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伊斯兰正在成为世界潜在的最大威胁-超级军网

首先声明，本文既不是对穆斯林的诋毁，也不是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十字军的歌功颂德。应该说，我对两者都是批判的立场。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的对抗，可以说是‘兄弟之争’。两者的文明渊源同在中东。宗教经文中有大半完全相同。可以说是同一个宗教体系内两个流派的斗争。西方文明‘精神面’的遗传因子来自犹太哲学为基础的天主、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世俗面’遗传因子来自古希腊、罗马世界。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来自于日耳曼民族等后进民族的躁动力。对民主的强调（选出国王的以色列人是背叛了上帝的逆子）、对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构建、盲目的自我优越感（自认为唯一的上帝选民），都可以从古犹太文明中找到渊源。自古以来，以色列的神就是只服务于以色列民族的神。后来发生一件事，就是耶稣的出现：耶稣自认为是以色列宗教的真神，但是却被以色列民族宣判了死刑。这个新生的宗教团体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在新一代使徒的‘创意’下，将以色列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体系，向其他民族开放。另一个偶然的因素，是罗马大帝国正好在这个时间段崩溃。两个偶然因素，使得原本源自以色列这个封闭民族‘小农意识’的宗教，传播到整个欧洲地区。（由此不难理解西方世界对犹太教的憎恶：最丑陋的就是猴子，因为猴子最类似人类自身。对于完全不同的种类人类是好奇而珍惜的，只有对与自己类似的东西才最憎恶）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成为西方攫取全球霸权的基础工具，美国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事件的作用下，成为引领整个西方世界的‘带头人’，也就成为‘世界犹太教’的最大宗主国。危急时刻，再差劲的领导人也比没有领导人要强。所以认为欧洲能够完全与美国对抗，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现象。在经过不断的战乱和离散之后，穆罕穆德将犹太教与自己的军事化征服思想相结合创办的伊斯兰教，整合了中东地区，并且创生了另一个广泛存在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上。一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逐渐丧失了自身进步的动力，丧失了源自生产与创造的经济能力，日益走上掠夺和征服的道路。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保持自己‘至少不从目前的位置退后’，只能越来越依赖罗马化的世俗因子，即‘帝国化’。《星球大战》系列中的恐惧不是来自于对异族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于西方民众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恐惧。问题是，作为第一名，除了排名下降，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另一方面，美国所选择的（全球）战略突破口，又恰恰与一直处于沉寂中的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还记得，伊斯兰教是穆罕穆德出于军事征服而创立的宗教，其中的大量教条都是为了军事征服而服务的。当然，伊斯兰教本身不能脱离中东人民的日常经济过程。而中东地区的商务传统，又决定了其中必然有‘民主’的因素。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已经难以克服其本性中血腥残暴的一面（因为‘I NEED MORE! MORE!’），从而拉开了罗马帝国化-即世俗化的进程的序幕，这同时意味着对基督精神的否定（耶稣是以爱称义的）。可以形象地说，现在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披着‘爱’的宗教外衣的战神。这个战神的内心是对自身死亡（即在全球地位的下降）的恐惧，展露出血腥残暴的罗马帝国嘴脸，同时又把基督教（即‘向全球传播民主的福音’）作为自己的外皮。这个怪异的东西本质上是自我矛盾、表里不一的。西方人以‘爱’的宗教的名义（民主），行起了掠夺的私欲的实。耶稣已经又一次成为了替罪羊。这孩子大概是命中注定就要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这个‘唐吉柯德’冲向一个风车：一个希望在世俗商业社会中苟且偷生的文明（绝大多数今天的阿拉伯领袖都热切的希望‘富有而且安宁’），但是仍然将伊斯兰教作为文明的根系维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文明基础，将这个基础也摧毁的话，阿拉伯人将是一团散沙）。西方的战神不断殴打中东的商人，而他忘记了，这个长着商人面孔的中东，其文明根底恰恰也是一部‘战争宗教’。中东的这个实体恰恰也是一个自我矛盾，表里不一的存在之物。沙特王室的息事宁人，阿联酋的贪财逐利都是表面的假象。在这个假象的根底，则是一个一无所有，无所惧怕的紧紧攥着石头的男人。在西方极度愚蠢的持续刺激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伊斯兰文明中反省与‘民主’的因素被全面扼杀，直到血腥的滋味彻底唤醒伊斯兰文明自身内部的军事征服欲。翻译成通俗的新闻标题，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伴随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没有选择，如果他们不殴打中东，自身就要崩溃。而施暴的必然结果，则是催生一个全球的军事化文明，一个政教合一的缺少人性关怀的文明的复兴。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西方世界是一个老妇，来日无多。而伊斯兰文明则少年初长成，有朝一日倘若征服全球，则人类这个可怜而可悲可叹的物种的命运，将在宇宙中大大地画一个问号……正是由于伊斯兰文明‘复兴’，到处蔓延的潜在可能性，及其在西方为了一时私欲而愚蠢的施暴而不断酝酿膨胀，才使得人类的未来如此堪忧：也许某一天，我们的口号就是焚毁一切文明成果，并且杀死不信教的邻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本质上，这两个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们都缺乏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作为人类，缺乏这种能力的种族将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西方文明的底色既不是民主更不是人权，而是 掠夺 。伊斯兰文明的真相既不是商业也不是宽容，而是 征服 。这样子的两位爷凑到一起，后果可想而知。这个小小行星上，目前看只有东方的儒家文明（及其隐性遗传因子‘道’），和源自南亚的佛教文明，具有与他人，即使是自己不喜欢，不认同的人，共同生活的遗传因子。但从目前看，佛教文明难以承担整合全球的重任。在这个多事之秋，也许，如何保证我们自身不因为西方刻毒的老妇和中东野蛮成性的少年之间的战争而导致全球的毁灭，是最重要的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9 9:05:19编辑过]

首先声明，本文既不是对穆斯林的诋毁，也不是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十字军的歌功颂德。应该说，我对两者都是批判的立场。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的对抗，可以说是‘兄弟之争’。两者的文明渊源同在中东。宗教经文中有大半完全相同。可以说是同一个宗教体系内两个流派的斗争。西方文明‘精神面’的遗传因子来自犹太哲学为基础的天主、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世俗面’遗传因子来自古希腊、罗马世界。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来自于日耳曼民族等后进民族的躁动力。对民主的强调（选出国王的以色列人是背叛了上帝的逆子）、对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构建、盲目的自我优越感（自认为唯一的上帝选民），都可以从古犹太文明中找到渊源。自古以来，以色列的神就是只服务于以色列民族的神。后来发生一件事，就是耶稣的出现：耶稣自认为是以色列宗教的真神，但是却被以色列民族宣判了死刑。这个新生的宗教团体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在新一代使徒的‘创意’下，将以色列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体系，向其他民族开放。另一个偶然的因素，是罗马大帝国正好在这个时间段崩溃。两个偶然因素，使得原本源自以色列这个封闭民族‘小农意识’的宗教，传播到整个欧洲地区。（由此不难理解西方世界对犹太教的憎恶：最丑陋的就是猴子，因为猴子最类似人类自身。对于完全不同的种类人类是好奇而珍惜的，只有对与自己类似的东西才最憎恶）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成为西方攫取全球霸权的基础工具，美国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事件的作用下，成为引领整个西方世界的‘带头人’，也就成为‘世界犹太教’的最大宗主国。危急时刻，再差劲的领导人也比没有领导人要强。所以认为欧洲能够完全与美国对抗，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现象。在经过不断的战乱和离散之后，穆罕穆德将犹太教与自己的军事化征服思想相结合创办的伊斯兰教，整合了中东地区，并且创生了另一个广泛存在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上。一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逐渐丧失了自身进步的动力，丧失了源自生产与创造的经济能力，日益走上掠夺和征服的道路。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保持自己‘至少不从目前的位置退后’，只能越来越依赖罗马化的世俗因子，即‘帝国化’。《星球大战》系列中的恐惧不是来自于对异族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于西方民众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恐惧。问题是，作为第一名，除了排名下降，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另一方面，美国所选择的（全球）战略突破口，又恰恰与一直处于沉寂中的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还记得，伊斯兰教是穆罕穆德出于军事征服而创立的宗教，其中的大量教条都是为了军事征服而服务的。当然，伊斯兰教本身不能脱离中东人民的日常经济过程。而中东地区的商务传统，又决定了其中必然有‘民主’的因素。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已经难以克服其本性中血腥残暴的一面（因为‘I NEED MORE! MORE!’），从而拉开了罗马帝国化-即世俗化的进程的序幕，这同时意味着对基督精神的否定（耶稣是以爱称义的）。可以形象地说，现在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披着‘爱’的宗教外衣的战神。这个战神的内心是对自身死亡（即在全球地位的下降）的恐惧，展露出血腥残暴的罗马帝国嘴脸，同时又把基督教（即‘向全球传播民主的福音’）作为自己的外皮。这个怪异的东西本质上是自我矛盾、表里不一的。西方人以‘爱’的宗教的名义（民主），行起了掠夺的私欲的实。耶稣已经又一次成为了替罪羊。这孩子大概是命中注定就要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这个‘唐吉柯德’冲向一个风车：一个希望在世俗商业社会中苟且偷生的文明（绝大多数今天的阿拉伯领袖都热切的希望‘富有而且安宁’），但是仍然将伊斯兰教作为文明的根系维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文明基础，将这个基础也摧毁的话，阿拉伯人将是一团散沙）。西方的战神不断殴打中东的商人，而他忘记了，这个长着商人面孔的中东，其文明根底恰恰也是一部‘战争宗教’。中东的这个实体恰恰也是一个自我矛盾，表里不一的存在之物。沙特王室的息事宁人，阿联酋的贪财逐利都是表面的假象。在这个假象的根底，则是一个一无所有，无所惧怕的紧紧攥着石头的男人。在西方极度愚蠢的持续刺激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伊斯兰文明中反省与‘民主’的因素被全面扼杀，直到血腥的滋味彻底唤醒伊斯兰文明自身内部的军事征服欲。翻译成通俗的新闻标题，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伴随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没有选择，如果他们不殴打中东，自身就要崩溃。而施暴的必然结果，则是催生一个全球的军事化文明，一个政教合一的缺少人性关怀的文明的复兴。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西方世界是一个老妇，来日无多。而伊斯兰文明则少年初长成，有朝一日倘若征服全球，则人类这个可怜而可悲可叹的物种的命运，将在宇宙中大大地画一个问号……正是由于伊斯兰文明‘复兴’，到处蔓延的潜在可能性，及其在西方为了一时私欲而愚蠢的施暴而不断酝酿膨胀，才使得人类的未来如此堪忧：也许某一天，我们的口号就是焚毁一切文明成果，并且杀死不信教的邻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本质上，这两个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们都缺乏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作为人类，缺乏这种能力的种族将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西方文明的底色既不是民主更不是人权，而是 掠夺 。伊斯兰文明的真相既不是商业也不是宽容，而是 征服 。这样子的两位爷凑到一起，后果可想而知。这个小小行星上，目前看只有东方的儒家文明（及其隐性遗传因子‘道’），和源自南亚的佛教文明，具有与他人，即使是自己不喜欢，不认同的人，共同生活的遗传因子。但从目前看，佛教文明难以承担整合全球的重任。在这个多事之秋，也许，如何保证我们自身不因为西方刻毒的老妇和中东野蛮成性的少年之间的战争而导致全球的毁灭，是最重要的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9 9:05:19编辑过]

标题起的很夺人耳目啊

美国和犹太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

粪青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

[此贴子已经被新侨联委员于2006-7-29 13:18:13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quallgzy在2006-7-29 12:15:00的发言： 禁止双弓已经成为本论坛最大威胁我已经懒得对LZ类的犹太狗进行批驳了,犹太狗从诞生之日起手上就沾着血,屠杀光迦南人之后恬着脸说以色列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土地,可以说之后的巴比伦之囚和流浪史完全是报应.伊斯兰教是有很多问题,但LZ是在乱扣屎盆子,LZ说伊斯兰教主要是靠武力扩散的,那么我就跟你探讨探讨.伊斯兰教有几次大规模的扩散,一次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实是入侵阿拉伯的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还有一次是蒙古入侵阿拉伯后,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带突厥血统)入侵印度,伊斯兰教从此进入南亚.相比犹太人的自诩上帝子民,对迦南人进行屠杀,恐怕是温柔多了 </div>同意

刚看到有朋友的帖子问：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什么意思。结合这篇帖子谈谈我的观点： 上文中，对于以色列，我并没有爱护之意，对于伊斯兰，也没有憎恶之情。所谈论者，乃是一个物质世界中可能发生的现象而已。作为一个自然物理过程而谈论的。楼上的两位朋友，则是先存有爱憎之心，再听闻他人之言。所以，原本一篇对社会现象的谈论，就被你们两位赋予了‘爱、憎’的意味。你们的头脑里已经先存了‘以色列的不义坏于伊斯兰的专制’，所以读起上文来，自然是感到我在为以色列辩护。所以你们的评论，实际上是针对你们幻想中的对手。我可并没有与你们意见不同的地方喔……以色列又不是我的母族，美国倘若彻底帝国化对我们也没有好处，我为他们辩护做什么。前文谈到过，美以这个轴心虽然‘邪恶’，但是经过约500年的能量释放，已是‘老妇’。虽刻毒，未必能长久作恶于人间。伊斯兰令人不放心的地方有三：其教义中存在专权专制的根，其在西方持续刺激下，反省精神不断被削弱，其存在日后全球蔓延的可能性。我关心的是未来，未来将出现什么样的现象。所以针对未来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一方作了猜测。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猜想。希望抛砖引玉而已。西方虽然式微，倘若成功实现经济文化变革，也可能就不再是老妇，而重新成为悍妇也未可知。 回到开始：人民最宝贵，但只有不断认识客观规律，服务于人民，才是真正的珍视人民。所以，虽然尊爱民众，但不能让这种爱影响到对客观存在的这个现象世界的观察和判断。否则，就是一个被幻觉所主宰的人，最终也是会误国误民的。春秋无义战。国家民族之间博弈，本就是利益为先，都是为了自己的民众能生活得更好。以色列强调自己的生存权，美国强调自己的领导权，我们中国强调自己的发展权。所以前文，是一个不带个人主观色彩（虽然包含有很大个人猜测的成分）的讨论贴，只是说明了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文明的没落和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及这个过程中可能对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两位楼上的朋友，那就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读的了。他们先已经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自然越读越生气。其实他们是生自己一个幻觉的气，我的文字中何曾有半点为以色列开脱之意。正因为他们 ‘不以百姓为刍狗’，才产生了带有很强倾向性的意见。在一篇立场中立的文章中也能经由自我幻觉产生误解。这样就很难展开客观、理性的交流和讨论了。带着强烈的个人倾向性，就很难面对客观规律。作为结果，实际上是不能（真正）为人民创造利益的。禅宗中说，见性成佛，和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根本意思差不多。能见性，则不偏。不偏则为中。中不是指好好先生，而是说不被自己的偏执所扭曲。对于圣人（关心天下福祉的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对民众的关爱，最危险的莫过于被这种关爱而扭曲自己对客观时局的判断。所以，圣人之为圣人，既要心存关爱，又要能不为爱意所误导，能本心自照，心地要象优质的镜子，不扭曲外界的形象，不要象哈哈镜，把外界的形象都扭曲了。具体到本文，不要拿自己心里的爱憎来强加于偶这篇不带爱憎的文字上。[em07]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mmmwww在2006-7-29 17:45:00的发言： 楼上的两位朋友，则是先存有爱憎之心，再听闻他人之言。所以，原本一篇对社会现象的谈论，就被你们两位赋予了‘爱、憎’的意味。你们的头脑里已经先存了‘以色列的不义坏于伊斯兰的专制’，所以读起上文来，自然是感到我在为以色列辩护。</div>你要看看禁止双弓的发言才明白啊

伊斯兰和西方的十字军都不是好东西!!!

我看这个世界拳头大的`才是正义的化身!

伊斯兰和基督徒咬的火热,我们佛教国家应该抓紧这空发展自己才是.瞎操什么心.

文明的冲突给了我们发展的宝贵机遇，我们对策应该是：不参与，不靠边，抓紧时间赶快发展！

　　亨廷顿曾经在中国被批驳的一无是处，但是实际上呢？他对西方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把握得惊人的准确，我们在注重国家、经济、军事力量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统一的文化思维对于国家政策、国家意志的影响！利用这个时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伟大复兴，有重大的意义！

逢美必反吗,有不是一年了!

亨庭顿的预测，是惊人的准确。不但在中国，就是在美国，他的同胞群起而攻击之。驳斥他文明冲突论耸人听闻的教授如过江之鲫。　　911事实证明，亨庭顿是正确的。　　可惜我们很多学者没有认真阅读懂亨庭顿的预言，从而做出高明的预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新侨联委员在2006-7-29 23:14:00的发言： 　　亨庭顿的预测，是惊人的准确。不但在中国，就是在美国，他的同胞群起而攻击之。驳斥他文明冲突论耸人听闻的教授如过江之鲫。　　911事实证明，亨庭顿是正确的。　　可惜我们很多学者没有认真阅读懂亨庭顿的预言，从而做出高明的预测。</div>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哪能找到他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著作？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abcbuzhiming在2006-7-29 23:20:00的发言：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哪能找到他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著作？</div>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div class="readf">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加赞扬。</div>书下载:<a href="http://www.ebook007.com/down/xueshu04/wenmingdechongt.html">http://www.ebook007.com/down/xueshu04/wenmingdechongt.html</a><a href="http://www.cg163.net/sorthtm/d.aspid%3D34481.htm">http://www.cg163.net/sorthtm/d.aspid%3D34481.htm</a>

亨廷顿：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陈昌升　    和塞缪尔·亨廷顿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十六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至于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就不必多言了。单是在中国，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就洋洋大观。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他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为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在课堂上，亨廷顿不会没完没了地讲课，他总是要留出许多时间来进行讨论，认真倾听学生们的发言。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尊严。而军人，出于其职业的考虑，总是假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非理性和暴力冲突的永久性。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表达，因为他们视安全为天经地义；军人强调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然而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很少担心过外敌的威胁。国家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并非因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明智的政策，而只不过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罢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保护这些制度的动力与要求，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很难扎下根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根据情况的需要穿上又脱下军装，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军队与平民的分别，美国的宪法也没有特意强调平民对政府的控制。诚然，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亚当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美国面临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围，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在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现实主义以及对外干涉有所抬头，但是随着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义孤立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队一直规模很小，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没有扮演过太重要的角色。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因为它的中层军官们敢于做出大胆的决定，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捍卫自由社会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事实上，保守主义正是从古代统治社会的军事精英阶层中生长出来的。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十九世纪欧洲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使得各个阶层背景的人都能够晋升军衔，从而撼动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等级制的基础。然而在美国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威胁，因此军队反而变得相对孤立并逐渐培养起一种贵族精英气质。而自由社会越是指责军队，军队就会变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因此美国在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对旧大陆列强的争斗超然事外，俨然一个世界事务的孤岛。亨廷顿相信，造成美国难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伟大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也造就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种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削减军费，一方面又不时要求采取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在这里，亨廷顿看到了他所珍视的美国自由主义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消解军队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持续膨胀的要求也可能使军方借机坐大，最终导致自由社会的倾覆。但是，尽管美国自由社会与军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微妙关系，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办法在于界定军方的职责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军队以及军方提出的建议严格地控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因此，军人只有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应建议使用武力。如果他要为其他原因而战，包括人道主义原因，那么命令必须要来自文官领导。当时杜鲁门就为美国带来了这样一种新的秩序：在国内行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中行保守主义。而达成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平衡因素是企业界，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美国企业家认为国际贸易与多边条约比权力政治更为重要。在这里，亨廷顿明显受到了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影响，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商业和平主义的观点。　　《士兵与国家》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迎接它的是一片批评与责难之声。甚至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政府学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许多同事也对这本书多有微词。1958年，哈佛大学停止续聘亨廷顿，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哈佛大学也没有续聘他)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直到四年以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科学界的明日之星，于是邀请这两人重回哈佛。布热津斯基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成为那里的终身教授。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他于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这篇报告在解密之后，其主要内容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针对约翰逊政府关于南越政府控制下的人口已经由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的说法，亨廷顿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多数越南人究竟支持谁，这样的问题只对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才有意义，越南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威结构，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里，谁能提供这样一个起码的结构，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利用越南人的宗教和家族权威结构来对抗越南共产党，而不应当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美国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在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忠于某些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然而，这些制度、组织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启蒙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本身又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并非由贫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却更加稳定。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之一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困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亨廷顿研究的一个重点。他指出，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产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问题。然而，腐败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无论如何，在否定旧体制上，腐败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那些贿赂警察的人要比那些捣毁警察局的人更加认同现有的司法体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并最终带来进步。与此同时，亨廷顿也承认现代化与腐败容易引起民众清教徒式的反应。后来伊朗革命的爆发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判断。　　亨廷顿对于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颇有创意。他认为美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革命热情。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非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本地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斗争，而只不过是一场移民与母国的斗争。亨廷顿当然不喜欢革命，他认为革命残酷无情。一旦革命爆发，持续的经济匮乏就成了确保革命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要对付革命政权，用经济封锁的手段只能适得其反。“革命政权可能会被富裕搞垮，但它们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亨廷顿对改革的看法也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乐观。“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大革命总是随着改革而来，而并非由停滞和压迫引起的。”这是因为在不发达社会当中，改革的特征并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而是迅速和突然，后者也正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改革的计划一旦泄露，势必激起那些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改革者只能秘密操作，从一个议题跳向另一个议题，而成功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社会内部信息的隔绝上。　　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让自己站在道义的上风，从而削弱对手，而不应当承担从内部改造不发达社会的义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亨廷顿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机会。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顿的谋划。此外，他还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对美苏关系作了总体性地评估，虽然当时苏联扩张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他们在仔细对比了美苏在武器生产、情报搜集、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实力之后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必定赢得冷战。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两年以及整个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间，这些建议都变成了现实。　　在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新回到了校园，此时他的目光暂时从国外收回到国内，开始反思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独出心裁。亨廷顿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这在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当中并非什么新鲜东西，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十七世纪中期内战时期的英国、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新教徒大觉醒时期的北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都曾见证了这种“信念激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虽然经历了性解放和毒品泛滥，但是六十年代的抗议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些清教徒，他们对美国的制度不再能体现美国的理想而感到愤懑。对于美国的创建者们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之中正义必将最终战胜邪恶。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美国信念”落到政治层面表现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又与欧洲政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赞成“强大的国家”，而在美国，左派和右派都主张对政府权力限制。如果说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则抛弃了意识形态而祭起了道德主义的大旗。这种信念激情用一种无法企及的标准去要求政府和社会，因此它迟早会消退，并被庸碌无为的保守主义取代。尽管如此，亨廷顿还是认为这种信念激情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通过用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的高标准要求官员和制度，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定的进化而不必进行革命。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美国下一个信念激情期的主题将会是什么?“目前看来权力已经成为全球一体性的东西了，因此下一次信念激情的爆发也许会针对一体化的资本主义霸权。”看看今日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也许这个老头子又说对了!　　如果说亨廷顿从价值观层面探索政治问题的努力始于《美国政治》，那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无疑是这一探索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关于这本著作，评介的书籍、文章早已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澄清的。批评家们往往指责亨廷顿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以文明来为国际政治划线过于空疏，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与斗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仅仅十几年以前，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朗和伊拉克还打得你死我活。还有人指出，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基本的行为体仍将是国家而不会是文明。其实，亨廷顿早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中就阐明了他对理论的看法：一个学者要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就必须进行某种概括，理论的作用不在于解释一切事实，而在于它能够比其他理论更好的解释某些事实。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解释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在书中说得明白，他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笔者无意为亨廷顿和他的“文明的冲突”范式作辩护，事实上，我倒真希望这一范式被现实证伪，被新范式超越。但无论如何，亨廷顿作为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从亨廷顿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来看，他表现了一位学者的很多宝贵品质：从不盲目追逐学术的“热点”，敢于去碰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麻烦的理论“钉子”。他的十几本著作告诉人们，一个稳定的学术席位不应该用来换取个人的声望和利益，而应用来自由地表达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大胆创见，从而为学术进步做出贡献。　　在“9·11”事件后，作为“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的亨廷顿相当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目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这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亨廷顿一定还记得自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下的话：“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在我看来，亨廷顿在“9·11”事件之后的表态恐怕多半是迫于“政治上正确”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这倒也真难为他了!　　其实，对于亨廷顿的批评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驳倒乃至摒弃“文明的冲突”这一范式，而在于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范式。亨廷顿1993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标题里的追问：“不是文明(的冲突)，又是什么?”注定将长久地萦绕在那些关心世界事务人们的心头。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abcbuzhiming在2006-7-29 23:20:00的发言：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哪能找到他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著作？</div>　　这个人很出名的，我国已经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的，二十多块一本，很多地方都能买到，盗版也很多，多找找肯定找得到。

顶！改天去看一下

呵呵，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论把中国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并列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新侨联委员在2006-7-29 22:41:00的发言： 　　文明的冲突给了我们发展的宝贵机遇，我们对策应该是：不参与，不靠边，抓紧时间赶快发展！</div>有道理!还要防止某一方想把中国拖下水.

亨廷顿的著作绝对值得一读!

文明的冲突？我也买了一本看过，不过我对这个观点此持保留态度，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中，跟美国交好的国家占大多数，别忘记在911以前谁是美国主要的遏制对象文明的冲突我认为只是表象，根源还是利益的冲突。就好象十字军一样，打着圣战口号，骨子里还是为了土地跟金钱而已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REALIST在2006-7-29 20:39:00的发言： 伊斯兰和基督徒咬的火热,我们佛教国家应该抓紧这空发展自己才是.瞎操什么心.</div>说得好，不过确切的说，我们不是佛教国家而是西方人所说的“儒教”国家。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quallgzy在2006-7-29 12:15:00的发言： 禁止双弓已经成为本论坛最大威胁我已经懒得对LZ进行批驳了,犹太从诞生之日起手上就沾着血,屠杀光迦南人之后恬着脸说以色列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土地,可以说之后的巴比伦之囚和流浪史完全是报应.伊斯兰教是有很多问题,但LZ是在乱扣帽子,LZ说伊斯兰教主要是靠武力扩散的,那么我就跟你探讨探讨.伊斯兰教有几次大规模的扩散,一次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实是入侵阿拉伯的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还有一次是蒙古入侵阿拉伯后,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带突厥血统)入侵印度,伊斯兰教从此进入南亚.相比犹太人的自诩上帝子民,对迦南人进行屠杀,恐怕是温柔多了——请注意文明发言 </div>人类在最早的时候不都是以消灭其他种族或部落男人，奸光女人为目标的吗以现在的文明准则要求过去的古人可笑而以古人的罪行为现代进化文明中开倒车的血腥行为辩解可耻有的民族，有的宗教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伴随着动荡和不安，以及针对平民的血腥，甚至它还不屑掩盖，反而判定被害者是由于不信仰它而获罪，这是毒瘤！看看唐朝前信仰佛教的新疆地区，留下多少美好的传说和文化．多么丰富多采．再看看某宗教入侵后的新疆吧，充满着什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1 12:29:37编辑过]

美帝越反越恐！

我认为伊斯兰教应该走世俗化道路，我们只持伊朗，当并不代表认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楼上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

同意樓主的見解

总感觉伊斯兰人性格有点变态的,特别是我国的跟我们汉人总是交流不来.对汉人老是敌意,真是有病!![em01]

有人开始转而挑拨国内民族矛盾了

七世纪初，麦加人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的冥想中创立伊斯兰教，随即以蓬勃的活力蔓延于阿拉伯半岛，遍及半个世界。波斯、巴基斯坦、印度相继由佛教之国变为“清真之国”，
     伊斯兰教信奉安拉为唯一之神,认为除了安拉再没有神，反对信多神、拜偶像，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顺从”。顺从安拉旨意的人，即“顺从者”，阿拉伯语叫“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在中国，穆斯林也称安拉为“胡大”或“真主”。穆斯林都相信穆罕默德是“先知”，是“安拉的使者”，是奉安拉之命向人类传布伊斯兰教的。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高宗皇帝于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曾在京城长安接见阿拉伯政教合一国家的首领——哈里发派来中国的使节；来使谈及本国建立的经过、社会风习和宗教信仰,故中国学者一般均认为这一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伊斯兰教的教义：
     伊斯兰教教派众多，教义复杂。但是其信仰原则却非常简单：一个真主，一个最后的先知。真主，阿拉伯文叫“安拉”、我国穆斯林成为“胡大”、“真主”，他是一位造物神，并具有至高无上的品性。
信使者；有六位使者与安拉紧密相连，即六大使者。他们是
 阿丹安拉的朋友；努哈安拉的预言家；易卜拉欣　安拉的至交；穆萨安拉的代言人；尔萨安拉的灵气；穆罕默德安拉的使者。在这六大使者中，穆罕默德负有最为特殊的使命。他是最后的、最伟大的使者。
 信天使：天使是安拉创造的，为了派遣他们传播安拉的启示，记录人们的行为。
 信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的源泉，是穆斯林精神的灵感、慰籍的源泉。《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完美无缺的经典。
 信“前定”：伊斯兰教认为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安拉的意志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前定”。
 西域的伊斯兰教派：传入西域的伊斯兰教派只要是逊尼派、苏菲派、什叶派。
 逊尼派是西域人数最多的一个伊斯兰教派，信仰《古兰经》和《圣训》。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宣传神秘的爱、泛神论和神智论思想，提倡内心的修炼。苏菲派无视礼拜，认为只有经过苦苦修行，经历多种阶段，才能达到人神合一的最高境界。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派别，什叶一词原意为“派别”，什叶派不承认奥斯曼等人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崇拜伊玛木的陵墓。
     公元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已沿丝绸之路传人喀什，喀喇汗王朝将它作为国教。14世纪上半叶，由秃黑鲁帖木尔将它传人天山以北的察合台蒙古人之中。到16世纪至17世纪时，已经传遍全新疆。现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等少数民族，均信仰这一宗教．

看了题目都不想看下去了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quallgzy在2006-7-31 12:28:00的发言： 连历史都不清楚,就敢开口说话,犹太狗的言论真是可笑去查查伊斯兰教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吧,"某宗教入侵后的新疆",真是可笑的言论.你该明白,是先有民族入侵,再有信仰伊斯兰教.举个例子,突厥人侵略成性,他们入侵中东征服阿拉伯后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你却把责任都推到宗教上面去,犹太狗多么无耻+可笑 </div>你不过一法西斯而已．唐朝的时候没有穆斯林吗？穆斯林政教合一的性质就决定了他们的民族行为与政府行为完全融合．你说我不懂历史，不过是你在狡辩．这位纳粹大哥，我想问你现在还有多少穆斯林地区把古兰经当最高法典的？把穆斯林的宗教和世俗割裂开，你也真有本事．中东现在真正的世俗政权只有一个，就是黎巴嫩．其余的都是教合一．你有点知识没有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1 17:29:33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quallgzy在2006-7-31 17:25:00的发言： 简直放屁,埃及和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世界的老大从来就是最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国家,犹太狗都象你这么没文化? </div>哈哈，埃及？他的萨达特是怎么死的？他敢真正的分离吗？他在穆斯林联盟内部是什么地位．至于伊拉克，你承认美国人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吗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电脑坏不好在2006-7-31 17:30:00的发言： 哈哈，埃及？他的萨达特是怎么死的？他敢真正的分离吗？他在穆斯林联盟内部是什么地位．至于伊拉克，你承认美国人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吗</div>犹太狗没文化就是没文化,萨达特的死根本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埃及从纳赛尔开始就是政教分离的政权,你可以骂它不民主(不过以色列自己也和南非搅和在一起呢),但是你说它政教合一就是错误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quallgzy在2006-7-31 17:25:00的发言： 简直放屁,埃及和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世界的老大从来就是最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国家,犹太狗都象你这么没文化?我就仇视犹太人怎么着,难道你还能把我定罪不成?纳粹党员拉贝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还能保护平民,某些犹太狗连纳粹都不如 </div>当然不能定你的罪包括你满嘴喷[em36]，我都不能把你怎么样看看穆斯林和支持穆斯林的人吧，都是什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