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5 18:54:13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二，社会公平上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怀疑，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了质疑。最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公开表态，表示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并不表明社会上的这些怀疑就此解除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以回答。 第三，我们党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第四，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要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综合国力、财政实力都得到一定提高，但是很多问题只能逐步解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人认为社会公平不足，特别是不够公正。这就提出我们应该树立和坚持什么样的公正观的问题。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讨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提法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刚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经济是高效分配资源的一种机制，资源配置效益反映为要素贡献，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对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因此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鼓励沿海先富起来，这是大局；在世纪之交，沿海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但在同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妨碍着市场体制建立，同时也不公平，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不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而这里所说的公平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即结果的公平。 现在一般的分析，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指结果公平，是不是比较武断呢，我们从相关时期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一种公平指向。党的十五大就效率、公平问题进一步展开，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显然，这些文献里的公平都是指从按劳分配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相对合理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近几十年来影响比较大的是库兹涅茨假说。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195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发展)公平(收入分配)之间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未经证明。库兹涅茨假说引起世界范围激烈的争论。除了这个假说是真是伪的争论之外，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收入分配如何才能随着发展得到改善的讨论。在讨论中公平的概念进一步得到细分，分成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公平和效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一致，但是有几点是共同的、有共识的:市场经济对收入分配是有正作用的；必须注重增长，没有增长，也就没有再分配的基础；要维护市场的自由、劳动力流动，它们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围绕起点和过程实行公平的政策，从而改善结果的公平；这些都是共识性的。就该假说的真伪问题，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的统计验证工作，有的举出反例，比如说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持续得到改善，但多数发达国家发展历史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变化还是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的。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效率与公平相互关系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要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提出来的，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不大相同。从提出它的背景以及所使用的公平概念比较窄的内涵来看，也就是仅就因效率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而言，这个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的，也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几年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大大前进了，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深化了，情况也复杂了，参与分配的不仅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实际上还有身份、权力等等。而且，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研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收入分配现状做具体的分析。 三、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分析 第一，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但是我们从城乡分别来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也就是城乡作为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把城乡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状况相对于城乡比较普遍的拉开收入差距，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的状态对比，冲击力要小些，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也要小。总之，我们基尼系数较大，但是冲击力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 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拉开到这么大的差距，比起经过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
第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
第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所谓过程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人的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等就属于过程的不公平。在进入市场的机会上的不平等很多是与规则的设定和对规则的把握有关的。总体上看，规则设立很严，执行偏松，对裁量权的把握又因人而异。前者如人们要办一个企业，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个体户都要很高的初始门槛；不必要地设立行政许可，创造寻租的机会。后者如审批和审判，在裁量权把握的尺度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关系和财富挂钩的现象，这就使得进入市场机会不平等，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而且这种裁量权的把握往往和腐败相连，引起更多的不满。 第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人民群众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对公共管理“错位”和“越位”造成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深为不满。进一步地，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第六，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公平，人们的天赋和潜力很难发展为创造力，较大比例地转为失业和社会救济，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异过大也有一定关系。每单位GDP的增长所能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之内是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减少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 四、特别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追求高质量的公平增长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和效率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对效率的激励。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与因效率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平不易区分，难怪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然，以否定改革为目的的那些质疑者另当别论。因此，要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不是此消彼长，优先与兼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致力经济增长在激发每个人创造力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必须以追求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为重点，为注重社会公平的工作着力点。 近年来，在国际上对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有共识。2000年坎博 (Ravi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二，社会公平上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怀疑，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了质疑。最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公开表态，表示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并不表明社会上的这些怀疑就此解除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以回答。 第三，我们党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第四，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要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综合国力、财政实力都得到一定提高，但是很多问题只能逐步解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人认为社会公平不足，特别是不够公正。这就提出我们应该树立和坚持什么样的公正观的问题。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讨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提法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刚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经济是高效分配资源的一种机制，资源配置效益反映为要素贡献，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对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因此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鼓励沿海先富起来，这是大局；在世纪之交，沿海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但在同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妨碍着市场体制建立，同时也不公平，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不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而这里所说的公平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即结果的公平。 现在一般的分析，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指结果公平，是不是比较武断呢，我们从相关时期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一种公平指向。党的十五大就效率、公平问题进一步展开，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显然，这些文献里的公平都是指从按劳分配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相对合理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近几十年来影响比较大的是库兹涅茨假说。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195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效率(发展)公平(收入分配)之间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未经证明。库兹涅茨假说引起世界范围激烈的争论。除了这个假说是真是伪的争论之外，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收入分配如何才能随着发展得到改善的讨论。在讨论中公平的概念进一步得到细分，分成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公平和效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一致，但是有几点是共同的、有共识的:市场经济对收入分配是有正作用的；必须注重增长，没有增长，也就没有再分配的基础；要维护市场的自由、劳动力流动，它们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围绕起点和过程实行公平的政策，从而改善结果的公平；这些都是共识性的。就该假说的真伪问题，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的统计验证工作，有的举出反例，比如说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持续得到改善，但多数发达国家发展历史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变化还是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的。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效率与公平相互关系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要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提出来的，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不大相同。从提出它的背景以及所使用的公平概念比较窄的内涵来看，也就是仅就因效率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而言，这个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的，也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几年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大大前进了，人们对公平的认识深化了，情况也复杂了，参与分配的不仅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实际上还有身份、权力等等。而且，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研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收入分配现状做具体的分析。 三、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分析 第一，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但是我们从城乡分别来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也就是城乡作为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把城乡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状况相对于城乡比较普遍的拉开收入差距，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的状态对比，冲击力要小些，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也要小。总之，我们基尼系数较大，但是冲击力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 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拉开到这么大的差距，比起经过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
第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
第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所谓过程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人的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等就属于过程的不公平。在进入市场的机会上的不平等很多是与规则的设定和对规则的把握有关的。总体上看，规则设立很严，执行偏松，对裁量权的把握又因人而异。前者如人们要办一个企业，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个体户都要很高的初始门槛；不必要地设立行政许可，创造寻租的机会。后者如审批和审判，在裁量权把握的尺度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关系和财富挂钩的现象，这就使得进入市场机会不平等，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而且这种裁量权的把握往往和腐败相连，引起更多的不满。 第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人民群众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对公共管理“错位”和“越位”造成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深为不满。进一步地，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第六，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公平，人们的天赋和潜力很难发展为创造力，较大比例地转为失业和社会救济，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异过大也有一定关系。每单位GDP的增长所能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之内是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减少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 四、特别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追求高质量的公平增长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和效率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对效率的激励。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与因效率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平不易区分，难怪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然，以否定改革为目的的那些质疑者另当别论。因此，要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不是此消彼长，优先与兼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致力经济增长在激发每个人创造力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必须以追求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为重点，为注重社会公平的工作着力点。 近年来，在国际上对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有共识。2000年坎博 (R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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