征舒是陈国臣子,弑君谋逆,想必当时庄王伐陈就是以诛杀奸臣为名。吞并陈国之后,群臣庆贺,只有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申叔时不来朝贺。庄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觉得言之有理,遂复陈国。<br/><br/>庄王十七年,围郑三月,三月,克之。郑伯是个能屈能伸的勇者,光着身子牵着羊出来拜见,声泪俱下地说道:“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这通说辞言辞恳切,郑伯身为一国国君,将自己贬得如同奴隶,打动了庄王的心。即使楚国众臣都不同意,但庄王依然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退兵三十里,与郑国订立盟约,以郑国子良为人质。同年六月,晋国挥兵前来救郑,庄王用议和麻痹晋国,然后对晋军发动猛攻,晋军内部不和,士气涣散,惨败而归,庄王霸业短时期内再无人可动摇。<br/><br/>庄王二十年,宋国杀了楚国使者,庄王大怒,派兵围郑,城中弹尽粮绝,“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情况甚惨。宋国的大夫华元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向庄王讲明实情,庄王说:“真是君子啊。”遂撤军。<br/><br/>纵观这三件仁义之事,要说庄王完全没有仁德之心是不可能的,他毕竟受西周“礼仪”的影响很深,又出于对申叔时、华元等君子贤臣的敬佩,撤军并不希奇。但作为一个有雄才远略的君主,如果不是因为有国家利益在其中,他是不会就因为“仁义”二字就放掉到嘴的肥肉的。庄王深知“不懂谦恭仁爱者,不能善始善终”的道理,他攻打郑国是因为郑背楚投晋,攻打宋国是因为宋杀楚使,又不是要像秦始皇那样统一六国,兼并周室,吞下郑宋两国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以仁义之名伐陈却吞并陈国,“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况且陈郑宋三国处于楚与北方强国相交的地界上,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开战,便会成为抵挡北方众多强国的一道屏障。就如同今日的外蒙古一般,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使尽各种手段给中国加压,让外蒙古独立,就是要在俄中两大国之间建立缓冲地带,以及分裂中国国土以削弱中国。从此之后,郑国虽然没有从名义上归入楚国版图,但实际上它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这也从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削弱晋国的目的。<br/><br/><br/><br/>二十三年,庄王崩,时年四十二岁。在他执政的这二十三年里,除奸臣、平内乱、雄霸天下,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度过。虽然连连征战给楚国乃至北方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他能够任用贤能,发展经济,使得楚国大治,也不失为一代名君。春秋五霸中也只有他能够善始善终,这与他一生都亲贤臣远小人,在胜利之后也能保持足够的清醒是分不开的。五霸之中他排第一,当无愧也。</span>
        <br/><span style="FONT-SIZE: 14px;">楚庄王(前614—前591),姓熊,名旅(又作吕、侣),楚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br/><br/>在周朝历史上,楚国本就是中原各国眼中的蛮夷之地,庄王祖先熊绎曾在西周初年被成王封为子爵。古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子爵本就地位不高,楚国国君自然是心中不服。因此在整个周朝,楚国都是时服时叛。周昭王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威胁到了周王朝在汉水以北的大小诸侯国,并且常常有意不向周朝纳供,直接挑战周王室权威。<br/><br/><br/><br/>周昭王是个有勇无谋,志大才疏的君主,与后世的崇祯皇帝有得一拼。为了树立周室权威,他对楚国进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南证。但是他在出发前并没有好好研究楚国地形,天气气候,导致三攻三败,最后一次还被用树胶粘的大船害死在汉水。这就是后来齐桓公伐楚时的三条理由之一“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春秋时各国交战都讲求兴“礼仪之兵”,凡事都要有个理由,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个“说法”,后来更出了个高举“仁义”大旗,傻得可爱的宋襄公(就是那个主持鹿下会盟闹剧和败给楚国后说敌人队还没排好不能攻击的牛人)。代表楚国去谈判的屈完没办法,只好敷衍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渚水滨。”最后,楚成王与齐桓公定下盟约。<br/><br/><br/><br/>这次楚国北进的步伐被阻,齐桓公成就霸业,楚国上下自然是心怀怨恨,后来又在晋文公时战败于城濮,使北进图谋一再受挫,在这次战役中,晋文公以当日之恩退避三舍,引兵城濮,大败楚军,楚国引以为耻。<br/><br/><br/><br/>公元613三年,楚穆王崩黜,庄王即位。自此,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br/><br/>说到楚庄王,就不得不说说他的谥号“庄”。所谓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虽然后代谥号纯属为谄媚帝王将相所设,但在先秦,谥号也从各个角度客观地浓缩了君王的一生。<br/><br/>楚庄王的“庄”字,在谥号中的意思是:兵甲亟作曰庄、叡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 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由此看来,庄王的一生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的,他的武功,在楚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br/><br/><br/><br/>庄王即位初期还不满二十岁,国内政局不稳,朝廷大臣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政治极端腐化。当时的国家大权在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以及庄王的两位老师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的手上,公子燮与子仪更是挟君主以自重,庄王毫无实权,甚至有被废掉的危险。但他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国君,甫一即位便用了一招“假痴不癫”之计,稳住了朝中权贵。他在宫中成天只想着享乐,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顾着打猎游玩,不问政事,一副昏庸君王的模样,众权贵认为他不成气候,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朝政混乱。对此庄王闭耳不闻,依然是夜夜笙歌。<br/><br/>历朝历代以来,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仕途之路染满了鲜血,在这个权利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争权夺利一旦到达颠峰,便会引发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庄王“假痴不癫”就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时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来得如此之快。<br/><br/>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晋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当时,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这些小国都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皋陶后裔时所建封国,号称“群舒”。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他们这一走,郢都就是公子燮和子仪的天下了。《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斗克曾经被秦俘虏,后来秦在有殽之战败给了晋国,楚国又有城濮之败,秦王有心与楚国交好,便放了斗克,让他回国撮合。斗克自以为对楚国有功,对这段屈辱的俘虏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国君的重用,对王室极端不满;公子燮想当令尹,但令尹之位世代都是由若敖氏一族的人担当,他的希望落了空,自然也是对王室及子孔恨得咬牙切齿。两人一合计,就决定乘此机会犯上作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但他派出的刺客太无能,只得“不克而还”。<br/><br/>在官场上,要么大家一团和气,如果要陷害就得往死里整,如果不走运没有整死对方,那么对方将会用十倍、百倍,乃至千倍的阴毒计策来报复。公子燮和斗克当然明白这一点,一听说没有害死子孔,吓得脸都白了。当时若敖氏权倾朝野,树大根深,公子燮和斗克知道没有胜算,便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公元前613年八月,两人挟持着庄王出逃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原本他们在郢都还可以以国君的名义对付子孔二人,现在这一逃,而且还以国君为人质逃走,根本就是把自己推到了悬崖上。朝野上下顿时全情激愤,二人成了众矢之的。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设计诱杀公子燮和斗克,平定了“二子之乱”。在史书里对戢梨与叔麇是如何诱杀公子燮和斗克,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他们的确做得非常漂亮,没有留下任何隐患,为楚庄王扫清了霸业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br/><br/>关于“二子之乱”,《左传》里丝毫没有提到庄王的任何卓越表现,似乎在这场震惊天下的政变中,庄王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但从后面庄王在争霸和振兴楚国的一系列的表现来看,庄王又绝不会是个任人宰割,而不会还手的软骨头。因此,在这场政治斗争所引发的叛乱里,庄王应当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子孔、潘崇的“伐舒蓼”,刺客的“不克而還”,公子燮和斗克的“挟王出逃”,戢梨与叔麇的诱杀之计,这一系列的巧合都应该有庄王的部署在内,只是为了麻痹众人,庄王表面上仍然暂时饰演了一个昏庸君主的角色。对那依然无法看清真相,只认为庄王无能的朝廷大臣,只能叹一句“庄王非在梦中,尔等在梦中矣。”<br/><br/>按理说经过这次之后庄王应当真正掌权治理国家了,但是放眼朝中,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他并不知道。潘崇等人从成王时代开始就不是很忠诚,庄王的祖父成王当年想要废掉“蜂目而豺声”的太子商臣,潘崇是商臣的太傅,就问商臣说:“能事之乎?”商臣说:“不能。”又问:“能亡去之乎?”商臣答:“不能。”又问:“能行大事乎?”商臣眼睛一亮,说:“能!”<br/><br/>后来,商臣果然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死了成王,自立为穆王。可以说商臣的大逆行为就是潘崇教唆的,如今潘崇等人大权在握,庄王不能不防。所以他只能继续他的“假痴不癫”,整整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善恶忠奸一一浮出水面。<br/><br/>就在正直的大臣为楚国的将来而担忧的时候,那些惯于谄媚,察言观色的小人更是认为巴结庄王,出人头地的时机到了,有个名叫刘须的大夫便是其中之一,因其善于溜须拍马,人们称他为“溜须大夫”。他为庄王献上两位绝世美人郑姬和越女,庄王不动声色,装作很高兴,说:“刘须,我心之腹、贤臣也!”刘须大喜,在朝中肆无忌惮,贪赃枉法。一时间朝廷上下邪风盛行,民间怨声载道。贤臣纷纷晋见,劝说庄王励精图治。庄王当然知道忠奸未辩,自己的戏就得继续演下去,便在宫门口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有敢谏者死无赦。<br/><br/>这下子还真唬住了不少人,不过也有不怕死的,一个叫伍举的大夫入宫晋见,看见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心想这也太不想话了,便说:“愿有进隐。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明白他的意思,但又觉得这个臣子太没有血性了,你要进谏就进谏,猜什么谜,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以后怎么帮我铲除权贵,治理天下,争夺霸业?不过这个伍举怎么说也算是个忠臣,不能不给面子,就暗示他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一鸣惊人”的故事,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出处,世代都有所争议。它最早出自与《韩非子·喻老》,“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在《史记·楚世家》中,更是对这个故事做了详细的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里,《滑稽列传》又说道:“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由此看来,一鸣惊人的又变成齐威王了。为何两个不同的时代会出现同样的故事?连说的话,打的比喻都一模一样?要说是历史的巧合又未免太过牵强,不可能巧合到这种地步。想来应当是张冠李戴了,历史典故张冠李戴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子》成书较《史记》要早,《史记》中关于楚庄王“一鸣惊人”的记载应来源于此,但齐威王的故事却不见于先秦,照此看来,齐戴楚冠的可能性相当大,况且这个故事《左传》并无记载,说明诛杀臣子的规模不会很大,《韩非子》中“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的记载也较《史记》中“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可信。<br/><br/>“一鸣惊人”的故事后,众大臣想这下子你总该勤于政务了吧。谁知庄王“居数月,淫益甚”。他不仅不改,还变本加厉。大夫苏从一看坐不住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肚子里没有那么多的城府(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看出了庄王的意图,故意进谏,投其所好),冲到庄王的面前直言不讳地数落他的过错。庄王装做不高兴的样子,说:“若不闻令乎?”这句话的下一句可能就是“拖出去斩了”,但苏从正色道:“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庄王一听大喜,连忙抓住他的衣袖,说:“我找的就是你啊。”两人促膝长谈,议论国事。从此之后庄王“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庄王用这招“假痴不癫”顺利地除去权贵,分辨忠奸,真可谓一石二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王位,相比较之下,后来的孙膑比起他都要稍逊一筹,也不愧他“霸主”之名。说到庄王,有一件事情是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震惊天下的“楚王问鼎”。庄王一鸣惊人后,因其任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实行改革,修明政治,发展生产,扩充军伍,国力大盛。他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了他的称霸之路。庄王四年,灭庸,庄王六年,伐宋,庄王八年,伐陆浑(今河南少嵩县北)戎,“观兵于周郊”。他的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当时名义上的天子周王室。周定王慌了手脚,连忙派王孙满去犒劳楚王。楚王这时已经被接连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问起了九鼎的大小来。自大禹铸造九鼎以来,这九个大鼎就成为了王权的象征。诸侯只能有七鼎,大小也不一样,楚王问鼎就是在觊觎周王室的天子之位。王孙满是个能言善辩的能臣,便说:“在德不在鼎。”庄王还没听出个中深意,自满地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就是我们国家的兵器折下来就可能铸造九个鼎了,以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还当不了天子吗?王孙满回答说:“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就是周成王当年占卜过,我们周王室有七百年的基业,三十位君主,现在我们的气数还没尽,你撼动不了王室。你要是仗着武力强攻,你就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鼎的大小不是你应该问的。庄王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就觉察出自己实在是太冲动了。春秋时各国普遍信奉鬼神,特别是楚国,巫风盛行,从《离骚》、《国殇》、《山鬼》等世代相传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一听周王室有神明守护,自然是不敢造次;周王室是当时的天子,是君,庄王是臣,臣夺君位就是犯上作乱,势必会遗臭万年,庄王自己也不想留下千古骂名。况且当时北方有诸多强国,如秦、晋、齐等,齐国“尊王攘夷”,很大程度上就是“攘”的楚国。如果他真的灭掉周王室,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北方众强国将会联合起来,以勤王的名义,一起南下对付楚国,楚国就会面临多线作战的危险,况且战线拉得如此之长,即使有再大的根基,也经不起折腾。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实力灭亡周室,只得退兵。庄王九年,这位集聚文韬武略的君王面临他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前面就已经说过,相当于丞相的令尹一职世代都是由若敖氏一族的人担任。若敖氏是熊姓的分支,春秋初期的楚国君王熊仪号称若敖,他的儿子斗伯即以若敖为氏,经几代之后便成为在楚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姓,权倾朝野。庄王韬光养晦,假痴不癫,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防若敖一族。庄王掌权之后,立刻就任命若敖氏的政敌贾氏为工正(古代官职,管理百工),分了若敖氏的权。庄王九年的时候,若敖氏的子杨,子越两人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楚国军政大权。这个子越是个野心家,一心想着除掉贾氏,废除打压若敖势力的庄王。《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载,其伯父子文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预言他会导致灭族大祸,言辞恳切地对子越的父亲子良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心疼儿子,道:“不可。”子文身在官场,深知楚国政治,知道功高盖主,大祸将至,临死前召集全部族人,道:“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大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了子文确实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庄王北伐,问鼎中原,贾氏与若敖氏的权利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工正蒍贾罗织罪名,在庄王面前告了令尹子杨一状。庄王正愁找不到机会向若敖氏下手,就坡上驴地免了子杨的官职,赐他一死。子杨死后,庄王任命子越为令尹,蒍贾为司马。《周礼·夏官司马》载:“乃立夏官司马,使师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证明司马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官员,相当于汉代的大将军。庄王的这项任命,等于是夺了若敖氏的军权。子越生性凶残,对贾氏和庄王极度不满,“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尞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左传·宣公四年》)完全不把庄王放在眼里。庄王没想到他真敢犯上作乱,而且动作还这么快,于是决定采用缓兵之计,要求用三王之子(楚文王、成王、穆王子孙)为人质,向子越妥协。子越狂傲以极,断然拒绝,其实他自己也知道,既然已经发兵攻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好走了,“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左传·宣公四年》)此时灭掉了庄王,不过是像赵盾那样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而已,如果不灭,庄王迟早都会反攻,到时候连生存都不可能,还谈什么名誉。但是他小看了庄王的才智和胆量,庄王亲自带兵出征,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左传·宣公四年》)。这场战争险象环生,子越向庄王射了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王军大恐,纷纷后退,庄王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君主,急中生智,对士兵们说:“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只这寥寥数语,就轻松地稳住了军心,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若敖的军队,灭了若敖全族。 从这个时候开始,庄王才算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军政大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北上称霸再无后顾之忧。 庄王另一个足以为众人所道的是他的仁义和德行。春秋时代沿袭了周朝的礼制,凡事都讲求礼义为先,战争也奉行礼仪之兵。所谓“礼仪之兵”,就是“终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但是在那个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的年代,礼仪之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现实。战场本来就是杀人和被杀的屠场,将仁义带上战场无疑是自取灭亡。“泓水之战”标志着“礼仪之兵”逐渐走向终结。但是人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为了名正言顺,春秋诸侯都习惯出兵时高举仁义大旗,以遮掩自己的真正动机,即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来。庄王被后世称为“仁义之君”,主要是因为三件大事:复陈国,受郑降,撤围宋之兵。庄王十六年,楚国出兵伐陈,杀了夏征舒,以陈为县。夏征舒是陈国臣子,弑君谋逆,想必当时庄王伐陈就是以诛杀奸臣为名。吞并陈国之后,群臣庆贺,只有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申叔时不来朝贺。庄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觉得言之有理,遂复陈国。<br/><br/>庄王十七年,围郑三月,三月,克之。郑伯是个能屈能伸的勇者,光着身子牵着羊出来拜见,声泪俱下地说道:“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这通说辞言辞恳切,郑伯身为一国国君,将自己贬得如同奴隶,打动了庄王的心。即使楚国众臣都不同意,但庄王依然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退兵三十里,与郑国订立盟约,以郑国子良为人质。同年六月,晋国挥兵前来救郑,庄王用议和麻痹晋国,然后对晋军发动猛攻,晋军内部不和,士气涣散,惨败而归,庄王霸业短时期内再无人可动摇。<br/><br/>庄王二十年,宋国杀了楚国使者,庄王大怒,派兵围郑,城中弹尽粮绝,“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情况甚惨。宋国的大夫华元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向庄王讲明实情,庄王说:“真是君子啊。”遂撤军。<br/><br/>纵观这三件仁义之事,要说庄王完全没有仁德之心是不可能的,他毕竟受西周“礼仪”的影响很深,又出于对申叔时、华元等君子贤臣的敬佩,撤军并不希奇。但作为一个有雄才远略的君主,如果不是因为有国家利益在其中,他是不会就因为“仁义”二字就放掉到嘴的肥肉的。庄王深知“不懂谦恭仁爱者,不能善始善终”的道理,他攻打郑国是因为郑背楚投晋,攻打宋国是因为宋杀楚使,又不是要像秦始皇那样统一六国,兼并周室,吞下郑宋两国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以仁义之名伐陈却吞并陈国,“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况且陈郑宋三国处于楚与北方强国相交的地界上,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开战,便会成为抵挡北方众多强国的一道屏障。就如同今日的外蒙古一般,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使尽各种手段给中国加压,让外蒙古独立,就是要在俄中两大国之间建立缓冲地带,以及分裂中国国土以削弱中国。从此之后,郑国虽然没有从名义上归入楚国版图,但实际上它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这也从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削弱晋国的目的。<br/><br/><br/><br/>二十三年,庄王崩,时年四十二岁。在他执政的这二十三年里,除奸臣、平内乱、雄霸天下,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度过。虽然连连征战给楚国乃至北方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他能够任用贤能,发展经济,使得楚国大治,也不失为一代名君。春秋五霸中也只有他能够善始善终,这与他一生都亲贤臣远小人,在胜利之后也能保持足够的清醒是分不开的。五霸之中他排第一,当无愧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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